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到1979年已经家喻户晓。特别是1979年农历二月，我们大队作为四类分子摘帽试点，公社的干部到村上来了好几个，二月十二晚上召开了四类分子会，干部们脸上的表情明显不同于以前，随和多了，但我们还是不敢放肆，还是站着老老实实受训的姿势，谁也不敢坐。讲的话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回家好好想想自己对改造的认识和态度，不扩大，也不隐瞒，老老实实总结出来，争取摘帽子。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早就知道：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但是，对摘帽还是心中无底。
十来天后，召开了社员大会。张书记讲话：党中央作出的给四类分子摘帽的这项决定是完全必要的，一是为了朝前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摘掉一顶帽子，调动几代人。搞革命，搞建设，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要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调动千百万人一齐努力干。二是解放近30年了，地主、富农分子也改造有二十八九年了，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已经讲得很清楚，现在给这些人落实政策、给出路，是有利而无害的。三是摘帽对统战工作有利，对解放台湾有利。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中央5号文件精神，把摘帽工作做好。当然，摘帽要经过群众的评审，对至今没有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暂缓摘帽，并落实对他们的监改措施，什么时候改造好了，就什么时候给他们摘帽
接下来，先由全大队21个“四类分子”本人说明多年来自己守法和劳动改造的情况，汇报思想。接着群众就开展面对面的评议，提出摘与不摘的意见。当时的群众，真是把自己当成了“主人翁”，毫不留情面。18个说得不好的、结结巴巴的，都通过了，一个“闲话”多的富农婆没通过。张世虎口才很好，说得很动人，但很多人指出他是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当过伪乡长、伪保长，所以举手表决时没通过。我被群众评议为：1. 在改造期间，收留外流已婚女人，想给自己当老婆，有意破坏国家婚姻法。2. 在文革开始时，在学校搞过武斗，批斗过老师。3. 自从1970年戴上帽子，十年来，改造不老实，偷奸耍滑。老贫农张根才说：冯汉三在运动中被斗争时，装得老实，但运动过后，喜好穿戴打扮，想当地主老爷（这句话，到现在人们都还取笑他），向人民群众示威，几乎每年都被评为改造不好的典型，在公社大会斗争。
四月底，大队张榜公布了摘帽子的名单，被摘帽的全家人都被划为公社社员。 下午，张建忠通知我和霸地虎到大队部开会。参加会的有公社杨书记，大小队干部，治保主任张建忠等。 没有像以前一样大声的呵斥。杨书记说：群众没通过，说明你们改造不彻底，但不要灰心，经后，在大队干部和民兵干部的监督下好好改造，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摘。 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明显降低。
农历十一月，再一次评审，这次没开群众大会。只有县上的两名干部，村上大大小的干部，贫下中农代表等20人左右。会还没开始，县上的干部尽然叫我俩坐在屋角的凳子上，这是从未有过的，但比站着更难受，这是我一辈子坐得最难受的一次。
腊月，村上给张世虎给了县上的《四类分子摘帽通知书》，同时摘掉了地主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给我没有通知书，说明帽子还戴着……
虽没摘帽子，但自1978年，大队再没过问过四类分子，再没找过麻烦。有远见之明的祖父说：从形式看，摘不摘没关系啦！
到二十一世纪后，我无意间在旧书摊上看到一份县通讯上关于“四类分子”的改造一文，上书：截止1983年，我县最后23名四类分子除一人正在服刑，其余全部摘帽。完成了对四类分子的改造。
过了近二十年，才知道自己也摘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