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人眼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多是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道整天“之乎者也”掉书袋的腐儒，而古代的士大夫们则是一群不通时务、治事能力很差的书呆子，因此常常成为现今一些人的调侃对象，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以及由之出身的士大夫们的学问远远超出了基础教育的领域，学问上广博精深的士人和官员不在少数，清代官至内阁学士的王鸣盛写下了《十七史商榷》，而官至两广总督的阮元则有《经籍纂诂》和《皇清经解》名世。这样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官僚层的持续存在，以历史眼光来看，即使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一历史时期，除了中国之外也仅仅只有朝鲜可以相提并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他们不是无能的，相反，在文化上是一大亮点。而且平心而论，能较好的写出八股文的人，智商也一定是较高的。文人作为统治阶层，历史上也是能吏辈出，统治是个技术活，中国历史上多数王朝能长期持续稳定并发展，与士大夫们较高的施政能力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大多来自农村，很少是五谷不分的，明代内阁学士徐光启还写了一本《农政全书》呢。

中国古代读书人和士大夫的学问对象局限于按经史子集分类的中国古典世界，并不是他们存有偏见。中国古典文化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宏伟的知识体系，其宏伟的程度用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话说，“到1750年中国出版的书籍的总数，比到这一年为止世界上除中文之外所印刷的书籍的总数还要多”。当时值得一学的东西都应该包含在其中，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关于人与社会的真理记叙在经书中，解决问题的先例则积蓄在史书里。士大夫的任务就是正确地解释这些书籍，发现确切的答案，这在当时就足以应付绝大多数人生和社会的主要问题，而且古代中国在经济与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也是很可观的，基本上可以适应农业社会。近代经过产业革命与政治革命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诸国的力量，包括政治力、经济力与军事力，在人类历史上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如何翻阅中国的古典也不可能找出确切的答案来，并不是因为各个士大夫能力不足。反倒是如果他们不是那种有能力的人，倒有可能会及时注意到中国文明的积蓄及自身能力的界限而试图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寻求出路，结果这种巨大的成就竟因此变成了包袱，确实是令人始料未及的。

历史地辨证地看待，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和士大夫还是可圈可点的，不愧是当时社会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