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众多知识匮乏无心读史的现代人可谓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经过明以后无数次黑化的同时，很难以令后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元朝黑暗专制野蛮皇帝残暴大臣贪污腐败人分四等......仿佛这个朝代不灭亡没天理，能够统治天下汉人那么多年，实在是黄金家族祖坟冒青烟了。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吗？让我们通过元朝的六个历史真相，管中窥豹式了解一下真实的大元朝。

一、宽刑慎法，历代难及。

元朝时代刑法的最大特点是宽刑慎法。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曾公开宣示臣下：“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实哀矜。”并著重提出宽刑慎法作为元朝刑法的指导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与唐宋相比，元朝刑法放宽了许多，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巨大进步，对犯罪处罚手段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种，而且在具体实行这五种刑罚手段时司法机关也格外慎重。《元史》对此评价是“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也评价说：“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于酷刑，元朝中央政府是大力禁止的。《元典章》刑部二有《禁止惨刻酷刑》的专门条目，规定：“鞫狱之具，自有定制，比年以来，外路官府，酷法虐人。有不招承者，跪于瓷芒碎瓦之上，不胜楚痛，人不能堪。罪之有无，何求不得！其余法外惨刻，又不止比。今后似此鞫问之惨，自内而外，通行禁断。如有违犯官吏，重行治罪，似望体皇上恤刑之本意，去酷吏肆虐之余风，天下幸甚。”从这一条文中，值得后人细细思索的是，在元朝时代，下级州府官员一些过分的拷问手段都受到元政府的大力禁止，而以人道主义精神提出“不胜楚痛，人不能堪”这样的质问，这跟明朝时代政府公开提倡重法酷刑，以此恐吓天下人行径的差距是何等之大。

二、科技先进，举世无匹。

元朝不但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而且还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

数学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完全代表着宋元数学的最高水平！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Sarton）在他的名着《科学史导论》中认为《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清代数学家罗士琳在评论朱世杰的数学成就时说：“汉卿在宋元间，与秦道古(九韶)、李仁卿(冶)可称鼎足而三．道古正负开方，仁卿天元如积，皆足上下千古，汉卿又兼包众有，充类尽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意思是说朱世杰数学成就博采众长千古难得尤其超越了宋朝数学家秦九韶和金末元初的数学家李冶。

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元世祖至元时代修撰《授时历》、制作简仪、大明殿灯漏等辉煌成果远远领先西方数百年。明人徐光启对元代郭守敬在天文学历法上的巨大成就赞叹说：“乃守敬之法，三百年来，世共推归，以为度越前代。” 同时徐光启也认识到明朝数学衰落的可悲现实，因此对这种情形批判道:“算术之学特废以近代数百年间耳。”而徐光启好友李之藻对于明朝天文官员们的评价是：“在台监诸臣，刻漏尘封，星台迹断，晷堂方案，尚不知为何物者。”李之藻这话跟王英明在《历体略序》中的评价可谓是异口同声：“士大夫木不识玑衡，台司一依授时之旧……五官之属手不握算，足不登台，仪器涩滞。”可见明代天文数学比起元朝简直惨不忍睹真是可悲啊！

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也反映了徐光启和李之藻的评价——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在南京看到明初从元大都运到南京的郭守敬制造出的天文仪器，不禁赞叹说：“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荣。” 但是由于南京与北京的地理纬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仪器不经过调整不适合在南京使用。利玛窦因此非常犀利地嘲笑明人说：“至于日晷,他们知道它从赤道而得名,但还没学会怎样依照纬度的变化摆正日晷。”

三、生活小康，养济有院。

在如今诸多史书上，都说元朝黑暗民不聊生，所以百姓揭竿而起。的确，元末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天灾导致流民四起，所以白莲教趁机煽动他们造反了。但是，我们要看到元朝大部分时间里百姓基本过着幸福快乐的小康生活。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草木子》里记载：“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 ”
明朝人李开先则在《西野春游词序》一语道破元人小康生活的真实原因：“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

就连反元夺取政权的朱重八穿上龙袍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如予者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

某些人如果以为那是元人黄婆卖瓜，那就大错特错了，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华之后，他的所见所闻跟元人所记载毫无区别，他当时走了中国沿海，在游记中留下的基本上都是满纸的惊叹，如“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富有强盛的了!”“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艺者，这是远近驰名的!” “对商旅说来，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

即使在元朝天下大乱之后，江南仍然有不小的一部分地方，生活水平依然很高，如昆山顾瑛凭借赀雄一邑的财力、风流豪爽的个性、机敏妙丽的才情，周旋骚坛、振兴风雅，主持艺林盛事——玉山雅集达二十年之久。其中往来玉山亭馆，与其更迭唱和之文人多达二百余人，今存诗三千多首，堪为元代文化史上最后的辉煌。可惜元明易代之后，顾瑛被抄家没收财产发配凤阳颠沛流离而死，玉山风流烟消云散，这谁谁干的呢？不说你心里也有数。

五、文教鼎盛，邻国羡慕。

元朝创建了24400所各级官学，在当时是使得全国平均每2600人即拥有一所学校的政绩。

元朝对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也相对重视，多方扶持，而且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一起，加入到书院建设者的行列，创造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历史记录。

而且，元代书院的教学进一步扩展，不再局限于人们共知的传播程朱理学而求科举及第的传统内容。如元历山书院是我国发现的古代第一所，也是惟一的一所实行医科教学并开办门诊业务的书院，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又如元西湖书院不仅是元代的国家出版中心，在整个中国出版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元代教育的盛况使得朝鲜半岛的高丽人惊羡莫名。如金东阳曾称赞说：“今我皇元，巍巍赫赫，始以武功定天下，今以文理洽海内，起钧筑而当钧衡，弃草莱而谈道义者，不知其几何！”

六、疆域辽阔，军力强大。

大元帝国在13世纪来说就好比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

至元时代元世祖诏修全国舆地图志，主持其事的秘书监臣奏称：“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后来中书左丞许有壬在《大元一统志》序言中自豪宣称：“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不仅朝廷官员自豪满满，就连民间普通元曲作者们也是如此，如吴弘道在元曲《越调·斗鹌鹑》唱道： “先收了大理，后取了高丽。都收了偏邦小国，一统了江山社稷。”

可悲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很少知道这样的历史真相——元朝在缅甸蒲甘王朝攻入云南边境的时候云南人民紧密团结在以忽必烈为首的大元中央政府周围和以赛典赤为首的云南地方政府周围，对来犯的缅甸入侵者给予了有力的打击。七百破四万，仅死一人，创造了亚洲战争史上的奇迹！如果没有这场以少胜多的对缅自卫反击战，后果会怎样？我们很难设想！也许，朱明时代缅甸东吁王朝的缅军"分道入寇，伤残数郡，蹂嗬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以致数年以后，人犹切齿,而且"大理、鹤庆、蒙化、姚安、楚雄五郡，邑无遗村遣户，不死而徙耳"的明代云南惨剧就会提前上演！

看了这六个历史真相，不禁想问，曾经的辉煌，在接下来“更伟大”的朝代里，应该更进一步呀，但可惜的是，历史走向就到此为止，明朝那些短视统治者及奴才文人看不上这些。实际上，从后继者明朝的那些短视统治者及奴才文人看来，凡是言说元朝黑暗腐败残暴的言论，都是客观正确的；凡是讲述其辉煌的描述，都是值得商榷的，都需要再讨论；凡是涉及到元明易代文明倒退的记载，都需要严厉禁毁或删改；凡是影响到明朝统治的民间言论文字，都需要大力监管控制。

话说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是指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良币）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劣币）反而充斥市场。

元明易代其实也正是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一现象。元明易代之后淮西黑帮上位，于是政治经济文化均出现全面大倒退。

@tyzsj 2016-11-08 13:17:19
祸害世界的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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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正因为大元而变得更文明更先进。大元，意味着宗教信仰自由个体思想自由，还意味着包容和谐，开放进取，走向海洋，探索未知。没有大元，就没有全球性的人类觉醒，没有近代世界的形成。几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边境、政治、科技、战争、商业、服饰、艺术、文学、语言、音乐——都深深铭刻上了大元的印记。

@ty_走投无路的人 2016-11-10 17:25:43
这个不能这么说，明朝是非常好的朝代，我说的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讲的。如果从现在的受益人角度讲，清代更好，毕竟疆土扩大三分之一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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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永恒的只有变化 2016-11-12 11:53:43
历朝历代的老百姓跟着某些人造反，并不是对得天下感兴趣，而是活不下去才会做出这种选择，比如现在，你找得到几个愿意抛家弃口冒着丢脑袋的风险和你打天下的？现在肯定没有这种土壤，那么古代某朝末期总是那么多人造反为什么？很简单，活不下去……所以你觉得元朝老百姓，特别是汉人南人生活得很幸福的话，请问朱元璋这类造反的人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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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元朝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元朝开国之初所秉持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宽容政治作风和重视商业自由贸易的高瞻远瞩理念。元朝的文化，是璀璨夺目光耀东西的文化，是令世界各国学习的先进文化。大元文明，在当时来说就是世界文明的灯塔。

而明朝统治下的中国，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灾难最深重的时期之一。众所周知，朱明政权是以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流寇生涯起家的，他们趁元末中国天灾人祸之际，在各地进行多次骇人听闻的抢劫杀戮，屠杀了千千万万无辜人民，使得中国大地遭受世界文明史上极其罕见的灾难。他们在中华大地篡取政权之后，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残酷奴役、和剥削，发明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文字狱。毁灭了几千年中国先辈积累的大量文明成果，残酷压迫各族人民，造成民不聊生，激起了无数次起义和内战。

尤其可悲的是，明朝统治下的中国，并非没有机会跟上世界的潮流，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现代的人当然不能苛求朱明政权。但问题是当时这样的机会不仅有，而且是大量的，随手可拾的，由于元代留下的优越条件，元代遗留下来的大量书籍，大量人才，元代已经开辟的和西亚欧洲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交流的渠道，甚至可以这样说，元末以后的中国想不和世界同步发展，想不领先于世界都困难，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在朱明政权空前愚昧黑暗的统治下，所有的机会都化成泡影，朱明统治下的中国不仅不能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哪怕前进一小步都不行，甚至连元代已经取得的成果，已经获得的进步，也几乎全盘丧失，全面倒退。

高丽人金东阳对元代教育的盛况惊羡莫名："今我皇元，巍巍赫赫，始以武功定天下，今以文理洽海内，起钧筑而当钧衡，弃草菜而谈道义者，不知其几何，男儿不可守一乡局一事也，吾将北学于中国！"

可见，当时的中国是何等先进，令半岛人民是何等钦佩。中国若能恢复大元一半的先进地位，也足以令半岛人民俯首了。

从明代中期到现代某些阴暗心理的人士为何要绞尽脑汁伪造黑材料来抹黑蒙元帝国？究其根源，这种阴暗心理来自于对蒙元帝国的刻骨嫉妒。打个比方说就像龙啸云嫉妒李寻欢——始终不肯承认自己很普通是龙啸云所有痛苦的根源。

四、万囻来朝，礼仪之帮。

毫无疑问，古往今来中国历代王朝里，唯有元朝国际地位最高。

《明太祖实录》曾记载了朱重八对大元盛世万国来朝羡慕不已的言论：“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hui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朱元璋口中的“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体现了元朝政府法制清明社会秩序良好，而“四方无虞，民康物阜”则体现了元朝国际地位高，民众生活好，社会物资财富充足的特征。

至今，中国人的素质问题还是各界讨论的焦点。中国人素质一直这么差吗?实际上完全不是，至少元朝的时候不是这样。许多人片面以为，中国历史上以汉朝文景之治和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期社会风气好，其实汉唐时期社会风气还不如元朝盛世时代。元末大诗人戴良就在《皇元风雅》序言中记载：“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重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重髫之童，相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可及。”

马可波罗就曾在他的游记中提及对元朝城市居民的观感：“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

而法国教士鲁布鲁乞对元朝社会风气的回忆更为细致而真切：“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

罗马教皇使者鄂多立克来华之后，则在他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对元朝社会发出了最为激赏的浩叹：“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

中国往何处去？是走向落后、专制、野蛮的朱明之路？还是走向先进、宽容、文明的乾元大道？

14世纪的中国人民做了错误的选择。这一错，令中国付出了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

21世纪的中国人民不会再走错路了。

@百家说2019 2019-05-06 14:45:41
最可惜的是自家拳术的上中下三路书本，及拳谱都烧了！搞得现在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武当系，还是少林系！还是自成一系！老人也记得不清，以前我师傅说是洪拳，可我父亲却说我们这一支不是洪拳，是小花拳！可我邻居说是克拳！又有人说是十字拳！5花8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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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朔漠荣名显，
遗老鼎革大节全。
青史昭昭凭谁忆？
少林武当拜大元。

由于长期以来种种对元朝的妖魔化宣传，现代人对于元朝的伟大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认识。

事实上，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被污蔑得最厉害的朝代，被丑化得最厉害的朝代，被糟蹋得最厉害的朝代，然而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与自豪的朝代——由忽必烈及其子孙的黄金家族治理下的“黄金时代”！

在这一黄金时代里，中国的火器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

众所周知，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火器诞生于元朝。《中国通史》指出,“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有元至顺三年（1332）制造的一具铜火铳，长35.3 厘米，口径10.5 厘米，重6.94 公斤。这具铜炮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早的管形火器，它比欧洲现存的最古老的火铳要早约半个世纪。”

1984年6月，在我国山东省蓬莱县登州港的海湾中，发现了一艘长28.6米的大型元朝战船，对于战船上发现的口径为10.2厘米铜火铳，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袁晓春撰文指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舰炮装置，在当时海军中是最先进的”。伴随着火器的进步，元朝的军队中开始有新的编制，《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在第三章第四节《火器部队的诞生》中曾指出，世界上第一支火器部队是元上都留守达礼麻识理组建的“火铳什伍相连”的“丁壮苗军”。

毫无疑问，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宣称，就当时全世界范围来看，元朝至始至终火器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世界第一。

更令人惊奇的是，大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火器的黄金时代，也是武术的黄金时代。

现代人都从《少林寺》电影里知道了少林有个觉远和尚救助唐王李世民，然而真实的历史是，唐朝并无觉远其人，帮助李世民打王世充的和尚是昙宗等少林僧人。历史上真正的一代武学宗师觉远和尚，并非唐人，而是大元子民。觉远和尚生活在元初时代，他曾邀约山西太原技击名家白玉峰赴少林一起精研武学，对少林武功的规范化，系统化做出了卓越贡献。觉远和尚把少林寺拳法由原来的十八手发展到七十二手，再增加到一百七十三手，这才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少林寺十八路罗汉拳。后来白玉峰在少林寺出家，法号秋月，他在觉远和尚的协助下，结合自己的习武心得，撰写了《五拳精要》一书，将一百七十余手统之以五拳，分名为龙、虎、豹、蛇、鹤五式，正所谓“龙拳练神，虎拳练骨，豹拳练力，蛇拳练气，鹤拳练精”。后世的僧人为纪念觉远和秋月二僧中兴少林武技的功劳，分别尊称二人为“觉远上人”、“秋月禅师”。

为什么少林武术在元朝会有这么巨大的突破性发展呢？

原因只有一个：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林寺地位如日中天的时期。

少林寺官网告诉我们，元代少林寺主持福裕是少林历史上惟一被封为国公的僧人！裕公生前被元宪宗“授僧都省之符”，被元世祖赐予“光宗正法”之号，死后被元仁宗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他主持少林寺时，不仅将曹洞大旗树于少林，而且使少林寺达到了空前的中兴，故被誉为功德可以与达摩相比的“开山祖师”。最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实是，裕公甚至把少林分院设到了哈喇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因为裕公又号雪庭，他因此以“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野人”自称。

不仅少林武学在元朝得到发扬光大，而且这个黄金时代里还出现了另一个中国武术史上的伟大门派——武当。

创立武当派的那个不世出的武学天才就是今天已经妇孺皆知闻名遐迩的张三丰张真人！张真人是辽东人，曾做过元朝的博陵令，挂冠后云游天下数十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在武当山定居后创出了与少林外家拳法迥然不同的内家拳，从此，武当拳与少林拳一齐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遗产宝库中两颗灿烂的明珠。值得一提的是，张真人更令后人敬仰的不是他博大精深的武学成就，而是秉持忠义大节义不臣明的浩然正气。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想借张三丰之名神化君权，多次遣使降诏请张三丰赴京，可连他的踪影也没见着。张真人避而不见明使的目的是“托仙远遁，以全事元之节也”。他在那首著名的《自题无根树·卖花声》一曲末慨然写道 : “明洪武十七年岁在甲子中和节，大元遗老张三丰自记于武当天柱峰之草庐。” 由此可见，张真人的耿耿孤忠，思元之情，与戴良、王逢、丁鹤年等千千万万元遗民的心是相通的。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元朝的先进、开放、活力、进步，都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

然而，为什么如此富有活力生机的先进社会，却往往被丑化歪曲成黑暗压抑倒退的社会呢？

毫无疑问，这是值得今日许多中国人深思反省的问题！

或许是出于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当今许多汉族历史学者往往也一面唾沫横飞痛批杨琏真珈，而一面对朱明军队在宋陵盗墓辱尸的丑恶行径讳莫如深。

实际上，明军的丑行在明人的笔下从来就不乏记载。如明国子监博士徐祯卿《剪胜野闻》里写下“常开平遇春骁猛绝世，状类猕猴，指臂多修毫，所过之地，纵士卒剽掠，故其兵特锐”反映了明军在各地明火执仗烧杀抢掠的事实。又如明部左侍郎叶盛《水东日记》里的“肉羹肥油点皆圆，惟人肉羹点皆半侧不圆,食人肉多者睛有黄色……今日总镇诸公语如此”反映了明军嗜食人肉的历史。再如明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里的明将韩观竟公然叫嚣“它禽兽眼均不中吃，惟人眼味最美”……

如实记录了明军对宋陵盗墓辱尸一段臭史的，也正是一个明人。这位有勇气直笔写历史的明人叫徐勉之。这个名字对于当今许多人来说都是陌生的。

然而笔者如果说另一个名字——刘伯温，相信大家就不陌生了。刘伯温曾写过一首诗给他的朋友，题目叫《女儿割股词》，后面有一个副题就叫《为徐勉之作》。

徐勉之其人跟刘伯温一样，是江浙名士，他们曾诗文酬唱，交往甚密。然而在元末大乱的局势下他们二人最终选择了不同的效忠对象。刘伯温随了朱重八，而徐勉之则跟了张九四（当然，徐勉之认为自己依附张士诚并非“从贼”，因为当时张士诚降元了）。

公元1359，那时叫至正十九年，这一年江南爆发了一场大战，战争双方是重八的大将胡大海与九四的大将吕珍。我们后人今天能清楚了解这场战争经过和朱明军对宋陵盗墓辱尸一段臭史，不能不说全凭一位亲历这场战争的人留下的一本笔记。

这本笔记叫《保越录》，笔记的作者就是徐勉之。

徐勉之的这本《保越录》里的朱明军队形象显然跟当今某本《那些事儿》里的明军形象大不一样。《那些事儿》里的明军经过某人一番妙笔生花那简直堪比人民子弟兵，而徐勉之《保越录》里所记载的胡大海部明军看上去跟推行“三光”政策的鬼子兵可真有得一拼：“大索民船，四出抄掠财物、米谷、妇女、孳畜，所载不尽者，悉皆焚之，或弃水中，深山穷谷，无所不到，数十里之内，荡然一空。”

如果说这样的记载略显空泛的话，《保越录》里还如实记下了几位被明军掳掠侮辱不屈罹难的妇女个案，如山阴南池郁景文妻徐氏、蔡彦谦妻杨氏被明军掳掠，托言取首饰衣服而乘明军不备之时投井自杀。还有山阴项里徐本道妻潘氏，凶残的明军士兵杀害她的丈夫，见她姿色不弱，意图将其霸占，潘氏说不忍丈夫尸骨曝露在外，“愿将焚化随去，庶绝吾念”，明军便烧了她家房子来了一场大型火葬，结果义烈的潘氏“临哭之，遂投火而死”。

死得很英勇义烈的还有会稽一位普通乡民冯道二的妻子，当时明军已经残杀了她的大嫂，其用意是威逼她就范：“从我则为妻，不从我则死！”冯道二的妻子是怎样回应朱明兽兵的威逼的呢？她毫不犹豫回答说：“吾愿就杀，不为妻也！”随后“引颈受刀，首堕于地”，其从容就死的风范真可令天下无数须眉男儿惭愧。

以上那几位是不屈而死的烈妇。而一般的普通柔弱女子显然是无法抵抗明军的性暴力，更无勇气自尽。据《保越录》记载，当时明军“所掠民间妇女，纷纭田野”，后来张士诚大将吕珍怜悯这些孤苦无依的弱女子，“命入城中，聚大善寺，给以衣食”。

《保越录》在如实记录了明军掳掠妇女暴行的同时，也记下了这群禽兽盗墓的罪行：“发掘冢墓，自理宗慈献夫人以下，至官庶坟墓无不发，金玉宝器捆载而去。”可耻的是明军不仅盗墓，还要辱及尸体：“其尸或贯之以水银，面皆如生，被戮斩污辱尤甚。”

当今的某些人在义愤填膺倾诉理宗头骨被萨迦僧人用作饮器的时候，可曾有半句为这些被明军“戮斩污辱”的宋尸鸣不平？试想，理宗慈献夫人之灵地下有知，对今人这种厚此薄彼的选择性失明的做法，又会是如何反应呢？

@海湖州 2020-01-26 15:00:32
一个朝代的发达水平的判断，可以找两个指标：一是民富程度；二是文化繁荣程度。不管你书面上的治理水平写得如何，最后一定是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就是经济与文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达与不发达，一定是体现在这两个方面的，看一下现在各个地区的发达程度，或不同国家的发达程度就可看出。上海的民富程度和平均人的文明程度，不太可能比一个农村的差，发达程度越高，民富程度越高，文明程度越高，文化也越繁荣。因为民富了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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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朝历代都压榨百姓。但是，宋朝对百姓的压榨特别严重。学者赵翼指出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朱子语类》指出宋朝：“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而且，宋代官府不但承继了五代以及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蔡勘称宋朝：“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黄震指出宋朝真实情况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明林大钦《廷试策》指出宋朝“昏混衰世之政……冗员、冗兵、冗费”。根据《两宋农民战争史史料汇编》，宋朝民众起义极其频繁，仅北宋160余年就发生民众起义203次，宋朝这么频繁的民众起义，在其他朝代是罕见的。即使宋史大家邓广铭也承认：如果不是出现了民族矛盾激剧上升（金灭北宋）的情况，北宋政权势必是要被农民起义军所推翻的。（记载于《邓广铭全集第二卷》25页）

@苜蓿05 2020-03-19 17:19:02
宽刑慎法，也是对蒙古人宽刑慎法。对你汉族奴隶，请参照西藏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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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人告诉后人有这样一个先进文明宽容的黄金时代：“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輒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在明朝，自然科学都倾向于衰落，天文学也是如此……耶稣会传教士入华后，科学才被重新唤醒……全部发展史中最令人注意的一点，大概是当时（元朝）思想传播的迅速了。

1267年，扎马鲁丁携带着两种鲁哈马型日晷模型到北京，见到了郭守敬，当时阿拉伯人的日晷学巨著才刚刚完成了十二年……”

预报交食的方法在元代，尽管还是经验性的，可是还保持着高水平，但到了明代，较早的方法已被人们遗忘，水平日益下降…………我们记得，耶稣会传教士之所以能顺利地获得皇家信任，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能预报交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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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的中国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对比元朝，下降很多”

————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

通过对黑元的某些人士言论分析，可以看出道德的沦丧，良知的泯灭，人性的扭曲。大部分黑子甚至都是编造或传谣一些连自己都不信的幼稚至极的谎言瞎话来淆乱视听，而不是从古代典籍史料文物档案等出发来看待元代历史事实。
万物皆有因，万般皆有果。究其根源，此类人的愚昧无知偏狭扭曲或种于明代“父子相啖食，兄弟为豺狼”之前因。众所周知，明代是人类历史上道德沦丧最深、人肉消费最大的时代，这一时代留给后世的遗毒也最深。仇怨心态黑元情节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