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蔓延至今，民间对真相、责任的追寻一直持续，其核心，是对病毒“人传人”的结论，究竟有没有人为隐瞒、拖延不公布的争论。由于关乎这一场大疫的责任在谁、及其责任之大小，各方争论激烈，各持己见，对于真相的共识似乎一时难以浮出水面。

其实，真相就在细节之中。有两个无法否认的细节，似乎揭示了问题答案：有关方面并不存在对“人传人”结论的隐瞒和拖延。细节一，国家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自己也被感染。王是在钟南山之前，于1月9日至16在武汉考察疫情的专家组成员之一。如果当时他们已确认病毒可“人传人”，必定加强防范，那么，王只是参与考察、而非第一线治疗的专家，不大可能被感染。王被感染，恰恰说明他们当时并没有足够的防范意识；也就是说。当时并没确认能够“人传人”。医护人员被发现感染，按王的说法，是在他们离开武汉后才出现。

细节二，1月18日坐餐车赶往武汉的钟南山，在餐车上没有载口罩。如果当时已确认“人传人”，八十多岁高龄的钟老，不可能在公共场所不戴口罩。事实是，自20日确认“人传人”后，钟老在公共场所都戴口罩。

上述两个细节，既非猜测，也非说辞，就是事实。显然，此事实胜过所有的猜测和说辞，足以证明1月20日前，专业部门并未确认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的事实——连专家们都没确认，各级政府更不可能作出确认并据此决策、应对。

但是，专家们在1月20日前没有确定“人传人”，不等于事发地武汉政府没有责任。从什么都不做到封城，其间有很长一段距离，武汉政府本可以做点什么，比如，取消“万家宴”。而且，专家们在给出结论“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人传人”的同时，也警示了“不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这应该能引起一定程度警觉了吧？既如此，武汉政府就应该有所反应，作出预防。结果，他们却还是在操办两会、联欢与“万家宴”。可见，事后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对媒体的表态：“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国外”，“我现在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要小”——并非无的放矢，也不是虚应、客套，而是武汉确实有此责任；而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1月2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武汉的指责，称官员在这波疫情中，除了科学，还要考虑政治、维稳、经济、随春节而衍生的民生需求等多方面，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多采用科学视角，如果科学视角采用得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如果你救治力量不足，抢救力量不足，隔离措施不得力，就会造成病例的指数级增长，就是武汉现在的情况”——句句讲到了要害。

为什么在“不能排除人传人可能性”的结论下，武汉会反应迟缓？我的猜测是：虽然当时不能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但病毒并没有表现出后来那么强大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当时还没人死亡。而且，按照王广发的说法，1月16日返京时，他们专家组在机场紧急开会讨论——专家们开这种会时，应该不会戴口罩。奇怪的是，似乎并没有其他专家被王传染，事后，他们显然也没整体隔离；王的家人、同事，似乎也没有被他传染。可见，当时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没有后来那么强，其传染性似乎有一个逐渐增强过程），所以，政府方面的主流看法或许是：这个事不大，可以先压一压，为其他“更重要的事”让路——因为疫情与其他事性质不同，它有一种“不相容”的排它特征：如果重视它，其他事就必须停下来；因为不愿“停下来”，所以武汉政府选择了将疫情压一压。究其原因，还是害怕民众发生恐慌，害怕给领导、给中央“添乱”。所以，只要没看到疫情有大爆发的风险、估计还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就希望悄悄处理；同时，为了不引起公众“警觉”、怀疑，其他一些已确定的公开活动，如万家宴、联欢、两会等，必须一切照旧，以营造平安无事、至少是问题不大的氛围。

上述情况也说明，至少这个体制的奖惩激励体系有问题。各级官员优先考虑的，是怎么让上级满意，对上、对下的关注过于失衡。官方所谓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根子其实都在这里。

可见，武汉政府大概率存在判断、决策失误的错误。这种错误，有体制原因、经验原因，可说情有可原；但因为它造成的后果太严重，因此责无可恕。

不仅武汉政府有责任，中国疾控中心也难辞其咎。在1月20日以前长达十多天的日子里，它始终不向公众讲清楚“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人传人”这一判断下面所包含的真正风险；即使后来提到“不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也马上加一句“持续传染的可能性低”。因此，不能排除专家们为了避免承担“添乱”责任，故意模糊表达，在误导公众的同时，可能也误导了地方政府。由此可见专业机构本身的官僚化。

回过头来看，在此次疫情面前，专业机构和地方政府其实在玩一场推卸责任的游戏。他们不是对上隐瞒，而是纷纷含糊其辞，迟迟不下最后决断，以免承担责任。大家都在打太极拳，看谁先玩不下去，谁先挺不住谁就承担后果。

从早期展现的大意看，中国确实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从后来的抗疫看，疫情确认并公布后，政府措施是有力的，官员大多也能尽力，但因整套防疫、卫生系统本身有问题，且没经过实战的考验，表现还有不如人意，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改进。现在人们都说，要感谢一线的医护人员、警察、军人、基层官员等——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坚持在第一线，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体制。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在这样的灾难中一线普遍表现如何，但我相信中国的表现一定属于好的。现在已经不断有人强调，事后评功不能再感谢体制，只能感谢一线的普通人。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导向——该批评的批评，该赞扬的赞扬，有一说一，这才是实事求是。实际上，在这种时候，国人能够依托以度过危难的，还是只有这个体制，并不存在可能的替代者。所以，现在一方面要发现问题，改进体制；另一方面也要尽量维护这个体制，使其能够以较低成本运行，较好履行职能。就像二战时期的苏联：政府“卫国”是真诚的；支持政府获得胜利，则是民众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