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朱仙镇之战确实存在，岳家军五百精锐骑兵击溃数万金军，并非歼灭金军

（一）朱仙镇之战的背景：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通过发动政变而独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完颜宗弼(兀术)亲率金兵主力攻入东京开封府，完颜撒离喝(杲)攻陕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聂黎孛堇攻京东路。金人打来时，原来伪齐的官吏纷纷迎降，金军势如疾风骤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河以南。
在绍兴十年的宋金战争中，宋军抗击金军的战场，事实上划分成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战线。东线和西线都不是主战场，对当时战事的全局不起决定作用。当时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战场在中线，一方是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国军队主力，另一方则是南宋大将岳飞、张俊和刘锜分别统率的三支大军。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抵抗金军主力部队，遏制了金兵南下的攻势。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初，岳飞所部从襄阳、鄂州（今湖北武昌）等地出发，北上抗金。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不久, 宋将刘锜所部在顺昌大败金军主力，取得顺昌大捷。与此同时，进攻陕西、京西、淮东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吴璘、岳飞、韩世忠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到七月初，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接连击溃中原地区的各路金兵，相继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今河南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洛阳）等一系列战略要地，收复了从洛阳到陈、蔡之间的许多国土，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在此期间，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配合北上的宋军，袭击金军，骚扰敌后，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攻克了不少州县。
当时北上的各路宋军中，以岳家军攻占的要地最多，收复的失地最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却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严重的军事弱点。在得不到友军配合的情况下，随着光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岳家军不仅要继续完成战斗任务，还要奉命“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广大新收复地区。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在岳飞给南宋朝廷的奏章中得到体现：“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
岳家军前锋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底已挺近到开封府附近的中牟县，并曾夜袭金军万户漫独化的营寨。然而因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得不到友军配合的不利形势，只有缩短战线，才能集中兵力御敌。于是在收复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之后，岳家军主力就停止了正面推进，并开始在开封府附近集结兵力。当时岳家军集结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岳飞亲驻的郾城县（今河南郾城），二是王贵增戍的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
在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之后，岳飞本打算以重兵驻守并长期驻扎，将颍昌府作为向北进军的基地，不料原本在中线战场东部迎击金军的张俊、王德所部却从毫州、宿州前线撤离南归，致使中线战场的岳家军处于孤军无援的状态。金人探察到这一情况，完颜宗弼（兀术）决定把原来分作几路的军队调集在一起，集中军力反攻岳家军，双方之间的战略决战由此展开。
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岳家军探事者报告岳飞，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会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昭武大将军韩常等，统率精锐马军一万五千多骑，披挂着鲜明的衣甲，自北方赶来，距郾城县只有二十多宋里路。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分析，据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公文档案《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所载“枢密院奏：「勘会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可知，金国的一万五千多骑兵其实是前锋，其后尚有大军继援。当时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全军”其实有十多万，而随岳飞驻守郾城的岳家军兵力只有一万几千人。故郾城之战中岳家军将士能够与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全军接战”，并能以寡击众、大败金军，显然很不容易。郾城之战确实是一场以寡击众的硬仗和恶战。
郾城之战是一场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金军主力是女真骑兵，宋军一般都以步兵为主，但是参与郾城会战的岳家军却有许多骑兵精锐。岳飞在郾城会战一开始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这是其他各路宋军所做不到的。在平原旷野上驰突，正是女真骑兵的长技。郾城之战中，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凭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尚属首次，而这一点既是郾城之战不同于和尚原、仙人关、顺昌等战的特点，也是郾城之战意义非凡之处。
岳飞深知这将是一场前所未遇的恶战、以寡敌众的硬仗，也坚信自己的将士能够承受严酷的考验。他首先命令岳云率领背嵬军和游奕军骑兵精锐，出城迎击。岳飞神色严毅，对其子岳云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当天下午，岳云舞动两杆铁锥枪，率精骑直贯敌阵。双方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鏖战。金军的后续部队源源不绝地拥来。岳云率领的马军打败敌骑的一次冲锋后，又招致更多的敌骑进行第二次冲锋，如此激战几十回合,形势逐步发展到与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接战”的地步，金国的十余万后续军队也陆续开进战场。
岳家军猛将杨再兴扬言要活捉完颜宗弼(兀术)，单骑冲入敌阵，杀金军将士近百人,他自己也身中数十枪，遍体创伤，仍然战斗不止。《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 “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杨再兴单骑入虏阵，欲直擒兀术，不获，杀数十百人而还，身被数十枪。”《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是役也，统制官杨再兴单骑入敌阵，欲擒宗弼，不获，身被数十创，犹杀数十百人而退。”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黄尘蔽天，杀声动地，岳飞亲率四十骑突进到阵前。都训练霍坚急忙上前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奈何轻敌！”岳飞用马鞭抽了一下霍坚的手，说：“非尔所知！”接着，岳飞跃马驰突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箭无虚发。岳家军将士看到统帅亲自出马，顿时士气增倍。
金兵擅长使用弓箭，然而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至于白刃近战，更是女真骑兵之所短。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金军惯用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进行迂回侧击。岳飞也指挥岳家军骑兵，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敌之两翼拐子马，“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
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岳飞凭借以往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大量战马，组成相当规模的骑兵部队。岳家军骑兵的数量和质量远胜其他各支宋军，而且经过长期的艰苦训练和历次战争磨炼，战斗力很强，能够与金国女真骑兵直接对抗。在郾城之战的次年救援淮西时，岳家军仅背嵬马军即有八千多骑。
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主要用于正面冲击。金军一反以左、右翼“拐子马”迂回侧击的惯技，改用重装骑兵“铁浮图”军来进行正面冲击,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岳飞当即命令步兵出动，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以步击骑的利器，专劈马足。只要一匹马仆地，另外两匹马就无法奔驰，“铁浮图”军顿时乱作一团。岳家军步兵与敌骑“手拽厮劈”，杀得金兵尸横遍野。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七八点钟，金军才最后败退。
天色渐渐昏黑，女真重装骑兵损失惨重，金军一败涂地、狼狈溃逃。岳家军在此战中“戕其酋领”，还夺得二百多匹战马。至此，岳飞指挥岳家军将士以少胜多，在平原旷野地区硬碰硬的决战中大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女真军队主力，取得郾城大捷。
关于郾城之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南宋史学家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关于岳家军郾城再战破敌之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飞再破兀术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候与兀术战郾城县，败之，再战，又败之。”《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诸军战少却，岳飞遣其子云率兵进战，破之。”
现将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摘录于下“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宋会要辑稿》兵14之30，《鄂国金佗稡编》卷16）。
得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其实是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晚所作，也就是在战斗刚结束之时立即上报的，故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晚上一片漆黑，当时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全面统计，所以没有提及杀死敌兵的具体数目，只说“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故后来又有一份更详尽的补充捷奏来上报郾城大捷的全面战果。郾城大捷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虽然已经佚失而不得见，但是在宋高宗回复岳飞郾城补充捷奏的手诏中仍有反映。宋高宗看过岳飞于七月八日晚发出的首份郾城捷奏之后，对郾城之战的结论是“已获胜捷”，而当他看到岳飞关于郾城战事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已佚失)之后,对郾城之战的评价就提升为“实为隽功”。由此可知，那份已经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中所反映的郾城大捷详尽战果自当非同一般。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南宋朝廷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军主力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其副手中军统制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
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调转兵锋，去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派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绍兴十年七月十三日，张宪奉命率领背嵬军、游奕军、前军等岳家军“诸军人马”，还有其他一些军组成的雄厚兵力，向临颍县挺进，寻求和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军进行主力决战。
岳家军将官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罗彦、姚侑、李德等以三百骑为前哨，巡绰到小商桥，与金国军队主力猝然遭遇，数万金军对他们实施包抄围掩。尽管众寡悬殊，杨再兴等人却毫无惧色，他们率三百骑士奋不顾身地进行殊死战。经过一场众寡悬殊的激战，杨再兴和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三百将士全部英勇战死，而金军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被斩杀的金军有二千多人。当时和杨再兴三百骑交手的金军高级军官很多，其中战死的金将包括万夫长（忒母孛堇）撒八、千夫长（猛安孛堇）、百夫长（谋克孛堇）、五十夫长（蒲辇孛堇）等百余人。关于小商桥遭遇战，《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二升”
小商桥遭遇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或因怯于同张宪率领的岳家军大队人马对阵、或因为自身战术需要，随即将各路金军集结一起，仅留下部分金兵守临颍，自己则亲率主力去转攻颍昌。
七月十四日天明，张宪指挥的大部队直逼临颍县，以摧枯拉朽之势来扫荡金兵，一直追过县城三十多宋里，接着轻而易举地重占临颍。残存的金兵或往颍昌府方向，或往开封府尉氏县(今河南尉氏县)方向逃跑。岳家军获得杨再兴的尸体，焚化以后，竟得箭镞两升，足见当日战事之惨烈，杨再兴等人捐躯之英勇。岳飞和将士们后来都悲痛不已，对三百勇士深致敬意。岳飞还特地上奏，要求南宋朝廷为杨再兴、高林、王兰等将追赠七官或六官。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宋史》卷368《张宪传》记载“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颍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张宪败之（指金兵）临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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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宪重占临颍的同一天, 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完颜宗弼（兀术）调集更多兵力，会同镇国大王、韩常，另有四个万夫长，带领金国女真骑兵三万多骑，在颍昌府城西门外、舞阳桥以南列阵，此外还有很多后续部队陆续开进战场。金军在那里摆开阵势，横亘十多宋里，金鼓震天。当时岳家军戍守颍昌府的部队共有五个军，然而除踏白军外，中军统领苏坚在西京河南府，选锋军统制李道在外地，背嵬军和游奕军的一部分又在郾城县和临颍县，都不是全军，总兵力约三万人左右。据《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参与颍昌会战的金军兵力，除“三万余骑”外，尚有“兵十万”（除了三万女真骑兵，还有十万签军）。显然，这又是一场以少击众的硬仗与恶战。
颍昌之战开始前，王贵命令统制董先率踏白军，副统制胡清率选锋军守城，自己和姚政等率中军、游奕军，会同岳云带来的部分背嵬军出城迎敌。首先出城作战的岳家军的这三个军，兵力合计只有一万几千人。岳云抡枪纵马，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首先出动，驰击金军。岳家军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金军倚仗兵多势大，岳家军将士则凭借士气勇锐，双方苦战了整整几十个回合，依然难分高低胜负。
岳云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身受百余处创伤，岳家军将士也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连宿将王贵也不免有些气馁怯战，然而岳云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
颍昌府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上午，到了正午，战事仍然十分激烈，双方相持不下。守城的董先和胡清见状，立即率领踏白军和选锋军出城增援。
多了两支生力军以后，岳家军将士顿时士气倍增，董先、胡清与王贵、岳云合兵奋击，战局迅速得到扭转，金兵很快就支撑不住。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溃散，大败而逃。至此，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大获全胜，取得了颍昌大捷。
颍昌之战的战果是辉煌的,岳家军将士当阵杀死金军统军使、夏姓金吾卫上将军（兀术的女婿），还先后杀死金军千夫长5人，杀死金兵五千多人，擒获金兵大小首领78人，俘获金兵两千多人，缴获战马三千多匹，缴获的金、鼓、旗、枪、器甲等器物更是多得不计其数。金军副统军粘汗孛堇身受重伤，抬回开封府后死去。
关于颍昌之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提到“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王贵、姚政与兀术战于颍昌府，败之。”《呻吟语》也提到：“兀术犹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璘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鄂国金陀粹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记载：“颍昌之战，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无一人肯回顾者，复中原有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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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叙述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宋人岳珂也没见到。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根据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的考证，《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具体描述其实错讹甚多。据《宋史》卷368《杨再兴传》以及《宋史》卷29《高宗本纪》的记载，再结合现存张宪小商桥捷奏和王贵颍昌捷奏原文所述可知，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战死的地点确实是小商桥，而非颍昌，《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将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的战死地点写成颍昌，系误。今存颍昌捷奏表明，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出现 “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的狼狈景象，而是“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贼兵横尸满野”，“大获全胜”。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所载“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杨再兴、王兰、高林殁于阵。杨再兴、王兰以五百骑直入虏阵，杀数千人，再兴与兰皆阵殁，高林亦死，闻者惜之。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头二升。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其实是来源于赵甡之《中兴遗史》，这段记述其实颠倒错乱，显然是误将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发生的颍昌之战与七月十三日发生的小商桥遭遇战混为一谈，进而误将王贵、姚政、岳云率军在颍昌击败兀术的金军主力之事同杨再兴等三百勇士与数万金兵在小商桥发生遭遇战之事混在一起。事实上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天大雨，溪涧皆满溢”的记录，而杨再兴的战死地点显然也不在颍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其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的，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多次强调。故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这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描述会出现明显的错讹之处。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说明，即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
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
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的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刘锜的左右军当时早已南撤至镇江府，留在顺昌府的只有一万几千人，其能出动的兵力当然比较少。在收到岳飞来信之后，刘锜的援军出发了，可惜并非全军，只是由雷仲、柳倪率领的约几千步兵的偏师，且仅有“骑数百”，故其行军不快。这支偏师按照刘锜的指令，没有直接奔赴战场，而是开往开封府南部的太康县，想作围魏救赵之谋。
然而由于刘锜偏师多为步兵，行动缓慢，等到他们到达太康县的时候，岳家军已经在颍昌府击溃了金军主力。故刘锜偏师见不到金军的踪影，他们在没有和金军交战的情况下，平安无事地撤回。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和《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两书所载因夸张刘锜战功而失实，这两书关于颍昌之战的具体描述都有明显错误，如声称岳飞屯颍昌，杨再兴战死在颍昌之类。但谬误最严重的，则是因夸张刘锜战绩而失实。杨再兴战死的次日，在根本就没有得到刘锜一兵一卒支援的情况下，岳家军照样能够在临颍和颍昌同时获胜，击败金军主力，进而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退遁开封。
岳家军兵力自七月八日郾城之战至七月十四日颍昌之战，为时仅七日。刘锜从接岳飞书信，到发兵几千至太康县，为时已晚，不可能起到援助岳家军的作用。事实上，雷仲和柳倪所率领的偏师既没有遇到金兵，也根本没有和金军交战。而依岳飞使者南下和刘锜大约几千步兵北上的日程估计，雷仲和柳倪的偏师抵达太康，却未遇一个金兵，其实正是享受了岳家军的胜果。
王曾瑜先生还指出: 颍昌之战发生之前，岳飞要求刘锜派兵增援之事，反映了郾城之战后、颍昌之战前，岳家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独挡强敌的严峻形势。然而，在杨再兴战死的翌日，张宪率大军收复临颍县，王贵、岳云等率军又在颍昌府击败金国军队主力，取得颍昌大捷的胜利，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逃回开封。在敌众我寡、孤军无援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仍能独当一面，并击败金军主力的大举反扑，其意义非凡。

（二）、岳飞朱仙镇大捷确实存在，岳家军五百精锐骑兵击溃数万金军，而非歼灭金军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导致金军战败。然而，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则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在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野战中获胜，接连击败金军主力，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

关于朱仙镇之战，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是否定其存在的说法牵强附会、并不充分。而表明朱仙镇之战存在的证据其实比较有力。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虽然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这两书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的某些描述颠倒错乱、残缺不全，其中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记述更是漏掉了颖昌大捷之后的部分，当然不可能提到朱仙镇之战。
尽管如此，但是根据《金史》以及宋人记述中所间接透露的关键信息，仍然可以证明岳家军在颖昌大捷之后继续向北挺进并与金军对阵作战的真实性。
《鄂国金佗稡编》卷16《临颍捷奏》记载：『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八日，到临颍县东北，逢金贼马军约五千骑。分遣统制徐庆、李山、寇成、傅选等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贼战斗，其贼败走，追赶十五余里。杀死贼兵横尸满野，夺到器甲等无数，轻骑牵到马一百余匹，委是大获胜捷。”』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的这次大捷是在临颍东北取得的，即在开往东京开封府的路途中的遭遇战，而不是探得敌人来犯的临时出城应战。除岳家军前军外，其他四统制代表了二至四个军。岳家军这么一支相当雄厚的兵力，可能正是向开封进军的。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1130～1200年)比岳飞（1103～1142年）稍晚，《朱子语类》卷136记载了朱熹关于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一段论述。朱熹指出：“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此说间接证明了朱仙镇之战存在的可能。
《宋史》卷368《牛皋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汴、许间”即开封和颍昌之间，也应理解为自颍昌向开封挺进时，牛皋的左军战功最大。因为据颍昌捷奏，直到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为止，牛皋的左军尚未赶到颍昌，并没有参加颍昌大战，故牛皋的战功显然应该是在向开封挺进的过程中立下的，也就间接表明朱仙镇之战有可能发生（朱仙镇即位于颍昌与开封之间）。
很显然，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后，岳家军大概从临颍和颍昌两地，分别“向汴都”（即东京汴梁，也即开封府）进军的。故岳家军杀到朱仙镇，击破金军，仍有很大的可能性。
还有一条很有力的证据，《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这只是一场小遭遇战，但是金军将领仆散浑坦率领六十个金国骑兵绕到宋军后方侦察，来到了鄢陵，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方。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在东京开封府和朱仙镇之南，金军的侦察兵绕过宋金两军对阵的前线，来到位于朱仙镇以南的鄢陵刺探敌情，金军侦察兵到达朱仙镇之南的鄢陵已经被金人视为“深入”宋军腹地。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向北挺进到朱仙镇了，并与金军在那里对阵。这也就有力地印证了岳飞朱仙镇之战的存在。
而据岳珂《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朱仙镇之战岳家军获胜后，金军曾一度撤出开封。这在《金史》记载中得到了间接印证。《金史》卷77《宗弼传》记载，在“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之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发生在岳飞北伐之前。而“宗弼遣孔彦舟下汴州”，也即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则发生在既在岳飞北伐之后，显然是金军撤出开封之后的重占。《金史》叙事往往扬胜讳败，然而《金史》卷77《宗弼传》的记载却又为岳珂此说提供了旁证。
以上分析足以印证绍兴十年七月中旬颍昌大捷后，岳飞所部乘胜进军至朱仙镇并与金军在那里交战。


《金史》卷83《张通古传》记载：未几，诏宗弼复取河南，通古请先行至汴谕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谓通古曰：“宋人先退，诈也，今闻将自许、宿来袭我。”通古曰：“南人宣言来者，正所以走耳。”乃使人觇之，宋人果溃去。宗弼抚髀笑曰：“谁谓书生不能晓兵事哉？”

原文意思：没过多久，金国皇帝得知岳飞向南撤军，于是下诏书让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再次占领包括汴梁（开封府）在内的广大中原地区，“诏宗弼复取河南”。
由于此前金军多次被岳家军击败，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现在十分畏惧岳飞，对于外界传闻岳家军将北上追歼金军的消息深表担忧，害怕汴梁（开封府）有埋伏，不相信岳飞真的已经率军南撤。
但由于金军此前损失惨重，完颜宗弼(兀术)不敢轻易派探马骑兵去侦查核实，这时候汉奸书生张通古主动要求去汴梁（开封）打探消息。
张通古去了之后，发现汴梁（开封）果然没有宋军。随后回来汇报，说汴梁（开封）现在没有宋军，岳飞真的已经撤军。
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于是对张通古说“岳飞撤军可能是假的，估计有诈，听说岳家军正准备从许州（即颖昌，许昌）、其他宋军准备从宿州等地来进攻我们”
张通古回答说“岳飞对外放话、公开宣称将继续北伐，进攻金军，这是烟幕弹，真实意图其实是向南撤军”。
完颜宗弼(兀术)于是派兵侦查，果然发现岳家军带着宋朝百姓已经向南撤退了，于是完颜宗弼(兀术)拍着大腿，大笑说“谁说书生不懂军事、兵法？”言下之意就是“张通古虽然是书生，却很懂军事、兵法。”

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之后，岳家军乘胜向北挺进至离东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镇，再次击溃金军。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而向北撤退。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说在《金史》卷77《宗弼传》中得到了验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即东京汴梁），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显而易见，《金史》的这段记述刻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避而不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吃了败仗，草草敷衍了事，用几句话轻描淡写地把宋金之间持续三个多月的那场全面战争一笔带过。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
由此可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即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之事具体发生在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事实上，早在绍兴九年（1139年，金国天眷二年），当金国根据宋金和约而归还河南、陕西时，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恪守和议，竟然强令各路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陕西诸州郡，致使当时的河南、陕西诸州郡既没有进驻宋朝大军，也没有部署边防。
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之时，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尚远在千里之外的长江边上的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尚未出兵北上，谈不上“分据河南州郡要害”。而韩世忠的军队则远在淮东地区（今江苏北部），更不曾进军河南。
显而易见，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之事发生在岳飞出兵北伐之前。

绍兴十年七月上旬至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先后在郾城、颍昌和临颖等地的平原旷野之中与金军会战，接连击败金军主力，随后乘胜进军至朱仙镇。
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连收到措词严厉的班师诏书之后，岳飞被迫做出班师的决定，岳家军的大部队向南撤退。与此同时，岳家军还留下了少量小部队，这些小部队主要是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并且接应黄河以北的梁兴等抗金义军撤退。
在班师南撤之前，岳飞故意派人到处放话，对外宣称岳家军将继续向北挺进，追歼金军。

没过多久，金国皇帝得知岳飞向南撤军，于是下诏书让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再次占领包括汴梁（开封府）在内的广大中原地区，“诏宗弼复取河南”。
此前金军多次被岳家军击败，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现在十分畏惧岳飞，对于外界传闻岳家军将北上追歼金军的消息深表担忧，害怕汴梁（开封府）有埋伏，不相信岳飞真的已经率军南撤。
由于金军此前损失惨重，完颜宗弼(兀术)不敢轻易派探马骑兵去侦查核实，这时候汉奸书生张通古自告奋勇，主动要求去汴梁（开封）打探消息。
张通古去了之后，发现汴梁（开封）果然没有宋军。随后回来汇报，说汴梁（开封）现在没有宋军，岳飞真的已经撤军。
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于是对张通古说“岳飞撤军可能是假的，估计有诈，听说岳家军正准备从许州（即颖昌，许昌）、其他宋军准备从宿州等地来进攻我们”
张通古回答说“岳飞对外放话、公开宣称将继续北伐，进攻金军，这是烟幕弹，他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向南撤军”。
完颜宗弼(兀术)于是派兵侦查，果然发现岳家军带着宋朝百姓已经向南撤退了，于是完颜宗弼(兀术)拍着大腿，大笑说“谁说书生不懂军事、兵法？”言下之意就是“张通古虽然是书生，但却很懂军事、兵法。”

岳飞自朱仙镇班师撤兵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后，原本已从东京汴梁（开封府）撤出的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金军随即卷土重来。
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国的伪齐汉奸兵痞，根本就不让他们带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彦舟、徐文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而在岳家军班师南撤之时，由于金国女真人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严重，仅仅依靠已经损耗不小的女真兵将们去占领广大地区力不从心，完颜兀术(宗弼)迫不得已，这才利用孔彦舟、徐文等汉奸兵痞去帮忙带兵攻击那些留在后方的宋军小部队。
让孔彦舟率军作为前锋开道，第二次进军东京汴梁（今开封府）。接着，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今开封府）。

显而易见，《金史》卷77《宗弼传》中“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的记载其实是在得知岳飞撤军南归的消息之后，金军再次回军重新占领东京汴梁、郑州。

早在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已经占领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然而，到了1140年七月下旬，在岳飞班师南归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又派汉奸孔彦舟率军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也就是把两个多月之前已经占领过的东京汴梁（今开封府）再占领一遍，这表明在“孔彦舟下汴”之前，完颜兀术（宗弼）所率领的金军曾经撤离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而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之所以要撤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京汴梁（开封府），显然是因为金军主力接连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为岳家军的兵威所震慑。

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经过几十年的频繁征战消耗，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有很多，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然而，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军将领甚至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汉人签军在金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本来多是汉族平民百姓，被金国女真人强征入伍，平时饱受女真人的压迫奴役，在战时又被金兵驱使着上前线、当炮灰，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汉人签军普遍怨恨金人，作战不会很卖力，假如后面没有金兵金将的压阵，他们就会逃走或投靠宋军。
很显然，金军是不可能依靠那些汉人签军去当主力并冲锋陷阵的。在与宋朝最有战斗力的抗金劲旅岳家军作战时，没有战斗力的汉人签军显然更不可能充当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在真正对阵交战时，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的作用多是虚张声势，运送后勤物资、粮草装备，做各种苦役差使。
金军的中坚力量和作战主力只能是作为金国正规军的女真骑兵，金军战斗力和士气主要靠女真骑兵维系，一旦女真骑兵接连在野战中遭受重创，那些金军就会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汉人签军也会分崩离析。

朱仙镇大捷的前提是，在此前的郾城之战、颖昌之战期间，金军接连遭受重创，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金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不肯认输，继续签军，也就是抓壮丁充军，但被强征入伍的签军大多数都是汉人，曾经都是大宋子民，得知宋军连连告捷、金军接连败退的消息，他们更加不愿意去做签军，给女真人当炮灰。
气急败坏的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拿包括昭武大将军韩常在内的汉人将领出气，韩常好歹也是骁勇善战的猛将，如今屡次战败也太不给力了，完颜宗弼（兀术）开始鞭打韩常，此时在金军阵营之中，不少人看到了完颜宗弼（兀术）的残忍，更加深了对完颜宗弼（兀术）的不满。同样也知道完颜宗弼（兀术）这个靠山是快靠不住了，要赶快找个后路才稳妥。此时如果投奔岳飞肯定有希望， 故此有部分金将如张仔、杨进、高勇等人接连向岳飞投诚，而被鞭打的韩常也对完颜宗弼（兀术）十分不满。颍昌大战之后，韩常的军队囤积在长葛县境内，曾派出密使准备向岳飞投诚，岳飞欣然接受。
在郾城之战、颖昌之战之后，各路岳家军经过数日整顿，便大举进兵东京开封府，绍兴十年（1140年）农历七月十八日，在临颖县的张宪带领岳家军诸位统制向北方发动攻击，途中轻松击溃六千金国骑兵，扫除了向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挺进的阻碍。同一时间王贵也从颍昌府发兵进军开封府，岳家军左军统制牛皋也随之发兵进军开封府，各路岳家军人马纷纷挺进东京开封府，金兵闻风丧胆。
当时的情况是，岳家军各路人马兵临朱仙镇，完颜宗弼（兀术）指挥金军带着被强征入伍的那些的“剃头签军”号称十万，企图负隅顽抗，岳飞派遣骁将（这个骁将很可能是牛皋）以五百背嵬精锐骑兵作为前锋，士气低落的金军看到了岳家军的精锐骑兵作为先锋冲了过来，抵抗不住，就败退而逃。这就流传出岳家军五百精锐大破十万金军，——注意是“大破之”，主要是击溃士气低落的十万金军（大部分应该由“剃头签军”组成），而不是歼灭，具体杀伤多少，并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明在接连战败之后金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无法继续与岳家军抗衡，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被迫率领残余金军从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撤退，准备向北逃亡。

除了岳珂《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朱仙镇之战的还有《皇宋十朝纲要》卷23，《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5，《中兴大事记》，《大金国志》卷11，《文献通考》卷315等南宋时期诸多史学家所著史书。
南宋史学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作出了如下总结：『岳飞忠孝出于天性，自结发从戎，凡历数百战，内平剧盗，外抗强胡。其用兵也，尤其善以寡胜众。............其战兀术也，于颖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虏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称，至以父呼之。自兀术有必杀飞而后可和之言，秦桧之心与虏合，而张俊之心又与桧合，媒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愿备锻炼，自谏议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诬告，自遥防而得廉车；姚政、庞荣、傅选之徒亦以阿附，并沐累迁之宠。附会其事，无所不至，而「莫须有」三字，韩世忠终以为无以服天下。飞死，世忠罢，中外大权尽归于桧，于是尽逐君子，尽用小人矣！』（参见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位列二十四史之一的官修正史《宋史》列传也明确记载了岳飞在朱仙镇以五百精锐骑兵背嵬军击破金军之事，《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垒而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遁还汴京。”
《宋史》卷368《牛皋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汴、许间”即开封和颍昌之间，也应理解为自颍昌向开封挺进时，牛皋的左军战功最大。因为据颍昌捷奏，直到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为止，牛皋的左军尚未赶到颍昌，并没有参加颍昌大战，故牛皋的战功显然应该是在向开封挺进的过程中立下的，也就间接表明朱仙镇之战有可能发生（朱仙镇即位于颍昌与开封之间）。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1、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却在乱世中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2. 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南宋小朝廷主张偏安东南，处处牵制阻挠岳飞北伐。
3. 岳飞所处的时代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乱世，南宋的国力与汉唐时期无法相比，岳飞却能克服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敢于多次发起北伐，并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率领岳家军将士以寡击众，与女真骑兵硬碰硬地对决，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重创金军主力。
4、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金军有杰出的统帅完颜兀术等
5. 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作为岳飞的敌人，女真骑兵实力雄厚，比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骑兵要强大得多，女真骑兵包括用于迂回包抄而后突击的轻骑兵“拐子马”，以及用于正面攻坚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铁浮图”,轻骑兵“拐子马”的机动性极强，重装骑兵“铁浮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加几千步兵对阵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加几千步兵对付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进行硬碰硬的对阵厮杀，经过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当时匈奴骑兵还没有马蹬，其战斗力与后世骑兵相比要差得多，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铁浮图”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加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通过伏击战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骑兵对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激烈的骑兵对阵，这是汉、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金军由盛转衰。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则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宋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岳飞北伐接连在野战中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南宋有了与金国谈判的资本。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
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然而，事情的关键则在于宋高宗赵构本人对此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硬碰硬的主力对决，岳家军在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金军真正领教了岳家军的威力，金军之中从此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绍兴十一年除夕（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绍兴十二年正月（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出发去金国都城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城南），将宋高宗赵构、秦桧与兀术商定的议和条件以国书形式传达给了金熙宗，同时把岳飞遇害的消息告知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金熙宗派出的册封使到达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正式册封赵构为南宋皇帝。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1142年5月1日），金国履行议和条件，派盖天大王完颜塞里（宗贤）护送赵构生母韦氏及宋徽宗的棺木回归南宋。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可见于南宋赵葵所著《行营杂录》、南宋叶寘所著《坦斋笔衡》

岳飞遇害二十年后，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发起侵宋战争，金军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上述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薛季宣（1134～1173年），南宋学者，永嘉学派创始人，早年随伯父薛弼宦游四方，喜从父老问岳飞、韩世忠兵间事，著有《浪语集》、《古文周易》、《书古文训》、《春秋经解》、《论语直解》。

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

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之后，岳家军乘胜向北挺进至离东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镇，再次击溃金军。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而向北撤退。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说在《金史》卷77《宗弼传》中得到了验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即东京汴梁），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显而易见，《金史》的这段记述刻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避而不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吃了败仗，草草敷衍了事，用几句话轻描淡写地把宋金之间持续三个多月的那场全面战争一笔带过。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
由此可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即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之事具体发生在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事实上，早在绍兴九年（1139年，金国天眷二年），当金国根据宋金和约而归还河南、陕西时，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恪守和议，竟然强令各路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陕西诸州郡，致使当时的河南、陕西诸州郡既没有进驻宋朝大军，也没有部署边防。
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之时，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尚远在千里之外的长江边上的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尚未出兵北上，谈不上“分据河南州郡要害”。而韩世忠的军队则远在淮东地区（今江苏北部），更不曾进军河南。
显而易见，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之事发生在岳飞出兵北伐之前。

绍兴十年七月上旬至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先后在郾城、颍昌和临颖等地的平原旷野之中与金军会战，接连击败金军主力，随后乘胜进军至朱仙镇。
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连收到措词严厉的班师诏书之后，岳飞被迫做出班师的决定，岳家军的大部队向南撤退。与此同时，岳家军还留下了少量小部队，这些小部队主要是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并且接应黄河以北的梁兴等抗金义军撤退。
在班师南撤之前，岳飞故意派人到处放话，对外宣称岳家军将继续向北挺进，追歼金军。

没过多久，金国皇帝得知岳飞向南撤军，于是下诏书让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再次占领包括汴梁（开封府）在内的广大中原地区，“诏宗弼复取河南”。
此前金军多次被岳家军击败，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现在十分畏惧岳飞，对于外界传闻岳家军将北上追歼金军的消息深表担忧，害怕汴梁（开封府）有埋伏，不相信岳飞真的已经率军南撤。
由于金军此前损失惨重，完颜宗弼(兀术)不敢轻易派探马骑兵去侦查核实，这时候汉奸书生张通古自告奋勇，主动要求去汴梁（开封）打探消息。
张通古去了之后，发现汴梁（开封）果然没有宋军。随后回来汇报，说汴梁（开封）现在没有宋军，岳飞真的已经撤军。
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于是对张通古说“岳飞撤军可能是假的，估计有诈，听说岳家军正准备从许州（即颖昌，许昌）、其他宋军准备从宿州等地来进攻我们”
张通古回答说“岳飞对外放话、公开宣称将继续北伐，进攻金军，这是烟幕弹，他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向南撤军”。
完颜宗弼(兀术)于是派兵侦查，果然发现岳家军带着宋朝百姓已经向南撤退了，于是完颜宗弼(兀术)拍着大腿，大笑说“谁说书生不懂军事、兵法？”言下之意就是“张通古虽然是书生，但却很懂军事、兵法。”

岳飞自朱仙镇班师撤兵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后，原本已从东京汴梁（开封府）撤出的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金军随即卷土重来。
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国的伪齐汉奸兵痞，根本就不让他们带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彦舟、徐文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而在岳家军班师南撤之时，由于金国女真人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严重，仅仅依靠已经损耗不小的女真兵将们去占领广大地区力不从心，完颜兀术(宗弼)迫不得已，这才利用孔彦舟、徐文等汉奸兵痞去帮忙带兵攻击那些留在后方的宋军小部队。
让孔彦舟率军作为前锋开道，第二次进军东京汴梁（今开封府）。接着，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今开封府）。

显而易见，《金史》卷77《宗弼传》中“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的记载其实是在得知岳飞撤军南归的消息之后，金军再次回军重新占领东京汴梁、郑州。

在主力被迫班师、后方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在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
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岳家军准备将刘政夜袭中牟县（在开封和郑州之间）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杀死很多金兵，夺得三百五十多匹战马，一百多头骡、驴，还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独化本人则生死不明。
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底，在岳家军的大部队班师南撤之后，汉奸孔彦舟率优势兵力袭击郑州，留驻郑州的刘政不幸被俘。而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今河南登封市)的孟邦杰，驻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率领的宋军小部队，也接连败退。

早在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已经占领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然而，到了1140年七月下旬，在岳飞班师南归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又派汉奸孔彦舟率军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也就是把两个多月之前已经占领过的东京汴梁（今开封府）再占领一遍，这表明在“孔彦舟下汴”之前，完颜兀术（宗弼）所率领的金军曾经撤离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而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之所以要撤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京汴梁（开封府），显然是因为金军主力接连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为岳家军的兵威所震慑。

显而易见，《金史》卷77《宗弼传》中“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的记载其实是在得知岳飞撤军南归的消息之后，金军再次回军重新占领东京汴梁、郑州。

虽然南宋有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向来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而著称。但是要印证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在得知岳飞撤军之后的表现。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中旬，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于七月二十一日自朱仙镇班师。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严重打击了岳家军将士的士气。
岳飞的撤军，使中原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岳飞说：『朝廷有诏，吾不得擅留！』 接着，岳飞含泪取出班师诏书给众人看，于是哭声震野。
岳飞不忍心将中原父老留给金军蹂躏，于是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中原百姓撤退，『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中原地区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携老扶幼，随着岳家军一起向南撤退，故岳家军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而一旦被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骑兵追上，必将遭受很大的损失。
很显然，被迫奉召班师之时，携带数万百姓南撤的岳家军不仅士气低落，而且行军缓慢。这无疑给了金军以可乘之机。

那么，在岳飞撤军之时，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在做什么呢？
须知宋金双方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而以骑兵为主的金军的行军速度很快。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自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赶赴顺昌（今安徽阜阳）增援，“自东京往复一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约六百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天左右。
曾经聚集了岳家军大部队的颖昌(今河南许昌)距离金军盘踞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到二百里，朱仙镇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而岳家军的大本营鄂州(今湖北武昌)距离岳飞北伐的前线战场则有两千多里远。
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故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击岳家军大部队，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然而，兀术却没有派遣精锐骑兵前去追击行军缓慢且士气低落的岳家军大部队！
那么，身经百战且军事才略出众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一有利的战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面对岳家军的兵威，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以致赶不上杀个回马枪。而如果是兀术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向北逃窜，以致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无力再战或不敢再战。
很明显，在郾城大战和颖昌大战之后，岳家军与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之间，强弱已判。

（三）、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

(1).岳飞北伐捷奏佚失的例子

得以留存下来的关于北伐军情战况的岳飞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复岳飞奏章的省札、宋高宗回复军情战况的诏书无疑是研究岳飞北伐战绩战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留存至今的捷奏共有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但是与其他史料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捷奏远不能涵括当年的全部战况。事实上，绍兴十年岳飞的第四次北伐也同前三次北伐一样，得以流传后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虽有捷奏传世，但反映详细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散失。略剧几例如下：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此战的捷奏就已佚失；
《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孙显败女真裴满千户之战的捷奏也已佚失；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六月十三日丙辰，岳飞将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京西即京西路。牛皋在京西路击败金兵的捷奏同样已佚失；
《宋史》卷368《牛皋传》记载“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但牛皋“战汴、许间”虽然“功最”，却无一份捷奏流存后世。
除此之外，岳家军在郾城和颖昌取得的两次关键大捷的补充战报捷奏也没能留存于世。
总的说来，得以留存于世的这13份捷奏，只是当年战争记载中的残章断简，无法准确地反映战事全貌。甚至，这些捷奏本身（尤其是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还存在明显的被篡改删削的痕迹。

(2).岳飞北伐捷奏遭篡改的例子
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的战报都有残缺佚失，并不完整。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鄂国金佗稡编》卷16《颖昌捷奏》）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此外，由于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战后清扫战场获得敌人死尸万余；廉良口大捷在战斗中不过获得敌军五百首级，然而战后清扫统计却达两千级之多；关于狄青平定农智高的决战，宋史记载的斩首5千级中有3千级是战后检查敌方营寨后获得的。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到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然而，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
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关于岳家军颍昌大捷的战果，《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
事实上，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曾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从三品，上曰奉国上将军，中曰辅国上将军，下曰镇国上将军。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将军，中曰昭毅大将军，下曰昭勇大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
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副统军一员，正四品”，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王曾瑜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言“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值得一提的是，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次大捷捷奏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而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提到了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的记录,却只说是“委获胜捷”。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
显而易见，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数据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故留存下来的那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可能原本记录的是五千，但是却被某些奸佞之徒(秦桧及其党羽)改成了五百，以致欺弄后人八百年，让不少人困惑不已。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然而，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岳家军夺得的战马数目也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六月二十四日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六月二十五日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不翼而飞了！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以及《陈州颍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飞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例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事实上，岳飞生前曾经有很多捷奏、战报、奏折，但是能够留存至今的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在岳飞遇害之后，秦桧党羽去抄岳飞的家，岳飞本人的捷奏、战报、奏折、文稿大部分散佚，甚至有遭到篡改删削的疑点。
当初岳飞遇害之后，岳飞家被抄，包括岳飞的捷奏、战报、奏折、文稿以及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在内的原始文献资料大部分被秦桧党羽收缴或销毁，《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收录的仅仅是其中得以留存且被朝廷归还岳霖父子的那部分。
秦桧专权期间，指使他养子秦熺伙同其党羽主持编写南宋官史，确实大肆篡改历史，同时严禁民间修史。
南宋史官章颖指出：“岳飞之功，当时史官所书，用秦桧风旨，削而小之者有矣！是时，典领秘书图籍者，秦熺也；实录兼史笔，则秦埙也；史官之属，则郑刚中，桧之馆客也，丁娄明，埙之妇翁也，林机，其子婿也，杨迥、董德元、王扬英数十人，皆桧党也！”
据宋史泰斗王曾瑜考证，宋高宗当年给岳飞的御札、手诏，仅仅在绍兴八年之前的就有两百多件。在岳飞遇害之后，秦桧党羽去抄岳飞的家，宋高宗的御札、手诏不能随意销毁，被存放在南宋朝廷的左藏南库，但也仅存八十多件。至于岳飞本人的捷奏、战报、奏折、文稿，由于可以随意销毁或丢弃，故大部分散佚。
但是由于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故我们不能排除在《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留存的岳飞奏章是否已经受到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

（四）、秦桧篡改南宋国史，严禁民间修史，这对后世研究岳飞有哪些消极影响？

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由于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人的暗算和陷害，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被冤杀。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在此期间，秦桧独揽大权十几年。
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奸相秦桧主持下，南宋朝廷收回三大将的直接带兵权，冤杀抗金名将岳飞。而根据绍兴十一年达成的宋金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在害死岳飞之后，秦桧“挟强虏以要君”，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得以专权十几年，权势如日中天。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高宗朝的《日历》和《实录》（即南宋编年体国史），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在南宋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卷473《秦桧传》)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恢复旧山河”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辉煌战绩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透露：“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在岳飞生前据高位、手握重兵之时，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则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期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
在冤杀岳飞之后，秦桧权倾朝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派他的养子秦熺去负责检查重修南宋官史，并让其养子和其同党负责管理南宋的国史档案，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文献档案资料，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篡改销毁。而对于岳飞的许多事迹，秦桧奸党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诋毁的成份，这帮奸佞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笔，篡改删削史料，歪曲事实以贬损岳飞。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第二次当宰相之后，南宋国史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473《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南宋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挥尘后录》卷一）。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指出：“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473《秦桧传》）。
《文献通考》卷194转引《中兴艺文志》记载：“《高宗日历》，初年多为秦桧改弃，（秦桧）专政以后，纪录尤不可信。”
绍兴三十三年（1163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南宋史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在专权期间，秦桧禁止私人修史，大兴文字狱。秦桧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给后世的史学研究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宋史》虽撰修于元朝末年，但却是在原宋朝官修史书的基础上删削整理而成的。故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的消极影响在《宋史》中也有所反映。元朝所修的《宋史》中的《高宗本纪》主要是沿袭南宋官修国史中的《高宗日历》，而《高宗日历》却是在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下，由秦桧党羽编写而成。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两书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1126-1207年)和李心传（ 1167—1244年）。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甚至错漏百出。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秦桧及其党羽大肆删削篡改南宋官方史书之事发生在绍兴年间（1138—1155年），而徐梦莘编著的《三朝北盟会编》成书于绍熙五年（1194年），李心传编著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定稿于嘉定元年（1208年）。故《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也不同程度地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消极影响。
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年到南宋前期的头等大事，宋人根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编著《三朝北盟会编》时，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将当时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各种资料，凡是涉及宋金和战问题的，即使彼此相互矛盾抵牾，也一概兼收并蓄。
《三朝北盟会编》全书按年月日标示事目加以编排，大约征引了二百多种文献，可谓是一个关于宋金和战的资料集合。由于徐梦莘不加改动地收录各家著述，而对于所收录文献彼此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故《三朝北盟会编》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史学价值，但书中互相矛盾抵牾之处也很多，疑点也不少。
事实上，《三朝北盟会编》收录的文献与引用的资料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来源于南宋朝廷的官修史书，而南宋朝廷的官修史书大多曾经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删削篡改，所以《三朝北盟会编》部分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主要是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修史书为基础改写而成。当然，李心传还参考了其他官方档案，以及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并进行了细致的考订，采用了他认为是可信的资料，辨别了他认为不可信的资料，并加以注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对宋高宗在位时期南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大事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同时也记录了金国前期的部分史事，是研究南宋、金国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也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
然而，李心传虽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史书、《日历》中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南宋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参照官史编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过程中，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谈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中与岳飞相关的记载，则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影响更不可不查。关于这一点，宋史泰斗邓广铭指出：“例如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南犯，南宋于出师抵御之前，先升迁诸大将的官职，日历中对韩世忠、张俊二人的新职均详为记载，岳飞的却独独不被载入，李心传便于这年六月朔日的记事下附加案语说道：「日历独不载岳飞除命，盖秦熺削之也。」现今以《会要》及《玉堂制草》增入。这证明李心传对于其时国史中关涉到岳飞事功的某些记载，已经不肯完全信任了。但是，因为秦桧父子及其喽罗日夜劳其心计于作伪灭真，牵合弥缝等等的工作上面，致使后来读史的人极容易为所蒙蔽，防不胜防，辨不胜辨，遂又不免入其彀中而不能觉察。所以，即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之中，其所载岳飞言行，因受奸党的欺弄，失于觉察，以至和官史同样诬枉失实的，为数也还不少。”
事实上，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而《高宗日历》则是在秦桧养子秦熺主持编写而成。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很明显地受到秦桧及其党羽大肆删削篡改南宋官方史书的消极影响，书中也保留了秦桧之子秦熺的很多歪曲历史的错谬失实描述。
关于秦桧极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禁止私人修史的普遍影响，试以洪皓家书为例说明一下。洪皓出使金国时被扣留，执节不屈，有宋朝苏武之称。考洪皓当时所居，当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便于他了解金国内部的实情。当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说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振恐”。但是与洪皓的家书《使金上母书》的记载相比，《宋史》对洪皓在金国时向宋廷所传谍报的转述显然是刻意删除了“岳帅之来”这关键的一句，只说“顺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
然而顺昌之败虽然惨重，尚不至于使金国惊慌到放弃燕地的程度，而在顺昌败后，兀术仍然继续战于河南地。况且宋军并非是在顺昌大捷之后立即撤军的，而是在顺昌战役之后，与金军还有一个多月的战事。这些都与“王师亟还”的记载略有抵牾。
事实上，直到岳飞击败兀术所统率的金国主力部队，兀术才被迫撤退，甚而放弃了汴京，故使金国陷于恐慌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岳帅之来”，然后“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庶几合理。
当洪皓从金国回到南宋时，“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洪皓归宋时岳飞已经死于冤狱，而洪皓本人又早于秦桧而死，因而当洪皓在世之时，始终无法直接提及岳飞的战功。

综上可知，大量与岳飞相关的史料被销毁删改，岳飞和岳家军的战绩被秦桧及其党羽隐瞒掩盖，这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留存下来的那些能够反映岳家军战功战果的原始史料的残缺不全。
岳飞身后二十多年，宋孝宗为岳飞冤案平反、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之时，却遇到因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金佗稡编》卷十四 《忠愍谥议》）；另一方面，在议赐“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冤案平反以后定谥号时，大家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这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回忆和印象，而在由秦桧党羽编写的南宋官修史书中却无法查证，于是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金佗稡编》卷十四 《武穆覆议》）。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程度。
乾道二年（1166年），南宋朝廷评定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之所以没有提及岳飞，一方面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由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缘自秦桧父子和秦桧党羽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宋孝宗时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将一些不足道的小胜也算上，却单单没有列出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这两场会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宋高宗禅位以太上皇自居之后，宋孝宗迫于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另外一个方面则正是因为秦桧父子大肆篡改南宋官史，致使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因遭到删削隐瞒而不能在南宋官史中得到体现，进而失去应有的评价。
然而，宋孝宗一朝君臣对岳飞战功的集体失语，委实异乎寻常。这“十三处战功”居然无一语涉及岳飞，此种令后世读史之人费解的说法，在南宋后期即被不少学者质疑。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曾说，“岳飞郾城之捷，亦未及与，知当时指挥多不审矣。”（见《续资治通鉴》）
王应麟此说应该是基于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诏》，其中的“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一句，正是南宋朝廷对郾城大捷战果和意义的极高评价。
其实，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发生在绍兴十年（1140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汇集当时与岳飞相关的不少原始资料的《鄂国金佗稡编》的问世，大致可以恢复这两次大捷的历史地位。但是对于具体的战斗情节，却依然不能得到全面详尽的描述，并且尚有一些疑案。

岳霖为岳飞三子，号商卿，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 生于宜兴唐门军中，母李氏。绍兴十一年除夕（1142年1月），岳飞蒙冤遇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岳飞冤案平反昭雪。随后，岳飞三子岳霖就承担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的工作。此距岳飞遇害之时不过20年，原岳家军的很多将士都还健在。淳熙五年(1178年)五月，宋孝宗在便殿诏见岳霖，岳霖遂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所赐岳飞的御札、手诏、南宋朝廷发给岳飞的省札以及岳飞的部分奏章，宋孝宗随即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将尚存于世的那些与岳飞相关的原始文件归还岳家。岳霖发了很大的气力，在各方的帮助下，搜集到与岳飞相关的许多原始文献料，其中就包括岳飞的捷奏、战报、奏折、文稿，以及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八十多份。岳霖临终时将他所收集到的关于岳飞的很多资料连同顾杞整理出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一起托付给其三子岳珂,嘱咐他继续其父未竟事业。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捷奏、战报、奏折、文稿，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根据时人著述旧闻而撰写的部分岳飞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当初岳飞遇害之后，岳飞家被抄，包括岳飞的捷奏、战报、奏折、文稿以及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在内的原始文献资料大部分被秦桧党羽收缴或销毁，《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收录的仅仅是其中得以留存且被朝廷归还岳霖父子的那部分。
据宋史泰斗王曾瑜考证，宋高宗当年给岳飞的御札、手诏，仅仅在绍兴八年之前的就有两百多件。在岳飞遇害之后，秦桧党羽去抄岳飞的家，宋高宗的御札、手诏不能随意销毁，被存放在南宋朝廷的左藏南库，但也仅存八十多件。至于岳飞本人的捷奏、战报、奏折、文稿，由于可以随意销毁或丢弃，故大部分散佚。
但是由于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故我们不能排除在《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留存的岳飞奏章是否已经受到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
事实上，岳飞生前曾经有很多捷奏、战报、奏折，但是能够留存至今的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在岳飞遇害之后，秦桧党羽去抄岳飞的家，岳飞本人的捷奏、战报、奏折、文稿大部分散佚，甚至有遭到篡改的疑点。

关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被冤杀的历史事件，要弄清楚如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杏林心经
一、铁的事实证明秦桧矫诏杀害岳飞（也即秦桧假托皇帝诏书杀害岳飞）
岳飞究竟是被宋高宗赵构下圣旨赐死，还是奸相秦桧谋杀？的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裁断有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但只要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的内容继续看下去，再阅读，就会看到这段记载：“癸巳，岳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
上述记载看到了吧，最后一句怎样说的，“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这个“初”就是在圣旨未下达之前，就已经是“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也就是秦桧以手书付狱杀岳飞之时是没有圣旨的——秦桧矫诏杀岳飞，也就是谋杀岳飞。此外，还有其他很多史料可以佐证“秦桧手书付狱杀岳飞”，就不逐一举例了。
结论是：在宋高宗赵构尚未下圣旨的情况下，秦桧密令其党羽万俟卨杀害岳飞。

那么，为什么这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又记载有圣旨赐死岳飞呢？我们再看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下一卷怎样记载——

上图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四的相关截图。
我们看看下划线的文字：“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对以鞫岳飞狱毕故也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我们理解一下这句话——
1、岳飞死后的十六天才研究岳飞案的程序。
岳飞是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癸巳）在狱中被杀，而现在这个史料是戊申，距离岳飞被害的十六天。这个时候也没有提及岳飞已被杀，而是现在才召集“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对以鞫岳飞狱”，就是召集跟审理岳飞案有关的人员，万俟卨、周三畏等人对审讯岳飞案的事情进行校对、研究，统一定案等一系列程序完成后（毕故也），秦桧要求将岳飞案的结果印发至各路（宋朝时期一级行政区是“路”，相当于现在的“省”）。
2、秦桧杀害岳飞的时候并没有皇帝圣旨，而是杀害之后补填的圣旨
南宋朝廷要杀害岳飞这样的大臣而没有正当的程序就实施？这已经说明在岳飞被杀害时不是执行圣旨的。再看看之前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已经是铁一般的证据就是秦桧矫诏杀岳飞，假托皇帝诏书杀害岳飞。
至于赐死岳飞的圣旨，其实是在岳飞被杀害之后，负责审理此案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周三畏等官员在理顺岳飞案程序时“倒填圣旨”，把此前擅自跳过的法定程序补上，补写一份赐死岳飞的“圣旨”。

二、宋金议和不太可能把杀害岳飞作为正式谈判条件，杀害岳飞其实是秦桧按照金人的密令暗中操作、秘密进行的
宋金议和以杀害某个人作为条件之一？这不太可能！
两国谈判是不太可能在正式场合提出这种低劣、下作的流氓条件，这是非常丢格、非常不体面的条件，是不可能在两国高层的正式谈判场合直接提出这样的条件。更何况当时金国已经处于劣势，有什么底气、有什么资本提出这样无理的耍赖条件？再说，金人最起码也会考虑到，如果对方不答应怎么办？这是一个最普通人都自然想到的问题。实际上，金国当权者完颜兀术（宗弼）是暗中密令内奸秦桧谋杀岳飞，通过密使捎带密信要求秦桧谋害岳飞，而非在官方正式谈判中提出。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兀术遗书桧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卨与飞有怨，风卨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卨。卨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卨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卨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
1、金国当权者完颜兀术（宗弼）给内奸秦桧的是私人信件，不是交给南宋朝廷的官方正式公函。秦桧正是私下执行这封密信去谋杀岳飞的。
2、秦桧就自身的处境而言，也要杀害岳飞——“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为谋杀之”，秦桧认为岳飞不死，早晚会妨碍和议，会祸及自己的权位、利益，这就是秦桧谋杀岳飞的动机。
3、秦桧以手书纸条付狱的方式，指使负责审理此案的万俟卨等人（秦桧党羽）在尚未审结定案的情况下杀害了岳飞——“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

三、杨沂中监斩岳飞之事有疑点
基于上述史料的记载，秦桧属于矫旨杀害岳飞，除非杨沂中是秦桧党羽，否则他绝对不会监斩。
1、“桧召飞父子证宪事。帝曰:‘刑所以止乱，勿妄追证,动摇人心’。”（ 《宋史•张宪传》）既然杀害岳飞不是宋高宗赵构的旨意，又何来如此大方的令杨沂中监斩岳飞？这明显不符合逻辑。除非是杨沂中故意迎合秦桧，否则没有这个可能。
2、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录入了南宋赵牲所著《遗史》，而《遗史》采用了“桧以书付狱”的说法。
3、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就很多次提醒读者，南宋官修高宗朝《日历》的很多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出自秦桧养子秦熺，例如“臣考其故，盖绍兴十二年以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卷122、“其(秦桧)擅政以来，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矣”。——卷148
……很多记载都已经证实秦桧指使其养子秦熺伙同秦桧党羽大肆篡改南宋官修高宗朝《日历》记载，因此，关于杨沂中监斩岳飞之事纯属秦熺之流篡改《日历》时加上在岳飞死后的半个月补写的“案发经过”，完全没有可信度。

四、岳飞被杀后宋高宗赵构的尴尬与无奈
秦桧谗言怂恿“军改”，宋高宗赵构赞成了；秦桧力主与金国议和，理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宋高宗赵构非常反感，拒绝了。但在秦桧的“不懈努力下”，宋高宗赵构最终同意了。
然而，最后的局面却是让宋高宗赵构始料不及——大将兵权收回来了，岳飞被杀害了，岳家军解散了，南宋的军事力量瓦解了，最后全国的兵权集中在权奸秦桧手中，成为胁迫皇帝的祸害。
最让宋高宗赵构无奈的是，岳飞是由赵构一手提携的心腹将领，“军改”之后，打算给岳飞一个没有权力的闲职，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岳飞也是宋高宗赵构手中的一张很重要的王牌，也可以说是压箱底的宝贝。但能料到放手让秦桧全权负责岳飞案，结果让秦桧先下手为强，来个先斩后奏，将岳飞杀了。
也许有人会问，秦桧擅自杀害岳飞，就不怕宋高宗赵构问罪吗？你看看现在的宋高宗赵构还有什么底气能向秦桧问罪？秦桧手中握有兵权，秦桧党羽遍布朝野，背后还有金国撑腰，岳飞已被冤杀，南宋其他将帅兵权被解除，敢于反对秦桧的南宋朝臣要么被清洗迫害，要么被排挤贬官。这时摆在宋高宗赵构面前的只有二条路，要么选择鱼死网破，要么选择屈膝议和。
因为现在的议和不是宋高宗赵构先前计划中的议和那么美好，本来赵构打算的议和是重新划定国界，双方平等相好，互不交战。现在却只能向金国割地、称臣、每年进贡二十五万两匹银绢，金主华诞之日要厚礼祝贺，更让宋高宗赵构失尊严的是，每次金使到来，赵构要恭恭敬敬的哈腰点头，唯唯诺诺。
谁也不会相信，宋高宗赵构赞成议和就是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其实只是他自己的失算造成客观环境、内外形势的变化所带来的无奈结果。

事实上，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南宋诸大将兵权，不仅为了议和，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但其本意主要是收回兵权，而非杀害抗金将帅。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秦桧一直在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有金人作后台，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抗金取得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将丧失，秦桧也会随之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只有金国继续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才能保持并巩固其独特的权势和地位。
于是，经过秦桧一手操办，南宋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绍兴和议，暂时消除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也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事权增重、军人势力做大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作为金国代理人，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无不唯命是从，故金人全力支持秦桧为相。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权势越来越大，党羽遍布朝堂，成为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显然，秦桧及其奉行的屈膝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才能确保秦桧权势、地位稳固。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国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此后，倚仗金人“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规定，秦桧稳当终身宰相，独揽南宋朝政大权十几年（《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朱文公文集》卷75），『秦桧在虏中，知虏人已厌兵，归又见高宗亦厌兵，心知和议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议。……高宗初见秦桧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朱子语类》卷131）。


剖析“岳飞被害真相”的误区
——杏林心经

岳飞，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在他十多年的戎马征战中，亲自指挥了近一百三十次大小战役而少有败迹，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他以“壮怀激烈”，“还我河山”，“直捣黄龙”的英雄气概创立了巍巍战功。然而，岳飞却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那些罪名杀害。
岳飞虽已身殁，但他“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深深铭刻在人们心中，成为正义、忠诚、爱国的精神象征，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情怀。同时，人们对陷害岳飞的奸臣秦桧及其党羽恨之入骨，秦桧之流成为千古罪人。
但世事难免跌宕颠簸，近年来出现不少有关“岳飞被害真相”的消息，对忠臣岳飞与奸臣秦桧的历史定义颠倒过来，似乎要改写八百多年前的宋代历史。对此，笔者仔细查阅历史资料，分辨剖析这些有悖史实的网文的诸多误区。

误区一：秦桧坟墓里发现“政治遗嘱”
近些年有关秦桧坟墓里发现遗嘱的消息时有见诸网络，而且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其一是讲在杭州一个叫“壶侑”的地方发现秦桧坟墓，经考古专家研究还发现有秦桧的“政治遗嘱”，写在一块绸缎上，内容大致讲秦桧高度赞扬岳飞的抗金卫国事迹，并强调害死岳飞是宋高宗赵构的“上意”，秦桧只是无奈执行而已。同时秦桧的遗嘱还“分析”了岳飞必死的“原因”，一是岳飞要“迎回二帝”，动摇赵构的皇位；二是岳飞劝皇帝立储而犯忌……认为是岳飞自己招来的杀身之祸等等。
秦桧遗嘱的另一种版本是：遗嘱的文字刻在石碑上，内容大致与上例相同。
这些谎谬消息不仅充斥网络，有的小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刊登，可见其影响之大！
纠误：秦桧坟墓发现遗嘱之事纯属虚构杜撰！
事实上，关于秦桧坟墓发现遗嘱的网络消息其实源自某位自由撰稿人的文学作品。他坦言是以新闻形式虚构杜撰了“秦桧坟墓里发现政治遗嘱”的文章在网上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巨大反响。因此，特意撰文声明，“秦桧政治遗嘱”的文章是纯文学作品而非真实事件予以澄清，还特意解释说原“遗嘱”文章引用杭州方言 “壶侑”即“忽悠”的提示，只是非杭州人看不懂其方言，才把它当真。
非常遗憾的是，虽然原创人发文澄清辟谣，但仍然抵消不了人们对“秦桧坟墓遗嘱”的议论。那么，现在笔者通过查阅资料为大家做分析：
1、所谓“遗嘱”就是当事人将未了之事向后人，或者亲友交待嘱托，但秦桧这份遗嘱却藏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向谁嘱托？因此，这个“遗嘱” 显然是伪造。
2、史书有记载，秦桧坟墓早已在明朝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就被盗掘，此后多次被盗掘破坏，就算有写在布绢里的“遗嘱”也不可能保存到现在。一块绸布埋在地里八百多年不变质，还能辨认文字，有可能吗？
3、如果这份“遗嘱”是刻在石碑上，那就更加不可能，要明白这份遗嘱的内容要是被宋高宗赵构知道会怎么样？公开刻在石碑上，皇帝会不知道吗？除非是近代造假做上去的。无论怎么看，秦桧坟墓里发现“遗嘱”都是不可能的。

误区二：因为岳飞要迎回二帝动摇宋高宗赵构的皇位
这条理由似乎很有说服力，也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但却不成立。
其观点大致是：因岳飞抗金连续取胜，提出要迎回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一雪国耻。宋高宗赵构担心迎回二帝后，自己就要退让皇位，因此必须阻止岳飞北上抗金，用十二道金牌急招岳飞回朝，为了不让岳飞“迎回二帝”，所以将岳飞杀了。是皇帝要杀岳飞，秦桧只是执行皇帝的旨意而已。
纠误：所谓“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回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之说，其实纯属想当然的臆断，与史实不符，完全不成立，批驳如下：
第一，岳飞被冤杀，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年底（公元1142年1月），而此前宋徽宗赵佶（宋高宗父亲）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剩下的宋钦宗赵桓与宋高宗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宋高宗赵构没有让位义务。
第二，当时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脱离军队，没有带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不可能再率军北伐。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第三，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的势力，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宋钦宗赵桓在南宋国内没有政治基础和可依恃的势力，不得人心，纵使南归，又岂能与宋高宗赵构一争？假如真的对帝位构成威胁，宋高宗赵构也只需在打败金国之际，将他谋害了事。
第四，宋钦宗赵桓（宋高宗哥哥）于宣和七年（1125年）登基，靖康二年（1127年）被掳，在位期间毫无建树，被金兵两次围攻京城，最后与整个皇族同掳北方，十几年来，受尽凌辱、鞭笞、呵斥，苟且偷生，人性尊严丧失殆尽，有何面目重登九五，再抚群臣？况且宋钦宗对北宋的灭亡负有罪责，宋朝臣民即便不追究其误国罪责，也不可能再支持此亡国昏君复位。
第五，被金军吓出精神病的宋高宗赵构，有严重的“恐金症”，在其心目中金国是强大无比的，怎会因担心金国失败而杀害岳飞呢？
第六，宋高宗赵构一心想要偏安江南，积极要与金国议和，岳飞正是他议和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宋高宗赵构虽然懦弱，但决不昏愦，岂能轻易自挖墙脚？
第七，宋太祖遗训有“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岳飞被杀纯属冤案，案件审理久拖未决，不能让天下人信服，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宋高宗赵构冤杀岳飞就是“违宪”行为，要承担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和心理压力，非不得以，不会出此下策。
第八，宋高宗赵构与金国议和就有送还宋钦宗的条款，并且正式达成协议，只是金人后来变卦，宋钦宗才未能返回南宋。
第九，宋高宗赵构在自己的即位诏书最先提出“迎回二圣”的口号。岳飞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但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国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对抗南宋。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综上所述，岳飞并不是因积极主张迎回“徽钦二帝”而被杀的，岳飞之死与徽钦二帝是否归宋无关。

误区三：因岳飞劝皇帝立储，犯了大忌而被杀害
这条内容大致是这样：宋高宗赵构年近四旬无子，也没有设立皇帝的继承人，绍兴七年，作为武将的岳飞则多次劝皇帝赵构设立继承人（立储），犯了皇家大忌。曾有随同者劝岳飞不要管皇室的事，但岳飞不听，屡次劝皇帝立储，结果令宋高宗赵构震怒而招致杀身之祸。还再三强调岳飞的政治头脑“幼稚”。
纠误：朝廷大臣劝皇帝立储不可能是“犯忌”
有关岳飞劝皇帝立储是否犯忌，没有相关史料证实这种“律例”，但笔者作为看过不少史书，还与文科老前辈交流，从未看过朝廷大臣劝皇帝立储是犯什么“大忌”的事例。其实，主要你了解皇帝立继承人（立储）的作用和“功能”，就不会认为是犯忌。
1、皇帝设立继承人并不等于让出皇位，而是在皇帝“驾崩”之后，或者皇帝想“退休”之时由继承人继位。因此，这个继承人必须预早培养，这是对国家和皇帝本身都是必要的。当时宋高宗赵构已年近“不惑”之年还未立继承人，这对古代皇族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岳飞作为朝廷大臣，劝他立储完全是好意，也是尽朝臣的责任，不可能让皇帝迁怒而杀害岳飞。好比现在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还未结婚，人家劝你找个对象，难道你就把别人杀了吗？
2、皇帝立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培养与皇帝政见一致的势力范围，皇室势力将更大，更有利于巩固皇帝统治地位。这个道理，宋高宗赵构是不可能不懂的。因此，说劝皇帝立储是犯忌，无论怎么看都是讲不通的，更不可能因这个原因而杀害岳飞。
3、最关键的一点，实际上宋高宗赵构不久就采纳了岳飞提出的立储建议。绍兴八年，宋高宗赵构选中了赵宋皇族中的赵昚为继承人，并在他五十来岁时，也即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让赵昚继位，即宋孝宗，而赵构自己就当了太上皇。
在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时，作为太上皇的赵构仍然在干预着朝政事务。也就是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是太上皇赵构授意的，至少是赵构默认了。

误区四：宋高宗为了与金人讲和而杀了主战派的岳飞
有部分文章认为，金军连年与宋朝交战令宋高宗赵构倍感惊恐，为了求得安稳，最好的办法就是与金人求和，但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却极力主战，与皇帝的观点相冲撞，皇帝赵构为了达到求和的目的，只好将岳飞杀掉。
纠误：大敌当前而自毁长城来求和？更不可能！
为了求和而斩杀大将自毁长城，这是何等谎谬的观点。不过，这里潜藏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当时岳飞与金军交战连连告捷，形势由被动转为主动。经过多次大规模挫败金军，金军元气大损，金军统帅完颜兀术恐怕感觉连逃回黄龙府的机会都非常渺茫，情急之下，急修书信传至宋朝的内奸秦桧，并成功挟制岳飞班师撤军。第二年宋金和谈成功，这实际上是以战迫和，可见岳飞对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是多么重要。
遗憾的是，第二年宋金议和，岳飞被诬陷囚禁二个多月，继而被杀害。如果说是为了与金人和谈而杀害岳飞，那肯定不是宋高宗赵构的主意，因为当时只有岳飞才有能力克制住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至少是发挥最大作用。如果杀害岳飞之后，金人反悔怎么办？这是小孩都会考虑的道理，除非是本意就要卖国投降。

误区五：因为打仗要消耗钱财，皇帝为了节省开支而杀了岳飞
这方面的网评大致认为：岳飞长期打仗消耗朝廷很多钱财，这样就要向老百姓增加征税，而征税多了就会引起民间造反，出现连带问题。因此，皇帝为避免打仗，决意向金人讲和，但岳飞又太好战，不得已只好将岳飞杀掉。还煞有介事的说：“假如你是皇帝赵构怎么办呢？当然要杀岳飞啦”。
纠误：和谈之后付出的财物比打仗高出十倍以上
打仗要消耗财物，没错。但在古代作战最关键的是士兵有得吃，但岳飞所部军纪严明，勤俭节约，岳飞还让军队“种禾植谷，屯粮待战”，通过屯田基本做到自给自足。
再看与金人求和付出的代价：宋朝向金国称臣，将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并每年向金贡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看到了吧，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底，岳飞班师南归，北伐一年前就已经停止，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赋闲在家，脱离军队，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也不可能再率军北伐。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坚持打仗而杀害他呢？

误区六：因为岳飞不贪财、不贪色、不沾酒被怀疑有野心而被杀
也有评论认为，岳飞太清高，皇帝要帮岳飞盖房子、赏赐钱财、赏赐美女、甚至为岳飞敬酒都被岳飞统统拒绝。就是因为岳飞的性格太完美，被皇帝误认为有野心，什么都不想要，莫非是想要皇位。因此，宋高宗赵构就下决心除掉岳飞。
纠误： “三个不贪”其实是将《楚汉相争》的故事张冠李戴转嫁到岳飞身上
岳飞根本没有经历皇帝为他盖房子、赏赐钱财、送美女不要和敬酒不喝的事件。这个故事原是发生在秦末汉初刘邦与项羽争天下之时的一个情节，是项羽的军师范曾对刘邦的评述，认为刘邦不贪财、不好色、不沾酒，唯一就是想独占天下。但现在居然把这个故事转嫁到岳飞身上，这是名副其实的张冠李戴。
……
还有很多有关“岳飞被害真相”的误区，由于过于偏离常理，只能当作笑话，笔者不屑去逐一纠误。
总之，岳飞被害已是历史事实，但如果说宋高宗赵构不是因为被秦桧误导蒙蔽错杀岳飞，那么，就目前掌握资料来说，还找不到更有说服力的理由。还是把它交还给历史吧，毕竟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南宋时代的政治环境。

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护送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南归的金国使臣刘祹等人到达临安，金国使者刘祹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可见于南宋赵葵所著《行营杂录》、南宋叶寘所著《坦斋笔衡》

岳飞遇害二十年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岳飞遇害六十多年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岳飞，——中国历史上的杰出英雄人物】

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提到岳飞，大家就会想到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有人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尽忠报国、至死不渝；而提起秦桧，大家则会想到一个甘当内奸、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十恶不赦之徒。

岳飞出生于宋朝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县)一个的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在抵抗外敌侵略的战争中，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初年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军事家。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卓越治军品行的爱国将领岳飞还带出了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巨大战斗力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要求严格、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将士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而正如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只有岳飞。

在岳飞生前，不仅南宋朝廷中的皇帝和很多官员佩服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而且广大平民百姓对岳飞赞誉有加，广大岳家军将士也都拥护敬爱岳飞。岳飞生前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当时很多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南宋官员，大多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像宗泽、张所、李纲、张浚、朱胜非、吕颐浩、赵鼎、李光等南宋朝廷的文臣，不仅都对岳飞的才能表示认同和赞赏，而且还曾不同程度地举荐、提拔过岳飞。而像韩世忠、吴玠、张俊等南宋大将，也都曾对岳飞的军事才能表示钦佩。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曾经多次赞许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还不断给予岳飞以提拔和封赏。而南宋时期的平民百姓和宋军将士，更是十分尊崇岳飞，对他赞誉有加。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而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之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而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更是在诏书中直接承认：『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

千百年来，人们敬仰岳飞，不仅写下为数众多的纪念诗文楹联，而且还给岳飞建立很多庙宇，至于前去瞻仰岳王庙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古时候瞻仰岳王庙的人很多，现在也很多，例如，杭州岳王庙一年就要接待几百万的游人。

八百多年以来，岳飞之所以为后世景仰、敬重，——这不仅因为岳飞为保卫家国而立下了卓著战功，不仅因为岳飞是一位“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杰出军事家和执德布义的“忠孝完人”，也不仅因为岳飞的高风亮节，岳飞具有治军严明、赏罚分明、廉洁奉公、不纵声色、爱民如子、秋毫无犯等高尚品行，更是因为岳飞不畏艰险誓死反击外侮、坚决反抗侵略奴役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岳飞自强不息、奋发进取、“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的巨大勇气，还有岳飞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可贵品行，和岳飞坚贞不屈、誓死抗争、心昭天日的民族气节！

自南宋以来,岳飞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杰出英雄人物,成为后世学习崇拜的楷模。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华夏子孙和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岳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承载了中国人太大的爱国精神和忠义信念，所以孙中山先生说“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历史上，崇拜、敬仰岳飞的仁人志士数不胜数，而以岳飞为榜样，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英雄和勇士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英雄和勇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英雄和勇士们的奋斗牺牲，才使华夏民族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才使历经磨难的中国能够顽强不屈地继续存在，并发展复兴。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飞遇害后不久，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赵葵《行营杂录》)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岳飞家属自岭南蛮荒之地北返。岳飞三子岳霖途径赣州(原名虔州)，『父老帅其子弟来迎』，当地百姓夹道迎接，个个泪流满面，他们说：『不图今日复见相公之子』。后来，岳霖到荆湖北路任官，鄂州军民闻讯后，『设香案，具酒牢，哭而迎』，以表示他们对岳飞的缅怀（《金佗稡编》卷9）。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直到岳飞身后好几十年，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还流传了很多歌颂岳飞的民间故事。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敕建忠烈庙省牒》，卷28《孙迪编鄂王事》，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舆地纪胜》卷66《鄂州》）。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敢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金人长期扣押的南宋使臣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宋史》卷365《岳飞传》）。当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鄂国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鄂国金佗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南宋宰相史浩也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宋史》卷396《史浩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还可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朱子语类》）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
(注：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世人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赵匡胤的尊称。）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说：『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昌谷集》卷17《中兴四将赞》）

文天祥看过岳飞手书唐朝李华《吊古战场》之后，发表肺腑感言说：『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岳飞曾孙岳觌，任处州庆元县尉，曾与文天祥通信，文天祥复信说：「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县尉生北平龙虎家，而又伟然植立，谁不知敬。幸出结习，乃托一日之尝僚，剀谕批历，亦既钦承，远畀麟缄，为礼过矣。」 （《文山先生全集》，《汤阴县志》）

绍兴二年（1132年），南宋爱国名臣李纲在给朝臣的书信中指出：『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难得，……，异时定为中兴名将。』

南宋朝廷在绍兴初年给岳飞升官的部分诏书中对岳飞的评价：『（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岳飞）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岳飞）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绍兴六年（1136年），闻知岳家军北伐战果辉煌，势如破竹般收复襄汉六郡，宋高宗赵构在诏书中欣喜地评价岳飞：『卿学深韬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仍俘甲马，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

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绍兴十年（1140年），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少保”官位的制词公文中评价岳飞：『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岳飞：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壮哉汉将之威棱；志清中原。奋若晋臣之忠概。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

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遇害后不久，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孝宗在位期间，岳飞冤案得到昭雪。岳飞冤案昭雪后，宋孝宗在非正式场合对岳飞三子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乾道六年（1170年），南宋湖北转运司在湖北武昌为岳飞立庙的公文中评价岳飞：『伏见故少保岳飞顷提十万之众，留屯鄂、汉，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捐躯殉国，有百战百胜之功。至今鄂州一军士卒整肃可用者，皆飞之力也。（岳飞）去世已三十年，遗风余烈，邦人不忘，绘其相而祀者，十室而九。』

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在给岳飞评定谥号的官方公文《忠愍谥议》中评价岳飞：『故岳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

而在为岳飞定谥号的官方公文《武穆谥议》中，南宋官员对岳飞廉洁奉公、舍身报国的精神也多有称誉：『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岳飞）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己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临阵亲冒矢石，为士卒先，摧精击锐，不胜不止，则不知有其身。忠义殉国，史册所载，何以尚兹！』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

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一： 『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二（摘录自文天祥给岳飞曾孙岳觌的回信）：「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明太祖朱元璋评价岳飞：纯正不曲，书如其人。

明神宗朱翊钧评价岳飞：咨尔宋忠臣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愤泄靖康之耻，誓清朔漠之师。

满清乾隆皇帝评价岳飞：惟尔公忠秉性，智勇超伦。

孙中山评价岳飞：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邓广铭教授评价岳飞：岳家军的战斗实践，证实了它的战斗力之特别强大。至于其所以特别强大的原因所在，固与岳飞平素的操练和教阅分不开，而更加重要的，则是因为具备了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具体反映出来，岳飞是如何地要把他的部队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还具体反映出来，岳飞确实是一个卓荦不群的战略家和军事家。

王曾瑜教授评价岳飞： 为着光复故土，南北重新统一，维护文明和进步，岳飞不屈不挠地奋斗了后半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履践着自己“尽忠报国”的誓言，表现了一种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张其凡教授评价岳飞的军事才能： 指挥大兵团，发动进攻战，战强敌而胜之，威震敌胆，环顾两宋三百年间，唯岳飞一人而已。他的战略战术，他的军事思想，是两宋军事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笔珍贵宝藏。

龚延明教授评价岳飞的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 岳飞，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八百多年来，一直在感染和鼓舞着后来人。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岳飞已成了一面爱国统一的旗帜，廉洁奉公的楷模，蔑视权贵、伸张正义的正人，以身殉志、宁死不屈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