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枯木





文字，是人类记录语言和思想，进行交流和传承文化的图像或符号。世界上的文字大致分为三种，分别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表形文字也称象形文字，是描绘物体的形象，只能表示具体的事物，无法表示抽象概念；表意文字是一种用象征性书写符号记录信息的文字体系，可单独表达概念；表音文字是一种使用少量的字母记录语言中的语音，字母本身并无涵义。



红崖天书

我国的文字属于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字，是迄今为止持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现在一般称为“汉字”、“中国字”或“中字”。





贾湖刻符

汉字源远流长，起源很古老。据考古证实，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符号为“贾湖刻符”，为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前的龟甲上契刻的17个文字符号，有近似甲骨文的"目"字、"曰"字等，是明显有意识刻画的，但不能确证为文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字”的涵义，“文”和“字”是分开的。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意思是如果汉字是独体字，不可再分，称之为“文”，如果形声相益，即合体，称之为“字”。因而从“贾湖刻符”来看，似乎只能称之为文，不能称之为字。



我国古代文字体系的建立，据传是黄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时代的左史官仓颉在前人基础上总结整理而发明，史称“仓颉造字”。虽然西方有人质疑炎黄二帝是传说，然而从现有史料和考古证据来看，炎黄时期肯定存在，只是在具体年代上依然存疑。



陶寺朱书

不过可以确定，从夏朝开始，我国文字已经非常成熟。目前发现最早的证据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由于当时的文字大多是刻在乌龟甲壳和牛的肩胛骨上,故称"甲骨文"。迄今为止，甲骨文先后出土约15万余片，单字总数约4500个，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甲骨文开创了我国文字历史的记载，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并且结构严谨规整，富有美感，是我国汉字和书法的“祖先”。甲骨文的出土，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具有划时代意义，针对上个世纪初那些质疑夏商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甲骨文之后，是同时期较晚出现的金文。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周时期，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朝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金文采取的是篆字，也成为“大篆金文”。



金文的应用年代，大约有近一千年，目前最早发现的金文，为殷商时期“盘庚迁殷”（公元前1300年左右）以后，初时只有寥寥数字，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讳。及至周初，已达千二百余字。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诏令书同文，并于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由是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复使用，金文自是不见于史。金文的字数，据统计目前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石鼓文

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金文作为记载重要历史事件以外，人们书写在竹简或者锦帛之上的文字，多为篆字（《说文解字》：“篆，引书也。谓引笔而箸之于竹帛。”）。当时由于诸侯割据，各国的汉字出现了简繁不一、一字多形的情况，主要分为大篆金文、籀文和“六国文字”。大篆金文专指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籀文据史料记载是周宣王时期的史官史籀所创，因而叫“籀文”，也叫“大篆”，因为“秦国文字”接近正统的西周和春秋金文（大篆金文），比较严谨统一，后世就称秦国文字为“籀文”或“大篆”。现在最具代表的为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石鼓文”。



侯马盟书

另外春秋战国时期，还并行着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使用的文字，称之为“六国古文”或“古文”，古文形体比籀文更为简化，结构奇诡。在六国的铜器、兵器、陶器、货币、简册、帛书和玉石盟书上都可见到这种文字。具有代表的为山西侯马出土的“侯马盟书”，该文书不但是晋国的官方文书，而且还是是中国现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书写的文字。



李斯小篆

秦始皇灭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下令以秦国的“小篆”作标准，统一全国文字。小篆由李斯等人整理而成，这种文字“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见《说文解字·序》）。虽然秦国很快就灭亡，然而小篆在汉代却得到继承，一直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



小篆字形呈纵势，笔画粗细划一，匀圆齐整，排列齐整，字体优美。其中用笔圆润而略粗的叫做“玉箸篆”，用笔较细而圆劲挺直的叫做“铁线篆”。由于小篆形体优美，因而为历代书法家所青睐，一直到现在都在流行；又由于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因而在古代关防印章玉玺等需要防伪的印章刻制上，一直采用篆书，直到清末才退居其次。小篆的代表作为秦代李斯的作品，李斯也被称为小篆书法之祖。



东汉隶书 张迁碑

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根据出土简牍，隶书始创于秦朝，传说一个叫程邈的犯人创作，因为程邈为“隶人”（掌管文书的小官吏），因而叫做“隶书”或“邈书”。隶书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西晋时期卫恒的《四体书势》：“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因为隶书在秦朝主要是作为辅助作用，因而也叫“佐书”。



魏碑《张猛龙碑》


隶书分为“秦隶”和“汉隶”（今隶），由于隶书书写简洁方便，因而逐渐替代篆书成为主流，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唐代梁升卿隶书《唐御史台精舍碑》

到了东汉末期，文字艺术出现多种字体并行的现象，陆续出现了楷书、草书和行书等字体。随着汉隶的演变，人们追求形体美的进一步发展，汉字的书写逐渐变波、磔而为撇、捺，并且有了“侧”（点）、“掠”（长撇）、“啄”（短撇）、“提”（直 钩）等笔画，使结构上更趋严整，于是出现了楷书。由于楷书特点在于规矩整齐，是字体中的楷模，所以称为楷书，又称正书或真书，一直沿用至现代。



唐代虞世南楷书《孔子庙堂碑》

楷书是我国封建社会南北魏到晋唐最为流行的一种书体。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



颜真卿楷书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我们常说的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前三个就在唐朝，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唐末楷书已发展到了顶峰，过于规整，到了宋代，楷书风格出现多变。诸如苏轼开创了丰腴跌宕、天真烂漫的“苏体”；宋末元初的赵孟頫，以其恬润、婉畅，形成了“赵体”，也就是四大家中的“赵”，总体概括“唐书重法，宋书重意”。



张旭草书《肚痛帖》

草书的出现，也是开始于汉初，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当时通行的是草隶，即草率的隶书，后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至汉末，相传张芝脱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隶书笔画形迹，上下字之间的笔势，往往牵连相通，偏旁相互假借，成为今草，即一般所称草书，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到唐代的张旭、怀素，宋代的米芾将今草写得更加放纵，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成为狂草。



王羲之《兰亭集序》

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产生的，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行书的名称始见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魏初，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行书者，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张怀瓘在其《书议》又云：“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



颜真卿 《祭侄文稿》

行书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行书因其行云流水、书写快捷、飘逸易识的特有艺术表现力和宽广的实用性，从产生起便深受青睐、广泛传播。行书历经魏晋的黄金期、唐代的发展期后，在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峰，于各种书体中逐渐占居主流地位。纵观漫长的书史，篆书、隶书、楷书的发展都存在盛衰的变化，而行书则长盛不衰，始终是书法领域的显学。



苏轼 《寒食帖》》

在浩如烟海的书法艺术宝库中，行书无疑是一座最为绚烂多姿、丰富厚重的宝藏。其中王羲之创作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颜真卿创作了“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苏轼创作了“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王珣创作了《伯远帖》，王献之创作了《鸭头丸帖》等等。这些照亮书法艺术星空的经典之作，是历经漫长岁月淘洗留下的艺术精髓，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审美领域的独特贡献。



王献之 《鸭头丸帖》

汉字从古至今，历经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到隶书、楷书、草书、行书，文字的发展由繁变简，由不规则到规范，进一步上升为文字书法艺术，是中华文明最灿烂最优秀最杰出的标志之一。汉字发展到今天，不但楷书和行书依然是日常书写字体，而且篆书、隶书、草书等，也是常见的艺术形式，不但没有随着历史而湮灭，反而越来越焕发出新的魅力。



王珣《伯远帖》

2019/12/8榆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