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毛泽东这里拐了个弯


作者 湘下背影



引子



思绪良久，刚起笔又犯愁：这类型的文体怕真是不好写，红色经典能这样写么？亿万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也能这样写么？

说起来，背影是很不耐烦那般“家中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所谓文人之清高，倒是对一千多年前大唐王朝最牛的首席通俗流行作家——白居易白乐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老人家写诗不就是存心要让老妪能解么？要让稚儿老妪都看得懂，继而成为牛得起的流行音乐，恐得趟趟坊间草根这滩浑水。毛大帅曾说过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而非为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立碑树传，大概也是指的这么个意思吧？

其实，通俗不是罪，有罪的是庸俗，想来世间作文言史皆应如此。

红色经典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

好的，从今晚开始，就这样一章一节将通俗进行下去吧。




第一部份

开窍之初



一

家谱



都说咱中国人历来最注重修家谱，咱毛大帅的家谱也不例外——

姓名：毛泽东，字润之（润芝、泳芝），笔名子任，别名（外号）石三伢子、廿八画生、毛奇、李德胜，尊称毛委员、毛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湖南省湘潭县（因近来有人考证N年前先人皆源出某地，故与那蒋委员长之发妻毛氏血脉相承，继而与生死冤家有了沾亲带故的嫌疑。建议有关方面增设一个诺贝尔名人信息追踪粉丝奖）

血型：争论很厉害，据说是B型（此血型相当的不稳定）

学历：师范学校（相当于今天的师范类中专生，但严重偏科，正常毕业恐成问题）

职业或职务： （没有人比这个大）

职称和军衔：（这个……）

家庭出身：农民或革命家庭（反正书上是这样写，搞不清具体是贫农、中农仰或是富农？不好意思）

本人成份：学生

生卒：1893年--1976年

平生最想干的事：做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和沿黄河故道走一遭（近似于今人时兴的“支教”和“暴走”）

平生最大的嗜好：吟诗挥毫

平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和《沁园春•雪》等

平生最不屑干的事：口袋有钱或腰间佩枪

平生最遗憾的事：没有能一鼓作气解放那几个海岛

平生干的最大的事：在天安门城楼放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平生最有争议的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争议大）

最雷人的口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扯下马（这个吗，一说起来热血就直往上涌，人人都想干它一家伙）

座右铭或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自我鉴定：有猴性也有虎性，喜欢孙猴子大闹天空的性格

主要社会关系：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农民兼小商人。头脑灵、善经商，算盘拨打水准过N级（至少相当于中级会计师水平）

母亲：文素勤，又称文七妹、文其美，农民兼半文盲，拜佛念经功夫到家

大弟：毛泽民，字润莲，别名周彬，早早地辍学代了老大在家帮父亲作农活做生意,自学成才者，“红色管家”

二弟：毛泽覃，字润菊，红军师长，青年将领

主要经历：

1902年--1910年，在韶山的私塾读书兼打草喂牛，同时还协助父亲拨打算盘。期间与父亲大干几架后遂以自学为主、杂活为辅（这个猛！）

1910年--1913年，中学毕业后曾在湖南新兵当列兵，半年后自行退出

1913年--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中专毕业，学业整体欠佳。

1918年--1921年，平生第一次赴京，搭帮贵人相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个勤杂差事（好像是属北漂打工崽之类），借宿昔时先生北大杨昌济教授之宅，与其独女霞姑展开热恋。但抱怨北大薪水过低，教授架子太大，不能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和“人人平等”的原则，遂回老家筹建青年团。后几经周折，最终做成了杨教授府上的乘龙快婿（可谓“皇天不负有心人”)

1921年--1923年，代表长沙方面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语不惊人貌不出众，无足轻重。后任湖南支部书记

1923年--1927年，主要做民运工作，还兼任了国民党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1927年--1929年，潜回老家聚众造反，发动秋收暴动，途中遭乡联防队员捕获险被“咔擦”，脱身后旋上井冈山，当了山大王（看来书生造反十年也成）

1929年--1934年，几起几落，闹得数次失势和病重，曾差点为此丢了性命（以至时人称毛 是官越做越大，权愈来愈小）

1934年--1935年，懵懵懂懂中随军大撤退，途中顺天意筹谋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重新获得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943年，到达陕北并主要做中央军事负责工作

1943年--1976年，主要工作是做中央


说他是大帅，也名副其实，不敢说他是秦始皇式的“千古一帝”，但他肯定是中华有史以来最有实权和影响力的国家一把手。他天生俱有帅相和帅才，加之无与伦比的独创性和实干精神，鼎助他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他是大政治家、大理论家、大军事战略家以至大文学艺术家和杂家（当代没有被公认的最伟大的心理学家、预言家、哲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评论家、诗人）。

他帐下将士数百万，管了世上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自己却鲜有提枪的经历。不仅此，还曾毫不留情面地训呵部下：若让我佩枪，还要你这个将军干吃？

他是军中当之无愧的大元帅，麾下猛将如云，有百分之百做大帅的机会，却视大元帅服为累赘，说是穿着卡脖子、蛮难受，见人不方便。如此而已，不称他为大帅岂有此理？

不过，幼时的大帅哪会料到这些，不光是他，就连他那一向精明到了顶的父亲毛顺生老爷爷生前怎么也想不到他的这个大崽日后会有么子出息？当然，他老人家临咽气前的那一瞬间，更想不到N年后他竟会成“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的亲爷馆。否则，就是打死他也不会当众痛骂他的这个长子是个没出息的懒鬼了……

这一切都要从一百多年前的清光绪十九癸己十一月十九日辰时（公元1893年12月26日）的这天说起。

历史，在毛泽东这里拐了个弯


作者 湘下背影



引子



思绪良久，刚起笔又犯愁：这类型的文体怕真是不好写，红色经典能这样写么？亿万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也能这样写么？

说起来，背影是很不耐烦那般“家中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所谓文人之清高，倒是对一千多年前大唐王朝最牛的首席通俗流行作家——白居易白乐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老人家写诗不就是存心要让老妪能解么？要让稚儿老妪都看得懂，继而成为牛得起的流行音乐，恐得趟趟坊间草根这滩浑水。毛大帅曾说过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而非为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立碑树传，大概也是指的这么个意思吧？

其实，通俗不是罪，有罪的是庸俗，想来世间作文言史皆应如此。

红色经典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

好的，从今晚开始，就这样一章一节将通俗进行下去吧。




第一部份

开窍之初



一

家谱



都说咱中国人历来最注重修家谱，咱毛大帅的家谱也不例外——

姓名：毛泽东，字润之（润芝、泳芝），笔名子任，别名（外号）石三伢子、廿八画生、毛奇、李德胜，尊称毛委员、毛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湖南省湘潭县（因近来有人考证N年前先人皆源出某地，故与那蒋委员长之发妻毛氏血脉相承，继而与生死冤家有了沾亲带故的嫌疑。建议有关方面增设一个诺贝尔名人信息追踪粉丝奖）

血型：争论很厉害，据说是B型（此血型相当的不稳定）

学历：师范学校（相当于今天的师范类中专生，但严重偏科，正常毕业恐成问题）

职业或职务： （没有人比这个大）

职称和军衔：（这个……）

家庭出身：农民或革命家庭（反正书上是这样写，搞不清具体是贫农、中农仰或是富农？不好意思）

本人成份：学生

生卒：1893年--1976年

平生最想干的事：做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和沿黄河故道走一遭（近似于今人时兴的“支教”和“暴走”）

平生最大的嗜好：吟诗挥毫

平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和《沁园春•雪》等

平生最不屑干的事：口袋有钱或腰间佩枪

平生最遗憾的事：没有能一鼓作气解放那几个海岛

平生干的最大的事：在天安门城楼放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平生最有争议的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争议大）

最雷人的口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扯下马（这个吗，一说起来热血就直往上涌，人人都想干它一家伙）

座右铭或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自我鉴定：有猴性也有虎性，喜欢孙猴子大闹天空的性格

主要社会关系：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农民兼小商人。头脑灵、善经商，算盘拨打水准过N级（至少相当于中级会计师水平）

母亲：文素勤，又称文七妹、文其美，农民兼半文盲，拜佛念经功夫到家

大弟：毛泽民，字润莲，别名周彬，早早地辍学代了老大在家帮父亲作农活做生意,自学成才者，“红色管家”

二弟：毛泽覃，字润菊，红军师长，青年将领

主要经历：

1902年--1910年，在韶山的私塾读书兼打草喂牛，同时还协助父亲拨打算盘。期间与父亲大干几架后遂以自学为主、杂活为辅（这个猛！）

1910年--1913年，中学毕业后曾在湖南新兵当列兵，半年后自行退出

1913年--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中专毕业，学业整体欠佳。

1918年--1921年，平生第一次赴京，搭帮贵人相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个勤杂差事（好像是属北漂打工崽之类），借宿昔时先生北大杨昌济教授之宅，与其独女霞姑展开热恋。但抱怨北大薪水过低，教授架子太大，不能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和“人人平等”的原则，遂回老家筹建青年团。后几经周折，最终做成了杨教授府上的乘龙快婿（可谓“皇天不负有心人”)

1921年--1923年，代表长沙方面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语不惊人貌不出众，无足轻重。后任湖南支部书记

1923年--1927年，主要做民运工作，还兼任了国民党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1927年--1929年，潜回老家聚众造反，发动秋收暴动，途中遭乡联防队员捕获险被“咔擦”，脱身后旋上井冈山，当了山大王（看来书生造反十年也成）

1929年--1934年，几起几落，闹得数次失势和病重，曾差点为此丢了性命（以至时人称毛 是官越做越大，权愈来愈小）

1934年--1935年，懵懵懂懂中随军大撤退，途中顺天意筹谋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重新获得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943年，到达陕北并主要做中央军事负责工作

1943年--1976年，主要工作是做中央


说他是大帅，也名副其实，不敢说他是秦始皇式的“千古一帝”，但他肯定是中华有史以来最有实权和影响力的国家一把手。他天生俱有帅相和帅才，加之无与伦比的独创性和实干精神，鼎助他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他是大政治家、大理论家、大军事战略家以至大文学艺术家和杂家（当代没有被公认的最伟大的心理学家、预言家、哲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评论家、诗人）。

他帐下将士数百万，管了世上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自己却鲜有提枪的经历。不仅此，还曾毫不留情面地训呵部下：若让我佩枪，还要你这个将军干吃？

他是军中当之无愧的大元帅，麾下猛将如云，有百分之百做大帅的机会，却视大元帅服为累赘，说是穿着卡脖子、蛮难受，见人不方便。如此而已，不称他为大帅岂有此理？

不过，幼时的大帅哪会料到这些，不光是他，就连他那一向精明到了顶的父亲毛顺生老爷爷生前怎么也想不到他的这个大崽日后会有么子出息？当然，他老人家临咽气前的那一瞬间，更想不到N年后他竟会成“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的亲爷馆。否则，就是打死他也不会当众痛骂他的这个长子是个没出息的懒鬼了……

这一切都要从一百多年前的清光绪十九癸己十一月十九日辰时（公元1893年12月26日）的这天说起。

二

“石三伢子”



在湖南中部偏东，一个具体唤做韶山冲上屋场的地方，三间半铺了茅草，夏天浪费空调、冬天节约暖气，刮风漏雨随他去的屋内，男主人毛顺生心里正七上八下吊得紧，因为他毛家要添人丁了！

韶山冲来韶山冲，十户人家九家穷；

有山有水田里苦，无钱无米两手空！

正如当地民谣唱道般，那时的韶山是个四面山峰包裹的土旮旯，又穷又小，还闭塞得很，这关系到千秋万代、让江山永不变色的“希望工程”不像现在般可以擦边球、托熟人或干脆烧钱瞒着政府把医生搞掂，再B超一下，所以是崽是女他毛顺生晓得不是很厉害。反正从古到今，生崽在农村终究是个很有面子的事，低层次地说是增加人在田间的密集程度乃至提高劳动生产率，高层次地讲可是延续香火、光宗耀祖嘛！不过讲良心话，此时的毛顺生对于即将生下的是女是崽倒不是特别的在意。这倒不是说那时的毛顺生老爷爷思想有多先进，觉悟有多高，高屋建瓴地具备了男女平等的新式观念，而大抵是因为之前他的两个崽在襁褓中夭亡了（注意：都是男的），这让他十分的扫兴和沮丧，所以此刻他哪有心思去琢想那些七里八糟的事儿？

韶山犹如一座龙的大山，绵亘百余里，风光美煞人。公元1893年12月26日这一年，是中国人的蛇年，蛇被诩为小龙，传说当日韶山冲上空出现异样云彩；又说女人怀孕时，曾梦见蛟龙起飞舞，而孩子出生时毛顺生正在困觉，梦见一条巨龙或是腾蛟飞入上屋场，呼啸生风，盘踞在毛家堂屋的神龛上，睁大眼睛看外面的世界。

总之，大人物的传奇与小人物的无闻就是大不同，这个即将出生的生命也不例外，但这一切很快被一声啼哭声忽视了，顺着声音人们才知道毛家生了一个崽伢子。

不久，伢子有了自己的字，润之，也有了自己的乳名，石三伢子，以后就与石头结了缘。

他幼名石头，太阳俗称“日头”，谐音“石头”。领袖全盛时被国人颂为“红太阳”，颂歌为“东方红”。岂偶然上哉？

他一生钟情《红楼梦》，《红楼梦》别名“石头记”。小帅哥贾宝玉号称“石痴”、“顽石”也。他幼名亦称“石头”。

1927年9月8日，他在秋收起义军讲话云：我们好比小石头，这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这个大水缸的。

1959年，他在庐山与国防部长彭石穿两人石头碰石头，一碰就火星直溅。

1971年他南巡讲话，云九届二中会后采取掺沙子、丢石头的办法对付副统帅。不久，副统帅一头栽到由石头风化而成的沙子里去了……

的确，他与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

后来他叫毛泽东，本文要说的主人公。

三

“骇人风波”



闲话少叙，话归正题。好在生下来的是个崽，这让披肝沥胆的毛顺生开始有了面子。情绪一下勃勃生机起来，后一鼓作气，连续添加俩人丁，分别取字润莲、润菊，都是能延续香火的家伙。

这,顿让毛顺生自豪！昂首挺胸的同时，也感觉到他的堂客实在是不简单，给他撑足了面子——至少是将功补过呵！

这里要顺便说明一下，毛顺生的堂客文七妹是与他仅一山之隔的湘乡人。因为文氏家的祖坟在韶山，不晓得是为了清明节上坟的时候有个歇脚的场合，还是有远见卓识，反正文氏的父亲一反常态，义无反顾地将七妹子嫁与了尚处于吃了上顿愁下顿、远未进入温饱状态的山乡小伙毛顺生。

欢喜之余，本来作事就努力的毛顺生如今愈加发狠，因为下面不管生崽生女（那时农村不兴优生优育搞计划生育，基本上是能生多少算多少，直到生理状况严重透支为底线），就是眼前的这一切都足以让他耽心日后的生计问题……所以颇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这期间，他老人家还不顾家庭拖累，抛家别子，以大龄青年的身份外出当了湘军。

如同大多数的湘勇一般，几年军旅生涯下来，虽没混个一官半职，却掏了些金回来，特别是开拓了他的眼界。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就这样很快地过去，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年底，毛顺生进入了壮年，石三伢子已满九岁了。

这段光阴韶山的农民兼复退军人毛顺生都干了些什么呢，下面的一段场景可以生动地反映一番——

大概是近些年兼营稻米和耕牛、生猪的贩运——“牲畜创业”（采取“双方自愿，双方共赢，风险共担”的方式），押进田产，甚至私自印制纸票发行（名字还取得不赖，分别唤作“毛义顺堂”和“济春堂”，更重要的是这票子还是红色的，也就是如今大家熟知的经商融资发行股票）等投机倒把之类，大大地促进了毛家经济乃至本地经济的缘故，他毛顺生这天心情还算爽，一边啜着自制小酒，一边哼起那花鼓小调，正拨拉新年的工作打算，准备来年大干它家伙。

正待指导性工作计划渐渐成熟、乐滋滋喝得“吱吱”着响时，一眼瞅去，忽然发现眼前这个大崽不经意间一下蹿得老高，似乎与年龄不太相符，于是毛顺生心底格登一下：该派上用场了！

这般一想，毛顺生便立马规定大崽必须在每天下午放学后从事打猪草和喂牛的工作。可做着做着，平生只想让儿子以子承父业为最高境地（如有点文墨，会拨拉点算盘）的毛顺生做梦也没想到，在某年某月某一天里倏地爆发了三桩吓得死人的事儿。

第一次是石三伢子不满父亲趁人之危，欲将一个堂叔的几亩好田霸占，争嘴后逃到后山中暴走了三天三夜才被找回来；为的就是警告父亲毛顺生：万万不能小看他，更不能欺负穷亲戚。

第二次是石三伢子对一些呆板无趣的“之乎也者”不胜厌烦，便与私塾先生闹翻了，私塾先生当然要在家长面前搞“家访”：一来说明事态真相——以正视听，二来聊表老师对学生操了心、尽了力，三是证明教育收费合情合理，没超标、不存在巧立名目等，最终形成一股学校、家长和社会三方面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不想毛顺生一气打不出，火冒三丈地追石三伢子到门前的塘边，石三伢子突然转过身对父亲说：“你站住，你要是再走一步，我就跳塘。”脾气火暴的父亲被镇住了，正“看天识风云”——裹足不前又欲抬脚追赶时，小脚母亲赶到给父亲下跪求饶。父亲认为这实在是不像话，老子整治崽乃天经地义的事，执意要石三伢子下跪便不再追赶，石三伢子不肯，母亲劝之，无奈之下石三伢子给了母亲的面子，就象征式的给父亲跪下了一条腿。

——就这“半条腿”，也让石三伢子后悔死了：不该那么做。

更要命的是第二年，向来有大包大揽习惯的毛顺生自作主张，给已休学在家的石三伢子包办了个十八岁的小堂客（毛顺生安排的一个姓罗氏的邻居妹子——叫秀妹子，唤一姑都行，就是没有正式名字。也即毛顺生的的姑表妹之女），石三伢子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虽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就是打死也不肯和她圆一下房，并发誓不动她一根手指头。如此而已，一下让毛顺生的如意算盘砸得个粉碎！——那一来为能给家里添一个现成劳力，二来也能拴住越来越逆反的崽的心之愿望也就泡了汤。

无可奈何下，“介绍人”毛顺生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石三伢子的原配堂客写进毛氏家谱，而把以后的杨氏作为继配，贺氏为再娶。（也怪一姑命不好，在石三伢子家仅呆了两年，年轻轻的就因拉细菌性痢疾卒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二，即公元1910年2月11日，享年二十一岁。到了1941年，韶山毛氏四修族谱时，又将石三伢子与杨氏的三崽岸龙列在罗氏的名下，承祧以慰亡灵。）


不过后悔归后悔，石三伢子的这番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自从小发扬要当小闯将，不做小绵羊，与父亲狠干几场，酿成炳彪千史的“暴走事件”和“跳塘风波”以至“抗旨逃婚”后，他威胁式的行为有了显著的成果——再也不用被父亲逼着天天与牛牯和猪草为伴了，主要任务是看书，至于劳作，这才真正成了他的副业。

毛顺生呢，虽说大崽让他的面子掉得够戗，也罢了，谁叫人各有其志呢？

但造成的一切后果只是苦煞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他的二崽润莲。润莲虽不若大崽润之般灵泛，书读得可怜，却从老子那里承接了精打细算的遗传因子，特别善于使用“毛义顺堂”纸票这类的东西，以至于日后发挥这一专长，充分利用股票所具有的筹集资金的功能，创造性地把股票应用于苏区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之中，并被授予苏区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光荣称号，人称“红色财神”——即守着铜板袋，从不乱花一分钱的金融战线领导模范。他历来是父亲眼中的好劳力。所以说毛家的逐渐兴旺是他与父亲毛顺生共同打拚的结果，至少功勋章也有他润莲的一半。

当然，若不是大哥经多次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生生地把他拉扯到革命正确道路上来，以后的话还是不好说——或许他这一辈子就会终老在韶山冲这块经济阵地上的，这是后话。

不过凭良心说，这事委实也不能完全怪毛顺生老爷爷，当年韶山冲里七八岁的农家伢子哪个不替家里喂喂牛、割割草呀？就是如今一些山村的孩子放学后也要替大人们分忧解愁呢。

当然这也不能怪石三伢子，对于这般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学生之水深火热的打工生涯，他幼稚的心灵对他这个爷老倌一些“不法行为”早就恨得牙帮子“格格”响了……

因此多年后石三伢子同来访的洋记者谈话时仍对此耿耿于怀，回忆说：“他是严格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又是最差。”从石三伢子这番颇有些“忆苦思甜”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在他眼里，他的这个大抠门儿亲爷倌像极了西方《威尼斯商人》中的放高利贷的夏洛克，仰或是《高老头》中的吝老头儿葛朗台……

好在这样的日子不长，后来皇帝咽了气儿，老佛爷也一命鸣呼，长大了的石三伢子托娘家的两个舅舅隆重出面，好不容易说通了父亲，就到了离韶山更远一些的学校读书。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这个拴不住心的伢子又让他操了不少的闲心。

四


“题反诗”


（一）

历史上有过很多叛逆型的大人物，大凡这类人物与凡常人不同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偏好：要么是少时捣鼓上一两件离经叛道、惊天骇俗的捣蛋事儿，要么就是爱提反诗，以示光照日月、昭示未来的绝唱。项霸王刘亭长如此，曹孟德黄巢如此，太平天国的翼王石敢当亦如此……就是《水浒》中的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兄不也在浔阳楼提了反诗么？不会写诗的农民陈胜王干脆牛哄哄地地吼出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样雷人的口号。

问题在于，在一些年代里，“题反诗”可它不像我们小时涂鸦那般随意和任性，也不似和平年代发发牢骚罢；这指桑骂槐道的反诗一旦被定性为讥讽当局、妖惑人心，弄不好是要被以“颠覆政府罪”，蹲号子乃至砍头的——宋江弟兄便是榜样。

可甭管砍不砍头，蹲不蹲号子，世间的事儿总是有人要干的。除了前面所说的三桩“威胁事件”外，背影笔下的放牛郎毛润之也提过令人瞠目结舌、不合时宜的反诗。

这年的毛润之已是十六岁了（只是不再唤作石三伢子了，免得到了城里让人笑话），在校期间，离了父亲的专横和管束，也即与牛郎和猪草脱了干系，他自然是自由和欢愉的，却神经似的题了一首被时人认为觉悟很不高、思想很不端正、态度很不谦虚的反诗。

原来这时毛润之读书的地方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距韶山冲有好几十里路，相当于今天的贵族学校。学生上学父母都要给买新衣服，可毛润之的父亲毛顺生却是个大抠门儿，生平最怕砸钱了。

那个年代，学生穿的是小马褂，老师穿长袍，毛顺生说，莫买新马褂了，我做买卖时穿的那个旧长袍和旧西装，你穿着去就行了。毛润之辍学过几年，个子又长得特别高，讲话又不完全是这边的口音，人说这新来的乡巴佬，傻宝样，弄一个劣质的破西装还打一个易拉得的破领带就来了，你都几岁了，还上一年级？班里同学奚落得不得了。

这当然让毛润之感觉十分压抑，据说他没有说任何话，自己跑到外边，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阴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古往今来，诗坛上不乏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写出为人们所称道的诗歌。如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五岁曾写了一首《题菊花》：

飒飒秋风满园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如此而已，少年时的毛润之与一千多年的冲天大将军竟有异曲同工的妙诗。

其实，毛润之最早的一首诗是他十三岁读私孰时所作。当时因毛润之上课时偷看《水浒全传》被老师发现，就指天井为题让他赋诗。小润之望着被青砖围砌着的天井，积水不满一尺，几条小鱼在水里串来撞去……突然他感到自己也是这样地在挣扎，于是写出这样一首小诗：

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雨圃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不过，有人考证《咏蛙》诗始作俑者是清末湖北英山名士郑正鹄。说是郑正鹄初授天水县令，当地一些心怀叵测的官吏巨富，见新县令五短身材，其貌不扬，有意要奚落他一番，以杀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威势，于是他们暗地里策划，请画工画一幅《青蛙图》，画中画的是在河边一株大柳树荫下有一只张口青蛙。画后送到县衙去，请郑县令题诗。郑正鹄将画卷展开一看，就深谙画中寓意，遂不假思索，当众挥笔题了一首七绝《咏蛙》：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阴。

明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

此诗是郑大人为弹压地方豪强而写，带有十足的“官威”。可见这首诗是毛润之根据郑知县的诗改写而成。只是后两句基本相同。

有趣是，相传民国时的一把手蒋中正先生早年也曾作《咏蛙》诗。诗云：

绿茵君子如虎踞，绿茵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不过得声明，背影倒真不知老蒋的这首诗是否原创，成诗年代如何？

……

于是便有了今人所列的剽窃说和改写说。

（二）

后来这两位中国的老人家都在不同的范围内干了惊天动地的事儿，一生显赫，受人敬仰。这恐怕也与他们早早地树立了雄心大志有关。如果没有这种雄心大志，就没有这种非凡的举动，也就没有如此辉煌的一生。但是，这种大志，只有伟人才会有。凡夫俗子是不会有的。自然，凡夫自有凡夫的志向，比如：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等等。正所谓：狼走十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如果凡夫小人立下了天大的志愿，没有才能去实现，到头来，也只能落个一事无成的下场。就像狗立志不吃屎而要吃肉，还要吃天鹅肉，结果恐怕只能是因为吃不到肉，而落了个饿死的下场吧。

为此背影想，《咏蛙》诗不管是否毛润之（或蒋中正）原创或改写，实在是用不着去花大力气为古人争什么版权或侵权打官司的事儿。背影有时真疑惑为何现在的一些教授绞尽脑汁去考证孔老先生“唯小女子难养也”、甚至杨玉环小姐是否处女之类的无聊事儿。这不是撑饱了没事干或是弱智么？

因此少年毛润之的志向以及显露出的文学才华是不能置疑的。怪不得毛润之虽然诗中化用了他人诗句，但当时的校长李元匍先生阅后，大为赞赏，认为毛润之其人，以后非池中之物，喜不自禁地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

倒是这在两年之后，毛润之到长沙继续求学。临行前他抄了一首诗送给父亲毛顺生（一说表兄远君）的诗可以佐证其心迹：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诗中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其凌云壮志的情怀。

年青的毛润之志向高远，他带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志向离开韶山，这一走就是多少年。他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不久他站在橘子洲头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据说后来老蒋读完《沁园春•长沙》这首词后，久久说不出话来，他隐隐约约感到未来真正的对手就是这个润之老弟。

话又说回来，如果这首诗是临别时写于父亲毛顺生的，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润之对父亲已有所谅解，毕竟是他的生身之父呵……

纵观少年时期的毛润之，虽聪明异常，但严重偏科，不守校规，挪到今天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五好学生”（学习好，思想好，身体好，政治面貌好，出身成分好），考不考得上大学都成问题（由此背影分析早年的蒋委员长恐也如此）。

于是有人说，少年毛润之不该生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小山村，更不该出身于一个专制的、小康即富足的小农之家，总之是出趟国镀下金才好，如此而已，说不定就会少了一些短浅的、农民式的和封建的东西；其实，背影以为，此实乃某些人一厢情愿式的痴人幻想，若毛润之真出身书香式的大富人家，当然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但套用大帅曾说过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花拳绣腿”这样的话，那毛润之就非以后的毛泽东了——这只能说明我们研究毛氏、研究湖南的风土人情太少，或许是太肤浅、多八卦。

但凡有人出身皇室，也不是说龙种出身就定是真龙天子，那大唐王朝“一代英主”的不肖子孙李煜，就是这般题材的绝好榜样，否则他无可奈何地呤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哀声干吗？叫花子皇帝朱重八的子弟大都如此，满清的后八旗子弟亦然，你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儿就一定会打洞”么？

读书多当然也不是坏事儿，现在的爹妈谁不想让孩子多啃些书呢？就是生怕输在日后高考的起跑线上哟！

但中国的实践早已证明，中国的事情必须靠懂中国实际特别是熟知中国农村实际的人去办，不是么？那自诩百分之百的“二十八个半布尔维什克”，哪个不是出身于“书的王国”而满腹经纶的“海龟派”？而他们一旦做起“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蠢事儿来却一点不比没读书的人差（这曾让毛泽东们吐血）！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历史倒是要感谢毛顺生这个乡下抠老头儿，要感谢韶山这块风水宝地不经意间打造出了一个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巨人。否则历史稍偏差一些儿，那可世界可就大不同了，哪还容得着众多的像背影这般的毛迷们今日在此“指点江山”呢……

当然，历史不能假说。仅此而已。

五

交“白卷”



（一）

话说毛顺生放儿出山后，呈现毛润之早年在长沙求学时的状态，是他走马灯一般地换学校，以及在学校中的表现，不难看出他的叛逆性格是一如既往的。

毛润之1911年春天到了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秋天，南方的孙大炮闹事，逼小皇帝溥仪退位。兴奋的毛润之破天荒地向他的老子学习了一回——第二年也在户口所在地报名、体检、政审，投笔从戎，完整的番号是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旅）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便是广州部队湖南军区第N加强师N营N连新战士之类吧）。在军营里，毛润之每日参加课操训练。看来毛润之对这段军旅生涯也还不曾忘记，因他的一个老朋友程潜是湖南军区的司令员，故他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自己的“老首长”。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老人家还念念不忘地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你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可那时的当兵的远不像现在的子弟兵这般吃香，人称“丘八”，充其量唤做“大兵”。像毛润之这样的则为“新兵蛋子”。在这些“大兵”当中，毛润之开始显露出自己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他喜欢那些没有文化的大兵把他看作学问人。

他逢人便说：“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他为士兵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纸。虽然其他的士兵都是亲自去白沙井挑水，但毛润之却是从到营房来卖水的挑夫那里买水。毛润之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明确身份，他心底想：“我是个读书人，不能屈尊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去买。

但毛润之参军期间并没有真正打过仗，而且也不留恋军队生活，半年后就决定离开新军，理由是他认为皇帝既已倒，保家卫国成梦想，于是自行退伍，决定回去复读，来年参加高考。

一则警察学堂的招生广告吸引了毛润之，但他也喜欢一个开设肥皂制造课程的学校，是因为他认为这对中国的清洁、文明有益。这两个学校他都报考了，但是即将开学之际，他又退了出来。他又报考了另外两所学校，政法学堂和商业中学，他指望这两个学校对家里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从他父亲那儿弄到学费。

毛润之在给父亲写信要讨钱时吹得天花乱坠，描绘了未来的美好前程，直说他会当律师或做大官。那时的毛顺生对警察这个职业毫无兴致——不像现在的一些公安般神气得很，警黑一家亲，能为他的高利贷生意保驾护航；他爱做生意，可又不是新式生意人，自然对化学制皂之类的工业救国不感冒，毛润之要向他讨得些学费的难度可想而知。

好在还没等到家里回信，毛润之这两个学校又失去了兴趣，当然也又一次代父亲砸了钱。搭上了报名费后，他成了当地一名响当当的社会青年。

毛润之不久瞄准了一个目标，花钱报考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与生意有关，尽管毛顺生吃了儿子的几次亏，火还没完全消失，却也同意再烧一次钱，毛润之就大言不惭地对人说：“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但是毛润之起初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很多课程和教材都是英文的，而他的英文并不好，只是在东山高小学了点入门的知识。到了月底，他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屁眼角里的广告。

后来毛润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半个月之后就离开了。他对学校作了两点批评：“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生厌。”如同现在的泡吧族一般，他逃课很厉害，整天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一泡就是半年。这期间他按照自己的意志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自己形容说，在省立图书馆，他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一顿乱啃”。

毛润之每晚都回到湘乡会馆住宿，那里住满了当过兵的人、学生、过路客和一些流浪汉。有天晚上，发生了一场打斗，士兵们袭击并想杀死学生。但历史证明：毛润之是躲到茅厕里去了，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探头探脑溜了出来。

房租是不能用读书的热情来交付的。瞎混了半年多，经济上的拮据迫使社会青年毛润之又去查阅广告栏。就像现在的很多八零后考生一样，毕业后走投无路时偶然发现了教书，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吸引了他：免交学费，食宿便宜，毕业后会成为一名教师。

于是毛润之就在1913年春入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4年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当时毛润之的两个朋友也力劝他进这个学校，因为他们也指望毛润之在入学考试时帮助他们，毛润之答应了，便写了三篇文章，每人一篇，结果都考进去了。大概是当时毛润之并不觉得高考代考的行为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他认为这是友谊，他很乐意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能，就像在军队时那样。三篇文章使他们都考进了这所学校。家里同意了毛润之的选择并给他寄来了钱，听凭兴趣、率意而为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多年后毛泽东回想起当年这段漂泊无定的生活，不禁有些好笑，他说：“从此抵制了所有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引诱。”

从这里可以看出，早年毛润之的悟性是蛮高的，对不良事物有一种天然的抵御能力，不像现在的好多社会青年般，一辈子都难以“抵制所有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引诱”。比喻说，愚蠢的背影就是其中的一位——就是个把礼拜前还盲目地信奉某个“高层内参”的吹嘘，导致吃了大亏，唉，真是欲说还休……罢。

（二）

到了1964年2月13日，老人家还以伟大领袖的身份直筒筒地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莫搞得太死。”

在第一师范，人们很少呼他的名——泽东，而是叫他的字：润之，其意思是“施惠”或“润泽”。

在第一师范，他既有足以称道之事也有有大失颜面的事。一次他读书到深夜，被子靠油灯太近，引起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

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包办婚姻而苦恼，大概是毛润之有对自个的一次包办婚姻的痛切体会，就深表同情，主动到这位同学家搞“串连”，充当了一次“拆亲郎”一一劝说他的父母放弃他们的安排。

然而毛润之仍然有不满的地方：他抱怨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 他对于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连碰都不碰，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对他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他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解，常得一百分，所谓“特长生”。

但是想在学校里面混，完全放弃静物写生课也不是办法，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他在试卷上潦草地画了个椭圆，题名“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一天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得以提前离开教室。他画了一条水平线，在上边又画了个半圆，题名“半壁见海日”（这是唐代李太白的一句名诗），结果换来的是一个更大“鸭蛋”。

在他谈教育“莫搞得太死”的四年后，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曾以个人的体验提起这段往事。那是在与革命接班人（北京红卫兵负责人）的谈话时启发他们的：

“不要考试，考试做么子？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当时毛润之还用家里给他的一点钱中挤出一部分订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却遭到毛顺生的讽刺——说他这个习惯简直是把钞票砸在废纸上。

这让背影记起幼年时的祖父也像这般大声训呵他的儿子，即背影的父亲：“化生子哟，专买这种裁好的纸回来，连擦屁眼都嫌丑！”

更可气的是，毛润之仿照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的自由文风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并隆重建议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起超做外长。但是国文教员袁大胡子，看不起他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做文章半文半白。袁还说毛润之在自己每篇文章的最后都标上日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他写有日期的那一页文章撕掉了。毛泽东站起来，抓住袁的胳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要拉他到校长办公室去“评理”。

好在毛润之以后不计较这些，当了一把手后还对人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尽管毛润之对学业的自评似乎还过得去，但同志们给评评理说，这般严重偏科的同学挪在“一切拼分数”的今日能正常地毕得了业么？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严重偏科的他好在写作和历史特棒，这才勉强得以毕业。

总之，毛润之在第一师范也不是说就没有一点收获，他所受的教益主要来自道德哲学和报纸——这是他持续终生的两个爱好。

没有哪位良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润之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毛润之对授课老师杨昌济先生的伦理学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一到星期天，毛润之和其他几位得宠的学生就带着敬畏的心情到杨家拜访，并在那里蹭午饭。后来毛润之和杨先生的爱女结了婚，有说毛润之最初遇到她就是在一次拘谨的周日午餐时。作为老师、朋友、岳父，杨先生对毛润之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

说到这里，就要讲一讲背影儿提时经常听到的一逸闻：说是红太阳青年时代，就有高人断定他死后教过的学生中，定有两个人可以做国家一把手，具体分工是一个当 管打仗，一个当总理管吃饭的事。而这个下结论的人不是别人，恰是他未来的岳父大人杨昌济教授。于是背影深信不疑，除对毛大帅无比崇敬外，也对这个下宏论的老师和那个蔡同学佩服得不行。

当然，后来背影的看法有所不同：缺少实据的说法，仅当是坊间趣说罢。后也晓得了杨先生生前是不同意自己的爱女与毛润之谈爱的。

但不管如何说，对这个年轻人的未来，应该说他的老师兼岳丈大人杨先生看得最早也最准，他的确说过“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和森虽出自农家，但“资质俊秀，殊为难的”这类的话，而且在毛润之差点被学校开除时，曾以辞相抗议；最后在他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而且时日不多了。杨先生要毛润之拿来笔墨，强支病体，给他的好友、时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的章部长写了一封信，写完后，要毛润 之给装进信封里。毛润之一看，原来是一封向章部长推荐自己和学友蔡和森的信。杨先生在信中诚恳地对章部长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这，大概就成了以后坊间传闻的最初版本。

怪不得生于农村的毛润之能PK上出生于大家闺秀的杨妹妹。起码从阶级的观点和成份来看，毛顺生和杨教授这一对亲家无论如何是谈不上什么共同语言的。一个乡下，一个城里；一个农民，一个教授；一个草鞋灰褂，一个西装领带；一个不会搞教育，一个不会做生意，你说俩人能搞到一堆么？除非他杨教授是当今袁隆平教授式的农业专家，甘与农民打成一片，悉心指导农大叔毛顺生播种杂交水稻才OK。

至于蔡同学，尽管当年在党内的职务最高时比毛同学至少高出了两个半档次（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候补中央委员），牺牲得又比较早，来不及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但背影还是不以为他最终会成为毛同学式的领袖人物。道理很简单，蔡同学毕竟只是党内早期一个聪明透顶的书本理论家，而非毛同学式的实干型理论家，其实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他的书卷气太重，要在风雨如晦、险象丛生的革命岁月中当担起这番重负恐勉为其难（至少他那百日咳式的痨疾和向警予女士红杏出墙就够他受了！）。呵，这是闲话。

可现实在于，毛、蔡生涯中出了一位有培育雄才大略民族精英的人才母机、罕见的雄才，他是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蔡畅、何叔衡、李维汉和肖三的导师（皆为中共历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看来，他的人才思想站得高，看得远，很有特色，不同于一般；培养出来的人，许多都具有广阔的胸襟，雄伟的胆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决不是偶然的。

至少，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蔡同学是中共建党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同学名闻天下，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实现了导师“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还有人说，毛润之后来仇视知识分子，与他在北大遭白眼的经历有关，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登录室工友、打工一族（特此更正：与以后书上常说的图书馆助理员有天壤之别。一次他想听胡适的课，却因没有正式学籍进不了大门），整天看着那些趾高气扬的教授，心里肯定极为不爽；加之他父亲的阴影，让他更加……心理可能不正常；在杨教授家，由于是学生晚辈，与杨妹妹的关系又有些像今日“倒插门”的味道，他也只有开门望风、点头哈腰的份儿。还抱怨北大薪俸过低（每月八块大洋），教授架子太大（整天见不到个鬼背影），不能充分体现“人人平等”和“按劳付酬”的原则等等。

比较起毛润之每月八块大洋，须知那时梁漱溟、闻一多之类的教授每月可是二百八十元大洋哟，相当于现在的一万二千元人民币。胡适这样的人就更了不得！他们住的是公配房、享受的是单位福利（西式砖房，一人一栋。条件优越得无可挑剔，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全配备，应有尽有。估计还会有演讲、出书、读者见面会之类的“走穴”外快）。而毛润之这样的北漂型工友一不小心还有可能痛遭教授责斥，如同图书馆代主任张申府后来平反了四处诉苦般：“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掌了权，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就是“一叠图书卡片”的事儿么？其实张大教授也别抱怨，凡事多来点“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好。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实不也一样么？教授的脸色比较难看是有目共睹的，至少在一般打工崽眼里是比较伤感的。凭良心讲，现在教授级的人有几个能看得起粗手大脚的工农（就是皇城根儿的街坊大娘内心里对打工崽、打工妹基本上也是嗤之以鼻的）？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呀！否则，不久前因登“百家讲坛”名噪一时的、某“德高望重”之教授为何在读者“见面会”上冷不防受人一腘掌——据说就是与教授们日益恶劣的“话语权”有关。

历史时常重演。有意思的是，随着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张申府教授的工作也很难受了，好在有周恩来亲自出面，最后把他弄到北京图书馆作了研究员了事（总算比打工崽好多了）。

背影却以为，这些，绝非是事物的本质，掩盖在表象下的实质是毛泽东看不惯中国老式知识分子的做派和对“人人平等”的向往！否则，是小觑了毛泽东这个人。

掩卷沉思，毛泽东这个人呵……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世纪伟人。

好在以后的历史验证了这一点。

作者：摸金校尉　回复日期：2010-04-05　11:28:12
毛 最体谅人民，比如对于张玉缝，毛 甘愿和她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有床同睡、有被同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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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作者：摸金校尉　回复日期：2010-04-05　11:28:12
毛 最体谅人民，比如对于张玉缝，毛 甘愿和她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有床同睡、有被同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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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误我也……

六

少年情愫



前面说了，毛润之对毛顺生给他“介绍”来的这个原配很不情愿，或许是因为他心中早已有了小九九——王十姑？

如那毛罗氏般，一个从头到尾就没起过正式名字的乡下妹子。

可如今老人家的外孙女孔小姐白纸黑字向世人道：

——这是外公的初恋。

……


也许是保密工作做得到家，不满父亲越俎代庖式工作的小生毛润之，这回有效地瞒住了精明的毛顺生老爷爷——反正让他老人家云里雾里不晓得天和地了。

十姑和毛润之是两姨表姐弟（毛的母亲是文七妹，王的母亲是文六妹），从小两人在外婆家玩，青梅竹马，直至谈婚论嫁。可就在润之与十姑翘首以待好事成双时——算命先生得出结论，二人八字不合。那时候，表亲不能结婚，八字不合不能结婚。

算命先生的话是很显灵的，违背了可要遭大殃、受大罪。为此，王家给十姑订了亲，老公是本县的，姓赵。不久，十姑出嫁了。但算命先生这次的说法不灵了，她与毛罗氏一般，命苦，婚后不久就去世了，而且没有后人，只有墓上的衰草陪伴着她们。

后来伟大领袖在放得下心的熟人面前，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王十姑：“那王十姑——怎么样了？”

回忆也很具体而生动：“她是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哩！”

这时，老人家似乎又回到了少年的幸福时光。

——和一些文艺小说的爱情描写如出一辙：他忘不了，在王十姑出嫁的那天，他也来了，他来抬春箱——就是娘家送女儿出嫁准备的箱子，里面都是被子，衣服。春箱是要娘家人抬的，他挤进来当了一回娘家人——这不是为了凑热闹，而是想最后看一眼十姑吧？

但后来当得知十姑早已去世后，他又叹了一口气“哦……因为心情不好。”

雷！实在是让人震惊！后来的老人家竟然感悟到了十姑的早逝是因为“心情不好”。


十姑嫁人了，一姑去世了，有些伤感的毛润之再也不想在家里呆下去了。他向往一个新的别样的世界。

有人说，十姑的嫁人，一姑的去世，是毛润之走出大山深处的一个客观因素；搞不好——十姑没嫁人、一姑没去世，他有可能一辈子就出不了大山了……

背影深以为此。

这般说道，也许有人会怪罪背影，人不正、心不善，缺乏对山乡美女应有的无产阶级同情心，甚至有幸灾乐祸之嫌——暗地庆幸多亏十姑嫁了人，一姑早逝了……

呵，莫怪背影。有时呵，历史就是这般残酷，它演绎了一遭，却永远不会重演第二遭的。

还有人说，爱情是最没技术含量的。背影以为要改两个字眼，即初恋是最没技术含量的。故毛润之与十姑的交往，谈不上是他的初恋——准确地说，不是他真正的初恋，而只是一种飞来飞去、虚无缥渺的少年情愫而已。

这般朦朦胧胧的情愫，这番糊涂的爱，相信世间每个过来人都有过。

问题在于，这般少年的情愫，恰是人生中最难忘怀的——特别是作为女人而言。。

伟人是神也是人，所以他也不例外。

换句话说，要他真正娶十姑，不见得！

与王十姑，怕是在毛润之脑海里只是个美好回忆而已。

但总的来说，就毛润之单方面说，和原配，和乡村有心人，基本上算是有惊无险、无疾而终吧。

第二部份



早年生涯



一

初出茅庐



（一）


这里为什么说毛润之是“初出茅庐”呢？不是先前有“一大”代表们虔诚地围绕着伟大领袖举行历史性会议的动人画景么？

其实……呵。

且慢，这先要把镜头缓缓摇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立大会，作个不是实况的“实况转播”——

话说1921年年6月中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按照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的意见，写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选派代表两名，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长沙小组来的代表是毛润之和何叔衡。

6月29日傍晚六时许，毛润之和何叔衡自长沙乘船出发，到武汉换乘轮船东去，于7月4日安抵上海，去渔阳里二号见到了李达，被安排在法租界博文女校膳宿。当晚，他不是像其它代表一样拥在一起铺上席子打地铺，而是单独用两条长凳架起木板当了大床。后来这一习惯伴随了他一生，没得板子困觉不着、更不香。

不晓得具体是什么时间，会议前，毛润之竟“失踪了”好几天。

做什么去了？

原来，毛润之瞅空去南京、杭州整整地游玩了好几天。

大概由于中共草创时期组织纪律不严、要求不高，还谈不上更多的党性自觉性什么的，加之代表们出发与到沪的时间参差不齐的缘故吧。

除了赏景，了解外地风俗民情，还有什么事儿可做？

有好事者猜测和考证了，说是之前毛、陶之恋因受诸多干扰，致使两人不得不分手，但旧情难断。与时已经留周南女校任教、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进修的小陶约了一小会儿？

不得而知。

但伟大领袖生前虽叱咤风云，铁骨铮铮，内心却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若如此，两人约会于石头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哪谈得上丢人？


到了22日，毛润之游玩够了，人乏了，脚走累了，十五名代表也到齐了，在博文女校宿舍里开了简短的预备会，推张国焘为大会 。毛润之和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定于次日晚上开会。23日夜间八点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法租界贝勃路村德里三号楼下餐厅开幕。

从莫斯科，从伊尔库茨克，从日本，从中国的北方、南方，操德语、英语的，说俄语的，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穿长衫的，穿对襟纺绸白上衣的，穿西式衬衫结着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乘远洋海轮、长江轮船，坐长途火车，一个又一个走进三号楼后门……

这是一间高大敞亮的穿坊木质结构房子，人称“李公馆”。进门的一面被隔成三开门，每扇门的上半部分镶着八块玻璃。餐厅里开着发出黄晕光线的电灯。餐桌上放着一对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插着鲜花——给这次难得的聚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桌上还放着紫铜烟灰缸、白瓷茶具和几份油印文件。

桌子四周放了“一打”——十二只橙黄色的圆凳，加上两对四把紫色椅子，有了十六个座位。初次的会议很随便，先来先坐，后到后坐，不像现在的大小官场一样，严格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不能越雷池半步。 否则潜规则将潜死你！

毛润之和周佛海担任记录，紧挨着大餐桌而坐。

昨日在预备会上被推选为 的张国焘，已经预先作了些准备。他在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之后，向大家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二十四岁的他，比三十一岁的“二李”活跃，富有交际能力，弄得喧宾夺主，主持了大会。“二李”是主人，反而退居二线，没有主持会议。

会议连续开了几天。30日晚上，在“李公馆”李汉俊家开第六次会议时，周佛海不知贪吃了什么好东西（大概是烤羊串鱿鱼串烧串什么的），腹内沸腾，坐不住，拉稀，就作为特事特批的病人，躺在博文女校休息。

会议开始不久，一个穿灰色竹布长褂的陌生男子闯了进来，说是找“社联的王先生”，继而称找错了人退了出去。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深具秘密工作经验，见状脸色一变，即判断此人是“包打听”、安全局的便衣，便猛地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当机立断：“撤！”

代表们迅速疏散，分路去了渔阳里二号李达的住所。

十几分钟后，安全局的便衣带着巡捕及派出所的人扑来“李公馆”，先是搜查，后又盘问留在那里的代表李汉俊和陈公博，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一无所获，只好悻悻离去。

在渔阳里二号的代表们，久等不见李汉俊与陈公博到，便派包惠僧去打探消息。临近午夜，包惠僧回来报告了巡捕搜查会址的事，大家无不庆幸逃过了一劫。这时，毛润之想起周佛海尚在博文女校躺着，不知有没有危险，自告奋勇要去看一看。

他潜到博文女校后，隐蔽在暗处察看了一阵，未发现有什么异样，便走上楼去。

周佛海迷迷糊糊刚好醒来，见毛润之摆出一付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模样，忙坐了起来。

毛润之问：“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周佛海一惊忙反问：“出了什么事？”

毛润之告诉了他贝勃路村德里三号楼出事经过，问道：“你能走吗？大家都在渔阳里二号。”周佛海一骨碌爬起来：“已好多了，能走。”

于是周佛海一边捂着肚子，一边让毛润之扶着他下楼，俩人惺惺相惜挽搀着上了路。在渔阳里二号，经一阵商量，大伙决定转移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

31日上午，大家乘火车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开会。画舫租金八元，包括三元茶水费。船到湖心，张国焘宣布开会。陈公博惊魂未定，不见人影；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易引起注意，也没有来。

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影响大，加之敬爱的列宁有此意，代表们都说要选陈独秀，结果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另李达平素好理论宣传，就当了宣传主任，张国焘组织能力强，当了组织主任。

散会时，代表们又议论到陈独秀人在广州，书记一职空缺，应该有一个代理书记。张国焘提议请记录员周佛海暂时高升为代书记。

与同背影小时看“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电影，革命者分手时通常要喊出“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般，会议结束时，代表们压低嗓门轻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到火车站时，已是夕阳西下。

毛润之仍然精瘦，更显出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发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件灰色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谈举止还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在会议时更是很少说话。除24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毛润之作发言，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情况外，无非是忠于职守，埋头记录，给代表们的印象是：虽老成持重，但有些老土，不大吭腔。

为此，领导李达还不忘表扬了毛润之一顿，说小毛同志开会认真，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

第二部份



早年生涯



一

初出茅庐



（一）


这里为什么说毛润之是“初出茅庐”呢？不是先前有“一大”代表们虔诚地围绕着伟大领袖举行历史性会议的动人画景么？

其实……呵。

且慢，这先要把镜头缓缓摇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立大会，作个不是实况的“实况转播”——

话说1921年年6月中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按照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的意见，写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选派代表两名，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长沙小组来的代表是毛润之和何叔衡。

6月29日傍晚六时许，毛润之和何叔衡自长沙乘船出发，到武汉换乘轮船东去，于7月4日安抵上海，去渔阳里二号见到了李达，被安排在法租界博文女校膳宿。当晚，他不是像其它代表一样拥在一起铺上席子打地铺，而是单独用两条长凳架起木板当了大床。后来这一习惯伴随了他一生，没得板子困觉不着、更不香。

不晓得具体是什么时间，会议前，毛润之竟“失踪了”好几天。

做什么去了？

原来，毛润之瞅空去南京、杭州整整地游玩了好几天。

大概由于中共草创时期组织纪律不严、要求不高，还谈不上更多的党性自觉性什么的，加之代表们出发与到沪的时间参差不齐的缘故吧。

除了赏景，了解外地风俗民情，还有什么事儿可做？

有好事者猜测和考证了，说是之前毛、陶之恋因受诸多干扰，致使两人不得不分手，但旧情难断。与时已经留周南女校任教、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进修的小陶约了一小会儿？

不得而知。

但伟大领袖生前虽叱咤风云，铁骨铮铮，内心却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若如此，两人约会于石头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哪谈得上丢人？


到了22日，毛润之游玩够了，人乏了，脚走累了，十五名代表也到齐了，在博文女校宿舍里开了简短的预备会，推张国焘为大会 。毛润之和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定于次日晚上开会。23日夜间八点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法租界贝勃路村德里三号楼下餐厅开幕。

从莫斯科，从伊尔库茨克，从日本，从中国的北方、南方，操德语、英语的，说俄语的，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穿长衫的，穿对襟纺绸白上衣的，穿西式衬衫结着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乘远洋海轮、长江轮船，坐长途火车，一个又一个走进三号楼后门……

这是一间高大敞亮的穿坊木质结构房子，人称“李公馆”。进门的一面被隔成三开门，每扇门的上半部分镶着八块玻璃。餐厅里开着发出黄晕光线的电灯。餐桌上放着一对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插着鲜花——给这次难得的聚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桌上还放着紫铜烟灰缸、白瓷茶具和几份油印文件。

桌子四周放了“一打”——十二只橙黄色的圆凳，加上两对四把紫色椅子，有了十六个座位。初次的会议很随便，先来先坐，后到后坐，不像现在的大小官场一样，严格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不能越雷池半步。 否则潜规则将潜死你！

毛润之和周佛海担任记录，紧挨着大餐桌而坐。

昨日在预备会上被推选为 的张国焘，已经预先作了些准备。他在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之后，向大家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二十四岁的他，比三十一岁的“二李”活跃，富有交际能力，弄得喧宾夺主，主持了大会。“二李”是主人，反而退居二线，没有主持会议。

会议连续开了几天。30日晚上，在“李公馆”李汉俊家开第六次会议时，周佛海不知贪吃了什么好东西（大概是烤羊串鱿鱼串烧串什么的），腹内沸腾，坐不住，拉稀，就作为特事特批的病人，躺在博文女校休息。

会议开始不久，一个穿灰色竹布长褂的陌生男子闯了进来，说是找“社联的王先生”，继而称找错了人退了出去。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深具秘密工作经验，见状脸色一变，即判断此人是“包打听”、安全局的便衣，便猛地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当机立断：“撤！”

代表们迅速疏散，分路去了渔阳里二号李达的住所。

十几分钟后，安全局的便衣带着巡捕及派出所的人扑来“李公馆”，先是搜查，后又盘问留在那里的代表李汉俊和陈公博，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一无所获，只好悻悻离去。

在渔阳里二号的代表们，久等不见李汉俊与陈公博到，便派包惠僧去打探消息。临近午夜，包惠僧回来报告了巡捕搜查会址的事，大家无不庆幸逃过了一劫。这时，毛润之想起周佛海尚在博文女校躺着，不知有没有危险，自告奋勇要去看一看。

他潜到博文女校后，隐蔽在暗处察看了一阵，未发现有什么异样，便走上楼去。

周佛海迷迷糊糊刚好醒来，见毛润之摆出一付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模样，忙坐了起来。

毛润之问：“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周佛海一惊忙反问：“出了什么事？”

毛润之告诉了他贝勃路村德里三号楼出事经过，问道：“你能走吗？大家都在渔阳里二号。”周佛海一骨碌爬起来：“已好多了，能走。”

于是周佛海一边捂着肚子，一边让毛润之扶着他下楼，俩人惺惺相惜挽搀着上了路。在渔阳里二号，经一阵商量，大伙决定转移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

31日上午，大家乘火车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开会。画舫租金八元，包括三元茶水费。船到湖心，张国焘宣布开会。陈公博惊魂未定，不见人影；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易引起注意，也没有来。

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影响大，加之敬爱的列宁有此意，代表们都说要选陈独秀，结果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另李达平素好理论宣传，就当了宣传主任，张国焘组织能力强，当了组织主任。

散会时，代表们又议论到陈独秀人在广州，书记一职空缺，应该有一个代理书记。张国焘提议请记录员周佛海暂时高升为代书记。

与同背影小时看“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电影，革命者分手时通常要喊出“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般，会议结束时，代表们压低嗓门轻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到火车站时，已是夕阳西下。

毛润之仍然精瘦，更显出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发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件灰色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谈举止还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在会议时更是很少说话。除24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毛润之作发言，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情况外，无非是忠于职守，埋头记录，给代表们的印象是：虽老成持重，但有些老土，不大吭腔。

为此，领导李达还不忘表扬了毛润之一顿，说小毛同志不错，开会认真，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望继续发扬之类……

（二）


那时候，与会代表都还年轻，还多少带有一点罗曼蒂克，相互见面时总要谈起妹呀郎呀的趣闻。但毛润之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大伙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都不晓得他在想些什么东西。

看得出，在十五名代表中，这时的伟大领袖不仅不是最主要领导人，而且也不是主要成员，属于那种很不起眼的人，既不显山露水，也无足轻重；更谈不上伟大领袖慷慨激昂、代表们则虔诚地把他团团围绕举行会议的“动人画景”。反倒是毛润之当时和与会者有某种距离，也许还夹有一点自卑——别人要么是留洋的，要么是名教授；毛润之内心里，却又是瞧不起这帮书生的。

说来，毛润之从来是人不是神，期间也惹了一桩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

据说偕同一起到达的何叔衡老先生本不属计划中的参会代表，而是毛润之不知何故临时给捎上的，为此还惹得会议 张国焘大为光火，大骂了毛润之一顿，说如此重要的会怎么带这么个糟老头来，直闹得毛润之面红耳赤无从自容，最后两天只得找个借口把何老夫子打发回府了（挨了骂后，为避免尴尬，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但无论如何，年近五旬的前清秀才何老先生成了党的创始人之一，算是不枉此行。

其实，不仅是何叔衡，严格意义上说，连毛润之正式代表的身份现在谁也说不清？这般说就要再实况转播一下当时的具体情节：

“一大”是李达通知开会的。他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因是秘密召开，所以通知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自然不便说明。其中李达给长沙共产主义组织的信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润之的。毛润之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乡绅何叔衡来到上海。

他俩找到李达后，李问：“你们是Ｃ•Ｐ•还是Ｓ•Ｙ•？”毛答：“我们是Ｓ•Ｙ•。”李沉吟一会说：“我们是开Ｃ．Ｐ．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Ｃ•Ｐ•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Ｃ•Ｐ•。”Ｃ•Ｐ•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Ｓ•Ｙ•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所以李达几十年后回忆此事时，仍自问自答地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

不过李达这个本属高屋建瓴式提升“一大”意义的“自问自答”，非但没升华上来，反倒成了他1966年后挨整的一个因素。原因是武大历史系一个教员揭发了他，说是贬低伟大领袖，抬高他自己。这就糟了大糕。

正因为不是主要领导人，甚至连Ｃ•Ｐ•都不是，反正起草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成立宣言等都没他毛润之的份儿，眼不见心不烦为好（连小伙子刘仁静因有着“小马克思”的雅号，也被选入起草小组）。如此，相对责任也就不大，他才不忘见缝插针顺带到南京、杭州旅游了一趟。

假若真是这般，各位看客也不必叹息，就算毛润之因Ｓ•Ｙ•的身份，不是严格的理论上认定的“一大”正式代表，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没啥大了不起的！谁能说他不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


话到此，得说说，比之毛润之的见缝插针，那个同为老乡的周佛海更讲究办事效率，这个人很拽，带着女朋友参加了会议。此人功夫实在了得！

原来，周佛海在湖南老家有旧式妻室，是两个孩子的爸，到上海来又与博文女校的学生、大家闺秀杨小姐谈恋爱，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但由于泡妞保密观念不强，被狗仔队捉得个正着，给捅到小报上去了，一时弄得满城风雨。杨小姐父亲时任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是个在上海滩上也可以叫得响的人物，这几天正和周佛海过不去，幸亏刘仁静、张国焘两人同志加兄弟仗义帮忙赤膊挡驾，才使周佛海免遭痛骂难堪。但杨父态度坚决，不许女儿再与周佛海见面，无奈小女生杨淑慧，一反平时的贤淑聪慧，尽显湖南妹子的泼辣果敢，居然撬开窗户，与大情郎周佛海私奔，去了日本。雷！

这是一群以青年人为主的热血团体。

不过，整整二十年后，当年自告奋勇冒险救人的毛润之成了共产党的铁杆领袖时，风流才子周佛海已堕落成汪伪政权排名老三、实权第二的大汉奸！真是打死想不到哟！

陈公博呢，不甘居后一一战时头号大汉奸汪精卫的遗缺便是由他补遗。他更拽了，受到惊吓后，采取了公私两不误、带“惊”坚持工作的精神一一度蜜月去了（携从广州娶来的新娘子）！甭管它开会不开会。呵，真有个性！不愧对得起他陈公博“公事”和“博爱”之意，以至发展到最后太向往个人独立性而脱党。

所以说，有了他陈公博和何大叔阴差阳错，加之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包打听”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最后一天里参会的实到代表是十人。

那个在会议期间大骂了毛润之一顿的张国焘呢，多年后重逢，成了毛润之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一败涂地后，摇身一变，竟成了蒋委员长御下的宝贝儿！不久便失宠，闹到行无车、食无肉的地步——真乃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应哇。

有道是：嘴甜不吃亏。那个表扬了毛泽东的零陵人李达呢，多年后让毛润之在延安也隆重地表扬了他，讲：“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零陵也出马克思主义。”但他也是个湖南人的臭脾气，虽时与李汉俊、张国焘同为“三驾马车”，会后不久即与一把手陈独秀大吵一场，一气之下自行脱党，钻进书斋里爬格子去了。

公元1949年后承蒙“皇恩浩荡”，他光身子卧在毛泽东安扎在北平西山双清别墅的龙床上似大梦初醒（贵体不恙被领袖挽留），直唤“悔不该”，恨不得左手抽自个的右脸（说是没跟着老板一道搞秋收起义和上井冈山）……

对于这份难得的殊荣，情绪高涨的李达从双清别墅回来后，便向他的一个小老乡（小唐）讲起了东汉严光“加脚于帝肤”的故事。一时让他的这个小老乡也感动得涕洒横流。

随后，这年的年底，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历史证明人，由副 少奇同志介绍，经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且不要候补期。

（二）


那时候，与会代表都还年轻，还多少带有一点罗曼蒂克，相互见面时总要谈起妹呀郎呀的趣闻。但毛润之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大伙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都不晓得他在想些什么东西。

看得出，在十五名代表中，这时的伟大领袖不仅不是最主要领导人，而且也不是主要成员，属于那种很不起眼的人，既不显山露水，也无足轻重；更谈不上伟大领袖慷慨激昂、代表们则虔诚地把他团团围绕举行会议的“动人画景”。反倒是毛润之当时和与会者有某种距离，也许还夹有一点自卑——别人要么是留洋的，要么是名教授；毛润之内心里，却又是瞧不起这帮书生的。

说来，毛润之从来是人不是神，期间也惹了一桩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

据说偕同一起到达的何叔衡老先生本不属计划中的参会代表，而是毛润之不知何故临时给捎上的，为此还惹得会议 张国焘大为光火，大骂了毛润之一顿，说如此重要的会怎么带这么个糟老头来，直闹得毛润之面红耳赤无从自容，最后两天只得找个借口把何老夫子打发回府了（挨了骂后，为避免尴尬，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但无论如何，年近五旬的前清秀才何老先生成了党的创始人之一，算是不枉此行。

其实，不仅是何叔衡，严格意义上说，连毛润之正式代表的身份现在谁也说不清？这般说就要再实况转播一下当时的具体情节：

“一大”是李达通知开会的。他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因是秘密召开，所以通知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自然不便说明。其中李达给长沙共产主义组织的信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润之的。毛润之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乡绅何叔衡来到上海。

他俩找到李达后，李问：“你们是Ｃ•Ｐ•还是Ｓ•Ｙ•？”毛答：“我们是Ｓ•Ｙ•。”李沉吟一会说：“我们是开Ｃ．Ｐ．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Ｃ•Ｐ•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Ｃ•Ｐ•。”Ｃ•Ｐ•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Ｓ•Ｙ•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所以李达几十年后回忆此事时，仍自问自答地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

不过李达这个本属高屋建瓴式提升“一大”意义的“自问自答”，非但没升华上来，反倒成了他1966年后挨整的一个因素。原因是武大历史系一个教员揭发了他，说是贬低伟大领袖，抬高他自己。这就糟了大糕。

兴许不是主要领导人，甚至连Ｃ•Ｐ•都不是，反正起草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成立宣言等都没他毛润之的份儿，眼不见心不烦为好（连小伙子刘仁静因有着“小马克思”的雅号，也被选入起草小组）。

如此，相对责任也就不大，他才不忘见缝插针顺带到南京、杭州旅游了一趟。

假若真是这般，各位看客也不必叹息，就算毛润之因Ｓ•Ｙ•的身份，不是严格的理论上认定的“一大”正式代表，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没啥大了不起的！谁能说他不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


话到此，得说说，比之毛润之的见缝插针，那个同为老乡的周佛海更讲究办事效率，这个人很拽，带着女朋友参加了会议。此人功夫实在了得！

原来，周佛海在湖南老家有旧式妻室，是两个孩子的爸，到上海来又与博文女校的学生、大家闺秀杨小姐谈恋爱，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但由于泡妞保密观念不强，被狗仔队捉得个正着，给捅到小报上去了，一时弄得满城风雨。杨小姐父亲时任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是个在上海滩上也可以叫得响的人物，这几天正和周佛海过不去，幸亏刘仁静、张国焘两人同志加兄弟仗义帮忙赤膊挡驾，才使周佛海免遭痛骂难堪。但杨父态度坚决，不许女儿再与周佛海见面，无奈小女生杨淑慧，一反平时的贤淑聪慧，尽显湖南妹子的泼辣果敢，居然撬开窗户，与大情郎周佛海私奔，去了日本。雷！

这是一群以青年人为主的热血团体。

不过，整整二十年后，当年自告奋勇冒险救人的毛润之成了共产党的铁杆领袖时，风流才子周佛海已堕落成汪伪政权排名老三、实权第二的大汉奸！真是打死也想不到哟！

陈公博呢，不甘居后一一战时头号大汉奸汪精卫的遗缺便是由他补遗。他更拽了，受到惊吓后，采取了公私两不误、带“惊”坚持工作的精神一一度蜜月去了（携从广州娶来的新娘子）！甭管它开会不开会。

呵，真有个性！不愧对得起他陈公博“公事”和“博爱”之意，以至发展到最后太向往个人独立性而脱党。

所以说，有了他陈公博和何大叔阴差阳错，加之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包打听”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最后一天里参会的实到代表是十人。

那个在会议期间大骂了毛润之一顿的张国焘呢，多年后重逢，成了毛润之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一败涂地后，摇身一变，竟成了蒋委员长御下的宝贝儿！不久便失宠，闹到行无车、食无肉的地步——真乃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应哇。

有道是：嘴甜不吃亏。那个表扬了毛泽东的零陵人李达呢，多年后让毛润之在延安也隆重地表扬了他，讲：“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零陵也出马克思主义。”但他也是个湖南人的臭脾气，虽时与李汉俊、张国焘同为“三驾马车”，会后不久即与一把手陈独秀大吵一场，一气之下自行脱党，钻进书斋里爬格子去了。

公元1949年后承蒙“皇恩浩荡”，他光身子卧在毛泽东安扎在北平西山双清别墅的龙床上似大梦初醒（贵体不恙被领袖挽留），直唤“悔不该”，恨不得左手抽自个的右脸（说是没跟着老板一道搞秋收起义和上井冈山）……

对于这份难得的殊荣，情绪高涨的李达从双清别墅回来后，便向他的一个小老乡（小唐）讲起了东汉严光“加脚于帝肤”的故事。一时让他的这个小老乡也感动得涕洒横流。

随后，这年的年底，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历史证明人，由副 少奇同志介绍，经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且不要候补期。

二

十五画生像


（一）


真乃大浪淘沙，十五名出席者中，不管他们后来变化如何，应当说，当他们走进李公馆“一大”会址时，都是冒着密探追捕的危险，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然而，以后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在行进中，有人继续奋进，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总之，以后的十三名代表中遗留下的正宗名牌实在太少。超过一半的人不是颓唐就是叛变。

其中有人缱绻后，谈不上干什么坏事也没做甚好事。像开会时年龄最小的刘仁静（十九岁），本可以做第三梯队队员，却向往托派，千里迢迢漂洋过海与大名鼎鼎的托洛斯基见了面后，也就“托”了一辈子；不过命他长，经熬。1966年被红卫兵抓捕关进秦城监狱遭罪的那一瞬间，多亏伟大领袖知道了这件事，同情地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关起来没得么子好处。”——这才救了他一把老命。若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街头与一些大爷大妈热搞晨练横遭车祸，说不定身板还硬着呐。

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个观点，说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惹的祸，不知对否？

从现在看，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她的诞生标志着亚洲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当时中共成立时一大代表是个什么样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今天和平崛起的声浪中，背影试着给当时的代表们画个像，聊以纪念：

陈独秀，当然代表，在会上被选为书记，开会时没来，在广东当官当得乐不可交呢！八月中旬，在同志们的一再催促下，才辞去广东教育厅长的职务，回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开会时他派了个代表，他自己当时非常激进，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他行，有足够的威望和能量，党内尊称为“老头子”（联想到蒋委员长了吧，人家背地里也有这么个雅号），可他派的代表陈公博就差多了，最早脱党。

李大钊，也是当然代表，中国共产党北平支部书记，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是中国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1920年3月与前来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和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十月成立北平共产党小组。开会时也没来。

哎！老天没眼呐。

张国焘，聪明自负。很骄傲，有志向，决心要做一个超过黄兴的革命人物。和孙中山谈过两次，甚至是党内唯一受过列宁接见的人，北大学生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是学生运动中的“要人”，也是目前中共历史上唯一称作“叛徒”的人。在北大时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各种社会主义的书籍，是个有心之人，他除了阅读马克思主义，从书本上了解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还时刻留意时事。身材瘦弱，身穿长袍，头戴礼帽，鼻子上架着一副墨镜，只有二十四岁。

李汉俊，一位学者型的人物，从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常在星期评论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马克思主义，平时忙于教书和码字，快人快语，有话憋不住。后怨陈独秀在用钱的问题上过于吝啬，终大吵一场，便不肯再当代理书记，把党的名册和文件一股脑儿摔给李达——走人。

只因影响大，贡献也不小，没正常上下班仍在“三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终在1924年被开除党籍后入国民党，成了蒋总司令身边的秘书。1927年12月在汉口遭桂系军方逮捕并“咔擦”被剁脑壳一一处死的罪名确是“共产党首领”。

可谓“成也萧何亡也萧何”。

李达，学者气味很重，几乎剃成了光头发型，秉性直率，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怒不可遏。眼睛鼓得比牛珠子还大，坚硬得像钢铁，是个青年思考家。不久在就国共合作问题有分歧时，一把手“老头子”牛性在发，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摆出一副武侠耍大刀使棍棒挥动清风剑拿出夺命锁的样子。搞得“老头子”脑门发青，李教授鼻血长流。李达心里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顿生脱党的决心。

毛头小伙刘仁静，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小马克思”，读过许多有关国际的文件。他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他和张国焘负责发起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思想异常激进，脾气也十分暴烈。据说在“一大”会议上与资深理论家、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李汉俊大吵的是他，在选 时投了李一票的人也是他，闹得唱票的董必武惊问：“是谁投的这张票？”刘即答：“是我！”于是李汉俊有了这唯一的一票。

王烬美、邓恩铭，刚毕业，在“五四运动”中以积极活动而著名。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会向到会代表们请教，不耻下问，都是好青年。

董必武，前清举人，日本留学生，相当于法学博士，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最后只有他和毛润之俩人终成正果。年近九旬时他是国家代 ，谓董代 也。

陈潭秋，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惜走得早了（四五年与毛润莲一同在新疆被人勒死）。

否则，若干年后，凭“一大”代表有资格与董代 PK一番。

包惠僧，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卖文为生一辈子难奔小康。后为稻粱谋，放下曾做过黄埔军校第五任政治部主任的身架，做了老蒋国民政府中不大不小的官——抓计生、严盘查、上报表、防漏报，一天到晚总有忙不完的事儿。

不过，这个严防人口“漏洞”的人，曾经从“一大”代表中漏了好多年，说来也有趣——

因为有老人家在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伟大领袖的话，一言九鼎。由于他说出席中共“一大”只有十二名代表，没有把包惠僧列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界便依据此，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其实，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广州小组代表也可以。因为他是由广州小组推选、由陈独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张包惠僧可以算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不论怎么说，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确认。“十三人代表”之说，已经被中共党史界所接受。

（二）


除了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确认，后来又发现了两位“漏掉”的代表——未曾正式到会的代表。

这两位代表，一位来自南京，一位来自徐州。在1920年至1921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所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会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陈亚峰，南京的代表一说是郭青杰，一说是刘真如。陈亚峰从徐州来到南京，与南京代表一起来到上海。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颇深，不愿受纪律的约束，没有出席大会。

呀，可谓失之交臂，说起来这两人也真不走运！否则也属名垂千古的人了……至少是“十五人代表说”。

毛泽东，有些湖南人的土气，会议中是一位讷木寡言的白面书生（反正说多了也没用），穿着一件老掉牙的布长衫。

何叔衡，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很吃力，但却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开会的身份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周佛海，一位很活跃的一位湖南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风流潇洒，像个老上海。泡妞水准高超。本来日本分部是一个叫施存统的人回国开会，但考虑周佛海多年未回国，思家心切，就让了他一把。这一让就让他在上海找到了真爱，急于要同杨妹妹一道去日本留学，并忙于再婚，因而对于党的工作不复积极，再加上他觉得同志们对他的泡妞所采取的态度过于严峻，更加影响了他的心理，对中共的热情逐渐消失。

广州的陈独秀的代表陈公博同样浪漫，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大会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他只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已。

其实陈公博最后一天，发生开会早退的坏毛病也不能全怪他。因为“密探事件”的那天深夜，他带惊脱身溜回所住的旅社后，正待火急火燎与等盼已久的新娘子上床亲热一番时，说那迟那时快，糗事早不来晚不来，只听楼下“呯呯”几声，这节骨眼上一下坏了小夫妻的好事（实为发生一起恋爱不成枪杀美女悲剧）。

这让本来就受了惊吓的他更惶惶然，生怕警方找他作证，一来二去露了他代表的馅，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后话：何叔衡，大叔级的辈份，虽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但背影为何大叔抱屈（长征时，受毛润之的事牵连，都近六十的人了还被委留在沦陷区打游击，因缺乏经验，又不善伪装，跳崖苏醒后却欲与搜身的“还乡团员”展开近距离肉搏，“砰砰”两声当胸中弹，走得可怜），毛润之、何叔衡是代表湖南十名党员来的，连大会资格也没捞到。

之前，大概是小升初时，背影就常喜爱读诗般地诵颂一句经典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大一些又知道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的确，参加“一大”的除了这十三个中国人，还有两位外国人，他们不仅像“幽灵”一般在门前徘徊，而且还潜入了屋内，具体说是参加了“一大”，前面说过的马林，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还有尼科尔斯基。

这个尼什么“斯基”，让人一听就知道是苏俄人或斯拉夫地区人。

但既扯到“斯基”同志，不得不先说另一个“斯基”——

真诚谢谢大虾们，可几天来真是累死俺了……

（三）


这个尼什么“斯基”，让人一听就知道是苏俄人或斯拉夫语言地区人（呵，一扯到洋大人的大名俺背影就口吃加头晕）。

可不能随便放弃历史细节哟，既扯到“斯基”同志，不得不先说另一个“斯基”同志——

这又要先把聚光镜转向苏俄人维经斯基同志的身上。

他原名格里格里•纳乌莫维奇•札尔欣（沃依琴斯基），又译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等。


因为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同志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也不分黄种人或白种人，体现了“平等待我”之民族的精神。因此使中国的难兄难弟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也就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成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

这样，维经斯基同志就很受中国兄弟的欢迎，从1920年4月初率三人“记者团”来到北平，四月末来到上海，年底来到广州，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俄共（布）远东局交给的使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这时他找到了李大钊说：

“我这次是路经北平，准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我来中国的情况。我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各地所建立起来的小组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共产国际的支部。”

李大钊表示同意维经斯基的意见，他准备和陈独秀商量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事。

所以说，除了由口水沫子由莫斯科经西北利亚冷空气传播过来的“幽灵”外，他维经斯基才是第一个到来的肉体“幽灵”——一个最应该参加“一大”会议却没能参加的老外。换句话说，他是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

原因是这期间他高升到远东书记处任书记去了。如此而已，他的位置才让另一个“斯基”给后来居“占”了。

另一个“斯基”是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的，名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是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化名，他还有不少的化名，但不像一般老外的外国名字那样拗口，很好记，相信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会认可：瓦西里或瓦西里耶夫。如此，咱们姑且叫他“瓦西里”吧。

“瓦西里”出席中共“一大”时，才二十三岁，面容消瘦、额头很高，而且刚刚加入俄共（布），是个当过两年兵的大学生，不大会讲英语，所以他言语不多，常在一旁默默无语，像是马林的“助手”一般，没有给人留太多的印象。

其实他的使命和身份与马林是同等的，但由于是刚毕业不久下来的大学生“村官”，又不能把洋语转化有机地为当地粗话俚语，因此这位身穿学生装的俄国革命者，比之老道油辣的“空降大员”马林，显然逊色多了！

就这样，马林当之无愧充当了重担。大体为第二个来访的“幽灵”。

马林，名字像极了汉人，却是个荷兰人，原名也拗口——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从事秘密工作时还用过许多化名。不说了，太拗口。

马林与众不同，他不是俄共（布）党员。他是在1920年8月，直接受命于列宁，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来华。

马林刚到上海，接上了关系，然后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了面。

“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跟马林长谈没任何障碍。不像现在的一些人，会客时旁边若没有个把美女翻译是无法开展革命工作的。

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由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

马林拿出了“粮食和面色”——物价飞涨时期，不好意思，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表现好回去时再加五十元。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不论党员人数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致于法国，因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邀请信由“二李”免费去写。

信和“面包”，由“二李”分别寄出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四）



但以后马林同志命运多舛——1923年10月调回莫斯科，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同年再次回到中国。

1924年又回到苏联，4月回到荷兰，任全国工会书记处 。

1927年因参加托派组织脱离荷兰共产党。

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担任书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荷兰抵抗运动。

1940年前后死于纳粹集中营。

“瓦西里”同志呢，这个与列宁贴身警卫“瓦西里”同名的人，命也好不到哪里去。

1921——1925年在中国东北工作。

1938年被捕并受到诬陷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943年被判“间谍罪”而枪决。

到了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他平反昭雪。

只有维经斯基还算行，回国后遭到清洗罢黜，以至脱离政治搞起了“五彩粉笔”生涯，得没得过“吸尘病”？不知晓（那时不兴“开胸验肺”之类），反正正好活到了花甲那年，算是寿终正寝。

……


何尝只是这十五个人？历史有时是喜欢与人们开玩笑的。其实当时有资格出席“一大”的代表大有人在，有可能的话还应加上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