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碧水净土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鱼是日常饮食中再寻常不过的一道餐点。从菜市场的砧板到每家每户的饭桌，人们的关注点只在鱼的品种、肉质和健康上，却鲜少有人会关心一条鱼的来历。

与餐桌上的盛况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市场上，很多鱼类已经供不应求，渐渐只能依靠人工养殖来支撑人们的饮食需求，还有一些鱼类资源已经在过度捕捞中，频临灭绝，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以大黄鱼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大黄鱼在黄海还十分普遍，但目前，野生种群基本已经全部消失。

也因此，野生大黄鱼从曾经最为普通的家常菜，一跃成了价格堪比黄金的奢侈品。

01

大海真的没东西了

著名摄影师Stefen受到绿色和平组织的拍摄邀请，来到了中国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地福建省。根据当地的调研结果，拍摄了一支短片——《年年有鱼》，这则短片揭示了这盘看似普通的盘中美味背后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

调研发现，上世纪70、80年代，黄渤海的渔业资源还相当丰富，对虾、带鱼、黄花鱼等屡见不鲜，不仅数量惊人，而且种类繁多。

但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渔民反应：“大海里真是没东西了”。出一趟海，一网捞下去，捕捞上来的几乎都是小鱼小虾，曾经渔民满载而归的盛况再难看见了。

野生渔业资源的衰退，促进了水产养殖行业的迅速扩张。

当捕网中越来越少出现高品质的大鱼时，越来越多的渔民觉察到鱼类捕捞盈利的局限性，于是开始返回海岸做养殖，养殖的目标自然就是那些可以卖出高价的石斑、大黄鱼和鲈鱼。

但问题是，这些鱼都是肉食性的，于是渔民就去海里捕捞还未长大的小鱼小虾去做养殖饲料。

为了降低成本和工序，大黄鱼养殖户会把捕来的小鱼用机器直接打成鱼浆，然后投喂。

这种方式虽然省时省力，但饲料的使用率低，而且会污染水质，提高鱼群的致病率。

02

不持续的捕捞方式

绿色和平组织2016年12月在福建宁德大黄鱼养殖场的调研表明，当地的大黄鱼的鱼投入鱼产出系数（FIFO系数）达到7.15，即每养殖1公斤大黄鱼，需要7.15公斤的幼杂鱼饲料。

为了调查研究，Stefen和他的团队随机购买了养殖一公斤大黄鱼需要的饲料，并一一统计，发现饲料中一共含有39种鱼，总数量超4000条。

利用买来的鱼类饲料，Stefen团队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一个篮球场为每条鱼验明正身，并拍照记录。

一个人摆鱼、一个人拍摄，还有一个人负责给小鱼喷水降温，防止小鱼被暴晒成鱼干。

最终，4000多条小鱼的“肖像照”被拼凑成一副巨大的图片。

要知道，如果这些野生小鱼没有被提前捕捞，它们的价值也可以增加到数倍，甚至数十倍。

过度捕捞幼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于此，各种食用经济鱼类的生殖和繁衍遭到破坏，还会对其他海洋大型生物和海洋食物链造成威胁。

在中国，海鲜市场对鱼类的需求与日俱增，但养殖业实际生产中所产生的“真实成本”难以估计。仅仅养殖大黄鱼，每年就至少需要消耗40万吨幼杂鱼。

从餐桌到海边，从渔民到消费者，资源和环境消耗成本被“理所当然”的忽略了，但渔业资源河海原生态之间的矛盾冲突却不可避免地愈加剧烈。

03

近海已经“”无鱼可捕“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海洋捕捞国家。

2015年，中国捕捞产量达1300多万吨，年捕捞量比世界排名第二、第三的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加起来还多。

并且，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水产养殖产量增长了10倍，成为全球第一养殖大国，产量占全球水产养殖总量的60%以上。

但在这些看似“辉煌”的数字背后，写满的是人们对于物产资源的无度索取。伴随着强度捕捞以及渔业生态环境污染，中国近海和主要江河、湖泊的渔业资源严重衰退。

其中，传统经济鱼类迅速小型化、低龄化；食物链短、经济价值低的杂鱼所占比例迅速上升。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来自世代靠海渔民的感慨：近海已经“无鱼可捕”。

数据显示，从1999年开始，我国的捕捞总产量就进入了“零增长”，并在保持稳定中略有下降，渔业资源的总体数量水平已经降得很低。

根据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副教授慕永通说，在渤海和黄海，掠夺式的鱼类捕捞已经导致海洋渔业资源局部“荒漠化”。

举例来看，浙江舟山渔场是世界四大渔场之一，也是我国四大传统海产主产区之一，但根据当地渔民和渔业管理官员反馈，受到近年来滥捕滥捞的影响，鱼类没有足够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渔民作业渔场日益远离近岸。

让我们来看一下渔民的“毁灭性”捕捞方式，他们使用网孔极小的渔网，俗称“海洋杀手”，在海底来回拖拽。

由于网孔极密，沉入海底后捞起，鱼群不分大小，不分种类全数收入网中，“一网打尽”，连2-3厘米的小鱼、甚至虾米也难逃一劫。

除了这些，还有电网捕鱼、灯光捕鱼、声波捕鱼......所到之处鱼类死绝。这些破坏性极强的捕鱼方式，会间接导致鱼群的繁殖能力、鱼苗质量、存活率大大下降，使鱼类遗传特性发生变异，长此以往，甚至会造成鱼类资源的衰竭和灭绝。

更耸人听闻的是，这种超出海洋承受能力的捕捞，已经持续了近20年。

人们对于海洋产品的无度索取，直接阻断了海洋生态链，致使海洋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海洋生态灾害频发。

2010年，处于健康、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的海洋生态监控区分别占我国海洋面积的14%、76%和10%。我国近海的赤潮、绿潮、水母旺发等灾害性生态异常现象频频出现。

如果这种不可持续的人工养殖方式和捕捞方式继续存在，那么我们收获的将是一个日益贫瘠的餐桌，一片日益荒漠的海洋，甚至是一颗日益衰退的星球。

在开发利用海洋几百年之后，现代的我们更需要反思，究竟怎样合理看待海洋资源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

如果人类只是一昧地索取海洋资源，而不顾忌海洋的明天，那么终有一天，地球会变成一座孤岛，被无边无际的荒漠萦绕。

中国有这样几个成语，就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利令智昏。
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基本特点，走私有就是走邪路，是自杀式的自我毁灭。这不仅是人吃人，而更是人吃地球。自有人类以来的灾难，没有比资本主义的毁灭性破坏更为大。
这一切问题的解决，也只有靠真正的科学公有才行的。

社会主义就是节约资源，爱护自然，保护地球摇篮。当然也还更是公平共享。
真正的科学文明的建立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亦即公正平等的基础上才行。否则，人类便会面临内外即从大自然到人类自身的惩罚。

掠夺性的经济，其生产发展必然伴随毁灭性的破坏。这全都是私有惹的祸，什么私有促进竞争，私有存在于世间就是没有一点点好处。
正是因为人的本性太自私，则所以不能过分而要防范之，使之在合理的公有的按劳分配的框架下才行。
不然迟早是灾难。在举世俱私的世界里，上上下下从权贵到小民无不利令智昏疯狂破坏不计后果。

小小的方舟，是经不起科学意识时代后的折腾的。

"炒猪团"为牟取暴利 恶意向猪群投放非洲猪瘟病毒

今年以来，全国猪肉价格上涨明显。而眼下，非洲猪瘟疫情仍未完全平复，各地一边加强疫情防控，限制生猪非法跨省调运，一边加大调控力度，平抑市场上上涨的猪肉价格。

然而，一些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暴利，盯上了生猪价格洼地。他们不顾政府禁令，组成炒猪团，跨省收猪、贩猪、炒猪，而不管其中有没有病猪。为了偷运生猪，有的买通监管人员，伪造手续证明；为了压价收猪，有的散播疫情谣言，制造社会恐慌情绪，甚至向他人饲养的猪群投放非洲猪瘟病毒……

炒猪团盯上生猪价格洼地

当前猪肉价格高企，为防控非洲猪瘟疫情，保障上市猪肉产品质量，部分省份要求生猪暂停调运出省，全力加大省际间防堵检查。

云南一直是全国生猪外调重点省份之一。今年9月，云南省非洲瘟疫防控应急指挥部发文要求，全省生猪暂停调运出省。随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公安等部门开展非法调运生猪集中打击行动，共查获非法调运生猪超过1万头。

然而，重拳之下，省际间私下交易生猪仍然禁而不绝。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发现，一些不法商人结成炒猪团，瞄准生猪价差大且省际间难以监管的地区，采用各种非法手段跨省偷运生猪，暗地交易，牟取暴利。今年11月，四川高速民警截获4辆改装过的商务车，从车上查获79头生猪。

某业内人士告诉半月谈记者，其所在地处于省际交界地带，随着周边地区生猪价格上涨，本地生猪价格洼地优势凸显，从而被炒猪团盯上，炒猪团一天最多从当地调出生猪超过4000头。据测算，每头平均毛利润在1000元左右。每车按照运送100头计算，可获利10万余元。“你有多少猪，我们都可以吃下。”一些收购生猪的商贩放出豪言，他们还可以提供大额定金，只为收购生猪。

针对炒猪团的偷运行为，各地加大省际间高速路口联合查缉的力度。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在调运手续、检疫证明等方面大做手脚，甚至买通缉查人员，逃避监管，蒙混过关。

今年3月下旬，湖北省利川市剑南镇某养殖户猪群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疫源追踪表明，动物经纪人非法调运生猪、官方兽医违规出证、公职人员监管不力是造成此次疫情的主要原因。经查，湖北省公安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兽医李某为刘某从外省违规调运生猪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给饶某将生猪销售到利川市提供便利条件。



"炒猪团"为牟取暴利 恶意向猪群投放非洲猪瘟病毒
四川省中江县一生猪养殖场工作人员在检查猪的生长情况 李梦馨 摄

散播疫情谣言，低价收购生猪，是炒猪团暴利炒猪的常用手段。在一些地方，炒猪团先向养殖场、养殖户的猪群边丢弃死猪，或是投放带非洲猪瘟病毒的饵料，然后制造、散布发生疫情的消息，大幅压低价格买猪，进行炒猪。

采访中，一些村民对半月谈记者说，猪贩子经常在村里散布当地暴发非洲猪瘟的谣言，刺激养猪农民，部分人被谣言诓骗，担忧发生疫情损失更大，于是忍痛出售生猪。在某养猪百强县，一名养殖企业负责人说，非洲猪瘟疫情出现以来，集团分公司曾发现有无人机在生猪养殖区投放不明物品，检疫后发现该物品含有非洲猪瘟病毒。

冲击疫情防控体系，打击养殖者信心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经由炒猪团非法调运的生猪，由于缺少严格检疫环节，部分生猪可能携带非洲猪瘟病毒。在云南查处的违规调运生猪的案例中，其中有部分生猪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说明在生猪收购地已有非洲猪瘟疫情，或者这些生猪来自疫区。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对该批生猪进行了处置，防止疫情扩散。

“炒猪团暴利炒猪，哪管是不是病猪。”基层担忧，倘若病猪没有被及时查获，病源体将流入采购地，可能加剧非洲猪瘟疫情的传播，引发沿线各地更多非洲猪瘟疫情，对目前各地部署的非洲猪瘟防控体系造成影响。

炒猪团非法调运生猪，输入市场的价格也并未因成本较低而降价。炒猪团“吃完差价”后，猪肉价格基本与本地的市场价格持平，消费者未享受到低价猪肉。

当前，中央根据各地情况，陆续将储备冻肉投放到市场，并出台文件鼓励生猪生产，多地通过发放补贴等政策保障生猪供应。基层畜牧专家和养殖技术人员认为，这些措施对平抑猪肉价格产生一定积极作用，但在目前形势下，炒猪获利空间依然很大，对生猪输出地、输入地都有影响，削减了宏观调控作用。

炒猪还会打击养殖者饲养信心，影响行业恢复生产的信心。云南省富宁县农科局干部韦光伟认为，目前各地在非洲猪瘟防控方面存在较大压力，而炒猪行为会减少本地生猪的存栏量，影响生猪生产者的信心。西南某地一名管理着2万头育肥猪的技术人员说，目前猪肉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炒猪过程制造传播的疫情谣言会造成养殖恐慌，影响生猪饲养者生产积极性，造成恢复养殖的动力不足。

加快生猪行业转型升级，压缩炒猪空间

在非洲猪瘟疫情出现前，行业内部也有“猪周期”，即平均3年猪肉价格会出现一个过山车式的涨跌，肉价高—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

专家认为，本轮“猪周期”与非洲猪瘟疫情出现一定重合期，导致猪肉价格持续上涨，这是炒猪团产生的客观条件。面对防疫情、保供应、稳市场的要求，需要各方齐心协力、多措并举。

业内人士建议，在省际公路沿线，应增派工作人员，加大力度打击违规调运，提高处罚力度，适时公布一批违法名单；在市场终端，强化对上市猪肉的病毒检测，防堵有疫情的猪肉；在集中饲养生猪区域，加强宣传和检查力度，增加对生猪屠宰场飞行检查的频率，确保有疫情的猪肉难以在市场上流通。

云南省镇雄县农投公司负责人高云认为，在“猪周期”和非洲猪瘟疫情叠加期，可借此推进生猪生产行业的结构性改革，在促进生猪恢复生产和上马养殖项目的同时，促进屠宰行业标准化再提升，推进行业冷链物流配套建设，加快生猪行业转型升级，以压缩炒猪获利空间。

部分养猪户对村里流传的非洲猪瘟疫情消息往往难辨真假，感到十分苦恼。他们期待国家加快非洲猪瘟疫苗研制步伐，真正稳定生产者生产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