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墓志铭留字与日本国朝臣备书】

历史的印记是抹不去的，骨子里的东西是洗不掉的。
-- 阎焰，艺术品鉴赏资深学者，文物收藏大家，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

（一）正式外交场合之外的历史文化性的交情套旧插曲

国际政治的风起云涌是国家之间各种利益博弈的角力表象，它也体现在经济领域中零和游戏与实力竞争下的买卖关系，它们之间最有趣的是-偶尔冒头突显在正式外交场合之外的历史文化性的交情套旧插曲。尤其随着当前中美贸易战的水深火热以及美朝暧昧拉扯的剑拔弩张之加剧态势，我们喜见日韩首脑接踵来华访问，藉以松缓东北亚的紧绷弓弦。

今晨翻读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看到一则新闻报导题为“中国发现遣唐使吉备真备所写墓志或为真迹”，续而查阅其他热播互联网亦有引用这个日媒新闻，笔者日来忙于琐碎事务又饱受严寒，乍见窗外迷蒙初冬暖阳，心中粲然一乐，打算把它写成文字。

（二）“中国发现遣唐使吉备真备所写墓志或为真迹”

其实这则新闻是可以作这样简单理解的，话说唐朝有个官署机构叫鸿胪寺，主管外宾及朝会仪节等事务，当时有个接待外国人的鸿胪寺长官李训过世了（相当于今日外交-外事部的‘办公厅官员’），他的秘书丞褚思光起草了墓志铭.....。这墓志铭共328字，于2013年在河南省洛阳被发现，由于末尾书写者有署名“日本国朝臣备书”，故而引起中日学者共同关注与热心研究。该墓志铭目前由深圳望野博物馆保管，面向公众展出。

相关新闻引述共同社报道，提到日本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所长气贺泽保规在日前表示，按墓志铭末尾刻有“日本国朝臣备书”来分析，应该是一位日本被称为“备”的人物所写，他推测可能是指吉备真备，在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7年）与阿倍仲麻吕等人作为遣唐使前往唐朝留学，故而这篇墓志铭可作为解读其本人字体和留学期间部分生活提供了珍贵研究资料，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吉备真备的相关真迹即使在日本也未曾发现。

笔者找到署期2019年12月26日有关日本新闻报道，看来日本媒体表面上或以“遣唐使”这个历史文化交往事迹来和中国套近，或是有意放大墓志铭末尾书写署名的“日本国朝臣备书”来彰显“日本国”一词可追溯到唐朝开元时代的公元734年才是其真正目的。




研究人员发现的吉备真备所写墓志（资料图）

（三）《日本国朝臣备书丹 褚思光撰文 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

无独有偶的是香港商报网，也在2019-12-27报道日前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国朝臣备书丹 褚思光撰文 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的新书发布会，提到全世界第一次见到最早的日本人书写“日本国”。

这位日本留学生即遣唐使“朝臣备”（全名吉备朝臣真备），曾于唐玄宗之开元/天宝年间两度到访唐朝；至于大家议论的墓志铭是谁亲笔书写的，其实最早发现者是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并作了系统性研究，其专著《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正式由文物出版社于日前出版，并举办新书发布会暨学术成果公告会。很显然的是日本媒体在中国相关研究的新书发布会之时，抢先报道了自己的观点。



在发布会上，作者阎焰（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指出:“这本《日本国朝臣备书丹 褚思光撰文 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共计5万字，配图15张，装帧精美。新书研究涉及了墓主人李训的生平家世、父辈信息、就职经历、社会交游，以及盛唐高宗、武后、玄宗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墓志撰文秘书丞褚思光信息进行的细致剥离，深度挖掘；以及最重要的“日本国朝臣备（下道朝臣真备→吉备朝臣真备）书”的深入思考，在以中日两国古代文献为根本基础的核心史料上进行梳理研究，使得唐代中日关系史、遣唐使、中日书法史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领域获得填补空白的全新史料”。

作者也透露他历经六年的甄别、梳理、研究、考证。他（1）将2000年陕西眉县长兴砖厂流散发现，现收藏于碑林博物馆的“李训妻王氏墓志”，（2）和2004年西安发现，现收藏于西北大学博物馆的日本人“井真成墓志”以及（3）洛阳流散“萧氏妻（李元恭女、李训姐）墓志”，进行关联，（4）并以日本古代文献及中国发现墓志及存世中古文本的比对，最终确认“日本国朝臣备”的“朝臣备”就是日本奈良时代的 “吉备朝臣真备（694-775）”在唐朝留学期间的名字。


李訓墓志拓本

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荣新江教授也高度评价此次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意义，他表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中日关系是重头，也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但遗憾的是存世实物材料太少一直进展并不多。相信此次望野博物馆阎焰馆长发现的朝臣备手书李训墓志，可为相关研究增添新的素材，促进中日文化学术的交流”。荣教授还指出，“唐朝的外交官让日本国的使者来写墓志，这在今天是让人诧异的事，而在唐朝看来，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分，这让人们从中看到唐朝的国际性和开放的胸怀。都城长安是一座汇聚了亚洲各国精英的城市，不仅物质文化丰富，同时也是精神文化的汇集地。朝臣备的名字不仅是雕刻在35公分见方李训墓志上的文字，也将永远镌刻在中日文化交流的丰碑上”。

（四）遣唐使

顾名思义，吉备真备等人所代表的遣唐使，是指在唐代时候，日本派到中国学习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使节团之简称。话说从公元七世纪末期到九世纪末期，大约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先后派了十几次遣唐使，不论次数、规模还是时间、内容都可以算得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第一遣唐使团是在公元630年的时候，由日本舒明天皇派出的，到公元894年，日本朝廷总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但最后有几次没有来到中国，到达中国的遣唐使总共有十二次。直到894年，也就是日本宽平六年，菅原道真向日本天皇谏阻，自此之后正式停止了遣唐使。



遣唐使出现在初唐至盛唐之间的一百来年间，其根源和基础是唐朝的强大和开放，因为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扩展至四方，又因唐朝强大的经济实力，再加上唐朝开放的政治胸怀以及中国文化与技术的魅力，吸引着周边国家不断向唐朝靠拢，拜服于唐朝的繁华与兴盛，使得各国纷纷向唐朝派遣使臣及学生到唐来学习，这些国家中，以日本派出的队伍及人数最多，批次也最多，向唐朝的方方面面学习，大到国家及政治体制制度、文字、文化、宗教、技术等，小到穿衣及饰物和礼节等，有很多来到唐学习的各国学生及官员干脆不再回国而留在中国定居，其中有不少人成为唐朝的官员。

历史回到公元716年，日本又派出了五百五十余人组成的第九次遣唐使团队，包括22岁的吉备真备和19岁的阿倍仲麻吕，二人在此时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当他们来到了梦中的长安城以后，受到了朝廷的优待。这批日本留学生有著名的儒士为他们讲解儒家经文，并且这些留学生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好的话还可以留在朝廷为官。而在所有的学生中，只有阿倍仲麻吕一人考上进士。他还入乡随俗，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作晁衡，而这个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唐朝的文人墨客诗文之中，由此可见他的才华还是能得到文化上层圈子的认可，并且他的才能也得到了朝廷的赏识。阿倍仲麻吕决定留在长安暂不回国，继续进行文化上的深造。他还被任命为辅佐太子钻研学问的老师，也使得其他人很是羡慕。阿倍仲麻吕不仅才华过人，知识渊博，还性情豪爽，与那时唐朝的许多著名人士交下了朋友，如例如李白，王维，赵晔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而吉备真备则与他相反，性情十分低调，因此他的生活也相对安静得多。但是他的才华也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只是他没有在唐朝做官，而是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钻研学问上。这位吉备真备，原名下道真备，生于695年（持统天皇9年），卒于775年（宝龟6年），他是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政治家（公卿），曾两次出任遣唐使，官至正二位右大臣，明治时期被追赠为勋二等，著有《私教类聚》50卷。他是在716年（灵龟2年）被选为遣唐交流生。隔年（养老元年）与阿倍仲麻吕（晁衡）、大和长冈及学问僧玄昉等随多治比县守为首的第九次遣唐使团，入大唐朝拜交流。在长安鸿胪寺，下道真备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在大唐近十九年，他研究中国的经学、史学、音韵、佛学、算学、音乐、法律、兵法、建筑、天文、历法、围棋、书法等知识，均有较深造诣。他带回日本的重要资料有《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乐书要录》10卷、《东观汉记》、测影铁尺、铜律管、铁如方响、写律管声12条、弦缠漆角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各1张、射甲箭20只、平射箭10只等等。归国后仕途顺利，先后任大学助、东宫学士、春宫大夫等职，先后给大学竂学生传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还给孝谦女帝讲授过《礼记》，他把一辈子的精力都用在了弘扬唐朝文化上，他还教授的史学，为日本后来的史学奠定了基础，他给日本带来了围棋；依据唐朝的《大衍历经》废除了日本旧有的“仪凤历”，改用太衍历。他还按照唐朝律令，删定了《养老律令》。据说他还发明了片假名，是日本的国语之父，带来了唐朝的兵法，被称为兵法之祖。这让他在日本民间形成了类似于诸葛亮的地位。吉备真备对日本文化的筑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吉备真备纪念园



时至今日，让我们有幸再认识及走近这位新闻人物，就到《吉备真备纪念园》吧，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门东侧，原唐国子监遗址的所在地，1986年为了纪念吉备真备将唐文化传入日本1250周年，由日本友人出资修建。纪念园采用中日合璧风格，借取日本枯山水手法，以石子铺路，做成水流状；还有一株百年老藤，盘于花架，枝条苍劲，根深叶茂，别开生面。园内用一块未经斧凿的天然花岗岩，建造了一座吉备真备纪念碑。正面镌描吉备真备画像，并由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题写碑名；背面用中日两种文字刻写碑文，其中日文版本采用的是片假名，以纪念吉备真备发明了片假名。

2019年12月27日写于滕王阁对岸

“中国发现遣唐使吉备真备所写墓志或为真迹”:其实这则新闻是可以作这样简单理解的，话说唐朝有个官署机构叫鸿胪寺，主管外宾及朝会仪节等事务，当时有个接待外国人的鸿胪寺长官李训过世了（相当于今日外交-外事部的‘办公厅官员’），他的秘书丞褚思光起草了墓志铭.....。这墓志铭共328字，于2013年在河南省洛阳被发现，由于末尾书写者有署名“日本国朝臣备书”，故而引起中日学者共同关注与热心研究。该墓志铭目前由深圳望野博物馆保管，面向公众展出。

唐代文化对日本有重大影响了除了借助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人的大力传播，还有同代东渡日本的鉴真高僧。央视四台在12/31/2019的【国宝发现】节目即对2008年在江苏张家港发现黄四浦寺院遗址，经过十年考据，发现与鉴真高僧在日本督建的日本唐招提寺极近类似。故而推断在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鉴真和尚就是在黄泗浦登上了遣唐使的大船,开始了他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之旅。据学者研究“黄泗浦”三字,最早出现于日本真人元开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鉴真和尚)乃于江边为二十四沙弥受戒。讫,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另日本学者安藤更生也在其著作《鉴真和上》中阐述:“黄泗浦这个地方,不仅是鉴真,也是迄今唯一可以知道的遣隋使船舶出发和到达点的遗迹”。

唐招提寺-日本奈良

延申【日本】国名启用年代考据附文：

中国史称日本计有：倭、扶桑、东夷、海东、东瀛等等，直到唐朝，中国统治者才正式赐予“日本”国名。（1）《新唐书·日本传》记载高宗李治赐倭国以藩属国名为日本。原句是“咸亨元年（670年），倭国谴使入唐，此时倭国已"稍习夏言（汉语），恶倭名，更号日本"。（2）另有记载称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年），倭国遣唐使来朝，再次提出更改国号的请求，这一次，武则天正式同意，准许倭国更名为日本国。史料可参阅唐朝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记载：“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据清代学者钱大昕考据这著作成书于开元廿四年即736年）。

而这一段历史，则因近年陕西唐朝古墓接二连三挖掘新发现，再次得到实物上得到验证。

（1）2004在西安东郊建筑工地发现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铭碑石，上有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碑文开头即有“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井真成死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公元734年。

（2）2013年洛阳发掘到唐朝鸿胪寺丞李训（死于734年）墓志铭上刻有“日本国朝臣备书”。

（3）有媒体报道2017年6月，西安博物院开展的“十年藏珍：西安博物院新入藏文物精品展”上，展出祢军墓志。据说这位唐朝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军的墓志铭，刻有“于时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字句。说的是百济（今韩国）的遗民逃到扶桑（今日本）以躲避惩罚。祢军死于仪凤三年即公元678年。

国际政治的风起云涌是国家之间各种利益博弈的角力表象，它也体现在经济领域中零和游戏与实力竞争下的买卖关系，它们之间最有趣的是-偶尔冒头突显在正式外交场合之外的历史文化性的交情套旧插曲。

【补充】

撰写于先天二年（713年）的《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中，提到武后对703年到访的第八批遣唐使的招待实况：“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语话。”杜嗣先当时任礼部侍郎、昭文馆学士，而李怀远、豆卢钦望则是前任宰相，武周政权派文人学者和高级官僚接待遣唐使者，看重的也是礼仪问题。最后，“则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放还本国”。麟德殿是长安大明宫中规模最大的殿堂，武则天在这里宴请日本使者，应当是最高规格的接待。

（参阅叶国良1995年出版的《石学续探》收有《唐代墓志考释八则》）

【遣唐使代表中有‘朝臣’封号为名之史料补遗】

（一）‘朝臣’因在唐任官授仕而名？或过世后‘谥号’，或日本社会特殊户籍？

“朝臣”是一个汉字词语，意思是朝廷的大臣。但在遣唐使代表中，却有多位享有”朝臣“封号为名者，譬如著名的遣唐使（1）阿倍仲麻吕，又名阿倍朝臣仲麻吕，（2）吉备真备，原名下道真备，又名下道朝臣真备及吉备朝臣真备。他们究竟是因为在唐任官授仕而名？或过世后的‘谥号’，还是生前在日本持有特殊的社会阶级户籍？这课题在当前陕西古碑墓志铭频繁出土，尤其12月26日报道的【中国发现遣唐使吉备真备所写墓志或为真迹】之后，引起诸多讨论热潮。

四川大学讲座教授王瑞来（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在2020-01-02的澎湃新闻作了解释说：这里的“朝臣”虽写作汉字，但却不是汉语，而是日语中古老词汇。事实上，“朝臣”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姓，日语旧读Asomi，后来又读作Ason。他举例《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说明在天武天皇年间，为了树立天皇的权威，于天武十三年（684）十月制定了八色之姓。八色之姓依次为（1）真人（Mahito）为天皇五代以内的近亲（2）朝臣 (Ason)特别 赐予与天皇亲缘稍远的皇亲，以及豪族和地方势力家族包括苏我、石川、巨势、春日、下道、藤原、石上等。其他等级还有（3）宿禰(Sukune)、（4）忌寸(Imiki)、（5）道师(Mitinosi)、（6）臣(Omi)、（7）连(Murazi)、（8）稻置(Inagi)。王瑞来教授进一步引据史料记载指出吉备真备原姓叫作“下道朝臣”， 在日本的天平十八年（即公元746年）被赐姓为“吉备朝臣”，另与吉备真备一起入唐的阿倍仲麻吕的姓也是“朝臣”。他援引《旧唐书》卷一九九《日本国传》的记载：“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历仕左补阙、仪王友“。仲满即阿倍仲麻吕，来华后另取名“朝衡”，可能有意保留同音的”朝臣“，至于又作“晁衡”，乃因“晁”更接近中国人的姓氏。

显然的，这“朝臣”之名，不是因为在唐朝任官授仕而赋予名号或过世后的‘谥号’，而是生前在日本持有特殊社会阶级的户籍定位。但写于公元734年鸿胪寺丞李训墓志铭署名‘日本国朝臣备书’的出土文物，充分说明‘朝臣备’这名号，早在734年已经拥有及使用，而不是到了公元746年才被赐予。

（二）公元670年日本推行《庚午年籍》的户籍制度

根据史料记载，始于公元670年日本推行《庚午年籍》的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向大唐天朝学来的管理方法，因当年是庚午年，而称《庚午年籍》。到了天武十三年684）十月便制定了八色之姓，完善了户籍管理，包括上述的“朝臣”等姓氏封号。

话说天智天皇（626年~672年）在位年间，大力推行【大化改新】，把日本由一个落后的部民奴隶制国家，推向中世纪封建国家质变的关键一步，这也是遣唐使频繁的时代背景，这对日本启蒙发展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天智天皇在公元668年继位（天皇元年），将先前作为中大兄皇子于645年颁布的日本史上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将土地收归国有，使所有部民成为国有公民，促使日本开始走向法制化道路。另在670年，制定日本最初的全国户籍制度（庚午年籍）；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新税法；废除世袭氏姓统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机构等等。

当时建立户籍制度的时代背景是，自从日本在朝鲜半岛兵败白江口后的几年，很多人流离失所，离开故土村落，开始向东流浪迁移，没有正当职业的沦为盗贼流寇，尤其是没有姓氏的人更在各处流窜与骚扰。天智天皇为了稳定社会扭转这局面，同时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开始向东扩张，便建立了户籍制度。这个制度把每个乡村部落作为单位，按照单位把各家各户的人口、姓氏统计记录下来，这个户籍把人分为了良民和贱民，每六年做一次检查改订，确立了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系，并且按照这个户籍制度进行征税、政令传达、并给予公民身份。但到了八世纪末期，律令制的实效性减弱，尤其是政府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的沉重负担，而逐渐变成难以实施的制度。到了恒武天皇 ( 781-806年) 废止了这项制度，实施大规模的行政改革，用简单有实效的制度取代。

这个巨大的变化，始于公元663年朝鲜半岛的白江口之战，当时的大唐和新罗联军打败了日本和百济联军，让日本在此之后再不敢觊觎半岛，并开始真心臣服中土政权，并加速了遣唐使的学习之路。（参阅署期2013-02-01我写的博文【那场改变了东北亚千年格局的战役】。http://blog.tianya.cn/post-3155598-49513623-1.shtml ）。

虽然说在这次对中日韩有深远历史影响的白江口战役之前，日本也曾派过四次《遣唐使》，但其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外交途径，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同时探听唐朝的对日政策，以便及时采取对应措施，免遭不测之祸。但在白江口之战以后以及整个奈良时期，日本不再计较朝鲜半岛南部的利害得失，而是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到民间风俗习惯以及思想领域的儒家，佛学，文学，体育，娱乐等，全面吸收唐朝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成果，以致形成所谓“唐风文化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4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朝臣仲麻吕与朝臣真备

至于先前提到的‘朝臣“，说明只封给与天皇亲缘稍远的皇亲及地方豪族有势力者，事实也是如此，著名的遣唐使（1）阿倍仲麻吕，全名阿倍朝臣仲麻吕，亦名朝臣仲满，入唐后改名晁衡。公元698年(日本文武天皇二年），生于奈良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父船守，官拜中务大辅，位至正五位上。而（2）吉备真备，生于695年（持统天皇九年），原名下道真备，又名下道朝臣真备，吉备朝臣真备。他的父亲是右卫士少尉下道国胜，下道氏是吉备地区的地方豪族吉备氏一族。

日本在大化革新后，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的热情更高。他们顾不上当时海上交通的艰难险阻和巨大牺牲，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者和留学生。19岁的阿倍仲麻吕和22岁的吉备真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公元716年，作为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队（共五百五十余人）到唐朝学习。

其中阿倍仲麻考上了进士，他的才能也得到了大唐朝廷的赏识，任命为辅佐太子钻研学问的老师，故而他决定留在长安不回国，继续进行文化上的深造。他还入乡随俗，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作晁衡，而这个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唐朝的文人墨客诗文之中，由此可见他的才华还是能得到文化上层圈子的认可。

而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在大唐近十九年（717年~735年），研究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知识，均有较深造诣。回国后任命大学助，指导400多名学生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公元752年（天平胜宝4年）吉备真备以遣唐副使身份，随藤原清河大使第二次朝拜大唐，与阿倍仲麻吕再会，并于753年（天平胜宝5年）至扬州拜访著名高僧鉴真，对其日后东渡有所影响，同年和鉴真大师一起回到日本，担任朝廷重要职务。769年（神护景云3年），吉备真备转任右大臣，与左大臣藤原永手（藤原北家）一起执掌朝政：地方豪族出身而被破格提拔，出人头地，以学者的身份位至大臣的，在日本近代以前，只有吉备真备和菅原道真两人而已。吉备真备于775年（宝龟6年）去世，享年80岁。

朝臣仲麻吕与朝臣真备，对中日的和平交往与文化传播，起着非常重要及深远的影响。

薛依云初稿于2020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