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人的报国情怀

为推进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工学周报》特推出专题报道，讲述张述祖、刘恩兰、卢庆骏、唐铎等老一辈科学家、老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矢志爱国奋斗、科技兴军强军的感人故事，激励全校党员干部践行发扬哈军工精神，继承老专家、老干部办学治校的优良传统，坚定前行信念，践行“三个第一”价值追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兵工元老的报国情怀——记弹道专家张述祖教授



华东军区司令部军事科学研究室成员合影（左六张述祖）

弹道专家张述祖是协助陈赓创建哈军工的众多高级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一生都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信念，他的人生历程正是一代爱国知识分子追求与奋斗历程的剪影。

一心“科学报国”的留德博士

张述祖早年公费留学德国，师从两位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普朗克教授和纳恩斯特教授。当时，日寇强占我国东三省，消息传到德国，张述祖深感科学落后是我国国力赢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军事科学不发达。深受“读书救国”思想影响的他决意改学军事科学，以便将来回国能为国家大量培养军事技术人才。于是，他进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工程物理研究所，师从著名弹道学家克朗兹教授，研究弹道学。

认准“科学救国”的大目标，张述祖如饥似渴地钻研国防工业技术。他经常去旁听有关装甲、海军和空军的技术课程，一些专为德国军官开设而不准外国人旁听的课，如枪炮制造、弹药、坦克等，他也都请德国教员私下教授。他白天跑兵工厂实习，掌握国防工业的实际知识，晚上经常整理实习笔记到深夜。工作之余，张述祖曾为德国兵工厂解决若干生产技术问题。他的研究论文《几个重要外弹道解法计算精度的研究比较》收入克朗兹1936年出版的专著《弹道学——补充本》之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张述祖决心回国参加抗战，他中断了研究课题，先去英国参观飞机发动机厂，然后绕道法国、意大利，由威尼斯乘船漂洋过海抵达香港，再换船去广州。1938年，张述祖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在重庆期间，张述祖受聘于兵工大学。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尽量多开一些课程，倾力培养国防技术人才，以求为振兴国防尽力。在中国航天事业上做出重要贡献的谢光选院士，化学家郭燮贤院士和弹道专家、南京理工大学浦发教授，鲍廷钰教授等兵工专家，均师从张述祖先生。之后他受聘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工程物理学。

投身新中国建设

上海解放后，上海军管会希望社会各方面人才都来支持新中国恢复经济建设。因为张述祖在兵工界德高望重，1949年5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干部祝榆生和许哨子参谋来到提篮桥海门路拜访张述祖，希望他能把留在上海的兵工专家组织起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张述祖当即表示义不容辞，“已向军管会起草了一份报告，广泛联络朋友，一齐努力，早点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随后，在张述祖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兵工专家依次写下自己的姓名和工作性质。这次会议就是“海门路会议”，它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一批知识分子决心投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恳谈会，与会的人后来大多是哈军工的第一批老教师。

1949年9月下旬，张述祖等人到南京军政大学报到，最早报到的13位高级知识分子是：张述祖、马明德、任新民、赵子立、沈正功、张禄康、鲍廷钰、钟以文、张宇建、何乃民、岳吉力毅、周祖同、金家骏。后来又增加了朱正、何承坚等人。华东军大为这些研究人员成立了军事科学研究室，不久，研究室又归属华东军区司令部领导。研究室成立了火箭、车辆、化学及无线电控制4个组。1950年春天，研究室的八个课题同时展开，例如：任新民、鲍廷钰负责的“用火箭发动机来推动鱼雷”，沈正功、周祖同负责的“炸药船爆破敌海防工事”，马明德负责的“惯性动力鱼雷”，赵子立、金家骏、许哨子等负责的“102火箭弹爆炸原因研究”等。

一些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在玄武湖畔钻研火箭发动机原理，在中华门外的金陵兵工厂里自己动手装配火箭发动机，这些兵工专家是新中国军事高科技事业的开拓者，更是固体火箭工程的开路先锋，在中国航天科技的发展历程中，南京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军事科学研究室为部队解决了很多难题。例如，中国从苏联购买了“喀秋莎”火箭炮，但试射时发现哑炮现象，而前线急等着火箭炮上阵杀敌，迟误一天就意味着我们的战士多流血。中央军委知道华东军区有一批兵工专家，便急电粟裕，要求组织专家火速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张述祖带领同事和助手们，只用了一周多时间，就找到故障的原因，同时提出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重新试射后，“喀秋莎”火箭炮的巨响震撼着大地。

哈军工第一任教科部部长

1952年9月1日，哈军工筹委会在北京恭俭胡同正式成立，陈赓宣布筹委会的领导班子：主任陈赓，副主任三人，重庆二高步校的副校长徐立行、志愿军三兵团副参谋长李懋之、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副主任张述祖。张述祖成为陈赓的得力助手，主管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许多教授的请调工作都是由张述祖列出，并整理这些人的专长和所在院校或单位。专业教授会成立后，张述祖兼任炮兵工程系弹道教授会主任。1961年，张述祖把建立数理力学班、培养青年老师的想法向刘居英院长做了汇报，学院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院教务部数理力学科主任。1963年年底，张述祖写成《导弹外航行学》一书。1972年10月23日，哈军工著名的弹道专家张述祖病逝。

张述祖教授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发言：“高级知识分子以感激和惭愧的心情从事工作，感激的是：在国民党时代忠心耿耿想拿出自己的知识和抱负，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是岁月悠悠，十年二十年过去了，在腐败的政治下一事无成。全国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土改完成，抗美援朝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在这光明的前途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大家衷心感激共产党……惭愧的是：对解放无功……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老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要靠近组织，靠近党，努力工作的原因……”


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记数学家和航天专家卢庆骏教授



贺龙元帅视察哈军工时与卢庆骏教授亲切握手

卢庆骏教授一生潜心致力于数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包括傅里叶级数，幂级数和特殊三角级数，以及泛函数分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面的研究。除数学理论之外，他更在应用数学领域硕果累累。从导弹与航天技术中的工程实际出发，解决导弹与航天型号研制中的实际问题。无论是对远程弹道导弹的分析研制工作，还是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三子级氢氧发动机制造，卢庆骏先生对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都鞠躬尽瘁。因为卢庆骏教授，哈军工的数学教育一直走在中国著名高校的前列。

颠沛流离仍心系学术

1931年夏天，卢庆骏顺利考取浙江大学数学系，师从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大学期间，卢庆骏一直是个思想进步、行动果敢的积极分子。大学毕业后，他由苏步青教授举荐，留校任教。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西迁，流亡办学，历尽艰辛，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就在浙大这支艰苦跋涉的队伍里，卢庆骏辅佐陈建功和苏步青两先生，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坚持为学生授课，成为数学教学的骨干教员。在贵州湄潭的一所破庙里，浙江大学理科研究所数学部成立。白天，卢庆骏一边跟着大部队赶路，一边在山洞、杂草的掩护下为学生上课；晚上，在四处漏风的茅草屋里，在两根灯草照明下，卢庆骏伏案备课，看书写作，其志益坚，学问大进。

卢庆骏讲课不用讲稿，却有条不紊，逻辑性、启发性很强。其他各系同龄老师慕名前去听他讲课，他仍两手空空，气定神闲，讲得有声有色，一时在全校传为佳话。在繁重的课务之外，他还刻苦研究并撰写论文。其中，他解决了名家哈代、李特尔伍德等人提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并深入研究了有关Fourier级数强性求和等方面的论述，有十几篇论文登载在国内外知名的杂志上。这些学术论文为他以后出国深造并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迁回杭州，卢庆骏被浙大选送到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跟随A.赞格蒙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用了两年时间便获得博士学位，最后一年他在该校当研究员。

几经周折奉调哈军工

1949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留学欧美的中国学子怀着赤子之心，克服重重困难，纷纷回国，期盼为新中国奉献一份力量。1949年5月2日，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卢庆骏回到浙大，与苏步青先生等浙大师生走上杭州街头，欢迎解放军入城。在苏先生的主持下，年富力强的卢庆骏被任命为浙大数学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卢庆骏随陈建功，苏步青两先生调入复旦大学，他保持平和的心态，为重组数学系日夜忙碌。

然而，很快，他的新调动就来了。原来，中央要在哈尔滨成立一所军事工程学院，黄景文带着高教部的调令，要把卢庆骏调到哈尔滨去。黄景文认为，“卢庆骏学的不是纯理论数学，而是应用数学，他的数学知识与工程方面结合较密切，因此他到我们学院去不仅能领导一、二年级基础数学教研组，而且应成为各系、各专科中解决某些疑难数学问题方面的顾问。这点对我们学院说是非常重要的。卢庆骏水平高，有朝气，有组织能力，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卢庆骏的调动几经反复，徐立行教育长被陈赓院长指派亲赴上海，向苏步青教授详细说明了军事工程学院的性质和任务以及目前面临的困难。徐立行的诚恳和友善，让苏步青深为感动，他坦言道：“卢庆骏是我的学生，这次高校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复旦，也把庆骏调来，作为做我的助手，他刚刚40岁，正是挑大梁的黄金年龄。现在自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卢庆骏就调给你们好啦！”

于是，卢庆骏教授于1953年北上到哈军工报道。而同时，复旦大学也不舍得放走卢庆骏，一直给他保留着数学系主任的位置，直到1957年。

严师出高徒

卢庆骏到哈军工报道后，主动要求讲授空军系的高等数学课。他讲解定理层次分明，深入浅出，一边讲，一边提纲掣领地写出重点，步步推导，层层演算，逻辑清晰。

为了能让拔尖的青年教师进一步深造，卢庆骏决定办讨论班，按照苏联博士的标准引导他们攻读高层次的数学专著。他先让大家自学，认真阅读，独立钻研，然后一个月轮流做一次读书报告。卢庆骏对报告要求甚严，他边听边问，讲到定理，他叫你证明给他看；讲到基本概念，他叫你回答为什么。回答对了，就继续往下讲；回答错了，他就轻声说：“不讲了，回去重新准备，下次再讲。”所以，青年教师们丝毫不敢懈怠。

青年教师们准备论文过程中遇到难题去请教卢先生时，他不立刻回答，总是启发他们自己去思考，他要求大家脚踏实地追求真理，不存侥幸心理，不放过任何疑问，要有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他常对大家说：“假如你认为这个猜想正确，即使你已经99次证明都正确了，你还应该证明第100次。”

严师出高徒。讨论班办到1957年，坚持到最后的只有戴遗山、汪浩、张金槐等人。这些卢庆骏一手培养出来的青年教师，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科学研究上也是成绩斐然。

戴遗山教授生前曾回忆讨论班时的情景：“我刚去哈军工不久，就参加讨论班培训。那年我才21岁，心高气傲，可一遇到卢老师，就服了。读他指定的书，真是艰苦。轮着上台讲论文，卢老师不点头，就得等下一次。我在老师的带领下踏踏实实读了几年书，最重要的是学会了一个人做学问。那时候，我们都有点怕他，他是一个严师。有一次，他外出开会前指定我们读一篇重要论文。这是一篇很长而且难度很高的论文。会后他返回学院，见面就问大家读得怎样，我们说工作太忙，还没读完，他就说我是在火车上读完的，你们不抓紧时间。大家听了都很惭愧。我从卢老师那学到的东西够我一辈子受用的……”“日积月累见功勋”，作为一名学者，卢庆骏可谓高山仰止；作为一名老师，他身为世范，为人师表。哈军工人永远怀念他！


大海的女儿——记海洋地理学家刘恩兰教授



刘居英院长为刘恩兰教授颁发奖品



刘恩兰教授早年留学美、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然地理学女博士，也是第一位实地考察北美及亚欧大陆的女科学家。她执教哈军工八年，堪称一代师表。作为中国现代地球科学特别是海洋地理学的创始者之一，其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家史册里一颗璀璨的明珠。

留学英美考察亚欧

刘恩兰的父亲刘光照是位博学多才、思想新潮的读书人，他为女儿取名为恩兰，送到南京考学，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刘恩兰学习成绩优异，只花费一年半时间就完成了高中三年的课程，并且成功考取了金陵女子大学。

1925年，刘恩兰在金陵女子大学毕业时，才年满20岁。不久，她被聘为金陵女子大学附中教导主任。按金陵女大校方规定，执教六年，便可申请去美国留学。女大校方根据刘恩兰优秀的学业成绩，于1929年送她到美国留学。她挑选了“自然地理”专业，经过三年刻苦攻读，取得了硕士学位。从此，在自然地理这个当时新兴的科学领域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的女硕士。

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毕业后，刘恩兰又到芝加哥大学就读半年。离校时，校方问她要什么礼物。她毫不迟疑地提出，不从太平洋直接返回中国，要求途经北美、游历欧洲。校方欣然答应了这一别致的请求。刘恩兰由美国到达加拿大的魁北克，然后横渡大西洋到地中海，入法国，又经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到荷兰，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渡北海到挪威、瑞典，再渡波罗的海到波兰，最后横穿苏联全境，入满洲里回国。这无异是一条漫长的地理考察路线。刘恩兰考察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苏联等十几个国家，成为中国第一位连续考察北美、西欧的女地理学家。

烽烟四起报效国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刘恩兰由南京辗转到了上海，而后又到武汉。1938年在保卫武汉三镇的战斗中，刘恩兰冒着危险到前线抢救伤员。日寇占领武汉后，金陵女大撤到成都。不久，刘恩兰又毅然漂洋过海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这次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学完导师指定的课程，并撰写了题为《中国农业气象》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她在英国军方的支持下，乘小型潜艇考察海流湍急、水下地形异常复杂的英吉利海峡，取得大量科学资料，为后来英国海军战胜法西斯德国海军贡献了力量。刘恩兰也因此在国际地理学界奠定了其海道测量专家的地位。导师、同学、朋友劝她留在英国工作，可是，刘恩兰日夜思念着正处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她回绝了聘书，谢绝了好心的规劝，不顾归途中德国潜艇袭击客轮的危险，又回到了硝烟笼罩的中国。

回国后，刘恩兰继续在华西大学(金陵女大)任教。她一边教学，一边参加救亡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刘恩兰将自己的学识献给祖国建设的宏愿得以实现。1950年，周恩来总理曾三次接见她，征求她对组建中国科学院的意见，邀她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1951年9月，组织安排她到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

据她当时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所李文程研究员回忆，刘恩兰治学严谨，给学生上课一丝不苟。到1952年，她所在的地理系已经拥有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学科较为齐全的师资队伍。这年，她被评定为二级教授。

走进军工努力奋进

后来，刘恩兰被调到哈军工任海军系二、三室主任。刘恩兰是哈军工女教师中资历和学位最高的人。虽然是在国内外都颇有声望的老一辈科学家，可她从不以名教授自居，反而认为自己缺乏军事知识，挤时间认真学习战术课程。她像一个渴望求学的小学生，跟学员们一起听战术课，再根据海军战术要求改写自己的讲义。业余时间她也大多和学员们在一起，促膝谈心，嘘寒问暖，像妈妈那样呵护着她的学生。

一期学员杨桓、罗超回忆起1956年春刘恩兰带领海军工程系海道测量专业学员外出考察时说:“记得在渤海长山列岛考察自然地理时，她领着我们，不顾生活与行动上的不便，坚持上军舰实习。在军舰的颠簸中，她晕船了，但一登上岛屿，她依然步履矫健，指点着海湾、岛屿，对我们讲解地质的演变，潮汐的涨落。大自然像一本教科书似地由她一页页地展现给我们，在她的身边，我们不可抑制地被她那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海洋的不倦精神所感染，决心更加勤奋地学习……”

1957年秋，刘恩兰带领毕业班学员，结合毕业实习，承担了国家下达的测量海岸线的地形地貌和沿岸水深的大型科研任务。一上船，海军船长大吃一惊:“怎么上来了一位瘦老太太?”船上没有女宿舍，船长把小会议室腾出来，给刘恩兰搭上张床。

当看到风吹日晒中进行测量的刘恩兰时，船长和水兵们小声地问哈军工学员：“老太太吃得消吗?"学员们了解自己的老师，他们只是笑笑，没说什么。这可是走遍全世界，下过英吉利海峡的刘恩兰博士啊，眼前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

4个月艰苦的船上生活，刘恩兰笑傲东海万顷浪，和学员们度过了难忘的日日夜夜，她指导学生完成了一幅万分之一比例尺的水深测量报告图，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科学研究的空白。刘恩兰又带领学员实地调查从定海到温州的海道，师生共同写出一份详细的勘测报告。

刘恩兰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成为哈军工的模范老教师。她为科学的忘我献身精神和严格求实的治学态度，不仅使学员们感动不已，而且深深影响了学员们的一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她在70多岁高龄，还经常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到沿海考察。她还欣然参加中国海洋学会科普委员会组织的航海夏令营，给孩子们讲解海洋知识，讲述海洋科学发展简史和航海发展简史，与学生一起攀登坎梯，到3万吨级的远洋轮上参观，为培养海洋事业的后备军操劳。在她77岁高龄的时候，她发表文章，提出"国家应当加强对海洋的管理"的重要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刘恩兰执著地爱着大海，暮年曾深情地说:"我自幼就喜爱大海，等我去见马克思的时候，请把我的骨灰撤在大海里，我要和大海永远在一起。"


飞越莫斯科红场的唯一中国人——记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将军



周恩来总理视察空军工程系时与唐铎将军（前排左一）交谈



1959年2月15日，中央军委批准哈军工以空军工程系第七科为基础，并入炮兵工程系的火箭专业，成立导弹工程系，在编制序列上称五系。时任空军工程系主任的唐铎将军为导弹、原子防护专业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七科为导弹工程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无论在中国的党史、军史、教育史上以及中苏两国、两军友谊史上，唐铎将军都是一位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

鹰击长空的中国“飞将军”

唐铎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曾随老师蔡和森、陈绍休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五四”爱国运动。留法期间因参加革命运动，被法国当局以参加“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罪名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押送回国。之后，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创办的“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学习，成为了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首批军航飞行员之一。在校时，唐铎还驾机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1925年唐铎从“广东军事飞机学校”第一期毕业，随后，与刘云、冯达飞、王叔铭等五人一起被选派到苏联留学。

在苏联学习期间，唐铎经刘云、宗孚、陈定远三人介绍，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欧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党支部书记是刘伯坚，刘云是唐铎的党小组长。

1927年春，唐铎进入“谢尔普霍夫空中战斗和轰炸学校”学习。当唐铎作出继续留在苏联学习航空的决定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苏联停留20多年。唐铎在苏联留学期间，先后就读于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苏联空军空中战斗学校、苏联空军第三飞行学校、苏联空军空中侦察学校、莫斯科空军通信学校、莫斯科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据相关资料统计，唐铎是解放军将帅赴苏联留学人员中就读苏联院校最多的人。从苏联空军院校毕业后，唐铎被分配到苏联空军部队服务。在苏联红军空军部队服务的20多年中，他先后荣获苏联的四枚勋章：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三枚奖章：攻占柯尼斯堡奖章、战胜德国卫国战争奖章、苏联建军30周年奖章。在新中国一千余名开国将军中，唐铎是唯一驾驶过战机在苏联、德国和波兰上空与纳粹德国空军进行血战的“飞将军”。

2015年5月7日， 在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前夕，在俄罗斯的《俄罗斯报》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在文章中 赞扬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少将唐铎：“中国飞行员唐铎作为苏军空中射击团副团长，鹰击长空，在同法西斯军队的空战中屡建战功。”由此，唐铎成为了 讲给全世界的“20个小故事”的主人公之一。

对中国航空事业的忠诚之心矢志不渝

1953年，经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多次与苏方交涉，唐铎回国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回国后，唐铎参加了哈军工创建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系主任长达11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高水平的、能验证飞机设计研究进行定量测试分析的实验室，填补了中国航空工程在实验中低、亚声速风洞和超声速风洞，飞机起落架强度疲劳冲击等方面的空白。他还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计、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飞机场建筑、航空气象6个专业。唐铎高瞻远瞩，在他的倡议下，经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陈赓和空军党委批准，1956年哈军工开始为空军轮训团、师、军的机务主任和各级工程部门的技术骨干。之后，唐铎受命负责并领导了哈军工导弹、原子弹专业的创建工作。

1958年，第七科即导弹、原子弹科，在空军工程系成立，由系主任唐铎兼任第七科主任，周祖同教授任副主任，高天炎任政委，苏克任副政委。

任命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兼任第七科主任，这是陈赓院长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定。从1953年创建哈军工的那天起，陈赓院长就看出唐铎不仅是一位能驾机打仗，而且还是知识渊博、责任心强，能脚踏实地工作的人。他对唐铎在哈军工的工作是有过高度评价的，他认为”唐铎其资历之深、学问之好，军人素质之规范，不仅是军事工程学院难得的人才，也是全军可数的将才”。而且，在任命唐铎将军兼任第七科主任时，他也了解并相信唐铎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是能胜任首创导弹专业工作的，是能为我国国防教育事业填补空白做出贡献的。

唐铎没有辜负陈赓院长的信任，积极地领导了“导弹专业”的创建工作。他大力建设师资队伍，学院从空军工程系各专科和院基础课教研室、学院各系抽调教学骨干，张良起、董绍庸、陈启智、曹昌佑、张金槐、周曼殊、卢思玉、黄成栋等人进入到七科。为了编写教材，第七科副主任周祖同教授凭借自身的学识与专业技术的积累，研究了苏联的地空导弹无线电系统说明书和线路图，通过解剖、分析，并带领青年教员到五院对照导弹实物分析数据，编写出《543无线电控制系统》作为专业教材。

第七科成立后不久，学院从空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海军工程系和装甲兵工程系相近专业的55级、56级、57级本科生中选调400多名学员到空军工程系七科学习。这样，在第七科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哈军工就开始为国家培养导弹技术人才。学院还决定空军工程系第七科从1958年秋季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1958年10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复哈军工党委的报告，同意成立导弹工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