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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人物高长虹

【文中史实源自：鲁迅作品及书信，南江秀一的《鲁迅、许广平和高长虹的恋爱纠纷》一文（原文载于上海的《书城》杂志创刊号），阎继经的《高长虹到延安的前前后后》（原刊于《鲁迅研究资料》第23期），崔运清、闫振琦、李庆祥的《高长虹是病逝在东北旅社的》（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

凡是受到鲁迅扶植的青年，绝大多数都热爱鲁迅，高长虹却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这是怎么回事呢？
高长虹，1898年3月出生于山西孟县，1924年9月创办《狂飙》月刊，从此文名远播，引起当时还在北京的鲁迅的注意。1924年12月10日，高长虹初次晤见鲁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925年3月，《狂飙》停刊，鲁迅决定与高长虹、韦素园等青年联手合办新文学刊物《莽原》。大家起初合作不错，高长虹作为主力，出力最多，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字。
1925年8月，高长虹忽然撰文声称，他对鲁迅感到“瘟臭”，甚至想为之“呕吐”。不久，高长虹又在广告上称鲁迅为“思想界的先驱者”，鲁迅为之愤怒，撰文予以驳斥。当时，鲁迅还以为高长虹只是想过河拆桥，直到1926年11月，高长虹发表两首爱情诗《给——》，其中有这样四句：“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而韦素园告诉当时远在厦门任教的鲁迅说，高长虹的《给——》是用太阳自喻，把鲁迅比作黑夜，把月亮比作许广平。得知这个消息，鲁迅总算明白了高长虹攻讦自己的真正原因。
原来，高长虹谩骂鲁迅的真正原因不是想过河拆桥，也不是因为《莽原》的内部纠纷，而是因为认为鲁迅对他横刀夺爱。早在1925年5月，许广平曾给高长虹去信，欲购买其诗集，两人从此开始通信。以后的几个月里，双方通信七、八次，或许彼此表示过倾慕之情。或许许广平仅仅称赞过高长虹的文才，高长虹却以为许广平已经爱上他。1925年7月，高长虹在鲁迅家里见到许广平，凭着诗人的敏感，知道许广平已经钟意于鲁迅，因此决定停止与许广平通信。
当时的许广平与高长虹都是27岁的青年，双方对文艺的爱好也大致相同，或许有成为恋人的可能。但许广平早在1923年就成为鲁迅学生，对鲁迅了解更深，从她1925年3月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她对鲁迅的感情。高长虹与许广平的通信时间，仅比许广平与鲁迅的通信时间晚两个月，但他与许广平的交流却比鲁迅少了两年。此外，虽然高长虹更加年轻，识见与才气都远远不及鲁迅，许广平当然不会选择他。顺便说一句，1921年时，高长虹曾在太原文庙博物馆工作，结识过一位才气过人的女子，那就是馆长之女石评梅，她后来倒是爱上了一位姓高的，只是那个人不是高长虹，而是高君宇。
总之，明白高长虹对他反目成仇的内幕之后，鲁迅在1927年1月25日的《莽原》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后来被收入《故事新编》的《奔月》，而其中对太太满心热爱的“羿”代表鲁迅，再也无法忍受乌鸦肉炸酱面的“嫦娥”代表追随鲁迅的许广平，对“羿”放冷箭的“逄蒙”则代表高长虹。在当年1月11日的致许广平信（见《两地书》第112号）中，鲁迅表明了对于高长虹等文学青年的态度，又解释了《奔月》的创作理由：
“这是你知道的，单在这三四年中，我对于熟识的和初初相识的文学青年是怎么样，只要有可以尽力之处就尽力，并没有什么坏心思。然而男的呢，他们掩不住嫉妒，到底争起来了，一方面于心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那方面也失了助力。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二月，从韦漱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沈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拚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
“今天打听川岛，才知道这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衣萍，小峰，二太太。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去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是送我上车的人们所流布的。黄坚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和顾颉刚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别会上，陈万里且故意当众发表，意图中伤。……
“……我竟从不疑及衣萍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虽然他的目光如鼠……。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在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
以上所引鲁迅书信，源自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两地书全编》中的鲁迅手抄本，至于真正的原信，《两地书全编》的附录里也有，相关内容是这样的：
“这是你知道的，我这三四年来，怎样地为学生，为青年拼命，并无一点坏心思，只要可给予的便给予。然而男的呢，他们互相嫉妒，争起来了，一方面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给方面也无所得。看见我有女生在坐，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貌作新思想，其实都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倘使顾忌他们，他们更要得步进步。我蔑视他们了。我有时自己惭愧，怕不配爱那一个人，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人，我可以爱。
“那流言，最初是韦漱园通知我的，说是沉钟社中人所说，《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今天打听川岛，才知此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衣萍，小峰，二太太……。他们又说我将她带在厦门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而送我上车的人们所流布的。黄坚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流言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别会上，陈万里且故意当众说出，意图中伤。……
“……我竟从不疑及衣萍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在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
比较而言，这封信和原信与手抄本内容各有不同，但手抄本里补充了对于高长虹“害‘单相思病’”的分析和“顾颉刚分头广布于人”的细节。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前出版的《鲁迅全集》中的《两地书》已被删改过，而该社2005年新版的18卷本《鲁迅全集》中的《两地书》，虽然号称收入“原信”，但至少这一篇收入的只是鲁迅的手抄本，而且经过了删改，就连“川岛”、“章衣萍”、“二太太”（即周作人的妻妹，羽太信子）等人名也写作“孤灵”、“玄倩”和“宴太”这样的化名。至于手抄本补充的想要攻击鲁迅的顾颉刚，哪怕印成他的化名“朱山根”也算接近原貌，却被印成了陈万里的化名“田千倾”，难道编者是想洗白顾颉刚，让陈万里独自背锅吗？顺便说一句，新版《鲁迅全集》的《两地书》部分，将许广平的信统统删掉了，结果变成了鲁迅在这边说个没完，那边的反应却恕难奉告，这又怎么好意思叫《两地书》呢？
现在来看看鲁迅的这封信。其中提到的“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指的就是《奔月》。至于更加详细的解释，请看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
“高长虹……的第一本创作散文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即由鲁迅选辑并编入《乌合丛书》。鲁迅在一九二五年编辑《莽原》周刊时，他是该刊经常的撰稿者之一；但至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他借口《莽原》半月刊的编者韦素园（当时鲁迅已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莽原》自一九二六年起改为半月刊）压下了向培良的一篇稿子，即对韦素园等进行人身攻击，并对鲁迅表示不满；但另一方面他又利用鲁迅的名字进行招摇撞骗，如登在当年八月《新女性》月刊上的狂飙社（他和向培良等所组织的文艺团体）广告中，即冒称他们曾与鲁迅合办《莽原》，合编《乌合丛书》等，并暗示读者好像鲁迅也参与他们的所谓‘狂飙运动’。鲁迅当时曾发表《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后收入《华盖集续编》），揭穿了这一骗局；高长虹即进而攻击鲁迅，在他所写的《走到出版界》中不断地对鲁迅进行诽谤。这篇小说写于高长虹诽谤鲁迅的时候，其中逢蒙这个形象就含有高长虹的影子。……小说中有些对话也是摘取高长虹所写《走到出版界》中的文句略加改动而成。……”
回头再说高长虹。由于身为诗人，偏爱浪漫幻想，高长虹自认为许广平不可能喜欢比她大17岁的鲁迅，除非受了欺骗。所以，他对鲁迅因妒生恨，最终忍不住跳出来大骂，而这反倒使许广平对他的好感荡然无存。1925年10月，许广平与鲁迅正式确定关系，高长虹从此更没有与她在一起的可能。
有人说爱情会使人疯狂，但高长虹的疯狂却超出了极限，为他在日后的悲剧人生打下伏笔。1930年，情场文坛尽皆失意的高长虹彻底失去“狂飙”般扫荡的意气，感到心灰意冷，决定放弃文学，改学经济，于是东渡日本，学习行为心理学与语言学。1931年，他又去德国学习马列理论。1933年，他去法国研究经济学。抗战爆发后，满怀爱国热情的高长虹在1938年结束了海外求学生涯，回国参加抗战。1941年，他不顾阎锡山等人的收买，决定前往延安。延安起初很欢迎他，特意派周扬作陪，请这位已是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前诗人去鲁艺做了一次报告。据说，在鲁艺的历史上，除了高长虹，只有丁玲和欧阳山有此殊荣。
1941年到1942年，高长虹的文艺创作激情再次狂飙般爆发出来，频频给延安的《解放日报》投稿，却很少被采用，因为他的文章与政治宣传无关。尽管如此，他仍然笔耕不辍。写作之余，遇到对延安有什么不满的情况，他就忍不住提意见，结果引起一些上层人物的不快。康生怀疑他是青年党（其实他早在法国时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从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想找机会加以批判，只因博古在背后保护他，康生才没有得手。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高长虹收到毛泽东、凯丰署名的座谈会请柬，他却以自己是学经济的为由，拒绝与会。那以后，高长虹明显地被延安冷落。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进攻延安，延安干部开始大批转移，毛泽东于此时分别找文艺界著名人士谈话。和高长虹谈话时，不知双方说了什么，毛“勃然大怒”，会谈不欢而散。
1948年，高长虹被贬到东北，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东北局宣传部后院。1946年10月19日，东北成立文协，高长虹是成员之一。草明曾经去探望他，认为他的生活虽疏于自理，神经还算正常。可据舒群回忆，高长虹早在延安时神经就不对劲，到1946年时更加不正常。
照我看来，刚到延安时，高长虹的神志应该是清楚的，不然又怎能写文章呢？只因渐渐受到冷落与排斥，他才变得自我封闭，不愿与人交往，显得有些怪异。
1946年11月，东北局迁到当年刚刚解放的沈阳，高长虹也跟着去了沈阳。1949年，高长虹终于住进了东北旅社楼上的精神病房。有一次，他跑出来找舒群诉苦，舒群给了他100元钱，还请他喝酒。喝酒时，高长虹忍不住哭了，这个情景想来就令人心酸，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舒群等几个人，又有谁会在意他的哭泣呢？
1953年，东北诗人侯唯动在东北旅社看到高长虹被服务员训斥，生气地将服务员喝退，走到高长虹面前，望着他披肩的银发和乞丐般的模样，不由得掉下眼泪。接下来，侯唯动去找保卫科的人，他们说高长虹不过是个喜欢大叫的疯子，而侯唯动当即劝他们善待高长虹，然后又去高长虹的房间，并问他为何喜欢大叫。高长虹解释说，他经常在无聊时用德语朗诵歌德，用英语朗诵拜伦，别人听不懂，就以为他在说疯话。由此可知，高长虹虽然苦闷至极，其实并没有发疯，只是苦楚无处申诉而已。
据说，师陀1956年时曾在长春作协的饭厅里见过高长虹一次，但是没等他过去交谈，高长虹已经匆匆离开，此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这件事应该不会有假，但师陀可能把时间记错了，他见到高长虹的时间不可能是1956年，因为沈阳东北旅社的原职员崔运清、闫振琦、李庆祥曾经撰文《高长虹是病逝在东北旅社的》说，他们三个都记得高长虹，感觉他有五十多岁，“既像八路军老干部，又像一位学者”，“享受着供给制县团级干部待遇”，身上的“衣服全是发的，每月还有津贴费，但他从来不领取”，生活也很简朴。他们回忆说，高长虹住在东北旅社的2楼250号房间里，每天出门散步，但“从来不愿与旅社服务人员沟通”。1954年春的一天，服务员发现高长虹死在房间里，医生检查后认为，他是因夜里突发脑溢血而亡。
回顾高长虹的一生，除去因为许广平和办杂志的事情与鲁迅有过龌龊，似乎再没有别的过错。尽管离开了文坛，他在学术领域照样取得了成就，为什么还是不为社会重视，最终有着独自死去的悲惨结局呢？不管怎么说，高长虹都是个才子，而才子总是免不了要恃才傲物的。遗憾的是，社会宁可容忍一万个庸人的胡闹，也不愿意容忍一个有才者的傲骨，而这大概是高长虹最终成为悲剧人物的主因。但如果换个角度说，高长虹也幸亏死得早。如若不然，等到文革最疯狂的那几年，他不但再也享受不到“县团级干部待遇”，而且会生不如死的。如此说来，他总算还有一些幸运，虽然他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1999-08-03 初稿
2007-09-28 初稿
2019-10-16 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