三

姐姐串联回来，给我讲了许多的新鲜事。
她变得很神气，胸前别着毛 像章，腰间束皮带，肩上挎着黄书包，包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像个英姿飒爽的冒牌女兵（那时候，不管男孩儿女孩儿都这身打扮）。母亲临出门前给她带十元钱，她近一个月时间只花几角钱，并买回两枚小小圆圆的毛 纪念章送给我和妹妹。姐姐说要把像章戴在胸前心脏跳动的地方，这样才表示自己最最虔诚。我将姐姐的礼物别在胸前，挺着胸脯转了一圈，还专门拐到春节家去炫耀一番。很快就像泄气的皮球，乘兴而去败兴而归，除个别比我小的孩子流着鼻涕投来羡慕的一瞥，没任何人注意我的煞费苦心。人家春节早有纪念章了，比我的大，背景也好看，是个大红太阳，闪闪发光。哪像我的纪念章里什么背景都没有，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头像。再说春节有军帽、皮带和红卫兵袖章配套，人显得既神气活现又威风凛凛，威武得很。我表面上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内心里却嫉妒得不行，嘴上又不好说什么，只能憋气加窝火走人！
母亲问起姐姐路上的情况，姐姐说你们不写信叫我回来，我也不去其它地方串联了。
为什么？
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一路上的罪遭不起。
火车上人实在太挤了，以致于上下车都不能走车门，全靠钻窗口，人像罐头盒里的沙丁鱼一样一条挤着一条，彼此毫无空隙。列车超员严重，每节车厢都超载一倍以上的人，两人的车座上挤三个人，三人的车座上挤五个人。过道上、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塞满人，车厢连接处和走廊就更不用说了，连厕所和餐车都挤得满满的，动也动不得。更要命的是列车不停地误点，一误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本来从齐齐哈尔驶抵北京的快车正点时间是二十四小时，她一来一回都走四十八小时。车上没吃没喝，误在大站还能买到东西对付一顿，误在小站就自认倒霉了。最叫女孩子难堪的是列车行驶途中无法大小便。男孩子憋不住还好说，拉开车窗就往外尿，根本顾不得羞耻了，女孩子们难为情，说什么也得憋到列车进站才方便一下。好不容易下车时也提心吊胆，怕火车随时开走。女孩子们不敢远离站台去找厕所，只能围成一圈轮番蹲下来解手。车厢里又热又脏，空气污浊，令人作呕。姐姐无论白天晚上都汗水涔涔，手帕都拧出水来，渴得嘴上冒起大泡也不敢喝水，怕喝过水后又上厕所。经过两天两夜的煎熬，终于抵达首都，个个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看来免费旅游的滋味并不见得多么好受！
姐姐告诉我们，她串联最大的收获是受到毛 的接见，亲眼见到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当她谈到毛 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齐声喊起“毛 万岁！”全沉浸在这一幸福的时刻之中了。姐姐说，红卫兵接待站告诉他们毛 决定接见的那天下午，红小将们都激动得夜不能寐，恨不得立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领袖的检阅，坐在大地铺上唱起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歌声此起彼伏，一曲高过一曲，这个战斗队唱完那个战斗队接上，一阵比一阵唱得来劲，唱得高亢，谁也不听工作人员劝告，抓紧时间休息别错过接见时间。没想到第二天天不亮他们就乘大客车出发，到长安街即下车列队步行进入天安门。被接见的红卫兵有十多万人，各支队伍长长的，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分几路缓缓接近天安门广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从王府井到天安门只一站路，姐姐却走了近四个小时。折腾一夜，大家都后悔没听劝告早早休息养精蓄锐，困得眼皮子打架，哈欠连天。姐姐困得睁不开眼睛，队伍一停站着睡过去，前面的人走动了，后面的人推起她机械地走去，脚在走着脑袋仍在昏睡不醒。等她一步一个盹地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绝大部分同学坐下就睡了过去。
下午１点，最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广场上传来阵阵歌声：“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这是渴求见到毛 的心声。姐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广场上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纪念碑上，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金水桥上，天安门观礼台上，人山人海。欢呼的声浪从前面黑压压的人群传来，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势不可挡。所有的人头都攒动着，脖子伸得比鹅还长，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竖起森林般的手臂朝天安门上欢呼：“毛 万岁！毛 万岁！毛 万万岁！”观礼台上的一对男女播音员，以无比激动的语调现场直播道：“红卫兵战友们，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 ，与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让我们欢呼吧，让我们歌唱吧，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姐姐隐约看到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下，站着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毛泽东，他正在高举起手臂，频频向红卫兵小将挥手。姐姐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把胳膊伸到头上面，顾不得哈欠连连，也跟同学们又蹦又跳着欢呼，泪水滂沱：“我们见到了毛 ！我们见到了毛 ！”她始终处在狂热的状态中，嗓子都喊哑了！
我想象着姐姐描述的激动场面，不知为什么，很像我参加过的文化宫批斗大会上的情景。广场上一片红旗的海洋，人海狂潮涌动，红卫兵小将们都举着红语录，声嘶力竭地喊着：“毛 万岁……打倒走资派！”只不过毛 是站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小将挥手，而包括母亲和一大批走资派是撅在 台上低头认罪的。我不明白毛泽东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煽动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中央、省、市几百万各级领导干部，一夜之间全部沦为阶下囚？
我无从得到答案，没有谁告诉这一切究竟为什么？

四

学校里又开始不平静了，一部分红卫兵继续进行大串联，一部分红卫兵带着学回来的经验：“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头一批就地闹革命的红卫兵，不准男人留大胡子、长鬓角、穿瘦腿裤子；不准女人穿布拉吉、烫头发、抹雪花膏。张嘴闭嘴背一句毛 语录，时刻宣传毛泽东思想。一经发现照相馆有“封、资、修”照片，咔嚓一剪子剪掉头部，有如刽子手斩去首级。取照片的顾客哭笑不得，当面说小将的行动“好得很”，出门大骂他们“缺德带冒烟，养个孩子准没屁眼！”遭殃的是那些头发天生卷曲的人，理发店不敢理发，照相馆不敢照相，遇到哪支战斗队看你头发不顺眼，摁住脑袋就剪成“电灯泡”。
革命小将贴出大字报，不管什么人，一律勒令你剃成“小平头”。据说这种发型有利于作战时徒手搏斗，敌人无法揪住你的头发。男人剃小平头倒没什么，顶多大家都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像外国人看我们一律黑眼珠、塌鼻粱、扁面孔，分不清中国人谁是谁。中国人看外国人也一律黄眼珠、大鼻子、金头发，照样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可我们能分辨出外国人是男是女，外国人却无从分辨我们是女是男。学校有不少女生剪了“小平头”，糖厂的青年女工也模仿起来，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假小子。那时候全国人民效仿解放军，有一套盖戳的军装最时髦。老式军装也颇受青睐，当过兵的人都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找出旧军装，穿在身上神气得不得了。
我的父母是老兵出身，家里却没保存下一件旧军装，令混进红卫兵文艺队的姐姐十分沮丧。我问母亲为什么没有老底？母亲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你大舅家孩子多，我和你爸爸来东北前将旧军装都寄给孩子们穿了。遗憾的是这么时髦的衣服都没留给姐姐，换回来一件该多好！母亲说你大舅家的孩子早把旧军装穿烂了，你爸爸活着的时候，他们还不断来信要你们换下的衣服。
“没有啦，也不能给啦。”我生气地说，连我都没新衣服穿，身上补丁摞补丁还支援人家。
问题是女孩子剪成“革命头”麻烦不断，“文革”中女性的特征都不能显露，否则会有革命动机不纯的倾向。女人不能臀部过大，腰太细，穿高跟鞋，连乳房大了都是罪过，最好让胸脯平坦得能跑大卡车才算真正的美丽。女孩子们都煞费苦心地束胸、收臀、穿解放鞋，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变得和男孩子一样虎虎有生气，以免引起注意。总而言之要变得雄性十足，即战斗性革命性十足。可是她们在街上一走，擦肩而过，就使不少无产阶级男性险些犯了流氓错误。有时候男人们逛街急于上厕所，见有假小子进去毫不犹豫跟进去，没等解开裤腰带就听吱哇尖叫：“来人啊，抓流氓！”搞得出身好的男性造反派也措手不急，刚张口辩两句，又招来一阵阵怒骂，反而把自己也弄糊涂了，急忙提着裤子仓皇逃离是非之地，宁肯随地大小便也不敢轻易进厕所，从而大大破坏了公共卫生。

五

我的伙伴彬子天生就像混血儿，黄眼珠，大波浪卷毛头发，要不怎么给他起个绰号叫“猫眼”呢。后来郭春节当兵临走之前，小伙伴们决定到街里的“雪原”照相馆拍张合影留念。那一天有我、春节、彬子、朋久，还有一个绰号叫赵和尚的同学。彬子倒挺幸运，没碰到街上巡逻的红卫兵被剃成秃子。可一走进“雪原”照相馆就碰了一鼻子灰，照相馆经理指着彬子脑袋上的卷毛连连摇头，说什么也不给拍照片。彬子一再辩解说：“我生下来头发就这样的，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经理毫不客气地轰我们出去，还牢骚不断：“谁管你天不天生的，我要真照，红卫兵还不把照相馆给砸啦，你们也不替我想想！”五个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门外，彬子更是一脸惭愧，埋怨自己的头发长得不好，害得大家连个合影都没照上！春节似有醒悟地一拍大腿：
“什么他妈这个那个不给照，老子不正是响当当的红卫兵吗，回去造他的反！”
春节的一句话提醒小伙伴们，真是人肩膀上长出猪脑袋，晕了头，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决定杀他个回马枪。那年月，人人都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可我的蓝裤子白衬衣和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胳膊上也没有红袖章，一看就是个“响当当”的走资派狗崽子。并且怀着深深的原罪感，有一种自虐的激情，根本没法儿也不敢充当红小将。幸而并不是什么难事，彬子帮我出个主意：
“那好办，你把裤腰带解下来，扎在腰间。”
“裤子怎么办？”我为难地说。
“你不会用手提着。”
我一手提着裤子跟在他们后面，袖子挽到胳膊肘上，雄赳赳排成一列再次杀回“雪原”照相馆。经理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怎么又来捣乱，还有完没完！”话音未落，春节、朋久和赵和尚抄起椅子板凳砸向橱窗，玻璃哗啦啦碎裂开来，飞迸四溅。原来造反只是一念之差，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胡闹一通就是了，这种感觉过去怎么从来没有？街道上也有维持秩序的警察，他们只是看着，没有任何表示。离这不远的一个街口上，有几个红袖章站着看大字报，再往前走，还有别的人，并不过来管闲事。
“我要喊红卫兵……”经理急了，倒退两步大叫。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春节抬起胳膊，把红袖章送到他鼻子尖前。“不用你请，我们就到了。”
看样经理也不是个善茬子，不甘示弱地问出一连串为什么？其间特别扫了我一眼，分明在暗示我们是一支杂牌军：
“你们是哪的红卫兵？”
“白土地的。”春节回答。
“什么组织？”
“‘横扫千军如卷席’战斗队！”
“刚才还没有？”
“就是现在成立的，专造你们的反，”赵和尚解下腰间的皮带抡向空中威胁，“怎么，不服吗？”
“我们可是‘雪原’照相馆，你们凭啥破坏公家财产？”
经理的眼里闪着恐惧，却不服气地加重“雪原”两个字。据说写《林海雪原》的作家夫人“小白鸽”，曾在这儿照过相，他们的业务才如此红火！
“这里面有‘封、资、修’的东西。《林海雪原》是株大毒草，早就被打倒批臭了，你还抱着‘小白鸽’的臭脚不放，摆她的相片招揽顾客，想替她翻案。”春节越说越气，又举起椅子砸向柜台。“仅凭这一条你就罪该万死，我们红卫兵就是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我不得不佩服春节联想丰富，这明明是八杆子也打不到的事，他却双手掐腰理直气壮。不过这只是心里的感想，并没有说出口来。直到彬子从后面捅了下我的腰眼，我才勉强忍住没笑出声。
“别砸，别砸啦，不就照张相吗，我们照，照！”经理把住春节的胳膊，眼珠一转又问。“红卫兵小将们，明明是你们贴的布告，不许拍卷头发的相片，现在为什么又允许啦？”
这个为什么终于问住春节，他转向大家以目光求援，我们都大眼瞪小眼，小眼眨巴眼，内心里一时起了动摇，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北京的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最近要拍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在全国范围内选演员，你还不知道吧？”还是朋久来得快，煞有介事道。“我们这位小将要去扮演美国兵，所以才留卷毛，耽误演出是要负责的，就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提起革命样板戏经理就耷拉脑袋了，仿佛做错事情被我们抓住把柄，小小的事情变成了大事。这可是江青亲自抓的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绝对不能乱开玩笑，借他个胆子也不敢耽误，要经得起政治的考验，在时代的大潮中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啊。朋久编的瞎话极妙，有鼻子有眼，跟真事似的，不由对方不相信。于是乎，经理表示坚决支持红小将的革命行动，马上将“雪原”改成“奇袭”照相馆。他分文不收地给我们照过合影，还给彬子单独拍两张照片，说这是“奇袭”照相馆的极大光荣，要摆在橱窗里做永远的留念！
一走出照相馆的大门，我们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好悬没笑破肚子。我乐得喘不上气，连裤子都掉了下来。

卷一 《白土地》第二部 老子反动儿混蛋 第六章 北大荒，我心中花的草原


一

齐齐哈尔的新鲜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红卫兵战斗队走上街头，叱咤风云，威风八面。他们大搞红海洋，毛泽东思想一片红；大搞“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伟大领袖毛 的活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某某战斗队的大旗往交通岗旁一插，即表示他们建起一道卡子，可以肆无忌惮地盘查过往行人。红卫兵逢人必对一段语录，对不上来的行人不能通行，上一边待着想去，什么时候对上什么时候再走。荒唐多了也就不觉得荒唐，有些对不上语录的人只能绕道通行。革命小将对公共汽车也不放过，司机照样得对过语录才能通行，车上的乘客不敢惹麻烦，都鸦雀无声地等待司机通过“考试”。司机早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一般都能对得上来，若个别红卫兵出难题，售票员准会对出一串语录出面解围，使车上的乘客如释重负，皆大欢喜。
爱打扮的女人成为重点盘查的对象。
造反派审查的标准非常严格，看到女人脸上涂脂抹粉，身穿布拉吉，手戴戒指，准扣上一顶资本家后代的帽子，说你身上有资产阶级倾向，勒令你回家换过衣服才能出门。我百思不解的是红卫兵为什么不许人家穿高跟鞋和瘦腿裤？一经发现高跟鞋立马扒下鞋子，用钳子卸下后跟才放人家过关。对付瘦腿裤的办法更简单，拿起空酒瓶往裤腿里一塞，塞不进去即把裤管撕成拖布条条。
我在群英楼商店门口亲眼见到一支红卫兵战斗队截住一个穿瘦腿裤的姑娘，从裤角一直撕裂到胯部，搞得姑娘裸露出两条白皙的大腿捂着脸哭着跑去。围观的孩子们哈哈大笑，大人们则敢怒不敢言。我岁数小，没见过真正的资本家，也没见过资产阶级的阔小姐是什么样子，我想那些资产阶级一定穿戴得可笑。男人留大胡子，长头发，穿瘦腿裤，屁股蛋绷得紧紧的。女人涂脂抹粉，穿大花布拉吉，高跟鞋，都和漫画上的刘少奇夫人一个模样。我恍然大悟，原来分辨敌我矛盾的办法易如反掌，只要看一眼对方的穿戴，就能判断出他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否则为什么不许老百姓学他们的装束，一经发现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反过头一想又有些糊涂，我的母亲和理叔叔他们这代人从没穿过瘦腿裤和布拉吉，怎么也成了阶级敌人呢？
造反派时兴“小平头”，当然要区别于走资派。
糖厂的大批判会上又有个新内容，牛鬼蛇神不老实就给他剃“鬼头”。
所谓剃“鬼头”，就是当场拿出剪子摁住批判对象的脑袋，隔一指宽的头发剪去一溜儿，剃出白一道黑一道的垄沟沟。搞得脑袋被狗啃过似的，人不人鬼不鬼，使你时刻处于灵魂的惊悸之中。你要是不服气，有的是惩罚的办法，立即剪去另一半头发，美其名曰“阴阳”头。党委书记冯燕川头一回被剃过“鬼头”，赌气回家剪成秃头，还刮净了脸上的胡子。造反派火了，认为冯叔叔有意抵抗文化大革命，打得他一个星期下不了炕。并警告其他走资派再敢擅自剃头，不把脑袋夹在两腿之间，服服帖帖━━冯燕川就是“好榜样”！牛鬼蛇神无不处于恐怖之中，都在祈求自己能幸免于难。但他们在造反派的眼里没有一个老老实实认过罪，没多少日子，鬼队的人全被剃成了“鬼头”。
我的母亲也没能幸免，齐耳的短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害得她每次出门都低着脑袋贴着胡同的墙壁匆匆来去，以避开人们的目光。后来母亲找把剪子对着镜子修理半天头发，无奈地自嘲：“剪成‘鬼头’不要紧，没挨打比什么都强！”也不知母亲从哪儿弄到一顶女工的工作帽，无论上班下班都把头发塞进帽子里，我都快忘记她原来的发型是什么样子。好在牛鬼蛇神无一例外都被剔成鬼头，在群丑当中她也不觉得自己丑了。
我迫不得已，开始适应新的形势，认真背诵毛 语录。
无论你是什么人，开口说话必须先背一段语录，否则就是对毛 的不忠。背不出语录，连商店的售货员都不卖给你东西。这样的怪事并不奇怪，可怜的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也得由儿孙教几条语录背来背去，要不然连青菜都买不回来。那时候糖厂大院里还没有副食品商店，要买什么肉呀蛋呀，非得去五里路之遥的黄沙滩副食品商店。我后院邻居吕大姨老两口没儿没女，吕大姨夫又整天上班抽不出时间去买东西，吕大姨每月必须去黄沙滩商店买凭票供应的四两肉。卖肉的售货员问她：
“要斗私批修。买多少？”
吕大姨也只会背这一句：
“要斗私批修。割八两，要肥的。”
“兴无灭资。你不能重复。”
“要斗私批修。我就会这一条。”
“为人民服务。有规定，对不出来不能卖给你。”
“要斗私批修。”吕大姨急了，央求道。“别的我忘了，你就行行好，卖给我吧。”
“继续革命。不行，这是原则，老太太，想起来再来买吧。”
“要斗私批修。家离这儿远，我这么大岁数跑一趟不容易。”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一位，买多少？”
这是没有回旋余地的事情，售货员不再理睬她。吕大姨碰一鼻子灰，只得回家了。那点儿凭票供应的肉也不能不买呀，老伴儿又会骂她屁大的事都办不好，待在家里白吃饭。吕大姨让邻居蒋姨家上小学的柱子教她背一段新语录，再返回黄沙滩商店去买肉。她老人家没等走到商店门口，心情一紧张，又把准备好的语录忘得干干净净。后来吕大姨想买菜时就带着柱子，等他对完语录自己再说买什么东西。
能背几段语录就是通行证，你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因为兜里还有用水耗子挣来的一元钱，我和彬子想去市里买鱼钩，乘２路无轨电车从造纸厂一直坐到第一百货商店，买过鱼钩又转回家，一分钱都没花！我俩白乘车的办法非常简单，上车后就大声背诵一段语录。“伟大领袖毛 教导我们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字就在其中了。’”售票员和司机都不敢让我们买票，怕扣上一顶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破和立，只是个孩子气的鬼把戏，车上的乘客也搞不清如此深奥的哲理。汽车走过一站又一站，我们背过一段又一段，唯恐一没动静售票员撵我们下车。快到终点站的时候，我和彬子终于都没词儿了，想得脑袋疼也背不出哪怕任何一条语录，眼瞅着女售票员一脸讥笑走向我们，扬起手来撵我们下车了。彬子急得挠起后脑勺，关键时刻放开嗓门唱起时下流行的革命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尽管我们只会唱两三句歌词，女售票员却收住脚步，回到座位上不敢惹我们了。一直到终点站造纸厂，我们还在反复“就是好，就是好……”其他乘客也都不满地看着我们。我看女售票员鼻子都气歪了，她肯定鄙夷我们：
“好什么，小混子，早就该滚蛋啦！”

二

姐姐的归来令我新鲜一阵，日子又流水一样趋于平淡了。
学校仍旧在停课闹革命，母亲仍旧打扫厕所，糖厂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仍旧转播着北京的实况，毛 仍旧在天安门上挥手，第五次、第六次接见大串联的红卫兵。全中国人仍旧一百遍一千遍高呼：
“毛 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家菜园里的小白菜长成大白菜，大葱的绿叶也变黄了。原先种向日葵的地方，只剩下一些干枯的杆子挺立着，从窗子里望去也没意思。你只能看见几只麻雀停在木板障子上，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人一出去它们就飞上房顶。我们一日三餐照样吃大饼子炒小白菜，大葱蘸酱油。母亲说天气变凉该准备过冬的衣服了，姐姐的个儿长得快，棉衣棉裤都越来越小，本来是准备秋天给她买新装的。表姐一连三个月都给我们寄钱，10月份却不汇款了。母亲盼望我的表姐能再帮她一下，好有买秋菜、煤和木柴的钱，我们盼来的是一封不祥的信。表姐说，我的表姐夫晨波━━他当时是华东局的一个处长，也被揪出来打成走资派，她无力帮助我们了。母亲看着来信半晌不语，刚刚得到的一点点支援又断了，她拿出一盒“经济”烟，点着一支大口吸起来。
北大荒有三大怪：“窗户纸贴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十七八的姑娘叼个大烟袋。”
我不觉得窗户纸贴在外新奇，东北的冬天地冻天寒，屋内屋外温差极大，贴在屋里的纸容易受潮、碎裂，起不到挡风遮寒的作用。贴在外面的纸就不同了，它会和窗缝冻结在一起，风吹雪打一冬天都不坏，既美观又耐用。养个孩子吊起来倒是一道东北特有的风景。糖厂凡有婴儿的家庭，炕中间的屋顶上必定钉着两个小铁环，环下用绳子挂个小船似的摇篮，婴儿躺在里面摇来晃去，大人抽空推一下摇篮，该忙什么就忙什么。有时候，我也跑到邻居家去推推摇篮，幻想着躺在里面该多有意思，一定和坐在小船里差不多，可惜没有我这么大个的摇篮！
糖厂大院的老娘儿们大都抽烟，除了老头、老太太抽烟袋锅外，中年女人一般都抽自卷的旱烟。到人家去串门，主人家的炕沿上必定有个烟笸箩，里面盛满蛤蟆头或烤烟叶，烟叶上放着一沓薄薄的卷烟纸。那是可以随便抽的（三九严寒也不例外），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盘腿坐在炕头上，叼着旱烟喷云吐雾，直至满屋的烟雾浓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才打开气窗透口气。从外面看那气窗比烟囱冒出的烟雾还猛烈。我最佩服大人的卷烟技术，觉得那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们先用指尖搓碎干烟叶，斜斜地撒在一小条卷烟纸上，卷成一支头粗尾尖的烟卷，放在手心里向下蹾蹾，轻轻拧紧里面的烟叶，再伸出舌尖舔湿纸头，拽掉烟头上的小纸阄阄，即可放在嘴角擦亮火柴叼着抽了。
唯一的区别在于男人卷的像大炮，女人卷的像铅笔。
我羡慕会卷烟和抽烟的人，那派头非常优雅，盼着自己赶快长大也有喷云吐雾的权利。我曾偷着卷过几次烟卷，怎么都卷不好，也分辨不出哪种是蛤蟆头哪种是烤烟。据说蛤蟆头烟劲凶猛，烤烟柔和。有一次我到彬子家玩，趁他家大人不在时偷偷卷成一支“大炮”，模仿着大人的姿态抽了一口，使劲将烟雾咽进肚子。这烟的味道不对头，苦涩涩辣乎乎呛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使人直想呕吐，没抽第二口就散了架子，搞得火星子到处乱飞。更糟糕的是一下被彬子的母亲碰上了，她踩灭火星，训斥我小孩子家不能玩火，不听话就告你妈去，吓得我整日忐忑不安。其实彬子的母亲是吓唬我，她很快就忘掉这件事，根本没找我的母亲告状。
我和小伙伴们那次下馆子，也抽过一支真正的“哈尔滨”牌香烟，我仍没学会抽烟，吸着也体现不出大男人的神气。春节说我是“老笨”，我把那盒香烟送给他了，对自己的不争气又羞愧又懊恼。糖厂经济宽裕的工人家属，则能买条一角五的“握手”牌香烟，或两角钱的“蝶花”牌香烟抽抽，这样一来省得费事卷了，拿着手里也潇洒。再贵些的香烟是科级以上干部们抽的，大多是“迎春”或“哈尔滨”牌香烟。夏天傍晚，女人抱着孩子叼着烟卷走出门外，三个一堆五个一伙聚在一起乘凉聊天，跟男人抽烟一样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父亲不抽烟，我过去也从没看过母亲抽烟，我想她大概嫌打扫厕所身上有味，想用烟气冲冲，才学会抽烟的吧。我看到过大人蹲在厕所里大便，嫌茅坑里的臭味刺鼻，点起一支香烟“去去味”。有许多孩子不敢在家抽烟，偷偷蹲在茅坑里吸烟，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少见多怪，仿佛是理所当然的。那个打扫厕所的赵校长每天都在外面抽烟恭候，是不是也要“去去味”？我哪里知道，母亲是孤独、愁苦才学会抽烟的。我们家在齐齐哈尔没有亲戚，三个孩子年龄小，她既当爹又当妈，碰上难事无处商量，只能闷在家里自己寻思解决的办法。日子不好过，母亲的工资不到月底就所剩无几，入不敷出，然而没有还钱的希望是不能够再借钱的，她手头紧得要命，连一家四口买青菜吃都成问题。
母亲抽了一支香烟又接上一支，在一片青色的烟雾里，苦苦琢磨出救急的点子。
她找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一样样摆在炕上：两件羊皮大衣，一件新帆布雨衣，一块苏联“波浪”牌手表，还有父亲视为宝贝的半导体收音机。母亲反复打量着衣物，完全沉浸于回忆之中，坐了很久。这都是些陪伴着母亲的遗物，是她昔日幸福的见证，都跟一去不复返的日子有着联系。母亲的目光停留在那些东西上，看到就想起以前的生活，与父亲经历的一幕幕情景一再呈现在眼前，那是母亲多么渴求的生活啊。为了这个，她在思念中忍受多少折磨和孤寂。这种思念埋藏在心底深处，长时间沉默着，却永远存在，永远抑制不住。如今，往昔的生活不过是一场梦幻，只有在记忆和悲哀的相互交替中，她才能找到安慰。然而面对冷酷的现实母亲并没有完全绝望，她的心中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孩子。我们就是她苦难的回报，一生坎坷的回报，最后的安慰，寻求解脱的办法……母亲从往事中醒来，把脸转向窗口，尚觉要卖的东西不够多。她狠狠心，又摘下自己腕上的“罗马”牌手表包进包袱里。
“妈，拿这些东西干什么？”我奇怪地问。
“能干啥，去卖。”母亲闷闷道。
“工资又花完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小孩子家哪懂这些。唉，但凡有别的办法，妈还能去寄卖商店，这都是你爸爸留下来的纪念，看着它就想起你爸爸活着时候！”
“我也去寄卖商店，带我上街玩玩。”
“别瞎搀和了，省张车票吧。”
母亲没带我去，自己去了市里的寄卖商店，结果卖掉羊皮大衣、雨衣和她的“罗马”牌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属奢侈品，寄卖商店不收。母亲最后还是犹豫了，掂量再三也没舍得卖掉父亲的“波浪”牌手表，想留给我作纪念。我们再次度过经济危机，母亲计划着用这笔钱给姐姐买一身新棉衣，交买秋菜的预付款。她预定五百公斤土豆，四百公斤萝卜，一吨煤，一百公斤木柴，这些是过冬必不可少的，再省也省不到哪里去了。

三

快过国庆节了，母亲问我们想吃什么？我抢着说想吃顿大米饭，要吃朝鲜族人种的那种大米。那时候能吃顿馒头或大米饭绝对是享受，限制供应的细粮极少，且白面是不去麸子的“全面粉”，蒸出的馒头跟荞麦面的颜色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舍不得吃细粮，一般都攒下来过年过节或招待客人。我们上顿大饼子，下顿高粱米饭，顿顿粗粮当家，孩子们早就吃够了。有什么办法呢，填饱肚子就算不错，够不够也得捏着鼻子往嗓眼里咽，不吃就得饿肚子！朝鲜屯的新稻子成熟了，每天都有朝鲜族妇女顶着米袋，挨家挨户敲门推销自产的大米。为了过节，母亲只好买黑市的高价大米。当时，这类买卖是非法的，好在大家都心照不宣。她做贼一样将朝鲜族妇女让进家里，解下腰间的围裙，蹲下身子，抓起一把雪白的大米看着成色。孩子们蹲下身子围在大人身旁，眼巴巴看着大米口袋，听着两个女人讨价还价。
“四角钱一斤，太贵了，便宜点儿么。”母亲说。
“她大婶儿，我们也是没办法，才用口粮换粗粮过日子。”朝鲜族女人婉转地说。
“我知道，谁都紧，要不能跟你讲价，三角七怎么样？”
孩子们都仰起小脸，盯着朝鲜族女人的嘴巴，心里祈祷着：“快答应吧，快答应吧，我们就要吃到喷香的大米干饭了！”
“不吧。”朝鲜族女人说。
“三角八呢，你让两分钱？”
我们的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脸涨得通红，紧张到垂下眼睛不敢看的程度，可是内心里，却抱着极大的希望。妹妹摇晃着两根小辫儿，抓起一把大米攥在手里不再松开，伸到背后，那只小拳头都颤动起来。
朝鲜族女人摇摇头。
“那我们买不起了。”母亲抓过妹妹的拳头，把她手里的大米抠出来，表示歉意。“实在不好意思，你到别家试试，看能卖点儿不。”大米从母亲的手指缝里流下来，流进口袋里，我们的心跟着往下沉，都不愿意这样想，闭上眼睛，满腔希望也随着母亲的指缝流走了。
朝鲜族女人一脸失望地收起口袋，顶在头上走出院门，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说：
“我让一分，三角九，要么？”
“不再缓口了？”
朝鲜族女人坚决地迈开脚步。
“可以，你秤吧。”母亲叫住她，下决心买了。
“要多少？”
“一斤。”
两个女人为一分钱争了半天，总算成交。经过一场艰难的谈判，我们终于秤到一斤大米，这未免使我稍稍有些失望，买得太少了，刚刚够塞牙缝的，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啊，过节啦，有好吃的喽！”孩子们把手高举过头欢呼起来。妹妹高兴的又蹦又跳，姐姐拍起巴掌。我偷着乐，板着面孔让她们觉得我是个男子汉，不像狗，给好吃的就摇尾巴。中国人过节，再穷也要做顿好东西吃以示庆祝，人家吃鱼吃肉，我们却用一斤大米庆祝国庆节。粮店的籼米和朝鲜大米没法儿比，公家供应的籼米口感不好，没有油性。朝鲜大米蒸出来像浮着一层水晶，雪白耀眼。再拌上一勺猪油，一勺白糖，我绝对心满意足，干吃米饭不用就菜比吃点心还香甜，口感好极啦！

四

春暖了，燕子从屋檐下飞出去，麻雀在枝头跳跃着。老榆树重新挂起满枝头的榆树钱，菜地里的菜苗齐刷刷长起来。姐姐在木板障子根上种了一溜儿喇叭花，细长的茎和翠绿的叶子爬满墙壁，几场春雨过后，所有的花骨朵儿都睁开眼睛笑了。白色的、淡紫色的、浅蓝色的喇叭花瓣一片片舒展开来，满院子都是花蕊吐出的淡淡清香。妹妹为了家里节省鸡饲料，整天傍晚抱着个空酒瓶，满大院路灯下抓拉拉蛄喂鸡。她够胆大的，一把能逮住两三只拉拉蛄，还咧着小嘴傻笑。妹妹特别喜欢干喂鸡的活儿，总是天亮就把小鸡放出鸡窝，天黑前鸡回窝又用砖头把鸡窝口顶上，从不嫌麻烦。我有些害怕这种会飞的大虫子，一到路灯下它们就嗡嗡飞过来，瞎了吧唧往你脸上撞，不咬人吓人一大跳。
母亲不许我看热闹，要我每天必须将五百块坯翻起来，让太阳晒到另一面，天阴下雨时再盖上油毡纸防雨，坯块干透后又忙着运回家里。从西下洼到我家有一百多米远，我每次能挑四块死沉死沉的土坯。不过挑过几个来回竟和大人们一样掌握了换肩技巧，一路行走中也能低下脑袋将扁担从左肩上转到右肩，再从右肩上换到左肩。后来我们全家都投入到紧张的运坯工作之中了，姐姐挑四块，妹妹抱两块，顶数母亲力气大能挑六块，一千块坯大家足足搬运五六天时间，土篮都压坏两三个。
仓房动工了，蒋叔叔在地基上架好门框，拉出两道细绳，让我们自己先垒房基，说待砌砖墙时再过来帮忙。吕大姨挺懂行，母亲上班时由她教我码坯。我倒上一锨稀泥摊均匀，在两道绳之间放上一块坯，压住坯与坯的界面，摁实，再闭上一只眼睛瞄瞄整个墙壁，若坯块摆歪了就用瓦刀敲直它。然后在稀泥上又垒起一层土坯，将泥浆填充在土坯之间，遇到门口就将整个坯块砍成两半，错开界面挤住门框。吕大姨对母亲夸奖我说：“这孩子真聪明，一教就会，没准长大能当泥瓦匠！”可惜我家只盖一座仓房，否则说不定我真能当一名合格的泥瓦匠呢。
日子在忙碌中过得很快，天气炎热了，小伙伴们又去养鱼池钓鱼，江边蹲宿儿了。
我心痒难挠，春节留下的四盘甩线还一次没试过。听说看养鱼池那个干部走了，池里的鱼可以随便钓，不会钓鱼的孩子一天也能钓十多斤鲫鱼。我挖土脱坯时捡了不少蚯蚓，一直养在罐头瓶里等着过钓鱼瘾，恨不能马上去游泳、钓鱼，可我是盖仓房主力没时间玩。铁南来找我蹲宿儿，我回绝了；七哥来找我抓蝈蝈，我回绝了。母亲也不允许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江边蹲宿儿了，大家都说有只老狼一直在附近转悠，前几天刚刚叼走菜社人家一头小猪，搞得糖厂家属区院里院外都人心惶惶。有人看到狼的爪印，有人听见狼嗥声，有人发现狼拉的白屎，个别的胆小鬼走夜路都吓尿裤子。有个家住南窑地的工人传得更邪乎，说他在下夜班路上亲眼见到过那只灰狼，当时老狼逮住一只吃夜草的小牛犊，正咬住小牛犊的脖子，用自己的尾巴往江边赶呢。
这样的传闻越来越多，糖厂大院的房山头上到处画满白石灰粉大圆圈，据说老狼的疑心重，会以为这是猎人下的套子就不敢进院里了。有猎枪的人都背起枪出去搜寻老狼，明利的父亲带着苏联猎狗转悠好一阵子，连个狼影都没见着。我心里憋气，有点儿恼火，母亲你何必用吓唬人的办法留我干活儿，本来我就没打算出去呀。光天化日下哪来的狼？都是吃饱撑的人闲扯淡，自己吓唬自己，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了呢！
仓房上顶的时候，吕大姨、吕大姨夫、蒋姨、蒋叔叔都过来帮忙了。蒋叔叔踩着凳子在房头架上几根檩子，铺上一层木板，木板上又铺上一层厚厚的芦苇。大家把和好的泥巴甩上房顶摊开抹平，整个房顶就上完了。新仓房与鸡窝、猪圈形成一面院墙，加上隔壁吕大姨家原有那面院墙，我们再用剩余的砖头立起一道院门，这样一来家里总算有个大院了。母亲乐了，我也乐了，姐姐妹妹乐开了花。我们乐得那么开心，虽苦中求乐，其乐也融融。我的胳膊变得粗壮，周身充满力量，也可以骄傲地向小伙伴们显示我不再是什么厂长的“公子”，而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劳动者。新仓房建成后，我们把家里的破烂和煤都堆进里面，父亲的骨灰盒原放在写字台小柜里，母亲考虑再三，取出来包在一床破被套里藏进仓房。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骨灰盒碍谁事了，犯得着掩掩藏藏，让父亲的灵魂不得安宁么？
广播和报纸上开始大肆宣传这个省升起新曙光，那个市“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糖厂进驻了军代表，学校也进驻了军代表。
在军代表的强行督促下，“炮司”派和“二九”派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化干戈为玉帛，敲锣打鼓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携起手来共同对付走资派。白土地人又聚集在操场上，大跳特跳不伦不类的“忠字舞”，欢庆糖厂大院一片红。厂革委会为使队伍纯而又纯，不许走资派跳“忠字舞”了，早请示、晚汇报鬼队也自成一体，每天必须一丝不苟地低头认罪。家属和孩子则基本上是走走形式，敬祝过“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就做鸟兽散了。
糖厂子弟学校也成立了革委会，由厂里派来个满脑袋无产阶级专政，满嘴阶级斗争的造反派当主任。我早就认识这家伙，因为他的秃脑门上没几根头发，说起话来一副公鸭嗓子，阴得很，大家背后都叫他白脸狼。别看他整天嘿嘿笑着，其实是笑里藏刀，没安好心，走资派见了他都退避三舍。这副笑脸在以后岁月中我不知还要碰到过多少次，心里很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想避都避不开。母亲说新主任是个刑满释放分子，他一来我们准没好日子过！果不其然，白脸狼刚一走马上任，阶级斗争就骤然升温，他又把“挂”着的走资派摘了下来，重新批倒斗臭。
母亲不再扫厕所了，从厂里调回来率领学校的鬼队劳动改造，每日里顶着毒日头给家属服务站种菜。因为所有的造反派都认为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改造思想，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糟粕，他们绝不能对阶级敌人手下留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稍一放松警惕就会红旗落地，江山变色！

卷一 《白土地》 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五章 救救孩子


一

又复课闹革命了。
我们班被拉到爱国菜社上劳动课，忆苦思甜。
同学们在王官迷的煽动下，与我的距离拉得更远了，我们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和两种不同的生活中，几乎达到互相不说话的程度。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外来人，处于接近真空的孤立状态，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外星人，讲一种他们不懂的语言，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有一点我明确地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同学关系已不复存在，现在是“红与黑”的关系了。
６月的田野里春意盎然，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下过一阵短促的夏季的阵雨，刚好淋湿青葱的草木，盖住了路上飞扬的尘土。上劳动课没说的，比闷在教室里舒畅多了。况且我刚刚在家干过脱大坯和大泥的活儿，拔拔草不过小菜一碟，用不着老师战地动员：“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万恶的旧社会。”我最头疼的是吃忆苦饭，为让我们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不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一定要采一大堆野菜做一顿忆苦饭吃。那年月荒唐事数不胜数，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什么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其实对我来说吃下那碗黑乎乎的野菜汤，就是吃苦和活受罪。
中午，我们班来到爱国菜社队部，列成方队面对一口大铁锅，锅台上落满一层黑压压的苍蝇，与野菜的颜色差不多少。每次吃忆苦饭前一定要唱一首革命歌曲，请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现场做报告。我记得那最后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世世代代不忘本，
永远跟党闹革命。
……

最精彩绝伦的节目是老农做报告。这位农民伯伯一脸深深的皱纹，一身补丁摞补丁衣裳，一看就是百分之百的苦出身。他倒好，一开始讲的还有谱儿，一边挥手驱赶着苍蝇一边唾沫星乱飞，说自己祖祖辈辈都是扛大活的贫雇农。地主吃香喝辣作威作福，他们却吃糠咽菜当牛当马。我总算没白认真听，从老农报告中得知“吃香喝辣”的含义了。原来他说“吃香的”是指咸菜里面放香油，“喝辣的”是指喝白酒。后来农民伯伯讲着讲着就离谱儿了，顺口联系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说过去受地主剥削过年过节还能填饱肚子，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阵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不说，还饿死不少人。没死的人都得了水肿病，脸黄的透亮，肿的像个盆子，能有一口饭吃就阿弥陀佛了！
看得出他前面讲的都是别人教的套话，心情一激动时才说的是真话。底下人都吓傻了，无不瞠目结舌，谁请这样的老农做报告肯定是居心叵测，回去不得好死，不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才怪呢！全班都吓得缩了回去，还是班主任李老师反应灵敏，磕磕巴巴打住道：
“好了……红卫兵小将们……开饭了，开饭了。”
“我说不讲吧，你们偏要我来讲，”农民伯伯登时不高兴了，把一只手高举过头。“我刚开头你就打岔，这是对贫下中农的态度问题！”
请神容易送神难。
“大爷你就饶了我们吧，”另一个老师带着哭腔央求老农，“再讲下去大家都得玩儿完。”
报告结束，我们可以动用树枝做的筷子了。
我们采的野菜叫苣荬菜，放在铁锅里煮开，撒一把咸盐，本来就黏糊糊一团，半干不稀，有些苦，有些涩，没油水就更难吃了，往下咽时直拉嗓子眼。说实话，我是狗崽子不敢不吃，害怕挨批评，只好皱起眉头龇牙咧嘴往肚子里咽，可脑子里却闪过这样的念头，忆苦饭不好吃也不扛饿。常常是没过两个小时，肚子里又饥肠辘辘了。天可怜见，那些表现积极的同学是怎么吃下一碗又一碗的。王官迷和我形成鲜明对照，还称赞“这是无产阶级最爱吃的饭菜”，是一次最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
我强迫自己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总想着他们这么做不是没有理由的，可是怎么也品不出“这是无产阶级最爱吃的饭菜”，没吃几口就恶心，直往上反胃。我羞愧地低下头，甚至怀疑自己真的变成资产阶级了？我有个百思不解的问题，老一辈打江山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他们决不会让后代吃野菜吧，肯定想吃细粮和荤菜，况且我每天只吃大饼子、高粱米，一个月配给四两肉就算改善生活，有什么本可忘？为什么我们不憧憬美好生活，而时时向后看，认为现在就是共产主义的天堂了？我天真地想，资本主义真复辟了倒也好，无产阶级肯定要发起反击的，我就可以报名参军了，做一名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战士，而不再是什么人见人讨厌的狗崽子。到那时管你走资派还是造反派，是骡子是马遛遛看，战场才是检验一切的试金石。
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战场上，相信自己会是个好战士，只好以此来安慰自己了。

二

做晚饭时，母亲知道我早请示时说了真话，有些忐忑不安，但又拿不出什么办法，证明错在公众方面。她用旧报纸引着炉火，想避开这些折磨人的想法，婉转地说：“孩子，你讲话可要注意，有些话最好不说。”
“你说什么，妈，为什么？难道我错了？”
母亲深深叹了口气，这种叹息声表明了我说的话是正确的。
“你没错，有些大人们知道的事情，你还不知道，你年纪小，现在不到说话的时候。”
“他们不让你说，我说。”从小的时候，母亲就总教育我们要说真话。特别是儿子，应该永远对母亲说真话，但母亲也应该对儿子说真话啊。我固执己见，看不出那有多大关系，觉得这样做是虚伪的（因为我说的都些最普通的道理，都是些明摆的事实，很难被谁驳倒的），喊叫起来。“我要说真话，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谁也管不着！”
“看这孩子，叫啥，有话不会好好说么。”母亲看我一眼，儿子似乎变成了陌生人，冷静地说。“打就打死犟嘴的，淹就淹死会水的，你不能‘常有理’，让你往东你偏往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该检点自己的言行。”
“不要对我说这个，我不听，为什么要说假话？”
“对你来说，固执不是一种好性格，犟眼子人也没有好下场。”
“妈你烦不烦，一磨叨就没完，你想让我咋办？”
我太激动了，听不进他的话。
“随大流儿，别人说什么你说什么，妈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听妈的没错，我要你聪明起来，照我现在告诉你的那样做。凡是可以告诉的事情，我都讲给你听，不会让你吃眼前亏的。”
“妈，你坦白从宽，你和爸爸真反过党么？就告诉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就想知道，究竟有没有这回事，现在按捺不住，直截了当提出来了。
“怎么会呢，别人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可以说我们问心无愧。”我的话使母亲感到吃惊，不过她还是迎着我的目光盯着我说。“我和你爸爸都是共产党员，打鬼子时就从没掉过队，一辈子没干违背良心的事，这一点我敢拍胸脯保证。”
“那我更要说，理直气壮说，你和爸爸都不是反党分子！”
“给我闭嘴，儿子，我要你听好。你千万长个心眼，别什么话都乱说，至少现在不许说。”
“妈你不要压迫人，要不我也造你的反。毛 教导我们：‘造反有理。’你敢不听毛 的话么？”
“这孩子，真不知道怎么说你才好……生活中完全有这种可能，有时候人人都认为那样错了，不见得就是错的！”
“妈，你别生气，嘿嘿，我闹着玩呢。”
母亲抿着嘴唇沉默了，目光里充满忧郁和担心，她想给自己解决这个难题，可是无从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总之，要想讲清不是道理的道理，非常困难。但她知道我像毛驴子，得顺毛摩挲，好言好语怎么都行，戗着毛就尥蹶子。这也是她多年教育的结果，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就这么个脾气，就倔，照东北人讥讽“认死理”的俏皮话：是山东省倔县杠子头镇顶死牛村的横毛驴，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母亲总是考虑问题的两方面，而我只考虑一方面，她的话我没听进去多少，其中的含义更没有领会。因为我没觉得说几句真话有问题，物不得其平则鸣，忍受这样不公平的指责也使我感到难受，该发生的事情必然要发生，该走的路怎么也绕不过去，何况我对。
母亲也无法驳倒自己，很难让我一下子变成善于说谎的孩子。

@大森林狼嚎 2020-12-24 14:16:26
欣赏佳作，问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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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鼓励！

新年快乐！

二

偶尔的机会，我上厕所时发现一个秘密，王官迷虽在大伙儿面前竭力称赞忆苦饭好吃，此刻却躲在茅坑旁大吐特吐。我的心里凉了半截，敢情他也觉得野菜难吃，对我们讲的没一句真话，不过是做表面文章，虚假的程度令人作呕！这无疑是一场又一场走马灯似的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强权政治道貌岸然地扭曲灵魂，致使天真无邪的小孩子都学会演戏，虚伪得可怕。一有机会登台就进入角色，凭弄虚作假捞取政治资本，异化成非人了。
救救孩子们吧，救救孩子！
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让人十分痛苦，因为你必须时时刻刻想着自己扮演的角色。我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也不想演戏，不好吃就是不好吃，顶多沉默罢了。我对母亲道出看法，她马上又变成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叫我闭嘴，继而批判我骨子里有资产阶级苗头，应该端正态度。可能她也觉得对儿子过于上纲上线，有些严厉，想了一想又说吃苣荬菜好，那是一种草药，清热祛火。我说我没病吃什么草药？母亲你也太难自圆其说了，让我一想起来就心烦。尽管母亲已是被打倒斗臭的人，仍旧虔诚地相信共产党和毛 ，要求孩子积极靠近组织，参加一切活动，主动争取思想上的进步。可是我已经不愿再去学校了，不愿和老师说话，不愿和同学们说话，每次上课，我往往要在校园里站很久，才会鼓起勇气走进教室。反正我有个老主意，凡斗争她的大会决不参加，看别人侮辱自己的母亲儿子怎么能受得了。我去上学，一宣布开批斗孙志刚的大会我马上回家，无论红卫兵头头怎样警告都置之不理。母亲说该你参加的活动还得参加，不要落在别人后面，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以免给别人落下话把儿。
“我也不是牛鬼蛇神，”我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顶撞她道。“他们大不了开除我学籍，我不想上学啦！”
“你敢，艾平。”知儿莫过母亲，她深知我耍起性子九头老牛也拉不住，骨子里怕儿子不想上学，始终希望我做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
“妈，我实在受不了‘红色恐怖’啦。”
“你懂得什么叫‘红色恐怖’？”
我咬住嘴唇，一时难以回答。
“恐怖是叫人害怕的意思，你爸爸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坏人到处迫害好人，那才叫白色恐怖。怎么信口乱说，嘴上不能没有把锁。”
我们突然都被意识到的事实吓呆住了，谁也不敢看谁。
“妈，就当我什么没说，你可别在意啊。”隔一段时间，我低低道。“可我还想问个问题，我是好人么？你是好人么？”
“废话，那还用问。”
“我为啥害怕？你为啥见造反派连头都不敢抬，这不是恐怖是什么？”
很显然，我问的正是她心里明白，嘴上却难以解释的问题。母亲一下被问住了，神色黯然：
“那也不能乱说，闭上你的嘴巴，隔墙有耳。”
“我不怕，反正我也不是走资派。”
“不能啊，我的孩子，不是也不能任性，你不看看现在的形势。”
“广播里不是整天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吗’，妈你反动！”
“不许开玩笑，妈和你谈正经事呢，再犟嘴我打你个小兔崽子。”母亲扬起巴掌吓唬道，“我教育你，也别让人家教育！”
我抱起脑袋一溜烟跑了，留下她一个人生闷气。
尽管我内心苦闷，一百个不愿意，还是听从母亲的教导参加活动。学校组织看样板戏电影《沙家浜》，母亲给三个孩子每人一角钱买票。我知道她现在只开一半工资，一角钱可买二斤茄子或三斤大头菜，是家里每天的菜金。所以实在舍不得花这钱，又怕自己主动退出队列有人说我反对革命样板戏。我像小脚女人一样磨磨蹭蹭往前走着，就要排到俱乐部大门口了，突然间急中生智蹲下身子装作系鞋带。同学们已经开始交钱买票，我捏着一角钱反复掂量着进还是不进？纸币都在手心里攥出汗水，那鞋带永远也系不好似的，等我们班同学全进去后我一溜烟逃跑了。我不敢回头，一直往家属服务站卖菜点跑，其实我不是逃避班级活动，而是在逃避我自己，生怕架不住电影的诱惑返过头去进俱乐部。我用省下来的钱买了棵大头菜，母亲诧异地问为什么没看电影？
我心里难过，淡淡说：
“大喇叭整天放样板戏，我早腻味啦！”
那一天姐姐妹妹也没看电影，根本就没有想到多花钱，都把自己省下的一角钱还给母亲。匪夷所思，我们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母亲还每月坚持留下最后一点儿钱交党费！我相信母亲，爱母亲，但对这件事心情却非常复杂。我说妈你比愚公还愚，这些你都是知道的，糖厂的党组织早就被砸烂了，连党委书记也快被打死了，你还打肿脸充胖子，交哪门子党费？有这个钱不如给儿子买支冰棍儿解解馋，何苦让我绞尽脑汁省下一张电影票呢。母亲一脸惘然，还是不准我动她的党费。仿佛她又变成以前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满腔的热血还没被冷酷的现实冻结成冰，这真是时代悲怆的生活颤音！

三

1967年7月，首都高校和机关团体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声援北京建工学院的学生进行的“揪刘绝食”行动，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糖厂俱乐部的大喇叭播出万人大会批斗刘少奇的消息，二楼办公室走廊又贴满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母亲理所当然变成学校的罪魁祸首，校革委会在俱乐部召开批斗大会，批判刘少奇在学校的代理人孙志刚及其喽啰们。我本想溜走，王官迷却说，红卫兵总部有指示，让“黑五类”子女留下来受教育，在他的挟持下，我不得不坐在最后一排连椅上面对残酷的现实了。白脸狼指挥大家唱起雄壮的《我们是毛 的红卫兵》：

我们是毛 的红卫兵，
大风大浪练本领。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切害人虫。
……

歌罢，一队雄赳赳的红卫兵从侧门走进会场，将头戴高帽、胸挂大牌子的母亲和其他老师依次押到舞台下的一排桌子上，成“喷气”式飞机状高高撅起来。如有哪个老师撅得不够标准，红卫兵小将就反剪起他的双手，令其斯文扫地，形同丧家之犬。通常大家都先背诵一段毛 语录，如：“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还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再例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正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声讨刘少奇、邓小平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最后是自由发挥，人人都大放厥词，竭力将污水泼向我的母亲。我尽可能作出坚强的样子，不向周围看。主持会议的白脸狼牵强附会上连下串，说母亲是地主恶霸还乡团头头，罪行之多罄竹难书。那个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跳出来，打掉母亲的高帽，揪起她的头发问：
“孙志刚，你是不是还乡团，想反攻倒算？”
“我不是。”母亲回答。
女教师喊起口号：
“打倒还乡团头子孙志刚！”
全场革命师生的身子都往前俯冲，伸长脖子举起拳头高呼口号，震耳欲聋。我没有举拳，也没跟着喊口号，只能忍着，在这种场合抗议根本无济于事，还不如硬扛的好。
“红卫兵小将们，我声明一点。”口号平息时母亲说，“还乡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组织，我是共产党员，贫下中农，是打还乡团的八路军。”母亲的声音由于委屈而发抖，额头上的汗水流到鼻尖上，又顺着鼻尖往下流成一条线。“事实终归是事实，我怎么能成为还乡团头子！”
会上出现一段时间冷场，正是7月的炎热天气，大家的身上都汗津津的发黏。母亲的发言很可能刺痛一些有良知的人，他们并非人人都是疯子啊，包括台上的某些造反派头头。白脸狼沉不住气了，岔开话头：
“闭上你的臭嘴，不要给自己抹粉，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孙志刚拒不低头认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一群小将扑上来拳打脚踢，母亲失去平衡从桌子上向后倒下去，头发披散开来。自从江青说“好人打坏人活该！”，批斗会上打人就合法化了，并且步步升级。母亲的声明非但没有澄清是非，反给会场上暴烈的气氛加了温。开始我还听到母亲微弱的声音：“革命小将们，毛 教导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连喊叫的声音都没有了。我闭上眼睛，心痛得要流血，两只手在膝盖间捏紧拳头强压住怒火：“千万不要忍受不住跳起来闯祸，别把这一切都砸碎。应该保存自己，不让自己发疯。”我知道母亲最怕我受刺激，才嘱咐儿子一有这种活动时赶快溜走，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睁开眼睛，发现王官迷的目光正扫向我，盯住不动了，扭过头去，看到白脸狼也把目光射向我，脸上带着明显的敌意。顷刻之间，我好像光着身子被浇过冰水，从心里往外打个冷战，我整个身子，上下每一寸地方都感到难以忍受的不自在。但这样也吓不倒我，我为他们对一个女人如此野蛮而感到愤怒和羞愧！
响起更多的口号，母亲被两个红卫兵重新拖上桌子，戴上高帽。我看到她站不住了，一缕鲜血从鼻孔里流出来，身子不停打晃，母亲不得不用双手支住膝盖才没倒下去。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要以为孙志刚是死老虎，这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必须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穷追猛打。”白脸狼仍不罢休，继续问道。“孙志刚，我问你，你是不是人？”
“不是。”母亲微弱地回答。
“是什么？”
“鬼。”
“还是什么？”
“刘少奇的徒子徒孙？”
“大点儿声。”那个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喝道。
“是徒子徒孙。”
“再交代一遍你的罪行。”
“我执行了旧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没学好毛 指示，吃透中央精神。”
“就这些吗，还有。”白脸狼提醒，“你替没替你祖师爷翻过案？”
“谁？”
“刘少奇，你不是刚刚承认过是他的徒子徒孙吗？”
“你说有就有吧，还有就是企图为刘少奇翻案……”
母亲说话的声音不小，会场上却没有人能听到完整的句子，她的声音被讨伐声浪淹没掉了。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就越多，口号声在会场上空轰鸣：“孙志刚翻案就砸烂她！”红小将们又一拥而上，母亲再次抱着脑袋滚下桌子。我无法看下去，再待一会儿人就爆炸了，这哪里是批判会？说左不成说右不成，句句是错，动辄得咎，惩罚就是目的。如果武力能改造人的灵魂，那还要什么思想斗争，统统把人拉上刑场枪毙该多省事！我怎么也不明白是什么驱使他们失去理智、丧尽天良、禽兽不如的？噬血成性的狼吃人前还讲“狼性”，它们什么都不跟你解释，就一下子扑上来掐住猎物的脖子咬死完事。人吃人前却连“狼性”都没有，必冠冕堂皇喊一阵口号，慢慢折磨你把玩个够，让你既被自己同胞的血盆大口吞了，又心服口服地感恩戴德。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人啊，比狼还可憎！
我猛地撕开领口，站起来跑向大门口，背后有人拉我不许离开，被我头也不回地甩开了。因为我悲愤得快发疯，痛苦得快要爆炸，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要是再敢阻拦我准会跟他们拼命的。我太了解自己了，一旦屈从胸口的愤怒将多么危险，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一瞬间我真想对造反派大吼大叫：“有人打你妈，你能视而不见么？还美其名曰‘接受教育’，你们还有人性么！”
傍晚，母亲咬着发黑的嘴唇走进家门。我气得肚子鼓鼓的，大声谴责造反派的残暴行为，母亲却干涩地说：
“孩子们受煽动，打三拳两脚不算什么。”
“我亲眼见你两次被打下桌子，还不算什么？”
“你不知道，这对我们是家常便饭。”母亲苦笑一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说。“批判大会，人多，打手们碍于影响，不能轻易下死手。我一喊叫装昏过去，一般人都良心发现，不忍心再打了。”
“他们打得还轻！”
“运动嘛，习惯了，可以理解。真正的打手还没露面呢，只要不是‘小会帮助’就熬得过去。”
我问母亲什么是“小会帮助”？
“小孩子家别打听了。”母亲打个冷战，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不安。我没挨过批斗，不懂得厉害，但她的神态足以令我不寒而栗。

四

第二天下午上政治课，我背着书包一进学校就感觉不对头，教室里的气氛颇为紧张，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交头接耳嘀咕着什么，仿佛我的脸上泼了墨汁。我心里发毛，因为这里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而我对此还一无所知，但是有那么多同学在场，所以我保持镇定，坐下不动。王官迷那目光鞭子似地抽过来，周围的敌意不断扩大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班主任李老师首先发难，头一个把我推向“文革”的祭坛。他要我站起来，回答昨天为什么无组织无纪律，中途擅自离开学校批判走资派的会场？
“为什么，还用我说么？”我并不知道这是命运的转折点，不情愿地站起身说。
“说。”
我心里有气，不想回答。
“让你说你就说，老师问你呢，于艾平？”
“好吧，我告诉你，李老师。”我忍无可忍，挺直身子，“前面打我妈，我看不下去。”
“谁打孙志刚了，”班主任闪烁其词，企图粉饰现实。“校革委会是让你受教育。”
“谁打谁知道。”
“于艾平，你怎么能信口雌黄，污蔑革命师生？”
“怎么是污蔑？我亲眼看到的。毛 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听毛 的话，我妈说什么都挨打，让我受打人的教育么？”一想到母亲，似有刀子扎进我的心脏，真是气上加气，我用挑战般的神情看着班主任，脖子一歪反唇相讥。对方被我驳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了。王官迷见李老师败下阵去，公然跳出来，双手插在衣袋里，跺着脚说：
“孙志刚企图蒙混过关，革命师生义愤填胸，有过火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嘛。”
“我不理解，”我针锋相对，转守为攻。“我妈替谁翻案了，不能随便扣帽子。”
“她给你的狗爸翻案，这还不够？”
“你爸才是狗呢，我爸也不是反党分子。”
“同学们，于艾平公开为他狗爸翻案，你们听到了么？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今天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吗？”
王官迷的声音比我高几倍，牛鬼蛇神子弟都吓破了胆，惶恐地低下脑袋。我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几个平素关系不错的“黑五类”子女，也跟着造反派推波助澜，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王官迷，你不要血口喷人。”我虽然前所未有的孤立，还是按捺不住大吼道。“我爸当团长打江山时，你爸还撒尿和泥玩呢！”
王官迷恼羞成怒呼起口号：
打倒于渭生！
打倒孙志刚！
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我还不能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两条腿不自觉在发抖。我感到屈辱，感到极度的不平，往一个受伤害的人身上泼污水实在太缺德。我真想破口大骂他们混蛋，但还是克制住了，牙关咬得颌骨发痛，只能让泪水冲刷心中的委屈。我已意识到，无论你怎样解释都不会有谁认为你无辜，我也没有办法使同学们明白是王官迷错了。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我们之间已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那不仅仅是误解，还有一种深深的仇恨，这一切并非是我一个孩子所能打破的。
王官迷又把人往死里逼，喊“打倒于艾平，狗崽子不许翻天”了。班主任和同学们都举起拳头喊起来，太无耻了，太卑鄙了！愤怒在我的心中浪潮一样增长着，充塞着我的胸膛，五脏六腑都在翻腾。一年来的压抑、委屈全变成一股怒气涌上来，我的脑袋爆炸了，意识疯狂了，怒火在燃烧，一种好斗的情绪激励着我，恨不能揍所有的人，啐他们的脸！我推倒书桌，踹翻椅子，背起书包大步走向门口，一下子镇住全班同学，口号声戛然而止，一片寂静。我推开教室屋门，转过脸来哽咽道：“我爸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害死的……我妈也不是什么反革命，我相信他们都是好人，你们都受蒙蔽了……同学们，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说完，我摔死门，踉踉跄跄跑出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