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的数字之谜

一、年鉴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

第103页“人口数”



2、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第2页“全国历年户数、人口数”

3、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

第198页“全国历年户数、人口数”

4、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第807页“全国历年户数、人口数”

二、论文

1、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人口研究》第21卷第1期，1998年

1月

3、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总第67期）

4、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三、专著和教材

（一）采用官方数据的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第562页：

最大的问题是严重缺粮。一方面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粮食的销售量却因城镇人口的剧增而不断增加。为了维持城镇商品粮供应，国家不断地向农村下达征购指标。由于高估产，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年，国家每年的征购量都高达1000亿斤以上，几乎占当年总产量的30%—40%。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只好不断动用粮食库存。进入1960年后，库存急剧减少，周转调拨极为困难，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调入一点销售一点，随时都有脱销危险。五六月间，中央几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为京、津、沪和辽宁等地调运粮食。当时，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七天，天津只够销十天，上海已几乎没有大米库存，只能靠借外贸部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辽宁省十个城市的存粮也只够销八九天。

第563页：

[1960年]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近一半，不到正常库存量的1/3。过去大量调出粮食的吉林、黑龙江、四川等省，也因连年挖了库存而无力继续大量调出。在此情况下，尽管采取诸如在调拨上搞南北季节性调剂、在销售上限制居民每次购买的数量等许多措施，但仍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只得靠减少城镇居民的供应定量、压低农村地区的口粮标准、大力提倡采集和制造代用食品等办法，来渡过缺粮难关。在农村，由于连年征购过头粮，许多省区农民的口粮也在急剧减少。

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作者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作者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2、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第873页：

两年持续“跃进”，虽然重工业项目，靠着拼体力、拼设备、拼资源，有较

大幅度的增长，如钢产量1959年达到1387万吨，1960年达到1866万吨，煤、铁等也增长较多，但重工业的这种“单兵突进”，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拿粮食来说，1959年产量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这两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3、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上卷第383页：

由于生活水平下降，营养不足，而劳动强度增加，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十分严重。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0.8‰上升到1958年的11.98‰和1959年的14.59‰，1960年更是陡升到25.43‰，甚至比1949年的20‰还高，全国人口净减少1000万。（作者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由于营养不良，许多人患有浮肿、肝炎等疾病，健康状况非常不好。

4、朱荣、郑重、张林池、王连铮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第189—190页：

为了保证城镇人口的低标准定量供应，在中共中央一再指示下，各地普遍加强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征购工作。一九六○年全国粮食征购量达5105万吨， 占粮食总产量的35.6%。农村留粮只有9245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减少37.1%。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只有176公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35.3%。食用植物油收购量达77.5万吨，占总产量的84.7%。其他农产品的收购比重也显著提高。尽管如此，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仍然降低。一九六○年，平均每个城镇人口生活消费粮食193公斤、食用植物油3.6公斤、猪肉2.7公斤，分别比一九五七年下降1.5%、30.8%和70%。

在这期间，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幅度更大。一九六○年，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消费额68元，比一九五七年减少11元，消费水平指数下降22.8%。其中，粮食消费156公斤，食用植物油消费1.5公斤、猪肉消费1.2公斤，分别比一九五七年下降23.9%、21.1%和72.7%。因此，农村普遍发生饥饿、疾病和逃荒现象，受灾地区的农民生活更为困难，只能以各种“代食品”维持生存，非正常死亡人数陡然上升。一九六○年，全国人口死亡率由一九五九年的14.59?上升到25.43?，比一九五七年的10.8?增加14.63个千分点。同时，由于育龄妇女病弱者增加，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一九六○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20.86?，比一九五七年的34.03?减少13.17个千分点。这一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

4.57?，总人口减少1000万，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负数增长。

5、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

第580—581页：

当年（张注：一九六○年），仍要求坚持办公共食堂。由于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农村食堂普遍食用“瓜、菜、代（代食品）”，农民体质也大幅度下降，浮肿等疾病蔓延。由于畜力减少和役畜质量下降，以人代畜拉犁耕作的现象相当普遍，加重了劳动力的负担。以至出现非正常的人口死亡。

一九六○年全国人口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一千万人，人口死亡率达25.43?，是最高的年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5?，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

以上所列是全国一般情况。在一些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问题远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一九六○年的人口死亡率继一九五九的46.97?之后，又升为53.97?，自然增长率一九五九年即为—30.29?，一九六○年达—42.24?。安徽省人口死亡率和自然负增长率居全国之首，分别为68.60?和—57.20?。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为39.56?和—25.58?。河南信阳地区9个县人口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第三年所处的严重困境。

6、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第156—157页：

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农业轻工业生产下降，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首先是出现全国性粮、棉、油供应紧张的局面，一方面是农业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国家为维持城镇商品粮的供应，不得不采用高征购的办法。1958年征购587.5亿公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29.4%，1959年征购674亿公斤，占当年总产量的39.7%，1960年征购510.5公斤，占当年总产量的35.6%。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只好动用库存粮食，1960年底粮食库存量降到286.5亿公斤，比1955年的402亿公斤减少了29%。农业大幅度减产，粮食库存减少，这就形成了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城镇人口不得不普遍减少定量，农村人口不得不“大种瓜菜”以弥补口粮不足。至于食油、肉类、禽、蛋等副食品的供应，比粮食消费更紧张。据统计，城乡人民的平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3公斤降为1960年的163.5公斤，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的人均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2.4公斤降为1960年的1.85公斤，下降了23%；猪肉的人均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5.1公斤降为1960年的1.55公斤，下降了70%。由于饥饿，营养不良，许多地区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人口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这说明人民的生活已处在严重困难之中。

7、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著《中国农业大波折的教训》，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

第21—22页：

由于口粮和副食品不足，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并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推荐了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

米秆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若干种代食品（通称“瓜菜代”），以克服困难，渡过饥荒。因食品缺乏，营养不良，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城市居民患了浮肿病。据有些省和团中央报告，1960年10月和11月间，重庆市九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省财政厅占到35%。（作者注：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另外，不少地方患肝炎、妇女病等疾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在农村，由于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又收购了大量过头粮，口粮、副食品只分到公共食堂、农户无权安排生活用粮等种种原因，农民的生活比城镇居民更加困难，普遍发生饥饿、疾病和逃荒现象。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猛升到25.43?，比1957年的10.8?提高了14.63个千分点。这一年全国总人口净减少1000万人，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8、顾问：邓力群，李立安，有林；主编：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

《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

《建设档案》，上、下卷，《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

下卷第542—545页：

史料辑录：大饥荒（编者注：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

下卷第545页：

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在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3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省份是河南、山东、山西、安徽和江苏等，其中安徽可能是最严重的。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国平均数高出3.5倍。

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9、罗平汉著《“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

第17—21页：

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的“大跃进”，实际上带有很大的赌气性质。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指手画脚非难人民公社，非难大办钢铁，非难大跃进，企图动摇总路线，散布悲观情绪”。（作者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1959年8月7日。）不但如此，他们还“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作者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1959年8月16日。）因此，有必要用事实证明总路线是正确的，大跃进是可以实现的，人民公社是有无限优越性的。于是，不顾国民经济已经遇到严重困难的客观事实，再次提出超越生产能力的高指标，发动新一轮的“大跃进”。

如果说，1958年的“大跃进”，是人民群众带着迅速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的美好愿望，而自觉自愿地投入到运动中的话，那么，1960年的“大跃进”，则很大程度上是在“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之下而展开的。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实际上是以钢为中心的重工业的片面冒进。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间，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大大高于1957年76%的水平；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只为13%左右，比1957年的24%下降2/5多。在工业建设投资中，用于重工业的比重过大，挤了轻工业。在“大跃进”的三年中，重工业的比重达到55%—57%。由于轻工业建设缓慢，到1960年，棉纱、棉布、卷烟、糖等的产量均低于1958年，造成市场商品匮乏。

某个工业部门在一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有一个比较高的发展速度也是可能的。但这种高速度，一则是不可能持久；二则要以牺牲其他部门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而后者又直接影响到前者，其结果只能是由单兵冒进变成全军受挫，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受困。在这三年中，重工业独腿“跃进”，表面看发展很快，但由于轻工业发展滞后，农业非但没有发展还大幅度后退。结果，到了1960年下半年，重工业也无力继续“跃进”，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重工业的片面“跃进”还造成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粮食连年减产，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艰难。

由于农业高产“卫星”的误导，在制定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3%。一面是播种面积的减少，一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导致1959年单产的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1亿斤少2000亿斤，跌到了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

1960年和1961年的播种面积虽然有了增加，但我国却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196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实际上己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12.6%。主要农副产品大幅度减少，其中粮食只有2870亿斤，比上年减少530亿斤，减少了15.6%。棉、油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减产。与1957年相比，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人均拥有量分别下降了29.7%、38.5%和56.1%。粮食的减少还导致了生猪的下降，生猪人均拥有量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36.4%。

“大跃进”启动后，大量的农民被抽调从事大炼钢铁等非农业生产活动。同时，为了大力发展工业，兴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和开展了各项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结果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为减少；另一方面吃商品粮的人口大量增加。为了保证城镇居民的最低商品粮供应，不得不加大对农民粮食的征购量，实行高征购。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间，每年粮食征购量都在1000亿斤以上。这三年粮食征购量及其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分别是：1958年征购1175亿斤，占29.4%；1959年征购1348亿斤，占39.7%：1960年征购1021亿斤，占35.6%。过高的粮食征购量，是以降低农民口粮为代价的。1957年，全国农村留粮2940亿斤，1959年减为2052亿斤，1960年为1846亿斤。也就是说，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了17.2%。按人口平均，全国农村拥有粮食消费量，1957年为409斤，1959年为366斤，1960年仅为312斤。

由于高征购，加之人民公社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从而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为农业连年大幅度减产的重要原因，并造成了高征购—减产—再高征购的恶性循环。

城市居民的情况略好些，据当时对27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当时城镇居民每

月口粮平均定量的情况是：广州、福州23斤至25斤，武汉、长沙、宁波、杭州、无锡、银川、兰州、青岛、旅大25斤至27斤，重庆、成都、合肥、西安、郑州、济南、呼和浩特、太原、唐山、保定、天津、本溪和吉林27斤至30斤，洛阳30.2斤，三门峡市33.2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粮食，不全是大米或面粉等细粮，甚至更多的是玉米、高粱、红薯干等粗粮以至各种“代食品”。

不但城乡粮食供应极度紧张，食用油、肉类的人均消费也极低。1960年平均每个农业人口食用油消费为1.5公斤，猪肉消费1.2公斤。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油消费3.6公斤，猪肉消费2.7公斤。由于粮食和副食品的严重短缺，1959年至1961年城乡居民生活异常艰难。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过低的口粮，加之没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来弥补口粮的不足，农民又要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致使农村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并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据《当代中国的安徽》一书所载：1957年年底，安徽全省农村2557万人，减少了487万人。1960年与1959年相比，全国总人口净减少了1000万人。

10、罗平汉著《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火柔 2017-06-24 17:00:06
难道不怕猫粪们 前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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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岂止对我进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