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七章 作孚之死上

作孚原名卢魁先，于1893年出生在四川省合川县一个小商贩家庭里（与润之同岁），天资聪明，14岁时因家贫辍学，后通过自学逐渐成为知识分子。1910年，他接受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参加了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回乡任合川中学教师，之后到成都成为报人，写过不少抨击时弊文章，积累了一定声望，于1921年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期间聘请恽代英任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与中共产生交集。
作孚当时想法是教育救国，故又在1924年应杨森之邀，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但红火一阵后便少人问津。痛定之后的他感到，仅凭教育无法救国，需先搞实业赚钱，再兼办教育以促进社会改革。为此，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回家乡筹办以轮船航运业为基础的民生实业公司。
1926年春，作孚携募集到的资本8000元，去上海订购载重量70.5吨的浅水铁壳船一艘（造价3.5万元，先付定金3000元），并以5000元购买小型发电机一部，在合川创办了一家小发电厂。后经不懈宣传，终于将民生公司股金增至5万元，买回这艘被命名为“民生”号的小火轮，以嘉陵江重庆到合川航线的客运开始了创业之路。
但作孚并非单纯经商，又于1927年春，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以此权力保证自己航轮和小发电厂能赢利，走上一条以权护商的道路。于是到当年夏天，民生号小火轮航行五个月的股息红利竟达25%。股东们这下看到发财捷径了，当作孚提出再增加股金5万元时，一致同意并超额认购，不到两个月就实收股款7.3万元。
于是，民生公司又陆续订造、购买了“民用”、“民望”两轮，总吨位230吨，航线则又扩大到了长江渝—涪线。到1930年，公司资产已达35万元，职工则有164人。不难看出，作孚能成功除确有经商头脑外，巧妙利用手中权力也是重要原因，这点与搞机关生产的刘青山没有本质区别。
与刘青山很快引火烧身不同，作孚因为喊出“集中财力、人力，维持华商轮业之生存”的口号，而被四川大军阀刘湘看中，拟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乘机提出三点要求：（1）军事上使用航运必须给煤给费，如只用船舶舱面运兵，须让下仓装货，军人坐船也要购票；（2）所有进出重庆港的船只，必须经航管处检查后，才能上下客和装卸货；（3）当局必须先行疏浚和整治川江航道。得到全盘答应。
至此，作孚便要凭着川江航运垄断权，用蛇吞象方式，统一整个川江航运业。作为计划的第一步，他于1930年夏，率领由民生公司、北碚峡防局和北川铁路公司有关人员组成的考察团（都是他控制的组织），取道上海到东北等地游历了一个多月，至7月25日回到重庆。然后写下《东北游记》，从东北联想到西南，为统一川江航运业制造初步舆论。
很快，作孚发起了“化零为整”运动：先造舆论说，川江航运联合对四川对外交通和未来开发有非常重大意义，应“不为利润，只为事业”，实现本国轮船公司联合。为解除川江同业疑虑，他提供了入股合并、卖船套现、产权独立但联合经营等联合方式供选择，总体而言条件优厚、安排合理、平等对待，对那些亏损不堪的公司很有吸引力。
首先完成合并的是华籍商轮。到1931年，上游7家公司和10艘轮船，下游4家公司，均并入民生公司。作孚对新并入企业和航船的管理进行重大改革，将原来的三包制（船上的人事、事务和设备燃料均包给个人，按承包基数与公司结算）变为四统制（公司统一任用船员，掌管财务，定额发放燃油和润滑油，船长统一指挥全船），极大提高了效率。
其次完成合并的是军阀投资的轮船。作孚主要依靠刘湘支持，采取入股分红或高价收购轮船方式完成。后来成为恶霸地主典型的刘文彩，此时任24军驻宜宾清乡司令兼川南捐税总办，也买了三艘轮船，垄断宜宾—泸州—重庆航线（卢起家的性质其实也一样），唯一一个对合并坚决抵制。但1932年其兄刘文辉败于刘湘后，失去靠山的他被迫将三艘船卖给民生公司（当然如刘湘战败，民生公司也可能夭折）。
至于外轮，又有挂外商独资外籍人员经营、外商独资但由华人代为经营、挂外国旗帜的华轮这三类。前两类暂时奈何不得，作孚专门合并第三类，但不搞转卖入股，只用现款收购船只，并解雇外籍员工。经过上述努力，民生公司到1933年已有20余艘商船，能独立承担川江航运。
外轮公司发现形势不妙，便联手与民生公司竞争。英国太古公司利用英帝把持海关的特权，验货时百般刁难华轮；鬼子日清公司将宜渝线一律免票，甚至在船上开设鸦片馆和赌场吸引乘客；美国捷江公司也参与打压民生公司。但此时因鬼子侵略凶焰日甚，全国爱国热情一浪高过一浪；作孚抓住时机，于1932年1月初，发起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努力塑造爱国形象，吸引群众乘坐民生轮船。
与此同时，民生公司努力提升服务质量，还开设外轮不愿经营的小宗货运。在广大群众坚决支持下，公司在未降价情况下占川江客运量48%，客货均实现利润（有如今日的华为），恶性竞争的外轮纷纷亏损。延至1935年，民生公司利用建立起来的爱国形象，到上海发行债券100万元，充实了资本。而那几家外商因经济危机所造成的银根短缺和政府支持资金不到位，退出川江航运甚至倒闭。
作孚志向高远，并不满足于此，于1932年5月在汉口设立民生公司办事处，6月2日派“民主”轮就从宜昌出发，沿途停靠汉口、南京，最终抵达上海，实现了宜申线的首航。此后，公司的“民族”等轮也投入宜申线，并继续开设渝申线，在巩固川江航运地位的同时，将航运业务拓展到长江中下游。
到了1937年，民生公司股本350万，年收益90万元，轮船总数48艘、总吨位超过2万；总资产1215万，年平均增速63%，连当时著名的荣氏集团也望尘莫及。至此，作孚经过十年奋斗，不仅将外轮逐出长江上游，而且还使民生公司与招商、太古、怡和、日清四大轮船公司并驾齐驱，奠定了一个大型民族资本集团的基础。
作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除了有较强的管理水平，并在爱国心驱动下坚持不懈外，人民群众和军阀刘湘的支持可能起到了更大作用。所以，与其说他是优秀企业家，不如说是优秀社会活动家，甚至一些手段类似于后来的刘青山，即并非经营水平有多么高超，而是利用了手里权力和借助了当时社会形势。
但与刘青山因不合时宜遭厄运不同，作孚发展民族航运业、特别是统一川江航运壮举，符合民族利益且非常及时，让他不断取得成功。1937年夏，鬼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为与敌展开持久战，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工厂、机关、学校内迁运动。其中，机器设备主要运输渠道就是水运，长江中下游航运尚能由多家民族航运公司承担。但在川江段，行驶于中下游的尖底吃水深轮船，很容易搁浅甚至触礁，且水文情况艰险、复杂，非常年航行的老手不能胜任。因此，川江段转运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民生公司身上。
为此，老蒋在当年8月，特任命作孚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又于次年初，任命他为军委会水运处主任，“专任汉渝、宜渝间水道运输事宜”；从而在事实上授予了长江上民用船只调度权和货物配载权。受命于危难之中的他不负众望，最终抢在日寇铁蹄践踏之前，完成史诗般的物资和人员抢运任务。
作孚之所以能完成这一重任，是因为具有战略预见力和高超规划水平。早在抗战之初，他就看到了柴油和配件对船舶航行的极端重要性，在指挥民生公司参加抢运长江下游物资同时，派人到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市场上寻购船用柴油4000多吨、五金配件2000多吨，陆续运到宜昌和重庆，分别作为燃料储备和下属专司轮船修理的民生机器厂的配件储备。
1938年10月底，鬼子攻陷武汉后，宜昌无险可守，积压此处亟待撤入四川的兵工、航空及工业器材约9万吨，人员约3万。卢作孚动用之前储备柴油的一半2000多吨为川江航行燃料，对物资采取三段航行法（最重要和最不易装卸的设备直运重庆，次要和较轻的设备运到万县卸货转运，更轻和最不重要的物资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暂存，等待转运），对人员采取撤铺改座加大载客量方法，并改进装卸机械和通讯设备，终于在60天内将上述物资和人员转运成功。这就是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此后，民生公司又将由长沙等地运到宜昌的物资成功转运入川。至1940年6月宜昌沦陷，共转运货物近20万吨、人员150余万人，为抗战胜利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也创下了客、货运输量新纪录。为此，作孚个人得到了国民党政权重用，曾任三青团中央社会服务处处长、中央干事会干事、中央评议员及全国粮食局长等职，并被授予三等采玉、二等卿云、胜利等勋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作孚采取了开辟沟通内迁机关和学校间联系的短途航线、金沙江等长江上游航线，发展沟通西南与西北、四川与湖南的水陆联运及转运驼峰航线货物的水空联运等措施。民生公司业务非但未因大片国土沦陷而萎缩；相反，年客运量峰值接近500万人，是1938年大撤退时的6倍多，年货运量峰值16.7万吨，也比1938年增长近20%；轮船总数上升到116艘，总吨位3万吨。
当然在此过程中。鬼子对川江航道的不断空袭，也给民生公司造成一定损失，具体情况是：船舶沉毁16艘、损伤69艘，人员牺牲116、伤残61（基本都发生在1940年后）。1945年抗战胜利，整条长江航路贯通，广大海岸线也回到中国手里，本是公司继续快速发展的机遇。可实际情况却是，公司经营状况每况愈下，甚至到了“外无以偿外债，内无以供开销”、全靠借债度日的程度。欲知原因，请看第一百八十八章《五反运动中》。
在结束本章之前，想谈的是新中国工业化分期问题。第一期工业化是本章新创一个概念，所指的就是前三十年工业化努力。主线是先依靠苏联156项援建，初步形成第一套以国防和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然后以大三线建设名义，将该体系拷贝复制一遍，以防战争破坏导致工业基因丢失；最后又以四三计划名义，从西方国家引进该体系所缺乏的石油化工企业（主要是化纤、化肥、农药制造企业），并对体系里的钢铁、采矿等工业进行升级，从而形成了一套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相应的，第二期工业化就是指1979年到2001年期间所作的工业化努力。主线是先通过建设沿海出口加工经济区，形成以廉价劳动力交换西方国家设备和技术（美元等国际货币为媒介）的模式（第一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和农副产品、手工艺品交换设备和技术）。同时，通过与跨国公司设立中外合资公司，以市场换取技术和投资。这期工业化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工业基本跟上了西方技术发展步伐，并由封闭走向开放，成为全球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期工业化就是指2002年到2008年期间所作的工业化努力。主线是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抓住西方发达国家为降低生产成本和环境污染急于转移实体工业的契机，几乎接收了这些国家转移出来的全部最为先进的重化工业。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坚持不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重要制造业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原则，接收西方国家转移的工业所付出的对价，主要还是以代工形式变现的廉价劳动力。
第四期工业化是从2009年开始的，至今仍处于进行式。主线是站在比较高的起点上，自行摸索着发展独创性技术（即所谓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该期对西方国家工业设备几乎不再需要（反过来要向其提供设备），对其技术仍有需要，故遇到财务困难的跨国公司，也会花巨资收购，并贴钱维持其在母国运转保障员工就业；目的只有一个，获取核心技术以加快进步。但因重化工业成品出口基本能抵充获取技术产生的高额费用，曾经在第二、三期起关键性作用的加工工业，反而成为无法产生实际效益的累赘。

第一百八十八章 作孚之死中（上）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事业，从创办到抗战胜利这20年时间里，基本未停歇地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巨大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得益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抗战胜利后，他更认为是自力更生发展中国航运的大好时机，提出了“把民生公司的旗帜插到太平洋去”口号，确立了开辟南洋、北洋航线、发展海运的战略方针。
为此，作孚在1945年春访问加拿大时，经加政府同意，草签一项利用加长期贷款（简称加款）1500万加元订造轮船18艘的协议；同时还拿出抗战时积存的外汇并高息借款200万美元，购买美、加等国半成品军用船只和退役船只20余艘计3万吨。1946年7月，他又经力争，从招商局接收的美军退役舰艇中，为民生公司争取到5艘登陆艇改作商用。
此外，作孚还在1946年6月，以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身份，在南京以中国船舶足以承担长江航运理由，断然拒绝美海军司令提出的美轮直航汉口要求；并在当年中美进行《中美商约》谈判过程中，为反对给予美国船只任意驶入中国港口和内河特权，联合航运界爱国人士发表声明表示抗议。总之，他希望通过上述经济和政治方面努力，拓展和保护双管齐下，使民生公司规模和效益再上台阶。
但此时政治大气候却变了。国民党政权得鱼忘签，不再眷顾民生公司，而大力扶植官僚资本（或者说国营）企业轮船招商局。当时，国民党政权接受了大量日伪船舶，并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给的一批剩余舰艇；但除作孚争到那5艘登陆艇外，全部交给招商局。到1946年12月，抗战前夕只有江海船舶18艘2.38万吨（实际航行仅1800吨）的招商局“骤然富贵”，拥有船舶383艘29.9万吨（其中江海大轮81艘22.9万吨）。
即便如此，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还要暗中掣肘，1945年6月20日，老蒋同意以中国政府名义为加款提供担保，他却故意拖延阻碍，致使到次年6月才办完全部担保手续。等公司再于10月30日到加办妥手续，加拿大已经发生通胀，造船数量降至9艘1.5万吨。这样，尽管民生公司引入金城银行为“战略投资者”，职工增至8000多人，船只也达146艘6.3万多吨，海运业务覆盖中国海岸线；但在招商局面前只是“侏儒”，不等美资航运公司前来（事实上没来），就已在竞争中落于下风。
而作为民生公司基本盘的川江航运（招商局难以染指），则因内迁人员回到沿海而衰落，1946年客运人数仅209万人，仅有峰值的约40%；含长江中下游货运虽有20.9万吨，超过之前最高记录25%，但主要是运价低、运费常遭拖欠的军事运输（军运价格仅有民运1/5）。需要指出的是，这已是抗战胜利后的最高记录了。
国民党政权打压还不止于此，又出燃油配售和限制运价两招。当时中国是贫油国，燃油基本依靠进口，但为保证打内战需要，国内全部油轮（4艘万吨级、18艘1400吨级）经老蒋批准，由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也是“国企）和招商局共同使用。民生公司没有一艘油轮，无法像抗战初期那样自行采购燃油，只能仰赖上述两大公司配售，遇到燃油紧张，便先被削减配额（招商局为打压竞争对手，甚至可能故意削减配额）。到1948年4月，公司燃油竟被削减到配额数的1/4，大多数燃油动力船停航，只能靠燃煤动力船维持。
而在滥发货币造成恶性通胀同时，国民党政权为平息社会不满，采取了行政限价手段。民生公司便深受其害，截止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取代法币时，物价指数比1937年上涨492万倍，客运价只获批上涨189倍、货运价上涨69万倍，营业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燃料和员工工资支出，修理、保险等重要开支只能靠借款弥补，折旧无法提取。如果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倒也情有可原，但招商局长江航线货运价却获批上涨560万倍，超过物价上涨，公司遂在同业竞争中更落下风。
此外，中国革命节节胜利也暂时窒息了民生公司市场。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国民党军对长江沿线各港口封锁、宵禁乃至断航，直接导致公司31轮、28驳停航，传统长江航运业务萎缩。至于南方国统区与被切断陆路交通的华北、东北及青岛、连云港等地区的海运，本来比较繁忙，但随着三大战役结束，公司这项业务也相继中断。
就这样，民生公司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就落到入不敷出的窘境。如果是一家创业期间经历过风浪曲折的大公司，当会奉行逆境生存第一原则，设法收缩业务、回笼资金、解雇冗员，熬过困难期以图后举。但公司从成立开始，就一直处于超长周期顺境中，从未受过挫折训练。故向有兼济天下之志的作孚，根本不可能向现实低头，依然走着投入自身资产加负债的业务扩张之路。
民生公司高管们本就为发财致富而来，连续20年高速发展更让他们躺在功劳簿上，所谓“顾问”就有80名之多，其余挂名不称职的人（应该是历史上帮助过公司的四川官场上的各种关系户）更多如牛毛，要他们节衣缩食共度时艰，简直是缘木求鱼；由此导致员工薪膳竟占总支出的34%。作孚也试图通过降低福利，迫使多余员工主动离职，但在离职即失业大气候下，员工无论如何也不肯辞职，只是不定期采取集体罢工手段争取待遇。
盲目扩张、机构臃肿造成的开支浩繁，最终导致民生公司现金困难，只得靠大举举债甚至靠出卖部分投资股权来维持营运。作孚为摆脱困境，将最后希望寄托在开辟海外航线上，1949年初又通过借贷，将公司轮船总吨位增至7.25万吨，以香港为基地，再开拓至日本、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航线。但不久，这些远海船只便被国民党军扣押在香港和舟山等地，供撤逃台湾之用。其中有3艘轮船和14只驳船，被国民党军以不听指挥或不再适合海运为由，焚毁或炸沉。
屋漏偏逢连夜雨。9月2日，重庆朝天门地区发生特大火灾，共烧毁大小街巷39条、学校7所、机关10处、银行钱庄33家、仓库22所、拆卸房屋236户；受灾9601户、41425人，烧死者5000余人，烧伤者4000余人。民生公司四大仓库和三大趸船都被烧毁，死亡员工49人、家属77人，受伤11人，为此支出金额不菲的抚恤金。1950年2月6日，为解放军运输800桶汽油的“民勤”轮，又在宜渝段长江上爆炸，51名押运解放军战士中仅2人生还，船员、职工71人及无票乘客数人也均死亡，公司又赔了一大笔钱。
此外，民生公司船上“西崽”借解放的东风，要求转为正式职工，作孚被迫答应，并将其称谓改为服务员，便又付出了不菲的社会保障成本。这样撑到1950年3月，公司平均每天亏损人民币旧币1400万元，需还本付息的借款计有美元90万、港币100万、黄金1600两、人民币200亿，每季度另须还加款利息9.56万加元，处于破产和被外资接管边缘。
造成如此困境的外因，当然是国民党当局为扶植招商局轮船，刻意打压和排挤。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孚遇到逆境不是主动收缩、避其锋芒，而是透支资源反向扩张（公司为此从1939年起没发过红利），经营思想也存在重大问题，从而加速了失败进程。这时，他的人生面临四条可选择道路，当然有的可行也有的不可行。
首先是以香港为基地发展远洋运输业。尽管董浩云（董建华之父）、包玉刚都在不久之后，经营航运业获得成功，先后成为世界船王；但民生公司由于解决不了当前债务危机，根本熬不到下一个机遇期。其次是放弃公司业务去美国写回忆录，并靠此收入当寓公度过晚年。尽管还比较可行，却与作孚一生抱负格格不入，而且无法向多年来支持他的公司股东和职工交代。
再次是同样弃民生公司去台湾，在国民党政权里任职。应该说尽管该政权一直打压公司，但对作孚个人器重依旧，在1948年国大闹剧中，不需出钱运动，就让他当选为国大代表。作孚如愿意前往，很可能凭着经营管理才华，再为台湾航运事业作贡献；就算最终仍被排挤，至少也能借“抗日英雄”光环，当个政治花瓶。但作孚早已把公司由盛转衰原因都归咎于该政权打压，恨之入骨，再去投靠无异于自毁人格。
最后就是回到内地，继续领导民生公司发展或成为著名民主人士，这样理论上能继续搞事业，同时也能为公司股东和职工争取较好的待遇。中共一直在促成作孚走这条道路，从1938年开始做其统战工作的总理，就指示香港地下组织不失时机动员他回内地。当然这只是外因，内因还在于他自己的想法。
平心而论，作孚早年崇尚教育救国，社会理想与经济思想里有社会主义成分。1946年，他发表《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认为理想的国家与社会应该是，保留私有财产，但国家应救济与帮助无财产、事业或遭遇天灾的人们。个人为此必须忠于国家，必要时可牺牲自己及国家、集体以外的一切。中国未来经济建设，应以计划经济代替自由经济，以竞争代替斗争，减少无谓损失，集中人力、物力，加速建设完成。这跟中共新民主主义道路（也可以认为就是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一致，遂构成他回归内地的思想基础。
而民生公司现实情况也促成作孚回内地。向加拿大订购的7艘门字新轮船，并不适合在海洋上航行，合适的市场就是长江航线。而买这批船的加款利息在勉强付到1949年9月后，公司财力枯竭，12月利息只支付了1/4，另3/4展期到1950年3月一并支付。时间到了3月，展期和当期利息都无力支付，加拿大外交部长特地到香港找作孚交涉，暗示再不正常付息，其政府为免遭议会不信任，就要扣押尚在香港的这7艘门字轮抵债了。
此时，能支持民生公司付息的，只剩下中共新政权了。既然中共不断在做工作，作孚便于当年初，通过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何乃仁（留法勤工俭学时曾与总理是同学），提出以公私合营为条件，请中央政府贷款帮助公司度过债务难关。潜台词很清楚：中央政府如肯贷款，他将回到内地接受中共领导；如不肯贷款，公司难逃解体和倒闭命运，他肯定不愿去台湾，估计只能到美国去写回忆录再当寓公了。
具体处理此事的中财委当然希望民生公司把在香港的轮船开回内地，却又对其在港船情况不摸底，生怕贷款后得不到这批轮船；遂于2月9日电复西南财委《关于民生公司问题的请示》，要求西南财委继续收集公司港船的资料，在未搞清楚其家底前，以政府财政困难为由，不予贷款。说白了，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作孚也是同样心理，得不到贷款就不把船开回内地，况且还不了加贷款利息，船想离开香港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善于走上层路线的他指示何乃仁，从3月初开始，直接与总理会商以公私合营换取贷款的方案。乃仁如实披露了民生公司在港轮船数量为18艘，其中加拿大新船1万多吨，怕总理嫌少还特地说明新船的技术先进性。
高屋建瓴的总理算的可不是经济小账，而是争取作孚这样一位在抗战中立过大功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倒向中共的政治大账（当然经济上也亏不了），很快就指示中财委落实民生公司贷款问题。3月13日，陈云代表中财委致信交通部长章伯钧，表示原则同意政务院转来的贷款要求，具体条件由其组织人民银行总行（贷款方）和交通部（担保方）会商，并将结果转告何乃仁。
3月21日，民生公司得到北京的中国银行100万港币贷款，随即清偿支付了加款的3月及上年12月应付利息。4月，总理正式答应公司，设法为其偿付到期债务，并为加款提供担保。至6月。公司再次为归还加款要求贷款，仍在交通部支持下，持反对意见的中财委最终同意由中国银行借给公司51.6万港币，兑换成美元后偿付加款。
至此，威胁民生公司生存的债务问题得到中央政府的背书。作孚就此选择了回内地道路，于4月间召集公司在港高级职员开会，拟定轮船北归方案，并送交总理审阅修订。6月10日，他在香港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下，秘密进入深圳，再经广州坐火车于14日到达北京，作为特约代表出席15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对作孚归来非常重视，润之为工商界人士和西南民主人士举行的便宴，均邀请他出席，总理、陈云还多次约他谈话，商讨国家经济恢复问题和公司未来发展问题。
与此同时及之后，民生公司在港轮船逐步返回大陆：6月12日，怀远轮驶抵上海；15日，宁远轮抵上海；18日，民众轮到长江口；但于21日离港往上海的太湖轮，被国民党军舰劫往台湾。作孚立刻与总理商定，之后轮船均不再驶往上海而就近前往广州；7至10月，怒江、渠江、民本、民俗、黄海5船陆续回到广州。
1951年10月是民生公司加款第一次还本付息的最后期限，民生加拿大分公司经理王世均在从年初起多个变通偿还方案均遭加方拒绝情况下，通过巧妙安排下，使7艘门字轮陆续回到广州，致使谈判破裂后加方委托港英政府扣押民生在港轮船无果。至此，中央政府约支付二又四分之三个季度的加款利息26万余加元，而使1500万加款本金不了了之。随着1953年9月与丹麦宝隆公司租约到期，绥远、定远2船也分别回到海口和广州。
这样，民生公司在港的18艘轮船，除1艘被劫往台湾外，17艘回到了内地。而在此之前的1950年1月15日，招商局香港分部宣布起义，所辖13艘轮船2.58万吨在其后几个月里，陆续回到内地（但其主体部分的26万吨船舶驰往台湾，成为日后台湾商船队主力）。两公司回归船只和船员成为新中国航运业的重要源头。
在此形势下，作孚领导民生公司倒向中共已成定局（11月3日，他再到香港处理轮船回内地事宜时，又拒绝了国民党当局请去台湾任“交通部长”的邀请），公私合营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但不幸的是，作孚要求公私合营，并不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决心与资产阶级代理人身份彻底决裂，使自己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而是企图利用人民政府的资金、市场调控力和社会影响力，为公司解决债务问题，打开国内市场，并调解劳资矛盾。
作孚还希望政府派出的公股代表能帮助公司查清资产、核算股份，免得他当这个“恶人”。作为回报，只是同意将希望政府援助资金转为公股而领取红利，但不要派人参与管理，仍将管理权牢牢控制在他个人为首的原管理团队手里，从而保住他们福利待遇。其实就是希望新政权也像之前的刘湘和战前国民党当局那样做，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一百八十八章 作孚之死中（下）
果然，负责具体商谈事宜的章伯钧尽管也是民主人士，却完全站在交通部立场上，指出正式公私合营之前，必须先确定公股数量和比例。在这个问题上，公私方立场差距很大，民生公司报告称，公股只占22.2%弱，其余都是私股。而交通部搜集到的信息是，可没收的官僚资本与战犯持股为27.9%强，尚待研究的官僚军阀持股为22.7强，尚未查明或化名股份为5.7%弱；公股潜在比例非常大，甚至可能超过50%。
交通部还认为，民生公司净资产因恶性通胀已贬值，应重新确认以便核算政府新投入资金的股权。其第二个诉求是，公股代表不仅要参加公司董事会，而且还要参加具体管理。因为公司旧制度造成的机构臃肿、浪费严重、经营不善，也是严重亏损的重要原因，不认同作孚等只要注资、改善经营外部环境就能扭亏为盈的设想（一针见血）。
8月10日，磋商终于有了阶段性成果，章伯钧代表交通部、作孚代表民生公司，签订《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份公私合营协议）。协议界定了公司资产为江海轮船7万余吨及若干附属企业，指出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吸收一部分官僚资本和豪门战犯股金，现人民政府接收这些股本，要改组公司组织，使之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但为解决清查官僚战犯股权、精简机构、整顿企业、清查资产、筹借债款等问题，先拟定《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至即日起按此逐步整理改组。
过渡办法规定，公股代表暂参照董事会原有的公股董事4名和战犯董事3名，确定为7名（8、9月间，重庆航务局局长郝炬、交通部参事欧阳平、航务总局秘书处副处长张祥麟三位代表进驻民生公司）；还应组建常董会，解决前述问题及配合政府航运计划及运价政策、调整劳资关系、按期向政府提交业务与财务报告；并明确公股代表有权参加公司经理部门工作；还对人事、财务、业务整理都提出了要求。而当资产负债情理完毕、股权审核经董事会通过和政府核准后，正式成立公私合营公司，该办法即失效。
上述两个文件的生效，表明人民政府在与作孚的博弈中坚持了原则。眼看对民生公司绝对经营权难保，作孚又退而求其次，于9月23日民生公司24届2次董监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重点在人事问题，强调每个职工不会在将来人事调整中发生失业顾虑。在此之前，他还在重庆、宜昌召集工会干部会议，提议劳资合作但又不赞成开劳资协商会议，遭到工会干部反对；还对人讲，高级职员历史上有贡献，必须照顾。
作孚上述言论核心只有一个，就是要保住一起创业的高级职员的经济特权。如果跟平津战役中的傅作义相类比，他主张公私合营但公股不参加管理，当类似于傅要求与中共分享政权；而此时强调职工没有失业顾虑，无疑与傅要求中共给傅集团所有成员安排工作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然而，傅作义有20多万大军（尽管其中一些部队已打算起义）、文化古城北平为筹码以及干扰美帝确立干涉中国内战决心的影响力，中共认为值得给予整个傅集团出路。而作孚除抗日英雄荣誉外，并无太多筹码，在中共心目中根本不值得给整个“卢集团”出路（能得到在港船只最好，得不到也无所谓，况且很多船已经回来了，而且高级职员经济特权正是民生公司巨亏内因），要给的只是刘文辉那样的个人出路。
而且，由于作孚在旧中国采取在政治上四面讨好策略，民生公司员工构成复杂，既有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也有四川军阀亲友、袍哥帮会、公开的国民党中央系党团员及暗藏特务。与傅集团系组织严密的军事单位，傅作义要求进步，成员基本唯马首是瞻不同（刘万春、鄂友三只是极少数）；“卢集团”只是个结构松散的企业，中共就算愿意给整个集团出路，其中的反动分子也不可能领情，跟作孚步调一致，而照样与中共为敌。
不过，西南局奉中央之命，要求公股代表对民生公司事务，“凡是卢作孚同意的事可以干，卢作孚不同意的不能干。”据笔者分析，这倒不是中共高层迁就作孚（对公司改造和削其实权立场坚定不移），而是希望及时了解与其矛盾所在，由自己直接处理，以防因决裂酿成像张莘夫被杀那样的恶性事件。
不幸的是，几任首席公股代表都是部队转业干部，政策水平实在有限，尽管有贯彻西南局这一指示的主观愿望，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违反，以至于与作孚不断发生冲突。而作孚对中共干部素质具体情况毫不了解，误以为他们就是在贯彻中共高层的意图，从而最终使润之、总理他们不愿看到的悲剧成为了现实。
10月23日，民生公司在重庆民生大楼召开24届3次董事会，具体落实过渡办法。参会者有郝炬、欧阳平2名公股代表和7名私股代表，作孚以总经理身份和自认为最信任的助手副总经理童少生等高管列席。董事会推举公股代表郝炬、张平之（交通银行总经理），替代官僚资本股东成为常务董事；同时决定设立清理小组，由公股代表欧阳平、高管代表作孚和重庆交通银行代表、原董监事代表各一人共4人组成，召集人为欧阳平而非作孚。
董事会还通过了董事长郑东琴（解放前便担任董事长，后将个人全部黄金、美元交国家支援建设，享受各种政治荣誉到1965年以83岁高龄去世）动议，决定董事会由每三个月召开改为每月召开，常董会由每月召开改为每周或每两周召开。而9位常董大多在海外或北京，主持常董会日常工作的只有郑和郝炬二人，郑又积极向中共靠拢，常董会等于控制在公股代表即政府手里，作孚事实上已难以施展。
作孚受此压力，在11月6到13日召开的民生公司总分部81人主要干部业务会议的开闭幕式上的两次发言中，除回顾光荣历史、提出扭亏为盈经营策略外，对人事问题上作进一步退让。其要点是，名誉顾问基本解聘，办公室间接生产人员充实一线成为直接生产人员，所有员工加强政治思想学习以提高政治觉悟（实际上是要高管在表面服从中共领导），幻想以此换取为公司出过力的高管的“饭碗”。
可这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且不说，民生公司办公室职员不要说无法胜任一线航运的专业工作，就算能够胜任，一线职工并不短缺，在公司轮船和业务量没有重大扩张情况下，无非是挤占一线职工岗位，逼他们离开公司。而在此之前，中共已在基层职工中间组织海员工会，并对公司重大事务拥有很大发言权，想要挤掉一线职工势必登天。
说到海员工会就要谈一位一般史料中均未提及的神秘人物，此人名叫王宏远，解放前就是以民生公司职员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市总工会的指示下，牵头筹组了公司海员工会。郝炬进驻公司后，他又持市属党组织介绍信，与郝炬领导的公司党小组接上了关系，并转入了组织关系。由于王宏远在公司时间较长，又是做地下工作的，对公司高管贪污行为非常清楚并深恶痛绝，一有机会就向郝炬提出要解决公司内部的腐败问题。
没等郝炬动手，中共专政部门已经从外部开始整肃民生公司里反动分子了。作孚归来前的民生公司代总经理郑璧成，因隐瞒不报杨森逃台前寄存在公司的21箱衣物，于1949年12月19日被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传讯，后虽因情节轻微获释，却遭解雇失去经济收入。此后半年里，公司又有12名职工因敌特嫌疑被重庆公安部门拘押。郝炬等进入公司后，根据王宏远提供的信息，又先后调高低职工150人集训，逮捕管训反动职工35人。
镇反运动开始后，民生公司各地职工又被逮捕约100人，判处死刑并执行的10余人，其中就有公司董事石荣廷、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石是四川袍哥老大，经济上富甲一方，政治上广有徒众，正是镇反中的第三类对象：社会豪杰。故尽管他曾积极投身抗战，也掩护过中共人员，还出席了10月23日公司董事会，仍被搭车当作反革命首要分子镇压。陶虽为作孚创立公司时的干员，颇受赏识和信任，但其实是军统特务，并被认定为恶霸、把头（可以理解为“社会豪杰”），而被镇压。
因此，尽管两人在改革开放后均定性为错杀而平反，但当时其实并未杀错，确系要清除的社会重大不安定因素，只是罪名属罗织而已，而这在客观上，拉开了作孚与中共间距离。但事实上，如果作孚未在抗战中立下大功，仅以其巨大社会声望及跟国民党当局的密切关系，也当属定点清除对象。当然中共高层在解决民生公司这个重大经济“割据势力”这个原则立场上是毫不含糊的，但同时也要保护他个人，并为照顾情绪，也可以对陶建中这样的人破例不杀（仅仅是不杀而已，依然要适当惩处）。
与此同时，公股代表完成了清理股权工作，1951年1月11日，民生公司24届9次常董会报告了结果：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拥有大量民生公司股票，加上没收的宋子文（只有少量股票，可能意在刺探情报，故仍一贯打压民生）、宋子安、杨森、张群等战犯和反动分子股票，公股已占公司总股本26.36%；而金城银行、四川美丰银行等公私合营股东也占股22.67%，加上少量冻结股、代管股，总数已超过私股。故光原股本结构就决定了公司已处公私合营状态，换而言之，作孚就算撤回公私合营申请也不可能了。
已经控制局势的公股代表乘胜追击。5月初，又有28名从各处抽调的干部，受中央政府委派进入民生公司工作。6月21日，公司24届董事会10次会议决定，将重庆总公司改组为总管理处和重庆分公司，童少云在公股代表张祥麟提议下，兼任重庆分公司经理，正式成为倒向政府的左派资方高管，郝炬则以公股首席代表身份任公司副总经理。接下来，公股代表就要以“民主改革”（以后简称民改）名义，对公司原高管（俗称“卢集团”）实施毁灭性打击了。
但民生公司高管也未坐以待毙，抱着你既不仁我也不义的想法，不断破坏航运生产。从1950年到1952年8月，民生公司发生海损事故502件，导致232人死亡，比抗战期间的全部牺牲人数116人还多（扣除民勤轮爆炸一次性死亡71人这个偶然因素，比例能下降一些）。也有观点认为，这么大量的触礁事故，是担任护航任务的解放军强行改变航线所致。但相比之下，熟知川江航道的轮船高级职员要制造事故，不知要比解放军容易多少倍。中共当然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潜伏在公司内部的特务在破坏，整肃念头更为强烈。
而作孚也不肯坐等清洗，抓住陶建中被镇压，公股代表未去公安部门斡旋，去交通部告状。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李运昌（掌握部党员干部人事任免）接受申诉，判定刚当上民生公司副总经理不久的郝炬，没有严格执行“凡是卢作孚不同意的不能干。”指示，于7、8月间突然将其调离民生公司。尽管作孚旋即跟郝炬作了解释，并仍与平调到重庆建工局的他保持了友谊，也与继任首席公股代表张祥麟维持了表面和谐，去北京出差一起游园、看戏、洗澡，但并没改变对“卢集团”清洗的基本趋势。
高层对此两难局面已有认识。在9月初请他到北京与交通部最后商定完民生公司公私合营事宜后，总理利用他于10月23日又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机会，希望离开公司，留在北京担任交通部领导职务（考虑到章伯钧已是部长，可能先担任副部长），甚至连在京寓所也已物色好了。
总理用意非常明显：让作孚脱离民生公司这个是非之地，然后大刀阔斧粉碎“卢集团”。但作孚虽已愿意离开公司，却还想为昔日部下谋一条较好出路，遂接受总理建议，但提出回重庆把公司遗留工作处理完，再来北京就职，于12月20日离京回渝。这个超出能力范围目标，最终导致了其人生悲剧。
就在作孚逗留北京时，重庆市委于11月25日作出《关于重庆国营工厂企业贯彻节约增产，开展民主改革大检查的决定》，民生公司也在民改之列。12月3日，西南财委向中财委报告民生的方案，主要战略是实际领导核心为重庆市委和市总工会，市长曹荻秋及六个调来的县委书记均深入到其下属工厂，以作孚为主任的民改委员会及以童少云为主任的重庆分委并无多少决策权，其实是签署文件的“橡皮图章”。
为使这套战略得以实施，12月4日《新华日报》刊出《民生实业公司民主改革工作极不彻底》长文，指出公司内部存在的问题有：（1）镇压反革命不彻底，反动分子仍或明或暗统治着工人；（2）公司部分主管人员把许多应由行政处理的事推给工会，人事制度仍极紊乱；（3）工会领导不深入，对职工政治思想教育不够，导致部分职工存在单纯经济观点。为上级党组织领导公司民改大造舆论。
在此舆论氛围下，民生公司于12月28日召开24届13次董事会，决定成立民改研究委员会（多了“研究”二字），作孚任主任委员，其余委员为公股代表、上级部门代表和公司主要领导。研究委成立当天，就在被指控贪污的76名职工中，确认35名罪名成立，总计金额达13亿多元。能够查实这些情况，以作为内部知情者的以王宏远为核心的海员工会，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民生公司这些贪污职工的处理结果是：开除并追赔贪污款项4人，停职反省1人，降职20人，减薪7人，停薪反省1人，记大过并赔偿贪污款项2人；并于次日见报。其中就包括汉口分公司经理李肇基、总公司业务处经理邓华益、财务处经理李若兰和为作孚回归牵线搭桥的总理同学何乃仁，可以说都是作孚的得力帮手和多年老友。
观察当今民营企业高管推而论之，上述高管贪污是正常的，像优秀共产党员那样两袖清风才不正常。民生公司想要建康发展，就必须铲除这些企业内部“毒瘤”，更换新鲜血液，中共这么做，符合整治亏损企业的一般原则，完全正确。欲知作孚是如何看待该处理决定并采取何种态度？请看第一百八十九章《作孚之死下》。

第一百八十八章 作孚之死下（上）
1951年12月28日，公股代表发动了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运动，不少作为卢作孚老朋友的公司高管因有贪污行为，受到程度不等的处分。而作孚尽管自己两袖清风，却把贪污看作对事业上帮忙老朋友的合理回馈，之所以不去美国当寓公，重要一点便是想通过扭亏为盈，为老朋友保住可终身贪污的“金饭碗”。
作孚对把企业交给国家倒还可接受，可现在老朋友金饭碗被砸，对他而言扭亏还有什么意义（不砸这种非法“金饭碗”，企业如何扭亏）？而这种尴尬事情还要他来签字批准（据说后来查文件，处理决定上均无他的签字），便更增加了其道德负罪感，思想苦闷。苦闷的事情还在后面，1952年1月31日，重庆市成立五反指挥部，市长曹荻秋亲任总指挥，在全市私用工商企业中开展五反运动了。
如果说，之前只是有贪污行为的卢集团不断受到摧毁性打击，两袖清风的作孚个人还一直得到尊重和保护，那按五反运动的原则，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资本家共有五毒，他尽管为人自律，不可能沾染上偷税漏税、偷骗国家财产和偷工减料“三毒”，却也在解放前为了民生公司的发展，没少碰行贿政府官员、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两毒”。
其中，作孚在抗战初期任国民党政权的交通部次长，获取经济情报易如反掌，故能未雨绸缪，大量采购囤积轮船五金配件和燃油以备急用。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作孚从香港回到内地后，又碰了这两毒。但按其一贯行事风格，为了获得政府投资以使由他掌舵的民生公司起死回生（这是他理解的公私合营），即使没有必要向总理、小平、李运昌这些大员行贿，但设法盗窃与公司发展有关的国家经济情报，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而就在1月28日（大年初二），由于民生公司资金链已濒临断裂，作孚急飞北京向交通部要求落实1000亿“救命贷款”，但因各部门尚未工作而未获结果；遂于30日又匆匆回到重庆，正好遇到五反运动烈火暴风骤雨。2月6日，公司召开资方代理人小组会，他被迫作五反运动个人反省报告，系统回顾自己小学毕业以来的思想和活动，称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讲到伤心之处不觉痛哭流涕，所受压力可见一斑。
压力不仅来自外部运动形势，而且还来自内部的助手和前心腹。据作孚子孙回忆：此时公司里竟挂出“欢迎某某某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的横幅，欲取卢而代之；此人是卢长年培养的副手，后来又提升其为民生唯一的副总。卢子卢孙虽未直呼其名，但根据所列举的特征，这位副总经理非童少生莫属。而另一位高管李邦典则说，从前认为公司离开作孚就搞不好，现在离开他公司一样可以搞好。
如果说，公股代表需要根据中共高层指示，对作孚本人进行保护；那么资方人员的反戈一击，则更无所顾忌而具有更大的直接杀伤力。对于运动这种副作用，中共高层积多年之经验早有所料，对需保护的民主人士也有对策。具体对应到作孚，就是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情况下，一上班就决定，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人民币1000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转告公司，要相关经办人待他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以安其心。到了2月6日，北京又发电报，书面确认给公司贷款1000亿元的事项。
而在当时，以王宏远为核心的海员工会，正在筹划借五反运动对作孚敲山震虎，让他感到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从而不再阻扰对“卢集团”的清洗。贷款传递的是中共高层保护信息，如果告知则难以收效。已经倒向政府方面的童少生，可能是根据工会方面意图，向作孚隐瞒了这一消息。更为甚者，他料到北京还会直接电告公司贷款事宜，在财务处工作的作孚女婿收到后会转告，竟违反公司文档管理规定，直接从传达室取回电报藏匿，待作孚自杀身亡，才轻描淡写地说忘记拿出来了。
此时的作孚处境可谓内外交困：2月5日，民生公司一艘重要运营船只民铎号又在丰都触礁，他6日上午痛哭检讨，下午前往失事现场，面对破损的轮船沉默良久。之后作孚回到公司，找欧阳平核算当月收支情况，计算得知上年全年亏损339.7万元，本月情况大概也不会太好，击掌叹息称，应关门搞三反，搞完后再开门（似已分析出遭受打击的船长等高级职员们在故意破坏，不解决该问题，剩余航船都要出事）。
2月7日，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见小平，推测当是申请暂时停业整顿之事，但中共并无此打算，估计小平自然是好言相劝，还邀其共进午餐以示亲近。可在作孚心中，1000亿贷款不批，仅对他个人客气，并非真的亲近，但事已至此，也不便再求小平代为申请。而时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小平却认为，贷款批准之事已经告知民生公司，作孚想必已经知道，不提肯定是对中共有怨气，不愿当面致谢；既然如此，倒也不便强行讨谢，遂也不提及。双方的这次误会，导致挽救作孚生命的一次机会丧失于无形之中。
2月8日上午，王宏远筹划已久、海员工会发起的民生公司“三反”动员大会召开，主题就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作孚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被迫出席，并坐在台下第一排正中间的沙发上。已兼公司党委书记的张祥麟带头做检查，称自己与作孚到北京开会，曾想请他买一件皮大衣，但没说出口（之前他真的请香港分公司买过一只杯子，后因作孚未提出送而从自己工资里扣除），算是用一件不存在的事情向群众交差。
不料，作孚服务员关怀动真格的了，站出来揭发张、卢二人去北京时，一起吃饭、洗澡、看戏等，都是“资本家”付的钱。因此，张祥麟是受“糖衣炮弹”袭击，被拉拢腐蚀（他是全程陪同者）；还严厉追问张祥麟：是否还有问题没交代？张只好又交代，还跟作孚同游颐和园，属浪费行为，但为了执行上级保护作孚的命令，未说是谁付的账。
洗澡、看戏、游园当然确有其事，所谓吃饭其实只是烧饼、豆腐脑之类的简餐。但群众不会去探究这些细节，只会上纲上线，有人多次带头高呼口号，会场气氛骤变十分紧张。关怀虽未没直接点名，但所说“资本家”明显就是作孚，尽管张祥麟在会后劝慰说，压力主要是对着他的，但作孚不肯相信，觉得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矛头是对着自己的。
关怀年仅17岁，本是虎门轮上的“西崽”，1950年因跟随作孚多年的服务员家中已有五个孩子而调往重庆，被作孚选中接替。作孚按例进行感情投资，让他住在自己家里，还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可一来感情投资时间不够，二来时代也变了，关怀应该是在王宏远领导的海员工会“帮助”下，决定跟作为资方代理人的作孚划清界线，于前几天搬出卢家，显然早已准好了揭发的准备。
午后，作孚把关怀找到办公室，当着童少生等民生公司高管的面，劝导他发言应该实事求是，不要乱说无中生有的话。但有恃无恐的关拒不接受劝告，态度恶劣。而童不仅不帮助批评关，甚至整个一下午都不跟作孚说一句话。联想到之前的“欢迎某某某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的横幅，作孚疑心中共高层已经打算整他，遂策动童、关这些他身边人员出来发难，而张祥麟的自我检讨也是“苦肉计”。
事实证明，这种联想并不是事实真相，甚至连张祥麟都被蒙在鼓里，真正在策划敲山震虎的，只是地位并不显赫的王宏远。但这已经让作孚产生悲观绝望情绪，因为中共要整人向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他身上也确有把柄：当过国民党的交通部次长、三青团重要干部，接受大量荣誉勋章，就属于“历史反革命”，现在又沾上了行贿公股代表的罪名；如深揭猛查，说不定还会被扣上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帽子。
作孚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秉持的人生观是“士可杀不可辱”，而非“好死不如赖活”，当即在惊恐之下，决定赶紧自杀算了，以免中共高层翻脸受辱。随后，他到秘书课仔细交代了民铎轮的施救方法，以示站好最后一班岗，便提前下班回家自杀。路上，作孚遇到郑璧成（已被民生公司解雇而失去经济来源）的女婿，想到郑目前生活是靠自己接济，自己一死这笔收入也断绝了，遂拜托郑婿好生照顾其岳父。
作孚回到家中，其妻蒙淑仪去妇女互助会（成员多为工商业者家属）学习未归，正是自杀“良机”。于是，他告知家里的厨师和保姆，自己十分疲倦，需要好好睡一觉，要他们别让五岁的孙子吵闹，也不要唤醒他。说完这些，作孚于十七时许进入卧室，给妻留下遗嘱后，翻出藏在衣箱深处的最后一瓶访问美国时购买的安眠药，服下自杀。
需要指出的是，作孚自杀并未死意已决。因为如要确保死亡，应采取跳楼、投江、自缢、自刎等不可逆转手段，最低限度也应该服食剧毒。但他一概没有采用，而选择了安眠药，且未整瓶100粒全部服下，而是留下半瓶多，临时又洒落于地十几粒，实际仅服用20余粒，剂量不足以快速致死。此外，他选择傍晚而非深夜自杀，显然给家人留下了发现和及时抢救的可能性。
不难看出，作孚认为自己服食安眠药后不久，就会被家人发现，鉴于其家离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原仁济医院）不足百米，民生公司与其建立长期特约关系，有足够的施救时间。而作孚知道其妻虽是刺绣高手，但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社会经验有限，遇事向来没主张，发现他自杀一定会求助公司，公司又必会请示上级方略。如中共高层确实要把他往死里整，则会拖延时间促成死亡，这样双方不撕破脸皮，也算两便。
而如中共高层无意大整，必会尽力将作孚抢救过来，并加以重点保护，请他离开民生公司，赴北京交通部任职。那样的话，作孚既在中共高层面前保住了知识分子气节（不是他去求饶，而是人家本来就要保护他的），又对那些那被整肃的高管也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交代（可以认为是豁出命来与大家共进退，只是没死成而已）。
作孚算盘打得虽精，却低估了事情复杂性。蒙淑仪于一个多小时后到家，得知情况后想让丈夫多休息一会儿，全家便等着他醒来再吃饭。等了半小时接近十九时，见作孚仍未醒来方知不妙，推卧室门发现已被反锁。经翻窗入室后，发现他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床旁散落着安眠药。果然，蒙的第一反映不是送丈夫去医院，而是打电话到民生公司求助。
张祥麟下午去了欧阳平家里，动员他做检讨（尽管欧阳是民主党派，但由于是交通部派来的公股代表，属于政府工作人员，也要在三反运动中检讨才能过关）。两人谈了很久，共进晚餐方散，故尚在公司的只有童少生。童匆匆找了一名护士，于二十分钟后赶到卢家，一面请护士给作孚打强心针，一面持续给公司打电话，找张拿主意。
作孚子孙至今仍认为，其母没有主张是正常的，但童少生作为公司高管，社会经验丰富，不当机立断送其父去医院抢救，致使假自杀弄成真自杀，罪责难逃！平心而论，作孚如被送到医院，抢救成功是大概率事件。但如果是童所作决策，可能会承担责任，因为当时情况并不明朗，万一作孚获救违背中共高层意图，他积极靠拢中共的努力必将化为泡影，接下去，就会跟郑璧成、何乃仁等一样下场。
当然，童少生可以自己不提，启发蒙淑仪将作孚送往医院。但问题是蒙遇事无主张人所共知，童在场情况下突然有主张，倒底是谁的主意一目了然。也就是说，童如果救作孚一命，个人利益可能遭遇重大损失。作孚子孙进一步暗示，作为其父一手栽培的助手，童这么做属于见利忘义。那就应该考察一下，作孚对童家真的有过“义”吗？
童家本是美国捷江轮船公司的买办，童季达、童少生兄弟先后主持业务，与民生公司处于竞争关系。作孚推行“化零为整”运动，统一川江航运业，捷江公司倒闭。由于童少生把兼任董事长的国货介绍所货物交给民生运输，留了一条后路，才被收编进入民生。后因他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时练就的扎实英语功底，为办理加款购买门字系列轮船业务所必须，才逐渐成为作孚信任和倚重的心腹干将。
不难看出，作孚此前其实有断童家财路之仇，至于后来给童少生一个金饭碗，完全是因为他有利用价值，谈不上什么恩德。既然如此，当作孚在民生公司影响力式微后，童不肯牺牲自身利益而靠拢中共疏远作孚，是很正常的事情，谈不上见利忘义。其实，公司高管里与童家相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邓华益原本就是九江轮船公司经理。与陶建中等共同创业的“老臣”相比，这些人跟作孚也就是雇用关系，并无什么交情。
不过，童少生也未落井下石，故意拖死作孚，而是积极寻找张祥麟，请示方略。张在欧阳平家吃晚饭耗时很多，回到公司已近二十二时，接到电话后赶到卢家更晚。他的临机处置能力也是有缺陷的，未能决策送作孚去医院，而是打电话向长江区航务局重庆分局新任局长陶琦汇报，陶再打电话向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张霖之汇报。张霖之当然要保护作孚，立即指示派医生赶赴现场抢救，但医生尚未赶到，作孚已于二十三时四十分宣告不治。
就这样，作孚虽为自己预留下六个小时的抢救时间，却被其妻、童少生和张祥麟层层耽误，终于在判断正确（中共高层无害他之心）的情况下，把试探性自杀弄假成真。消息传到北京，总理震怒！当天深夜就打电话给小平追询。被迫为执行政策不力和照顾不周而向中央作检讨的小平，同样十分恼怒，责成西南军政委公安部长周兴（AB团肃反时李韶九的得力助手）严查导致作孚自杀原因。
周兴受命后，要求已介入调查的公安人员重点查清三个问题：（1）中统、军统特务对作孚有无威吓迹象？（2）关怀有无特嫌可能？（3）作孚有无经济问题？调查结果表明，三种可能均不存在，且确实是自杀。为此，西南军政委认为作孚自杀的重要原因是：“当时派去民生公司干部对运动掌握不当”，“没有向他（作孚）交底说明情况”，让他造成在五反运动中无法过关的错觉。
据此追究，关怀被认定为直接肇事者而逮捕，此后命运不祥，据办案人员回忆，周兴称要把他关一辈子。张祥麟因保护作孚不力（郝炬后来使用“不会引水难驭舟”，概括了他和张执行政策不利的事实），又被调离民生公司，之后未再得到重用，离休前的最高职务是长江航道局党委书记。王宏远则因无直接关联，没人想到要追究他，如果不是郝炬发表回忆文章，人们甚至不知道作孚自杀幕后推手是谁（一度误以为是张祥麟）？
至于童少生，因蒙淑仪向公安人员谎称自己看电影回家晚了，把发现时间和他到场事件都做了延后，从而摆脱了处置不及时的指控（该细节和向作孚隐瞒中央贷款信息，都要到改革开放后，才由卢子女披露出来）。作为私方人员的左派，他接替作孚担任民生公司代总经理，公私合营后仍任副总经理。
此后，童少生作为作孚政治替身，享受到了重要政治待遇：历任四川省副省长兼交通厅厅长，长江航运管理局副局长，四川省政协副 ；武汉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二、三届执委，第四届常委；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政协全国常委；还在民建组织中，先后担任四川省委主任委员，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副 ；1984年病逝，享年81岁。

第一百八十八章 作孚之死下（下）
但自杀毕竟不是光荣之事，中共高层再重视作孚，也无法为他大办丧事，只能于1952年2月9日，派西南军政委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小平等领导到卢家慰问。当日下午，民生公司特地召开董事会，决定补助卢家1000万元丧葬费。10日下午，公司又举行课长以上行政干部追思会，包括童少生在内的大部分参会者失声痛哭，只有两人未哭。12日下午，在公司和有关部门周密安排下，作孚灵柩被运至南岸民生村旁墓地安葬，公司员工数百人自发沿途列队送行，江上轮船还拉响了汽笛，给予了一定的哀荣。
可中共基层干部并不了解内情，依然在内参里攻击作孚。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的《大参考》（1952年第35号）载文《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揣测他死亡原因为：（1）曾与国民党当局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而自杀（作孚本人应确实有此担心）。（2）据说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他贪污，故害怕坦白和被检举而自杀（不符合事实）。（3）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沉，他周围也有特务，可能遭谋杀（也不符合事实）。
该文还攻击作孚“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并指责民生公司行政干部会议是“哭丧会”，特别提到童少生也参加痛哭，暗示其立场不稳（也许中共高层正是看了这份内参，觉得童毕竟有些良心，才决定让他成为作孚的政治替身，因祸得福）。
章伯钧看了内参后，竟在2月底的一次政务院会议上，发言批判作孚（当是之前与其有过节，且担心他来交通部夺位）。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是作孚老友，听后怒不可遏，当场写纸条给主持会议的总理，请求出来为作孚说话。总理立刻回条，表示先由他为作孚说话，然后再请黄发言。
总理首先提议全场起立，为在民族航运和抗日战争中建有奇功的作孚致哀，之后作了20余分钟的讲话，高度肯定其历史功绩。黄炎培然后发言，重点放在作孚于抗战初期，指挥民生公司，将大量人员、军队和设备器具抢运入川，演出了一场壮烈的中国“敦克尔克大撤退”。周、黄发言赢得全场掌声，章伯钧则被众人鄙视。
时任国家副 的张澜，也于2月底致信总理，为作孚表白。 也觉得有必要对作孚表示肯定，遂于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活动时，对张澜说：“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次年夏，他又对黄炎培说：“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批判，中国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于经济建设有贡献。”
由于高层明确表态，作孚未被冠以“自绝于人民”罪名而保住了名誉，其家人也得到一定照顾。他遗嘱表示退还民生公司赠予的干股，妻子蒙淑仪生活依靠诸儿女（有预先对其妻糊涂、不积极施救他而进行惩罚的意思，因为如能救活遗嘱作废），但在有关部门指示下，公司仍将干股留给卢妻，使之靠红利及以后的定息有一定经济来源。而其三子二女、十六个孙辈也各有成就，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或为企业高管或为大学教师。
作孚盖棺论定，民生公司公私合营进程还需继续。由于客观上不再有阻力，公司干脆于2月25日宣布，全部转入清理反革命（简称清反）运动，并结合进行三反、五反运动。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除宜昌以上的川江航运有少数职工轮流坚持生产外，公司在重庆、万县、宜昌、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各分支机构、宜昌以下长江航线和华南航线，一律停航搞运动（基本就是作孚自杀前向小平提出的关门搞三反，搞好后再开门）。
在此期间，民生公司轮船大副以上船员全部被关押审查，作孚自杀前还要求照顾的郑璧成、为作孚回归内地起过穿针引线作用的何乃仁、公开批判作孚的李邦典（性质与关怀一样）等高管，也先后被逮捕。统计下来，公司“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和“高级职员”共139人，逮捕21人，包括作孚在内自杀3人，病死1人，作为冗员处理13人；余下101人中，只有22人保持原职，47人降职使用，其余未定职。
空缺的民生公司管理岗位，则由各级党政机关派干部填补，最终派入公司干部389人，担任科级以上94人，其中党员82人；所有处室、科、厂基本上配备了新骨干。他们不再按原定标准享受高薪，而留用的那些高中层管理人员也“自愿”大幅降薪，有的降了50%。一度代理总经理的童少生，政治地位虽上升，但经济地位下降很多；据说，为给长期患病的妻子支付治疗费，甚至要悄悄变卖衣物（即使降薪一半也还是高薪，此说存疑）。
但不管怎么说，中共在政治上掌握了公司领导权，此后再未出现船毁人亡事情；在经济上也铲除了内部吸血的“毒瘤”，为扭亏为盈创造了条件。内部清理得差不多以后，有了基础的公私合营便提上议事日程。8月25日，民生公司24届17次董监事联席会议在重庆民生大楼召开，通过追认政府1000亿元贷款为交通部股权投资的议案，并改组了董事会。董事会共有9席，公股代表占5席，武汉市市长刘惠农取代张祥麟（被调离）成为首席代表；私股代表占了4席，原董事周孝怀取代郑东琴（郑仍为董事）为董事长。
管理层方面，刘惠农打破民生公司董事不参加管理的惯例（本是为保护基本无股权的作孚管理权而定的），以常务董事身份被聘任为总经理，原代总经理童少生和张文昂、张文治一起，任副总经理。会议还决定，“为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执行长江航运计划，便利领导，统一管理”，把总管理处改回总公司，并迁往汉口。紧接着在9月5日十五时，公司在重庆市搬运工人大厦召开大会，正式宣布实行公私合营。
此后，民生公司因内部捞取好处的高管和故意破坏的高级船员全被清除，建立了完善的安全航运机制，用苏联“驳船运输顶推法”逐步淘汰“一列式拖带法”（可提高运输效率15%）；外部政府增派货运任务，按成本价提供燃料扶持；竟在9至12月枯水季节，实现盈利120余亿元。依照公私合营企业“四马分肥”原则，这些利润按缴纳国家所得税、提取企业公积金、留作职工福利奖金和私股红利四方面进行分配。
其中私股红利约占总利润的20%，故当年年底民生公司就分红4厘，从抗战开始就从没拿到过红利的私股股东们惊喜之下，赞叹道：“共产党有办法！”惊喜还在后头，1953年红利升至5.5厘，1954年再升至8厘，1955年竟达13.2厘，名列当时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第一。1956年实行定息后，公司的私股定息也达到8厘，比国家规定的5厘私股保底年息还要高出3厘。
这也反过来说明，作孚把员工福利放在第一位（其实是把支持他的“老朋友”高管贪污权放在第一位），是导致民生公司亏损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也是在侵害股东利益。这种经营思路不改变，他就算留在香港也成不了船王，只能倒闭破产。而作孚自杀也在客观上为中共整顿公司扫清了障碍，但公知便据此暗示，中共高层本意就是要逼死他。对此，只要认真了解和分析细节，就知道是因果颠倒。中共要排除作孚阻碍，完全可以调他到中央做官，总理已开始实施，若当时能得到及时救治，估计他也能接受这种安排。
中央对民生公司新面貌，予以了高度评价。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两篇介绍公司在公私合营后的成绩，并总结了经验。主要是：（1）在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彻底革除了旧机构遗留下来的经验落后、生产浪费、机构臃肿等致命病根，并建立了各种进步制度。（2）公私代表在董事会中互相尊重对方利益，采取协商方法解决重大问题。（3）合理分配盈余，既保证生产正常发展和照顾职工生活福利，也使投资人有利可得。
润之也对民生公司这个公私合营典型十分重视。1953年2月中旬，他从武汉乘军舰前往南京，特地请刘惠农和中南水利部副部长林一山（后者主要是汇报三峡水利工程可行性）陪同。在旅途中，他认真听取了刘关于公私合营全过程的汇报，予以了充分肯定，要求继续使长江上所有私营航运企业都走上公私合营道路。1955年11月，中央召开有各省委、市委书记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会议。刘惠农以武汉市委副书记身份，在会上汇报了民生公私合营的四条经验：
(1)必须采用社会主义管理方法；(2)对资产阶级分子团结和批评相结合，在教育和使用中达到改造目的；（3）对资产阶级主要人物不仅要适当安排，还要大胆使用，发挥其积极性；（4）必须依靠党委的领导和党内思想的一致。12月3日，《人民日报》对这篇汇报发言进行整理，刊登在当天的第二版上，题为《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必要和可能的》，将这些经验上升为指导全国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大潮涌来，民生公司从1956年1月起实行定息；到了9月与长江航运管理局合并，私股代表童少生、李肇基改任该局副局长，遂融入到全民所有制企业之中。改革开放作孚次子卢国纪借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之机，于1984年重建了民生公司，经过多年发展，现已成为以长江航运、物流、能源和地产为主营方向的大型民营集团。
作孚之死全过程及民生公司历史就是这些，再回到五反运动。由于他自杀的直接导火线是未经党组织允许的群众“揭发”，润之意识到如不对群众行为进行事先规划，将会有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逼死。那样的话，中共不仅在舆论上很被动，而且还将导致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破裂，破坏社会经济运转秩序，从而动摇执政基础。
为此，润之于2月15日，以中央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这其中，作为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城市上海，对五反运动走向影响更是举足轻重。润之决定派在三反运动中措施得力的薄一波前往，在华东局主持下，悉心考察和推进当地的五反工作，以防出现纰漏。
2月25日，薄一波到达上海，当天即传达了润之和中央关于上海推迟发动“五反”运动的指示。但其实，上海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相当严重，之前已经有一些性质极其恶劣的典型受到打击，比如医药界奸商王康年，已经在4日被公安机关逮捕。而到截止推迟指示运动指示下发日，已经有76名资本家自杀身亡（自杀未遂的还有十几人）。欲知详情和之后中共的对策，请看第一百九十章《五反运动》。
在结束本章之际想分析的是，撇开解放初期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大背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挽救民生公司这样一家负债累累但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私营企业，应该怎么做。首先看如何对待企业原总经理。实事求是地说，作孚这种类型的企业家，类似于巨人集团时代的史玉柱，只知进不知退，市场环境好自然高歌猛进，一旦不利则将面临资金链断裂，作为企业家是不够格的。故当政府注资成为大股东后，肯定不能让其继续领导企业，而要撤换。
其次看如何对待原高管。盲目扩张而负债累累大企业存在大量货物和资本交易，每个环节都有中饱私囊机会，要其高管清廉自律是不现实的（如果真自律，也不至于山穷水尽）。因此，政府注资接管公司后，肯定要大换血，甄别辞退掉这些企业蛀虫，才能改换面貌，扭亏为盈。
按照常理，新入主的大股东砸原高管金饭碗，肯定会遭到顽抗。顽抗手段是毁坏企业有形和无形资产，具体到民生公司，就是想办法造成事故，船毁人亡！所以，公司解放初以事故导致的人员死亡比抗战时期还多，百分之一千是公司高级船员所为（连作孚自杀前都看出来了）。有人将其归咎于押船解放军不听内行意见瞎指挥，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胡说八道（高级船员都被关押审查后，再无重大事故发生）！利益受到侵犯的新股东当然要追究这种恶劣行为，即使不讲阶级斗争、特务破坏，也要向公安机关报案，绳之以法！
这样看来，中共既然向民生公司注资，最终更换总经理、解聘高管、制裁搞破坏者，完全合情合理。作孚如为此以自杀相抗议，非但得不到社会同情，反而因输不起而沦为笑柄。而现实情况下，他自杀之所以有一定道理，是因为五反运动这个额外因素。中共高层对此有所补救，但终因措施不够得力，最终未能避免悲剧发生。这也是周兴恼怒之下，要把关怀关一辈子的原因。

liujiangshi这种不懂装懂的人，已经封杀了，免得影响别人看帖。

第一百九十章 五反运动（上）
医药界著名奸商王康年，17岁时考进上海一个商业电台，充当播报商品行情和广告播音员，从而初通经商技巧。后得曾任公共租界巡捕岳父的相助，租门面开大康行，从事小百货掮客生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药断档、上海国产西药销售转好，他又赶时髦，将大康行改为大康西药行，做起西药生意。但因资金有限无正常进货能力，基本靠抛空头栈单、套客户定金搞欺诈，故大康声名狼藉，多次被客户告上法庭，于解放前夕倒闭。
上海解放后，在工商部门和新药业公会调解下，大康将扣押别人寄存不还的药品等都转为债务，以负债经营状态复业。狡猾的王康年看出，只有靠拢新政权才能获得商机，便参加了老闸区工商联，并在大康所在的大楼里担任居委会主任和肃反委员会副主任，做了不少社会工作，还满口新名词，连店员服装都改为列宁装，一副积极要求进步的做派。这就使一些机关、部队和国营机构产生错觉，以为跟跟这样的进步老板做生意比较稳妥，遂与之发生了大量业务往来。
但其实，王康年急于一夜暴富的思想根深蒂固，买空卖空、投机取巧的恶习并未改变。只要遇到大客户，就大肆吹嘘自己实力雄厚、供货及时，对于国营单位采购人员，更是采取请吃喝看戏、送手表钢笔甚至直接送现金回扣等行贿手段（据他本人交代，曾先后向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自诩“大康就是干部的思想改造所”），先把货款弄过来做点其他投机生意。然后多用低价的伪劣产品冒充质优产品供应客户，实在组织不到货源，就百般拖延推诿，来个千年不赖万年不还。
早在1949年上海刚解放不久，解放区苏北淮阴某机关来店采购药品，王康年就唆使其兄用复方大黄酊剂掺自来水等方法，自制200多磅伪药假酊剂，实施诈骗。由于国家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单位对医药用品需求旺盛，此后陆续受骗中招的又有皖北军区卫生处、中南军区卫生部、苏北卫生局、平原省志愿军荣康医院等，从过期变质止咳糖浆、非品牌手术钳到缺少零部件无法使用的X光机不一而足，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王康年就靠着这些坑蒙，使大康从解放到1951年底的销售额达350亿元，赚到不少黑心钱，还掉了部分解放前的债务。说实话，这个奸商加老赖若一直活动于解放前或改革开放后，法律也确实拿他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但放在解放初期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就要遭到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打击了。
王康年走向深渊直接导火索是，把拆东墙补西墙的脑筋动到了银行头上，从1951年8月起连续从金城银行广东、上海两分行骗贷。具体手法为，大康以将要从香港购得的药品为抵押获取贷款，按规定货到上海后与银行一起处置，还清贷款才能提货；而他却擅自提货，从而占用了贷款。据金城银行统计，大康共有12.84亿元贷款的抵押品被私自取走。此外，人民银行上海第二营业部对大康的5亿元贷款，也存在抵押品不足情况。
金城银行发现后，遂于1952年1月25日也就是除夕之日，白天派一名业务员到大康药房交涉还款事宜，入夜又加派业务员继续交涉（这是解放前遗留的年关催债做法）。王康年借口除夕部分员工已放假，表示无法办理还款，约定由他在31日（新年初六）到上海分行面谈。王在该日如约而至，但依然以周转不灵相欺骗，交涉遂无疾而终。
之后，王康年再没露面，金城银行久等不来，便于2月4日上午，作为骗贷诈骗刑事案件，向公安局报案要求逮捕法办。王此时不去银行，倒也不未必是故意躲避，而是当时五反运动已在上海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了，大康职工组织起来对他进行检举批斗，根本无法脱身。当然，这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公安局接到报案，便在当天下午赶到大康药房，等职工检举会一结束，就宣布将王逮捕！
王康年既然东窗事发，所有罪行就肯定要兜底翻，其他罪行还不致命，最关键的是欺诈了志愿军！事情是这样的：1951年11月，志愿军某部后勤人员到上海采购急需药品，大康明明无货，但他因旧欠贷款催得急，遂谎称有货收下3亿元货款，还了旧债。然而，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儆素等消炎特效药进货价不菲，王觉得实心做生意赚头有限，根本不按采购单设法购入。
到了12月中旬发货时，店里员工提醒说，上述消炎药无货，王康年一面托言已联系进口，一面用热水袋等低价冷门货和鱼肝油等辅助药物搪塞志愿军。此后部队一直来信催货，他一律压信不回，还说什么“朝鲜路远，有啥关系，这事我拿得稳。”直到被金城银行控告羁押，志愿军订货仍未得到落实。
尽管王康年的奸商行为，还不是后来民间传说的那样：用带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的烂棉花，替代好棉花制造急救包，导致志愿军战士负伤使用后伤情恶化乃至牺牲（那是武汉福化药棉厂资本家李寅廷所犯下的罪行，最终也被枪决！），但破坏军事后勤也是大罪。有关部门查实后上报中央，其罪状便由普通的经济诈骗，上升到破坏抗美援朝、危害志愿军战士生命的政治犯罪。根据润之“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的指示精神，属于必杀之列。
当然，王康年属于资本家里的坏典型，何时杀要根据政治需要，由中央把握时机最终决定。而且，他还造成不少经济损失，杀之前先得尽量挽回。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人民政府与港商李世明积极协商，由金城银行香港分行付清大康尚欠的港币15万多元，完成在港药品购买手续并将其运回上海。同时，清偿各被骗单位的债务，安置原大康药房员工，都需要时间。上述工作也需要王本人配合，故而暂时不杀。
到了1953年2月28日，中央已决定处决少数罪大恶极的资本家，善后工作已告完成，王康年的末日就到了。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他死刑，同时追缴所有非法所得。判决于当天执行！杀奸商也要师出有名，法院没有提及危害志愿军生命（毕竟志愿军还可以去其他药房采购急需药品，主要是货款被骗），而是以“行贿、偷逃税款、盗骗国家资财”三项罪名，依照《惩治贪污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十款、第六条第八款，根据查实的犯罪金额26亿元而作出的判决。
《惩治贪污条例》规定，犯罪金额超过1亿元就要严惩，王康年犯罪金额达26亿元被镇压，并不冤枉。但前几年沉渣泛起，竟有一篇署名川人的《卖假药给志愿军的“奸商王康年”冤案真相》文章流传于网络、微信，胡诌是志愿军上门强行提走药品赊欠5亿多元，之后还欲继续赊要遭王拒绝，恼羞成怒之余将他置于死地。这种妖文把志愿军污蔑为上门敲诈的土匪，简直丧心病狂，自然是彻头彻尾的谣言，应该绳之以法！
但这是后话，当时的上海五反运动走向并不理想。1952年2月27日，薄一波向润之和中央报告，描述上海五反运动现状是：作为指挥官的领导尚未进入阵地，工人、店员如散兵一般，以各自为战方式在斗争资本家，而报纸却对这些自发斗争大力宣传，导致运动进一步升温，领导更加被动，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
薄一波汇报的这种情况，跟王宏远指使关怀揭发，导致卢作孚自杀，从张祥麟到西南局领导都来不及施救的悲剧，是一回事。润之非常理解，遂于2月29日复电同意上海关于把五反运动推迟到3月20日以后发动的部署和各项处理措施，说“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三月二十号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薄一波抓紧时间部署上海五反，又于3月3日向润之和中央作了一次专题报告，原文暂未查到，但润之于5日作出的批示大致能反映其策略。批示要求，在任何城市决不能盲目开展五反；进行斗争之前，都必须分析情况、确定策略，组织工人、干部(工作队)、指挥机关，制定全盘计划；斗争开始后，还要不断修改计划。各地市委须每日指导各区，几天总结一次经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也须每几天讨论当地五反工作一次，决不能只发一二个原则指示就算交差。
润之还在该报告上作了多处批注，主要内容有：（1）在报告中划分的守法、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完全违法这四类工商户基础上，提出中央新划分标准增加了基本守法户这一类，要求遵照；（2）指出不应当提出反暴利的口号；（3）认为对五反运动进程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就是因为控制不严而出了乱子（比如卢作孚自杀）。
润之要求控制严密控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当时上海群众得知要整资本家，热情高涨纷纷举报，中央在宣布开展五反运动之初，就收到举报材料24万件。薄一波等按这些材料，对上海的工商户分类进行了内定：守法户占15.3%，基本守法户占36.8%，半守法半违法户占44.2%，严重违法户占2.8%，完全违法户占0.9%；然后报告中央。报告还建议，在掌握排队材料和具体对象后，拟用一个半月时间，有步骤有控制分批进行五反运动，以避免生产下降或停滞、增加失业和税收。
3月13日，润之予以该报告基本肯定，但认为半守法半违法户比例过大，要总理跟薄一波研究，移一部分到基本守法户的可行性。总理与一波通了电话，一波同意使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占总数60%。查之前这个比例是52.1%，也就是移了7.9%，使半守法半违法户比例降至36.3%。15日，总理向润之和少奇汇报了讨论结果。16日，润之以中央名义致电上海市委和一波，重申了这个要求，并建议将要坚决保护（就是卢作孚这一类的，不能再让他们自杀了）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增加一些，希望他们酌情处理。
3月25日，经过上述重新准备，上海举行了全市五反运动动员大会，广播电台向全市转播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播放，马路上行人都驻足倾听。陈毅在会上作报告，首先阐述了五反运动的重大意义，鼓励上海人民担负起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光荣任务，建议爱国、遵纪守法的资本家拥护五反运动并踊跃参加，不可自误。
接着，陈毅全面阐述了党的五反政策，指出上海除11万户摊贩在外，共有16.34万工商户，其中大多数是完全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估计不超过总数5%，罪大恶极不办不足以平众愤的更是极少数。就算是这样罪恶很大的资本家，如能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积极检举他人而立功，仍可酌予减轻。因此，不法资本家并非没有出路，而是都有在坦白与抗拒、宽大与严惩之间选择的机会。
陈毅报告的精神是经与薄一波等商量、得到中央批准的，战略思想很明确：五反运动就是要整民族资产阶级的，查实的五毒行为一定要受到惩处，主要形式就是向政府交出部分财产（一波与上海市委定下的目标是获取1万亿元），经济上伤筋动骨是免不了的。但只要肯坦白然后退赔，不会往死里整，企业还将保留，企业外的私有财产不会被没收，依然可以过比普通人更好的生活。
然而，能当上资本家的人自然对个人财产看得比天还大，不吃点苦头又怎么可能乖乖就范？搞逼供信是中共拿手好戏，对自己人尚且有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对不是自己人的资本家又哪里会客气？此前之所以暂停，是因为五反目的决非打垮资产阶级那么简单，在打垮同时还要使社会经济活动保持正常，还要搞到资本家的钱，还要保护像卢作孚那样的统战对象。此时一切就绪，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了1000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
工作组进驻之日就对私营工商企业资方宣布了十大纪律：（1）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五毒罪行，（2）不准借故停工，（3）不准借故停业，（4）不准借故停止发薪，（5）不准借故停止供应工作餐，（6）不准威胁工人、店员，（7）不准借故抽逃资金，（8）不准隐藏物资，（9）不准烧毁账簿，（10）不准搞攻守同盟。这样，五反期间生产经营照常进行，各地客户依然上门订货，从而有效降低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控制住企业的基本局面后，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首先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然后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所有员工先从诉苦入手，激发起对资本家的仇恨（跟发动土改的方法是一样的），然后检举揭发其五毒罪行；同时动员资本家亲属里的党团员、妇联积极分子、里弄居委活动分子去做工作；另外还召集同行资本家一起开会，让他们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薄一波和上海市委用以上办法开展了第一期运动，检查斗争对象是36个行业的74户，内含资本家197人、高级职员361人，同时涉及店职员997人、工人5959人。大多数资本家在上述组合攻势面前无从抵赖，不得不坦白交待自己五毒行为，到3月31日第一期运动宣告结束，共认定盗窃国家资财金额3100亿元，平均每户44亿元。
不过，如仅追究确实存在的五毒行为，估计资本家也只能口服心服，乖乖认罚了事。但问题是，五反运动不仅要使资本家从此不敢再犯五毒，而且还要让他们向政府交出一定数量财产，交不出至少也要成为欠债。这样，就给资本家们的头上套了紧箍咒，要他们往东不敢往西（类似与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把大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抢救成“特务”，从此他们被戴上紧箍咒，党要往东他们不敢往西）。等决定公私合营时，只要以免除对政府的巨额欠债为条件，估计不会有多大阻力。
出于这个目的，中共各级领导授意工作队：千方百计放大资本家违法收入，把一些可抓把柄的合法收入，故意算作非法收入。如华新仪器厂与国营百货公司交易时，都在批发价基础上打九五折，有一次与中石油公司交易未打折，该公司发觉后，便在五反运动中追回折扣400万元。工作队查出后，遂将该款算作盗窃国家资财所得。
又如中华橡胶厂按行业与国营交通器材公司交易惯例，先收六成定金，交货后再收余款。由于橡胶资源紧俏，国营公司不顾交纳定金不应超过三成的纪律，如数交付。工作队来到后，马上把多收的三成定金，也算成是盗窃国家资财所得。故意这么计算的后果是。很多私营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态势。
例如：中南橡胶厂总资产在170亿元左右，工作队查出的非法利得却高达300余亿元之多；大明造纸厂1951年全年毛利润130亿元，工作组计算出的盗窃国家财产金额高达150亿元；大华贸易公司全部资金24亿元，工作组确定的补罚金额竟超过60亿元。绝大多数资本家都在理论上将被人民政府罚得倾家荡产！运动第一期平均每户盗窃国家资财44亿元，很多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一百九十章 五反运动（下）
没摸透中共实际意图的资本家，以为真要倾家荡产，对此坚决不承认。于是，工作队采取了几乎等于“大刑伺候”的传讯和逼供信办法。典型过火案例有：上海第二印刷厂传讯某五金号推销员包鑫泰，通过迫令下跪、脱大衣、抓头发等体罚，终于使他书写了行贿认罪书和随传随到保证书。江宁区税务局人员打商人白建华耳光使其晕倒后，称其装死，醒来后继续用棍子乱打。人民银行将中国柴油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传来关押两周之久。
更多情况是工作队自己不出面，纵容职工动手殴打老板。比如景福衫袜厂职工把老板关进黑暗潮湿的地下室，连抽耳光，导致其旧病复发。东南药房老板夫妇被单独关押，绝望自杀，职工发现后既不送医院抢救，也不通知家属处置，放任其死亡。明星电机厂资本家不发积欠工资，工人不仅四天四夜不许老板睡觉，还体罚老板娘，老板娘体力不支倒地，连浇三盆冷水令她站起。河南路汇森理发店老板停工停薪停伙，职工喊来理发工会基层会员，合力将他双手反绑，拖到街边跪在长凳边示众，路人纷纷围观。
大部分资本家哪见过这等阵势？只好屈打成招一概承认，先保住命再说。但也有少量资本家把金钱和好不容易奋斗来的社会地位看得比生命还重，便以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方式自杀；还有一些不敢自杀胆小鬼，也因精神压力过大而诱发中风或精神病。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五反运动里，上海有200多名资本家自杀身亡。
具体事例就不列举了，只说一个最为搞笑的事例：一位绸缎庄老板到国际饭店大吃一顿后，从24层屋顶花园上跳楼自杀，不想正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软垫上，三轮车夫被弹起来，头部撞上饭店大理石墙面不幸死亡；而要自杀的老板却因得到缓冲而活了下来。据说，自此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资本家压死（跟重庆市前阶段两起跳楼自杀导致路人死亡的情况是一样的）。
为防止自杀蔓延，上海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马路两侧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有工作人员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派解放军防守，黄昏后不准行人走近江边。陈毅也对此忧虑不已，每天都要询问又有多少“空降兵”（指跳楼的资本家）？同时，他对资本家自杀原因也茫然不解，曾在一次广播里问道：“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
但很快，陈毅、薄一波他们搞清楚了，资本家们误以为中共真要让他们倾家荡产，既然无金钱那就宁可死。搞清楚了原因就赶紧补救。4月3日，上海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出面，召集运动这一期已经定案的74家老板开会，宣布三项决定：（1）既然问题已经定案，要安心生产；（2）如能检举立功，还能减轻处罚；（3）问题再严重也不抓不关。潜台词是，屈打成招的这些金额并非真要追缴，只是加在头上的紧箍咒而已，只要从此听话，现在安心生产，将来乖乖交出企业，所欠款项是可以商量的，不会为此没收企业外的私人财产。
同时，薄一波和上海市委在4月1日到12日的第二期运动中，吸取上述教训，采取了一些新方法。最重要的是不再发动职工面对面斗资本家（因为运动过后，还要继续共事），而是在资本家不参加的情况下诉苦，并争取到会的高级职员支持五反运动。同时，动员运动第一期中已定案的那74户资本家检举揭发同行。至于这些措施是否使用，则要看按行业按区被召集开会的资本家态度。
于是，参加第二期运动的资本家天天在一起开会（晚上可以回家），互评互挤，自行交代。中共对态度好、交代违法金额多的，予以适当表扬，并免于检查，还将考虑减轻处分；对于动摇的，令其回去写检查，彻底坦白；只有少数不识相拒不坦白的，才派工作队进入厂店查账。到了这一步，那就敬酒不吃吃罚酒，会让发动起来的职工和争取过来的高级职员，一起批斗资本家，还要让已定案资本家也要站出来揭发，直到其屈服为止。薄一波把这种做法称为背靠背。
此外还有303户上层资本家，原则上是要保护的，不能让他们像卢作孚那样自杀。故采取的方法是，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开会，自行坦白和互评互挤，坦白内容不登报保密，不到大会上去斗。但对他们也有区别对待：有些安排“衣冠整齐”过关，有些则要搞得“丢盔弃甲”才让过关。为了争取此等区别待遇，这些头面资本家们也不再温文尔雅，互相之间的攻击也很厉害，被形容为水鸟状态（露出水面的身体不动，但下面两脚激烈运动）。
无论上层资本家还是一般资本家，绝大多数慢慢都弄清了中共意图，为了过关尽量把五毒金额往多里“坦白”，反正不会真追缴这么多。4月14日，郭氏永安集团留守资本家郭棣活，宣布自己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资财合计1097亿元，较之前增加三倍多。15日，荣氏家族留守资本家荣毅仁也干脆交代五毒金额为2096亿元。
但其实根本没这么多，弄得中共为保护这些上层资本家，赶紧据实核减。至此，追查五毒金额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到第二次战役结束，被打透的重点户2000余户和第一次战役中的重点户，共须退补3.4万亿元，其他等待做结论的10000户左右的则须退补6000亿元，两项合计达4万亿元，远远超过事先预想的1万亿元。
4月20日到5月1日，薄一波和上海市委又发动了五反的第三期也就是最后一期运动。其中，剩下的1万户大户（指有店员10人左右的商店和有工人四五十人以上的工厂）必须解决，而还未参加运动的15万余户中小户里面，68400户中户必须解决，至于83000余户小户（指只雇佣一两个职工或自己劳动的家庭商业户和独立手工业户，中户则介于大、小户之间），只选出5000到10000户加以解决，剩下的就放过了。
此前，润之已提出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据此原则，上海的第三期五反运动相对平和，而资本家大多摸到了底（在前两批挨整的里面总有朋友会传授经验），乖乖缴械投降了。
不幸的是，上海四大食品公司之一的冠生园食品店的总经理冼冠生，素来爱国、为人正直，不肯在压力下自诬，跟卢作孚情况有类似性。然而，其资本规模、历史功绩都比卢差得多，列不进303户上层资本家，受不到特殊保护，便由背靠背升级为面对面，交店内职工批斗。4月21日，冼不堪忍受激烈群众运动，从总店楼上跳下，陈尸南京路上（这是坚决求死，而非卢那样的投石问路式自杀）。这在政治上给中共带来被动，也成为网络反共分子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些真有问题的资本家自杀，他们是不会大肆宣扬的）。
5月1日，上海五反运动基本结束，资本家交代的违法所得高达10万亿元（不包括罚没）。一叶知秋，全国其他大中城市五反运动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就不再展开介绍了。之后运动进入处理阶段，如何正确对待“屈打成招”出来的海量五毒金额？是一件原则性很强的工作。薄一波为此于4月13日，向中央提出五条建议：
（1）许多资本家五毒金额已接近或超过企业资产总值，如直接没收企业，一是还没有能力管理，二是容易造成恐慌，在政治上被动。故建议只整垮极少数大投机商和完全有害无益的投机分子经营的工厂，并在理由十分充足、十分同情的情况下，接收极少数有垄断性或在生产上占极重要地位的工厂；其余一律让资本家用现金退财补税。
资本家如无力付现又不愿出让股权，可以让其写下签约，以后在国家监督下分期偿还；如愿意出让股权，可以接受其要求，实行公私合营。但公私合营企业太多，政治上对中共不利，可接受其股份而不对外宣布。此外根据中央法令，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除退补外还要罚款，但连退补的现金尚且拿不出，更何论罚款？中共实际得不到罚款，得虚名而在政治上失分，不如规定只要能彻底坦白、立功赎罪，一般只退补不罚款。
（2）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工厂企业，如设备较好、技术较进步、生产量大、工人多，即使资债相抵甚至资不抵债，工业部和贸易部仍应该实行加工订货。但为防止其挪用原料、定金和加工费，应或沿用劳资协商会议形式，或新创加工订货保证委员会形式，让工会支持的工人监督生产，并由工人代表、高级职员和资本家共同签字负责。为此，建议中央督促各大中城市党委，迅速研究制定工人、店员监督大中厂店生产经营的具体办法。
（3）对资本家在抗战胜利后经合法手续低价购得的敌伪工厂，不宜认定为隐匿敌伪财产，以免发生混乱。（4）303位上层资本家胡乱交代，导致其盗窃国家资财金额奇高，按规定大部要算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但真这么处理，将使今后团结使用发生困难，故应从轻处理，根据其政治态度和企业设备、技术、产量、工人等情况，定为完全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户。
（5）自3月31日起，共逮捕严重违法、抗拒运动及人缘不好的资本家30余人。考虑到多抓好处不多，拟在整个运动中加以控制，多数释放。那些准备要杀的（比如王康年），现先选择对象和准备处决必须的罪行材料，等中央决定总的办法后，再规定具体实施步骤，时机成熟即坚决镇压！
润之接到报告后，又进行了认真思考，站在更为高远的战略角度，于6月10日就五反运动定案、退补等工作，以中央名义向各地发出指示。指示表示，五反运动主要目的不是索取资本家的资财，而是改造社会。定案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的严应当宽的宽。为此，要在做好工人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宽大和认真的态度。
具体而言，资本家违法所得退补额，应当定为他们坦白金额的1/3强，以上海为例，总共坦白10万亿元，实际退补4万亿元即可。除少数确实能够和愿意早日退补的和极少数应该没收财产的外，大多数资本家退补时间应一律推迟到9或10月，金额大的可分数年退补，还可以把一部分转为公股。罚款只能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这样，就能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五反期间经济多少还是受到了一定影响），让资本家重新靠拢中共，恢复经营积极性，从而避免工人失业的危险。
至于向违法资本家的加工订货，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要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就此为难资本家。工人监督生产势在必行，但不宜行之过急，中央同意先在少数厂店试点，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逐步推广（基本就是无条件加工订货，要比薄一波建议宽大得多）。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要合乎实际经济情况，不能太低，尤其不可太高，致使自己陷于被动（因为等公私合营后，这些工人福利要由政府支付）。
按此原则，各地转入定案阶段。上海许多资本家为此受到“宽大处理”，比如荣毅仁胡乱坦白五毒金额2000多亿元，尽管定案时砍掉大半，但仍有数百亿元，按律应定半守法半违法户，上海市委予以照顾拟定为基本守法户。报到中央，润之说干脆大方一下，定为完全守法户（当然，荣如在坦白阶段就自称完全守法，不坦白一点五毒金额，那就栽赃也要定上数百亿元，而且最好结果也是半守法半违法户）。
而对其他城市的资本家处理结果也大同小异，总之套上对国家负债的紧箍咒就暂时没事了。至于被处死的资本家，根据润之判刑尤其要少的精神，也就更少而又少了。除了王康年和李寅廷之外，还有南京市盗取国家统配煤3000吨、糙米108万余斤的奸商杨锄东等，
人数非常有限。
到了6月，中央贸易部要求各地贸易机关重新审定加工订货合同，正确核算成本，保证私营工厂在正常合理经营情况下，每年可获得10%、20%乃至30%的利润，在防止追求暴利倾向的同时，调动资本家生产积极性。同时，国家还增加了对资本家加工订货及收购，当年还比上年增加13.6%。总之，在给资本家套上紧箍咒后，反而比较放手使用了。
10月25日，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报告，该运动遂与三反运动在同一天宣告结束（其实均已在数月前就事实上结束了）。经此运动，原先还能在解放后的历史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民族资产阶级被套上了“紧箍咒”，只能听任中共摆布，什么时候让其退出历史舞台就什么时候退出。而在国内，还有一股政治势力也需要被套上“紧箍咒”，那就是西藏地方当局。但没等中共去套，他们倒在五反运动高潮期间，主动要与中央政府较量，欲知详情，请看第一百九十一章《罢两司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