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林一茶
安永六年（1777）春，从深雪覆盖的北信浓远道而来的少年抵达江户城。他是信浓国水内郡柏原村小林弥五兵卫之长男弥太郎，即后来的俳人小林一茶。

一茶此番离乡，乃因家境贫寒，继母为节约家用，命他到江户谋生。“瘦骨嶙峋”，父亲这样说一茶。这正是江户后期苦于慢性营养失调的山村少年的典型姿容。

传世有门人村松春甫曾所作一茶之肖像。广额深皱，颊骨高峻，鼻翼翕张，口大唇厚，耳廓亦丰满，状貌甚健，并非“瘦骨嶙峋”。


一茶两岁三月即丧母，由祖母抚养。八岁时继母来归，与一茶相处并不愉快。大约也是一茶成年后孤僻性情的因由。「我と来て遊べや親のない雀」，这是他六岁时所咏之句。周作人译：和我来游戏罢，没有母亲的雀儿！

来江户前一年，即安永五年的八月十四日，祖母过世。月余后一茶感染热病，病势危笃。江户时感染疫病的孩童多半早殇。一茶中年后体质强健，大约也是少年时捱过此劫之故。

十五岁的一茶步入俳谐修习之途。十年后他成为葛饰派的俳人，此后脱离师门，改称俳谐寺一茶，行游于世。第二番回乡，已是父亲去世之时。

一茶的父亲于享和元年（1801）四月二十三日中风发作，不久辞世。病榻前侍奉的一茶日后写下《父亲的临终日记》。日记中记述骨肉间的遗产之争，又有对病中老父的怜惜，是日本文学史中的独特之作。亦可窥出当时庶民的医疗条件及环境等诸多细节。

《父亲的临终日记》中有一茶自况，云“白首初覆霜”。三十九岁的一茶，前半生贫苦相煎，故早呈衰颓之貌。父亲遗嘱命将一间房屋并几亩田地于二子平分。但继母与其子并不照办。遗产之争困扰一茶整整十三年。最终分得一半家宅、一半农田。此时已是文化十年（1813），一茶年过半百，决定在故乡定居。

次年，五十二岁的一茶与廿八岁的阿菊成婚。他在《五十婿》中且嘲且喜曰：“春意姗姗，吾妻来归。余亦忘自身之老态，如蝴蝶戏初花。”

文化十三年（1816）五月十一日，一茶长子千太郎于出生后廿八日夭逝。七月六日夜，五十四岁的一茶高热发作，在《七番日记》中有：

“六日 时有雨，夜中高热大发。许是多雨之故。

八日 午刻骤雨。酉时上刻疟疾发作。戌时愈甚。寅刻方止。”

此后十日、十二日、十四日均有疟疾，十六日乃止。

疟疾多发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日本自古亦有流行。平安时代起即有记录。

其时一茶亦饱受疝气、疥癣之苦。日记中有：

“八日晴，木下川花一览，过马桥，足之疥疮肿大，苦痛难耐。”后人有推测云一茶大约罹患梅毒。因当时一茶在江户的居所离私娼窟吉田町不远。乃有“吉田町只需廿四文”之句。若一茶当真患有梅毒，那么他的三子一女皆夭亡、妻子阿菊亦早逝，似乎也可有解释。不过这都仅是推测而已。

长子千太郎死后三年，一岁两个月的长女さと（周作人译为聪女）亦死于痘疮。留下的那一句，「露の世は露の世ながらさりながら」，周作人译“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原作与译作实在都是极好。至深的悲哀，反复咏叹，终于只是失语。一茶吟此句，大哭。日记中有：

“さと女于此世间仅居四百日耳，殒命哉，今日巳刻殁。”

翌年，即文政三年（1820）秋，次子石太郎降生。隔年正月十一日晨，九十六日的石太郎在母亲阿菊的背上窒息而死。文政六年（1823）二月十九日，阿菊发病。五月十二日，三十七岁的阿菊过世。后人推测阿菊死于夫家继母与继母之子的苛责、房事过度以及家事操劳。

阿菊死后，留下三子 郎，寄养在别家。失去母亲的幼儿没有乳汁，营养失调，于一岁九个月时夭亡。这一年，一茶失去妻子与四个孩子，畸零人，天涯孤独。

文政三年十月十六日，五十八岁的一茶中风。半身不遂，语言有障碍。文政四年正月有句云：

“夜霜沉沉，耳闻蝉鸣声。”

寒冬夜何来蝉声？大抵是一茶病中耳鸣罢。

又有自嘲句：

“初雪中一宝，乃为夜壶耳。”

文政七年（1824）八月八日，六十三岁的一茶续弦，再度娶妻，为阿雪。两个月即离婚。六十四岁三度娶妻，名やを。六十五岁的六月，家中失火，屋宇尽毁，气息奄奄。门人西原文虎在《一茶翁临终记》中云：

“时乃文政十年卯月，吾作苔花欲开否之言，知此浮世之终也。值此闰六月一日，急火蔓延，俳谐寺之什物一时化作灰烬。然此乃三界无安之常也。时雨即雨，时风即风。归返最初无庵之境界，自此不必为风露忧心，悠然终老，此日乘鹤西去也。”

一茶过世时，妻やを怀有遗腹子。翌年，即文政是一年四月，诞下一女，名やた。一茶血脉终得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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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翻译除“雀”“露水”句外，其余皆为试译，仍需对照、细究。

附图 小林一茶肖像 墓

村松春甫 小林一茶肖像



小林一茶 墓

作者：黄花一把　回复日期：2010-10-29　03:00:27

刚去办了点也关乎生死的事,回来竟有楼主的沙发.

遗憾的是并不知道一茶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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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后期的俳人，小林一茶：）

作者：D落　回复日期：2010-10-29　05:06:53

于日本文化实在太过门外，向楼主问些问题，有扰了。

门人西原文虎在《一茶翁临终记》中云：

“时乃文政十年卯月，吾作苔花欲开否之言，知此浮世之终也。值此闰六月一日，急火蔓延，俳谐寺之什物一时化作灰烬。然此乃三界无安之常也。时雨即雨，时风即风。归返最初无庵之境界，自此不必为风露忧心，悠然终老，此日乘鹤西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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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原文虎是用古汉语记录的吗？亦或是前代的国人翻译的汉文？

2.日人作诗或俳句，是用汉语，还是日汉杂用？即使是汉诗，读音是日语发音了吧？

3.看过几部藤泽周平小说改编的电影，如《黄昏清兵卫》、《隐剑鬼爪》、《武士的一分》、《山樱》，直到最近的《花痕》，感觉这些电影都像短篇小说一样干净、简练，不知是否有藤泽周平小说的汉译？

谢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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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文末已经写了呀，除了文中两句俳句是引周作人先生的翻译，其他都是我“试译”，还需“细究”的。原文是用日文写的。

2 日本人做俳句，是用日文的。

3 藤泽周平的小说大多是台译本。
大陆目前只有新星出版社出版过《黄昏的清兵卫》，是李长声先生翻译的：）

作者：baosword　回复日期：2010-10-29　11:57:03

藤泽周平的《蝉时雨》很好，他也写过一本《一茶》。
有一点LZ大概不好意思说，一茶是性豪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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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藤泽周平写过：）

是啊，在一茶的日记里，有很牛的记录！日本专门有论文研究这个的……

芭蕉的生与死

文/苏枕书

欲谈松尾芭蕉，自然不可不提“徘谐”。徘谐一词原意“滑稽”。室町末期出现徘谐的连歌，即趣味滑稽的连歌。连歌是日本独特的诗歌体裁，最初是两人联句作和歌的游戏，始于平安末期，全盛于室町时期。二人参加为“两吟”，三人参加为“三吟”。第一人作五七五长句一联，为“发句”。第二人作七七短句一联，为“胁句”。第三人仍作五七五。以此类推，以七七句结尾，联成百句。发句必出现季语，是为铁则。此发句即为今日俳句之原始。

连歌往往于静肃氛围中创作。因连歌素来崇尚纤细华丽之美，用语限于《古今和歌集》《后撰和歌集》《拾遗和歌集》。而徘谐连歌则多作于酒筵欢场，与正式连歌有别，故传世记载较少，有《竹马狂吟集》《徘谐连歌抄》等。以徘谐连歌为母胎，江户初期形成“徘谐”这种新体裁。遂有贞门徘谐、谈林徘谐两大门派。前者提倡徘谐之娱乐性与教养性。后者掌门为大阪天满宫连歌师西山宗因，主张徘谐的滑稽性，用语自由，将谣曲词句化入徘谐，被尊崇古典派的贞门徘谐斥为邪道。在日本，连歌师的地位远高于徘谐师。因连歌师受到和歌创作的修炼与教养，熟谙《源氏物语》《古今和歌集》等古典权威作品。宗因将民间谣曲之文句作成徘谐，无怪世人惊诧。《好色一代男》的作者井原西鹤便是谈林派门人。

而将徘谐从和歌束缚中真正解放出来，使徘谐成为独立文体的，便是后世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

芭蕉生于伊贺国的上野，在家乡一直生活到廿九岁。在这段时期里他是藤堂新七郎家的武家奉公人。十岁前后担任藤堂家嗣子良忠的随侍。良忠师从京都北村季吟学习贞门徘谐，号蝉吟。芭蕉对贞门徘谐耳濡目染。宽文年间芭蕉用俳号曰宗房。当时以宗房为俳号的人有很多。芭蕉之句最初被收入宽文四年出版的《佐夜中山集》，是年二十一岁，有两句入集：

“月明之夜旅宿焉，绯樱绽放思暮年。”

宽文十二年三月，廿九岁的芭蕉踏上前往江户的旅途。其时廿九岁可比今日四十岁，已届中年。

当时大名所辖区域内的领民并不能任意离开领土，否则以逃亡论，兄弟连坐。因此芭蕉到江户必有保证人。日本对芭蕉生平研究众多，有“忍者说”，茂吕美耶亦作文论述。谓芭蕉到江户后没有就职于任何藩国，无固定收入，先后又有五次大规模旅行，大抵是他从事忍者之职，四处探秘。

芭蕉究竟是否为忍者今人不可判断。而可以确定的是芭蕉很快在江户俳坛占有一席之地。芭蕉名号甚多，天和年间用“桃青”之号。因追慕李白。“李白”“桃青”——也是诙谐的趣味。

延宝五年冬，京都有名的徘谐师伊藤信德到江户。翌年春，信德与芭蕉、山口素堂三人作百韵，出版《桃青三百韵》。

延宝八年（1680）正月，芭蕉作发句云：
“啊，春啊春，大哉春也，大哉春。”

这是仿米芾《孔子赞》起句云：“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延宝八年（1680）十月，三十七岁的芭蕉突然从繁华的日本桥移居深川，当时深川还是人迹罕至之地。夏目漱石在英国留学时给正冈子规的信中写，“我现在住的地方好比是东京的深川。因住宿费低廉，地段自然不佳，甚为萧条”。明治时期的深川尚且“萧条”，遑论芭蕉所在的年代。芭蕉在到江户的八年间内，广交游，多吟句，立门户，是世所公认的徘谐大师，门人为他建立芭蕉庵，可谓顺风顺水。此番移居颇令人费解。留下的句子有：

“深川冬夜之感
橹摇波荡，断肠凄清独泫然。
富家食肉吾吃菜根，困顿也。
雪之朝，独食干鲑。”

俳句与和歌素来难译。将俳句直译为汉诗意思差了很多。那本是吟咏时一唱三叹之句，譬如玩《百人一首》，用悠长抑扬的音调念出长长短短的句子，并非汉诗的工整端正。周作人感慨“俳句翻译，百试不能成，虽存其言词，而意境迥殊，念什师嚼饭哺人之言，故终废止也”。他能译出“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尚有此叹，更不用说旁人。丰子恺译《源氏物语》虽然被周作人评为“茶店说书”，但其实也很好，尤其是文中的和歌。譬如“夕颜凝露荣光艳，料是伊人驻马来”，“寂寞闲庭春雨久，可曾遥念故乡人”，冲淡清新，个人认为要比林文月译本的楚辞体和歌可爱许多。

天和二年（1682），芭蕉居所遭遇大火。有“顿悟犹如火宅之变，而生无所在之心”之句。“犹如火宅”出自《法华经》“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芭蕉素有“旅人”之形象，大抵这场大火也是他走上旅途的原因之一吧。

天和三年（1683）六月二十二日，芭蕉母亲过世。芭蕉十三岁丧父，至此双亲尽失。贞享元年（1684），四十一岁的芭蕉踏上“野曝纪行”之旅。他殁于五十一岁，此间十年，大半都在旅中。

天和年间的芭蕉穷困潦倒，作品多受杜甫、庄子影响。

“野曝纪行”从江户出发，沿东海道西行，到达故乡伊贺国，略作停留，又访吉野山。历京都、奈良、名古屋、美浓、尾张等地。在名古屋停留一月，出版《冬之日》。年末再返故乡。经大津、桑名、热田、鸣海。《野曝纪行》中有“寝于马上，残梦月远茶烟起”之句。

贞享二年（1685）四月末，芭蕉回到深川的芭蕉庵。贞享四年（1687）八月中旬，芭蕉踏上第二次长途旅行。自江户经名古屋、伊势、伊贺上野、奈良、吉野、大阪、须磨、明石、京都，所得诗文编成一册《笈中小札》。

“岁月为百代之过客，逝去之年亦为旅人也。于舟楫上过生涯，或执马辔而终其一生之人，日日生活皆为行旅。”

这是《奥之细道》的开篇，也是我十分喜爱的一段。元禄二年（1689）三月下旬，芭蕉又在旅途，前往东北与北陆，历时五月余，行程两千四百公里，作成《奥之细道》。

五十一岁的芭蕉最后一次走在途中。元禄七年十月十二日，因病于大阪过世。临终前留下的是：

「旅に病で、夢は枯野をかけ廻る」。

“病在旅中，魂梦萦回于枯野。”

芭蕉一生未婚，无子。晚年追崇俳句「かるみ」之意境。即平和冲淡之美，是为诗坛新风。死后蕉门历经分裂、复兴，后又有与谢芜村并小林一茶继承衣钵。

今年初夏在岚山，行到落柿舍。这是蕉门十哲之一向井去来的屋舍。写完《奥之细道》后，芭蕉曾在此停留近一月，作《嵯峨日记》：

“京都有向井去来别墅，位于下嵯峨竹树丛中。近邻岚山之麓，大堰川之流。此地乃闲寂之境，令人身心怡悦，乐而忘忧。去来性疏懒，窗前荒草离离，不加芟除。数株柿树，枝叶纷披，遮蔽房檐。五月，雨水渗漏，铺席、隔扇霉气充盈，几无寝处。户外，树影森森，殊觉可喜。此一地清阴，乃去来送吾之最佳礼物也。”

院中有诗碑，其上云：

「五月雨や色紙へぎたる壁の跡」。

“五月雨脉脉，色纸壁上显斑驳。”

那也是梅雨天气，青苔苍苍。有人往投句箱中放新作的俳句。如今俳句似乎成了极好作的东西，伊藤园绿茶有俳句大赛，获奖的句子印在茶瓶包装纸上。偶尔看一眼，觉得很一般。又有英语俳句——想是一种“文化交融”，我却以为趣味不大。又譬如汉语作十四行诗，大约是略有格式的自由体诗。

冬月白山茶初开，黄昏散步于山道。见白发老妇垂首观花，默诵默吟，在纸上写着什么。我路过，她似乎很不好意思，拢了拢纸张道：

“在写俳句呢……但作得不好。还是山茶花好啊。”

2010年10月29日星期五

图片补充

「松尾芭蕉肖像」 小川破笠画



松尾芭蕉 墓

订正：

“徘谐”为误，是“俳谐”。

秋成的生与死


上田秋成在国内的名气似乎得益于一部《雨月物语》。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菊花之约》，脱胎于范巨卿鸡黍生死交之故事，讲赤穴和丈部二人情谊深厚，相约于某月某日共赏菊花。赤穴在应约当日被领主困禁在城内，无法成行。为成全许诺，遂剖腹自杀，魂魄千里赴约，一如尾生抱柱信。

享和元年（1801）九月，上田秋于摄津国西成郡加岛村之加岛稻荷神社内敬奉和歌集一部。是年秋成六十八岁。此集即后来的《献神和歌帖》。秋成幼年孱弱多病，养父在此神社内祈求神灵赐予秋成六十八岁之寿。故活到六十八岁的秋成在此还愿谢神。和歌集中有一段：

“余稚龄罹患恶痘，医云无生路矣。先考不堪悲泣，走此神祠，以丹诚乞助命，还家倏然出九死。而经旬日乃愈。因是诣拜数十载。寿六十八，全赖神之御灵矣。”

溯及元文三年（1738），五岁的秋成患痘疮。医曰无治，养父上田茂助深夜步行十余里至此神社祈祷。秋成生于享保十九年（1734），是妓院私生子，并不知其父为谁。四岁母亲过世，被纸油商岛屋的上田茂助收养。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无论上下贵贱，最可怕之病症莫过痘疮。这是江户时代排在首位的夺命疫病。据飞騨国某寺庙记载数据，其时患痘疮者近七成为幼儿。秋成同时代将军德川家齐有子女五十五人，凡长大者均患痘疮，其中有二人因此而死。小林一茶长女亦殁于此疾。医家香月牛山著《小儿必要养育草》（元禄十六年，1703）载：“痘色转赤为好也。”因有在痘疮周围涂抹赤色之俗。

秋成虽逃过一死，却留下右手手指短小之残疾。晚年所著《胆大小心录》中有“无力执笔”之句。有推测云秋成身体之残疾很大程度影响其文学创作。京都西福寺藏陶工高桥道八造秋成像，双目圆睁，圆头圆脑。

宽政二年（1790）十二月十六日，秋成给京都的友人画家松村月溪写信，曰：

“病夫春来手腕痛楚，至夏略有好转。而突患目疾，至晚夏左目失明，读书写字遂成废人也。由此书信往来甚为辛苦。总之无非久疏音信而已。”

又有“岁五十七顿失左明”句。

江户时代日本眼疾甚为普遍，盲人众多，各大眼科亦流派纷呈，竞争激烈。当时常见眼疾除却白内障，有淋菌性脓漏眼，夜盲症，结膜炎，眼睑缘炎，麦粒肿等。多半与营养失调与生活条件恶劣有关。此外痘疮麻疹后遗症导致眼盲亦属不在少数。

其时秋成正与伊势松坂的日本复古国学家本居宣长激辩学术。宣长长子春庭此时亦患眼疾，宽政三年（1791）到尾张国海东郡当时最负盛名的眼科医生处治疗眼疾。宽政六年亦失明，遂习针灸、精进国学，著书立说。这位眼科医生后来亦为秋成看过病，亦属奇缘。

宽政九年（1797）十二月十五日，秋成之妻阿玉遽亡。是年秋成六十四岁。后于《夏野之露》中写道：

“妻廿一岁来归。去年冬以五十八岁之龄先我而去，乃因常年多病之故也。”

宝历十年（1760），阿玉嫁给秋成。第二年秋成养父病逝，秋成继承岛屋。开始学习和歌。三十三岁凭《诸道听耳世间猿》《世间妾形气》等闻名。明和八年（1771），一场大火家财尽失。永安五年（1776）出版代表作《雨月物语》，被誉为日本怪谈小说顶峰之作。秋成狷介暴躁，多年来妻子一直默默侍奉。宽政元年，阿玉之母与秋成之养母双双辞世，秋成归咎自责，认为自己十分不孝。夫妇二人均受重创，阿玉落发、发愿心，法号“瑚蓮（王旁）”。而今辞世，秋成极为悲恸。文中有曰：

“妻已化作野地孤烟。”
“何以在此悲辛年月弃我而去。”
“老来畸零，起卧俱伤悲。”
“起卧独自一人，常有幻觉，思念彼人在眼前，无限悲伤。”

妻子死后，秋成难耐寂寥，几欲自尽，徘徊于大阪、河内一带。宽政十年（1798）春，秋成右目亦失明，只能依靠老婢与养女维持日常生活。此种绝望于《麻知文》中曰：

“如此四月廿日，另一边光明亦失，无比悲哀。”
“悲辛忧愁，不知今日之后的年月，如何居留世上。”

不过在大阪寻访名医治疗右眼未成，左眼却意外复明。文中狂喜之言曰：

“岁五十七顿失左明，六十五又及右眼，侥幸逢神医，得左明。”

复明的秋成在《山雾记》中描摹夏季夜空月洒清辉，极尽喜悦之情。

后来秋成开始使用眼镜。当时眼镜相当昂贵，同时代的泷泽马琴晚年罹患与秋成相同的眼病，亦配眼镜。

晚年丧妻的秋成甚为凄凉。与人通信中有如下字句可寻：

“病中足痛，不堪远行。”“老衰已极，记忆浑无。”“芋头数块，辱受纳，春宴珍味可致。”“海苔并干萝卜皆为好物也。”

丧妻之痛与眼疾折磨，秋成求死之心益重。妻所葬之菩提寺在南禅寺山内之西福寺，即今之南禅寺草川町，我曾数番路过。享和二年（1802）二月，六十九岁的秋成于西福寺内红梅树下自作坟茔。

文化五年（1808）十月二十八日，与友人通信中写：

“老夫，去春来，因疝肿苦恼十分，疏于问候。”

翌文化六年（1809）六月廿七日，秋成在友人羽仓信美宅中过世，年七十五岁。如愿葬于七年前于西福寺自作之红梅树下坟茔中。

今年是上田秋成去世两百年纪念。京都国立博物馆有专题展览。亦亲见高桥道八所作秋成陶制坐像。两百年似乎并不太远，西福寺之红梅至今犹自岁岁开落。（文/苏枕书）

2010年10月31日星期日

芜村的生与死

松尾芭蕉名句多咏叹秋冬风物，如 “秋至矣，风来访于枕畔”，“秋深矣，邻家可有人来住”，“雁声过耳，远赴京都之秋”，及至临终前“病在旅中，梦魂萦回于枯野”之绝唱，皆有闲寂之静，枯淡之侘，如枯笔淡墨之绘。元禄七年（1694）芭蕉辞世，蕉门分裂，蕉风式微，俳坛陷入低迷。至享保（1716－1736）末年，江户俳坛倡导“回到芭蕉去”，各地兴起缅怀芭蕉之风潮，诸俳人亦发起中兴俳句之运动。其中便有与谢芜村。

享保元年（1716）芜村诞于摄津国东成郡毛马村，今大阪市都岛区。本姓谷口，芜村为号，取自陶潜《归去来兮辞》中“田园将芜”句。二十岁左右至江户，在早野巴人门下学习俳谐。宽保二年（1742），早野巴人殁。廿七岁的芜村寄居下总国结城，今茨城县。因追慕芭蕉遗迹，遂周游东北地方。四十二岁左右定居京都。其时更姓“与谢”，据传因其母乃丹后与谢出身。三年后芜村结婚。

明治三十年，正冈子规在《日本新闻》报连载《俳人芜村》。大正十四年，芥川龙之介为《芜村全集》作序，云：

“我方知世上有如芜村这般画俳俱佳之人。且方知世上有如芜村经历的这般生涯。然而也无非是想象，芜村是在为成为芜村的途上行走的。芜村乃一代天才……但一代天才之芜村亦非一朝一夕成为芜村。我欲追寻其精进之路途。”

昭和十一年，诗人萩原朔太郎出版《乡愁的诗人•与谢芜村》，称芜村为春之诗人，因他多有歌咏春景之句存世。埋没百年的芜村，被正冈子规发现、推崇，被萩原朔太郎解读，并对明治诗坛产生很深影响。芜村曾独创十数首俳句并数联汉诗而成的连句“俳体诗”《春风马堤曲》，为明治新体诗之先声。

芜村亦擅画，故而历来有人将他与王维作比。芜村之句有画境，如：

“春水啊，四条五条桥下过。”

念及刘廷芝句“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摇动绿波里。”俳句只有十七音节，宜咏叹，意在言外，如石子投水，余波不绝。

又如：

“朝颜花，一朵深渊色。”

“一桶靛蓝染春川。”

“拂晓时分，白帆驶过蚊帐外。”（林林译）

一如读到秦观“揉蓝衫子杏黄裙”，韩愈的“山红涧碧纷烂漫”，色泽鲜丽，有极强的画面感。萩原朔太郎云，“芭蕉有一种北国人的气质。因他喜好远游奥州北国。而芜村热爱歌咏南国之明丽风物。故芭蕉气质忧郁，芜村阳光明快。芭蕉富于冥想，芜村更重细微感觉。”周作人亦评曰，“芭蕉提倡闲寂趣味，首创蕉风的俳句；芜村是一个画人，所以作句也多画意，比较的更为鲜艳”，“芜村是个画家，这个影响也带到文艺上来。所以他一派的句可以说是含着画趣的诗。芭蕉的俳句未始没有画意，但多是淡墨的写意。芜村却是彩色的细描了。他和芭蕉派在根本上没有什么差异，不过他将芭蕉派在搜集淡涩的景色的时候所留下的自然之鲜艳的材料也给收拾起来，加入画稿里罢了。他的诗句于丰富复杂之外，又多咏及人事，这也是元禄时代所未有，所以他虽说是复兴蕉风，其实却是推广”。

芜村句中亦多咏“灯影”“烛光”。如：

“纸烛微明，廊下幽映，五月之雨啊。”

梅雨天，空气潮湿，壁角生苔。室内薄光黯淡，白日亦需点纸烛。昼间廊下灯火幽微，大抵是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极力推崇的日本之美。他不喜欢现代灯具的明亮直接，认为灯火要隔着和纸映出方有美感。唐诗中有句“纸窗灯焰照残更”，是一样的意思罢。再说“纸烛”，亦是日本独有的照明用具。昔日宫中常用，以松木一端涂以油脂，点火，周围卷一层和纸。这是《源氏物语》中时常出现的东西。光源氏夜中清谈讨论女人之趣，众人围坐在纸烛前。与夕颜相见的夜里，亦“手持纸烛趋近”。

萩原朔太郎感叹生活在金属环境中的西洋人无法理解这样的日式趣味。曰，“日本文学之趣，多少都有氤氲湿气的浸润。一如日本人居所难免不沾染梅雨天的潮气罢”。

又如：

“焚火节呀，白霜清美，京都之城。”

京都十一月起诸神社皆有在神前点燃庭火之仪式。火影幢幢，白霜初覆，我曾见广隆寺的圣德太子御火焚祭。白烟，赤焰，青空，红叶。这也是芜村曾经见过的京都啊。

又有：

“高阁凭栏，灯影相映的嫩叶啊。”
“河豚汤的食肆啊，门前红灯影孤另。”
“秋风起，酒肆中咏诗的渔樵人啊。”

每一句都可入画，作成饶有趣味的水墨小品。

安永六年，芜村六十二岁，俳名、画名皆盛，依然穷窘潦倒。此年曾作书向门人借钱。这在芜村也是常事。大约此类文人都不善经营生计，如叶广芩小说中的五哥，在烟榻上给人写字。写一幅就赶紧着换鸦片。不惟借钱，芜村在门人那里什么都借。譬如在信里写野鸭味道鲜美，难以忘怀。譬如言贵地靠海，产鱼，想要很多鱼。并美酒一樽。又譬如芜村曾向门人大鲁致函索要鞣质足袋——自己和女儿都要。芜村四十五岁娶妻，方得一女くの，可想而知如何宠爱。是否如数归还无从可考。大约也只能卖画鬻文罢。读芜村所遗之书简，不免且笑且叹，“去年要来的那只野鸭之美味啊，至今都难以忘怀。真想再要一只。”又馋又坦白，实在可爱得很。

芜村之贫穷与芭蕉之贫穷又有区别。芭蕉如行脚僧一般可以忍耐孤独，“乾坤无住同行二人”（《笈中小札》）。芜村则是热闹的。安永五年十二月，芜村独女くの出嫁，家中有三十多位客人来庆祝。饮酒作歌，召艺伎舞伎到宅中设宴至天明。芭蕉的人生与文字相通，是为一道。芜村则俳谐与生活分开两途。日常之颓废，作句之丰饶，一边是荆棘世界，一边是灯影幽明、春日迟迟。诗人最怕被日常生活消磨。芭蕉半生行在旅中，对浮世毫无羁绊。芜村在俳句上虽倡导“离俗论”（明和五年，1768），他却未有一杖一笠作旅人，而是真正在“俗”中，作句卖画为生。如芭蕉有句云，“此道人迹罕至，秋之暮也”。芜村亦有句，“若出门，我与行人同在暮秋中”。这大约是芜村与芭蕉最大的不同。芜村一生对芭蕉仰慕追随，“回到芭蕉去”，而终于，他走的道路还是自己的道路。“为了成为芜村而生的芜村”。

芜村晚年一直与夫人住在京都。天明三年十二月廿五日（1784年1月17日）凌晨，六十八岁的芜村辞世。与芭蕉一样，他亦留下临终绝唱：

“しら梅に　明る夜ばかりと　なりにけり”

“白梅啊，长夜将明，生涯尽矣。”

芭蕉之“病在旅中，梦魂萦回于枯野”乃去世前四日门人记录。与其说“临终吟”，不如说“病中吟”。当然有说法曰芭蕉死于毒杀，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就更与“临终之境”无大关联。而芜村这句“白梅”却是临死前叹出。长夜将明，生涯尽矣。以句作茧，芜村就此长眠。

芜村殁后葬于京都洛北临济宗金福寺内，芭蕉庵亦在其中。芜村因敬慕芭蕉，曾作《奥之细道绘卷》。金福寺本堂内有芭蕉并芜村两尊木像。芭蕉戴笠执杖，为《奥之细道》的形象。寺内亦藏有芜村代表作《夜色楼台图》，所绘京都市町，夜雪纷纷，背景为东山。我如今即住在东山脚下银阁寺畔。秋来至一乘寺、金福寺赏红叶为寻常事。想，这或许是芜村曾经咏过的红叶，亦颇值得发思古之幽情。
（文/苏枕书）

芜村 墓

作者：D落　回复日期：2010-11-04　00:44:09

“俳句只有十七音节”

不知日语是怎么数音节的。译为汉言后，不再拘泥十七之数吧？

“しら梅に　明る夜ばかりと　なりにけり”

“白梅啊，长夜将明，生涯尽矣。”

—— 上两句，日文、汉文均未数出17之数，日语如闽方言一般可以一字多音？本想就着楼主汉俳别译之，不料楼主行文极简省，又不识日文，作罢。“苏枕书作句，敬惜字纸也。”
－－－－
对不起，是我没有讲清楚^_^
しら梅に　明る夜ばかりと　なりにけり
这一句如果全部标成日文假名的话，则是：

「しらうめに　　あくるよばかりと　なりにけり 」
正好是“五、七、五”音节的结构，一共十七个音节。
译成汉语后，就不太好苛求“十七音”的标准，因为汉语一字一音节。
所以俳句译成汉诗体是不明智的。俳句这样短小的体裁，适宜咏叹。日本人自己也说，“俳句要一个一个音节地念出来，才能有无尽的回味”。

子规的生与死

明治三十一年（1898）七月十三日，正冈子规在给河东铨氏（门人河东碧梧桐之兄）的信中自作墓志铭曰：

“正冈常规，又名处之助，升，秭归，獭祭书屋主人，竹里人。生于伊予松山，居于东京根岸。父隼太，卒于松山藩御马回加番。由母大原氏抚养成人。日本新闻社员。明治三十□年□月□日殁，享年三十□。月薪四十元。”

明治四年（1871）五月，日本颁布新货条例，打造新货币。一日元等于一点五克金，等于一百钱。明治二十年，十公斤白米计四十六钱。如此算来明治时期的一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万日元，一钱相当于现在的一百日元。月额四十元委实不薄。

明治三十五年子规病逝，这段墓志铭当时并没有刻下来，而是到昭和九年子规三十三年忌，勒石立碑于东京大龙寺中的新坟前。

正冈子规生于庆应三年（1867）九月十七日，是年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幕府统治自此终结。明治天皇登基，次年为明治元年。子规是家中长子，父亲是松山藩的下级武士，母亲是儒者大原观山之长女。子规三岁时家中遭遇火灾，付之一炬。六岁丧父，由外祖父与舅父（大原观山第三子，加藤恒忠，法国使馆任职）共同抚养。在外祖父的私塾中修习汉学。明治八年，子规九岁，外祖父过世。如今可见子规最早的汉诗是明治十一年（十二岁）所作绝句：

闻子规
一声孤月下，啼血不堪闻。半夜空欹枕，故乡万里云。

如果子规略生早一些，譬如在与谢芜村的年代，大抵也会成为外祖父这样的儒者。而新时代的浪潮已波及伊予国的松山藩。中学时代的子规受到自由民权运动宣传的影响，热心探讨政治。后来子规回忆曰：

“其时我将学校课程全部抛于脑后，乘夜在寺院学校租借的处所与学友十人共同探讨‘自由权利’‘参政权利’，实在有无上的快乐。”

后来东京舅父来信说：“河流非鲸鲵所泳，枳棘非鸾凤所栖，海南非英雄所留，愿早日离开此地，前往东京。”于是明治十六年五月，十七岁的子规自松山中学退学，踏上去往东京的求学路途，并作诗云：

松山中学只虚名，地少良师从孰听。言倒何须讲章句，染人不敢若丹青。
唤牛呼马世应毁，今是昨非吾独醒。忽悟天真存万象，起披蛛网救蜻蜓。

明治十七年（十八岁）七月，子规通过大学预备科（相当于现在的高中）入学考试。

明治十八年夏，上京后第一次归乡省亲，途中游历京都与严岛，与后来的海军名将秋山真之交往甚厚。
明治二十一年夏，子规与友人暂居东京郊外向岛须崎村长命寺内一间名为月香楼的樱饼屋。其时正在创作《七草集》，以秋之七草为名，《兰之卷》为汉文集，《萩之卷》为汉诗集，《女郎花卷》为和歌集，《芒之卷》为俳句集，《蕣之卷》为谣曲集，《葛之卷》为文艺论文，《瞿麦之卷》为传统小说卷。譬如《兰之卷》中有：

有风远而微，渐来吹庭树。

《芒之卷》中有俳句三十余句，如：

“朝颜花，日影深处独一朵。”

在门人河东碧梧桐的《子规小谈》中有这样一段：

“写《七草集》时，子规与这间樱饼屋的小姐大约有过一些美好的往事。这也是过了四五年才听说的。子规一生几乎从未有过任何恋爱史……那时候我们三人住在长命寺内这间樱饼屋。那位叫阿陆的小姐与母亲住在一起……”

不过在好友大谷是空那里，这件事却被认定为子虚乌有的流言：

“（子规）君为人正直，当时正在创作《七草集》而已。”

明治二十二年一月，子规与夏目漱石初相识，为漱石《木屑录》作评有句云：“余知吾兄久矣，而与吾兄交者，则始于今年一月也。”同年五月二十五日，漱石作《七草集》之摘录，云：“拙作数首附记，供浏览。仆固不解诗故，所作粗笨生硬可笑，然无盐与西施坐，则美益美，而丑愈丑。仆岂谓敢效颦，亦欲为西施美耳。”这段没有文题的短小评论后来被收入《漱石全集》，标为《七草集评》。在漱石九首汉诗中，最后一首颇引人联想，云：

“长命寺中鬻饼家，当垆少女美如花。芳姿一段可怜处，别后思君红泪加。”

漱石与子规多年挚交，留下许多往来书信，为明治文坛佳话。《七草集》我没有读，不知从漱石这句“当垆少女美如花”中是否可以推测子规“少年情事老来悲”的情怀。

明治二十二年五月九日，子规突然咳血，其后咳血一周余，有诗云：

系将生命细如丝，啼血三旬号子规。不敢红尘衣带涴，犹期青史姓名垂。
廿年人事几甘苦，五尺病躯多盛衰。遮莫东风又心碎，且陪诸友共倾卮。

自此始用“子规”之名。

明治二十三年，子规入东京大学哲学科。他爱好运动。“野球”（棒球）一词即是他定名。是年秋，初读幸田露伴《风流佛》，极为倾心。不过后来创作的小说《月之都》受到幸田露伴的批评，便断了作小说家的念头。明治二十五年（二十六岁）春节，有诗句云“惆怅卖文钱未得，微酲醒尽大虚壶”。七月，学年测试落第，起意退学。归乡省亲，与漱石同行至京都。十一月十七日，将老家的母亲与妹妹接到东京同住。十二月一日，到《日本报社》工作，明治二十六年即开始俳句革新运动。这一年亦是松尾芭蕉殁后两百年，子规重访芭蕉的奥之细道，游记连载于《日本新闻》。《獭祭书屋俳话》由日本新闻社出版。这年冬天在《日本新闻》上刊出的《芭蕉杂谈》令时人惊讶。子规批评芭蕉的俳句多半埋没于冗长的叙述中，上乘之作寥若晨星，缺乏“诗”的纯粹性。一时引来诸多争论，俳句革新也渐有影响。

明治二十七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翌年（1895）四月，子规（29岁）在《日本新闻》发表《俳谐与武事》，云芜村之句多咏武事，蕉门联句亦多武事。藉此表明从战决心。自幼时起即受汉学熏陶、少年时日作汉诗一首的子规，如今励志从军，要参加汉诗故乡的战争，数番向报社申请。

《坂上之云》中借子规母亲之口特别提到“我们念的汉诗，摆放的清国瓷器与绘画——这样两个国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天呢”。但也仅此一句而已。

子规终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去往中国。不过登陆两天后中日两国即签订《马关条约》，战争停止。子规病势益重，结识当时的军医部长森鸥外。归国途中咳血不止。后作《咳血歌》，有“缬红染云笺，文章灿陆离”之句。

子规短暂的余生都在咳血与俳句中消磨。子规推崇与谢芜村，推崇《万叶集》。云：“俳句、和歌、汉诗形式虽异，志趣却相通。其中俳句与汉诗相似之处尤多，盖因俳句得力于汉诗之故。”他一生广交游，多作句，门人有河东碧梧桐与高浜虚子之双璧。读他与漱石往来的书信，大概是最喜欢的。子规归国后养病期间，漱石曾到松山拜访。子规有诗曰：

忙里年光速，冬来病势增。穷阴天雨雪，寒日道生冰。
庐与山相接，吾将世互憎。柴门闻剥啄，倒屐迓良朋。

明治三十三年（34岁）夏，子规病势渐沉。三十四年秋末，因病痛难忍，考虑自杀。十一月六日，给当时在伦敦的漱石写信，云：

“我已不中用矣。每日无非号泣，亦少作文，书信全部废止。因此阔别多时。不想今日却想作一封特殊的信。”

明治三十五年（1902）五月五日，子规开始在《日本新闻》连载《病床六尺》，每日不辍。九月十七日，《病床六尺》停笔。九月十九日，子规因重症肺疾逝世，年三十六岁。

今年四月在奈良，见到那很有名的诗碑：

「柿食へば鐘が鳴るなり法隆寺」（方啖一颗柿，钟声悠婉法隆寺。－李芒译）

子规是当世人，比芭蕉、芜村都近很多。学校有俳句会，年轻的学生定期集会作句，某一任的副会长是个女孩子，喜欢子规。有一段时间总在地下书库遇到她。她作过一首俳句，写在看板上。原文当时没有抄录，看的时候是和一位日本朋友在一起。当时就给他译成了汉语。于是如今只记得译文，乃是：

“子规声，暮色斜阳杜鹃血。”
2010年11月9日星期二

藤村的生与死

日本大正年间发端的私小说一直繁荣至今，成为日本文学形式的独特代表。岛崎藤村便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实践私小说的一位作家。《春》《家》《新生》，从幼年到少年，到青年，到壮年，近乎执拗地写尽自己半生历史。

岛崎藤村原名岛崎春树，明治五年（1872）三月廿五日（公历）生于长野县（旧称信州）西筑摩郡马笼村。西筑摩郡即木曾郡，是万山耸立、林木苍翠的深谷。在岛崎藤村的小说《夜明前》的篇首即是：

“木曾路尽在山中。有在峭壁山崖畔，有深临木曾川之岸，有围绕山尾的深谷入口。独此一条窄街，贯穿纵深的森林地带。”

马笼村即在木曾山谷南端尽头。藤村生于山国中，春采艾蒿秋拾朴树之实，入冬傍炉看雪。这是他的少年时代，种种意象后来频繁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藤村家世袭“庄屋”（村长），亦是木曾街道上出名的“本阵”（江户时代供大名等住宿的官方许可的驿站旅馆）之一。其时社会动荡，木曾森林归入新政府之官有森林，古老的驿站旅馆亦渐式微。岛崎一家家道中落。藤村之父正树通汉学与日本国文学，为复古主义学派平田笃胤的信徒，崇尚王政复古，曾于东京教部省任职。奈何明治维新后的现实与其理想相去甚远，最终黯然返乡。藤村幼年即跟从父亲学习《三字经》《千字文》，七岁入小学，读《论语》与《孝经》。他是家中幼子，深受父亲爱宠。明治十四年（1881），父亲将十岁的藤村与二位兄长送至东京求学。明治十九年（1886），岛崎正树竟因精神错乱发狂而死。父亲之死影响藤村一生。其晚年长篇小说《夜明前》即以父亲为原型。

《夜明前》国内尚无译本，零八年冬寄居北京，曾在日文教师宋先生处读过日文版的一段。其时日文水平太低，读得很磕绊。印象最深刻的，也就是开篇那句“木曾路尽在山中”。

明治二十一年（1888）藤村在美国留学归来的女子教育启蒙者木村雄二处受洗，信基督教。明治廿四年（1891）藤村自明治学院毕业，次年在明治女学校任教。很快陷入与学生佐藤辅子的苦恋。奈何佐藤辅子已有未婚夫，藤村辞去教职，放弃基督教之信仰，前往关西一带云游远行。途中拜访了同为明治女学校毕业的另一位女生，感情渐有转移，且日趋微妙。同时又与辅子书信往来。不过辅子很快意识到自己婚事已定，不可逾距，遂无后话。藤村亦返回女校继续任职。但明治廿九年（1896）二月，女校遭遇火灾，付之一炬。其时樋口一叶、上田敏等人均热心于文艺刊物《文学界》。田山花袋、柳田国男也加入此中。藤村亦觉心动。不久独往仙台东北学院任教。他在诗歌方面的才华正是在仙台的这段时期全面迸发。到仙台后第二年，回到东京，出版第一部诗集《若菜集》。有一首《初恋》，其中一段为：

初见时你盘绾少女之发
在苹果林下
鬓前花栉
念及你如花玉容

柔荑轻舒
赠我以林檎之果
薄红的秋实啊
如你我之初恋
我心痴迷如入梦境
为你青丝羁绊
欢饮此杯
满是你的爱恋

是否为写给辅子的情诗，无从知晓。

明治三十二年（1899）四月，迫于生活压力，藤村再次放弃东京生活，回到故乡信州一个小村镇的“小诸义塾”教书。不久即与北海道函馆出身的秦冬子结婚。这位冬子小姐亦毕业于明治女校，后来为藤村生下四女三子。而生活并不如意，收入太低，妻与从前的恋人有瓜葛，藤村又与另一位女子互生情愫。早期《若菜集》中清新流丽的诗风逐渐转为悲哀倦怠。如：

吾胸深处
乃有不可言说的秘密

小诸北倚浅间山麓，南临千曲川溪流，藤村在此居住七年，开始从诗转向散文创作，有一辑《千曲川写生》。岛村抱月评价曰：“叙景每暗示人事，叙人事每暗示命运，这种笔法，动人心弦，如果不是崭新的人，是始用不了这种笔法的。”周作人与藤村有交情，先后有数面之缘。藤村过世后亦撰文怀念。他很喜欢藤村的随笔：“几回想要翻译，却终于不曾下笔，因为觉得这事情太难，生怕译不好反把原文弄坏了。”藤村在小诸留下的随笔，我看过几篇，也十分喜欢。只敢尝试直译数句，权作管中窥豹而已。如：

“已是十一月中旬。某日清晨，为潮涌之声所惊，顿时醒来……拉开纸障，木叶纷纷卷入房内。此日晴空朗照，云层洁白。川流之畔垂柳疾摆，桑田中茶褐色的霜叶随风而至……土，岩，人的肌肤，在我眼中皆是灰色。日光下又泛出薄薄的黄色。这日枯木野山之光景委实凄凉，又壮烈。”（《落叶》）

“所贮蔬菜已尽。葱、马铃薯之类十分缺乏。需要购入新的蔬菜。亦往往有每日除却食裙带菜味增汤无甚可食之时。若逢春雨之朝，远望檐下土墙蜿蜒之青烟，顿觉美好的时令已然到来，至于食物贫乏之类亦不值一提。复又能念及冻豆腐的油哈气。那黄色的东西挂在墙上招摇，真是看到也觉得厌烦啊。不过走在薄雪覆盖的茫茫道中，听到传来的女声曰‘要草饼么’？亦觉得喜悦。”（《山上之春》）

这段时间藤村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破戒》，拉开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亦奠定其在日本文学史上地位。

明治三十七年（1904），《破戒》开笔，明治三十八（1905）年盛夏，在三叠大小的居所中完稿。翌年藤村自费将书稿出版，监督印刷，从装帧到插画均费尽心血。又亲自踩着木屐推着一车书稿从数寄屋桥到神田神保町。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日本赌以倾国之力，作为诗人的藤村亦背水一战，赌上全副身家。

《破戒》面世，即受到广泛关注，夏目漱石、与谢野晶子等人均有很高评价，后又被搬演作戏剧。藤村成为极受瞩目的自然主义文学派作家。不过在《破戒》成稿期间，藤村的三位幼女均陆续夭折。妻冬子妊娠期因营养不调而患夜盲症。明治四十三年（1910），冬子产后大出血过世，诞下四女柳子。兄长令长女久子（《家》中阿俊的原型）、次女驹子（《新生》中节子的原型）前来照料这位可怜的叔父。不久，久子结婚。藤村身边只剩下驹子。这是明治四十五年（1912）的事。是年七月，日本改元大正。

藤村随后陷入与驹子的不伦之恋，驹子竟至有孕。他深觉痛苦。一如当年陷入与辅子的爱恋而远游关西，藤村决定再度踏上行旅。只是这一次走得更远。他到了法国。三年后归国，于早稻田教授法国文学。与驹子旧情复燃。从法国回来后两年（大正七年，1918年），藤村四十七岁，驹子二十六岁。二人均无法放开这段恋情。痛苦不堪的藤村决定创作告白小说《新生》，又掀轩然大波，毁誉参半。譬如芥川龙之介就批评主人公岸本为“狡狯的伪善者”。

昭和三年（1928），丧妻十八年后，藤村与杂志《处女地》的同事加藤静子结婚。是年藤村五十七岁，静子三十三岁。翌年藤村开始创作《夜明前》。

周作人说“藤村先生的诗与小说以前也曾读过好些。但是近年爱看杂文，所记得的还是以感想集为多。在这里我也最觉得能看出老哲人的面影，是很愉快的事”。（《岛崎藤村先生》）又云“于现今日本作家的作品中，岛崎藤村的文章我是钦佩的。他的文章实在好，可是翻译起来即感觉无从下手，译出之后亦恐落俗，把原作含有的优美的气息丧失尽了”。（《闲话日本文学》）周作人不写小说，对藤村小说亦无评价。但对藤村的随笔却有过一句：“藤村随笔里的思想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超俗的地方，却是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澈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自己的园地•沉沦》）

周作人译过藤村所抄西行法师短歌一首云：

夏天的夜
有如苦竹
竹细节密
不久之间
随即天明

后来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中写：

“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这与周的原作略有不同。后来这首诗又印在杂志《苦竹》的封面上。关于这首诗，还能引出周作人与沈启无一桩公案，离题甚远，且不提。

昭和十八年夏（1943），藤村因脑溢血死去。据说临终遗言是：

“风真凉快啊。”

由此结束七十二年漫长艰难的生涯，葬于大矶町地福寺境内梅树之下。

周作人在《岛崎藤村先生》中写，“突然看见（藤村的死讯），也还不怎么惊骇，却是很迫切的觉到一种寂寞之感……心想能写这样文章的人于今已没有了，很是可惜又仿佛感觉自己这边阵地少了一个人，这寂寞便又渐近于心怯了。”
2010年11月11日

啄木的生与死

零八年客居在北京，每日清晨从南城坐公交，换两趟到城市的西面，去听北外一位宋先生的课。其时先生方从东京留学回来，拿的文学专业的博士号。班里学生本来就不多，天气愈发冰冷的冬日，来的人愈发少。昏昏欲睡的午后，阳光掩映的树影扑簌簌投了满墙，听着仿佛是在下雨。记得有一日老师讲到《一握之沙》，提起那位早逝的诗人。又及同时代亦如流星般陨落的樋口一叶、宫泽贤治、金子美铃等。《一握之沙》是啄木第一册出版的歌集，明治四十三年（1911）十二月一日出版，亦是啄木生前公开出版的唯一的短歌集。所谓歌集，即是在“和歌”之属。和歌每句五音节或七音节，短歌共五句，排列为五七五七七，共三十一音节。长歌则不限句数，须在五句以上，定式为五七五七……五七七。只是啄木将一行书写的短歌形式改作三行，打破旧例束缚，对后世日本短歌创作影响很大。他说“我们并不为别人而生活，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生活的。譬如在短歌里，也是如此。我们对于将一首歌写作一行的办法，已觉不便，或不自然。那么这便可以依着各首歌的调子，将这首歌写作两行，那首歌写作三行”。

《一握之沙》所收录者乃啄木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六月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十月间所创作的短歌。多为怀乡之作，所述背井离乡去往北海道，又自东京颠沛流离的生活，悲愁、流离、贫病交加。周作人译过啄木的《一握之沙》，有几段我很喜欢：

在东海的小岛之滨，
我泪流满面
在白砂滩上与螃蟹玩耍着。

不能忘记那颊上流下来的
眼泪也不擦去，
将一握砂给我看的人。

对着大海独自一人，
预备哭上七八天，
这样走出了家门。

一夜里暴风雨来了
筑成的那个砂山
是谁的坟墓啊

没有生命的砂，多么悲哀啊
用手一握
悉悉索索的从手指中间漏下

啄木过世后，又有一部歌集《悲哀的玩具》出版（1912年6月），收录啄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十一月末到晚年所作一百九十四首短歌，皆为病中所吟。周作人称此卷“尤为我所喜欢”。此集原名《一握之沙以后》，友人土岐哀果据啄木《一个利己主义者与友人的谈话》（1910年）中一句：“歌是我悲哀的玩具而已。”遂得此名。

明治十九年（1886），石川啄木出生于东北地方岩手县南岩手郡日户村日照山常光寺主持家中，本名石川一。他与宫泽贤治是同乡。据闻啄木这位做主持的父亲当初是与师傅的妹妹出奔到山中的，故而家境清寒。啄木出世后不久，父亲迁到涩民村宝德寺任主持，举家相随。啄木是家中独子，有两位姐姐，一位妹妹，素来娇惯，自小功课出色，有神童之誉。念初中后他关心社会事件，热心诗歌创作，愈发桀骜不驯。

明治三十五年（1902）秋，十七岁的啄木突然以“家庭原因”为由提出退学，不过几天便立即发足去东京。他如愿拜访了与谢野铁干和与谢野晶子夫妇，结识当时已成名的作家与诗人，参加各种诗会，又见到许多从前不曾读过的书籍，一时雄心勃勃。然而东京居同样大不易。啄木中学尚未毕业，又无专长，在东京仅仅住了三月余便囊中如洗，被房东扫地出门。父亲听闻此讯也一筹莫展，因家中拮据，最终伐了寺中杉树才凑足路费，明治三十六年（1903）初春，穷困潦倒的少年返回涩民村的家乡。

啄木一生都苦于贫困与疾病。年轻时辗转北海道小樽、函馆、钏路，又至东京。明治四十二年（1909），廿四岁的啄木在东京拜访岛崎藤村。又经朝日新闻社的同乡社长推荐，留在朝日新闻社校对部工作，月工资二十五日元，换算成当时的物价并不算低。奈何啄木工作不足月就向单位预支薪水，四处购买昂贵书籍，饮酒，游荡于浅草花街，很快入不敷出。啄木病逝后负债累计一千四百七十二元，相当于今天的七百多万日元。

啄木与妻子堀合节子可以称做青梅竹马。中学时啄木寄居在大姐的婆家田村氏家中，与邻居堀合家的女儿相识。节子小姐是教会女校的学生，亦有才名，彼此爱慕。啄木从东京黯然返乡，与节子书信往来。一年后，明治三十七年（1904）初，二人订婚。在他的恋爱日记《甲辰诗程》中有如下记载：

“八月（一日） 晨早起，给节子写信……与节子晤谈，至夜中八时许。啊，我勇敢的妻，美丽的妻，无论发生何等事情，我们只能是终生之友，而无他途。的确，假如没有爱，我将怎样生活下去呢？……

十日 来者有节子。我们谈未来，谈希望，交换温柔的吻。话头不断地继续者。在诗、隐约、宗教方面，没有隔阂，舒畅地交谈。一旦话头断了，就在各自的眼神里闪烁起无声的话语……

十九日 早晨节子来信，喜讯。

二月（二日） 母亲及时外出，为办那件喜事。

三日 此日，为与节子事，母亲去与她的父母定亲。

四日 一点半，老母归。万事如意。”

少年夫妻爱意深浓。但婚后生活依旧穷窘不堪。节子后来与啄木一样亦患肺结核。为啄木诞育一子二女。与婆母一直不睦。啄木在朝日新闻任职后曾将母亲并妻女接到东京。但很快节子因与婆母龃龉加深而携女返回老家。啄木曾以罗马字作日记。有一段记录在浅草狎妓的放荡生活。节子既有才名，理应读懂丈夫的日记。而皆无可考。

明治四十五年（1912）二月廿日留下最后的日记，云“发热、无钱筹药费”。三月初，啄木母亲因肺结核晚期过世。药费、丧葬费均赖友人资助，全家无米断炊。挚友金田一京助来探病，将自己的《新语言学》所得稿费资助啄木。四月啄木病势转沉，十三日上午九点半，以廿七之龄因肺结核死去。其时节子怀有遗腹子。夏目漱石、北原白秋等人均参加葬礼。《东京朝日新闻》有此讣告：

“石川啄木氏过世 薄命的青年诗人”

六月十四日，次女房江出世。节子携二女（啄木之子早夭）自东京返回函馆。次年（大正二年，1913）五月五日亦因肺结核死去，年二十八岁。

昭和五年（1930）长女京子死于急性肺炎，年二十五岁。两周后次女房江又因肺结核死去，年十九岁。

至此石川一家无有后人。

传世相片中的啄木与同代人相比是难得的清俊。他写过一篇诗论，曾刊于《东京朝日新闻》。他年轻多才，一生所作的事，退学，去东京，婚姻，漂泊，浪荡，写诗，写小说，广交游，狎妓，对大逆事件（1910年，日本桂太郎内阁以谋刺天皇罪名逮捕幸德秋水等二十六名名无政府主义者，判处十二人死刑。1961年十二人之遗族向政府提出重审此案。1965年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定原判决有效）的愤恨不平，都是真心。那篇诗论亦是真心，都是肺腑文字。且引几段如下，以作结尾：

“以前我也作过诗，这是从十七八岁起两三年的期间。那时侯对我来说，除了诗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从早到晚都渴望着某种东西，只有通过作诗，我这种心情才多少得到发泄的机会。而且除了这种心情以外，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谓诗人或天才，当时很能使青年陶醉的这些激动人心的词句，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已经不能再使我陶醉了。从恋爱当中觉醒过来时似的空虚之感，在自己思量的时候不必说了，遇见诗坛上的前辈，或读着他们的著作的时候，也始终没有离开我过。这是我在那时侯的悲哀。那时候我在作诗时惯用的空想化手法，也影响到我对一切事物的态度。抛开空想化，我就什么事情也不能想了。”

“二十岁的时候，我的境遇起了很大的变化。回乡的事，结婚的事，还有什么财产也没有的一家人糊口的责任，同时落到我的身上来了。我对于这个变动，不能定出什么方针来。从那以后到今天为止我所受的苦痛，是一切空想家——在自己应尽的责任面前表现得极端卑怯的人——所应该受的。特别是象我这样一个除了作诗和跟它相关联的可怜的自负之外，什么技能也没有的人，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强烈了。对于自己作诗那个时期的回想，从留恋变成哀伤，从哀伤变成自嘲。读人家的诗的兴趣也全然消失了。我有一种仿佛是闭着眼睛深入到生活中去似的心情，有时候又带来一种痛快的感觉，就象是自己拿着快刀割开发痒的疙瘩一样。有时候又觉得，象是从走了一半的坡儿上，腰里被栓了一条绳子，被牵着倒退下去的样子。只要我觉得自己待在一个地方不能动了，我就几乎无缘无故的竭力来对自己的境遇加以反抗。这种反抗常常给我带来不利的结果。从故乡到函馆，从函馆到札晃，从札晃到小樽，从小樽到钏路——我总是这样的漂流谋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和诗有如路人之感。”

南同学：

你说的都是很对的。我确实只是在写一些人物简介而已，就是写一些人的生活与死亡。并非在深究俳句。所写之人也并非都是俳人。题目呢，是随手起的，确乎不合适。我原意也不在写“俳句中的生死色彩”。故弄玄虚什么的，大概是您想多了罢。这个帖子里更没有什么“保护熟人”，因实际上并无“熟人”，千万不要为了这个而使诸位不愉快，那就没有必要了。

文章写得不好，赧然公开给诸位看，而令您以为“尚达不到心中期望的级数”，是我的孟浪。

“若非自杀过或有类似死亡体验，你谈何生与死呢 ，更无从理解日人所谓‘死乃极致之美’之文化内核，更无法以此拓展来观察俳句中的生死色彩”，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实在觉得文字不忍卒睹，就请把帖子关掉，不要再看了罢。好比老师认为学生愚钝无可救药，批评叹息一番也还是无济于事的。天赋不够，功课不足，多多抱歉：）

杉田玄白

日本文化之成长，有两个阶段明显受到外国影响。其一是千百年来大陆文明的耳濡目染。其二则是西洋文化的作用。16世纪40年代以前，日本直接交往的国家只有中国与朝鲜。天文十二年(1543)，一艘开往中国宁波的葡萄牙船因暴风雨漂流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其后数年，天文十八年(1549)天主教传入日本。日人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为“南蛮”。因诸国商船均自好望角、菲律宾群岛从靠近九州的南部海面驶近日本。称天主教为“吉利支丹”。德川纲吉任将军后，因避用“吉”，而将“吉利支丹”换写作“切支丹”。永禄十二年（1569），织田信长允许传教士在京都建立南蛮寺。

传教士颇迎合日本风俗，着僧衣传教。在各地开设医院，是为西洋医在日本之发端。后至德川时代数次颁布禁教令，乃有元和八年（1622）的“大殉教”，被杀传教士与信徒共五十五名，又及江户初期规模最大的民间动乱岛原之乱（宽永十四年到十五年1637～1638）。之后则是德川幕府锁国时代的开端。幕府禁止英国与葡萄牙船只来航，允许对日贸易的欧洲国家仅余荷兰一国。

宗教活动虽被禁绝，“南蛮流外科”依然有存留。1630年以来，长崎引进的汉籍中凡与天主教有关一例禁止。到享保五年（1720），德川八代将军吉宗因财政需求，颁布《禁书之制》，放宽先前的禁令。渐渐，教义以外与医学、天文、地理、测绘、航海、历学等相关天主教系的汉籍大量流入日本。幕府又命医官野吕元丈并儒官青木昆阳学习荷兰语，翻译荷兰书籍。这二位后来成为日本兰学研究之祖。兰学由此滥觞。日本第一部西医译作《解体新书》即由二位的弟子前野良泽并其余诸人共同翻译而成。原本为德国解剖学家库鲁姆斯所著解剖学著作的荷兰语译本《解剖学图谱》。

参与《解体新书》翻译的有一位杉田玄白，是后世著名的兰学医。菊池宽有一篇小说《兰学事始》，写杉田玄白与前野良泽辛苦翻译《解体新书》之事，多参考杉田玄白原作《兰学事始》。

此书为玄白八十三岁时创作，不过原稿写完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空置于杉田家。安政二年（1855）毁于江户大地震之火灾。医友门生皆无誊本，殊为遗憾。

然而庆应二年（1868），神田孝平散步时竟偶然在露天市场发现《兰学事始》之原本，乃杉田玄白赠予门人大槻玄泽的亲笔之作。神田孝平是幕府末期明治初年的思想家、政治家，首度将economics译为“经济学”的便是他。神田极为雀跃，告知学友同辈，很快抄成《兰学事始》数册。兰学家箕作秋坪亦得一册。他开办三叉学舍，同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并称洋学塾双璧。因与福泽谕吉私交甚厚，遂将此书持与其共阅。福泽谕吉叹为“我辈学者社会之宝书”。

明治维新开始后，明治元年（1868），福泽谕吉拜访小川町的杉田廉卿（玄白的第四代孙），游说出版《兰学事始》。翌年（明治二年正月）此书上下二卷初版。不过当时影响并不大。明治二十三年，全日本医学会召开之际，终于又再版。福泽谕吉作序，云“今日日本之进步并非偶然，百数十年前，已有西洋文明的胚胎”。“书中纪事字字皆辛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洋，茫洋无可倚托，但觉茫然云云’以下一节，我辈读之察先人之苦心，惊其刚勇，感其诚挚，未尝不感极而泣。迂老与故箕作秋坪氏交最深。当时得其抄本，两人对坐，反复读之，至此一节，每感叹呜咽无言而终以为常”（周作人译）。

《兰学事始》版本众多，有福泽本、村冈本、小石本、佐藤本、内山本、幸田本等等。后医学家绪方富雄尝试复原原作，作岩波文库改订本。我有一册昭和三十四年的版本，很薄，一百余页而已。序中称玄白为“黎明前之先驱者”，颇有一种悲壮的意味。

杉田玄白于享保十八年（1733）九月十三日生于江户若狭小浜藩主酒井侯邸内。父亲是藩医杉田玄甫。母亲生育玄白时死于难产。玄白循父业，有志从医，十六七岁时正式拜于西洋外科医西玄哲门下，又师从宫濑龙门学习经史，弱冠之龄即任小浜藩医。

宝历四年（1754）春，玄白听说京都的汉医山胁东洋成功解剖人体之例，极为震撼。这是日本最初得到公开许可的人体解剖。山胁东洋为江户中期的古方派医家，亦受西洋医之影响，根据此番解剖而著日本解剖学肇始之作《藏志》（1759年出版）。又及我国，解剖一词虽早见于《灵枢经》，但传统尊奉“身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历朝刑律均严令残害尸首。清时有一位医师王清任，认为“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人夜行”，常在乱葬岗与死刑场观察人体内部结构，著成《医林改错》，可谓苦心孤诣。民国二年十一月江苏医学专门学校方有第一例公开解剖式。可见我国于解剖学方面的发展确要比日本晚许多。

十余年后，明和八年（1771）三月三日夜，杉田玄白收到书信，曰小塚原次日有死刑犯之尸体解剖。杉田玄白、前野良泽、中川淳庵等人清晨即起，前往小塚原，即所谓“观脏”。诸人对比汉方医书与兰方医书，譬如《医经》所载“肺六叶两耳，肝左三叶右三叶”，而人体实为肺右三叶左二叶，肝右大左小。汉方医书误差甚多，兰方医书竟分毫不差。众人十分惊叹。

次日玄白与诸友聚集于前野良泽家中，决计翻译《解体新书》。这一年杉田玄白三十九岁，前野良泽四十九岁。三年后，《解体新书》四卷译成。

玄白五十五岁到七十三岁之间每日不辍，著有日记《鷧斋日录》。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书，关于饮食起居，岁时物候，每一日篇幅都很短，多半是记录当日出诊行医之事。有散文、汉诗、和歌、狂歌、俳句等。譬如“霜叶随篱满，寒花映水深”，“人间长阅尽，渐与世情违”。又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止。每对唾壶，感叹频抚”，大约也是一位慈祥可爱的人。日人更喜欢提起他的俳句，说他“有趣味”“修养深厚”，后世论及玄白的日常生活多有涉笔。

文化十四年（1817）八十五岁高龄的杉田玄白写下“医事不如自然”六字。玄白八十五岁高龄辞世。此年留下书法“医事不如自然”六字。同时代的荷兰医学家布尔哈夫（Boerhaave Hermann）晚年演讲中也有过类似的话：“观察自然之命令，效仿自然之实例，服从自然。虽为医师，值得成为职业最高荣誉的亦无非是这一条唯一不辨的原则。”是年四月十七日，杉田玄白辞世，葬于江户荣闲院。

清末有一位畴隐居士丁福宝，世人多知其编著《古泉大辞典》。1910年，他曾任考察日本医学专员，赴日考察医学设施。归国时购入许多日本医学书籍，翻译凡数十种，名为《丁氏医学丛书》。陈邦贤著《中国医学史》曰此丛书有前野良泽与杉田玄白所译《和兰内景图谱》。查之日籍资料，未见有此书名者，疑为玄白婿养子宇田川玄真所著《和兰内景医范提纲》。然而根据“前野良泽与杉田玄白所译”之提示，推之唯有《解体新书》。究竟为何种，只有看到《丁氏医学丛书》才可知。丛书总序云：

“近世东西各国医学之发达，如万马之腾骧，如百川之荟萃，磅礴浩瀚，駸駸乎随大西洋之潮流，渡黄海岸，注入东亚大陆，俾不才肆其雄心，穷其目力，运其广长之舌，大陈设而吸饮焉，岂非愉快事哉。然吾虽如千手观音，向医学各科目，悉张其神臂，无一刹那顷之已时，而各学科光怪陆离之新理新法，一若对万花镜之回转循环，使人应接不暇，虽日写五千言，积以数年之久，犹不足尽译其长，以供医林之参考。甚矣夫医籍之浩博也。”

日本有关杉田玄白的研究一直不衰。无论是医学还是史学方面都有可论之处。又及，太宰治的《惜别》中曾写鲁迅“想成为中国的杉田玄白”，这是太宰治的想象。忧国忧世确乎是杉田玄白的抱负，大约因为如此，太宰治才会将之与鲁迅比较罢。

订正：丁福宝——丁福保

继续订正：
文化十四年（1817）八十五岁高龄的杉田玄白写下“医事不如自然”六字。玄白八十五岁高龄辞世。此年留下书法“医事不如自然”六字。同时代的荷兰医学家布尔哈夫（Boerhaave Hermann）晚年演讲中也有过类似的话：“观察自然之命令，效仿自然之实例，服从自然。虽为医师，值得成为职业最高荣誉的亦无非是这一条唯一不辨的原则。”是年四月十七日，杉田玄白辞世，葬于江户荣闲院。

——
文化十四年（1817）八十五岁高龄的杉田玄白写下“医事不如自然”六字。同时代的荷兰医学家布尔哈夫（Boerhaave Hermann）晚年演讲中也有过类似的话：“观察自然之命令，效仿自然之实例，服从自然。虽为医师，值得成为职业最高荣誉的亦无非是这一条唯一不辨的原则。”是年四月十七日，杉田玄白辞世，葬于江户荣闲院。

观花——竹内栖凤

昔有“东芭蕉、西鬼贯”之说，这“鬼贯”即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徘人上岛鬼贯。他写过一首俳句，译过来大约是：

若云烦恼，众生皆有之。
妆饰骸骨看花去。

竹内栖凤有一幅《观花》，即取此句之意。画中一具骷髅执宫扇作蹈，足尖轻点，微微侧首。有落樱纷纷，草色初染。葛饰北斋有一幅《牡丹灯笼图》，亦画骷髅，提灯于竹林月下，是一幅幽灵画，偏重怪谈趣味。竹内栖凤大约也看过。不过他创作《观花》前曾向京都府立医院借出完整骸骨标本用于写生。故而此画极为生动，我看了也不为可怖，只觉那骷髅看花姿态十分妩媚，冉冉欲动，颇具诙谐。解剖学在日本开源甚早，于医学有利，也使同期诸多画家热衷摹画人体构造。东本愿寺影堂门楼有竹内栖凤所绘《飞天舞乐图》，骨肉匀停，肌理饱满。观其草稿，飞天舞衣下身体结构清晰可见，应该也是通晓解剖学之长处。只是这幅《观花》曾在明治三十年（1896）秋日本第十届美术协会展览中落选。据说当时有审查员认为画中骸骨执宫中女扇，疑为对宫内省（明治二年〔1869〕以后掌管皇室事务的官厅。二战后改称宫内府。1949年改称宫内厅）暗含讽刺。观诸栖凤一生所行，譬如从西洋各国观览博物馆归来后，时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的冈仓天心邀其去东京任教，栖凤以“东京乃国都，固可带来名誉与地位。但各种社交会减少静心作画的时间”为由婉拒，料想他作画只为作画，大概未想过讽刺时政。

竹内栖凤是京都人，元治元年（1864）十一月二十三日生于御池通油小路西入一间名为“龟政”的料亭。这间很小的淡水鱼料理屋就在二条城下，如今已无迹可寻。只能想象世情纷乱的幕府末年，诸藩武士聚集京都商讨国事，大概也曾在龟政店内酒酣耳热。栖凤本名恒吉。出生时父亲已三十七岁。上面只有一位姐姐，十岁的琴女。

庆应三年（1867）十月，二条城内，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召集在京幕臣，于十四日向朝廷提出大政奉还的上表文书。十五日，获朝廷许可。持续两百六十余年的幕府统治结束，京都再度通过文字表述恢复日本国都的地位。次年（1868）改元明治。明治二年又迁都江户，更名东京，乃有“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之国策。一时京都人茫然若失，唯恐京都步奈良之后尘，国都风貌日渐式微，最终成为“史迹”，成为书页间考古简报中聊以缅怀的所在。于是京都文艺界人士先后举办各种博览会，意在教化民众，变更一时之风气，令东京人甚觉不可思议——在江户人的心目中，“上方风气”一向保守、矜持。

明治四年，日本最早的博览会——京都博览会召开。在《明治新闻事典》中有如下记录：

街灯照夜
为保护今番博览会中往来诸人之安全，三条四条五条三座大桥东西每侧各建筑两座洋风瓦斯灯台。每夜日落后日出前需点亮彩灯。可以遥想来日繁荣美丽之奇观。

又如京都之风俗（明治6年4月《京都新闻》）：
当春以来京都景况概要
十分流行秩父缟 与长羽织。渐少带刀者。渐多窄袖衣装。梳顶髻者已无（偶有梳顶髻者必为外地人）。妇人流行梳圆髻。牛肉店 大获追捧。传统料理屋门庭清冷。相扑与剧场等亦极风行。鸭川以东诸家妓楼甚为荒凉。小学校与女红场 日益盛大。诗文、书画会等一时亦盛。养蚕制茶业同此。街衢灯火辉映，犹如不夜城。东山西嵯峨游人如织。

今日三条桥畔犹有女红场遗址。这就是竹内栖凤少年时代的京都。自小栖凤对料亭诸事耳濡目染，父亲也着意令他继承家业。但十四岁时栖凤便有志习画。据说是因曾见友禅画家北村甚七醉后于料亭壁障墨绘燕子花，深受震动。父亲自然不允，幸有琴女从中斡旋，栖凤遂得拜四条派画师土田英林为师。土田家经营一间茶叶店，恰在龟政家附近。这位土田在京都画界并无名气。如今书中所见其名，多为“竹内栖凤蒙师”之类记载。明治十四年（1881），十八岁的栖凤改换师门，开始在幸野楳岭塾内学习，成为塾中七十余名弟子中的一位。楳岭颇欣赏其刻苦与天赋，赠雅号曰栖凤。

幸野楳岭为四条派名画家。四条派为日本画界一大流派。自江户时代中期始，以吴春（松村月溪）为祖，渐成京都画坛一大门阀。吴春先从与谢芜村习南画，后从圆山应举学习写生，与上田秋成等人交游甚密。所谓南画即文人画，师法中国南宗画。明末禅僧逸然性融为避世乱亡走日本（1645），滞留长崎廿四载。一六五四年敦请明僧隐元隆琦来日，于京都建黄檗山万福寺，兴日本文人仰慕明清书画之风习。其时德川幕府崇儒，乃有全国热衷汉学、倾心明清画派之潮流。自与谢芜村之后，京都大阪南画高手辈出。十八世纪中期，兰学兴盛。由长崎流入的自然科学类书籍中的插画引起画家们的兴趣。又兼清朝画家沈南苹于长崎提倡明清院体花鸟。两者均以写生为基础，与文人画所崇写意、气韵生动之旨很不同。将此二者结合的便是后来开创圆山派的圆山应举。应举本为普通画工，一度有志于本草学，临摹过不少动植物标本，我所见过的是《百蝶图》，工整细腻，纤毫毕现。应举以写生为基础，取材日本传统画题，后来常为神社寺庙绘制大幅屏风画，门人众多。吴春又将南画之抒情趣味与圆山派之写实风格相容，颇成气候。因其一门皆住在京都四条附近，世称“四条派”。后世将两者并称“圆山四条派”。幸野楳岭九岁即入圆山派门下，此后凡二十余年，又入四条派之门。明治十三年京都府画校聘请楳岭担任教职，所授为“北宗画”。校内有“东南西北”四宗学科。东宗为大和绘（土佐派，圆山派等）。西宗为西洋画。南宗为文人画。北宗为唐绘汉画（雪舟派，狩野派等）。可见楳岭于画艺方面大抵不拘门别。所以初入门的栖凤落笔非楳岭流之笔意，按时俗应属师门大忌，楳岭却云“无妨，以后亦可成栖凤流”，并将栖凤荐至京都府画学校任助教授。

栖凤潜心习画，有赖长姊琴女悉心照拂。琴女继承料理店事务，终生未嫁。栖凤后来写过：

“那时我常在二楼一间屋子里苦学绘画……每到吃饭的钟点，阿姊必会端来饭食。时常，我专心作画之时，会听到隔扇外阿姊“咔嗒”一声，轻轻放下餐盘的响动。 ”

栖凤长子竹内逸幼年亦得到这位姑母的照料，后来回忆起来的种种都很温馨。譬如有一节，讲正月里一起出门买木屐，黄昏时姑母在锅里煮下许多鱼骨头。并说，虽然客人们吃的鱼料理都精致美观，但真正好吃的独独只有这带着骨头的部分呢。又云每月末姑母会在光线黯淡的梯子内堆积海带。听见她手里摇着细细的铃铛，传来清幽寂寞的铃声。

栖凤与楳岭师徒情谊甚厚。明治十八年（1885）二十二岁春天，栖凤随楳岭旅行至东京、北越。楳岭师走在前，随从大半在后。楳岭每每高举烟管示意栖凤装烟。在东京，楳岭每夜酒筵，更深归来，栖凤必然相陪。此番出行一路所见山川风物，写生颇多。

明治二十二年（1889）八月，栖凤与经营西阵织的高山家之长女奈美结婚。婚后迁出龟政家。又独自往奈良、吉野、十津川、熊野、和歌山，徒步写生。署名为“旅人栖凤”。

明治二十八年（1895）二月，楳岭去世。在楳岭门下习画近两年的上村松园转投栖凤门下。这一年上村松园二十岁，于京都画坛初露头角。

明治三十二年（1889）巴黎世博会召开。次年（1890）再度召开。栖凤自京都出发，在神户港乘“丹波丸”去往欧洲。旅中栖凤多有写生作品。并经过香港。后来栖凤说：

“最初在香港停泊。白绿相间的人力车轮。帐幔为白色，轿子，船帆，船身，色彩各异。船头是晕染着龙形彩色纹样的配色，这是深具中国风致的颜色。”

从中可见画家对颜色之敏感，也很有趣。此番赴欧之旅，栖凤辗转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诸国，观览各地美术馆，留下大量写生作品。明治三十四年（1891）归国，再度进入丰产期。并提倡日本画之改良，其观点共四条，录之如下云：

“一、若论日本画改良，首先需论日本绘画与实物相差甚远。应重视实物之‘形’。故了解人体解剖十分必要。此外花鸟动物之写生亦需加强。

二、日本画中不讲究光线运用。不单是最近一些画中所取的一角微光。‘西洋空气尤为浓厚，远近极为分明。回到日本后所见空气薄明，光线之类亦应找到与日本风貌相契的合适程度’，要的是这样全面表现光线的效果。然而现在仍是探索时期。

三、色彩方面需更重功夫。必须改良日本绘具。水墨画须得继承。然水墨画于速写方面常有疏漏，需多加注意。

四、奥地利的脱离派（十九世纪末以维也纳为中心兴起的新艺术运动。以直线为主体，于细部留有曲线装饰），构思潇洒，日本人亦应尝试。这在欧洲已是一种普通艺术手法。”

欧洲之旅使栖凤画意至于新境。随后创作的《狮子》又为画坛一大盛事。历来日本传统画中与狮子有关的题材无非舞狮，而栖凤此画纯为写实，大有西方绘画风格。其时日人多半未曾见过真狮，但见此画，十分惊叹。又有一幅《威尼斯之月》，雾气缥缈，圆月半隐于云层，月下城堡俨然，水中船只帆影，极富层次。以传统水墨笔法加之西洋油画透视技法，纸上烟水无边。

明治三十七年（1904），栖凤三女千枝夭亡。明治三十九年（1906）二月六日，琴女过世，年五十三岁。栖凤极为悲痛。翌明治四十年（1907），三岁的四女百合因侍女照看不周亦夭折。栖凤有句云：

“田野之中，泥土零落，可怜的小芋头啊”

与小林一茶的露水之叹相若，十分黯淡凄凉。

欧洲之旅为栖凤之画作打开一种新境界，若说栖凤与同代京都画坛之作品最大之不同，大抵是“气象”。庭园泉石的京都美则美矣，气象到底太窄。栖凤因见过远山大河，故而笔下烟水邈远，殊为开阔。大正八年（1919）春，栖凤计划去中国。其中一个原因是栖凤素来对塔情有独钟，晚年于八坂法观寺五重塔附近构筑新宅，亦有《中国与塔》之文。日本最高寺塔为京都东寺五重塔，在垂樱下看着还可。因无山水相称，不足观也。是年五月六月，栖凤长女阿圆嫁入吴服商人伊藤家。栖凤耗时耗力创作大幅洒金青松图，婚礼极尽奢华。次年（1920）四月末，五十七岁的栖凤自神户出港，去往中国。五月二日抵上海。在上海银行预支两万日元，准备大量购入古董书画。其时内阁总理大臣的月收入亦不过一千日元而已。

五月九日，游览西湖。十六日，至苏州。游开元寺，沧浪亭，留园。最后过寒山寺。二十二日到南京。翌日游览鼓楼，北极阁，栖霞寺，明孝陵。二十四日寻访明故宫遗址。二十五日乘舟去镇江。于江上遥望昔年雪舟所绘之金山寺。二十六日至宜昌。二十七日泊九江，远眺庐山。栖凤感慨“较之比良山壮阔不知几许”。比良山脉位于滋贺西部、琵琶湖西岸，有比良暮雪之景。我曾在琵琶湖畔远望比良山，山峦线条柔和，春日满山樱花，秋来层林尽染，风景亦佳。二十八日栖凤到汉口。五月三十日北上。六月一日访龙门石窟。六月二日至北京扶桑馆。四日游万寿山。其后数日悉在琉璃厂寻访书画旧物。竹内逸回忆录云“苏杭二州之小桥流水，古寺古城之荒烟漫草，扬子江之舟中，南北二京街头巷陌，（父亲）所至之处必落笔写生。那大抵是他一生中最为幸福的岁月”。

翌大正十年（1921）春夏之间三月余，栖凤与长子竹内逸并门人共五人再访中国。过黄河故道，观大同云冈石窟。此番旅中偶遇芥川龙之介，同船共宿，言谈甚欢。查之芥川龙之介行程，可知是年三月底至七月中旬他于中国南北各地游历城市十余处。归国后创作《竹林中》《六宫公主》等中国题材小说。并完成《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合辑为《中国游记》。他对北京极为留恋，“北京不愧为王城之地。在此地住上两三年也无妨”（1921年6月14日致冈荣一郎）。“来北京三日已对此地迷恋不已。我若不能在东京居住，能在北京亦属得偿所愿。昨夜于三庆园听戏归途经过前门，一轮上弦月悬于门上，景色妙不可言。与北京之壮观相较，上海则如若蛮市”（1921年6月21日致室生犀星）。这与栖凤对中国的情绪颇有相通之处。尽管他们对乱世之中的古老帝国均感失望与不满（竹内逸曾记一则，云湖心亭中亲见一位茶倌对着幽绿的湖水解手，神色木然。曰这果然是衰落的风气），但与昭和十六年（1941）上村松园中国旅行时之心情全然不同。上村松园作为帝国艺术院会员去中国进行所谓慰问旅行，游历苏杭沪上。日记中对中国之印象为“气味恶劣”“恐怖”“恶臭” 。其师栖凤心心念念的镇江金山寺在她笔下亦不过“真是一座很大的寺庙”一句而已。纪行中对中国唯一赞美的，是“汪精卫阁下”接待他们的屋子。内有“黄白二色菊花，极为倾向。六曲屏风出自日本画家之笔”。松园作美人画，对衣裳、发饰、化妆极为讲究。近日京都近代国立美术馆有上村松园画展，亲见其画作并写生稿，一丝一发，一梳一簪，眉样唇形，衣装纹样，皆细腻无比。亦有中国题材之美人画，然而除却有名的《杨贵妃》，其余皆不足道，设色过于鲜艳，妆饰模棱两可，是为下乘。

栖凤的中国纪行中则有：
“余自学习日本画以来，未满足于点与线之描画。笔端一点墨液，可为鸟，可为木叶，可为青苔，可为人物。中国称此为点景人物。实在有趣。点景人物必与自然相融相亲。自从中国旅行后，亲见中国之风光，不免也想尝试一番。”

栖凤有关中国的写生，如今藏于京都市美术馆。此番上村松园画展中我亦见到栖凤一幅《南中国风色》，以水墨淡彩描绘江南水乡流水人家之风貌，桥上蓝衫行人赶着猪群，桥下春水漾漾，青黛白墙，门前竹竿晾晒衣裳，水上有人撑船，殊为美妙。

又有一幅《潮来小暑》。所绘乃日本茨城县东南部霞浦南处水乡潮来町之景，层林茅舍，流水小舟，耕牛农人，极有江南水乡之意趣。在栖凤所作文章《潮来风景》（昭和七年四月《文艺春秋》）中有云：

“由来之日本画，无非地板室内之间的关系，故多细长条幅之作。
然而我更想描绘更大空间的横长画面。（中略）
潮来出岛与中国扬州有相通之处。扬州在镇江对岸，扬子江奔流而过，远望河幅甚窄，江之南岸平野无际，有瓜洲一点。这瓜洲，便是昔日隋炀帝开凿运河之处。这便是扬州。动荡不宁的中国，竟有这样深富画趣的寂静水乡，称之为仙境亦未尝不可。杨柳，碧草，农家，水流……这潮来的黄昏，月下芦苇成片，如此风景，是全然的中国情绪，或云为中国画之意境。如果此刻耳中可闻笛音，那么这便不是日本，这是中国。”

这一段写得温情脉脉，读来动容，几可作一篇《怀扬州》。想到松园写过一篇《扬州料理》，未有一字言及扬州风景。倒是写过一笔“纯中国风的中年妇女”的发髻。这也颇符松园作美人画所关心的物事。

昭和六年（1931）栖凤患肺炎，身体病弱。这段时间所作多为动物画。如《斑猫》《鲭》《骤雨一过》等。栖凤擅绘鱼，“好像可以闻见纸上的鱼腥气”，大约与他出身料亭世家、自小见惯各种鱼类不无关系。西芳寺所藏昭和十六年（1941）栖凤作《秋雨之池》，为残荷折梗，其上分立雀鸟两只，“留得枯荷听雨声”，大约没有更好的诠释罢。而画中之意亦不觉悲哀，那雀儿色彩斑斓，高立的一只引吭长鸣，虽然这样小，却生趣盎然。

昭和十七年（1942）八月二十三日晨，栖凤因肺病辞世，年七十九。竹内逸回忆录中云“父亲临终前手仍默画不已，只是已不能言声”。后葬于洛东黑谷金戒光明寺中。合葬者除却发妻奈美外，还有长姊琴女。栖凤门人众多，名气最大者如上村松园、西山翠嶂、西村五云、土田麦迁。金戒光明寺就在真如堂之侧，日常散步常过此处，春樱秋叶，幽深静谧。这是栖凤为画家的一生。栖凤所绘不论远景江山抑或蔬果小品、狐猫鼠蛙，皆有一种“静”，一种“清”，大约也与境界相关。当初料亭中因见友禅画师醉后泼墨而动心学画的少年，大抵未料日后所获种种殊荣，亦未料一生所阅所览，山河千里，俱作纸上烟云。

2010年12月8日星期三
栖凤若干画作请见此——
栖凤画作

参考书目：
竹内栖凤 上村松园 现代日本美术全集13 集英社 1973年6月初版
竹内栖凤 田中日佐夫 岩波书店 1988年7月初版
栖凤艺谈 平野重光 京都新闻社 1994年11月10日初版
栖凤艺谈 竹内逸 全国书房 昭和廿二年五月五日
竹内栖凤 近代日本画の源流 广田孝 思文阁 2000年3月20日初版
青眉抄 上村松园 编者：中村达男 六合书院 昭和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初版

镜花

1
明治六年（1873）生于金泽城东北、浅野川畔下新町的镜太郎，是雕金师泉清次的长子。明治二十年（1887）五月，十五岁的镜太郎从一间教会学校（北陆英和学校）退学，预备考金泽专门学校（金泽大学前身）。他在教会学校念了三年书，英文底子很好。然而数学就很糟糕。考学失败后留在一间私塾里帮忙教英语。这段时间开始接触泷泽马琴的读本与坪内逍遥的小说。明治二十二年（1889），他偶然读到尾崎红叶的一篇小说，极受启发。在他后来的年谱中有这样一段：

“明治二十二年四月，于友人寄宿处始读红叶先生之《二位比丘尼之色情忏悔》。庭中桃樱初华，邻家织机梭音有如鼓声。这段记忆无法忘却。”

遂对尾崎红叶怀抱仰慕之心，也有了作小说的心愿。

明治二十三年（1890）十月末，镜太郎怀着这样的心愿去往东京，借住同乡友人的宿舍。然而世局动荡，又赶上拖欠房租事件，此后一年多方辗转，迁居十余次，无论如何没有勇气拜会尾崎红叶。次年夏天穷到只剩单衣一件。

明治二十四年（1891）十月十九日，这位将至十九岁的镜太郎已穷困潦倒，动了返乡的念头。于是想留下归乡前的最后纪念，终于叩开尾崎红叶的家门。

当时尾崎红叶二十四岁，春天刚娶的夫人，风华正盛。他成立的砚友社是日本近代第一个文学团体，当时已颇具规模。也许是惜才，也许是同样年轻，也许是想为砚友社壮大门户，红叶收留了镜太郎，并当即在纸上写下“镜花”二字，从此有了泉镜花这样一个名字。

次日，泉镜花即入红叶门。说是入门，其实是当守门人，做的也只是洒扫收拾、誊抄文稿一类杂事，每月领五十钱。镜花已经很满足。当初松尾芭蕉的门人也很辛苦，日常侍奉老师饮食起居，老师的屋子烧了要筹资重建。老师远行到某处，某处的弟子要把私宅奉献给老师居住。这都是门人份内之事。

2
明治二十五年（1892）十一月十日，镜花故家旧宅毁于一场大火。泉镜花返乡探望。明治二十六年（1893）因脚气病归乡静养。明治二十七年（1894）一月九日，父亲清次病殁。泉镜花再度返乡，家中唯余老祖母与幼弟，两位同胞妹妹早已过继别家。镜花立在金泽护城河畔，深觉前途暗淡，乃有向死之心。于是当时所写的《钟声夜半录》中满篇都是此种绝望。老师红叶读后，致书痛斥“尔心弱如麻杆”，又痛惜“汝之头脑乃金刚石也。金刚石者，天下至宝也。汝既藏天下至宝，岂非天下之大富人哉”。

镜花确实没有自杀，重又回到东京。红叶对他可谓尽力扶持，为镜花的习作增删润色，也推介给报刊杂志。砚友社最初作品多是仿江户时期戏作风格，强调趣味与情节。后来有人将其与我们的鸳鸯蝴蝶派比较。譬如两者都追求复古，重商业宣传。譬如红叶曾说“小说以眼泪为主旨”，鸳蝴派大家徐枕亚的小说也被称作“眼泪鼻涕小说”。且日后砚友社与鸳蝴派都转向社会小说的创作。评论家石桥忍月云红叶之作“在短篇里描写了大量的‘哀’与‘爱’，他能写出哀中之爱，爱中之哀”。而周瘦鹃亦云“万种伤心徒为一个‘情’字”。镜花最初的作品在《京都日出新闻》上连载，很不受欢迎，读者要求停止连载。亏有老师帮忙与报社打交道，才勉强刊完全篇。后来在《读卖新闻》连载《义血侠血》，也是老师亲自修改。这是一个悲情故事，女子为供爱人读书抢钱杀人、嫁祸栽赃，后与爱人在法庭相见。代理检察官身份的爱人要她如实招供，她彻底坦白，依法处死。而他也随即自杀。

殉情是镜花小说中的人们选择最多的一种方式。相爱而不能相守，世俗礼法拘束，最终都指向死亡一途。如《汤岛诣》，《琵琶传》，《外科室》。而死往往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外科室》中：“他们二人是在同一天先后去世的，只不过分别埋葬在青山的墓地和谷中的墓地而已。”《汤岛诣》：“当时两个人是搂抱着的，在大川里却分开了。”就这样一句，前面的是，“这时，两个人一道坐在车上，蝶吉横着身子，乌发披散到挡泥板上。梓把自己的双颊贴在她那仰起的脸上。”夜行山道中紧紧依偎的两个人，凄惶又温存。上一秒还听得见人力车叮叮当当的铃声，想象得出蝶吉脸颊的温度，为这穷途末路的二人忧心如何去走这漆墨一般的路途，下一秒他们就坠在大川里死去了。

3
《汤岛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说，虽然读的是译本，却依然能感受到镜花文字温柔深沉之美。他写神月梓与艺妓蝶吉的恋爱。梓出身贫寒，母亲姊妹辛苦供他读书。因他相貌俊美，学问很好，做了子爵家的上门女婿。妻子是留学法国的贵族小姐，与梓甚为不睦。梓与蝶吉相爱，蝶吉对梓十分痴情。而梓因身份地位所拘，一直犹豫是否要为蝶吉赎身。后来二人情死。镜花文字的美是古典的，一种无法说情的凄清与恍惚。

“话音未落，从这座高高的砖造宿舍的二楼笔直地垂下去的铁质落水管响起来了。深沟里冒出一团白乎乎的水蒸汽。室内越来越暖和，朦朦胧胧的玻璃窗却使人感到傍晚该是冷得彻骨。”

“她腰上系的是昼夜带，正面是深蓝地彩缎，用金线织出乱菊花样，反面是黑缎。瀑布条纹绉绸和服，下摆为褐色。套穿两件同样的和服，里面是印染了红叶和轮形花纹的友禅长衫，衬的大红里子。还有一条黑地染白色铃兰的挂领。刚刚洗过的扁岛田髻蓬蓬松松，横贯一枚金簪。直径足有五分的红珊瑚稍稍露在外面。她双目明亮，眉眼清秀。”

“于是，他们两人就分手，沿着铺石走了。那些栖在匾额堂的檐儿，神社的飞檐，鸟居底下以及净手间屋顶上的鸽子，东一处，西一处，不停地叫着。其中两三只从他们之间轻轻地飞来飞去。四下里阒无人迹。远远传来卖豆豉的叫声——这是两年多前的事，而今夜，两人又在歌枕幽会了。”

“今晚您的声音无比清澈明亮。如白莲花上滚动的露珠，或是小溪流水照映明月。令我凄楚寂寥。”

“她梦见自己拎着三枝含苞待放的菖蒲花，站在暗处。周围亮了，太阳出来了。在金色阳光的照拂下，三朵花一下子全开了。”

这个小说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十一月由春阳堂出版单行本。而这年一月，在砚友社新年会上，镜花遇到了一位与亡母同名的姑娘，艺妓伊藤铃。这年镜花二十七岁，铃女十八岁。《汤岛诣》是为铃女所作。镜花与铃女彼此生情。见过铃女年轻时的照片，梳的正是岛田髻，长簪尾部的珊瑚珠露在鬓边。弯眉秀目，眼帘低垂。不妨经由《汤岛诣》中有关蝶吉的文字去想象铃女少年的风姿。只是他们开始并不能在一起。原因大致有二。一则镜花没有足够的银钱为铃女赎身。二则老师红叶不许弟子与艺妓有过多瓜葛，虽然他自己当时也供养了一位艺妓。当然红叶的考虑实属善意，因为当时镜花完全没有财力花在艺妓身上，更不用说赎身这样的事。

铃女艺名桃太郎，母亲是京都商贾之女，与土佐藩的浪人相识，生下铃女。后来浪人死去，母亲从艺，又嫁给商人作妾。铃女六岁时商人破产，母亲将她卖到艺妓屋当雏妓，开始漫长艰苦的学艺生涯。宫尾登美子有一本《阳晖楼》，讲的也是艺妓生活，可作补充对照。据说铃女当时所在的艺妓屋茑永乐的女主人荣吉的庇护人是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大森俊治。当时艺妓都要找“相公”，由其供给艺妓吃穿用度、维持艺妓屋的正常营业。铃女的三味线师从清元流，舞蹈师从花柳流，都是极富盛名、流传至今的派别。如今花柳流是日本舞踊最大的流派。艺妓学艺最讲究门派，顶着某某流的头衔，是一种身份象征。故而当时名气大的流派选弟子也极严苛。据铃女花街旧友鹤女回忆（村松定孝《泉镜花研究》），桃太郎舞艺精湛，善饮，为人矜傲。这与蝶吉的性情也相合。

据镜花门人寺木定芳回忆，当时镜花对老师直言不讳云“我中意的女子已出现，请允许我们结婚”，老师很生气。又有推测说当时红叶供养的那位艺妓向红叶进谗言曰桃太郎如何不好云云。这些都是讲不清的事。不过在镜花小说《妇系图》中有一位以红叶为原型的酒井老师。酒井供养的艺妓小芳对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多有微词。这段情节或可为参考。

明治三十五年（1902）七月至九月，镜花因肠胃病至逗子樱山避暑疗养，铃女每周过去探望两日，照顾其饮食起居。红叶偶然看到庭中晾晒的女子内裙，问镜花那是谁的。镜花胡乱答了一个下女的名字。红叶震怒，说那并非良家女子的衣物，必是艺妓无疑。

明治三十六年（1903）三月，镜花搬家。五月与铃女同居，但并未对外公开关系。铃女也尚未赎身，还继续在艺妓屋内工作还债。

明治三十六年（1903）十月三十日，尾崎红叶病故。至此，镜花与他有十二年的师生之谊。

明治三十九年（1906）七月，铃女从良落籍。当时娶艺妓为妻者不在少数，譬如谷崎润一郎与佐藤春夫的让妻公案，那位妻子也是艺妓出身。只是他们的经历未免太跌宕了些。镜花与铃女后来一直平静生活在一起，直到镜花先铃女病故。如果算上他们正式结婚前隐蔽同居的日子，他们共同度过了三十七年的岁月。

镜花小说中对女性的描绘，充满赞美与迷恋。他写春昼的流水，雪中白色桔梗，月下的山峦，覆雪的山川，萤虫的飞舞，时雨的提灯，绣有藤花的丝绢，水畔的紫阳花与山吹。那些女性就在其中，无望的爱情也在其中。我看到这些，会想到李贺的诗，“幽兰露，如啼眼”，都是悲哀美丽的事。老师去世后，镜花度过一段贫穷无名的时期。当时自然派文学风潮正盛，砚友社门庭冷落。抱病的镜花住在逗子，居所漏雨，秋来满庭寒霜，芦花四散。此间创作的《春昼》中写到有人吟诵李长吉的《宫娃歌》：“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当时镜花确也爱读李贺诗。他后来的小说，如《高野圣僧》《掩眉之灵》，都是怪谈，却不是狰狞式的恐怖。“可以感到主人公在你耳边轻吐气息”（作家 中上纪 语），就是这样的喟叹之感。一如《掩眉之灵》结尾那句“相公，相公，相公，提灯，啊……啊，相公，朝这边看，我来啦”。

4
镜花生性敏感胆怯，畏惧火灾，怕打雷，怕狗，有严重洁癖。他自己也写，“我很怯懦。因此可能在卫生方面有问题的鱼店我是从来不去吃的。”（《刈麻录》大正十五年）“我有极怪的癖好。如果不是在我眼前煮沸的热水，我总担心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落进去，极为不安。”（《热茶》昭和二年）所有食器均要亲手在沸水内消毒。酒也必要煮热才饮。更有符号上的洁癖——将“豆腐”写作“豆付”，因避忌“腐”字。他收集了许多有关驱赶雷声的守护符。据说婚后每逢打雷，都要被妻子揽在怀中细细抚慰。

这位与亡母同名的女子，大概也满足了镜花的恋母情结。

他一生都在写情爱，那些或灵或鬼的女子，水月镜花一般。回顾他一生之中的女性，除却妻子，影响他最多的就是母亲。

他的母亲中田铃出身大鼓艺人世家，父亲是能乐师，原本在江户任职。庆应四年（1866）夏，幕府大政奉还，中田一家移居金泽，受到泉家很多照顾，而泉家也很喜爱中田家这位自小生在江户的女孩阿铃。两家结亲当日，清次的母亲还特意梳了江户风的发髻。在书里见过一张图片，是清次赠送给妻子的双足镂花银簪，十分精致。

金泽山水清美，浅野川自卯辰山前奔流而过。金泽人崇佛，寺庙极多。素有小京都之称。我有一位师姐是金泽人，日常总会想念金泽的风物：“山中云气渺渺，夏天全无暑气，冬天积雪极美。” 童年时的镜花在母亲身边读过不少绘卷。明治十五年（1882）十二月三日，母亲产下次女八重。二十一天后，二十九岁的母亲死于痘疮之症，葬于卯辰山。这一年镜花十岁。

母亲死后，镜花的两位妹妹——包括襁褓中的八重，都过继到别家当养女。后来清次续弦，但很快离婚，因为与镜花相处不善。

明治十七年，父亲领他到卯辰山中的善妙寺，寺中有摩耶夫人塑像。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的生母。佛陀出生七日后，摩耶便往生而去。多年后佛陀涅槃，摩耶灵魂从天而降，在棺木前悲泣。释迦牟尼为母留下五句偈语：世间空苦，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善妙寺的摩耶夫人宝相端庄，眉目慈祥。镜花写过：“绫缎屏风掩映中，跪着幼年的我。丈高的塑像，鬓发艳丽光辉，不可窥视。长眉轻扫，朱唇点染，目光拂落我身。”后来又写：“是母亲，还是摩耶夫人，是幻觉，或是梦，我已不知。”

少年时期的镜花迷恋过邻家钟表商的女儿汤浅茂。村松定孝在镜花去世后曾到金泽拜访这位年已七十岁的茂女。只是茂女本人并不知曾做过镜花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村松定孝将小说里的情节讲给茂女听，茂女且笑且叹。在书中见过茂女年轻时的照片，眉目清秀，“小小的嘴唇，细细的眉眼”“细眉如雨中隐约的云霞”。

这是镜花对女性之美想象的源头。金泽的山水，金泽的街衢，金泽的佛殿，金泽的云气，金泽的女子。

5
从明治到大正到昭和，镜花经历了三个时代。后来的作家们，永井荷风，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或多或少都受过他的影响。他文中的气息，幽美，清寂，凉润，温存，与平安时期的女流文学一脉相承，悲哀都不是彻底的，隔着纸障递来盛着夕颜花的团扇，《掩眉之灵》结句“水中的白桔梗”，就是这样的美。

镜花交游颇广。比他大一岁的樋口一叶也与他有过书信之谊。明治二十九年八月，镜花写明信片给樋口一叶，关心她的肺病。当年十一月，二十五岁的一叶病逝。

与志贺直哉的相识，是在大正二年（1913）的美术展览会上。志贺直哉在日记中写，“我年轻时为泉先生的作品倾倒”。他们做了几十年的朋友。老来都是多病身，镜花先过世，志贺直哉在给友人的信中写，“泉先生去世后，我不知为何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孤寂”。

明治三十一年（1898），镜花寄住在东京大学的同乡友人处，与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相识。“从窗户里跳出来，飞奔过来”，这是柳田国男对镜花最初的印象。镜花执迷于怪谈故事，这也是民俗学范畴内的题目。后来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对镜花亦多有影响。柳田评镜花，有“超越时代”之赞语。

大正十三年（1924）三月，镜花预备出版作品全集。参与编辑者有水上泷太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大正十四年（1925），全集各卷渐次面世。这年末，众人为他补办了一场耽误太久的正式婚礼，并于次年正月登报公示。昭和二年（1927）七月，全集最终卷亦上市。此月二十四日，芥川龙之介自杀。月余前他们刚刚见过面，在一起讨论河童的传说。《东京日日新闻》采访惊闻此讯的镜花，他十分悲痛，云“这难道不是梦么”。芥川龙之介算得上镜花的知己，曾撰文曰：“……行文笔致兼备绚烂与苍古，几乎可以说是日本语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表现……《镜花全集》不仅是明治大正文艺，而且是整个日本文艺所建造的巍峨的金字塔……为近代日本文艺史留下了最光彩陆离的一页。”镜花在芥川葬礼上以前辈作家代表的身份致悼词，说芥川是“玲珑，透明”的人。

镜花初识谷崎润一郎，是明治四十五年（1912）一月的文艺家新年宴会上。谷崎比镜花小十三岁。后来谷崎的长女鲇子与佐藤春夫的侄子竹田龙儿结婚，是镜花说和的姻缘。

镜花还有两位交情深厚的画家朋友。一位是镝木清方，一位是小村雪岱。他们为镜花许多册小说作插图、设计装帧，如今这些版本已很难得。昭和十四年（1939）九月七日午后，镜花死于肺病。枕边手帖上留下一首铅笔书写的俳句：

“露草共蓼花，我心多怀念。”

后来小村雪岱作了一幅画，绘的就是露草与蓼花。镜花的墓地也是小村雪岱设计。墓碑周围种植绣球、山茶、茶梅、花楸树等，都是镜花生前喜爱的植物。他与妻子一生无子，庭中设置雀台，撒谷物招引雀儿，以此为乐。他晚年洁癖益重，所谓“细菌恐惧症”，不吃一切生食，除了妻子削的苹果——削下的皮是长长的一条，手指不会触碰果肉。镜花就捏着这只苹果缓缓地，开心地吃完。当然，手捏的部分是不会吃的。见过铃女四十四岁时在自家玄关口扶门掩襟的照片。素服素面，双颊清瘦，已很难同当年丰颐妙目的小姑娘联系起来。镜花死后，铃女将丈夫生前使用的钱包供在佛前，每有需要，都要说一句“我要用啦”。昭和二十五年（1950）一月，铃女死去。

读镜花的文章，模糊想象，这大概是个可爱忧郁的人。忧郁是真的，可爱——很难讲，如果他喜欢兔子算一条的话。镜花一生收集了许多兔子样的用品。砚滴、摆件、玩物，很多很多兔子。据养女泉名月说，镜花肖鸡，往后数七个生肖即是兔。小时候母亲说兔是他的守护神，给过他一对水晶小兔。镜花喜欢兔子，也是因为怀恋母亲。他也很迷恋黄昏幽黯的氛围，“由昼转夜刹那的世界，由光转暗刹那的境地，即是黄昏的世界……我相信，日暮与清晨，不仅如相近之两级，且存在一种微妙的中间世界。我真想向世人分享这种黄昏的趣味、黎明的趣味。”（《黄昏之味》明治四十一年三月）他曾搬过一次家，因为觉得居所被阳光直射，光线太亮。有一张泉镜花晚年伏案写作的照片。看背影很干枯，患肺病，炭盆寒灰雪白，屋子光线昏暗，大概就是黄昏，他的鼻尖都要凑到纸上去了。这与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又是同出一途。

2010年12月19日星期日

参考文献：
『美と幻影の魔術師――泉鏡花』　別冊太陽　日本のこころ　2010年3月22日初版　平凡社
『泉鏡花研究』村松定孝　昭和四十九年初版　冬樹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