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决定了欧洲必然走向资本主义主义

为什么中国受困于农本思想无法自拔，而欧洲国家是如何摆脱农本思想走向重商主义并最终诞生资本主义——地理环境决定的。
欧洲三个特殊地理环境的国家依次一而再再而三自发的走向重商主义，在被打断两次之后，第三次终于成功诞生资本主义，诞生资本主义的概率翻了三倍。
这三个国家就是希腊、威尼斯和尼德兰，她们有着共同的地理环境：土地狭小贫瘠、靠海、水陆交通便利。
土地狭小贫瘠决定了这些国家不可能依靠农业生存，靠海、水陆交通便利为这些国家向海洋和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无法依靠农业生存，俗话说穷则变变则通，贫瘠狭小的土地为这三个国家向海洋和外贸发展提供了动力。
首先以希腊为例，希腊土地狭小贫瘠，多丘陵，但是靠海，为了生存必须依靠外贸，进口海外原料，出口制成品，换回国家生存必需的资金；为了贸易需求建立贸易殖民据点，为海外贸易提供军事保护。地理环境逼着希腊自发的走向重商主义道路（依赖外贸及殖民地）。
然后以威尼斯为例，威尼斯原是一片无土可耕的沼泽地，由于靠海，威尼斯人先是经营渔业，然后利用水陆交通便利的优势发展海外贸易，并为海外贸易提供军事保护。地理环境逼着无土可耕的威尼斯自发的走向重商主义道路（依赖外贸及殖民地）。
最后以尼德兰为例，尼德兰本意为低地国家，处于一片被海水淹没的土地，土地狭小贫瘠，但是河网密布，无法靠农业生存，被逼着走向渔业和海外贸易，渔业带动造船业，由于（造船业）技术创新垄断了欧洲的造船业市场，又有由于制度创新（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公司制）加上原有的造船优势，进而垄断了欧洲的海洋转口贸易。地理环境逼着尼德兰自发的走向重商主义(依赖外贸及殖民地)。
为什么欧洲这三个国家能一而再再而三自发的走向重商主义并最终诞生资本主义？这与欧洲的地理环境及封建制有关：欧洲总面积的1/3属于半岛和岛屿，其中半岛的面积又占全洲面积的27%，这就为欧洲出现象希腊、威尼斯和尼德兰那样的滨海国家提供了地理环境支持，而封建制为欧洲出现象威尼斯和尼德兰那样的面积小的国家提供了制度保障。
而中国虽然也靠海，有海南岛、台湾岛以及上海、香港那样的滨海地区，但是中国是大一统的集权制国家，海南岛、台湾岛及上海、香港等地区不是独立国家，且中国大一统的集权制依赖的是农业税，在依赖农业税的基础上诞生了农本思想并被农本思想束缚无法自拔，一般的规律是落后国家的思想受先进国家思想影响，连日本这样的独立海岛国家都受由中国传入的农本思想束缚，何况是海南岛、台湾岛以及上海、香港非独立地区。而欧洲这三个国家根本没有诞生农本思想的地理环境，反而有自发诞生重商主义的地理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突破思想束缚是最困难的，农本思想一旦诞生就很难突破。

为什么说英国面积不大不小，正适合工业革命？
如果面积太大，英国诞生资本主义的难度变大，而资本主义制度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如果面积太小，不仅国内市场狭小，无法保障国内原料供应（例如尼德兰），而且无法打赢英西、英荷及英法战争，从而建立海上霸权，而海上霸权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海上霸权使英国有能力在全球建立贸易据点，通过全球的对外贸易获取大量的金银财富，为工业革命提供资本，并获得广阔的殖民地，为工业革命提供海外市场和海外廉价原料供应地。

论面积与资本主义

为什么诞生资本主义的顺序是按面积从小到大：尼德兰、英国、法国？ 为什么面积很小的尼德兰和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而面积超大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是萌而不发？为什么西班牙的工商业税收占比高达50%却无法诞生资本主义？
在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支持革命的是工商业经济所占面积，支持王权的是封建经济所占面积，两个面积的大小对比就决定了诞生资本主义的概率。
如果分别在两个面积不同的国家发展同样大的工商业经济面积，显然面积小的国家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高，也就是说面积小的国家比面积大的国家更容易提高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
仅有的两个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尼德兰和英国面积都很小，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两国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都很高，尼德兰（面积七万）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57%，英国面积二十四万）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50%。
“中国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的东南沿海诸省，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1）而大明的面积为710万平方公里，即大明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为83/710，约为12%不到。
西班牙（面积五十七万）虽然工商业税收占比高达50%，但是工商业经济面积只有尼德兰北部四万平方公里，其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约为8%不到。
从尼德兰、英国、中国明代和西班牙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数据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而不发，为什么尼德兰和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为什么西班牙无法诞生资本主义。
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认为中国无法诞生资本主义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是一种“权力经济”。本文则认为“权力经济”是中国因为面积太大无法诞生资本主义导致的结果，而不是无法诞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尼德兰如果和西班牙接壤（变相增大尼德兰面积），尼德兰的资本主义萌芽会轻易的被西班牙国王掐灭（例如法国因与尼德兰接壤，曾轻易的占领尼德兰），由于面积太大无法诞生资本主义，尼德兰也会与中国一样陷入“权力经济”。
对于中国，封建制能使国土面积减小，能有效减少农业人口和农业经济占比

论面积与资本主义

为什么诞生资本主义的顺序是按面积从小到大：尼德兰、英国、法国？ 为什么面积很小的尼德兰和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而面积超大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是萌而不发？为什么西班牙的工商业税收占比高达50%却无法诞生资本主义？
显而易见的是面积小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消灭的封建经济和封建因素都要比面积大的国家少和弱。
在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支持革命的是工商业经济所占面积，支持王权的是封建经济所占面积，两个面积的大小对比决定了诞生资本主义的概率。
封建制将欧洲分割成很多面积很小的国家，国家面积越小意味着封建经济面积就越小，当地理条件适合，这个国家的工商业经济面积越容易接近或超过封建经济面积，使资本主义诞生的概率增大。
仅有的两个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尼德兰和英国面积都很小，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两国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都很高，尼德兰（面积七万）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57%，英国面积二十四万）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50%。
“中国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的东南沿海诸省，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1）而大明的面积为710万平方公里，即大明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为83/710，约为12%不到。
西班牙（面积五十七万）虽然工商业税收占比高达50%，但是工商业经济面积只有尼德兰北部四万平方公里，其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约为8%不到。
从尼德兰、英国、中国明代和西班牙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数据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而不发，为什么尼德兰和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为什么西班牙无法诞生资本主义。
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认为中国无法诞生资本主义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是一种“权力经济”。本文则认为“权力经济”是中国因为面积太大无法诞生资本主义导致的结果，而不是无法诞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尼德兰如果和西班牙接壤（变相增大尼德兰面积），尼德兰的资本主义萌芽会轻易的被西班牙国王掐灭（例如法国因与尼德兰接壤，曾轻易的占领尼德兰），由于面积太大无法诞生资本主义，尼德兰也会与中国一样陷入“权力经济”。
对于中国，封建制能使国土面积减小，能有效减小传统自然农业经济面积

中欧君王面临的相同问题及不同的解决办法

中欧君王都面临相同的问题：财政危机，封建制让欧洲各国陷入土地狭小无法依赖土地税的境地，国王们想方设法要摆脱财政危机，英国国王求教于造币所人员查德·爱尔斯伯利，最终爱尔斯伯利以商人的经验得出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的办法。中国（汉代）的统治者也在想方设法摆脱财政危机，可惜得出的结论是靠盐铁专营而不是靠对外贸易筹集资金，其中的原因是中国汉代已经不是封建制，没有相互贸易的国家，自然无法得出依靠对外贸易筹集资金的办法。如果中国是封建制，有多个相互贸易的国家，可能会得出在对外贸易中筹集资金的办法——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国就是盐铁论和重商论两条路子，因为当时是封建制，有多个相互贸易的国家，能够靠对外贸易筹集资金，而到了没有相互贸易的国家的集权制中国之后，就只剩下盐铁论了，封建制消失之后，重商论也消失了。

中欧君王面临相同问题和不同结果

中欧君王都曾面临相同的问题：财政危机，封建制让欧洲各国陷入土地狭小无法依赖土地税的境地（因此无法诞生农本思想），国王们想方设法要摆脱财政危机，英国国王求教于造币所人员查德·爱尔斯伯利，最终爱尔斯伯利以商人的经验得出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的办法。中国由于面积大，本来财政依赖土地税就足够了，汉代文景之治就靠土地税积累了大量的钱，但是到汉武帝时由于频繁征战也陷入财政危机，汉武帝想方设法摆脱财政危机，可惜想出的办法是靠盐铁专营而不是靠对外贸易筹集资金，其中的原因是中国汉代已经不是封建制，没有相互贸易的国家，自然无法得出依靠对外贸易筹集资金的办法——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国就是盐铁论和重商论两条路子，因为当时是封建制，有多个相互贸易的国家，能够靠对外贸易筹集资金，而到了没有相互贸易的国家的集权制中国之后，就只剩下盐铁论了，封建制消失之后，重商论也消失了。
英国国王在财政危机时希望对富有的有产者加税，导致有产者革命；而汉武帝将盐铁收归国有侵害了富有的有产者利益却只是遭遇非议而已。同样是王权侵犯有产者的利益，结果却不同，为什么？区别就在于一、王权的大小：在集权制中国是普天之下免费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王权能垄断全国的山林池泽搞盐铁专营，而在封建制欧洲，“国王作为领主名义上对分封出去的土地拥有权力，然而受封者却实际占有土地，领主无法干涉受封者在这片土地上行使的各种权力，包括司法权、收税权、军事权”（3）。二、富有的有产者的势力：在封建制欧洲是有组织（议会）有资源（分封土地和资产）的并受工商业阶层支持的封建贵族势力，而在中国则只是无组织的有产者。三、支持王权的传统经济面积：由于英国面积很小，封建经济面积因此也很小，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与支持革命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差不多大，而中国由于面积超大，传统经济面积远大于工商业经济面积。

中国春秋战国封建制时代的齐国与尼德兰相似，因地处山东半岛，土地是盐碱地不适合耕种，诞生了重商主义：大力发展手工纺织业、鱼盐业和对外贸易；齐国是独立国家，且土地狭小贫瘠，因此大力发展工商业和外贸，最有可能诞生资本主义；不幸的是秦国最终统一中国不仅导致能诞生重商主义的封建制终结，而且导致已诞生重商主义的齐国灭亡；秦国的农本思想因而流传后世，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突破思想束缚是最困难的，农本思想一旦诞生就很难突破。
从希腊、威尼斯、尼德兰及齐国的历史可以得出，诞生重商主义的都是土地狭小贫瘠的海洋国家，而诞生农本思想的是有着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的秦国——思想的诞生也是因地制宜的，思想受地理条件限制。
狭小贫瘠的土地导致生存压力进而使人产生从事贸易的动力，这在东方也能找到两个实例：土地狭小贫瘠的日本的过剩人口成为从事走私贸易的海盗；中国明清两代土地狭小贫瘠的山西诞生了汇通天下的晋商。

在人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国家诞生重商主义，而在人少地多土地肥沃的国家诞生重农抑商思想；正如农本思想不适合齐国，重商主义也不适合秦国；秦国的资源在于广阔的未开垦的土地，重商则会与农耕争夺人口资源，导致土地资源荒废，而重农导致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极大的丰富了物质资源，反而为秦国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秦国的商业并未因抑商政策而衰败反而更加繁荣证明了这一点。

论中西历史的异同

中欧君王都曾面临相同的问题：财政危机，封建制让欧洲各国陷入土地狭小无法依赖土地税的境地（因此无法诞生农本思想），国王们想方设法要摆脱财政危机，英国国王求教于造币所人员查德·爱尔斯伯利，最终爱尔斯伯利以商人的经验得出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的办法。中国由于面积大，本来财政依赖土地税就足够了，汉代文景之治就靠土地税积累了大量的钱，但是到汉武帝时由于频繁征战也陷入财政危机，汉武帝想方设法摆脱财政危机，可惜想出的办法是靠盐铁专营而不是靠对外贸易筹集资金，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汉代已经不是封建制，没有相互贸易的国家，自然无法得出依靠对外贸易筹集资金的办法——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国就是盐铁论和对外贸易两条路子，因为当时是封建制，有多个相互贸易的国家，能够靠对外贸易筹集资金，而到了没有相互贸易的国家的集权制中国之后，就只剩下盐铁论了，封建制消失之后，靠对外贸易筹集资金的重商主义也消失了。
英国国王在财政危机时希望对富有的有产者加税，导致有产者革命；而汉武帝将盐铁收归国有侵害了富有的有产者利益却只是遭遇非议而已。同样是王权侵犯有产者的利益，结果却不同，为什么？区别就在于一、王权的大小：在集权制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王权能垄断全国的山林池泽搞盐铁专营，而在封建制欧洲，“国王作为领主名义上对分封出去的土地拥有权力，然而受封者却实际占有土地，领主无法干涉受封者在这片土地上行使的各种权力，包括司法权、收税权、军事权”；（4）因此欧洲王权无法垄断全国的山林池泽搞盐铁专营，除了对外贸易，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财政危机。二、富有的有产者的反抗势力：在封建制欧洲是有组织（议会）有资源（分封土地和资产）的并受工商业阶层支持的封建贵族势力，而在中国则只是无组织的有产者。三、支持王权的传统经济面积大小：由于英国面积很小，封建经济面积因此也很小，与支持革命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差不多大，而中国由于面积超大，传统经济面积远大于工商业经济面积。
在实现集权制之后，中国和欧洲的君主的行为都一样——开始打压工商业阶层：汉武帝打压威胁政权稳定的豪商，而欧洲君主则开始取消城市的自治权，可见欧洲君主和中国君主的行为逻辑是一样的，都追求绝对的权力，只是由于面积差异导致一个成功压制工商业阶层而另一个被工商业阶层反压制；而面积差异又是由制度差异（是否封建制）导致的；如果尼德兰和西班牙接壤，面积只有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西班牙能轻易的掐灭尼德兰的资本主义萌芽；更何况面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压制豪商轻而易举。
如果尼德兰和英国面积象中国一样大，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并且会给统治者一个教训——防范工商业阶层，象中国一样的抑商政策会出台，西方历史会与中国一样。其实面积并不需要象中国那么大，只需要象西班牙那么大的面积，就能使尼德兰和英国的资本主义难产。

本文经过修改投稿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近两个月了，可惜无回应

请问草鱼子斑竹，能否重新开贴把经过修改的文章贴出来

论欧洲为什么能而中国却不能诞生独立性的工商业城市

为什么欧洲能诞生独立的工商业城市，而国不能诞生独立的工商业城市？
如果你问一个中世纪的农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可能回答能逃入城市成为市民，如果你问一个未取得自治权的城市的市民最大愿望是什么？他可能回答想取得自治权，再问的话就可能想与贵族身份平等。如果你问木下藤吉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可能回答想成为织田信长的一个足轻，当他如愿之后再问，可能回答想成为高级武士，当时绝对不可能妄想成为大名，但真的成为大名之后应该是是最高愿望了，但是当织田信长被杀之后就妄想取而代之成为天下人，最后妄想成为日本的国主甚至取代天皇，甚至膨胀到想鲸吞大明。人的权力欲望就是这样一步步膨胀的。
为什么欧洲的市民能觉醒到向领主要求自治权而中国的工商业阶层没有这种觉悟？权力意识的觉醒有赖于权力一步一步的膨胀：首先是工商业阶层能自由聚在一起（形成共同体），然后获准筑城堡，再是获准建立城市所属武装部队，由于中世纪封建制欧洲社会的不安全性（战乱和强盗），诸侯只能默许或者主动承认这些权力，最后膨胀到想获取自治权，甚至膨胀到以暴力获取政治经济权力——得寸进尺得陇望蜀的生动写照。
而中国皇权对此防微杜渐，工商业阶层既不能自由聚在一起形成共同体（否则会被告发谋反），连武器都不能私藏，何况是私人武装部队更加不可能，防微杜渐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工商业阶层权力意识无法觉醒。这就是欧洲诞生独立的自治城市而中国无法诞生独立的自治城市的原因之一。
中国和欧洲的相同之处是富有之后就想谋求政治权力，但是欧洲封建分权制使欧洲的工商业阶层有可能谋求到自治政治权力从而获得独立性，而集权制中国的工商业阶层只能依附皇权从而失去独立性。
中国的皇权能做到利出一孔，无论是封建制时期还是集权制时期，而欧洲王权有限，正是这种王权的差别，导致了独立的工商业城市在欧洲诞生而不能在中国诞生。
中国皇权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任意征税直到把国家征崩溃为止。而欧洲王权则受到限制。
制度（分权制或集权制）决定经济和文化，封建制已经不准确了，改成分权制，欧洲是分权制而中国是集权制，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也是集权制。


论城市自治权源自分权制

欧洲的诸侯有出卖（城市自治）权力的特权，因为在分权制欧洲“国王作为领主名义上对分封出去的土地拥有权力，然而受封者却实际占有土地，领主无法干涉受封者在这片土地上行使的各种权力，包括司法权、收税权、军事权”；这是欧洲城市能够获得自治权的重要原因之二；而集权制中国任何人没有这种特权，为什么在中国就没有出现政府因缺钱而出卖城市自治权力的事件？大明财政危机时，直到灭亡也没有找到筹集资金的办法，为筹集资金而出卖特权给工商业阶层这一现象为什么在中国不出现？一是中国的工商业阶层权力意识没有觉醒，没能趁大明陷入财政危机的机会主动要求赎买特权从而取得类似欧洲工商业阶层的独立地位，二是中国是集权制，任何人无权出卖皇家权，只能公器私用出卖官职，因此欧洲的城市自治权的取得有赖于欧洲的分权制，而集权制中国工商业阶层无法取得独立地位，只能依附皇权。

论商权与中央权力

中央权力衰落则商权会增长，中央权力强大则商权会受到抑制（例如秦国的商鞅变法）。
在长达千年的中央权力衰落的中世纪欧洲，商人很容易获得自由结社权、筑城堡权、武装权、再加上与生俱来的财权，拥有这四项权力之后权力意识会觉醒——想获得城市自治权——既有赎买的资本又有暴力的资本，一共五项商权离韦伯列出的形成城市共同体的几个指标很相近了。而中国有由于中央权力的强大，导致商人除了与生俱来的财权，其他权力无法获得。
韦伯认为，东方城市没有西方城市所固有的共同体，没有为自治和争取自由而进行斗争；中国的商人阶层没有属于自己的城堡（只是寄居于属于皇权的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虽然在明代发生了市民暴力抗税事件，但不是以属于自己的城堡和军队为基础的，所以赋予了统治者随意处置这起事件的专断权（镇压或安抚），与以属于自己的城堡和军队为资本以赎买或暴力获取城市自治权西方城市不能相提并论；如果中国的商人阶层有属于自己的城堡和军队，那么统治者只能与之讨价还价，可能会被迫承认其特权——这在中国历史中曾经发生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央权力的衰落，地方豪强纷纷筑城堡并拥有私人军队，统治者只能被迫承认其特权，在其后的朝代当中央权威恢复之后，城堡由于危害皇权被拆除；可见中央权力的衰落与否与自由结社权、筑城权和武装权相关，与西方相比，中国是否缺乏一个长达千年的中央权力率领的时期，令商权无法增长。

无论是靠赎买还是靠暴力，自治权的获得都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因为如果没有暴力作为基础，诸侯可以随时反悔重新取得城市治理权，而暴力的基础是城市武装化，而城市武装化的前提是中央权力的衰落。
市民反抗诸侯，贵族反抗国王，这两个反抗既有维护契约的一面又有使用暴力的一面，没有暴力的一面，诸侯和国王会随时毁约，而只有暴力的一面会导致西欧社会法制化理性化的难产，而法制化理性化是工业资本主义诞生的前提；中国就只有暴力没有契约（例如明代市民的暴力抗税），所以法制化理性化在中国无法诞生，从而工业资本主义不会在中国诞生。

为什么西欧封建制国家建立中央集权是依靠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税收完成的，而封建制秦国商鞅变法建立中央集权不必依靠工商业的发展带来的税收而只是依靠王权就能行？这说明两种不同性质的封建制：秦国的封建制具有部分的中央集权和部分的封建分权，而西欧封建制国家是完全的封建分权制，因此秦国的商鞅变法无需依赖工商业的发展，只需依靠王权就能完成绝对的中央集权，而欧洲封建制国家国王没有那么大权力，只能借助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税收完成中央集权。而且在部分集权的秦国商鞅借助王权就能完成重农抑商政策，而西欧封建分权制国家各地诸侯各行其是，国王无权命令诸侯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反而由于工商业税收权归各地诸侯，国王无权干涉，所以诸侯们极力为工商业者提供保护和服务。

两种不同的分封制及其对工商业带来的后果

中世纪西欧的国王和诸侯都普遍缺钱，国王和诸侯为了省钱的同时又能获得兵力，国王对诸侯以及诸侯对城市做出各种有条件服兵役的承诺，逐渐形成契约，导致诸侯和城市以维护契约为由获得权力增长的可能性，因此王权受到限制，城市则获得筑城堡权、武装权和自治权。
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国王就有能力为几十万大军提供装备和补给。
是不是分封形式的不一样导致财政能力的差别？中世纪西欧分封形式是将土地及附着在土地之上的一切权力（例如税收权）都分封出去了，因此国王只能在狭小的王领征税，导致缺钱；而中国分封制虽将土地分封出去，但是国王仍然有权在全国范围征税，因此有财力建立起只听命于王权的军队，因此秦国能够从部分的集权制走向完全的集权制成为可能，不必像欧洲国家需要借助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税收就能实现集权。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实现政治上的集权之后都开始打压工商业阶层的政治权力。但是西方的工商业阶层既有属于自己的城堡和武装，又与昔日是敌而现在是友的贵族阶层结盟共同限制王权，导致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概率大增。而中国的工商业阶层既无属于自己的城堡和武装，政治上又无结盟对象导致势单力薄，导致资本主义难产。

从长平之战看商鞅变法的正确性；从明代灭亡看商鞅的高明

为什么是秦国统一六国，从长平之战就能看出端倪。
长平之战历时近三年，秦国动员百万大军，要知道秦国人口也只有四百万，这么多人脱产且历时三年，这期间吃什么？商鞅提出的耕战变法起了作用；而赵国之败实败于缺粮而非阵前易帅。
若用商鞅之法，则大明百姓足以丰衣足食，不会有农民起义，且以秦国一国之力就能支撑百万大军三年脱产，何况人口面积数倍于秦国的大明，何愁后金不灭？

在通胀前提条件下，斯密认为自由贸易应该换回能保值的实物而非贬值了的金银货币。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会导致通胀？有三重因素推动：1、白银的大量流入；2、江南鱼米之乡改种经济作物使粮食减产；3、江南地区雇佣劳动的高工资使周边省份农民进城务工导致抛荒；一条鞭法加速了第二条和第三条；征收的白银贬值使大明需要更多的白银弥补贬值；需要更多的白银导致更加依赖江南税收；江南更多的人改种经济作物及周边农民抛荒更多；粮食价格更高白银价值更低——死循环。
一条鞭法表面上增加了国库税收，实际上使国家陷入死亡循环；一旦白银停止流入，循环终止；讽刺的是，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导致国库税收增加（名义上），导致了工商皆本思想的提出，却不知重工商而误农导致大明陷入死循环。
在通胀条件下，征收实物税能保值增值有利于国家，然后避免了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北方地区因粮价低而谷贱伤农有利于农民，最后在边关粮价高的地方提供实物供给而非贬值了的饷银有利于守关将士，从这里可以看出商鞅的高明。
在欧洲，羊毛贵了就圈地牧羊；粮价贵了，英国就退牧还耕生产粮食，德国农奴制再版生产粮食；在明代，美洲白银流入大明购买丝绸导致丝贵，鱼米之乡的江南就不种粮食改为种桑养蚕，问题是，为什么粮食贵了没有地主扩大粮食生产？

那么商鞅到底是导致中国重农抑商的罪魁祸首呢还是经世济民的能人义士呢？

春秋战国是孕育资本主义的好时代却因商鞅变法而终结

为什么是秦国统一六国，从长平之战就能看出端倪。
长平之战历时近三年，秦国动员百万大军，要知道秦国人口也只有四百万，这么多人脱产且历时三年，这期间吃什么？商鞅提出的耕战变法起了作用；而赵国之败实败于缺粮而非阵前易帅。如果没有商鞅变法，长平之战最多持续一年秦国就会因缺粮而撤兵，秦国别说统一六国，就连征服一国都困难，所以说春秋战国时代终结于商鞅变法。

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孕育资本主义的好时代？
面积大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国家治理的粗糙化以及国家实力与其面积不相称的虚弱（例如明清两代）；面积小的国家却可以轻易的做到精细化管理而强大，例如秦国吕不韦以丞相之职位兼容武器制造监察，而魔鬼就在细节处，因此往往是面积小的国家强大而面积大的国家弱小，春秋战国时代面积很小的诸侯国就能和匈奴周旋而不败，汉初却屡败于匈奴只好采取和亲政策，之后的朝代更不用提。
由于精细化管理，春秋战国时代既没有内乱又经得起外敌的冲击，能够延续近千年，是孕育资本主义的良好环境，而秦大一统之后的朝代由于粗糙化管理都是两三百年就灭亡。
粗糙化管理会导致两点使朝代短命：1、内乱；2、国力虚弱经不起外敌的冲击；明朝就是典型的范例：其武器制造粗糙不能用于杀敌，其军队战斗力低下导致七十几个日本浪人在南京如入无人之境，连杀四千多人，这在春秋战国时代不可想象；皇帝每日处理的奏章只有精细化管理所需要处理奏章的万分之一；其国内政策导致百姓在丰年都卖妻卖女导致内乱。因此在内乱和外部强敌的冲击下，大一统之后的朝代大多只有两三百年的寿命，无法为孕育资本主义提供环境。
资本主义从萌芽到诞生需要持续很长时间的稳定环境，而中国的朝代更替限制了资本主义的诞生，所以稳定的春秋战国时代是资本主义诞生的良好环境，可惜被商鞅破坏了，如果没有商鞅变法，被侯家驹教授称为“重商主义”时代的春秋战国会持续几千年。

论封建制使海洋民族摆脱内陆文明的拖累

对于资本主义的诞生，欧洲的封建制优势在于使海洋民族（尼德兰、英国）与内陆民族的分离，海洋民族的发展摆脱了内陆民族的拖累，与西方一样，中国也有敢于冒险的海盗（明代的汪直和郑芝龙），并在中国历史上诞生了唯一一次的重商主义——依赖外贸的汪直、郑芝龙海盗集团，并且诞生了第一个为保护海外贸易而建立的海军。这说明中国的海洋民族不逊于英国海盗，只是受到内陆文明的拖累（郑芝龙最终被大明招安从而失去独立地位），而不是像尼德兰一样，海洋民族尼德兰的资本主义诞生得益于尼德兰远离西班牙本土，摆脱了落后文明的拖累。明末清初的台湾由海盗郑芝龙的后代统治，继承了依赖外贸并为海外贸易提供军事保护的路线，这与西方重商主义如出一辙，但是被清廷招安失去独立地位并最终受大陆文明支配。可惜中国不是封建制，东南沿海地区和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而欧洲封建制为海洋民族摆脱内陆文明的拖累提供了制度保障。假如没有封建制使海洋民族摆脱大陆文明，欧洲会像中国一样受到大陆文明的支配，无法诞生资本主义。

论先掌握财权者胜出

对于资本主义的诞生，中国和西方的关键区别在于中国是国王先掌握了财权而西方是商人先掌握了财权。由于中国国王先掌握财权，能够建立中央集权，所以能够执行诸如商鞅变法之类的重农抑商政策。而西方国王因未掌握财权，无法建立中央集权，在中央权威衰落的情况下，商人很容易将掌握的财权转化为筑城堡权和武装权，在这些权力的基础之上谋取自治权就很容易了。
中国统治者之所以先掌握财权源自古老的公天下的观念，在这一观念之下土地国有，因此统治者有权在全国范围内征税，因此先掌握了财权。而欧洲封建制区别于中国的在于受封者在自己的领地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享有完全自主的司法、军事和税收权，国王无权干涉，国王只能在自己狭小的领地收税，导致西方国王无法掌握财权从而建立中央集权。这导致了欧洲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分裂局面，为作为资本主义摇篮的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央权威衰落）。
只有在典型的欧洲封建制下，工商业性格的城市才可能诞生并孕育资本主义。
由于没有财权，西方国王与诸侯的关系是契约关系而非雇佣薪酬关系，这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条件和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