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前几年风靡中国大地的扑克赌博游戏“斗地主”，起源于武汉汉阳一带。我很不明白，发明这种游戏规则的人，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名字——按照赌博规则，“地主”也可以斗赢“贫农”啊，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从土改到文革，地主永远只是被斗、被打、被杀的对象，从来没有赢的时候。这个游戏发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伟大祖国片布聪明和敏锐的有识之士，奇怪的是，怎么没有人发现它存在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呢（怎么能让“地主”有赢的机会）？
我第一次参与斗地主，是在小学二年级的上学期。
那是一个雨天，外面的雨下得稀里哗啦的，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在大队部礼堂参加忆苦思甜大会。忆苦思甜，有忆苦的人，有思甜的人，最重要的得有地主在场。忆苦的是一位老贫农，思甜的是大队民兵营长，陪斗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瘦得已经皮包骨的地主，他一上台便按老规矩不声不响地跪下了。老贫农给我们忆苦。他忆了很多的苦，我大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说到一个冬天，他婆娘生了小孩之后，几天没东西吃，奶水都断了。他只好跑到河里摸鱼。冰天雪地的，冻得身子都僵硬了，险些倒在河里没起来。不过，那天他摸了很多鱼，家里人吃了好几天，吃得特别难受。我正沉浸在对鱼的美味的想象中，不知是谁带头喊起了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同学们义愤填膺，大吼大叫，又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是“打倒剥削阶级！”口号声将雨声淹没得无影无踪。有人喊出了“把地主分子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还没反应过来，三年级的一位“红小兵”便跑上台去，狠狠地刷了老地主几个耳光，然后从台边拿起麻绳便捆（原来麻绳早就准备在那里了）。好几个“红小兵”也勇敢地跑上台去，加入捆绑地主的行动。老地主被捆得鬼哭狼嚎，“红小兵”们仍然在他身上跺了几脚。民兵营长竖起大姆指称赞台上的“红小兵”：“好！这才像革命事业接班人！”接下来是吃“忆苦餐”，炊事员将两大缸用大米、野菜、菜油熬成的“忆苦餐”抬到礼堂，同学们将带在身上的碗拿出来排队去领“忆苦餐”（前一天放学时老师便交代我们带碗来学校）。我觉得“忆苦餐”很好吃，比我们家的饭好吃多了，一碗吃完后忍不住又去舀了一碗。校长嘱咐学生：给狗地主也舀一碗。于是，有个“红小兵”给老地主舀了一碗“忆苦餐”，放在老地主面前的一张板凳上。老地主将头伸进碗里，用舌头认真地舔着碗里的“忆苦餐”。“红小兵”问他：“好不好吃啊？”老地主连连点头：“好吃，好吃。” “红小兵”大骂一声：“狗地主，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去！”他飞起一脚，将老地主踢倒在地。“红小兵”们气愤填膺，将老地主像拖一条狗一样拖到礼堂外面的暴雨下。我不知道那个老地主是不是很痛很难受，我站在礼堂远远地望着雨中一动不动的他，我想去把他拉起来，但我没这个胆量。思甜自然不需要地主参加了，民兵营长的思甜报告说得热泪盈眶，说他也是从旧黑暗的社会过来的，现在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说我们是生在蜜罐里长在红旗下，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日子云云。我当时太小了，没法想象旧社会如何黑暗、日子有多苦？我当时想，如果每天都能让我吃上“忆苦餐”，我觉得也不错。
学校斗地主并不很频繁，一个学期就一两次。除了要上课要去学农基地劳动，还因为我们大队地主很少，而且大多是些地主婆（她们的丈夫或被镇压或过早暴毙），地主们忙不过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学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斗争一个地主杀杀林彪、孔老二的威风，老师去接那个地主时，那个地主竟然被邻近另一个大队拉过去斗争了，原因是他去小卖部买东西回来的路上踢了大队干部家的狗。我们那天的批林批孔计划也只好取消。就在那天，我听到几个平日里积极上进的“红小兵”在一起忧国忧民，一个说，要是地主富农都死光了，以后不没人斗了。“红小兵”都有点沮丧，一个女“红小兵”的话让他们重新振奋起来：“没有地主富农了，还有他们的子女啊。”那时候，斗地主是一种时髦——就像现在“爱国”一样，大队要斗，生产队要斗，有时候公社还要将他们集中起来斗，还有开山、炸石等危险工作也需要他们去做。不管什么内容的大会，如果地主富农不来，会是没法开的。一般情况下，大队开会，我们学生也要参加（除非是晚上），那时候的会特别多，只要开会，地主富农都要被押上台来，排成两排跪在那里。也不是每个地主富农都会挨打被捆，但每次总有一两个会遭殃。有一次，有个 “坏分子“（并非地主，被划入“地富反坏右”之中的“坏分子”行列）看到天上短时间飞过好几架飞机，说了句“是不是打起来了？”被他的侄儿告密。于是大队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斗争这个梦想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打过来的敌人。“坏分子”的侄儿首先上台给了他几个响亮的耳光，应该是把鼻子打破了，“坏分子”满脸都是鲜血。侄儿没有心慈手软，他将自己的叔叔牢牢地捆绑起来。我看见他用膝盖狠狠地抵住他叔叔的后背，咬牙切齿地拉着绳索。“坏分子”“哎呀哎呀”地大叫，民兵营长气愤地说：“这个家伙很会装，根本没有弄疼他，还叫得这么起劲！”说着便用双手拼命地拉绳索，民兵营长当过兵，功夫不一般，绳索很快拉断了，“坏分子”栽倒在台下晕死过去，据说大便都拉在裤子里了。
有时候，斗地主也很搞笑。一次，大队将一个当医生的老地主拉到台上斗争，揭发他的是大队书记。老地主姓叶，解放前就到了湖北荆州市办医院，解放后又成了公立医院的医生。文革中，我们大队的造反派从荆州古城将老医生和他的全家押回村里。可能是害怕被整吧，老医生回来后给大队书记送了些礼物，其中还有两瓶据说很名贵的“兰登美酒”。不想大队书记喝过酒之后却要斗争他。大队书记揭发老医生拉拢、腐蚀革命干部，知道他喜欢喝酒，便给革命干部送名贵的“兰登美酒”，其用心十分险恶。大队书记痛心疾首地说：“这酒喝过之后，我心里特别难受。”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跪在台上的老医生竟然有胆量反驳大队书记，他说：“书记，您以前不是说这酒很好喝吗，问我还有没有？我没有“兰登美酒”了，又送了两瓶别的给你。”书记一拍桌子，大声吼道：“以前是以前，现在我还会喝你的‘兰登美酒’吗？”吓得老医生再也不敢吭声。意外的是，那次，老医生没有被打，也没有被人用麻绳捆起来。
有一天，应该是冬天的一个周末吧，下着小雨，我到生产队队棚去玩，正碰上社员们在斗争叶老医生的儿子。其实，他们家并不在我们生产队，因为怀疑他偷了我们队里松树卖到湖北（我们村与湖北相邻），便将他拉过来斗争了。我清楚地记得，斗争得最积极的是我三叔，他用一根绳索将地主儿子吊在屋梁上，吊得地主儿子痛哭流涕，可他就是不承认偷了生产队的松树。三叔凶凶地说：“这家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见这个成语，因此记忆犹新）。说着，从隔壁舀来一瓢冷水浇到地主儿子身上。我很害怕，赶紧逃离了现场。
初中一年级时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因为被老师留下来写大批判稿，回家时已经天黑了。路过邻村一个生产队的晒谷场时，发现那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便凑过去看热闹。原来他们在斗争远近闻名的地理先生。地理先生姓伍，地主出身，会看风水，还会治白蚁。我记得他曾经在我们家墙角下发现了一窝白蚁，并让我父亲将白蚁挖出来，用火焚烧了。让我对他很是佩服。我看见，地理先生肩上放着一根扁担，扁担两头分别系着一桶水。地主先生年岁已高，摇摇晃晃地听着社员们揭发检举。不一会儿，他便倒下了。社员们说他是故意的，便上去拳打脚踢。我听到了一声惊心动魄的惨叫，然后斗争大会便结束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地理先生的右眼被打瞎了。
在我的印象中，捆打地主婆的情况只发生过一次（或许我没看到的也有）。那次这个地主婆被捆打，在看来，责任在她本人。她那天好像中了邪，就是不肯承认她剥削了贫下中农，还振振有词地说，她家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全家人省吃检用换来的。她还说她死去的丈夫三粒豌豆酱下一碗饭，家里长期坚持按毛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指示吃饭（我记得《毛 语录》里面是有“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吃平干半稀”这样一条指示，可这话是毛 解放后才说的，再说了，还没解放，他们会听毛 的话？纯粹是胡说八道嘛）。革命干部忍无可忍，也不管她是不是女人，也不管她是否年老体弱，将她捆了个严严实实。
在学校里，地主富农的子女是一些学生欺负与打骂的固定对象。即便是被欺负了，他们也不敢吭声。非但不敢吭声，还极力讨好欺负他们的同学，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忘不了带给那些欺负他们的同学。甚至有的学生上学放学时的书包都要地富子女给他们背。我常常看见地富子女躲在没人的角落偷偷流泪，偶尔的时候，我会走过去安慰他们几句，也仅仅是安慰而已，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就是说了话也没用。地主富农的子女小学毕业后是不可能继续上学的，成年之后，男的很难娶到老婆，要娶也大都娶那些残疾的、弱智的、丧偶的、离婚的女人，女人能嫁的大多是些贫穷的、无能的、丑陋的、离过婚的男人。
地主富农及其他们的子女要是犯罪，那是罪加一等。湖北那边有个地主的儿子，因为大队书记长期霸占他老婆，他气不过，拿了把切菜刀跑到书记家将书记砍伤了。其实书记伤得并不特别重，住了半个月医院便没事了。可那个砍他的地主儿子却被枪毙了，罪名是谋杀革命干部。那个时候，法院的布告都会贴到村里，我经常看到地主富农或他们的子女，因为一些并不十分严重的罪行被判重刑甚至枪毙的案例。
地主富农的悲惨遭遇并非只是从我懂事的时候才开始。据大人们讲，解放初期，一些地主有的被枪毙，有的被斗死，有的因为忍受不了斗争的残酷而自杀。其中有一个地主婆，他丈夫被枪毙，她在交出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之后，翻身农民们仍然要她交出金银财宝，她交不出来便被扒了衣服打，让她跪扎了碎碗片的板凳，她实在忍受不住，以带领民兵到河边挖金银财宝的借口投河自杀了。还有一位地主，曾经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也曾经支持过共产党的革命，因为他有不少学生是共产党。抗战时期被迫当了几年乡长——战乱时期谁都不愿当这个官。当乡长期间，他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可解放时，他却被枪毙了。因为有一位区政府的干部曾经是他家里的帮工（据说那时县下面还有个区政府），由于偷窃被他辞退了。革命干部还乡之后也很可怕，地主末日也随之到了。地主有个学生还是职务比较高的官员，听说要枪毙他马上赶来求援，可惜他来迟了（那时候县下面的区政府就有生杀予夺之权）。地主的一条命是无关宏旨的，作为革命干部的地主的学生没有也不会因为一个地主的冤死而斤斤计较。我大舅经常津津有味地与人讲他解放初期的故事——他那时是民兵，将枪往床边一竖，地主的小老婆便慌慌张张地脱衣服，与地主的女儿车水时，他们三个脱得一丝不挂的男人，将地主女儿夹在水车中间，让她既难堪又难受……
那个时候，我一听到开会就会不由自主地难受，我不知道地主富农会吓成怎样，反正我特别害怕看到斗争的场面。我很不明白，为什么在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房屋、财产之后，还要斗争和折磨他们？
地主是中国社会最惨的一群小众——没有任何群体像他们这样，他们的生命不属于自己，他们没有任何的尊严，他们比狗还不如地活着。如此境况整整三十年！因为是小众，所以他们的悲惨遭遇从未引起过国人的重视，更不用说平反昭雪了。每每想起他们来，我的心便很疼痛。
当我与人讲起这些往事和感受的时候，总有人以为我是地主富农出身，或者我的亲戚中有地主富农。事实是，我的祖父是中农，我的亲戚中没有一个地主富农。我为什么要同情他们呢？因为他们也是人。我常常想，如果我们的生活环境还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样子，我会怎么办？我的回答始终如一：或许为了生存我会说一些违心话，但我不会斗争谁，他们与我无怨无仇，我下不了手。并不是说我多么高尚，我一点都不高尚，但我是一个与动物有区别的人。
人性里面到底包含多少内容，我一直没弄清楚。

楚梦，本名倪章荣，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杂文随笔集《骨头》、短篇小说集《那晚的月亮》、中篇小说集《雨打风吹去》、长篇小说《邪雨》、动物荒诞小说集《动物界》，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