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近（民）代（国）架空。
母女，师生，姐妹，百合。

我是在十一岁的时候被老师收养的。
老师的来历，很久之后我才弄清楚，当时的我，只是跟了一群或大或小的、被收养的女孩儿们进到洋尼庵的礼拜堂里。那个时候，敌国虽然已经受到重创，大地上的硝烟还没有平息。尼庵受着本国外交的保护，但也只是勉强度日而已。所以我们一行人出去，都不是十分体面。
我是其中格外不体面的一个。
我是某一个J国军士的私孩子，不知怎么辗转到了尼庵里养着，后来J国败势渐显，大规模地撤退，自顾不暇，当然也就理所当然地顾不上我。更何况，他们没有撤退时，我也并没有什么好日子。洋尼姑们只是冷漠，受雇来做工的，裹着小脚的婆子却对我怀着一种极端的憎恨。我想，她们理当憎恨我，或者，我也理当憎恨我那所谓的故国。
洋尼姑搬出了庵里最好的椅子，我没有怎么注意，我那时的注意，全在老师身上。她剪了半长的短发，烫得鬈曲蓬松，并不像小脚嬷嬷强令我们的那样留着长辫子，又洗不干净，用篦子篦，篦得头皮坠疼。椅上搭着脱下来的呢料大衣，她身上留一件修身的旗袍，那衣裳在腰间巧妙地一掐，就衬得她整个人纤细又窈窕。
我没有见过这样好的料子，那料子好得像天上的云一样轻柔，又波光流转，像春天的雨一样澄明透亮。她两指间挟了一根细细的女士香烟，并不点燃，突然看向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脚嬷嬷自然看不惯要说话了，她操着异常蹩脚的英语，分不清‘她’和‘他’，一开口声音尖细刻薄，好像一只将死的鸡：
“密西，密西，他……是J朝的余孽！”
老师第一次大约只是随便的一问，但是，不懂得她性情的嬷嬷一开口，她那一双眼斜斜地一睨，仿佛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噢，是余孽么。”
我就这样被她收养了。

我们一路坐车又坐船，带着老师身边的妈妈和女佣，几次停脚又再次启程。我是学过一点地理，才慢慢地想到，我们那是应当是先到沪市，进了租界，又乘船去往港城。
港城湿而闷热，春夏行走时总像走在温热而腻的油脂中。那里的地势又高低不平。已经被改头换面、洗涮干净的我跟着老师坐在车上，车子一路靠左，驶过狭窄的街道。中间有一段路，路面平凸出来，有周围小楼的二层那么高。一层都是建在路以下的，隔着路边长而狭细的沟，我看得到其下一楼的窗户和帘幕。等我有幸去到B国，我才知道，这些不止是适应，更是模仿。B国首府街边，石砌的峥嵘的古老建筑，也能从街边狭细的缝中窥见地平之下的一楼。
老师的先生是U国人，比她大了十来岁的样子。老师之所以想要收养，就是掉了自己孩子的缘故。彼时港城还在总督的管辖之下，在高鼻深目的洋人面前，这四方土地本身孕育的子民反而要天然地矮下一头。U国又是战胜国中的战胜国，愈发是高中之高了。因为这一层关系，我轻易地进到洋人私立的一所女子中学。其实我离上中学的年纪还有一岁，但是老师让我上，我说不上，岂不是不知好歹。
港城的通用语是英文和广东话。我有一种特殊的本事，那就是虽然在洋尼庵里长大，英文还是可以一窍不通的；要说广东话，我更是听都听不太懂；再不要说女中里教的天文地理，简直比洋尼姑们念的真正的天书还要天书。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顺理成章地被排挤，又顺理成章地受不了这种排挤、不学好、惹事，最后顺理成章地……倒是没有被开除。老师与她先生的事在港城是登了报的，女中的教授、嬷嬷们学会了东方的委婉，只是给老师去了封信，又与她长谈一番。
我就顺理成章地挨了打。

老师让我去书房里，不知从哪个旮旯里寻出一柄竹青的宽厚戒尺，打我左手的手板心。她在外是一个时髦优雅的女郎，关起门来也可以打得我肝胆俱裂，在脆烈的手板声中，她还训我：
“不学好！我让你不学好！文章不会背！背不过是吗？背书都不会，你还是不是华国人！”
她训到一半我的左手心已经厚厚地肿起一层，红得像红海棠和野杜鹃，又疼得像心肺都要裂开了。我实在是痛得受不了了，因为，但凡我受得了，我想我也不会说出后面的蠢话。
我说：
“我算什么华国人，你又算什么华国人呢！你要是华国人，为什么要躲到租界去，又躲到港城来？”
她果然就不再打我的手心了，却把一柄戒尺越握越紧。而我慢慢地醒悟过来，嘴里开始发干；背后像有什么东西爬过一样，一阵一阵地升起催人颤栗的悚然；连那个从今往后，要无数次受苦受难的部位，也疯也似得叫嚣起来。
我意识到自己说了错话，出了昏招，昏中之昏，昏得不能再昏，昏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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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沉着声音唤我，“范安。”
她每每要狠打我的时候，总是这样叫我的国文名字。就像雷雨前的云，大灾前的鼠，总是有预兆的。
我从小没有国文名字。洋尼姑们是用洋文名，帮佣嬷嬷们兴致来了，会在弥撒之后一个一个地给庵里的女孩子们寻国文名，花儿朵儿的，想来是清新美好的祝愿。她们私下里就用这套名字，在同一个庵里，也要泾渭分明。
所以我应当没有，我是应当被喉舌间轻蔑的余音所称呼的。老师知道了这个情况，就让我跟着她的姓，给我取名范安。老师自己也是有国文名的，叫作朝露，范朝露。不是她家里给的名字，而是她过去现在，在内地的文坛活跃的笔名。
朝露，是来自曹操《短歌行》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我那时年轻，并不懂得她在我的名字中寄下了多少珍贵的期望，又在自己的名字中埋下了多少悒悒的无奈哀伤。我只觉得她的笔名清丽好听，给予我的国文名字又过于的简薄，我觉得她不喜欢我。
我被她压在桌案上，撩起洋裙，拉掉下袴，心里怀着这样惶然的害怕，随后戒尺打在我身上。
她动手时有一个习惯，总是先将戒尺轻轻地触在肌肤上，尺的凉和我的怕使我一个激灵，这时尺规才会狠狠地打下来。到了第二下时，又是重复再来。因为这个习惯，她打我时，总是沉重又漫长。三五下之后，我不再感受到凉，只感到热，和疼。热和疼在我的身后争执不下，一会儿东家压倒西家，一会儿西家压倒东家。
我是想调停它们的。我费力地流泪以泄掉热，又费力地挣扎以缓解疼。终于老师不耐烦了，把我压在她的膝上。这一下我连哭都不敢哭了，我唯恐弄脏她的衣服。我明白她生气，不明白她这么生气，也不想让她更生气了。
在明白与不明白中，是很难忍得住的。我一忍再忍，忍出了自己撕心裂肺的哭声。我哭着：
“老师……姐姐……娘…娘！”
戒尺停下了。

她那次的确打得狠，我隔了几天，照着穿衣的镜子看，还是一片青红肿胀。老师扶起我站着，抽出手绢抹我的眼泪，她又说起英文，温声叫我的名字，哄我，“别哭，别哭。”
之后我读书读到一句话，只记得大意了，是说寒冷并不可怖，是寒中的微温，才格外的令人痛苦。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就像因漫长的冬季而死的人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不是死于数九的严寒，而是死于早春回暖，融化流脓的疮口和并发的炎症。就像我当时，她打我骂我，我只是疼痛，并不悲苦；她替我擦掉眼泪，我却忽然悲痛得像体内的器脏都被拧在了一起，拧出汁子来，又酸又苦。
我哭得更凶了，哭得跪倒在剖光擦净的木地板上，跪倒在她脚边。她伸出一只手，隔着一层松松汗湿的发，搭在我的脖子后面，又用手替我拭泪。老师掉了孩子后一直不是很好，湿气又催寒气，所以哪怕是在港城的夏，她的手也是凉的。我当时哭得那么投入，但我确实是那时起开始注意到的。

那一顿打后，我自然不能立即去女学，学里本也不在意女学生请假，只当是省了食费了。老师又说，送你去，你好接着躲懒么，干脆在家里歇着。于是我这一歇，就紧接上了漫长的暑假。
老师请了女教师来家里，什么都教，因为我也约莫算是什么都不会。老师偶尔察看我的功课，别的不查，只查国文。那时候女学里的学生已经都用上了自来水笔，老师是不许的，说会把字写坏。我只好时时带着我的钢笔和墨水瓶，刚开始练字，常常把两手的指腹都染成蓝黑色。
其实，自来水笔写汉字，总还能有个形状，拿钢笔写，却可以坏得没有底线。老师以为我没有认真，但是我认真是很认真地写得很丑。
她不满意，就要打我，一打我，就会把我打哭。老师一开始想要收养，是因为掉了孩子，她也是想养一个孩子的。庵里的嬷嬷好像也说过类似的土方子，什么先养一个女孩儿，可以引出后面的子嗣来。谁知她阴差阳错选中了我。我太大了，这个年纪的孩子，收养都是很难的，觉得养不熟。不知是出于什么考量，她果然也不让我叫母亲，也不让我叫姊姊，最后我叫她老师。
挨打时的我是不会在意这些的，疼得紧了，妈妈姐姐，什么都叫出口来。她一开始还心疼，次数多了，就只会一下不轻、一下不少地打我，冷漠得像老泰山见新女婿——不为所动。
但是就像岳父终于也要嫁出姑奶奶，她终于也要来宽慰我。老师是做不出款款的温婉样子的，却会亲自教我弹钢琴。这也是跟着B国的习惯，社交场上年轻的姑娘太太，总得会弹唱几首时新的歌曲，也要懂Y国歌剧流传最广的咏叹调。她的声音清得像骤雨后山涧的水，老师不教唱，我自己悄悄地想她唱起来是什么模样。
她察觉到我的欢喜，问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学琴，我忽然间说不出一个理由，支支吾吾地道，教琴，老师不会打我。
她微微地一笑，第二天把那柄竹戒尺放在了琴架上。

耳目灵敏的人，总能听见微风以前的风声。我在港城的女中上了三年学，倒也学会了背书，成为某种程度上的、真正的华国人，就在这时，老师提起回到U国的事。
她其实并没有很直白地提起，只是突然的一次，她对着我，温和而自然地说到，内地有些不好。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敏锐，或许正是上天赐予我的灵光一现，她一说完，我就哭了出来，我对着她流泪道，妈妈，我不想同你分开。
那时她的先生已经回国，她看了我许久，还是订了两张船票。
老师遣散了所有的仆欧，变卖了大部分的家产。她家里祖上不是什么籍籍无名之辈，老师又是长女，她手上很有些有历史的好东西。我们在港城住的虽然是盘山道上的洋楼，屋子里的装潢却真正有些古韵，全不像港城几所知名的旅馆饭店，东方是有的——乏善可陈的屏风、纱帐、珐琅，是做给洋人看的东方。
老师对我说，风雅是，楼台侧畔杨花过，而不是，树记花名玉篆牌。我在港城学了、用了三年的英文，这样完全的东方，听得似懂非懂。过了几天，她又对着一个有些铜绿的香炉叹息，这是好东西，随后埋进了后院的土里。我更加的不懂了，好东西才有好价钱，既然是好东西，为什么不卖出去，反而要埋起来。
我们这一行算得上是轻车简从，老师却执意要带上半箱的古书。我看着她把一本泛黄的《尔雅》拿油纸细细地包起来，不解地问她，“老师，我们这一次出去，以后还必要用华文的字典么？”
老师面色沉静，反而问我，“你不是说我不算是什么华国人？”
我没有想到她还记得，有些窘，有些羞。乘渡轮跨越海洋是很漫长的，在漫长的旅程快要结束时，老师叫我到甲板上，指着一个方向对我说，“许多年前，从东方而来去修铁路的华工，要先在那边的一个岛上停留，确保了身上没有什么脏的病，才能踏上异国的国土。”
懵懵懂懂间，我又有些懂了。

那时正是U国百年以来繁荣的最高点。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这是世上最不公平的事情。就连无情冷厉的枪弹火（huo）炮，对一部分人是灭顶之灾，对另一部分人也可以是良机难逢。硝烟平息之后，大量的战时航线改做民用，我们得以乘坐这一样奢侈的机械跨越大陆。在这个港城的汽车仍然昂贵，内地里单车尚且难得的时代，世界的另一端，已经有了飞行的巨兽连接无垠的阡陌。
我们又正赶上无线电的热潮，连一国之中，高而最高的头领，在那小小的四方黑匣里，也变成了可以被一简再简的存在：FDR、JFK、LBJ。老师领我住在她先生的房子里，是很标准的郊区洋房，而我对家里的收音机实在是太感兴趣了，我把它玩了又玩，终于它被我玩坏了。老师是想打我的，但是一来她的戒尺留在了港城，二来她也确实本就为我的事忙得焦头烂额，所以我被暂时地饶过了。
U国的学制是很严格的，不经过考试不能够跳级读书。我年龄一直小了一岁，想要接着读这边的十年级，只能去考试。考试要考这里本国的历史，我没有考过。新账旧账叠在一起，老师拿梳头的发刷打肿了我的两只手，却也只能让我重新读九年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是十分地怕她打我了。正经的趴下挨打，还是有一点怕，打手心，总比一开始强得多了。某一次我甚至莫名地想到：她打我、教我，我一睁眼睛能看见她，这是一种难得的亲近。

我上到一所私立的教会女中，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U国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要等到JFK的任期里，63年的自由之夏。而在那之前，哪怕是没有隔离制度的北方，象征着体面与阶级的私立高中，也与黑种人、黄种人没有什么干系。
数量少的东西，除了引出稀奇外，更多地会引出排斥。而一个人想要平顺地生活下去，需要很多的善意，想要不顺，只要一茶匙尖锐的恶意就足够了。有一个高年级的、金发碧眼的女郎，格外地针对我。女中走课走班，她在长廊下把我拦住，怀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轻蔑，她骂我：傅满洲、小脚妓、黄皮猪。
我看着她。
这样的反应，似乎令她有些不满，她走近了些，又想说什么。我忽然发疯似得冲上前去，扯住她的头发把她打倒在地，我的身材并不高大，但是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她怎么也挣不开我。我骑在她的身上，最后两只手都是她喷涌而出的鼻血，才被旁观的吓傻了的同学拉开。然后，她进了急救车，我进了校长室。
那一天下午，我坐在校长室里等老师来，而女校长一遍一遍地叫着我的名字，给我讲道理：爱莉，爱莉。
是的，我的洋文名字叫做爱莉，爱莉范。不是掉进兔子洞的爱丽丝，也不是后来人鱼的公主爱丽儿，不是故事里的主角，只是一个平凡而卑怯的人。
而老师呢？
老师是我的救赎。

老师是和她的先生一起来的，女校长好像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件事能有这种动静，所以事情解决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认定，这件事全出自那个人的不是，与我没有干系。
可是我莫名的十分难过，我不喜欢看到老师的先生，不喜欢他们这样快的解决我的事，像是出于某种同类之间、白种人的默契，而我们是应当被排除在外、听候发落的。或许还有一些更隐秘、更深层次的不喜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甚至去质问老师：
“我的事情，何苦去叫他来！”
老师出乎意料地没有生气，她把我拉到她身边坐着，轻轻抚摸我的鬓角，和气地问我，“她们怎么说你了？”
我沉默下来。她又道，“受委屈了。”
我原本只是愤懑，并不委屈。但是我大约听从她成了习惯，连心情也是一样，所以她这样温和地说委屈，我就真的委屈了。我垂着头哭，霎时间确实想到了许多可委屈的事情。我想，在港城的女中，同学们还只是笑我稚拙的口音、局促的举措，哪怕不该，至少确有可嘲笑之处。可现在呢？当她们嘲笑我的肤色，我的故土时，我改如何改变，我又怎么会有可努力的余地呢？
这不是关乎知识与技能的小视，这是人格和民族的羞辱。
我静静地哭了一阵子，抬起头看着她哽咽道，“老师，他们是当我们有脏病的。”
老师又问我，“她们怎么说你？”
我想了又想，就与她说了，许多我或在意过，或不在意的的言谈举止。说到一半，老师拉过我的手，放在她的手里，我刹那间终于无法忍受，伏在她的两手中嚎啕大哭。我每每哭出声，不管是以往挨打还是如今，通常是因为想要她听到。当没有人听的时候，譬如刚刚，泪水反而是静默的，因为那出自心底里无法自抑制的哀痛，而不是可以宣之于口的悲伤。
老师说，“我记得学校秋季的社交舞会就在下周，她们说你土气，是么。”
这种后面不带问号的问句，早在初见她时，我就是熟悉的了。我点了点头，渐渐止住哭音，她又摸了摸我汗湿的额发，上楼前吩咐仆欧煮两个鸡蛋来给/我/滚眼睛。

第二天正是周末，老师领我去了在整个U国享誉盛名的服饰廊。我平生并没有见过这样体面的地方，比第一次见到老师时还要手足无措，看着她措置裕如地对着迎上来的销售道，“我姑娘要去一场舞会。”
我早已不是数年前没见过世面的**儿，却还是很开了一番眼界。真正专精于少部分人的地方，只论搭配，不论品牌：范思哲、圣劳伦、珂洛依、法拉格莫、华伦西奴，亦或是更加广为熟知的：GUCCI、PRADA、CHANEL，等等等等，许多数十数百年前兴起，又会继续维持数十数百年荣光的品牌。那一日，我好像数十年后好莱坞一部著名的电影，我好像《风月俏佳人》里的茱莉亚.罗伯茨，平生第一次学会了何谓女人。
学校里的同学们笑我：腿部过短、前胸扁平、肩背削薄，于是带着F国口音的裁缝站在试衣台下，看着我与我挑好的礼服，一点一点用细针别起过长的裙摆，掐出细细的腰身，收出曼妙的曲线。她一遍一遍地问我：
“小姐，小姐，这样好吗？再长一点好，再短一点好？你欢喜么？”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老师从一旁的座椅上起身，赞许道，“这很好。”
我突然就十分欢喜了，我没有想裁缝，没有想昂贵奢侈的衣裳，我想到初次见到老师时她并不拘泥、自然优雅的坐姿，我想到她对设计师与销售说: my girl.
她收养我时，不让我叫她母亲，我开始很失落，慢慢地安之适之，现在想起来，竟然隐隐地雀跃。
对于性，U国并不比华国那样避讳，而这又仍然是一个保守的年代，所以我清晰地明白，做女人，是不能喜欢她的。
那么，我不喜欢做女人。

我心里清楚，哪怕穿上再精细的衣裳，许多事情并不会改变，老师给我买东西，其实是在哄我开心。就像她当年教我弹琴，是在娓娓地告诉我：这世上有许多比自怨自艾，比那些可笑可怜的人更精彩的东西。
可是我终究咽不下这口气，那时的高中，文学课里总在学诗和莎翁，课上仍有读剧本的习惯。我在某一天的早上，反扣书本，当堂背诵了十数页的《尤利乌斯.凯撒》，讲课的密斯T十分惊诧，入学以来第一次正眼看我——因为本地的学生，令她们背十数行都是困难的。
这件事迅速地传遍校园，一个有偏见的人见了医生，总还有更多的有偏见的人涌现出来。于是我与其中的一个立下赌约，令她任意选书，三日之后的周五，我在散学时立在廊下，就着半盒由凉转温的牛乳，凭空背诵全本《失乐园》。开始时只有几个人在听，后来学生们来来去去，人也越来越多。有人捧着原书试图察验，甚至还有背着手的教员混在其中。再后来人又渐渐的散去，只剩最初的几个，我霎时间又成了《史密斯先生去往华盛顿》里的男主角，都在filibuster，凭借口舌和拖延精疲力竭地拼出自己的人生。
自此我成为了校园里的传说。
但是我虽然成为了传说，同样也错过了当天的校车，等我终于勉力令她们心悦诚服，离平时散学的钟点已经迟了两个小时。我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时候来找我的，又有没有知晓我的壮举，但是我一出校门，她就正在不远处一树红枫的浓阴下等我。
她竟然是开着车来接我的，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她竟然懂得驾驶汽车。她把我赶上后座坐着，没有直接回家，反而就近驶进了一条无人的小巷。她摇起车窗，我听见两次车门开关的声响，随即她坐在了后座中间，对我道，“过来。”
我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一时间羞而又窘，又去看并不能完全遮挡视线的车窗。我终究是不敢违逆她的，只能慢慢地伸展身体，伏在她的腿上。她卷起我的制服褶裙，一巴掌打在我身后。
东方文化下的长辈，一定是肃穆端严的，十几岁的姑娘，还要被剥得近乎赤（chi）裸，伏在膝上挨打，这是近乎只会在西方存在的事情。她手上没有留力，我又怕有人来，这一顿打就变得格外的难捱。我稍稍挣扎，她制住我的腰，斥了两句，明明只是平常的斥责，我却立即面红耳臊起来。
打过数十下，她又训我，“今天晚上你不必吃饭了。”
我连声应道，“是…是……”就急切地想要起来。随后身上又疼了两下，我又听见老师说，“你以为这就了事了么。”
老师总有我不能够领会的宽容，也会像现在这样，有我不能够领会的生气。我趴回原处，真的要哭出来了。她卷下我的裙子，令我晚上到她的房间去。
老师与她的先生遵从B国早年的习惯，常是分房而睡，况且她先生近来不在家里，所以她的房间，就只是她的房间。我们一朝来到了U国，在某些方面，这个国度确是十分热情的，就像一望无垠的平原、笔直绵延如登天之梯的国道，与十人合抱、雄奇伟丽的巨杉。而当我换好晨衣，惴惴不安地敲开老师的房门，看见床上一条宽厚的牛皮带时，我想：
这过于的热情了。

我的四肢和手脚同一时刻的开始酸软，我不敢抬头看她，却听她指着一面没有柜子的墙说，“到那边去，不必罚站了。”
我是懂得她的规矩的，不必罚站，就是我连一点缓和的时间都没有。倘若我生得晚几十年，此时应当有警署的人员敲我们的门，给她讲起不当虐待她的孩子的道理了。可是毕竟那个时候，连U国的中学里也还备着惩戒用的桨拍，所以我只能逆来顺受地被她虐待。我以破纪录的慢挪到了那面墙边，看到墙上有一个钉钉子遗下的孔洞。我盯着那个孔，更慢地把晨衣的下袴拉到了腿弯。
老师这才自书桌前走过来，自然顺便拿起了床上的皮带。我渐渐地能听到我的心脏跳动，从胸腔跳到喉咙里，一定快得能有每分一百二十次。我拿两只手撑着墙，又把额头抵在墙上。那个钉子孔落在了我的鼻子下面，我继续拿两只眼睛盯着它。
如果是打手板，她还会随之训斥我两句，可是一旦要这样受罚，老师一向是，先挨规矩，再讲道理——也就是先打再骂。我怕极了，又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动手，等了一等，想要回头，这时她扬手打了下来。我整个人向前一冲，膝盖磕在墙上，整个人仿佛要顺着墙面软瘫下去。我又怕她不快，立即直起双腿，又觉得两条腿都在发抖。疼痛这才反冲上来，我眨了眨眼，方发现眼眶中盈满了泪水。
老师等我站好，又是三四下连着抽打下来。我想我大约犯了什么欺师灭祖的大罪，因为这几下之后，我一直盯着的那一个钉子孔，缓缓地开始变大旋转，变成一个上宽下窄的，漏斗形的地狱，与但丁《神曲》中的一模一样。我一层层地向下，愈发地感到窒息，周身又好像裹着滚沸的开水，又有声音在咆哮：火焰！火焰！火焰！
她再打，我终于尖叫出声，顺着墙面跪倒下去，伸手一探，身后真的烫的有火再烧。皮带是叠过一叠的，并不很长，不知道为什么会痛得这样要命。我冲着白墙哭了又哭，老师把皮带的一头搭在我的肩上，问我，“该不该与人打架？”
我连连摇头，一迭声说了五六个不该才想清楚她问的是什么。我几乎要发疯，其实我早就想到，我与人打架，回来一定要挨打，但是我万万不想，她在这种时候翻起旧帐来！我捂住脸呜呜地哭，一句一句地求她，“老师，我受不住，我受不了。”
老师说，“那么，你与人动手，也是因为她说的话，你受不住了？起来！”
我绝不能不起，就伸手抠着墙壁，怀着壮士断腿的决心，一点一点直起身子，一瞬间觉得自己勇武得像上战场送死的斯巴达勇士。她又打了不知几下，我疼得没有力气哭，不断地喘气，听她斥道：
“你在那样的环境长大，到现在才知道，竟是不能忍，不能容的。原来是我养出来的娇气！”
她又一下打在我的臀股处，这一下实在是疼极了，我疼得再次跪倒在地板上，随后背上又挨了一下，老师复道，“你的脊梁，是要靠与人打架，逞凶斗狠才能直起来的么？”
她又接着训我，什么，“回家的时间也不知道守，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告诉给长辈”，什么“分内的事情，也敢出去炫耀，骨头轻成什么样子”。我喘匀了气，垂着头哀哀地问，“倘若这也可以忍，可以容，那世上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事呢？”
她说，“这世上本来没有什么不能容忍的事。”
我抿了抿嘴，觉得嗓子也开始干得像有火再烧。过了一会儿，她又斥道，“回去！”
我就又开始哭了，哭得腰背都弯下去，跪伏在地板上一下一下地打嗝。大约我的模样凄惨可怜，老师还是有些心软了，缓和了声气说，“回去。”
我泪眼蒙胧地抬头看她，忽然觉得我过于的低，而她又委实太高了。我不想回去，却不敢说，也不敢求。我在儿童的故事中曾经读到，我们都生在深渊里，却总有人仰望星空。我跪在那里，昂头仰望着她，就像仰望夜中浩瀚的星河。

我并没有投身于文艺，因为老师的原因，心中却常存在着对于文艺的仰慕。在我长期的、漫无目的阅读中，我清晰地记住了极少的一部分，其中就有类似的一段话，讲到，当我们站在高楼之上向下眺望时，常常感到害怕，怕的并不是真正会坠落，而是在害怕自己心底不可觉察的、对坠落的渴望。
我读到这本书时，总会想到那时的我：我心底是否在隐隐地渴求着坠落，又是否在无比清醒地沉沦？
在U国女中的四年后，我顺利地毕业，收到了数所女子大学的录取通知。作为东海岸的明星、常青藤的桂冠，U国的P大与Y大直至1969年才对这世上的第二种性别开放。在当时，女子大学又被称作“太太学院”，因为过半的学生会在就读期间结婚。我自认自己的心意已经清晰，我不愿意这样。
于是，在几个关系尚可的同学的怂恿下，我溜出家门和她们去到市镇上，先贴着头皮剪去一头长发，又换上宽松的上衫和牛仔下袴的男装。我穿着标牌都没有剪去的一身衣裳从小店里出来，一位女同学夸张地笑道，“我得要嫁给你了！”
我也冲她笑笑，忽然觉得周身无比的轻松，好像终于卸去了很重的枷锁。
我还是心虚于我自行出走，于是吃过午饭后进了一家事务所给家里拨电话。老师听着很平静，却令我立即回家。
我并不想要回去，同学又邀我去看电影，影院里正在复播二十年代的老片子，费雯丽主演的黑白色的《乱世佳人》。我想到这一次回去后，又不知多久不能好好地坐下，那么能坐着看三个小时的电影也是难得的，便同她们一起去了。然后她们又结伴去买草莓冰淇淋，老师是不允许我吃这些东西的，我站得不近不远地等她们，遥遥地听见冷饮车上的卖家问，“你们的朋友呢？他想要什么？”
他。

我回到家的时候，茶厅里没有人，我走进房子，老师不知怎么听见了动静，从弧形的楼梯上转下来。她蹙着眉，或许本是想斥责我出门不归，但是她随即看见了我现在的模样。
她是敏锐的，又一向很了解我，面上一下子冷下去，问我，“你这是想做什么？”
我想到方才看过的电影，又想到萧条时的总统FDR，就说，“这世上许多事，总得有人第一次地去做它。”
老师一掌击在楼梯的扶手上，道，“你跪下！”
底楼是铺着地毯的，我直挺挺地跪下去，膝盖也不是很疼。我低声诵起曾盛极一时的《炉边谈话》，“我愿这世界基于人间的四个自由，自由之于言论，自由之于信仰，自由之于避驱贫困，自由之于避驱恐惧。”
老师从楼梯上走过来，一耳光打在我脸上，我被打得一晃，又听见她说，“你可真是个先驱革/命者。”
我看她从一旁的壁炉架取下一根细长的、用于拨火的铁棍，我是真的以为她要打死我。我跪坐在地毯上，颤着声音说道，“我在华国时，她们冷待我，因为我不是华国人；我在港城时，她们讥讽我，因为我不是港城人；我在U国，她们羞辱我，因为我不是白种人；现在您要打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做女人吗？”
老师命我伸出左手，一连打了五下，一下落下去，就是一道紫痕。我疼出了一身的冷汗，又啜泣起来，她把那根细棍扔在地上，又说，“你自以为这是一件壮举，可是你知不知道，拿破仑时代的反法联盟上，人们尚且要用法语讲话；而当年首先提倡白话的先辈，又有怎样的古文功底！你连这个世上的规则都不懂得，是想在你的南墙上撞死吗！”
那一日我跪在楼梯下，在傍晚昏睡过去，夜中醒来看见老师就坐在客厅的木椅上，她终是不会搂我抱我，却会不眠不休、整夜整夜地陪我。我忽然感到心中无比的酸楚，拖着两条几乎失却直觉的腿跪行到她膝下，嘶哑着嗓子低声说，“老师，我真正不想让你生气，不想让你不喜欢我。”
老师也轻轻地说，“我真正不想让你错而不知，不想让你同我一样。”
我含着哭腔辩驳道，“我想要同你一样。”
老师摇头道，“你不该想。”
流星逐月，萤虫趋光，原来我想的许多的许多，本当是不该想的。
我跪着无声地流泪，到底是拗不过她。她与我的大学写信，将入学延迟至春季。我被关在家中近半年，终是养回了半长的头发，上我的女子大学，极快的结婚又丧偶，靠本国的法律得到了一大笔遗产。
我常想，是众人书写了历史，还是历史造就了众人。老师不再反对我留短发，要等到JFK遭遇刺杀，LBJ的任期之内。
我在早报上看到了华国的消息，立时丢下碗筷，驱车去往老师的住所。老师在清晨点燃了壁炉，手边有许多纸页，都被她一叠一叠地投进熊熊燃烧的炉火中。我疯了似的扑上前去，伸手从烈火里把那些书本纸张抢夺出来，十根手指都滚出燎泡。那是一沓她的手稿，最上面还有陈旧，但仍能看出保存完好的半本《尔雅》。
老师瞥了我一眼，说，“救它做什么，我们以后还必要用华文的字典么？”
当年在文坛中她最敬仰的前辈因故而逝，她最要好的伙伴悬梁自杀，我完全不能想象她的感受，但我平生不曾见过她这般脆弱的样子，我讷讷地叫，“老师。”
她忽然地放声悲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我是懦夫！我是懦夫啊！”

在一部广为熟知的小说中，作者将数组相对的词语并行排列，以描绘文中的一个时代。直到我以丧偶结束草率的婚姻，我时常地质问自我：为什么我常觉人之蒙昧，而不觉人之睿智；常见幢幢黑影，而不见灿然日月；又为什么，我分明处在长冬的酷寒之内，却丝毫不闻春日的曙光？
LBJ任期的第三年内，老师最终还是没有烧净她所有的手稿。她后来上楼洗漱，我驱车带她在乡道上漫无目的地转了两个小时，最后我们进到一家小有名气的西餐厅里。西方的餐桌文化漫长琐碎，在等头菜上桌的过程中，老师忽然隔着两人的小桌，探手过来摸了摸我耳边烫得鬈曲的黑发，她问我，“你十分不喜欢么？”
我终于看到了事之两性。数年以来，我一直渴盼她能够接受我的意愿，甚至，我也在渴盼我自己能够接受我的意愿。但是，我绝不会想到，这份接受，要生根于她这样的痛苦之下。倘若能够选择，我宁愿留一世不喜欢的长发，也不想让她在这样的悲伤中强自豁达。
她又说，“剪掉罢，割去罢，原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我们又去往我高中时去过的那个商贸中心。老师坐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上，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回身看了看后座，笑了一笑：
“我以前时常打你、骂你，如果你心中对我有任何的怨恨，想要打倒我，也应是相当的正常的。”
我开着车，眼泪就顺着两颊流下。
战后的第一个十年是保守的，第二个十年就掀开了自由之序幕。民权、女权、反战，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当我向热情的销售要求男性的服装时，会不得到一丝一毫地异样冷待。我的头发再度剪到很短，又换上了特地收窄肩膀的全套正装，还有裁缝为了搭配，一定要找来的细丝薄边眼镜。
我走出更衣室，老师年近半百，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习惯在脑后束起头发。她放下手中的杂志，走到数面等身镜前的我旁边，点头道，“这很好。”
销售去取配套的袖扣，裁缝进了内室，这一个隔间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蓦然换了华文叫她：
“朝露。”
她一愣，又莞尔，往我西装的下袴上拍了一巴掌道，“又在淘气。”
我垂下头抿着嘴笑，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身量已经比她要高，哪怕低着头，仍能看尽她鬓角新生的华发。我心中有什么东西隐隐地释然了，在这种时候，我又十分不合时宜地想到了我在华国的童年，想到了后来去到港城，她带我读过的一首苏学士的《定风波》：
此心安处是吾乡。
———————终

鉴于百度不让我发链接，我已经把所以文都在个人栏里公开，七个完结短篇（欺君、花嫁、东墙、艳鬼、白鸥、罔上、定风波），一个未完长篇（漫兴），直接点进头像就能看见。这篇结文之后，还是主更长篇，新短篇随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