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从来都不曾愚忠，——“岳飞愚忠”形象纯属虚构杜撰！

提到岳飞，很多人立即就会联想到他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就会想到一个忠臣义士形象。尽管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以天下兴亡、百姓安危为己任，而非单纯忠君， 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流传甚广的民间演义小说却虚构杜撰出岳飞的“愚忠”形象，而且自明清以来，岳飞竟然成了统治阶级宣扬“忠君至上”的典范。
近现代史林诸贤，曾屡屡为评价岳飞之忠而操笔伐戈，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岳飞是否“愚忠”的大辩论至今，见诸报章刊头的专文，已逾几十篇之多，至于史家评史兼论及岳飞之忠者，更是无以尽计。然纵观诸家之说，大致可分为两派：
其一，是所谓“愚忠”说，不顾史实，主要依据民间演义小说和评书的描述,认为岳飞之忠，是绝对忠君，认为岳飞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忠君思想驱使下干的,甚至直到临刑前，“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飞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业”,铸成千古奇冤，岳飞“被自己无限忠诚的皇帝惨杀了”。1985年2月，黄君萍在《晋阳学刊》上大谈“岳飞愚忠思想的危害”，再次论述了这些观点。
其二，是承认岳飞之忠确实包含部分忠君思想，但绝对不是对皇帝无限忠诚，还有对国家民族、江山社稷的忠诚。如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所说：“岳飞确有忠君思想，但并不像后世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得忠君”。而龚延明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在抗金斗争和反对赵构、秦桧妥协投降政策上，岳飞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岳飞确有忠君思想”。
由此看来，仅仅对岳飞忠君与否进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现结合宋代社会伦理思想，对岳飞之“忠”进行一些“质”的分析。

一、宋代“忠”的内涵

“忠”，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人身上体现时，还有不同的内涵。评说岳飞之忠，就要分析宋代“忠”的具体内涵。
本来，在先秦时期，“忠”是表示各种人际关系可靠程度的概念，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伦理学内涵。自秦汉封建专制形成之后，“忠”便成为君王对臣民的单向绝对要求。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很少再被人提及，朋友、父子、夫妻之间，也不再用“忠”来表述相互情感和关系，“忠”的内涵，被强制的唯一地释为“忠君”。但是，到了唐末五代期间，“君权天授”的迷信，被农民起义和统制阶级内部的激烈倾轧所粉碎,兵强马壮的军阀武夫，只需挟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弑帝，自称孤寡。如大臣冯道几易新朝，却全无不忠不义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强兵逼君“禅让”而建国之后，为了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这才重新宣扬“忠君”。如北宋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为褒贬标准。宋真宗时，太子喻德鲁宗道私入酒肆饮宴宾亲，被纠察抓获，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为夸赞，誉为忠于君而不敢隐己私的典范。
但是，毕竟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既然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谁会痴信“忠君”之行为天经地义呢，所以，尽管宋朝皇帝费尽心思，一直没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对鲁宗道的小题大做，正是当时社会欠缺“忠君”风范的反证。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扬“忠君”的啦啦队，但却旗帜鲜明地摒弃了只强调臣民绝对服从君王的愚忠概念，转而强调君王应以社稷国家之久远利益为忠的前题，即所谓“君要行君道”，君王也要时刻“为江山社稷计”。如理学创使人二程就曾多次指出：“忠者天理”“然为君尽君道亦天理也”，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尽忠。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则更尖锐地指出：“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易也。然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
由此可见，这些大宋臣民已没有多少“愚忠”的意识，竟然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开宣称：若君王多行不义，臣民不仅不必忠其君，甚至“ 放”（赶跑）、“弑”（杀掉）之，也是理所当然！注意，这是前代人所不敢言，后代人所不敢想的“忠”，而宋代人却对此说得满不在乎。

到南宋初年，忠于国家民族，已成宋人最光荣最基本的职责，也成为社会检验某种行为是否“忠义”的主要尺度。于是，当人们并不知道宋高宗赵构已经逃亡到何处时，却仍然坚持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国斗争：北方蜂拥兴起无数“忠义民兵”，接连又出现了壮烈的陕州保卫战、徐州保卫战、楚州保卫战……就连曾与宋朝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各路农民、渔民、士兵起义军，也毫不犹豫地把矛头指向金兵，而与宋朝抗金军民站到了一起。
正是因为社会大众以国为忠，迫使南宋小朝廷投降求和比决心抗金更难。曾几何时，当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一伙打着“尽孝”的幌子，借口迎回宋徽宗梓宫而卖国投降议和时，南宋朝野之间不仅不对皇帝惟命是从，相反，各阶层人士都强烈表示反对和愤慨。官职低微的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两日之间，坊刻万千，传遍天下。在历数秦桧误国卖国罪行的同时，胡铨也毫不客气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羞忍耻…….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大臣范如圭则警告皇帝：“自公卿大夫以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忿怒，岂有听陛下北面而为仇敌之臣哉！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这“意外之患”是什么？为何“不可胜言”，宋高宗赵构心里也很清楚：显然是指天下“六军万姓”要愤而唾弃皇帝！决不会是百姓对他的 “无限忠诚”！
南宋大臣范如圭写信给宰相秦桧说：自靖康以来，金国女真军队所杀戮的，不是宋军将士的父兄，就是他们的子弟，宋军将士们和金兵有血海深仇，恨不得将其肉“脔而食之”，而秦相公你却对金国“爱信之如天属之亲”，那么“万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归罪于相公”，秦相公你知罪吗？但秦桧却恬不知耻地扬言，说他自己“欲济国事，死且不恤，宁避谤怨”？范如圭不但直截了当地驳斥了秦桧的这些无耻谰言，而且还严厉警告秦桧，范如圭说：秦相公你如果犯了众怒，陷君主于不义，那么秦相公你的遭遇恐怕不只是“怨谤而已”，秦相公你“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
《宋史》卷381《范如圭传》记载：“秦桧力建和议，金使来，无所于馆，将虚秘书省以处之。如圭亟见宰相赵鼎曰：“秘府，谟训所藏，可使仇敌居之乎？”鼎竦然为改馆。既而金使至悖傲，议多不可从，中外愤郁。如圭与同省十余人合议，并疏争之，既具草，骇遽引却者众。如圭独以书责桧以曲学倍师、忘仇辱国之罪，且曰：“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为此，必遗臭万世矣！”桧怒。草奏与史官六人上之。”
从南宋群臣“以忠义挟天子”，到范如圭不可胜言的“意外之患”，都清楚地说明：在宋朝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忠”的内涵，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社稷。
顺便提一下，即使到了南宋中后期，虽然南宋小朝廷亦极力宣扬以“忠君”为忠，却和北宋一样收效甚微。就连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的南宋理学家朱熹，也明明白白地不许弟子们绝对“忠君”，而是要先看皇帝是否“爱民如子，使臣以礼”，然后才可决定是否“事君以忠”。并且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君不尽礼而臣子仍尽忠，必将“致君臣不以善终”，这不是忠君，而是“贼其君者也”。可见，在宋代这样的社会里，岳飞之忠，其实并不是像后世宣传的那样“愚忠”的。


二、岳飞之忠，志在国家、民族

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生活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这样一个汉民族危亡不定的动乱时代里。岳飞是以“忠勇”赢得英名的，岳飞所“忠”的对象是什么？
宋高宗奖给岳飞“精忠岳飞”旌旗时，当然是希望岳飞忠于皇帝一个人的，可是岳飞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却是“尽忠报国”！那么，国是指什么，仅仅是皇帝吗？仅仅是宋高宗赵构本人吗？当然不是！
许多人一再撰文强调：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和君王、祖国和朝廷，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岳飞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分辨清楚。因而“尽忠报国”，即是为赵宋王朝尽忠，为朝廷尽忠自然也就是为皇帝尽忠。
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宋时期社会思想的实际内涵变化，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从宋代开始，准确地说，从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开始，“朕即国家”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坚决抗金与宋高宗赵构、奸相秦桧一伙议和投降派面前，宋人将皇帝与国家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周宝珠先生在《试论南宋军民与岳飞反对宋高宗对金投降活动的斗争》一文中，对这种现象曾作了精辟论述，列举了这样三条史料：

1、当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北宋宰相何粟居然当朝痛斥宋钦宗一伙道：
“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

2、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准备对金屈膝求和时，南宋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其中写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

3、最直率的莫过南宋御史方廷实，当宋金绍兴议和时，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
“…………呜乎！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请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难看出，何粟、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过是不敢“造次”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却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人民），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 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赵构一个人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作为一名武将，岳飞不能像文臣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像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但是，岳飞在忠于皇帝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岳飞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民族的忠诚、热爱，以及对宋高宗赵构、奸相秦桧卖国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强烈不满。

让我们略举几例：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六七月间，当刚即位的宋高宗伙同奸臣黄潜善、汪伯彦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级军官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越级上书，直接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乘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结果，岳飞被以“越职言事夺官”，罢官撤职。倘若不是以国家民族大义为计，岳飞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御驾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求皇帝亲自率领大军，冒着枪林箭雨，亲自到前线鼓舞士气，收复国土、拯救百姓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军大举渡江，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侵犯江南地区。得到金兵渡江的紧急战报之时，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慌忙命令都统制陈淬率领统制岳飞、戚方、刘立、路尚、刘纲等十七员部将，统兵两万赶往马家渡迎战，又命王燮指挥一万三千兵马策应。待陈淬率军抵达马家渡时，金将鹘卢补、当海、迪虎的部队都已渡江，金国军队兵势甚盛。陈淬所统率的二万原东京留守司军也保留了宗泽统兵时的战斗作风，勇敢地与金军搏战。岳飞所率的右军更是争先奋击，同金国汉军万夫长王伯龙部对阵厮杀，与金军主力激战了十多个回合，也未分胜负。正当激烈混战之际，不料宋军将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乘机击溃宋军。陈淬兵穷势尽，仍不后退，他大骂金人，显利刃搠胸，至死神色不变。
当时岳飞还没有独立成军，只是杜充手下的普通统制（相当于现代军队的团长）。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各路宋军“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面对强敌凶猛攻势，面对强敌凶猛攻势，岳飞深知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仍然率部孤军浴血力战，直至迫不得已，才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健康(今江苏南京)失守，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坐船逃亡海上，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
在南宋小朝廷分崩离析的危难背景下，一些宋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劝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国。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皇帝去向不明、各路宋军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他首先想到的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 并且激励将士们“当以忠义报国”，要继续坚持抗金。
在这种紧急关头，既无朝廷号令，也没有主帅指挥， 岳飞召集所部将士，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岳飞最后对刘经等军说：“凡不为红头巾者，随我！” 刘经等将领也表示愿追随岳飞，共同抗金。
对于那些前来相约降金的各路散兵游勇，岳飞假意应允，并且要求他们上缴兵籍。当他们按预定日期抵达时，岳飞率亲信三、五人，全副武装，“弯弓跃马”，同各部的勇健者比武，接连击败了几十人。最后，岳飞点阅兵籍，对众人大声说：“以尔等之众且强，为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赏，乃还故乡，岂非荣耶！必能湔涤旧念，乃可相附，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岳飞态度决绝，义正词严，终于使众人悔悟。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异口同声地表示：“唯统制命！”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结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初，在极其艰难的非常时期，岳飞率领几千将士,坚持在建康周围与金军周旋，多次重创金军。不久，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自进驻宜兴以来，岳飞率军击败并收编了曾为害一方的三支土匪队伍，又接连击退了进犯的金军，使宜兴县免遭各路军匪游寇以及金军的祸害蹂躏。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百姓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不仅坚持抗击外族侵略者和各路匪军，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宜兴人民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县避难。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按照中国古代的隆重礼节，宜兴人民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宜兴百姓不仅要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很少见的。
岳飞对待河北、河东等地的被金人强征的剃头签军，一贯采取正确的政策，将他们视为自己的骨肉同胞，不歧视，不苟待，尽量做争取工作。于是“岳爷爷”的声名远播，成千上万的汉人签军争先恐后地前来降附岳飞。在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岳飞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诗云：“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岳家军，盖绍兴初语”。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当岳飞率师移驻宜兴时，曾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壁述志：“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屈膝求和，岳飞不仅接连上书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人大力连接北方各路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
当时，宋高宗赵构担心岳飞在外手握重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临安（今浙江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慌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宋高宗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请求岳飞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岳飞继而又复奏道：“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
当宋高宗赵构一意孤行，按金国要求定了第一次绍兴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臣…….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谋定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赵构为粉饰屈膝求和丑行，对南宋文武大臣加官一级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已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论功，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欲望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以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国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 “尽忠报国”的志向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念，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当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换了一味忠君的“愚忠”之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当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叛盟，金军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率军北上抗金。此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璘、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锜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南宋非常有利。
同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抗金。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然而，在关键时刻,原本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人，看到战事有转机、有了议和筹码之后，就又想着如何才能尽快结束战事、妥协求和。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宋高宗派遣司农少卿李若虚带着密旨去岳家军大本营所在地鄂州（今湖北武昌），此时岳飞已率大军北上，于是李若虚又星夜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方才见到岳飞。岳飞与岳家军前任参议官李若虚相见本是一件高兴的事，然而李若虚向岳飞传达的宋高宗密旨，却是“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断然不从、据理力争，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认为北伐的计划已经延搁三年，此时机不可失，岂容一误再误。
为了 “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坚决不从，宁可违抗皇帝密令而招来杀身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坚持挥师北伐。岳飞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使李若虚深受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李若虚本来就是违心地执行皇命，激于大义，毅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在关键时刻支持岳飞北伐之举。于是这才有了岳家军收复中原大片故土，接连击败金军主力，取得郾城大捷、颖昌大捷，继而乘胜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关于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违诏北伐中原之事，《宋史》卷29 《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关于岳飞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通过上述典型事例史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岳飞之忠，其志在国家安危和民族大义，并不是以皇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三、“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既然宋人“忠”之概念如此，岳飞之“忠心报国”又如此，为何现代史学界许多人一直要说其“愚忠”呢！这里倒并非是谁人刻意贬低岳飞，而是很多人对一些史实一知半解、缺乏分析而产生的误解。笔者既要论岳飞之忠，自然亦要对此试条析一二。
我们应该注意，宋朝毕竟是封建时代，尽管宋人在“忠”内涵上有了创新，但仍是以朝廷为国家的合法代表，宋人可以不忠于皇帝，但却要忠于代表自己国家、民族的赵宋王朝，可以说，在宋朝人看来，为国尽忠，只有通过支持赵宋王朝，才能表现出来。试想，如果宋人没有赵宋王朝这一旗帜和纽带，那与一盘散沙有何区别？
在民族关系方面，宋朝更是当时汉民族赖以存在的依托物，所谓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总是有类似宋王朝这样具体的地理上、政体上的依托物，因此，宋人关于国家、民族的意识，一般是通过对赵宋王朝的支持与否来反映。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譬如被宋钦宗抛弃的三镇军民，是为自己的家乡本土而战，是为自己是汉人而战，再如北方沦陷区的忠义军，也是如此。在河北，“太行义士”“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为了挣脱奴隶锁链，被俘汉人“相结上太行为盗”（《大金国志》卷11）；其中一个名叫石竧的抗金义军首领，在山西文水县屡败金兵，被俘之后，面对金军统帅粘罕的威逼利诱，坚决不投降。粘罕命令金兵将石竧“钉之于车，刺刃于股”， 石竧仍然大声喊道：“爷是汉人，能死不降，爷姓石，石上钉撅，更不移改！”（《大金国志》卷6）李彦仙以陕州孤城为依托，屡次击败金国女真兵的进犯，“金人不得西”， 后来“城陷，彦仙率士卒巷战”，“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为国捐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宋史》卷448《李彦仙传》）正是因为他们失去朝廷之后，才会想到高于朝廷之上的民族。而岳飞没有这样的经历，他的民族意识，只能依托于宋朝朝廷。
所以，和当时的绝大多数宋朝人一样，岳飞必须承认南宋朝廷是宋朝人的代表，必须承认皇帝是统治者，谁都能想象得出，如果当时有人敢公开称自己不服从皇帝，会招来什么麻烦。毕竟皇帝还是国家的合法代表，在岳飞的奏札言词中，言必称臣子，国必称朝廷，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据此并不足以说明岳飞是对皇帝无限忠城的。
我们应该看到：当宋高宗赵构迫不得已而抗金时，他成为捍卫国家利益、代表民族大义的旗帜，岳飞的“忠于国家”、“忠于朝廷”，和“忠于皇帝”名义上是相统一的，或者说是一致的。这时的“忠君”，只是一种“忠于国家”的表现形式。
当宋高宗赵构伙同秦桧对金国屈膝乞和、出卖宋朝国家利益时，岳飞立即就与其进行斗争。这时的“忠”，就与“忠君”水火不容了。岳飞之“忠”的实质，也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其实，就连宋高宗赵构也不承认岳飞忠君，恰恰相反，宋高宗正是认为岳飞不是愚忠于君，才能接受金人提出的“必杀飞始可和”的议和条件，才会纵容秦桧、张俊之流冤杀岳飞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岳飞之“忠”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为国还是为君，才能看到其真实思想本质。

最为“岳飞愚忠论”者津津乐道的，大致有三点：一是岳飞镇压杨幺等农民起义军，二是岳飞面对十二道金牌，不该班师，三是当宋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时，他不该再对宋高宗抱有幻想。
关于岳飞镇压杨幺起义军问题，近年来史家论述不少，依笔者陋见，并不是因为他的忠君思想，而是他的抗金立场所致。究竟杨幺是否真的“连结李成”，勾结金国走狗伪齐汉奸政权，目前史界还有分歧。但有一点诸家都同意：即岳飞认为杨幺肯定与伪齐汉奸和匪兵李成有勾结的。这在许多史籍中都言之凿凿。如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上奏请出兵收复襄阳六郡时，曾提到：“今外有北虏之寇攘，内有杨幺之窃发，俱为大患，上轸宸襟，然以臣观之，杨幺虽近为腹心之 忧，其实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岳飞受命出征杨幺时，又提到“臣契勘湖贼先与伪贼结连…….”所以，就岳飞主观愿望来说，杨幺率众造反，反叛朝廷，尚且不为大过，唯其“勾结李成”和“与伪齐结连”，却是直接危害民族国家利益、有违民族大义的弥天大罪，也是岳飞所以“忠实地”执行宋高宗“剿平杨幺”指令的主要原因。所以，以此为据指责岳飞“忠君”，显然是只看表面，未见本因。

关于有些人指责岳飞因“忠君”而不敢违抗十二道金牌，其实也不妥当。众所周知，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发起的这次大举北伐，出师便是违诏的。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到七月间，经过一个多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接连击败各路金兵，相继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今河南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等一系列战略要地，收复了从洛阳到陈、蔡之间的大片中原国土，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在此期间，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配合北上的宋军，袭击金军，骚扰敌后，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
宋高宗赵构对战争的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北伐全胜，则武将拥兵、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沦为金人的阶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宋高宗赵构始终对金军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宋军的力量估计过低，绍兴元年以来宋军取得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赵构的“恐金症”。 此外，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摇摆不定，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秦桧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是金人指定的议和最佳“代理人”，而宋高宗也期待议和、偏安江南，秦桧这才取得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如果宋军北伐取得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不择手段地破坏宋军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严密控制南宋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把敢于上书要求坚持抗金的陈鼎等人降官贬窜，以图惩一警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戊午）为了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开始起，秦桧就想尽一切方法使南宋诸大将失利。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底，宋将刘锜率军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屡次挫败金军前锋的进攻，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十多万大军自东京汴梁直扑而来。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班师”，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刘锜身处险境，深知可战而不可却，故拒不撤退。刘锜激励将士，誓与顺昌城共存亡。接着，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军。《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当时，韩世忠派人把宋军抓到的金国俘虏押送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下令让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丑）。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顺昌府知府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离前线，让他改知庐州(今安徽合肥)，“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的左右军随即奉命撤退到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的兵力不足，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绍兴十年六月中旬开始，宋将张俊、王德所部首先攻克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六月二十六日，收到班师密旨之后，张俊、王德等人从宿州、亳州等地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直接与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军主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他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让金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势孤无援的岳家军，进而借金军之手，来消灭岳家军。但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接连取得新的胜利。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但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却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要由皇帝亲授，将帅往往需要遵照远离战场的皇帝发出的旨意，来决定前线的军事行动。这不仅剥夺了前线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而且往往贻误战机。受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用金字令牌传递皇帝的诏令，送到中原战场，路途有好几千里远，一个来回，行程大概需要二十天左右。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赵构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岳家军节节推进，远在后方的宋高宗赵构却在深宫中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嘱岳飞，要避免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大军决战，要“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面对岳家军持续推进、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一心想要破坏抗金斗争的奸相秦桧心急如焚。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他的党羽罗汝楫向宋高宗奏请说：现在“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赵构的下怀。于是，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或稍后，即大致在郾城之战进行之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当岳飞率部北伐接连取得大捷、击败金军之时，忽然接到南宋朝廷第一道班师诏令，命令岳飞所部撤军，但岳飞并没有“忠实地”执行，而是立即上奏道：“今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谋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发出这一“抗诏”之奏之后，岳飞不仅没有“班师”，反而乘胜进军，违背朝廷圣旨，继续向北挺进。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当时，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早在绍兴十年七月五日，即七月八日郾城之战的前夕，岳飞自前线发出了一份奏章，上报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取得的胜利，并说：『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 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金佗稡编》卷12《乞乘机进兵札子》)。
此奏一去十几日，并无一兵一卒来援的消息。待到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熬过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之后，盼到的却是另外一份班师诏，时值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即张宪率军击败五千女真骑兵，取得临颍大捷的当天。
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即将到手的胜果，岳飞没有下令终止向东京汴梁(开封府)进军，而是于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写了一份“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岳飞在奏章中指出：
『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金佗稡编》卷12《乞止班师诏奏略》，此奏原文“累千百言”，大部分已佚失，今仅存其概要)。
又过了两三天，大约在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家军已经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令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违背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赶赴“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的这十二道班师诏大约是在七月十一日或稍后发出的。
绍兴十年七月十一日，在收到岳飞于七月二日发出的克复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捷报之后，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急于见好就收，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草率的班师决定，接连发出十二道班师诏，想阻止岳飞大军继续向北挺进，以避免和金军进行大决战。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收到了宋高宗七月十一日自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此时岳家军已经向北挺进到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镇。
当宋高宗于七月十一日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已经接连在七月八日的郾城大战、七月十四日的颍昌大战以及七月十八日的临颖之战中大获全胜，并且已趁胜进军至朱仙镇。
而岳飞此前发出的关于郾城大捷、颍昌大捷以及临颖大捷的捷报还在路上传递，还没有到达远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南宋朝廷暂时还不知道岳家军接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的情况。

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岳飞拒绝了宋高宗倒行逆施的班师意图。《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旨班师，飞不听』。所以，岳飞北伐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关于岳飞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那么，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措词严厉的班师诏的情况下，岳飞如果继续拒绝班师，岂不是很像藐视朝廷、甚至公然和朝廷决裂吗？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飞大军的后勤供给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在奸相秦桧的挑拨教唆下，向来猜忌武将的宋高宗赵构很可能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
赵宋王朝一贯猜忌武将，防范武将做大，而在这一点上宋高宗赵构长期被奸相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金军虽屡遭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最终将是金国女真人。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不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收到宋高宗十天前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的当天，岳飞经过很剧烈、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被迫做出了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奉召班师！岳飞遭受了自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打击，而这次打击的份量要沉重得多。岳飞面向东南方，朝着“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所在的方向再拜，悲痛地说：『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了一个真理，由宋高宗赵构和权奸秦桧把持的南宋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
撤军的诏令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岳家军的军心和士气。早在出师北上之时，岳家军将士就纷纷与家属相约，不光复旧疆不团圆。如今却功败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见人。看到自己这支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毫无愧色的雄师，居然变得士气低落、行伍不整，“旗靡辙乱”，岳飞真是心如刀割，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仰天长叹道：“岂非天乎！”

在这种形势之下，岳飞感到自己难以实现恢复中原的夙愿，且前有负隅之金兵，后有奸相之钳制。岳家军正处于危势，若坚持进击，虽可再获大捷，但却会断绝粮草军需供应之源，又失去牵制金军力量之左右翼，孤军深入，纵能支持亦不可长久。早在此之前四年，也即绍兴六年（1136 年）秋，岳飞也曾孤军挺进陕洛，因军粮无继，士卒有饥饿而死者，那种惨境，岳飞还记忆犹新。况且金兵见岳飞军孤势窘，必然会集重兵来围攻。其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岳飞忍痛班师而不再“违诏”，决不是因为“忠君”或“愚忠”，而是迫不得已。任何明智的军事家，都不会因自己的义愤而置十万将士的生命于不顾的。只要我们为岳飞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都不会怪罪岳飞班师的，更不会因此说岳飞“因愚忠而葬送抗金事业”。

至于说岳飞蒙冤下狱时，仍对宋高宗表示忠诚，抱有幻想，这种说法，其实主要是来自历代统治者（如满清乾隆皇帝）故意渲染夸大岳飞的忠君至上以及《说岳全传》之类的演义小说、民间评书的虚构杜撰！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岳飞，从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被解除兵权，再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被诏到临安，就对宋高宗赵构的不义带有戒心，岳飞虽然相信“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但又预感到“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待到蒙冤下狱，遭刑讯逼供时，岳飞悲愤地说：『皇天后土，可表飞心！』『对天明誓，吾无负于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损陷忠臣！吾到冥府，与汝等面对不休！』『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注﹜
岳飞还曾经通过绝食来表示反抗，『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阁门祗候雷视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l《岳少保诬证断案》﹜
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岳飞至死也没有任何“对皇帝抱有幻想”的只言片语！

假如岳飞像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仍然对宋高宗存有幻想，他为何不请求皇帝为他主持正义呢，他把自己的冤屈全对“天日”倾诉，不正是因为他看透宋高宗狼心狗肺了吗？他哪里“还愚不可及地希求宋高宗赵构能洞察他的耿耿忠心”呢？

综上所述，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以天下兴亡、百姓安危为己任，而非单纯忠君， 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清朝人却通过演义小说捏造出岳飞的“愚忠”形象！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是清朝人钱彩编写的，其中虚实兼有，真假掺杂，其中还有很多作者强加进去的封建糟粕和迷信思想！正是此书捏造出了岳飞“愚忠”的虚假形象。随着演义小说《说岳全传》在民间的广为流传，曾是历史上抗击外侮的杰出爱国英雄的岳飞也被“改造”成了“愚忠”典型。岳飞的“愚忠”形象完全是演义小说的虚构杜撰，显然不符合史实！

增补：

大概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日左右，自前线发出的七月八日郾城大捷的捷奏终于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郾城大捷的辉煌战果，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之前，张俊正是按宋高宗赵构先前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
再有，宋高宗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后，自前线发出的七月十四日颍昌大捷的捷奏也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颍昌大捷的辉煌战果，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甜言蜜语地说：“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大军的行动；而最令人惊奇的则是，他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尚未全部撤离的刘錡所部，看到郾城捷奏之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也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下决心要把能动用的全部兵力，除了四川的宋军，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至此，南宋的国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决妥协投降政策的昏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投降，哪怕给金人磕一百个响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下令宋军全线进攻？！
但是“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当宋高宗的那些希望岳飞继续进军的最新诏书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早已经按照宋高宗半个多月之前发出的那十二道班师诏的命令撤军了！而按照宋高宗此前发出的班师诏的要求，岳飞在撤军之后需要赶赴临安朝见皇帝。故此时岳飞本人正在赶赴临安的路上！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之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战保守，在战和问题上反复无常，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怯战的本性。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送到南宋朝廷之后，辉煌的战果使宋高宗赵构欣喜若狂，宋高宗赵构一时冲动地下决心命令宋军全线出击！
宋高宗赵构答复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的那两份手诏可以说明他当时并没有在猜忌岳飞，暂时没有仔细考虑宋军继续北伐的潜在影响。但是，秦桧将及时提醒他，——赵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是不遗余力地防范武将做大。
果然，几天之后，在收到岳飞七月十八日从朱仙镇前线发出的反对班师的奏章的之时，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食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当时还远在中原战场之外，刘锜呆在东京汴梁以南约六百里的顺昌城中，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
实际上，过去多次食言的宋高宗赵构此时已经又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被他抛到了爪哇国，此时宋高宗赵构一门心思地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做大的祖宗家法了。
而在收到岳飞早十几天之前被迫发出的班师奏章之后，宋高宗赵构更是了无丝毫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地算计着怎样全军撤退，怎样让岳飞去照应其他各路宋军。
早在绍兴七年，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地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全国大部分兵力交给岳飞节制，然后短短三天内又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也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从反复无常的投机行为来看，宋高宗赵构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只能从宋高宗赵构态度动摇的过程中，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另一份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保守怯战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八《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之后，岳家军乘胜向北挺进至离东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镇。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国统帅完颜兀术被迫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而向北撤退。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说在《金史》卷77《宗弼传》中得到了验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即东京汴梁），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
显然，《金史》的这段记述刻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避而不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吃了败仗，草草敷衍了事，轻描淡写地用几句话把那场发生在宋金之间的持续三个多月的全面战争一笔带过。
而根据《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可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既而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之事发生在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由于早在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当金国根据宋金和约而归还河南、陕西时，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恪守和议，竟然强令各路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陕西诸州郡，致使当时的河南、陕西诸州郡既没有进驻宋朝大军，也没有部署边防。
而当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之时，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尚远在其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还没有出兵北上，谈不上“分据河南州郡要害”。而韩世忠的军队则远在淮东地区（今江苏北部），不曾进军河南。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之事显然发生在岳飞出兵北上之前。
绍兴十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完颜宗弼此时的对手主要是刘锜所率领的将近两万人的“八字军”（王彦旧部）。
同年五月上旬，南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军队赶赴东京汴梁（开封府）驻防。刘锜所部刚由水路抵达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就传来了金军攻陷东京汴梁的消息。不久，攻陷东京的金军继续向南进犯，河南重镇陈州（即淮宁府，今河南淮阳）也被攻占。而离陈州仅三百多里的战略要地顺昌也就成了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接着，金兵源源不断地拥向顺昌府。
同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绍兴十年六月初，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军全军出击，并收复河南州郡要害，则是公元11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
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七月上旬至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先后在郾城之战、颍昌之战和临颖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连收到措词严厉的班师诏书之后，岳飞被迫做出班师的决定，岳家军的大部队向南撤退。
在班师南撤之时，岳飞留下了少量小部队，这些小部队主要是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并且接应黄河以北的梁兴等抗金义军撤退。
岳飞自朱仙镇班师撤兵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金军立即整军卷土重来。
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国的伪齐汉奸兵痞，根本就不让他们带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彦舟、徐文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
而在岳家军班师南撤之时，由于金国女真人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严重，仅仅依靠已经损耗不小的女真兵将们去占领广大地区显然力不从心，金军统帅完颜兀术迫不得已，这才利用孔彦舟、徐文等汉奸兵痞去帮忙攻击留在后方的宋军小部队。
完颜兀术让孔彦舟率军作为前锋开道，第二次进军东京汴梁（今开封府）。接着，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
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在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
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岳家军准备将刘政夜袭中牟县（在开封和郑州之间）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杀死很多金兵，夺得三百五十多匹战马，一百多头骡、驴，还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独化本人则生死不明。然而，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底，在岳家军的大部队班师南撤之后，汉奸孔彦舟率优势兵力袭击郑州，留驻郑州的刘政不幸被俘。而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的孟邦杰，驻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率领的宋军小部队，也接连败退。
显而易见，《金史》卷77《宗弼传》中“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的记载其实是在得知岳飞撤军南归的消息之后，金军再次回军重新占领东京汴梁、郑州。
早在绍兴十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已经占领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然而，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下旬，在岳飞班师南归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又派汉奸孔彦舟率军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也就是把两个多月之前已经占领过的东京汴梁（今开封府）再占领一遍，这表明在“孔彦舟下汴”之前，完颜兀术（宗弼）所率领的金国军队曾经撤离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而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之所以要撤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京汴梁（开封府），显然是因为金军主力接连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为岳家军的兵威所震慑。

虽然南宋有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向来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而著称。但是要印证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在得知岳飞撤军之后的表现。
绍兴十年七月中旬，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于七月二十一日自朱仙镇班师。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严重打击了岳家军将士的士气。
岳飞的撤军，使中原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岳飞说：『朝廷有诏，吾不得擅留！』 接着，岳飞含泪取出班师诏书给众人看，于是哭声震野。岳飞不忍心将中原父老留给金军蹂躏，于是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中原百姓撤退，『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中原地区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携老扶幼，随着岳家军一起向南撤退，故岳家军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而一旦被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骑兵追上，必将遭受很大的损失。
很显然，被迫奉召班师之时，携带数万百姓南撤的岳家军不仅士气低落，而且行军缓慢。这无疑给了金军以可乘之机。那么，在岳飞撤军之时，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在做什么呢？
须知宋金双方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而以骑兵为主的金军的行军速度很快。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自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赶赴顺昌（今安徽阜阳）增援，“自东京往复一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约六百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天左右。
曾经聚集了岳家军大部队的颖昌(今河南许昌)距离金军盘踞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到二百里，朱仙镇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而岳家军的大本营鄂州(今湖北武昌)距离岳飞北伐的前线战场则有两千多里远。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故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击岳家军大部队，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然而，兀术却没有派遣精锐骑兵前去追击行军缓慢且士气低落的岳家军大部队！那么，身经百战且军事才略出众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一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另外一种可能则是，面对岳家军的兵威，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以致赶不上杀个回马枪。而如果是兀术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向北逃窜，以致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无力再战或不敢再战。很明显，在郾城大战和颖昌大战之后，岳家军与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之间，强弱已判。

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以天下兴亡、百姓安危为己任，而非单纯忠君， 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清朝人却通过演义小说捏造出岳飞的“愚忠”形象！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是清朝人钱彩编写的，其中虚实兼有，真假掺杂，其中还有很多作者强加进去的封建糟粕和迷信思想！正是此书捏造出了岳飞“愚忠”的虚假形象。随着演义小说《说岳全传》在民间的广为流传，曾是历史上抗击外侮的杰出爱国英雄的岳飞也被“改造”成了“愚忠”典型。岳飞的“愚忠”形象完全是演义小说的虚构杜撰，显然不符合史实！

关于岳飞的爱国与忠君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在《岳飞新传》中有一段精辟分析，现在附在下面：
『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大致是自秦汉以来，由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长期形成的对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岳飞所处的时代，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与保卫赵宋家天下、忠君思想融合为一。须知祖国、国家和君主，乃是现代人的不同概念。但是，忠君思想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愚忠。
后世人对岳飞“愚忠”的印象，其实并非真正得自于准确的历史记载。岳珂编写祖父岳飞的传记，即《鄂国金佗稡编》的《鄂王行实编年》，固然竭力讳避和抹煞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但强调、渲染和虚构岳飞的“愚忠”形象，还是更晚的事。
清朝乾隆皇帝为使臣僚对自己尽忠，有意将岳飞虚构渲染成对皇帝“愚忠”的楷模。乾隆皇帝别有用心地称赞岳飞“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
事实上，乾隆皇帝的此段评论并不符合史实，须知岳飞为抗金成功，并未回避久握军权之嫌，绍兴十年班师时，岳飞也未料想会遭秦桧的毒手。当然，给人印象最探者，还是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戏曲之类的艺术虚构。如清朝人钱彩的《说岳全传》，无视史实，虚构杜撰出岳飞死到临头，仍对宋高宗感恩戴德，忠心不二，他亲自捆缚企图造反的岳云和张宪，引颈受戮。
其实，宋人尽管一般都肯定岳飞，但是却并未将他作为忠君道德的楷模，更无人认为他有今人所谓的“愚忠”思想。
理学集大成人物朱熹在肯定岳飞“忠勇”的同时，又认为岳飞“有些毛病”。“毛病”之一是“骄横”，“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毛病”之二，是“恃才不自晦”，锋芒毕露，不行韬晦保身之计。
如今看来，朱熹的一些指责，倒恰好是岳飞的一些优点。例如岳飞在绍兴七年愤慨辞职，绍兴十年违诏出师，说明他对皇帝并非是绝对服从，而毫无怨尤。
研究问题忌带表面性，若仅从今存宋高宗手诏和岳飞奏议着眼，总不免有表面应酬的官样文章。人们摘引此类文词，说明君爱臣，臣忠君，自然并不困难，却不足以说明实质性的问题。
如果进行由表及里的探究，就不难发现，绍兴七年是宋高宗和岳飞君臣关系发生转折的一年。自绍兴元年到七年初，宋高宗需要擢用良将，安内攘外，以保全皇位。岳飞升迁最快，后来居上，一时成为宋高宗最器重的武将，甚至准备授以全国大部兵力的指挥权。岳飞在上奏中非常感激皇帝的破格提拔，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但是，自宋高宗取消兼统淮西行营左护军的成命，岳飞愤而辞职以后，围绕着设立皇储，要求增兵，对金和战等问题，君臣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宋高宗最后使用屠刀，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须忠君，事实上两者不可兼得。他在生前最后几年中，既对皇帝愈来愈不满，却又不能摆脱忠君道德的束缚。最后则是宋高宗对这个根本没有野心的将帅下毒手。人们不能苛求岳飞具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岳飞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尽管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却反而不容于世，成为专制腐败政治的典型牺牲品。
在中华四千年的悠久历史巾，对后世子孙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为数并不多，而岳飞则是其中的—位。岳飞“尽忠报国”的精神，岳飞的高风亮节，不仅为表率于宋代，也激励着后世。
岳飞的崇高爱国精神，长久地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神魂，砥砺着我们民族的志节。岳飞的不朽词作《满江红》，也长久地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

正本清源

宋高宗赵构是杀害岳飞的主谋，秦桧、张俊之流是同谋和帮凶，但其动机却值得商榷：
第一，宋高宗赵构下命令杀害岳飞，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年底（公元纪年已是1142年），而此前宋徽宗赵佶（宋高宗父亲）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剩下一个宋钦宗赵桓与宋高宗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宋高宗赵构没有让位的义务。
第二，宋钦宗赵桓（宋高宗哥哥）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被掳，在位期间毫无建树，反倒误国误民，被金兵两次围攻京城，最后与整个皇族同掳北方，沦为亡国百家之君。在金国期间，宋钦宗赵桓过着猪狗不如的奴隶生活，十几年来，受尽凌辱、鞭笞、呵斥，苟且偷生，人性尊严丧失殆尽，有何面目重登九五，再抚群臣？
第三，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培养扶植起来的势力，全都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在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在朝廷中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南宋的文武大臣主要是经过宋高宗重新培育起来的。
宋钦宗赵桓在南宋国内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和可依恃的势力，纵使南归，又岂能与宋高宗赵构一争？即便真的对帝位构成威胁，赵构也只需在打败金国之际，将他谋害了事。历史上，唐肃宗李亨未经许可，自立为帝，随后迫使他的父亲唐玄宗李隆基当无权无势的太上皇，还软禁唐玄宗李隆基至其老死。
第四，当时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更不可能再率军北伐。
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经达成了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第五，被金军吓出精神病的宋高宗赵构，在其心目中金国更是强大无比，怎会因担心金国失败而杀害岳飞呢？
第六，宋高宗赵构积极要与金国媾和，岳飞正是他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宋高宗赵构虽然懦弱，但决不昏愦，岂能轻易自挖墙脚？
第七，宋太祖遗训有“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宋高宗赵构杀岳飞就是“违宪”行为，是要承担相当政治风险和心理压力的，非不得以，不会出此下策。
第八，宋高宗赵构与金国议和就有送还宋钦宗的条款，并且正式达成协议，只是金人变卦钦宗才未能回。综上所述，可知岳飞不是因积极抗金而被杀的。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指出：
『明朝文人文徵明的《满江红》词中写道：“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很多人误以为，宋高宗赵构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了。其实，宋高宗在自己的即位诏书说：“同徯两宫之复”。可见“迎二圣”的口号是宋高宗自己首先提出来的。
岳飞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自绍兴七年(1137年)始，情况却发生变化。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朝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以对抗南宋。如废伪齐时，就对开封百姓说：“请尔旧主人来此坐，教尔懑快活。”因此，岳飞在绍兴七年春《乞出师札子》中相应作了改变：“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
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宋高宗并不昏庸，而颇为聪明。他必须提出迎还二圣，又不肯真正实施。但是，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唐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
绍兴八年(公元1138)，宋高宗大搞求和活动的借口之一，正是迎还宋钦宗。宋高宗当时说：“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宋钦宗）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经过谈判，金朝同意“许还梓宫、母、兄、亲族”。
宋高宗决定让宋钦宗回来优养赋闲，“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一时都以为宋钦宗南归在即，故岳飞的辞职奏说：“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请，无避事之谤。”
后因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发动政变，事情才发生变卦。绍兴十一年再次和谈，完颜兀术决计不放宋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让宋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宋高宗当然也并不力争。』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邓广铭指出：
『有些人认为岳飞的被害，是因为他经常叫喊“迎还二圣”(徽钦二帝)的口号，深为赵构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所说的“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以及“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 (按指赵构)欲”等句，到今天也还有人加以援引。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台历史实际的。
“迎二圣，归京阙 ”的口号。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到ll35年以后，宋微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诺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作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
所以，从1136 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情。例如，他在1137年春间写给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园，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岳飞更向赵构建议，把宗室子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立为皇子以沮敌人之谋。此事虽在赵构面前碰了钉子，但在岳飞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还是只能看到“复仇报国”、“收地两河”、“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成必亡之日”等类话语，再不见所谓“渊圣’(当时以此称宋钦宗)云云的字样了。
所以，以为岳飞因主张迎还钦宗而遭赵构毒手之说，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岳飞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又一回合的悲剧结局。岳飞的杀身之祸，如我在上文所说，只是因为他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坚决反对卖国投降的所谓“讲和”而招惹了来的，是秦桧和赵构共同对他下的毒手。也正是因为岳飞始终一贯地坚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特别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叛卖国家和民族的罪行，虽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忌恨而不稍改变，且终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飞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的死，大义凛然，重于泰山。』

【绍兴十年、绍兴十一年大事记】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上旬，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师北上，发起第四次北伐，这也是岳飞的最后一次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底，岳飞被迫奉诏从前线班师，岳飞北伐结束，岳家军撤军南归。
绍兴十年秋，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派人给秦桧送密信，提出“汝朝夕以和议请，而岳飞方以河北是图，且杀吾婿。必杀飞，始可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完颜兀术率军进攻淮西，后来被迫撤军；
第二年，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免除湖北、京西宣抚使（实职）之实职，改任枢密副使，从此脱离军队，被解除直接领军的兵权。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企图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岳飞没有顺应秦桧的要求，配合张俊诬陷韩世忠谋反，也没有采取不下手也不出声的旁观者立场，而是秘密派人给韩世忠送信，叫他找皇帝设法自保，最后韩世忠逃过一劫。
绍兴十一年（1141年）夏，宋金第二次和议的谈判由地下转入公开，金人遣使议和，提出的和议条件之一是“必杀飞，始可和”宋高宗赵构当时已经决意放弃恢复中原的努力，一心只想偏安江南，所以为了能够尽快与金人达成和议确保自己安心享乐，就顺应金人的要求，放任当时和金人里应外合的带路党秦桧，炮制冤狱，陷害最令金人畏惧和担忧的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宋高宗赵构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实职）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虚衔）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虚衔），充万寿观使（虚衔）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月，岳飞得力部将张宪和其子岳云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岳飞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同月，宋金之间开始频繁派遣使节商讨和谈具体条款；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第二次议和条款最终敲定，宋高宗赵构按金人要求撰写了称臣纳贡割地的誓表；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何铸将南宋接受金国所提出的所有条件的消息，带给了驻扎在淮北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遇害；
绍兴十二年（1142年）二月，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何铸，将赵构、秦桧与兀术商定的议和条件传达给了金熙宗；
绍兴十二年三月，金熙宗派出的册封使到达南宋，正式册封赵构为南宋皇帝；不久后，金国按照议和条款，派完颜塞里送还赵构生母韦氏及宋徽宗的棺木回南宋，大约在六月抵达了南宋都城临安。
事实上，在遭到陷害之前，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后来岳飞又罢官赋闲，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更不可能再率军北伐。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经达成了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而不会被陷害致死。因为在遭到陷害之前，岳飞早已罢官归隐庐山，只有虚衔，没有实权，无法过问朝政，无法干预宋金议和，没有什么坚持想要收复失地的言行，而且岳飞脱离军队，没有兵权，当然也没有出兵北伐的权力，更不可能对宋高宗赵构的皇权构成威胁。
在遭到秦桧、张俊之流陷害(绍兴十一年10月）之前，岳飞罢官赋闲，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赵构胸无大志，一心只想尽快结束战争，尽早与金国议和成功，从而可以偏安江南，过安稳日子，尽情享受荣华富贵，同时宋高宗赵构又一直在防范武将做大，加上对他亲生老母韦氏的思念，以及对岳飞的忌恨，于是在金人奸细秦桧的怂恿下，不仅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要按照金国的要求去杀害岳飞以确保宋金和议稳固并使金人放回赵构那已经被金国盖天大王完颜赛里蹂躏多年的亲生老母韦氏。

关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被冤杀的历史事件，要弄清楚如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杏林心经（修订）
一、铁的事实证明秦桧矫诏杀害岳飞（也即秦桧假托皇帝诏书杀害岳飞）
岳飞究竟是被宋高宗赵构下圣旨赐死，还是奸相秦桧谋杀？的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裁断有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但只要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的内容继续看下去，再阅读，就会看到这段记载：“癸巳，岳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
上述记载看到了吧，最后一句怎样说的，“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这个“初”就是在圣旨未下达之前，就已经是“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也就是秦桧以手书付狱杀岳飞之时是没有圣旨的——秦桧矫诏杀岳飞，也就是谋杀岳飞。此外，还有其他很多史料可以佐证“秦桧手书付狱杀岳飞”，就不逐一举例了。
结论是：在宋高宗赵构尚未下圣旨的情况下，秦桧密令其党羽万俟卨杀害杀岳飞。

那么，为什么这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又记载有圣旨赐死岳飞呢？我们再看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下一卷怎样记载——

上图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四的相关截图。
我们看看下划线的文字：“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对以鞫岳飞狱毕故也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我们理解一下这句话——
1、岳飞死后的十六天才研究岳飞案的程序。
岳飞是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癸巳）在狱中被杀，而现在这个史料是戊申，距离岳飞被害的十六天。这个时候也没有提及岳飞已被杀，而是现在才召集“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对以鞫岳飞狱”，就是召集跟审理岳飞案有关的人员，万俟卨、周三畏等人对审讯岳飞案的事情进行校对、研究，统一定案等一系列程序完成后（毕故也），秦桧要求将岳飞案的结果印发至各路（宋朝时期一级行政区是“路”，相当于现在的“省”）。
2、秦桧杀害岳飞的时候并没有皇帝圣旨，而是杀害之后补填的圣旨
南宋朝廷要杀害岳飞这样的大臣而没有正当的程序就实施？这已经说明在岳飞被杀害时不是执行圣旨的。再看看之前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已经是铁一般的证据就是秦桧矫诏杀岳飞，假托皇帝诏书杀害岳飞。至于赐死岳飞的圣旨，其实是在岳飞被杀害之后，负责审理此案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周三畏等官员在理顺岳飞案程序时“倒填圣旨”，把此前擅自跳过的法定程序补上，补写一份赐死岳飞的“圣旨”。

二、宋金议和直接把必杀岳飞作为正式条件，杀害岳飞是秦桧按照金人的密令秘密进行的
宋金议和就要提出杀死某个人为条件？这不太可能！
两国谈判是不太可能在正式场合提出这种低下的流氓条件，这是非常丢格、非常不体面的理由，是不可能在两国的高层正式谈判场合直接提出这样的条件。更何况当时金国已经处于劣势，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本提出这样的无理的撒赖条件？再说，他最起码也会考虑到，如果对方不答应怎么办？这是一个最普通人都自然想到的问题。金国当权者完颜兀术（宗弼）实际上就是暗中密令内奸秦桧谋杀岳飞。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兀术遗书桧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卨与飞有怨，风卨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卨。卨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卨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卨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
1、金国当权者完颜兀术（宗弼）给内奸秦桧的是私人信件，不是交给南宋朝廷的官方正式公函。秦桧正是私下执行这封密信去谋杀岳飞的。
2、秦桧就自身的处境而言，也要杀害岳飞——“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为谋杀之”，秦桧认为岳飞不死，早晚会妨碍和议，会祸及自己的权位、利益，这就是秦桧谋杀岳飞的动机。
3、在岳飞案秦桧以手书纸条付狱的方式，指使负责审理此案的万俟卨等人（秦桧党羽）成功谋杀了岳飞——“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

三、杨沂中监斩岳飞之事有疑点
基于上述史料的记载，秦桧属于矫旨杀害岳飞，除非杨沂中是秦桧党羽，否则他绝对不会监斩。
1、“桧召飞父子证宪事。帝曰:‘刑所以止乱，勿妄追证,动摇人心’。”（ 《宋史•张宪传》）既然杀害岳飞不是宋高宗赵构的旨意，又何来如此大方的令杨沂中监斩岳飞？这明显不符合逻辑。除非是杨沂中故意迎合秦桧，否则没有这个可能。
2、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录入了南宋赵牲所著《遗史》，而《遗史》采用了“桧以书付狱”的说法。
3、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就很多次提醒读者，南宋官修高宗朝《日历》的很多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出自秦桧养子秦熺，例如“臣考其故，盖绍兴十二年以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卷122、“其(秦桧)擅政以来，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矣”。——卷148
……很多记载都已经证实秦桧指使其养子秦熺伙同秦桧党羽大肆篡改南宋官修高宗朝《日历》记载，因此，关于杨沂中监斩岳飞之事纯属秦熺之流篡改《日历》时加上在岳飞死后的半个月补写的“案发经过”，完全没有可信度。

四、岳飞被杀后宋高宗赵构的尴尬与无奈
秦桧谗言怂恿“军改”，宋高宗赵构赞成了；秦桧力主与金国议和，理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宋高宗赵构非常反感，拒绝了。但在秦桧的“不懈努力下”，宋高宗赵构最终同意了。
然而，最后的局面却是让宋高宗赵构始料不及——岳飞被杀了，岳家军解散了，南宋的军事力量瓦解了，最后全国的兵权集中在权奸秦桧手中，成为胁迫皇帝的祸害。
最让宋高宗赵构无奈的是，岳飞是由赵构一手提携的心腹将领，“军改”之后，打算给岳飞一个没有权力的闲职，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岳飞也是宋高宗赵构手中的一张很重要的王牌，也可以说是压箱底的宝贝。但能料到放手让秦桧全权负责岳飞案，结果让秦桧先下手为强，来个先斩后奏，将岳飞杀了。
也许有人会问，秦桧擅自杀害了岳飞，就不怕宋高宗赵构问罪吗？你看看现在的宋高宗赵构还有什么底气能向秦桧问罪？秦桧手中握有兵权，秦桧党羽遍布朝野，背后还有金国撑腰，岳飞已被冤杀，南宋其他将帅兵权被解除，敢于反对秦桧的南宋朝臣要么被清洗迫害，要么被贬官在外。这时摆在宋高宗赵构面前的只有二条路，要么选择鱼死网破，要么选择投降（屈膝议和）。
因为现在的议和不是宋高宗赵构先前计划中的议和那么美好，本来赵构打算的议和是重新划定国界，双方平等相好，互不交战。现在却只能向金国割地、称臣、每年进贡二十五万两匹银绢，金主华诞之日要厚礼祝贺，更让宋高宗赵构失尊严的是，每次金使到来，赵构要恭恭敬敬的哈腰点头，唯唯诺诺。
谁也不会相信，宋高宗赵构赞成议和就是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其实只是他自己的失算造成客观环境、内外形势的变化所带来的无奈结果。

事实上，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但其本意主要是收回兵权，而非杀害抗金将帅。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会丧失，秦桧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才能保持并巩固其独特的权势和地位。
于是，经过秦桧一手操办，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事权增重、军人势力做大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作为金国的代理人，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无不唯命是从，故金人全力支持秦桧为相。在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逐渐转变成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显然，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才能确保秦桧权势、地位稳固。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国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此后，倚仗金人“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规定，秦桧稳当终身宰相，独揽南宋朝政大权（《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朱文公文集》卷75），『秦桧在虏中，知虏人已厌兵，归又见高宗亦厌兵，心知和议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议。……高宗初见秦桧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朱子语类》卷131）。


剖析“岳飞被害真相”的误区
——杏林心经

岳飞，我国南宋的抗金名将，在他十多年的戎马征战中，亲自指挥了近一百三十次大小战役而未有败迹，是我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他以“壮怀激烈”，“还我河山”，“直捣黄龙”的英雄气概创立了巍巍战功。然而，岳飞却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所杀害。
岳飞虽已身殁，但他“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深深的铭刻在人们心中，成为正义、忠诚、爱国的精神象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情怀。同时，人们对陷害岳飞的奸臣秦桧及其党羽恨之入骨，成为千古罪人。
但世事难免跌宕颠簸，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有关“岳飞被害真相”的消息，对忠臣岳飞与奸臣秦桧的历史定义颠倒过来，似乎要改写八百多年前的宋代历史。对此，笔者查阅历史资料研究，分辨了这些有悖史理的网文存在诸多误区。

误区一：秦桧坟墓里发现“政治遗嘱”
近些年有关秦桧坟墓里发现遗嘱的消息时有见诸网络，而且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其一是讲在杭州一个叫“壶侑”的地方发现秦桧坟墓，经考古专家研究还发现有秦桧的“政治遗嘱”，写在一块绸缎上，内容大致讲秦桧高度赞扬岳飞的抗金卫国事迹，并强调害死岳飞是宋高宗赵构的“上意”，秦桧只是无奈执行而已。同时秦桧的遗嘱还“分析”了岳飞必死的“原因”，一是岳飞要“迎回二帝”，动摇赵构的皇位；二是岳飞劝皇帝立储而犯忌……认为是岳飞自己招来的杀身之祸等等。
秦桧遗嘱的另一种版本是：遗嘱的文字刻在石碑上，内容大致与上例相同。
这些消息不仅充斥网络，有的小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刊登，可见其影响之大！谎谬之大！
纠误：秦桧坟墓发现遗嘱之事纯属虚构杜撰！
笔者了解到，关于秦桧坟墓发现遗嘱的网络消息其实源自某位自由撰稿人的文学作品。他坦言是以新闻形式虚构杜撰了“秦桧坟墓里发现政治遗嘱”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居然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巨大的反响。因此，特意撰文声明，“秦桧政治遗嘱”的文章是纯文学作品而非真实事件予以澄清，还特意解释了原“遗嘱”文章引用了杭州方言 “壶侑”即“忽悠”的提示，只是非杭州人看不懂其方言，才把它当真的。
非常遗憾的是，虽然原创人发文澄清辟谣，但仍然抵消不了人们对“秦桧坟墓遗嘱”的议论。那么，现在笔者通过查阅资料为大家做分析：
1、所谓“遗嘱”就是当事人将未了之事向后人，或者亲友交待嘱托，但秦桧这份遗嘱却藏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向谁嘱托？因此，这个“遗嘱” 显然是不存在的。
2、资料有记载，秦桧的坟墓早已在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多次被人盗掘，坟墓的防护设施早已被破坏，就算有写在布绢里的“遗嘱”也不可能保存到现在。一块绸布埋在地里八百多年不变质，还能辨认文字，有可能吗？
3、如果这份“遗嘱”是刻在石碑上，那就更加不可能，要明白这份遗嘱的内容要是被当时的皇帝宋高宗赵构知道会怎么样？这么大方的刻在石碑上，皇帝会不知道吗？除非是近代造假做上去的。无论怎么看，秦桧坟墓里发现“遗嘱”都是不可能的。

误区二：因为岳飞要迎回二帝动摇宋高宗赵构的皇位
这条理由似乎很有说服力，也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但是不成立的。
其内容大致是：因岳飞抗金连续取胜，并提出要迎回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一雪国耻。因宋高宗赵构担心一旦迎回二帝后，自己就要退让皇位，因此必须阻止岳飞北上抗金，用十二道金牌急招岳飞回朝，为了不让岳飞“迎回二帝”，所以将岳飞杀了。是皇帝要杀岳飞，而秦桧只是执行皇帝的旨意而已。
纠误：在岳飞被害前宋徽宗在金国已经死了，争皇位之说是不成立的。
真正的史实是：靖康二年四月（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今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北宋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这就是宋史上的“靖康之耻”。
但是，宋徽宗（宋高宗赵构的父亲）在绍兴五年（1135年）已经在金国被折磨而死。绍兴七年（1137年）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就获知其父亲宋徽宗去世的消息。而岳飞被害是在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廿九（公元1142年1月27日）除夕之夜。因此，有关“迎回二帝”引致赵构杀岳飞之说是不成立的。而且“迎回二帝”这句口号的源头是来自宋高宗赵构本人。
所谓“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回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之说，其实纯属想当然的臆断，缺少真凭实据，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岳飞被冤杀，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年底（公元纪年已是1142年），而此前宋徽宗赵佶（宋高宗父亲）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剩下的宋钦宗赵桓与宋高宗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宋高宗赵构没有让位义务。
第二，宋钦宗赵桓（宋高宗哥哥）于宣和七年（1125年）登基，靖康二年（1127年）被掳，在位期间毫无建树，被金兵两次围攻京城，最后与整个皇族同掳北方，十几年来，受尽凌辱、鞭笞、呵斥，苟且偷生，人性尊严丧失殆尽，有何面目重登九五，再抚群臣？而且宋钦宗对北宋的灭亡负有罪责，宋朝臣民即便不追究其误国罪责，也不可能再支持此亡国昏君复位。
第三，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的势力，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在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宋钦宗赵桓在南宋国内缺少政治基础和可依恃的势力，纵使南归，又岂能与宋高宗赵构一争？即便真的对帝位构成威胁，宋高宗赵构也只需在打败金国之际，将他谋害了事。
第四，当时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不可能再率军北伐。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第五，被金军吓出精神病的宋高宗赵构，在其心目中金国更是强大无比，怎会因担心金国失败而杀害岳飞呢？
第六，宋高宗赵构积极要与金国媾和，岳飞正是他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宋高宗赵构虽然懦弱，但决不昏愦，岂能轻易自挖墙脚？
第七，宋太祖遗训有“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宋高宗赵构杀岳飞就是“违宪”行为，是要承担相当政治风险和心理压力的，非不得以，不会出此下策。
第八，宋高宗赵构与金国议和就有送还宋钦宗的条款，并且正式达成协议，只是金人变卦钦宗才未能回。
第九，宋高宗赵构在自己的即位诏书最先提出“迎回二圣”的口号。岳飞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但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国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以对抗南宋。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综上所述，岳飞不是因积极主张迎回“徽钦二帝”而被杀的。

误区三：因岳飞劝皇帝立储，犯了大忌而被杀害
这条内容大致是这样：宋高宗赵构年近四旬无子，也没有设立皇帝的继承人，而作为武将的岳飞则多次劝皇帝赵构设立继承人（立储），这是犯了皇室的大忌。曾有岳飞的随同者劝岳飞不要管皇室的事，但岳飞不听，屡次劝皇帝立储，结果令宋高宗赵构震怒而招致杀身之祸。嘿嘿，还再三强调岳飞的头脑是如何如何的“幼稚”。
纠误：朝廷大臣劝皇帝立储不可能是“犯忌”
有关岳飞劝皇帝立储是否犯忌，没有相关史料证实这种“律例”，但笔者作为看过不少古典小说，还与文科老前辈交流过，从未看过朝廷大臣劝皇帝立储是犯什么“大忌”的事例。其实，主要你了解皇帝立继承人（立储）的作用和“功能”，就不会认为是犯忌。
1、皇帝设立继承人并不等于让出皇位，而是在皇帝“驾崩”之后，或者皇帝想“退休”之时由继承人继位。因此，这个继承人必须预早培养，这是对国家和皇帝本身都是非常必要的。而当时宋高宗赵构已年近“不惑”之年还未立继承人，这对古代皇族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岳飞作为朝廷大臣，劝他立储完全是好意，也是尽朝臣的责任，不可能让皇帝迁怒而杀害岳飞。哈哈，就可比现在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还未结婚，人家劝你找个对象吧，难道你就把别人杀了吗？
2、皇帝立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培养与皇帝政见一致的势力范围，皇室的势力将更大，更有利于巩固皇帝的统治地位。这个道理，宋高宗赵构是不可能不懂的。因此，说劝皇帝立储是犯忌，无论怎么看都是讲不通的，更不可能因这个原因而杀害岳飞。
3、最关键的一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宋高宗赵构已经采纳了岳飞提出立储的建议。不久，宋高宗赵构就选中了皇族中的赵昚为继承人，并在他五十来岁时，也即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让赵昚继位，即宋孝宗，而赵构自己就当了太上皇。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是，在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时，作为太上皇的赵构仍然在干预着朝政事务。也就是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是太上皇赵构授意的，至少是赵构默认了。

误区四：宋高宗为了与金人讲和而杀了主战派的岳飞
有部分文章认为，金军连年与宋朝交战令宋高宗赵构倍感惊恐，为了求得安稳，最好的办法就是与金人求和，但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却极力主战，与皇帝的观点相冲撞，皇帝赵构为了达到求和的目的，只好将岳飞杀掉。
纠误：大敌当前而自毁长城来求和？不可能！
为了求和而斩杀大将自毁长城，这是何等谎谬的论点。不过，这里潜藏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当时岳飞与金兵交战连连告捷，形势由被动转为主动，经过多次大规模挫败金兵后，让完颜兀术带领的金军元气大损，恐怕连逃回黄龙府的机会都非常渺茫。情急之下，急修书信传至宋朝的内奸秦桧，并成功挟制岳飞收兵。随后宋金和谈成功。实际上是以战迫和，可见岳飞对当时的宋廷来说是多么重要。
遗憾的是，第二年宋金议和，岳飞被囚禁，继而被杀害。如果说是为了与金人和谈而杀害岳飞，那肯定不是宋高宗赵构的主意，因为当时只有岳飞才有能力克制住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至少是发挥最大的作用。那么，杀了岳飞之后，金人反悔怎么办？这是小孩都会考虑的道理，除非是立心要卖国。

误区五：因为打仗要消耗钱财，皇帝为了节省开支而杀了岳飞
这方面的网评大致认为：岳飞长期打仗消耗了朝廷很多钱财，这样就要向老百姓增加征税，而征税多了就会引起民间造反，出现连带性的问题。因此，皇帝为了避免打仗，决意向金人讲和，但岳飞又太好战，不得已只好将岳飞杀掉。哈哈，还煞有介事的说：“假如你是皇帝赵构怎么办呢？当然要杀了岳飞啦”。
纠误：和谈之后付出的财物比打仗高出十倍以上
打仗要消耗财物，没错。但在古代作战最关键的是士兵有得吃，所以有“无粮不聚兵”之说，但岳飞的军队纪律严明，而且非常节俭，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战事之时，岳飞命军队“种禾植谷，屯粮待战”，基本能做到“自给”。
再看与金人求和后宋廷付出的代价：宋朝向金国称臣，将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并每年向金贡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看到了吧，这在当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误区六：因为岳飞不贪财、不贪色、不沾酒被怀疑有野心而被杀
也有评论认为，岳飞性格太完美，皇帝要帮岳飞盖房子、赏赐钱财、赏赐美女、甚至皇帝为岳飞敬酒都被岳飞统统拒绝。就是因为岳飞的性格太完美，被皇帝误认为有野心——什么都不想要，莫非是想要皇位。因此，皇帝赵构就下决心除掉岳飞。
纠误： “三个不贪”是将《楚汉相争》的故事移到岳飞身上
南宋的岳飞根本没有皇帝为他盖房子、赏赐钱财、送美女不要和敬酒不喝的事件。这个故事原是发生在秦末汉初期间的刘邦与项羽争天下之时的一个情节，是项羽的军师范曾对刘邦的评述，认为刘邦不贪财、不好色、不沾酒，唯一就是想独占天下。但现在居然把这个故事转到岳飞身上，这是名副其实的张冠李戴。
……
还有很多有关“岳飞被害真相”的误区，由于过于偏离常理，只能当作笑话，笔者也不屑去逐一“纠误”，否则就是浪费读者的时间。
总之，岳飞被害已是历史事实，但如果说宋高宗赵构不是因为被秦桧误导蒙蔽错杀岳飞，那么，就目前网络的消息来说，还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理由。还是把它交还给历史吧，毕竟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南宋时代的政治环境。

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金国使者刘祹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可见于南宋赵葵所著《行营杂录》、南宋叶寘所著《坦斋笔衡》

岳飞遇害二十年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岳飞遇害六十多年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关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被冤杀的历史事件，要弄清楚如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杏林心经（新修订）
一、铁的事实证明秦桧矫诏杀害岳飞（也即秦桧假托皇帝诏书杀害岳飞）
岳飞究竟是被宋高宗赵构下圣旨赐死，还是奸相秦桧谋杀？的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裁断有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但只要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的内容继续看下去，再阅读，就会看到这段记载：“癸巳，岳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
上述记载看到了吧，最后一句怎样说的，“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这个“初”就是在圣旨未下达之前，就已经是“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也就是秦桧以手书付狱杀岳飞之时是没有圣旨的——秦桧矫诏杀岳飞，也就是谋杀岳飞。此外，还有其他很多史料可以佐证“秦桧手书付狱杀岳飞”，就不逐一举例了。
结论是：在宋高宗赵构尚未下圣旨的情况下，秦桧密令其党羽万俟卨杀害岳飞。

那么，为什么这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又记载有圣旨赐死岳飞呢？我们再看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下一卷怎样记载——

上图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四的相关截图。
我们看看下划线的文字：“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对以鞫岳飞狱毕故也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我们理解一下这句话——
1、岳飞死后的十六天才研究岳飞案的程序。
岳飞是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癸巳）在狱中被杀，而现在这个史料是戊申，距离岳飞被害的十六天。这个时候也没有提及岳飞已被杀，而是现在才召集“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对以鞫岳飞狱”，就是召集跟审理岳飞案有关的人员，万俟卨、周三畏等人对审讯岳飞案的事情进行校对、研究，统一定案等一系列程序完成后（毕故也），秦桧要求将岳飞案的结果印发至各路（宋朝时期一级行政区是“路”，相当于现在的“省”）。
2、秦桧杀害岳飞的时候并没有皇帝圣旨，而是杀害之后补填的圣旨
南宋朝廷要杀害岳飞这样的大臣而没有正当的程序就实施？这已经说明在岳飞被杀害时不是执行圣旨的。再看看之前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已经是铁一般的证据就是秦桧矫诏杀岳飞，假托皇帝诏书杀害岳飞。
至于赐死岳飞的圣旨，其实是在岳飞被杀害之后，负责审理此案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周三畏等官员在理顺岳飞案程序时“倒填圣旨”，把此前擅自跳过的法定程序补上，补写一份赐死岳飞的“圣旨”。

二、宋金议和不太可能把杀害岳飞作为正式谈判条件，杀害岳飞其实是秦桧按照金人的密令暗中操作、秘密进行的
宋金议和以杀害某个人作为条件之一？这不太可能！
两国谈判是不太可能在正式场合提出这种低劣、下作的流氓条件，这是非常丢格、非常不体面的条件，是不可能在两国高层的正式谈判场合直接提出这样的条件。更何况当时金国已经处于劣势，有什么底气、有什么资本提出这样无理的耍赖条件？再说，金人最起码也会考虑到，如果对方不答应怎么办？这是一个最普通人都自然想到的问题。实际上，金国当权者完颜兀术（宗弼）是暗中密令内奸秦桧谋杀岳飞，通过密使捎带密信要求秦桧谋害岳飞，而非在官方正式谈判中提出。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兀术遗书桧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卨与飞有怨，风卨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卨。卨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卨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卨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
1、金国当权者完颜兀术（宗弼）给内奸秦桧的是私人信件，不是交给南宋朝廷的官方正式公函。秦桧正是私下执行这封密信去谋杀岳飞的。
2、秦桧就自身的处境而言，也要杀害岳飞——“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为谋杀之”，秦桧认为岳飞不死，早晚会妨碍和议，会祸及自己的权位、利益，这就是秦桧谋杀岳飞的动机。
3、秦桧以手书纸条付狱的方式，指使负责审理此案的万俟卨等人（秦桧党羽）在尚未审结定案的情况下杀害了岳飞——“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

三、杨沂中监斩岳飞之事有疑点
基于上述史料的记载，秦桧属于矫旨杀害岳飞，除非杨沂中是秦桧党羽，否则他绝对不会监斩。
1、“桧召飞父子证宪事。帝曰:‘刑所以止乱，勿妄追证,动摇人心’。”（ 《宋史•张宪传》）既然杀害岳飞不是宋高宗赵构的旨意，又何来如此大方的令杨沂中监斩岳飞？这明显不符合逻辑。除非是杨沂中故意迎合秦桧，否则没有这个可能。
2、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录入了南宋赵牲所著《遗史》，而《遗史》采用了“桧以书付狱”的说法。
3、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就很多次提醒读者，南宋官修高宗朝《日历》的很多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出自秦桧养子秦熺，例如“臣考其故，盖绍兴十二年以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卷122、“其(秦桧)擅政以来，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矣”。——卷148
……很多记载都已经证实秦桧指使其养子秦熺伙同秦桧党羽大肆篡改南宋官修高宗朝《日历》记载，因此，关于杨沂中监斩岳飞之事纯属秦熺之流篡改《日历》时加上在岳飞死后的半个月补写的“案发经过”，完全没有可信度。

四、岳飞被杀后宋高宗赵构的尴尬与无奈
秦桧谗言怂恿“军改”，宋高宗赵构赞成了；秦桧力主与金国议和，理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宋高宗赵构非常反感，拒绝了。但在秦桧的“不懈努力下”，宋高宗赵构最终同意了。
然而，最后的局面却是让宋高宗赵构始料不及——大将兵权收回来了，岳飞被杀害了，岳家军解散了，南宋的军事力量瓦解了，最后全国的兵权集中在权奸秦桧手中，成为胁迫皇帝的祸害。
最让宋高宗赵构无奈的是，岳飞是由赵构一手提携的心腹将领，“军改”之后，打算给岳飞一个没有权力的闲职，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岳飞也是宋高宗赵构手中的一张很重要的王牌，也可以说是压箱底的宝贝。但能料到放手让秦桧全权负责岳飞案，结果让秦桧先下手为强，来个先斩后奏，将岳飞杀了。
也许有人会问，秦桧擅自杀害岳飞，就不怕宋高宗赵构问罪吗？你看看现在的宋高宗赵构还有什么底气能向秦桧问罪？秦桧手中握有兵权，秦桧党羽遍布朝野，背后还有金国撑腰，岳飞已被冤杀，南宋其他将帅兵权被解除，敢于反对秦桧的南宋朝臣要么被清洗迫害，要么被排挤贬官。这时摆在宋高宗赵构面前的只有二条路，要么选择鱼死网破，要么选择屈膝议和。
因为现在的议和不是宋高宗赵构先前计划中的议和那么美好，本来赵构打算的议和是重新划定国界，双方平等相好，互不交战。现在却只能向金国割地、称臣、每年进贡二十五万两匹银绢，金主华诞之日要厚礼祝贺，更让宋高宗赵构失尊严的是，每次金使到来，赵构要恭恭敬敬的哈腰点头，唯唯诺诺。
谁也不会相信，宋高宗赵构赞成议和就是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其实只是他自己的失算造成客观环境、内外形势的变化所带来的无奈结果。

事实上，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南宋诸大将兵权，不仅为了议和，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但其本意主要是收回兵权，而非杀害抗金将帅。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秦桧一直在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有金人作后台，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抗金取得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将丧失，秦桧也会随之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只有金国继续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才能保持并巩固其独特的权势和地位。
于是，经过秦桧一手操办，南宋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绍兴和议，暂时消除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也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事权增重、军人势力做大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作为金国代理人，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无不唯命是从，故金人全力支持秦桧为相。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权势越来越大，党羽遍布朝堂，成为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显然，秦桧及其奉行的屈膝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才能确保秦桧权势、地位稳固。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国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此后，倚仗金人“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规定，秦桧稳当终身宰相，独揽南宋朝政大权十几年（《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朱文公文集》卷75），『秦桧在虏中，知虏人已厌兵，归又见高宗亦厌兵，心知和议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议。……高宗初见秦桧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朱子语类》卷131）。


剖析“岳飞被害真相”的误区
——杏林心经

岳飞，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在他十多年的戎马征战中，亲自指挥了近一百三十次大小战役而少有败迹，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他以“壮怀激烈”，“还我河山”，“直捣黄龙”的英雄气概创立了巍巍战功。然而，岳飞却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那些罪名杀害。
岳飞虽已身殁，但他“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深深铭刻在人们心中，成为正义、忠诚、爱国的精神象征，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情怀。同时，人们对陷害岳飞的奸臣秦桧及其党羽恨之入骨，秦桧之流成为千古罪人。
但世事难免跌宕颠簸，近年来出现不少有关“岳飞被害真相”的消息，对忠臣岳飞与奸臣秦桧的历史定义颠倒过来，似乎要改写八百多年前的宋代历史。对此，笔者仔细查阅历史资料，分辨剖析这些有悖史实的网文的诸多误区。

误区一：秦桧坟墓里发现“政治遗嘱”
近些年有关秦桧坟墓里发现遗嘱的消息时有见诸网络，而且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其一是讲在杭州一个叫“壶侑”的地方发现秦桧坟墓，经考古专家研究还发现有秦桧的“政治遗嘱”，写在一块绸缎上，内容大致讲秦桧高度赞扬岳飞的抗金卫国事迹，并强调害死岳飞是宋高宗赵构的“上意”，秦桧只是无奈执行而已。同时秦桧的遗嘱还“分析”了岳飞必死的“原因”，一是岳飞要“迎回二帝”，动摇赵构的皇位；二是岳飞劝皇帝立储而犯忌……认为是岳飞自己招来的杀身之祸等等。
秦桧遗嘱的另一种版本是：遗嘱的文字刻在石碑上，内容大致与上例相同。
这些谎谬消息不仅充斥网络，有的小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刊登，可见其影响之大！
纠误：秦桧坟墓发现遗嘱之事纯属虚构杜撰！
事实上，关于秦桧坟墓发现遗嘱的网络消息其实源自某位自由撰稿人的文学作品。他坦言是以新闻形式虚构杜撰了“秦桧坟墓里发现政治遗嘱”的文章在网上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巨大反响。因此，特意撰文声明，“秦桧政治遗嘱”的文章是纯文学作品而非真实事件予以澄清，还特意解释说原“遗嘱”文章引用杭州方言 “壶侑”即“忽悠”的提示，只是非杭州人看不懂其方言，才把它当真。
非常遗憾的是，虽然原创人发文澄清辟谣，但仍然抵消不了人们对“秦桧坟墓遗嘱”的议论。那么，现在笔者通过查阅资料为大家做分析：
1、所谓“遗嘱”就是当事人将未了之事向后人，或者亲友交待嘱托，但秦桧这份遗嘱却藏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向谁嘱托？因此，这个“遗嘱” 显然是伪造。
2、史书有记载，秦桧坟墓早已在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多次被人盗掘破坏，就算有写在布绢里的“遗嘱”也不可能保存到现在。一块绸布埋在地里八百多年不变质，还能辨认文字，有可能吗？
3、如果这份“遗嘱”是刻在石碑上，那就更加不可能，要明白这份遗嘱的内容要是被宋高宗赵构知道会怎么样？公开刻在石碑上，皇帝会不知道吗？除非是近代造假做上去的。无论怎么看，秦桧坟墓里发现“遗嘱”都是不可能的。

误区二：因为岳飞要迎回二帝动摇宋高宗赵构的皇位
这条理由似乎很有说服力，也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但却不成立。
其观点大致是：因岳飞抗金连续取胜，提出要迎回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一雪国耻。宋高宗赵构担心迎回二帝后，自己就要退让皇位，因此必须阻止岳飞北上抗金，用十二道金牌急招岳飞回朝，为了不让岳飞“迎回二帝”，所以将岳飞杀了。是皇帝要杀岳飞，秦桧只是执行皇帝的旨意而已。
纠误：所谓“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回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之说，其实纯属想当然的臆断，与史实不符，完全不成立，批驳如下：
第一，岳飞被冤杀，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年底（公元1142年1月），而此前宋徽宗赵佶（宋高宗父亲）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剩下的宋钦宗赵桓与宋高宗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宋高宗赵构没有让位义务。
第二，当时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脱离军队，没有带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不可能再率军北伐。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第三，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的势力，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宋钦宗赵桓在南宋国内没有政治基础和可依恃的势力，不得人心，纵使南归，又岂能与宋高宗赵构一争？假如真的对帝位构成威胁，宋高宗赵构也只需在打败金国之际，将他谋害了事。
第四，宋钦宗赵桓（宋高宗哥哥）于宣和七年（1125年）登基，靖康二年（1127年）被掳，在位期间毫无建树，被金兵两次围攻京城，最后与整个皇族同掳北方，十几年来，受尽凌辱、鞭笞、呵斥，苟且偷生，人性尊严丧失殆尽，有何面目重登九五，再抚群臣？况且宋钦宗对北宋的灭亡负有罪责，宋朝臣民即便不追究其误国罪责，也不可能再支持此亡国昏君复位。
第五，被金军吓出精神病的宋高宗赵构，有严重的“恐金症”，在其心目中金国是强大无比的，怎会因担心金国失败而杀害岳飞呢？
第六，宋高宗赵构一心想要偏安江南，积极要与金国议和，岳飞正是他议和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宋高宗赵构虽然懦弱，但决不昏愦，岂能轻易自挖墙脚？
第七，宋太祖遗训有“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岳飞被杀纯属冤案，案件审理久拖未决，不能让天下人信服，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宋高宗赵构冤杀岳飞就是“违宪”行为，要承担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和心理压力，非不得以，不会出此下策。
第八，宋高宗赵构与金国议和就有送还宋钦宗的条款，并且正式达成协议，只是金人后来变卦，宋钦宗才未能返回南宋。
第九，宋高宗赵构在自己的即位诏书最先提出“迎回二圣”的口号。岳飞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但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国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对抗南宋。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综上所述，岳飞并不是因积极主张迎回“徽钦二帝”而被杀的，岳飞之死与徽钦二帝是否归宋无关。

误区三：因岳飞劝皇帝立储，犯了大忌而被杀害
这条内容大致是这样：宋高宗赵构年近四旬无子，也没有设立皇帝的继承人，绍兴七年，作为武将的岳飞则多次劝皇帝赵构设立继承人（立储），犯了皇家大忌。曾有随同者劝岳飞不要管皇室的事，但岳飞不听，屡次劝皇帝立储，结果令宋高宗赵构震怒而招致杀身之祸。还再三强调岳飞的政治头脑“幼稚”。
纠误：朝廷大臣劝皇帝立储不可能是“犯忌”
有关岳飞劝皇帝立储是否犯忌，没有相关史料证实这种“律例”，但笔者作为看过不少史书，还与文科老前辈交流，从未看过朝廷大臣劝皇帝立储是犯什么“大忌”的事例。其实，主要你了解皇帝立继承人（立储）的作用和“功能”，就不会认为是犯忌。
1、皇帝设立继承人并不等于让出皇位，而是在皇帝“驾崩”之后，或者皇帝想“退休”之时由继承人继位。因此，这个继承人必须预早培养，这是对国家和皇帝本身都是必要的。当时宋高宗赵构已年近“不惑”之年还未立继承人，这对古代皇族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岳飞作为朝廷大臣，劝他立储完全是好意，也是尽朝臣的责任，不可能让皇帝迁怒而杀害岳飞。好比现在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还未结婚，人家劝你找个对象，难道你就把别人杀了吗？
2、皇帝立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培养与皇帝政见一致的势力范围，皇室势力将更大，更有利于巩固皇帝统治地位。这个道理，宋高宗赵构是不可能不懂的。因此，说劝皇帝立储是犯忌，无论怎么看都是讲不通的，更不可能因这个原因而杀害岳飞。
3、最关键的一点，实际上宋高宗赵构不久就采纳了岳飞提出的立储建议。绍兴八年，宋高宗赵构选中了赵宋皇族中的赵昚为继承人，并在他五十来岁时，也即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让赵昚继位，即宋孝宗，而赵构自己就当了太上皇。
在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时，作为太上皇的赵构仍然在干预着朝政事务。也就是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是太上皇赵构授意的，至少是赵构默认了。

误区四：宋高宗为了与金人讲和而杀了主战派的岳飞
有部分文章认为，金军连年与宋朝交战令宋高宗赵构倍感惊恐，为了求得安稳，最好的办法就是与金人求和，但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却极力主战，与皇帝的观点相冲撞，皇帝赵构为了达到求和的目的，只好将岳飞杀掉。
纠误：大敌当前而自毁长城来求和？更不可能！
为了求和而斩杀大将自毁长城，这是何等谎谬的观点。不过，这里潜藏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当时岳飞与金军交战连连告捷，形势由被动转为主动。经过多次大规模挫败金军，金军元气大损，金军统帅完颜兀术恐怕感觉连逃回黄龙府的机会都非常渺茫，情急之下，急修书信传至宋朝的内奸秦桧，并成功挟制岳飞班师撤军。第二年宋金和谈成功，这实际上是以战迫和，可见岳飞对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是多么重要。
遗憾的是，第二年宋金议和，岳飞被诬陷囚禁二个多月，继而被杀害。如果说是为了与金人和谈而杀害岳飞，那肯定不是宋高宗赵构的主意，因为当时只有岳飞才有能力克制住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至少是发挥最大作用。如果杀害岳飞之后，金人反悔怎么办？这是小孩都会考虑的道理，除非是本意就要卖国投降。

误区五：因为打仗要消耗钱财，皇帝为了节省开支而杀了岳飞
这方面的网评大致认为：岳飞长期打仗消耗朝廷很多钱财，这样就要向老百姓增加征税，而征税多了就会引起民间造反，出现连带问题。因此，皇帝为避免打仗，决意向金人讲和，但岳飞又太好战，不得已只好将岳飞杀掉。还煞有介事的说：“假如你是皇帝赵构怎么办呢？当然要杀岳飞啦”。
纠误：和谈之后付出的财物比打仗高出十倍以上
打仗要消耗财物，没错。但在古代作战最关键的是士兵有得吃，但岳飞所部军纪严明，勤俭节约，岳飞还让军队“种禾植谷，屯粮待战”，通过屯田基本做到自给自足。
再看与金人求和付出的代价：宋朝向金国称臣，将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并每年向金贡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看到了吧，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底，岳飞班师南归，北伐一年前就已经停止，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赋闲在家，脱离军队，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也不可能再率军北伐。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坚持打仗而杀害他呢？

误区六：因为岳飞不贪财、不贪色、不沾酒被怀疑有野心而被杀
也有评论认为，岳飞太清高，皇帝要帮岳飞盖房子、赏赐钱财、赏赐美女、甚至为岳飞敬酒都被岳飞统统拒绝。就是因为岳飞的性格太完美，被皇帝误认为有野心，什么都不想要，莫非是想要皇位。因此，宋高宗赵构就下决心除掉岳飞。
纠误： “三个不贪”其实是将《楚汉相争》的故事张冠李戴转嫁到岳飞身上
岳飞根本没有经历皇帝为他盖房子、赏赐钱财、送美女不要和敬酒不喝的事件。这个故事原是发生在秦末汉初刘邦与项羽争天下之时的一个情节，是项羽的军师范曾对刘邦的评述，认为刘邦不贪财、不好色、不沾酒，唯一就是想独占天下。但现在居然把这个故事转嫁到岳飞身上，这是名副其实的张冠李戴。
……
还有很多有关“岳飞被害真相”的误区，由于过于偏离常理，只能当作笑话，笔者不屑去逐一纠误。
总之，岳飞被害已是历史事实，但如果说宋高宗赵构不是因为被秦桧误导蒙蔽错杀岳飞，那么，就目前掌握资料来说，还找不到更有说服力的理由。还是把它交还给历史吧，毕竟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南宋时代的政治环境。

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护送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南归的金国使臣刘祹等人到达临安，金国使者刘祹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可见于南宋赵葵所著《行营杂录》、南宋叶寘所著《坦斋笔衡》

岳飞遇害二十年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岳飞遇害六十多年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岳飞，——中国历史上的杰出英雄人物】

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提到岳飞，大家就会想到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有人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尽忠报国、至死不渝；而提起秦桧，大家则会想到一个甘当内奸、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十恶不赦之徒。

岳飞出生于宋朝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县)一个的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在抵抗外敌侵略的战争中，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初年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军事家。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卓越治军品行的爱国将领岳飞还带出了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巨大战斗力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要求严格、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将士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而正如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只有岳飞。

在岳飞生前，不仅南宋朝廷中的皇帝和很多官员佩服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而且广大平民百姓对岳飞赞誉有加，广大岳家军将士也都拥护敬爱岳飞。岳飞生前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当时很多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南宋官员，大多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像宗泽、张所、李纲、张浚、朱胜非、吕颐浩、赵鼎、李光等南宋朝廷的文臣，不仅都对岳飞的才能表示认同和赞赏，而且还曾不同程度地举荐、提拔过岳飞。而像韩世忠、吴玠、张俊等南宋大将，也都曾对岳飞的军事才能表示钦佩。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曾经多次赞许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还不断给予岳飞以提拔和封赏。而南宋时期的平民百姓和宋军将士，更是十分尊崇岳飞，对他赞誉有加。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而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之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而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更是在诏书中直接承认：『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

千百年来，人们敬仰岳飞，不仅写下为数众多的纪念诗文楹联，而且还给岳飞建立很多庙宇，至于前去瞻仰岳王庙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古时候瞻仰岳王庙的人很多，现在也很多，例如，杭州岳王庙一年就要接待几百万的游人。

八百多年以来，岳飞之所以为后世景仰、敬重，——这不仅因为岳飞为保卫家国而立下了卓著战功，不仅因为岳飞是一位“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杰出军事家和执德布义的“忠孝完人”，也不仅因为岳飞的高风亮节，岳飞具有治军严明、赏罚分明、廉洁奉公、不纵声色、爱民如子、秋毫无犯等高尚品行，更是因为岳飞不畏艰险誓死反击外侮、坚决反抗侵略奴役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岳飞自强不息、奋发进取、“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的巨大勇气，还有岳飞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可贵品行，和岳飞坚贞不屈、誓死抗争、心昭天日的民族气节！

自南宋以来,岳飞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杰出英雄人物,成为后世学习崇拜的楷模。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华夏子孙和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岳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承载了中国人太大的爱国精神和忠义信念，所以孙中山先生说“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历史上，崇拜、敬仰岳飞的仁人志士数不胜数，而以岳飞为榜样，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英雄和勇士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英雄和勇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英雄和勇士们的奋斗牺牲，才使华夏民族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才使历经磨难的中国能够顽强不屈地继续存在，并发展复兴。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飞遇害后不久，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赵葵《行营杂录》)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岳飞家属自岭南蛮荒之地北返。岳飞三子岳霖途径赣州(原名虔州)，『父老帅其子弟来迎』，当地百姓夹道迎接，个个泪流满面，他们说：『不图今日复见相公之子』。后来，岳霖到荆湖北路任官，鄂州军民闻讯后，『设香案，具酒牢，哭而迎』，以表示他们对岳飞的缅怀（《金佗稡编》卷9）。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直到岳飞身后好几十年，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还流传了很多歌颂岳飞的民间故事。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敕建忠烈庙省牒》，卷28《孙迪编鄂王事》，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舆地纪胜》卷66《鄂州》）。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敢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金人长期扣押的南宋使臣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宋史》卷365《岳飞传》）。当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鄂国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鄂国金佗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南宋宰相史浩也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宋史》卷396《史浩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还可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朱子语类》）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
(注：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世人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赵匡胤的尊称。）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说：『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昌谷集》卷17《中兴四将赞》）

文天祥看过岳飞手书唐朝李华《吊古战场》之后，发表肺腑感言说：『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岳飞曾孙岳觌，任处州庆元县尉，曾与文天祥通信，文天祥复信说：「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县尉生北平龙虎家，而又伟然植立，谁不知敬。幸出结习，乃托一日之尝僚，剀谕批历，亦既钦承，远畀麟缄，为礼过矣。」 （《文山先生全集》，《汤阴县志》）

绍兴二年（1132年），南宋爱国名臣李纲在给朝臣的书信中指出：『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难得，……，异时定为中兴名将。』

南宋朝廷在绍兴初年给岳飞升官的部分诏书中对岳飞的评价：『（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岳飞）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岳飞）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绍兴六年（1136年），闻知岳家军北伐战果辉煌，势如破竹般收复襄汉六郡，宋高宗赵构在诏书中欣喜地评价岳飞：『卿学深韬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仍俘甲马，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

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绍兴十年（1140年），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少保”官位的制词公文中评价岳飞：『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岳飞：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壮哉汉将之威棱；志清中原。奋若晋臣之忠概。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

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遇害后不久，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孝宗在位期间，岳飞冤案得到昭雪。岳飞冤案昭雪后，宋孝宗在非正式场合对岳飞三子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乾道六年（1170年），南宋湖北转运司在湖北武昌为岳飞立庙的公文中评价岳飞：『伏见故少保岳飞顷提十万之众，留屯鄂、汉，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捐躯殉国，有百战百胜之功。至今鄂州一军士卒整肃可用者，皆飞之力也。（岳飞）去世已三十年，遗风余烈，邦人不忘，绘其相而祀者，十室而九。』

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在给岳飞评定谥号的官方公文《忠愍谥议》中评价岳飞：『故岳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

而在为岳飞定谥号的官方公文《武穆谥议》中，南宋官员对岳飞廉洁奉公、舍身报国的精神也多有称誉：『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岳飞）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己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临阵亲冒矢石，为士卒先，摧精击锐，不胜不止，则不知有其身。忠义殉国，史册所载，何以尚兹！』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

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一： 『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二（摘录自文天祥给岳飞曾孙岳觌的回信）：「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明太祖朱元璋评价岳飞：纯正不曲，书如其人。

明神宗朱翊钧评价岳飞：咨尔宋忠臣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愤泄靖康之耻，誓清朔漠之师。

满清乾隆皇帝评价岳飞：惟尔公忠秉性，智勇超伦。

孙中山评价岳飞：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邓广铭教授评价岳飞：岳家军的战斗实践，证实了它的战斗力之特别强大。至于其所以特别强大的原因所在，固与岳飞平素的操练和教阅分不开，而更加重要的，则是因为具备了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具体反映出来，岳飞是如何地要把他的部队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还具体反映出来，岳飞确实是一个卓荦不群的战略家和军事家。

王曾瑜教授评价岳飞： 为着光复故土，南北重新统一，维护文明和进步，岳飞不屈不挠地奋斗了后半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履践着自己“尽忠报国”的誓言，表现了一种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张其凡教授评价岳飞的军事才能： 指挥大兵团，发动进攻战，战强敌而胜之，威震敌胆，环顾两宋三百年间，唯岳飞一人而已。他的战略战术，他的军事思想，是两宋军事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笔珍贵宝藏。

龚延明教授评价岳飞的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 岳飞，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八百多年来，一直在感染和鼓舞着后来人。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岳飞已成了一面爱国统一的旗帜，廉洁奉公的楷模，蔑视权贵、伸张正义的正人，以身殉志、宁死不屈的英雄。

正本清源

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经过几十年的频繁征战消耗，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很多，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然而，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军将领甚至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汉人签军在金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本来多是汉族平民百姓，被金国女真人强征入伍，平时饱受女真人的压迫奴役，在战时又被金兵驱使着上前线、当炮灰，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汉人签军普遍十分怨恨金人十分，作战不会很卖力，假如后面没有女真兵将的压阵，他们就想逃走或是投靠宋军。
很显然，金军是不可能依靠那些汉人签军去当主力并冲锋陷阵的。在与宋朝最有战斗力的抗金劲旅岳家军作战时，没有太多战斗力的汉人签军显然更不可能充当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在真正对阵交战时，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的作用多是虚张声势，运送粮草物资，做一些后勤苦役。
金军的中坚力量和作战主力只能是作为金国正规军的女真骑兵，金军战斗力和士气主要靠女真骑兵维系，一旦女真骑兵接连在野战中遭受重创，那些金军就会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汉人签军也会分崩离析。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
关于朱仙镇之战，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是否定其存在的说法牵强附会、并不充分。而表明朱仙镇之战存在的证据其实比较有力。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虽然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这两书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的某些描述颠倒错乱、残缺不全，其中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记述更是漏掉了颖昌大捷之后的部分，当然不可能提到朱仙镇之战。
尽管如此，但是根据《金史》以及宋人记述中所间接透露的关键信息，仍然可以证明岳家军在颖昌大捷之后继续向北挺进并与金军对阵作战的真实性。
《鄂国金佗稡编》卷16《临颍捷奏》记载：『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八日，到临颍县东北，逢金贼马军约五千骑。分遣统制徐庆、李山、寇成、傅选等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贼战斗，其贼败走，追赶十五余里。杀死贼兵横尸满野，夺到器甲等无数，轻骑牵到马一百余匹，委是大获胜捷。”』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的这次大捷是在临颍东北取得的，即在开往东京开封府的路途中的遭遇战，而不是探得敌人来犯的临时出城应战。除岳家军前军外，其他四统制代表了二至四个军。岳家军这么一支相当雄厚的兵力，可能正是向开封进军的。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1130～1200年)比岳飞（1103～1142年）稍晚，《朱子语类》卷136记载了朱熹关于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一段论述。朱熹指出：“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此说间接证明了朱仙镇之战存在的可能。
《宋史》卷368《牛皋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汴、许间”即开封和颍昌之间，也应理解为自颍昌向开封挺进时，牛皋的左军战功最大。因为据颍昌捷奏，直到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为止，牛皋的左军尚未赶到颍昌，并没有参加颍昌大战，故牛皋的战功显然应该是在向开封挺进的过程中立下的，也就间接表明朱仙镇之战有可能发生（朱仙镇即位于颍昌与开封之间）。
很显然，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后，岳家军大概从临颍和颍昌两地，分别“向汴都”（即东京汴梁，也即开封府）进军的。故岳家军杀到朱仙镇，击破金军，仍有很大的可能性。
还有一条很有力的证据，《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这只是一场小遭遇战，但是金军将领仆散浑坦率领六十个金国骑兵绕到宋军后方侦察，来到了鄢陵，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方。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在东京开封府和朱仙镇之南，金军的侦察兵绕过宋金两军对阵的前线，来到位于朱仙镇以南的鄢陵刺探敌情，金军侦察兵到达朱仙镇之南的鄢陵已经被金人视为“深入”宋军腹地。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向北挺进到朱仙镇了，并与金军在那里对阵。这也就有力地印证了岳飞朱仙镇之战的存在。
而据岳珂《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朱仙镇之战岳家军获胜后，金军曾一度撤出开封。这在《金史》记载中得到了间接印证。《金史》卷77《宗弼传》记载，在“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之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发生在岳飞北伐之前。而“宗弼遣孔彦舟下汴州”，也即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则发生在既在岳飞北伐之后，显然是金军撤出开封之后的重占。《金史》叙事往往扬胜讳败，然而《金史》卷77《宗弼传》的记载却又为岳珂此说提供了旁证。
以上分析足以印证绍兴十年七月中旬颍昌大捷后，岳飞所部乘胜进军至朱仙镇并与金军在那里交战。
朱仙镇大捷的前提是，在此前的郾城之战、颖昌之战期间，金军接连遭受重创，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金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军统帅完完颜宗弼（兀术）不肯认输，继续签军，也就是抓壮丁充军，但被强征入伍的签军大多数都是汉人，曾经都是大宋子民，得知宋军连连告捷、金军接连败退的消息，他们更加不愿意去做签军，给女真人当炮灰。气急败坏的完颜宗弼就拿昭武大将军韩常出气，开始鞭打韩常，此时在金军阵营之中，不少人看到了完颜宗弼的残忍，更加深了对完颜宗弼的不满。同样也知道完颜宗弼这个靠山是快靠不住了，要赶快找条后路。此时如果投奔岳飞肯定有希望，故此如金军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觊、崔虎、华旺、杨进、高勇等人接连向岳飞投诚，而被鞭打的韩常也对完颜宗弼十分不满，在颍昌大战之后，韩常的军队囤积在长葛县境内，曾经派出密使向岳飞表示愿意投诚，岳飞一一接纳。
在郾城之战、颖昌之战之后，各路岳家军经过数日整顿，便大举进兵开封府，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在临颖县的张宪带领岳家军诸位统制向北方发动攻击，途中轻松击溃六千金国骑兵，扫除了向开封府挺进的阻碍。同一时间王贵也从颍昌府发兵进军开封府，岳家军左军统制牛皋也随之发兵进军开封府，各路岳家军人马纷纷挺进东京开封府，金兵闻风丧胆。
当时的情况是，岳家军各路人马兵临朱仙镇，完颜宗弼指挥金军带着被强征入伍的那些的“剃头签军”号称十万，企图负隅顽抗，岳飞派遣骁将（这个骁将很可能是牛皋）以五百背嵬骑兵作为前锋，士气低落的金军看到了岳家军的骑兵背嵬军作为先锋冲了过来，没有太多抵抗，就败退而逃。这就流传出岳家军五百精锐大破十万金军，——注意是“大破之”，只是击溃士气低落的十万金军（大部分应该由“剃头签军”组成），而不是歼灭，具体杀伤多少，并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明在接连战败之后金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无法继续与岳家军抗衡。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1、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却在乱世中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2. 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南宋小朝廷主张偏安东南，处处牵制阻挠岳飞北伐。
3. 岳飞所处的时代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乱世，南宋的国力与汉唐时期无法相比，岳飞却能克服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敢于多次发起北伐，并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率领岳家军将士以寡击众，与女真骑兵硬碰硬地对决，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重创金军主力。
4、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金军有杰出的统帅完颜兀术等
5. 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作为岳飞的敌人，女真骑兵实力雄厚，比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骑兵要强大得多，女真骑兵包括用于迂回包抄而后突击的轻骑兵“拐子马”，以及用于正面攻坚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铁浮图”,轻骑兵“拐子马”的机动性极强，重装骑兵“铁浮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加几千步兵对阵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加几千步兵对付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进行硬碰硬的对阵厮杀，经过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当时匈奴骑兵还没有马蹬，其战斗力与后世骑兵相比要差得多，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铁浮图”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加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通过伏击战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骑兵对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激烈的骑兵对阵，这是汉、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金军由盛转衰。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则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宋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岳飞北伐接连在野战中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南宋有了与金国谈判的资本。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
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然而，事情的关键则在于宋高宗赵构本人对此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硬碰硬的主力对决，岳家军在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金军真正领教了岳家军的威力，金军之中从此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绍兴十一年除夕（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绍兴十二年正月（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出发去金国都城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城南），将宋高宗赵构、秦桧与兀术商定的议和条件以国书形式传达给了金熙宗，同时把岳飞遇害的消息告知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金熙宗派出的册封使到达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正式册封赵构为南宋皇帝。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1142年5月1日），金国履行议和条件，派盖天大王完颜塞里（宗贤）护送赵构生母韦氏及宋徽宗的棺木回归南宋。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可见于南宋赵葵所著《行营杂录》、南宋叶寘所著《坦斋笔衡》

岳飞遇害二十年后，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发起侵宋战争，金军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上述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薛季宣（1134～1173年），南宋学者，永嘉学派创始人，早年随伯父薛弼宦游四方，喜从父老问岳飞、韩世忠兵间事，著有《浪语集》、《古文周易》、《书古文训》、《春秋经解》、《论语直解》。

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