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其实是敲出）父亲两个字，心里百味杂陈。

父亲是一九三六年生人，当时叫民国二十五年。有二个姐，一个哥，父亲是这个普通家庭最小的一个孩子。那时爷爷还很健康，一家可能就是住在那间青砖祖屋里。祖屋是三间两廊（我们叫二边一正），两个廊房，两个卧房，一个大厅，一个天井，却是二家共有，我家只占一半。一家人人，可能都就挤在一个房间里。房间不大，深不足六米，还好有阁楼，也能住人。卧房没有窗，廊房也没有窗，也就是说，这是座没有窗户的老房子，既不利通风也不利采风，特别潮湿和阴暗，屋里常年散发着一股特有的老房的霉潮味。

小时候我一个人是不敢进卧室去，里面阴森森，黑漆漆，“深”不见底，教人特别害怕。我生于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村里才拉了电灯，之前是点蜡烛和油灯，一星如豆，朦朦胧胧照不明三米，越发加深黑夜的晦暗。哪怕后来拉了电灯，几瓦的灯泡虽比蜡烛要显得光亮，在这“黑洞”里仿佛也是天上的寒星一样。所以，我祖屋给我的印象，总是黑漆漆，阴沉沉的，现在也是----其实，我对所有青砖老屋，都是这种印象。

老屋子不设窗，是为了防盗，却不便日常。父亲要结婚了，“新房”得光亮一点，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青砖墙上凿出了个掌巴大的孔洞，勉强算作窗。开始我不知道这是父亲凿的，还以为一开始就有，特别奇怪怎会有如此不规整的一个“窗”？母亲说为凿出这个窗，父亲累得可是够呛的，说时，亲脸露笑容，似乎想到了什么，笑容里有怀念也有落幕。显然，母亲的感触要比我丰富得多，深得多，毕竟这些是母亲和父亲的共同经历。这么说，这个窗是伴随着我们家形成而出现的，象征是我们家的“开端”。后来我们找到这祖屋的房契，知道祖屋距今至少一百五十年，那么父亲打那个窗时，是在老屋建成一百年后。一百年的青砖，仍然坚硬如铁，让人不得不佩服。

父亲其实不止一个哥二个姐，只是能活下来的只有这三个。大姐出嫁不久就病故，早得连小孩子也来不及生养一个。小姐姐丈夫却给小日本鬼给打死，同样没有留下孩子。前一位姑母我没见过，自然没半点印象，后一位姑母到我读初中才去世，现在也想不起姑母的样子了。所有的印象都停留在少时候，总是弄不清姑母是什么人，和我们家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过段时间，就会挑着竹篮子，出现在我们家里？姑母的竹篮，是神奇的百宝盆，总是能“变”出米油饼面等种种食物或用品。七十年代，社会还很艰苦，买东西还要凭票，定额供应可见物质何等匮乏。姑母这些东西对我们可真是及时雨，每每说到这些，母亲总说姑母对我们家的帮助良多。我生于七十年代还好，没多少饥饿记忆，哥姐们还有饥饿的记忆。其实，最苦的应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养育这么多孩子身子消耗最大，凡是好的却习惯了让给丈夫和孩子，自少就有母亲卧病在床的记忆，幸好父亲后来有了钱。

我对父亲的印象从少就模糊。自有记忆起，父亲就是村里的供销，常年在外，往往一月只有一两日在家。见面既小，感情自然有所欠缺，这可能是我们家父与子女间多有隔阂的原因吧？我妈刚嫁过来时，村里的老奶奶老婆婆就和母亲唠叨：你们家以前有二亩三分地。这两亩三分地，我一直弄不清是起于何时，终于何时，父母结婚时，已是新中国。可以肯定是，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那二亩三分地，也许真有过。因为，我的爷爷，一家的支柱，不过三四十岁就去世了。那天，爷爷象平常一样，到十多里的赤坭镇买石灰，到家信手吃了条黄瓜，就莫名其妙死去了。爷爷走得早，若没有一点田地，一家子的孤儿寡妇如何过活？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却相信，父亲的童年，日子未必那么好过。那时，父亲才六岁，大伯是十二岁，爷爷的死，给了这个家怎样的打击，带来什么困难，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父亲十三岁那年，结了婚的大伯非要分家，给父亲留了条牛犊充作老婆本，其实是变相不养奶奶和父亲。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大饥荒，奶奶和父亲相依为命，最困难时，幸灾乐祸的大伯偷偷和别人说：“还不饿死那母子。”幸而不死，总算是了熬过来。奶奶告诉亲，大旱那年，全靠父亲在田里打了一口“井”，保住了部分收成。打井很劳累，比在老屋墙上打个窗不知要辛难多少倍，我一直在想，十多岁的父亲，是怎样打出一口井的。

打小父亲就有大笨蛋的花名（花名即外号，大伯的花名叫大话仔），村里的老人说起来就要笑，说小时候呀，你父亲听话得近乎呆拙，大人们叫他站着别动，他就真的会站上半天的。这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不过，父亲确实是有些笨，虽然这种笨，这种拙，更多是纯良善信和缺乏机心的表现。以诚待人，与人为善，也确实是父亲一生信条。但不论纯良善信也好，全无机心也好，表现出来的就是笨，笨就是笨。对于父亲的笨，我不想多谈，小事上的笨，不足道，大事上的笨，不想提，总之，笨确实给了父亲许多难言之痛。不光父亲是，连们哥姐五人，还有我的侄儿侄女，甚至侄孙，确确实实都没别人机灵，天然带些笨拙，这点我们无一例外象父亲，母亲常说是什么根就长什么草。连父亲最显著的外貌特征，也在我们兄弟姐妹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厚厚的大嘴唇―――母亲给的是塌鼻子。

父亲小时候还读过蒙童书塾，好像只有小学毕业，曾考上师范，却因超龄拒收，同村的堂兄机灵，把年龄报小了就如愿以偿。这当然是影响前程的大事，我们兄妹常为此叹惜，说要是父亲当年稍机灵点，我们就是城里人而不是乡下人了。在那个年代，吃米（工）与吃谷（农）分别就大了，“吃米”的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不必背朝太阳，脸朝土，用不着汗滴禾下土这么辛苦。最后总是姐姐说，要是父亲当了“城里人”，保不准就没了我们了。命运这事，是好是坏，真说不准呀，父亲真当了工人，后来未必能当成企业家。

虽说父亲学历不高，让我惭愧是，许多我不会读写的字，父亲却会。也不见父亲平时读书翻字典什么的（当然读报），让我这高中生好生好奇旧时教育了。也许，旧时教育以识字为主，不像现在科目凡多，故单论识字，反而不如从前扎实了（当然，我有需要回读小学可能只是特例吧）。若说父亲给我的印象里有什么牢不可破的，除了烟，就是口袋里的笔，一支钢笔（后来是圆珠）父亲是从不离身的。那模样就象农民离不开自己的头锄一样自然，比文化人还文化人。那时没有手机，记什么，写点什么，都离不开笔，父亲的工作性质虽和文字无关，却常要记点什么的，故离不开笔。记得我有次请教父亲某字，父亲顺手在口袋上抽出钢笔拧开笔帽，写在我的作业本上，不是接过我递过去的铅笔。

父亲只是“做人笨”，读书识字却一点不笨，先是考上过师范，后又成了大队的会计。尤其是后者，让我很感意外，我总想不明白，父亲这样笨的人，怎能“混”到会计这个职务的，多少双眼睛盯着呀。具体经过，现在说不清了，却足以说明能写会算的父亲，智商不低，低的只是情商，很快就给排挤出来，这又成了父亲笨的一个证明了：他站错队了。父亲当会计应在婚前，撤职应在婚后，听母亲的意思，当初看中父亲，似有职业这点考虑。时间肯定不会太长，短即三四年，顶多五六年，以父亲的为人，他是“混”不开的。父亲发财后，大队又承认父亲的“工龄”，说可以再安排工作。都十多年前的事了，父亲也不可能复职，想过让二哥接替，可二哥不是老老实实干事的人，才作罢。

丢了“饭碗”，父亲曾想远走他方，另寻机缘（这么看来，父亲也颇有大志的）。在母亲劝说下，跟着大舅舅先跑跑业务。大舅一家，老早就在村里给城里的琴厂算盘厂加工琴准和盘珠，经常要到广州采购木材和送货。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持续了多久，只知道父亲不知怎的，从此就成了大队里的供销，常年在城里跑业务，给大队和村寻找副业。我们村里的公祠，就一直是加工厂，做些“车木”的副业，和大舅加工盘珠差不多，估计就是父亲的“业绩”。我记得那时父亲长住广州一家叫万年青的旅馆，八十年代是七元一宿，加上交通和火食（其实，我不知火食能不能报销），一个月费用起码要一二百吧，就我所知，父亲当供销近十年，未曾中断，由此可见，父亲业务水平还是很不错的，这也是一改革开放父亲能马上脱颖而出的原因。

我妈在家当姑娘时，在村里就干副业，嫁到村来，也自然就干起这副业，所以我家前几年是不用耕田（当时是集体制，田地还没分包到户）。干副业，工分多，不必日晒雨淋，当然是最好的工种。大伯看着眼红，生产大会上就提议不准妇女干副业。干副业的妇女只有母亲一个，大伯所指路人皆知。当时的队长就说：人家做女儿就做这个，你却说不让人家干？我宁愿不当这队长，也干不出这样的事！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干农活，不知是后来真不让妇女搞副业，还是怎的。我大姐年少不知苦滋味，见别家的孩子到了农忙时，不是收割就是插秧，羡慕说你们就好啦，我家没田。等到了大哥二哥读高中，大伯又提议高中生也要分田，于是我家多分了二亩，曾羡慕别人有田耕的大姐，从此谈耕色变。连带我，也光荣地耕了几年田。父亲有了钱后，把田白给别种，公粮自己交，我们一家才算脱离“苦海”。

听村里的老奶奶说，父亲小时候，常会随身用手帕毛巾包着小猫小猫玩，我完全相信而且深信不疑。因为我家确实从不缺猫狗，尤其是狗，常常一养就是几头，只因父亲喜欢，尽管父亲在家的时间其实很有限。父亲确实打心里喜欢狗，对狗也确实好，给狗洗澡是平常的（那时养狗可不是现在养宠物），偶尔还给狗吃鸡蛋（那时人也不常吃到），长年给狗买牛肝，以至我家的狗从不素食，差点比我们还要挑食。逗狗玩是父亲平时最大的乐趣，难得回来，摸两下我们的脑袋，就急着和狗打闹取乐，我们兄姐五人围看父亲弄狗，竟有种局外人的感觉。母亲偶尔生父亲气最恨恨地说：你对狗还好过对我！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父亲捧回一只黄毛狮子小狗（只是有点象狮子的土狗），小狗刚出生不久，毛线绒的特可爱。这也是我家养得时间最长，性子最好的一条狗，活了十多年，老死后，父亲把它埋在屋后果园里，说旺财离不开这个家。

我家其实没有人偏爱动物，我小时喜欢狗，只是小孩子天性，只有父亲是真的喜欢爱，而且这种喜好是终身的。狗也似乎知道谁真的喜欢它，是和父亲最亲。就拿旺财来说（就是上面说的狮子狗），它能远远听到且分辨出父亲的脚步，本来好好卧着，突然抬头，两耳竖起，紧接着猛跳起，直摇着尾巴急急冲出去，那准是父亲回来了，可父亲还没走到巷口呢。首先欢迎父亲的永远是父亲的狗，最先得到父亲“拥抱”的，也永远是父亲的狗，也只有父亲能有这样的待遇。狗的兴奋劲，比我们五兄妹加起来还要高得多，不光直起身子往父亲身上扑，长舌头还要往父亲面上乱舔（父亲常常把脸伸过去的）。我现在想到狗的这种情形，总是想到真情流露这个词，虽然它是一条狗。父亲是又喜又恼，非要喝止七八次，旺财的兴奋情绪方能平静，还是要在父亲脚间钻来缠去，让父亲举步维艰。好不容易，父亲带着满身灰扑扑的狗印和狗一起走进家门，我们作为儿女才有机会走近父亲跟前。有几次，因为疯狗咬死人，到处要打狗，这可是愁坏了父亲，象偷运国宝一样，把几只狗东藏西藏，托亲戚拜朋友，劳民又伤财，过几天，还得要去看看狗，否则绝不放心。那时，我最讨厌的事就是找狗，开始养狗多是散养，后来多关在屋里（防盗），但狗性向外，总是不留心就溜出去，父亲象走丢了孩子，心情不宁，坐立不安，既担心狗不会回家（哪有这道理），更担心狗给人打了，于是全家出动，下村上圩，到处找狗，人人笑看。好不容易找着，那狗东西还是恋恋不想回家，一路叫一路赶，弄得鸡飞狗跳。有段时间，我家找狗，几乎成了日常节目，成了当地“一景”，一只狗罢了，还找？我想不明白，估计别人也想不明白。

人笨，多般也兼嘴拙，父亲笨，却话多，和朋友能整天口若悬河，涛涛不绝。不是父亲口才了得，拿能说会道形容父亲不适当的，因为能说会道主要是形容人说话多但有意思，或说话有技巧什么的。父亲的口若悬河更多是无话找话，东拉西扯式的，顶多风趣一些，并非那种一言中的，一针见血，要言不繁那种。在这个意义上，说父亲不善言语是对的。父亲最大的本领在于总是能和陌生人很快说上几句，不那么尴尬，话往往又说得很幽默，在这点上，说父亲能说会道也不算错。所以，尽管父亲不多那种知心朋友，却总是不乏朋友，甚至四海皆朋友。高中毕业那年暑假（九十年代初），我执意独自到北京旅游，母亲担心，父亲竟然能找来北京的朋友代为照顾。尽管这事在我看来是小题大做，让我非常惊诧是，广州离北京何其远，父亲也只是一个小小老板，怎么就能认识北京朋友？

说来更真是奇怪，和别人可以口若悬河，和我们却常常是无言以对，尤其不擅于教导。父亲和善，从不曾打骂我们，二哥却死口咬住父亲打过他，还是用衣架打的，痛。原来是二哥和人打架，家长找上门来，父亲只好以此作交待，事出有因，不得不如此，这成了唯一的特例。父亲对我们谈不上无微不致，却绝对是大包大揽，有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困难，无不尽力给我们解决。物质上更是谒尽所能去满足，兄妹五人，镇里每人一套商品房，二姐夫国内失意，想到巴拿马去发展，父亲不忍心他们夫妻分离，就自己掏钱让二姐一起出国。每个儿女也都尽力扶持过，无分彼此，只是龙是成虫，终靠自己，哪怕父亲一再拔苗助长，不惜一辈子当孺子牛，都无济于事，时也命也，这确实没有办法。父亲不会因势利导在身教之余结合言传，却是事实，更别说应有的管教。慈父严母，成了我家的特点，我从没见过父亲震怒，生生闷气倒是有的。汪曾祺说父子多年成兄弟，我们家父子间却不从曾有如此亲密的感情，总似乎有点若即若离，父亲的“宠”也让我们对父亲欠缺足够的尊重。归根到底，这些都是我们当儿女的问题，父亲对我们真是百分百的好。后来，我读到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高老头就成了父亲的侧影。

母亲刚生下大哥回娘家，大舅心疼又气愤：叫成芬给你补补身子才行，看你这脸色白得！父亲长年不在家，母亲天天起早贪黑，极其操劳，“仔多乸瘦（儿多母瘦）”食不过青菜，饱不饱还是个问题。人到中年，终于积劳成疾，蹲下就直不起身，一口气常提不起来，更常常胸闷头晕。幸得后来父亲有了钱，人参、鹿茸，虫草经常往家里带。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母亲隔几天就炖人参鹿茸补身，我也沾了不少光，苦苦的不怎么好喝。父亲告诉母亲炖人参就怕跑气，炖盅得用湿宣纸密包，炖好了，不急打开，等凉得差不多，打开就一口气喝光。母亲常说她这条命算是父亲用钱给买回来的。还是很穷时，有回父亲给母亲买回冬虫草，亲自炖好，放灶上凉一下，转身就给家里的鸡给扑翻了，母亲说父亲急得直哭。我印象最深一件事，是有天放学回家，家里静悄悄的，进了大厅才见到母亲躺在床上，父亲坐在床边，捧着碗吹着热气，不知里面是药还是补品。父亲似乎还用手给母亲撩了下头发，低声说什么话，那时我才几岁，从没见过父母如此亲密过，感觉怪怪的，也不敢说话。

时势造英雄，用在父亲身上很是合适，改革春风一吹，容许个人经济存在，做供销多年，门多路广的父亲马上就脱颖而出，成了第一批发家致富的人。先是做些加工弹簧的小生意，只需一台简单手动小工具就行，没什么技术含量，小孩子也能胜任。母亲是主力，哥姐是好帮手，几个月后，二哥难抑兴奋之情，悄悄告诉别人，说我们家一天就能挣几十元，几天后姑丈（姑母早死那位）摸上门来追问究竟。不久，手动改成电动，效率更是十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弹簧成了我们村及附近的“主要产业”，就是始自父亲。时间久了，给人加工竞争大，利润低，不是长远之计，积累了相当资本的父亲，谋求更大的发展，卒先办起工厂，自产自销，可能是市内第一家私营火机厂，也可能是最早的私人生产厂家。父亲达到了他的人生巅峰，在这个小地方，算是名成利就。成了市劳模，当了人大代表，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先后报道，电视台也多次来采访，家里的奖品奖奖状证书堆满了大厅…鉴于父亲的“名望”，市还曾想过让父亲当个副镇长，只是考虑父亲年龄偏大，又不脱农民本色，不谙为官之道，才中途折回（镇长透露的），父亲去世，市镇（那时花都是地级市）领导还上门慰问。

父亲一生是很成功的，结局却非常落幕。才五十多岁，在母亲的劝导下，父亲就把工厂分给了大哥二哥，还有我，自己一无所有。本想发挥余热，可是有力无处使，只好天天骑辆破单车在村里进进出出。不过七八年，就落下重病，半年就去世。去世前一二个月，人开始糊涂，竟再无清醒的一刻，没给我们留下半句遗言。

父亲的烟瘾很大，常常是手上那根还没熄灭，另一支手就抽出一根来，认识父亲的朋友谈到父亲，若不说几句父亲的烟瘾，仿佛就是冒充似的。我不知道父亲算不算贪靓之人，父亲特别喜欢梦特娇的Ｔ恤，直到去世，父亲还留有好几件。南方夏天天气特别闷热，父亲说梦特娇穿在身上特舒服，不沾身，又特凉爽。这可能是真的，父亲整天跑来跑去，大汗淋漓，夏天得要好Ｔ恤。反正，除了Ｔ恤，我不觉得父亲讲究什么，其他衣服，也不见得特别好，也不讲究享什么的，尽管父亲非常舍得花钱。在花钱上，我常觉得父亲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我始终觉得父亲象个孩子，喜欢猫狗之外，每年过春节，总要买好多好多的烟花，绝大部分都是他自己放的，我们是陪父亲才装出有兴趣的样子，父亲却始终是兴味盎然，玩得不亦乐乎。还有，就是父亲说话其实是蛮幽默风趣的，我也始终认为父亲是个有趣的人，只是我们和父亲总是欠了点缘份。

若有来生，我想再做父亲的儿子，父亲会答应吗？

父亲的病

2000年的大年初三，一大早，妈就打来电话，说父亲痰里发现血丝，想到医院检查下，要我们几兄妹回来看看。

拍了片，大哥二哥大姐二姐，陪着父亲先回医院，我留下来等拿片（这家ET选进，所以到这家拍片）。平时大半小时就能出片，结果等了一个多小时，那边都来电话催，说广州的专家都到了。我那时候还年轻，还以为痰里有血丝，就像流鼻血一样，只是上火罢了。现在想来，未免天真。专家看了我拿回的片，就把我们全部叫进会议室去，留父亲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现在回想起来，不应让父亲一个人留办公室里，十来分钟，虽说短暂可以是很漫长且难过的。

“毫无疑问，是癌症，而且是晚期。”专家一句开场白，是平地春雷，大家都呆住了。有那么十来二十秒，静得有点怕人。

“我，，，我，，我父亲还能活多久？”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又哑又涩，极不自然，仿佛是拼命挤出来的，不像是自己的，十分陌生。大家都望向我，我不知道是不是问错了。
“不好说，大概，，，半年到一年吧。”接着院长建议到广州的医院去治疗，专家是广州某医院的，自然就选择了这家，专家帮忙安排。

回到办公室，大家都故作轻松，没告诉父亲结果，只说还不能确定，明天到广州去再详细检查。我送父亲回去，在餐厅吃饭时，父亲轻轻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象是自言自语：我知道是那病。我只能当作没听见，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怎样去安慰。

父亲到了广州医院住院，母亲留院照料，给父亲做饭洗衣，我们时不时去看看。最记得是病房窗外是个小院子，四角都有株高大的木棉，满树红花，不杂片叶，仿佛是火焰煊天的树型火炬，鲜艳得把病房惨白的四壁都映红了。我常常坐在父亲床边，等父亲睡着了，就望着窗外的红棉长久发呆，仿佛如初见。很难说清道明当时的心情，却从此对木棉再无法淡忘，也总会想到父亲。

无非是化疗，吃许多的西药，父亲的身体果然慢慢不如前，还有就是随之而来的渐渐加重的疼痛。我无意中见医院有按摩部，说能舒解疼痛，就带父亲去，医生知道父亲住的病房，就连说不能按摩。回走，父亲的脚步迟缓了些，可能是累，也可能是疼痛所至，我要去找轮椅，父亲却坚决不同意。特意昂着胸，挺直腰，一步一步，慢慢地，庄重地走在我前面。父亲的背影开始单薄，父亲的短发越发稀疏越发花白，慢慢地，我的脚步也越走越沉重。

住了段时间，有亲友建议转院，理由是这家医院不是特长医院，那时候哪怕是根稻草也想要捉住不放，就转到了另一家医院。但那时，医院间的检验报告是不通用的，每到一家就得重新检查一次，非常麻烦。印象最深一次，是做胸部透视，当时父亲已不能平躺，一平躺胸部就越发疼痛难忍，平时睡眠和休息都得用枕头垫高背部。但做胸透却需要平躺的，为了减轻父亲的不适，我弯腰让父亲半卧半坐靠在我背上。双手紧紧撑着膝盖，只想着时间过得快些。

父亲最终没能作切除手术，经已扩散，手术已无意义，只会带来不必创伤。父亲却不理解，总以为开一刀就好，为什么不开刀？有些埋怨我们没有找到好医生，这些心理我们都能理解。后来，是连化疗也不能做了，身体撑不住了。记得从广州医院接父亲回家，父亲已不能独自行走，我一人掺抹非常吃力，差点让父亲跌倒（应背的）。父亲已是半糊涂状态，大发脾气：“弄来弄去，不死都给弄死了”，这是生病以来，父亲第一次发火，也是我见过父亲生气次数不多的一次。

回家吃西药，更喝中药，我记得中药里有整条的蜈蚣，相信是以毒攻毒。又听说用穿山甲的血泡米能治，就千方百计买来，明知穿山甲是国家保护动物，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又听说有种针剂，能极大减轻带来的疼痛，我们也给父亲打了，也不知是不是上当了。总之，该做的，和不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但半年后，父亲还是走了。

病中，最让我难受，是亲朋来访，我知道亲朋是重情重义，但效果往往只是加重病者的心理负担。我宁愿父亲得到安宁，不被骚扰，这可能也是父亲最想要的。每见来客，父亲都表现得很平静，甚至有些冷淡。尤其是大伯，大伯和我家一向不睦，那天大伯眼中的泪水，父亲似乎有点烦躁不安。当然，这也许是我的错觉。

许多事，父亲都能坦然面对，在最后的日子，情绪不见太大波动，但我总觉得，我没有给父亲最后，最好的关怀。
2020-01-03

@白菜枸杞 2020-01-09 08:35:46
不敢写这名题的路过，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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