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小吏三年半(连载)(首页推荐）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引子
在我14岁以前，认识最大的官是公社书记，去过最高的衙门是公社大院。大队书记在我眼里就是权力大得了不得的人物，生产队长也手握派工、分粮、分自留地等权力。我家门前是生产队的晒谷坪，旁边就是队上的仓库，有一个和蔼的中年妇女做保管员。而我很小的时候，把她叫成“公家”，因为每每我们去生产队仓库分粮，总说“去公家那里”，而到“公家”那里总能碰到这个妇女，我以为她就是“公家”。我童年的愿望是当一个生产队长，或者是一个保管粮食的“公家”。
那时候给我十个脑袋我也想不出自己会走很远很远，走到京城的大衙门里真的做了一个“公家人”，我曾经为此很自豪，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觉得对得起含辛茹苦供我上大学的父母，因为我让他们在村里人面前很长脸了；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出生的那个地方，决定着我多多少少残留着光宗耀祖这类传统男人的理想，而崇拜权力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国民正常的心态。
由于儿时心中这粒小小的种子，加上一段机缘，我在S部做过三年的部曹小吏，也自然做过紫袍加身、开府封疆的白日梦。尽管我明白，所有跻身仕途的人都是那些拿着钱去买彩票的人，我们只注意那些中大奖的得意者，而忘了大多数彩民抱着中奖的希望一直到老，幸运女神依然不垂青他，只能慨叹命运不济、苍天无眼。
后来又因为一次变故，我离开了S部，成了一名记者。这次离去是很不愉快的，但七年过后，我再心平气和地回顾那段时光，还真的感谢这次被动的“出局”。就好比自己买的股票套牢的时间不长，亏得不多就抛售出去了。如果总等着它涨，很有可能岁月蹉跎白发徒生，而自己变得什么都不会了。那时候回头晚矣，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我在s部三年半，时间不算长，但对自己的影响不小，我知道了戒备森严的大衙门里面，栖息的是一些比我们老家农民并不更有智慧、更有责任心的人；也明白一个小人物在稍微大一点的风浪面前是没有搏击的本钱，尽快找一个安静的避风港湾呆下来，是明智的选择；对照曾被教科书说成“腐朽黑暗”的古代历史，我认清楚科举时代我们这样的农家子弟在仕途出头的机会其实更多。
因为冷静了，我感到庆幸，看那些我曾同道的朋友仍然在那里面搏击，患得患失，一个个青春焕发意气风发的人迅速地变成狗苟蝇营之徒，我甚至有一种“看你起高楼，看你楼塌了”的观戏快感，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我承认，里面总有一些人会中大奖而发达，成为新贵，但若要实现什么抱负基本上是一个笑话，因此不值得羡慕，那样的大环境里面是培养不出杰出的政治家的。
我觉得有必要将那段经历尽量客观地白描出来，为了纪念曾有过的梦。
（一） 凑热闹的报名和不情愿的考试
1995年4月，北京正是柳絮漫天的季节，我感觉格外烦闷。
我来到位于北京酒仙桥京东方电子集团已经两年了，觉得前途十分晦暗。这是个1956年由苏联援建的大型国有企业，尽管赶时髦地改成股份制公司，但处处败落的厂区给人一种风光不再美人迟暮的感觉，老总不时地给我们这些分配过来的大学毕业生灌输他的经营理念，以及为我们描绘他心中的企业明天。但人是现实的，很难有谁有足够的信心等待乌鸦变凤凰。逃离是我们现实的选择，因为有了北京市户口，跳槽要方便得多。——那时候，没有户口的“北漂”还很艰难。
和我同住在北林宿舍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个在做着跳槽的打算，已经有几个人成功地突围，去了当时看上去待遇很不错的单位，在目睹两个同来的兄弟，一福建人一甘肃人，突然精神错乱后，我从麻将桌上惊醒了。
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一个文科生在这个电子集团不会有太大的出息，我必须走。这时候，正碰上了中央和国家机关首次向社会招考公务员。一同来京东方的十几人相邀去报名，报名地点在农展馆，各大部委和中直机关摆开摊点，接待前来咨询报名的人，熙熙攘攘的大厅像一个农贸市场。
我决定报考s部，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当时办公的地点在三元桥附近的霞光里，离酒仙桥很近，而我和女友都住在酒仙桥，以后上班方便。——当时的思维还真是农村娃的特点，以为酒仙桥真是自家的村子，哪想到在北京不停地搬家是一个常态。
S部人事部门在接待报名者有三人，一个姓张的中年人，长得相貌堂堂，说话谨慎而态度和蔼，应当是一个在部队里受过长期训练的政工干部出身；一位是面容清秀气质高雅的姐姐，吸引我驻足暗瞅了许久；还有一位是个胖乎乎的敦实的人，看起来很老成猜不出他的年龄。
交钱报完名，领了准考证回来后不久，我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根本没去书店购买公务员考试的辅导书。因为我的女友（现在的老婆）和我同年来到这家企业，两人确立关系后，便为未来的日子打算，两个外地人在北京相互慰籍，都在这个破厂里领着这点微薄的工资，显然没法过日子，因此我托人介绍她去了一家中日合资的电子企业。按进厂签订的合同，我们必须在此服务5年，否则就将交违约金3000元。
那时候觉得5年好漫长，而3000元是一笔巨款。我和我老婆谈恋爱的关系已经被老总知道了，他是我老婆的师兄，而且对我很器重，希望我能留在他身边，将来写一部老企业变成现代化公司的“史诗类”东西））——一笑，俺们老总很有诗人气质的。他觉得将两人都留在这里有点不人道，于是放话出来，让我的女友去合资企业，以此稳定我的军心，3000块钱也就不用交了。如此我觉得老总待我不薄，更不去想公务员考试了，就算是随大流凑热闹为人事部贡献20元报名费。
考试是六月的一天，考试前的那晚，我还和朋友喝酒聊天到夜深，半斤二锅头进肚，晕晕乎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第二天早就把考试的事情忘到爪哇国去了。住在楼上宿舍的老婆“咚咚”地敲我的门，让我去考试，而我头痛得厉害，说不去了，自己根本就没有买参考书复习，去也是白搭。
老婆不依不饶非得让我去，说即使考不过也得去应付一下，谁叫你报名了。外面大雨倾盆，她让我打车去考场。——打车当时对我俩而言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结婚前老婆的话更有权威性，我很不情愿地起来往外走，在厂门口碰到了比邻而居的一位兄弟，他分到另一个工厂，叫阿方，是我老婆同年毕业的校友，学的是财会，常来我们宿舍搓麻将，两人很是熟悉，他报考了国家体委。于是两人同乘一辆面的到了北师大的考场。
我连考试必须的2B铅笔也没带，阿方不亏是财会专业的高材生，做事十分细致，他带了三支2B铅笔，匀给我一支，那天打的钱也是他掏的。——因此我对我老婆的学校有种特别的感情，2003年元旦我陪着老婆特意去她在杭州的大学校园故地重游，觉得这个学校和我的母校一样值得感恩。
考试前好些考生还在拿着参考书临阵磨枪，而我对考试科目没做任何了解，反而心情很轻松，抱着陪太子读书的心态。
三门考试，一政治理论，一综合知识加写作，一能力测验，我刷刷刷很快做完交卷，回来后老婆问我考得如何，我说“烤糊了，没做任何准备的考试怎么可能通过。”
不久我被派到一个分厂锻炼，有点了解基层情况准备予以重用的意思，我想也许在这个破厂有峰回路转的可能。7月份，特别热的一天，我和老婆俩骑着单车去婚检，领结婚证。当时我还没到晚婚的年龄，照理说单位不会开介绍信的，管计划生育的阿姨认为我这样的人早点结婚有利于社会稳定，于是爽快地网开一面。公司也很照顾我，给了我俩一间15平米的筒子楼，在一层，几位兄弟凑钱给我买了套煤气灶和煤气罐，搁在走廊里做饭。——那时候买煤气灶还需要指标，否则只能到黑市上买高价的。两个异乡人，有了这个窝我就很知足了，对公司充满着感激，未来的日子好像有了些亮色。一天晚上一个姓侯一个姓杜的两女生结伴来看我的新巢，我正光着脊梁在装配折叠饭桌——为省钱我买的是架子、桌面分离的，自己动手装。
本来想到第二年元旦的时候简单地办一个仪式，请一起来到工厂的兄弟姐妹们吃顿饭，顺便收点红包。可哪想到，没等到年底，我就离开了京东方。
二、面试和政审
夏天快尽的时候，我在那个50年代修建的工人新村——现在已是破烂不堪的四层楼房里，过得很舒服。8月底的一夜，突然做了个奇怪的梦。
我和我的哥哥，以及一位堂兄即我二叔的儿子，一日黎明，露水打湿了鞋帮，三人去我家南面约3公里的舅姥爷的家，经过一条溪水旁，石拱桥边有李氏的宗祠，我清清楚楚记得门前一副刻在石头上的对联：根深叶茂 源远流长。——这是些场景都是真实存在的，我小时候每年春节跟随父兄去舅姥爷那里拜年，都会经过这个地方。
就在快过桥的时候，迎面来了个矮个的老太太，佝偻着背，手夸一个竹篮子，说出我父亲的名字，问谁是他的儿子，我和哥哥应答了。她从篮子里拿出一砣黑糊糊的东西，说是糯米做的粑粑，问谁要。哥哥和堂兄摇头，我看到老太太慈祥的模样，便接了下来。老太太说你愿意跟我回家么？我说没问题，不听两位哥哥的劝阻，跟着老太太去了一个矮小昏暗的房子。
那间黑房子实在是太脏了，地表坑坑洼洼，散落着鸡屎，老太太让我坐下，请我喝茶，杯子也很脏，我为了不扫她的信，把茶喝下去。临走前我过意不去，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20元钱给了她。
早晨从梦中醒来我给老婆说，做了个特别奇怪的梦，我回故乡了。她说那你得打电话回去问问。
1995年长途电话还比较稀罕，我在厂办给县城里的叔叔挂电话，说起这个梦。叔叔大声说，那个老太太是你奶奶！
我奶奶在我哥哥出生前两个月就去世了，她要过饭，又不受我爷爷的喜欢，因为长得丑性格也怯弱。我记事时起，很少有人和我提过奶奶，我妈妈有时说起她，只说：好造孽。妈妈嫁过来后，怀上我哥哥。奶奶非常高兴，喜等着孙辈的出生。便央求庸医将眉上一个已经把眼睛遮住的瘤子割掉，说这样才好带孙子，不能吓住小孩。手术后不久就去世，终于没等到孙子的出生。
叔叔按照老家的说法，说这是奶奶给你送梦来了，她在保佑你。
幽冥相隔，果然有送梦一说么？我不太在意。
过了大概两天，一个电话找到我，说是s部人事司的，说我的笔试通过了，让我某年每月去面试。——我真的不敢想象，陪太子读书的心态反而“中式”了。总分超过20，政治课刚刚及格，达到可面试的标准。
我报的是人事司一个宣传教育的岗位，面试那天如三堂会审，我面前坐着7个考官，报名那天的老张也在，他是副处长，只能在旁边做记录，我就明白正面那个国字脸、带有山东口音的50岁左右的主考官，肯定是司局级干部。
面试好像是信马由缰，问问我的家庭出身，大学里做过什么，爱好什么等等。因为我本来参加面试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再加上本人有点“人来疯”，人越多竞技状态越好，侃侃而谈毫不紧张。
这位主考官突然问了一个问题：你知道最近我党干部中有“两森”的对比么？
哈哈，幸亏砍柴身在破落车间，心系天下大事，我马上就问了一句：“您说的是孔繁森和王宝森么？”
他微笑颔首，说，“正是，你怎样看待这两人？”
我立马发挥了自己好臧否人物、议论时事的特性，说这两个干部年龄差不多大，经历也差不多，都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为什么一个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一个却成为腐败分子，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他们俩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孔繁森坚持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王宝森丧失了一个党员的根本立场。但两位相同成长背景的干部不同的下场给我们的启示是，仅仅靠个人的道德要求是远远不够的，有孔繁森这样的圣人也有可能有王宝森这样的腐败分子。只有在健全的制度下，既不用出现孔繁森这样靠卖血资助藏族儿童的高级干部，更不可能出现王宝森这样的贪官，严格地按照法律法规作一个合格的公务员就行了。法制永远比道德更重要，这也是我报考s部的原因。
一起参加面试角逐这一个职位的共5人，半个月后，我接到电话，告知该部将派出两名干部前来政审。——到这一地步，我知道自己马上要离开京东方了，此时我才告诉集团公司的老总以及分管人事的副总。
来政审的一个是在农展馆报名的那个矮胖的汉子，还有一个是个头高高头发谢顶有点弓背的中年人。这中年人姓王，看起来行事谨慎好像是个属员，而那个矮胖子腹部挺起走路很有大官的派头，开始我还以为矮胖子是领导中年人是跟班。
两人坐定，倒上茶开始发话，我才知道中年人是头，那个矮胖子才是跟班，好险，差点看走眼了。姓王的处长也就是问了几句闲话，然后跟着人事部门的人去看我的档案。——我对自己的档案基本上是放心的，可以用“又红又专”来形容。
十月中旬，s部通知我正式录取了我，让我马上办调动手续。说真的此时我有点内疚，尤其对老总王东升，因为他为了留住我特批我老婆调走，才几个月我又要走了，总觉得有负恩的感觉，临走前我和一位老总聊了很久，我说感谢两年来公司对我的关照，但我一个文科生，在这里是发挥不了多少作用的，换个地方也许不一样，而公司对我这样专业的人，多一个少一个关系不大。
一起分配到公司的人还有两个考上公务员，一人去了电子部，一人去海洋局，和我同车去考场的阿方也考上了国家体委。有考上电子部的人在，我就放心了，公司不但不会阻挡我们而且也不会让我交违约金。——他们肯定不会让去上级主管部门的人交钱，同样是考上公务员我也有理由不交。
但在公司人事部的一位师兄提醒我，说起来你和考上电子部的人情况相同，但私下里在公司人事部经理的心中还是不一样的，要为难你还是有理由的。暗示我私下里给人事部送了700元钱充实他们的小金库，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搭了去电子部哥们的便车，办妥了调离手续。
当然公司的老总不知道具体职能部门的运作，他在最后大度地说：既然留不住他，就别要钱了，我们这么大的公司也不缺3000元违约金。调离前，一位最器重的副总裁对我说：虽然我们想留你，但人各有志，为了你的前途我们不能阻挡你。京东方是你来北京的第一个单位，也算是你的娘家，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继续来找我们。
我知道，这是他的客气话，但这样的客气话多有人情味呀。后来我了解到其他靠入s部的人，和原单位闹得鸡飞狗跳才成行，我不得不佩服京东方的大度，至少她让一个逃离者永远感念。
10月27日，我离开了京东方。
三、被同事错认为民工
我去s部报道后不久，才知道面试时主考官是我的司长老唐，作为部党组成员兼人事司司长，其地位是显赫的。另外几个考官，有人事司副司长，机关干部处处长，监察局副局长等等。人事司主管s部所有公务员招考的工作，而对自己司局招考的人，当然格外严格认真。我被录用在人事司，当时很自豪，以为比其他业务司局录用的人更为优秀，后来我才后悔，年轻人去人事组织部门并不是件好事，只是对中国官场复杂而微妙的人事关系多点认识而已。
我离开s部时，那天做面试考官的一位阿姨还对我说，你面试时我印象好深，别的考生唯唯诺诺、紧张得不行，而你好像根本不在乎我们在旁边，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这样的干部怎么让分流了呢？
其实，这位阿姨在里面呆了那么多年，她应该明白，这样的干部是体制最不需要的。
两年后老唐司长退休了，我从别的人那里才知道，决定录用我是老唐力排众议的。因为有4名笔试通过的人角逐这个职位，其他几位都长得仪表堂堂，至少不像我这样又矮又瘦。老唐是文革前法学院科班出身，当年在北京市和担任财政局局长的王宝森是同事，那时候就很不喜欢王的牛皮哄哄，而和孔繁森是老乡。我对孔、王二人的议论很合他的心意。可我在他麾下两年，他从来没提这事，不让我对其抱感恩之情。
我第一天去报道时，惊诧于一个堂堂的国家部委怎么栖身于这样一个地方。当时机场辅路旁边的五里沟还很荒凉，多是农民自己搭建的平房，s部大门对着一片低矮的民居，当时很多新疆烤羊肉串的人租住在这些平房里，另外还住着一些发廊妹。门前那条街污水长流，一些老太太牵着孙子或者遛着狗打门前经过。如果不是有武警把门，我真怀疑到了华北平原哪个穷乡的政府门前——经济稍发达的乡镇政府办公大楼都比它气派。后来才知道，s部的办公楼正在修建，“文革”前s部部长曾是鼎鼎大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史良女士，“反右”时s部是重灾区，许多干部被流放，整个部大多数人被认为政治上不合格，到了“文革”，连“法律”这块遮羞布都不需要了，于是s部干脆被取消。邓大人复出后，“法律”的牌子得拣起来挂上，告诉老百姓，我们办事还是讲规矩的。S部因此得以恢复，但既然只是安慰众民的幌子，自然不会受到什么重视，职能虚，地位也不高，因此部办公地点数次搬迁，凑合了近20年。据说部长只有出国才有点感觉，因为西方大多数国家对应的部是内阁中地位特别重要，其部长和外长、财长、防长是内阁首脑很仰仗的四大金刚，因此接待东土来的部长礼仪甚高，洋人常常犯此类“望文生义”的毛病，我中华政治文化之博大精深，他们哪能体会到？
因为我即将成为人事司的新干部，因此报道手续办得很顺利，行政关系、组织关系、工资关系、档案关系都归人事司管，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当时就纳闷，这个办公楼是不是兼有蔬菜水果批发市场的功能？因为我在很多房间的外面看到一堆堆大葱，一袋袋大米，一箱箱苹果。入部不久后我才知道，s部管辖了许多农场，这些农产品是农场送给主管机关众干部的福利。10月底正是秋收以后，进入分发农产品的高潮。我赶上了末班车，记得当时用自行车驮着大米、牛羊肉和鸡蛋回家，我老婆觉得我们一下子成了富翁了。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农副产品的丰盈依然算是富裕程度的一种标志。
刚报完名，正碰上开全系统人事工作会议，司里大多数干部都去搞会务了。第三天我也被办公室主任——就是那位来京东方政审考察我的老王，差到会议上去服务了。
在会议上一次晚饭时，我认识了家乡省厅的人事处长，对他很恭敬，他当然对上面部委小老乡也很客气，这是在中国混社会的常识，不需要专门学习深造。也认识了两位驻扎在会上搞了几天会务没有回家的同事，——当时他俩都是单身汉，能睡觉的地方就是家。一位叫雍可，一位名郑红军。雍可看起来世事洞明，天生一副适应官场的胚子，郑红军则有点懒懒的名士气派，问他学的专业，原来是古典文学的硕士，难怪。
那天晚饭，老唐司长来了，酒桌上闲谈，说起同桌好几个和他是山东老乡，这几个人都是处级干部。后来有人提醒，小郑郑红军也是您老乡。他说了一句让我当时很不解的话：他么，还年轻，现在不算。我心想，一个人的籍贯、出生地从娘肚子出来就决定了，是不是老乡由籍贯决定，怎能因为年轻就“不算”呢？在部里混了几年，我才明白话中的深意。老乡，是官场相当重要的资源，攀老乡可不能随随便便的，老乡之间的关联性由彼此的地位决定，当然地位高的人愿意主动提携同乡晚辈，另当别论。
饭桌上我第一次见识到顺口溜和段子文化的精彩，几杯酒下肚，老唐说了一段有关跑官买官的民谣：“猛跑猛送，提拔重用；小跑小送，考虑再用；光跑不送，顶个屁用；不跑不送，原地别动。”那几年我乐此不疲，收集了好多之类段子，可惜一次计算机崩盘，全部给毁掉了。
会议的最后一天，办公室王主任让我去大钟寺农副产品市场买一筐香蕉，叫来一个人开着一辆蓝色的破桑塔拉同行，也不给我俩做介绍，两人一路无话。
到了市场，东拣西挑买了一筐香蕉，这人数了钱，就让我扛。我一看他长得很魁梧，胖乎乎的，理着板寸，穿着布鞋，说着京腔，心想这不就是一个司机么？让我新来的公务员一个人扛一筐香蕉，也忒牛了。说我扛不起，咱俩抬吧，他很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但还是和我一起将香蕉抬到后备厢。
后来我俩成为很要好的哥们，这位姓文的老兄不是什么司机，而是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和现任的部长出自同门，可那样子不能不让我看走眼。而他以为我是办公室主任临时雇来的一个民工，心想他妈的拿了钱竟然让我和他一起抬香蕉，这民工也太不敬业了。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四、三李斋和“军管会”
人事工作会议开完后，我算是正式到部上班，具体分配到人事司办公室。——估计招考我的时候，已经明确了用途，否则不会让办公室的王主任来政审我。和我一起招考近来的还有一位姓岳的女士，大我三岁，是政法大学犯罪学的硕士。可分工下来，我也觉得有点惊异，堂堂硕士竟然是协助一个女副主任搞收发和文件保管，而我一个本科生则协助一位姓李的主任科员编《政工简报》，并起草各类公文。
我在大学时就经常替校团委、学生会起草公文，算是一把捉刀好手，曾经还伙同几个研究生编写了《中国公文史概要》，因故未能出版，至今不知被那个主编者扔到哪里去了，或者改头换面全变成自己的学术成果也未可知。从古到今，我们只知道司马相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是这类大才子写过许多华丽的诗词和文章，但他们当年也曾在“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方面下过许多功夫。那些有名的奏章、行文、告示、檄文甚至判词其实都是优秀的公文。
起草公文这活，说简单则简单，说难则难。要符合基本格式，把要表达的意思基本上表达出来，并不能，一个高中毕业生完全可以信任。可既要迎合当下的政治大势，穿插适当的流行政治术语，又要避免空泛，不说过头话，且能符合主管领导的口味，这里面就很有学问了，一些公文老手，终其一生，就在钻研这事。
办公室几间办公房间都在5楼，紧挨在一起，而我被王主任安排到五楼一间办公室里，算是孤悬在外。我的办公室原有两个人，都姓李，一个叫李大可，他就是我即将跟着起草公文办《政工简报》的老兄；一个叫李志强，加上我，整个一“三李斋”了。
办公桌和办公用品分发我后，没人主动提出给我搬桌子，王主任叫来了在上次会议饭桌上认识的郑红军，能看出来他是个忠厚人，二话没说就和我把桌子搬进办公室。
我进办公室时，当然要向两位先来的老兄拜码头，但当时的情形很尴尬。主任这种安排应该就意味着姓李大可是我这个新公务员的“师傅”，就将我刚进那家工厂也有一个姓高的师傅一样，可他对即将成为他徒弟的我仅仅瞅了一眼，连寒暄的话也没说，兀自打他的电话。而那位年纪更大的志强兄倒是很热情地表示欢迎，并询问我的基本情况，如籍贯、毕业学校等等。
可没几天我发现，王主任却很不愿意让我和“师傅”李大可多接触，让我多到4楼的大办公室多帮帮忙，比如协助副局级助理巡视员老关干些杂事。通过不到半个月的观察，我才明白李大可和王主任两人很不对付。
大可兄后来和我相处得很好。他是一个有些才气但自视较高且棱角分明的人，他看得起的人青眼相加，瞧不起的人也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情绪。他生长在淮河流域，那里的人民风强悍却不乏投机者，但李大可在投机之术上修炼得很不成功。办公室的一位主任，两位副主任都是军队专业干部，都不能写公文整材料，还有一个是志愿兵转业的司机，那么所有的材料只能仰仗大可兄了，而偏偏办公室是一个案牍成山需要公文写手的地方，因此李大可有“拿糖”的资格。偏偏他又不尿王主任，认为主任没什么才能，只会唯唯诺诺逢迎上面的人，加上他不会掩饰的性格，两人矛盾很是尖锐；而王主任对这个不听话的下属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在部里面，一个处级官员就是个大办事员，管着的那几个兵，如果羽翼丰满，动不动就越过他找司长，他也没办法。
在仕途浮沉若许年的大可兄难道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官场上的才能不仅仅是写公文，写公文也许只是很不重要的一项才能。
志强兄是王主任的老乡，我调进去的时候，他还是借调身份。他是s部下属一个高校的宣传部长，也是正处级。正处级调进部机关不像招考普通公务员那样简单，不是哪个司局长就能决定的，而且需要有相应的职位，因此他以借调的身份呆了好几年。他在高校就是一支很有名的笔杆子，借调到这里仍然是起草公文。但他的级别摆在那里，又加上借调身份，王主任对他只能像当年康熙帝请方苞来帮忙一样，不能以上司的身份指使。
通过观察分析，我明白了王主任调我进来也许大有深意，他不想受制于大可兄。你不是很牛吗，不听话么？我调进一个资历浅年轻听话也能写公文的人，没你张屠夫，我就吃混毛肉了。因此王主任既需要我尽快适应机关工作，进入角色，能替代李大可，却又不希望我受李大可的影响太深。
可人以群分，气味相投自然会成为朋友，这种潜移默化的进程是谁也挡不住的。办公室的三李大约都爱读书，有些文人气质，和整个人事司氛围格格不入，彼此成为很好的朋友，没事的时候关起门来高谈阔论，臧否古今人物。有意思的是，三年后国家机关公务员分流，我和大可兄离开了S部，后来正式办理调动手续进部的志强兄留下来了，后来成为人事司副司长。离开S部时，我在宣纸上手书了一首五言顺口溜送给光荣留任的志强兄：
“昔有三李斋，围坐论古今。二李飘零去，一李独成林。”算是纪念三人共居一室的快乐时光。
我的另一个“师傅”，就是协助其办杂事的副局级巡视员老关。老关也是军转干部，每天干的事就是写写信封，管理一下人事档案，可级别不低，相当于地委副书记。他看上去好像糊里糊涂，分不清东南西北，说话的时候，眨巴眨巴眼睛，好像在说梦话，你仔细听一小时，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因为毫无条理。我刚去没几天，有次看见他写了一个信封，上书“河北省最高人民法院收”，我那时候还刚进衙门，不知天高地厚，多嘴了一句：“老关，您写错了吧？省里面只有高级人民法院。”老关抬起头，似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吃惊地说：“是么？我以为省高院就是省最高人民法院呢！”
但这样的人，在机关里该得到的都能得到。后来别人告诉我，老关才是大智若愚，牵扯到他个人利益的事，他会像《大话西游》中的唐僧一样，一次次找领导诉说，不管领导愿不愿意听，缠得领导答应他的要求为止。老关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写得一笔好字，司里的军转干部几乎都有这个特长。他那个年代的人，一笔好字是军队里宣传干部崭露头角不可或缺的资本，尤其是大字报流行和宣传老毛思想的红色岁月里，写得一笔好字简直就如今天it界掌握独门秘笈的大侠一样。老关的字是新魏体，而新魏体正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书体。
两个月后，我总结出人事司干部两大特点：年轻的、科班出身的科员多是帅哥，既有何晏那样皮白不用敷粉的奶油型美男子，也有潘安那样玉树临风有一种贵族气的小伙，还有高大威猛有阳刚之美的哥们，难怪若非老唐点头，我这个民工长相的人差点进不了人事司。而40岁左右的处级官员，大多是军转干部。7个处长6个军转，8个副处军转占7人，我感觉自己进“军管会”工作了。后来再了解其他司局，几个业务司局的中层官员多是科班出身，军转干部主要集中在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的人事司、计划财务司和后勤服务局，也就是说集中在掌管人、财、物的部门。
一个硕士毕业的副处长常常叹息被排斥的感觉，总说自己斗不过这些人，这些军转干部太团结了。我说你看过刘震云的《新兵连》么？这些人能混出来绝对是人尖子。我们凭自己的考试成绩能顺利地读大学、分配进京，再进部委。而人家从农村入伍开始，到部队入党，提干，专业留京进部委，哪一关不是历尽艰险？这样过五关斩六将混出来的人哪一个不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
我们司那些处级干部大多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当兵入伍，他们绝对是同时代人中间的佼佼者，军转干部占据要津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不能埋怨他们其中任何一位。事实上在工作、生活中，这些军转干部对我们这些刚进机关的年轻公务员更关照。一是我们的年龄和级别对他们不构成威胁；二是他们需要这些年轻人干活；三是他们比院校出来的人更通人情世故，更能切身理解下属的困难，也知道哪些恩惠是管用的。这些军转的干部，一般比较讲义气，他们既能组成同盟排斥非他营垒的人，也敢于利用自己的权力关照和自己亲近的人。这样的人作为一个集体，理论上你可能说他们有什么什么阻碍社会发展的毛病，可作为生活中的个人，往往值得结交。而海瑞这种刚直不阿的文官正好相反，远距离议论这样的人，可以给他们送上很多溢美之词，如果这样的人成为你的上司或同事，你不但不觉得可爱而且会觉得他面目可憎。——这是中国文化一大吊诡。
离开s部后，我还曾思考过中国官场的人际资源。有民谣说：“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是“四大铁”。一起分赃嫖娼是因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不能不捆绑在一起相互关照。除了同乡这个在中国不分文武都很重视的资源外，而“一起扛枪”和“一起同窗”是我国传统上武职、文官两大资源。《诗经》中就有“修我戈矛，与子同袍”，军中同袍之间的紧密关系远非文人的同窗、同年能比。宋代以后，文人的地位越来越高，政治资源几乎都掌握在文官手中，文人之间当然有同年同乡之类的关系，但在争权夺利面前，这些算什么？而军队在政治格局中处于弱势，一再受打压，在民国前的一千年，可以说中国是文人政府。因此袍哥、帮会之类的组织容易在军队里出现，而清室逊位，王纲解钮后，科举制被废除，传统的文官之间的人际资源被重新建构，出现了如西方一样的“大学同校”之类的重要资源。而军队一跃成为政坛最重要的力量，军内那种人际关系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尤其1949年后，文职官僚受到空前打压，高等教育停滞不前，长达30年政府机关吸纳文职官员的渠道日见狭窄，传统的科举制养士途径被割断，现代大学制度培养公务员的途径又没有形成，而军转干部正好来填充这一空白。
我进s部的90年代，正好处于正常的教育制度培养的公务员开始大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军转干部已成了强弩之末，只能在初级这样中低级职位以及人事部门这样特殊部门还守着一片疆土，部级、司局级职位上几乎全面被科班出身者代替。
五、公私两次搬家
我报到后大约两周，办公室王主任叫我人事司专职司机黄打个一起去干一件杂事。黄大个虽然最初是志愿兵转业过来当工人，但几年前已经转为公务员了，而且是正科级干部，比我这没定级的新公务员地位高多了。这类鞍前马后为领导的服务的“司级干部”可不能等闲视之，这类人眼中，只有两类人他十分在乎，如几个能决定他命运的领导以及直接管理他的办公室主任，其他处的处长根本使不动他。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司机干部，前排就坐。一手管方向，一手抓路线。拉着领导，四处转转。领导心思，逃不过他眼；领导秘密，他知道最全。”
我们仨去了方庄一栋高层宿舍楼，打开一套四室一厅的公寓房，立马尘土扑面，看来这房子闲置已久了。王主任带着我们吭哧吭哧地撅着屁股，干了整整一个上午。将厨房、卫生间和大小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王主任一面干一边嘟哝：“我给别人打扫房子，谁给我打扫呀。”
黄大个告诉我，这套房子是为即将到任的人事司副司长准备的，是位女士，某京外大学的党委书记，还不到40岁，比王主任年轻。这次调过来当正司级的副司长，就是要接替即将退休的唐司长的。
一周后，第一副司长华以秀到任了，第一次给全体干部见面时，给我的感觉她不愧是高校出来的，无一丝的官气，说话温和，举止儒雅，皮肤有着南方女士那种特有的白皙。她无非说一些谦逊话，说长期在学校工作，对重要部委的人司不甚了解，还希望老唐多指教，各位多支持云云，但听上去很诚恳，无敷衍客套的痕迹。
新年过后，1996年的北京春天似乎来得格外早，一转眼就柳絮满城，我也开始张罗自己的搬家了。
公务员录取前，王主任来政审时，明确告诉我，s部的住房紧张，不要指望到部里五年内分上住房。我寻思着一个国家部委的公务员总比一个大企业的职员更容易分上住房，没有哪个部门会说自己单位的住房宽松，我心想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吧。
去新单位报名后，在原来的那家工厂刚刚住了四个月的筒子楼，照理就得交给人家。我找到管理后勤的生活服务公司具体管住房的一位大姐，和她商量。因为她原来每月象征性地从我工资里扣出9元钱房费，我现在每月交100元钱，暂时住在原处。——1996年，100元的房租已经不低了，但总比去市场上租房子便宜得多，这位大姐也很乐意，因为这笔钱进入他们具体办事人员的荷包，而让我腾出房屋再给工厂其他年轻人，她一分钱便宜都占不了。
就这样我在原来单位的宿舍混了半年，可激怒了原单位一位先生，这位长着一双牛一样大眼睛的人事总监，也是部队复员到工厂，从车间工人一直做到现在的位置，他属于典型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在90年代初，他管辖的工厂人事部门已经开始搞“空中飞人”的花样来赚钱了。因为所在的工厂是北京市政府大力支持的大企业，每年给它的用人名额很多，便可以每年以超过自己所需毕业生的数量往政府人事部门申请指标，那么其中一部分人以分配到该工厂的名义办理了北京户口，然而并不来就业，而是去别的单位上班。当然这样的“空中飞人”是要掏一笔钱的，具体数额我不知道，但那时候办一个北京户口实在太难了，这样的投入是完全值得的。这样做当然要在政府人事部门有人，否则就玩不转。
现在看来我们不能责怪那些利用制度来寻租的人，而是因为不公平的制度给人留下寻租的空间，人家有机会为什么不利用呢？
这位先生大概因为我调离时，没有单独去找他表示意思，这个连每一点资源都要利用得淋漓尽致的先生大概认为我怠慢了他，于是在会上拿我举例，说某某已经调出我们工厂了为什么还占用工厂的房子？这样下去对留下的员工怎样管理？此话一出，管房子的大姐顶不住了，只好让我尽快搬离。
那时候我妻子虽然去了一家合资公司，但两个外地人刚刚结合，经济还是很拮据的，再花一笔钱租房子压力就更大了。我妻子整天愁眉苦脸，大有“悔叫夫婿做小吏”之叹。我安慰她说，会有办法的，总不会让我俩住到大街上吧？
我找了个机会给办公室的王主任一说，他笑了，说：“你才来多久呀？”可既然是他的属下，他不得不考虑。他当年进S部时，部房管处给了他一间平房周转，他没怎么住，不久后分到了一套正式住房，而这平房依然在他的手里。他让我去找房管处的处长——他俩是老乡兼战友，通融一下，这房子就顺利转到我手里来了。
这间平房在东城区某胡同深处的大杂院里，院子原来是北京市某局的，该局的一位干部调到s部后，就将房子的使用权带过来了。12平方米的一间房子，前面又私自接出来一间5平米的小房做厨房兼餐厅，一共17平米左右。有这么一个栖息地，我和妻子就很满足了。
房子是西房，比东房、南房都要好。因为很久没人住，我推开门，立刻闻到一股发霉发潮的味道，后山墙一个小窗户透出些阳光，北面的墙壁湿乎乎的，原来北屋那家人，挨着这堵墙砌了间厨房，还在里面洗澡，北屋的地势高，我这间房自然容易受潮。院子里谁家都私搭乱建，理是说不清的，我想就这样将就两年吧。
找了一个建筑公司的兄弟，拉了几袋水泥、沙子，给北墙做了个防水，抹了厚厚的一层水泥。看砖头和瓦片，就知道房子的历史实在太长了。后来我了解到这院子原来是明代大兴县衙官员的宅子，我所住的房子基本上没什么大修，也就是说我住进一间明代的房子。
墙壁重新粉刷，换了几块玻璃，拉上两块新窗帘，铺上地板革，这间当年大明命官的房子焕然一新了。门前的院子里有三棵合抱的大槐树，将整个院子遮得严严实实的，春天白色的槐花满树，睡在床上，都能闻到馥郁的槐香，因此每夜我都睡得很沉。
大院子套了前、后、东、西四个小院，我所住的东院有8户人家。我收拾房子的时候，他们一一推门来问这个新邻居的背景，知道是s部的干部时，似乎都很放心了。有一个老太太还很同情地说了句：“一对外地人住在北京，真不容易呀。”
北屋两家，一家姓侯的30余岁的汉子，我们班过去时他女儿刚刚出生。小侯早就下岗了，有一天给我说他可是北京下岗工人的祖师爷，16岁去学牙雕，没干几年就不准用象牙雕塑了，工厂倒闭闲呆在家里，老婆在南城的一个小旅馆上班。好在祖上还穿下两间临街的铺面，出租给别人做饭馆。我隔壁的那家也是位公务员，算是我一个大系统的，不过是最基层，他家占了两间西房，同样私建了一间厨房。这位姓常的老兄整天乐呵呵的，而老婆却是个看上去很厉害的小学教师。——这样的夫妻组合好在在老北京里面非常普遍，据说她女儿出生时就搬来了，现在女儿职高毕业去某商场当售货员了，还窝在两间平房里，他最大的愿望是这一片快点拆迁。对面东房有两间归一个老工人住着，好像姓魏，身材高大，腰板挺直，一张国字脸，年轻时肯定是个帅小伙。他带着一个未出嫁的闺女和一个大概是大女儿生的外孙女，外孙女一口河北唐山一带的土话。我的猜测是这位魏老爷子一定是“文革”时被弄回老家，在老家娶妻生子，落实政策后，老伴亡故，只能带未成年的小女儿进城。后来彼此熟悉了，闲谈中了解到我的猜测果然不错。另一间东房加北房、东房之间的厢房由一家姓温的人家住着，老太太带着一个恐怕有一百公斤的小儿子，这小伙每天好像除了上班，就是睡觉，从来不爱和人说话。还有一个由她大儿子生的孙子大白住在这里。老太太的先生早已去世，大儿子大儿媳分家去外面住了，偶尔开一辆夏利来看老母亲。因为户籍在这个院子的孩子可以按地段划分进北京最好的小学——府学小学，所以孙子的户口一直呆在这里。我和妻子的户口迁到所住的院子后，就有人说，将来有楼房为了孩子也别把户口迁走。——中国人想事情就是这样长远。温老太太识文断字，有一次还给我背诵民国时期她在北平国小所读的语文课，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也未可知。还有两间大北房住着一对老夫妻，老头姓赵，是离休干部，当年跟着大军一起进城，后来当过派出所所长，他耳背平时看上去与世无争，一旦惹急了就有雷霆之怒，那一刻很像个老军人。他最爱和我聊当年的故事，说着说着就叹气，说自己当年当派出所所长，真的是为人民服务，连老百姓一根针的便宜都不占，而现在的警察，咳。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也都分家了住在外面，他家二女儿二女婿几乎每天都来，因为父母年迈了，需要人照顾，而他儿子却来得很少。二女婿是个大大咧咧的热心肠汉子，插队回城的知青，常常被爱挑剔的丈母娘训斥，却从来不生气。我和妻子每每听到他挨骂时就会说：世上事就是没理讲，越忠心越负责任的儿女反而容易被责怪，那些长时间才尽一次孝的人，父母眼里往往是宝贝。——国家和单位也这样，归国的华侨和留学生永远比呆在这块土地默默劳作交税的人牛逼。这家老太太啥事不管，最爱闲聊东家长西家短，他家的孙子和温家的大白一样，也呆在爷爷奶奶家。我搬去不久，有一次问赵家老太太，你这个胖孙子多大了？她神秘兮兮地说：七年前外面响起枪声时，他妈进的妇产医院，你算算？——北京人的历史感真够强的。
在这胡同深处我住了四年，学会了冬天生炉子取暖，也学会冬天大雪纷飞时，隔着门和厚厚的棉帘子，在炉子上慢慢地炖一锅羊肉和萝卜，而煤气罐反而用得很少。每天下班，骑车经过长长的香饵胡同，胡同口有一家卖摇滚唱片为主的音像店，常常放着崔健的《苦行僧》，每当我听到“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心中一块软软的东西便被击中了，想起了我的大学生活，因为我们宿舍一位兄弟常在录音机中放这首歌。我知道这个胡同是《儿女英雄传》里镶红旗的居住地，清代康熙朝时雅克萨之战后，一批俄罗斯俘虏安置在这里，后来消融在这座吞噬力极强的城市，我总希望在这胡同里看到一个有着白种人痕迹的居民，但从来没有看到过。
那时候首都图书馆还在成贤街上的国子监里，我星期天常不紧不慢地走过去读书。家的南面则是段琪瑞的执政府，以及孙中山去世的一个大院子。已成为清史所的执政府门前的石狮子依然无语地看着车来人往，很难让人想起民国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有一些年轻人在此地喋血身亡。我去得最多的是文天祥祠，紧挨着府学小学，当时的门票才1元，去多了看门的老大爷和我熟悉后，连1元钱都不用掏了，因为几乎没有游人去，我去还给他带来点生气。里面的野草丛生，无人清理，反而有一种别的景点找不到的味道，一棵歪脖子枣树很老很老，向南倾斜得厉害，不得不用铁棍子给支撑起来，据说这是文丞相被元军囚禁此地时所植，最后长着长着应了文山先生那两句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看来天人是有感应的，不过我以为多半是附会。
我私人的家搬完不久，便是五一，五一过后，s部搬到新办公楼上班了。新办公楼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当年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爱国青年群情激愤，一拨拨去美国大使馆前示威，我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却以一种观剧的平静心态。
10层楼的新楼应当不算矮，可是办公楼的北面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委新建的办公楼，豪华气派，有虎踞龙盘的气势，s部不幸给它做了陪衬，不知情的还以为s部大楼是那个部附属的食堂。更搞笑的是S部大楼想盖成一个象征公正的天平，高度不够，主楼两边的配楼故意设计有倾斜的坡度，远远看起来像一具棺材，贺卫方先生多次说它像一个坟墓。北京有好事者将几个大机关大楼的特点编了个顺口溜：“大裤衩，是海关（它故意设计为一个“国门”的样子，像张开的裤裆）。孕妇装，是妇联（全国妇联的办公楼故意凸出一个曲线）；交通部、阴阳脸（交通部大楼的幕墙玻璃一半明一半暗），s部是棺材板。”
单位搬家之前，我被调到司教育培训处，这个处的职能主要是宣传本系统先进人物，培训本系统的干部。到了新楼后，人事司的办公室全在6楼，有自己专门的大会议室。会议室墙壁挂着老关用新魏体手书的几个大字：“公道正派”。会议室里有一张大会议桌，围着会议桌有十七、八张椅子，再在外面紧靠着墙壁又有一圈椅子。开会时，没有人刻意做规定，大家都心有灵犀地找对自己的座位。司长坐在中间，副司级干部在他两旁坐定，其他处长、副处长便把环绕会议桌这被我称为“二环路”的一圈椅子坐满，而靠墙壁这圈被成为“三环路”的椅子，稀稀拉拉由我们这些科级干部占据。坐在“三环路”的哪位若是有一天提拔为副处长，第二天开会他会自觉地递进到“二环路”上坐定。
有了专门的会议室，于是开会就更多了，每周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主要是学习文件，领悟精神。文件照例由一个人念，其他的听，听的人多数在闭目养神。后来司长想出一个办法，让坐在“二环路”的处长、副处长一段段接力往下念。有一次一个老兄刚被提拔为副处长，喜滋滋坐在前面，轮到他念文件，那个文件好像是关于整顿拍卖国有企业之风，他把“拍卖国有企业不能搞‘靓女先嫁’”的“靓女”念成“青女”，坐在“三环路”的干部们将这个典故说了好久，因为这位念别字的老兄还是某名校某社科类专业的硕士。
连载之六：夹在两山之间
把我调到教育培训处，说起来是量才使用，分管组织宣传和教育的副司长给我谈话时说：通过半年的观察，组织上觉得你文笔不错，领悟能力强，已经成为司里的一支笔杆子了。去了教育培训处，更能发挥你的特长。而且司里的工作是统一安排的，以后办公室的公文和《政工简报》，你照样参与。
后来我才知道，教育培训处缺编一人，而办公室多了一人，我是被办公室截流的，所以教培处的领导非得要一个人过去不可，最好年轻能干活，整天找司领导交涉，办公室的王主任也没有办法。
我对办公室有点恋恋不舍，王主任很关照我，我想如果一进s部就去了教培处，那两位处长根本照顾不了下属，我被原来的工厂扫地出门后，只能去租房了。而且办公室两个副主任不错，一个副主任基本上不来上班，他是一个享受正部级待遇的老副部长的秘书。这个老副部长可真是资格老，1925年入党，李大钊的同乡兼晚辈，黄埔四期的，和林彪、刘志丹、赵尚志同学。黄埔毕业后协助彭湃在海陆丰搞农运，彭湃死后他参加暴动，队伍在湘粤赣边境打散，逃到老家河北。“一二九运动”前后在当地恢复了党组织，抗日中领导了冀东大暴动。抗战胜利后，他领导的根据地离东北最近，他的人马第一个出山海关占据了先机。东北民主联军成立后，林彪是司令，他是副司令之一。这样一个老资格的人，最后才享受部级待遇，可算仕途不顺。我分析原因有好几个，一是他不属于上井冈山，过雪山草地的那拨人马，不可能被最高层重视；其二是他在东北时和同学林彪很不合作，林彪是第一红人，当然没他的好果子吃。可祸福相倚，林彪折戟沉沙都35年了，他现在还活着，都快100岁了。
另一个姓池的副主任是女兵出身的，典型的北京人，说话干脆利落，从不拐弯抹角，当时正是徐娘年华，风韵犹存，她并不很喜欢学习但热衷于拿文凭，转业后从拿到党校的大专文凭后，接着在党校系列读完在职本科、硕士，据说后来她读党校的在职博士了，我对她的钦佩之情真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对比之下我就很不上进了。她比较关心司里几个帅小伙，我这个民工我刚从工厂里来的时候，还带着青工似的痞气，说话随便。有一次，我感冒了两天，好了不久这位池副主任也感冒了，一天大早看到我她大声地说：我这感冒是你传染的。我当即回答：咱俩不在一个办公室，更没有很亲密的接触，怎么能把感冒传染给你？说完后我觉得自己太放肆了，她不以为忤，还哈哈大笑。
说起来要求很高的工作部门往往在现实中是最没有实惠的，比如教育培训处，对干部要求文笔出众，有正规学历，当然还要政治可靠，而其他有人事大权的处室只要政治过硬就行了。
这个说起来重要现实中次要忙起来可以不要的教培处，除我之外，处长老景是知青，文革后第一拨大学生，副处长柳如海是哲学硕士，主任科员郑红军是古典文学硕士，看起来是豪华阵容，这是一个唯一没有军转干部的处室。
新办公楼一般是3人一个办公室，而大多数处室是4名干部。郑红军对我而言是老同志，他更了解各种微妙的情况，搬家之初就琢磨好和大老文——把我当成民工的那位、雍可三位来自不同处室的人组成联合办公室，而让我和处长、副处长呆在一个办公室，开玩笑说这是让领导近距离关心我。其实我知道，搬家前郑红军和两位处长在一个办公室时，用他后来对我说的话来形容：度日如年。因为他们三人都内向，更难受的是处长副处长矛盾很深。
在中国不读书的农民之间都可能合作，但知识分子之间是最难合作的。那些处长副处长都是军转干部的未必没有矛盾，但至少不会把矛盾公开，而且在维护本处利益上很能取得一致，共同行动，而且他们对现存的上下、长幼等差序格局绝对尊重和服从，而不考虑所谓的工作能力、性格因素。
老景是陕西关中人，生活得很精细，他永远是夏天穿一件夹克衫，冬天一套自己请裁缝做的西装，说话慢悠悠的，浓浓的关中口音。每天坐班车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脚上专门在户外行走的休闲皮鞋，从带着密码的铁柜子里，拿出一双三接头黑皮鞋换上，然后就开始非常认真地擦皮鞋，吭哧吭哧起码半个多小时。我真怀疑他在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读过书，因为我看电影《辽沈战役》中，四野的参谋长刘亚楼每天都认真地插皮鞋。林总打趣说，你们这些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得最好的就是擦皮鞋。皮鞋擦得铮亮后，他就会踱进厕所，蹲上差不多一个小时。不久就是午饭了，午饭稍稍休息，必定就会去机关澡堂仔仔细细洗上一个来小时的噪。这个规律全司人都知道，有一次新调来的华副司长有急事来找他，没见人，副处长柳如海说不知道去哪里了，另外一个处的处长大声地说：肯定在厕所，叫人去厕所找他！
柳如海是河北人，有点燕赵汉子的急脾气，他当时是全司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也是司里少数几个还保留些书生意气的人之一，喜欢看书，思考问题。如果他去高校也许成就更大。同为出身农村的我能理解他为什么选择了一条并不非常适合自己的道路，因为官本位的文化对中国影响太深。古代的阮籍、李白、苏轼他们也许更适合文坛和学界，但中国几千年就是官学不分，一个人的价值最终要靠官场地位来衡量，官场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对社会的影响过于巨大。柳如海比我的负担还重，他是长子，如果为了个人的生活舒适和心灵自在，他呆在学校比官场也许更好，可为了照顾父母和兄弟姐妹，进官场是明智的选择。
老景的桌上常常一尘不染，光亮如镜；而如海的办公桌正相反，各种材料、书籍堆得高高的。
刚进这个办公室我就觉得不对劲。别的办公室三张桌子都靠在一起，处长、副处长面对面坐着，另一个科员的办工桌紧紧靠着两位领导桌子的侧面，三人围坐显得亲密团结。而我们办公室则是两位处长一致决定，三人的办公桌分别对着三堵墙，井水不犯河水。柳副处长单用一个电话，单用一个水壶，而我和老景共用电话和水壶。老景似乎有洁癖，他每次用钥匙打开门后，用一张卫生纸包着门把手，然后才推门而入。
有一天趁着如海不在，老景悄悄地给我说：小李我告诉你件事，你心里知道就是。如海是澳抗阳性，你得多注意，别和他接触太近。我想这是处长关心我吧，但因为我五岁时得过急性黄疸型肝炎，后来对肝炎做过特意了解，中国澳抗阳性的人实在太多，几乎有一个亿，只要不发生病变是不会传染的。
两位处长坐在办公室里，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两人要商量什么事情，也让我传话。而我偏偏是个爱热闹的人，真是难受死了。没事我就去大老文和郑红军他们三人的办公室，或者去李大可的办公室，他和志强兄两人在紧靠开水房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几乎是个编外的自由王国，因为王主任管不了李大可，李志强还是借调。我常借口去打开水，溜进他的办公室里谈天说地。时间长了，两位处长不干了，一次柳如海郑重地向我指出，以后少去李大可的办公室闲聊，处里有工作需要干。我发觉这司里的两大才子有点互相瞧不起，李大可念过警校，而且当过劳改中队的中队长，你想想做过基层狱警的，就和《水浒传》中的戴宗、李逵一样，什么没见过？他什么也不在乎，身上有着些江湖气；而柳如海却正好是从院校直接到机关，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劲。而老景敲打我则很讲艺术了，他委婉地告诉我，机关里最忌讳串门，没事哪怕坐在办公室里睡觉也没人管，但不要随便去别的办公室，尤其李大可这人的办公室，他有些傲气，不尊重领导，你作为新来的同志，前途一片光明，可不能受他的影响。
大可兄的办公室不能随便去了，每天夹在两座山之间的我，吃过午饭就盼望快点下班回到那间破平房。正好那时候给每个办公室配备电脑了，我就开始折腾电脑，首先自然学打字。对外交流司一位姓穆的兄弟是我眼里的电脑天才，长得高高瘦瘦的，说玉树临风他还够不上，说竹竿临风倒很恰当，他是北京人，家住中关村附近，大学也在中关村一带念的。整天没事就弄一些盗版软件给我们的电脑装上，过两天又卸了，过两天再换一些盗版软件，他的乐趣似乎就在此。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副处以上干部对电脑一窍不通，连随便装卸软件容易使电脑染毒的常识都没有，因此我只有在电脑面前，才感觉到自己有支配权。
对用微机打字，我最初是相当排斥的，因为高中、大学时，我很认真地练过欧阳洵的《九成宫》，对自己的一笔字比较自信，电脑出现以前搞文字工作的，写一笔好字往往会为自己赢得很好的印象分。每当我把给领导写的讲话，工工整整誊写在方格纸上呈上，领导多半说一句：“小伙子，字写得真不错。”于是虚荣性立马极大地满足，有点飘飘然了。有了电脑，我和别人相比，就没有优势了。
可抵触归抵触，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硬着头皮也得练打字。北京部队大院长大的英鸥翔是我们司甚至是全S部第一帅哥，比我小一岁，当时脸型很像林志颖，却长得比林的个头高。他有一双被我们称为“猫爪子”的巧手，五笔输入比打字室一些专业打字员还快，很不幸有其长必受其累，那些处级干部写的材料，多半由他敲打出来，就如大老文这位人大高材生被我误认为司机一样，英帅哥这位政法大学得高材生很容易被误认为专业打字员，而和我一起来的法学硕士岳小姐，则常被人当成专司收发的女工。
咱写的材料，总不能劳烦比自己来得还早的兄弟打，于是苦练双拼，几个月后终于扔掉钢笔，直接在键盘上写作了。
换笔尽管不乐意，但给我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从使用电脑后，我写材料的速度飞快。进部快一年的时候，我已经成了地道的材料高产者，面对如山的案牍，我无人指点想出了一个办法，我把我们司大概需要的公文和领导讲话按内容分类，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于干部表彰的，关于干部作风建设、教育培训的等等。然后每一类弄出一个领导讲话的范本出来，再根据主管副部长、司长、副司长等不同级别拟出固定的讲话口气。——这个很重要，同样一件事，不同级别的官员讲话的口气绝对不一样。就如现在的时政新闻一样，针对同样的事件发表意见，有人可以“指示”，有人可以“指出”，有人可以“强调”，有些人是“表示”或者是“说”。其实这和皇权时代皇帝死是“崩”，王侯曰薨，一般人是死同样的道理。每次草拟讲话时，将范文找出来，添上正流行的时政语言，如“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之类，加点国际国内形势，再在文字作些改动，一二三、甲乙丙如开中药铺子一样，将一篇八九千字的讲话一个上午就弄出来了。并在草稿中预留了处长、司长甚至副部长等诸位领导的修改空间。——一篇领导没法修改从而显出他水平比拟稿者高明的文章，是过犹不及的文章，反而得不到好评。
1996年10月，我到部一年，见习期满，开始定级。我被正式任命为副主任科员，这个副科级便是我在仕途所混到的最高级别。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七 再忆胡同诸人
公私两次搬家后不久，便是盛夏。
胡同里的盛夏充满着喧闹和浓浓的烟火气息。我家后面是西院，住了多少户我不知道，只有一户姓李的人家，三代同堂，我对他家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家原来只有北屋两间，后来在空阔的院里私自搭建了一间不下20平米的房子，正好对着我家西面山墙的小窗户，他们开家庭会议我都能听见。
夏天闷热，我打开窗户睡觉，很早就被这家老太太吵醒。她拉长嗓子一声声将儿子、女儿、孙子、老头子一个个唤醒，该上班的去上班，该上学的去上学。我常常听见她在窗户下和人闲聊，主要是关于他家二小子李铁锤的。他家在私建住房的南面又搭了个冲凉的小屋，利用屋顶汽油桶改装的土法太阳能热水器冲凉，夏夜老太太又会一个个地叫，让儿孙们排着队去冲凉。
这家老头是一个退休的交警，每天下午下班回家，多半会碰见满脸通红坐在大院门前的椅子上，大约他中午也喝酒，穿一身老式警服，看着《北京晚报》。他的老伴是个没有职业的家庭妇女，大儿子大约搬出去住了，很少回来看父母，小女儿和女婿住在这里，刚生个外孙女，每天早晨把女儿扔给妈妈看管，两人骑车去上班。叫铁锤的二儿子大约35岁左右，他的儿子晓鸣上小学一年级了，是个上房揭瓦的主，父母和爷爷奶奶好像都不能管教他。这个铁锤也可能没能力管教儿子，他竟然不识字，也许就读过两三年书，当初老师教给的几个字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的老婆好像是青梅竹马一起在胡同里长大的，也没有正经工作，有时在外面打零工，还挺时髦，把头发锔得发黄，这么多人，主要靠老头那点退休工资，拮据状况可想而知。
李铁锤既没有工作，又不识字，但是看上去很快乐。他每天的主要事情就是和老妈斗嘴。也许因为遗传，也许因为胡同里的环境，他的嗓门也很大，动不动就顶撞老妈，老妈气急败坏地骂他一通，他便嘻嘻哈哈地认错，好像他的心理年龄还处在青春期。有一次，我听见一个老太太对铁锤家的母亲说：前面中剪子巷有个早市，你让你家二小子去批发点小商品到早市上卖，总比吃闲饭要好。这家老太太叹了口气说：这办法不是没想过，一是自家二小子不会算账；二是二小子个性太强，碰到他喜欢的熟人，不赚钱也会将东西卖掉，而对不喜欢的客人，两句话就会吵起来，这样的人哪能做小买卖。
我在大杂院住了两年以后，李铁锤突然有了工作，他开出租了。他的父亲原来做过交警，这驾驶本和出租司机资格怎样来的，我还深表怀疑。我老婆和我议论说：连小买卖都不能做的人，可以去开出租，看来北京城没别的门路的人，最后一条路就是当出租司机。这样的出租司机一多，整个北京出租行业好得了吗？
开了出租以后，铁锤好像阿Q进了趟城，突然阔了起来，每天很早就歇工，将红色的富康停在院门口，人未进门，已闻其声，要么是“妈，我回来了，买了做熟的猪头肉。”要么是：“妈，我给爸买了两瓶酒，还有买了两斤草莓。”铁锤是个孝子。
中剪子巷有一间杂货店，老板是个腿有点毛病的残疾人，我常去这店买东西，对他最深的印象是这人身残志坚，胸怀全球。有一回去买方便面，他正在和一帮闲人喝着二锅头，就着花生米，争论起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能不能顶住老美——那时美国的轰炸还没有开始，正在搞外交上的拉锯战。这哥们一拍桌子，大叫：“老米真他妈的牛，是条汉子，连老美都不怕的人，这世上有几个？”我催促他给拿方便面，他盯了我一眼说，“急什么？没看着我忙着吗？”
大院右侧的门房住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孤身汉子，大伙都叫他老白，不知其名，整天沉默寡言，不搭理人，他靠给人装门窗、土暖气、上下水卫生，卫生日子好像还比较富足。晚上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在屋里吹笛子，多幽远而哀怨的曲调。有一次，我听见小侯的媳妇和老黄当小学老师的媳妇在悄悄地议论老白，好像是说他老不正经，晚上带女的进他那间小房。——我当时就觉得真是爱管闲事的女人，没有媳妇的老白，偶尔有这种行为完全是基于人性。也许是因为老白的日子比他们过得好，而心生嫉妒。
有一天我请老白给我家装上下水——因为以前我得到院里的公共水龙头打水。闲聊起来才知道他和我老婆是同乡，家在山西定襄，也就是五台山下出了阎锡山、薄一波的那个县。因为这层关系，他给我说起往事，叹息道：“我这一辈子生生被耽误了，可又找不出耽误我的具体的个人，连报仇的对象都找不到。”
定襄是山西文风鼎盛的地方，老白高中时口无遮拦，在同学中散布要人权要自由的言论，高三那年正是庐山会议，老彭被打倒，他更是语出惊人，说自古皇帝凡是坐稳了江山，打江山的武将们就不会有好下场，不把他们搞掉，坐江山的人睡不好觉。这话被上面知道了，老账新账一起算，开除学籍，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劳教。
在兴凯湖农场老白九死一生，好在他这个人心灵手巧。农场的拖拉机坏了，他照着书本能给修好，电工、钳工、焊工也是自己摸索着学会干。因此管教干部很重视他，日子比别的劳教人员好过。
等老邓复出，落实政策，他找有关部门交涉，要求补偿。可当年把他弄到兴凯湖，只是凭一句话，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连平反赔偿的依据也没有。父母已经故去了，他只好来投奔嫁到北京的姐姐，好在有一门技术，能自己养活自己。从兴凯湖出来，当年的小伙子已经人到中年，伶牙俐齿已变得木讷沉默。
去年我去那个院子办事，将车停在院门口，老白正在焊接一个铁窗户，看到我抬起头打招呼：小伙混得不错呀，几年不见有私家车了。我寒暄了两句，心想：这老白年轻时的见识、智力并不比我这样的人差，可惜生在那个时代。在大的政治局势面前，人只是草芥。
我所居胡同往东拐进另一条小胡同，里面住着一个年纪更大的孤老头，大约有八十多岁，佝偻着背，白发白须，有时还捡垃圾桶里别人没喝完的饮料和食品，有些好心的人看不下去，去买一屉热腾腾的包子送给他。有一天我在胡同里一个外地人开的理发店理完发，他进来了，拿出两块钱，让人给他理发。店主是个年轻的姑娘，她推开递过来的钱，说，大爷，给你把头剃干净就是了，哪能要你的钱。
搬离这个胡同的前一年，我就再没有看到过这位孤老头，也许他已经死去了。对这样孤苦伶仃的人来说，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大部小吏三年半连载之八：第一次出差
1996年的秋风起时，我意识到自己来这个衙门已经快一年了，适应了案牍工作，也熟悉了明明暗暗而相当微妙的人事关系，但我对这种工作产生了厌烦情绪。这种情绪来得实在太早，但没办法，我是一个永远不满足重复工作的人。
而机关的工作，就是重复。工作内容、人际关系、办公环境甚至思维模式都在重复。大可兄其实也是误入机关，因为他的性格也不甘寂寞。他有一次对我说，某些老机关，有些人二十来岁进去，六十岁退休，几十年来都在同一栋办公楼上班，在同一个食堂吃饭，感冒了去同一个医务室拿药，只是随着职务升迁，办公室有所调换，办公桌有所更新而已。
“你说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他盯着眼睛问我，而我哈哈一笑说：“老兄，这样的日子咱们不是也过得很来劲么？”
“是呀，人就是这样贱，不满意这不满意那，口头上说说而已，该当孙子还得当孙子。这点我明白但是做不好，你可别和我一样，在机关这样会吃亏的。”他长长地吐出几个烟圈。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早晨骑单车经过正在大兴土木的平安路工地，8：30左右到了机关，那些能搭机关班车的人也陆续下车，提着差别不大的公文包，腆着肚子进了大楼，年资浅如我这样的人先去把开水打了，回来后泡上一杯茶，等待领导布置任务。
不是每天有非干不可的活，大多数时间是发呆一阵子，再去拿报纸，看完报纸，等着中午那顿免费午餐。午餐时算是机关里一种兴趣相投的自由组合，在食堂里经常在一起吃饭的保准是比较投缘的人。我和人事司以及其他司几个年轻人午饭时，凑在一起天南海北瞎侃，一般而言我是主讲，说到兴起，我以为还在那个工厂，一拍饭桌，忘情地大说两声，其他饭桌的人会投来惊异的目光。
午饭后会玩一回电脑游戏，然后去公共澡堂洗澡，洗澡完毕回到办公室，干点杂活，等着下班。那些日子，正流行《金庸群侠传》和《仙剑奇缘》，电脑天才大穆帮我把这两个游戏拷到电脑上，排斥电脑的我一下子着迷了，觉得比看小说有意思多了。尤其是李逍遥初出江湖时，没有武功也没有经验，可是他却拥有爱情。赵灵儿的痴情，林月如的刁蛮，苗家小妹的温柔，多么幸福呀。可年轻的男人志在江湖，这些情感都挡不住他去追寻名声和地位的脚步，最后他成了武功盖世的大侠，而爱他的和他爱的美丽女子要么香消玉殒，要么凄然离去。
我想，每个人都有李逍遥初出江湖时的豪情万丈，每个人的人生也都有他那样的不得已。游戏over时，我流泪了，不敢再去玩一遍。
机关三年半，影响我最大的文化产品竟然是一种电脑游戏。
大可兄看到我的无聊，说你来机关快一年了，还没出过差，我带你出去一趟吧。他找了个调研下面政工信息渠道的题目，向已经开始主持全面工作的华副司长申请出去一趟。大可在华副司长原来主政的大学进修过两年，算是有师生情份，华副司长批准了，出差地点是四川、云南，这两个地方以前我从来没去过却梦寐以求。
我俩的级别都不够坐飞机，便坐火车晃晃荡荡到了成都，那正是桂花飘香的时候，一到蓉城，闻到那些草木味道，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当地厅人事处孟处长出面接待，凭着口音互问老家，原来是同一个县的老乡，他转业留在四川。他对我笑着说：少不入川可不是夸张哟，年轻人到了这地方，山清水秀加美女美食，哪个还想回老家。我说果然，我的弟弟当兵在四川乐山，转了志愿兵，在当地找了房媳妇，看来也不愿意回湘了。
这样一提，孟处长立马说，到了四川还不去看弟弟，一定安排你们去乐山，以后你弟弟有啥事需要我照顾的尽管说，一个县的老乡这太亲了。
一直陪着我们的一个小伙子是公安专科学校毕业的，姓严，十分的干练。他父亲是贺龙的部下，山西人，当年随大军进川，听说成都这样的山西人还不少。他算是把山西、四川南北两地的精明劲结合一身。
去看青城山都江堰的时候，我对四川人爱摆龙门阵算是有了切身的体会。在道观的院子里，我们坐着喝茶，当地劳教局的办公室主任，是个典型的成都人，白白胖胖，一开口拐把子话如泉水不断。他指着后面一个地方说，这里有个山洞，原来是张天师在里面修炼的。谁知道旁边一个扫地的老道听到了，开腔道：“你搞不清楚莫要乱说，误导人家外地客人。张天师可不在这个洞里修炼，他修炼的洞里这里还有好几里路。”
这位办公室主任一听不干了，有损他博学的形象，便说我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那还有假？
那位老道说我几十年前就来到这里当道士，不比你晓得清楚，那些写书的爱胡说八道挣钱，哪能相信。
两人你来我往没个完。最后老道搬来一条长凳，坐到旁边两人开始对聊，话题已经不限于张天师，漫无边际地扯开了，一下子快两个小时过去了，如果不催促他们，这龙门阵还得摆下去。
弟弟在乐山一座大山里面的某军用仓库当志愿兵，我俩已经快五年没见面了。他只小我一岁半，小时候发育比我快，人家常把他当哥哥。砍柴、放牛、插田、割稻他都比我在行，也比我勤快，深得我妈的喜爱，而我常常想方设法逃避农活，如此对比之下，我妈当然不喜欢我。我大一那年，他拿了张高中文凭，来四川当兵，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几乎没任何希望考上大学。
小时候尽管在一起有打不完的架，互相在妈妈面前告密，但长大后相隔两地，那种手足之情感觉十分浓烈。孟处长原来是成都军区后勤部的一位团职干部，对我弟弟所在军用仓库的人事十分熟悉，我去乐山之前，他给那个仓库的政委打了电话，因此这位政委也出来宴请我们。
凡是在家能深得妈妈喜欢的男孩，长大后一般会深得领导喜欢，因为他会察言观色，他会哄领导高兴，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政委十分器重他，这小子也会来事，他管全仓库的伙食采购，常常会自觉地用公款买来米、菜、肉，挨家挨户送到仓库各位领导的家中，那些领导的妻子更是对他赞不绝口。这位政委是个见识不凡、很有抱负的人，大约和他出身军人世家有关系，我们酒一喝，开始聊各种政治传闻、历史掌故以及军事热点话题，两人很投缘，他感慨地说：你的弟弟要是能读书像你这样，他前途不可限量。
我说，读书如我，性格就不可能像他现在这样好。人的命，天注定，不可能什么都占。
我去弟弟岳父家拜见长辈，他的妻子是个独生女，长得小巧白净，伶牙俐齿的，典型的四川妹子，难怪把我弟弟拴住了。为此我老妈很是不高兴，因为我和我哥哥都在外省，她希望她最疼爱的满崽能转业回家，可是这个希望也落空了。
那次去四川，几乎每天泡在酒缸里，因为刚到成都，老乡孟处长就说过，一定要让我们把四川的“六朵金花”喝过遍，所谓“六朵金花”者，乃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郎酒、沱牌曲酒，再加上后起之秀全兴大曲。我在去云南的火车上还醉醺醺的，差点和人吵架。
川滇之间的铁路，架设在万壑青山之间，火车像驴一样爬着，好在喝多了，不觉得烦闷，一觉就过去了。
到了昆明，云南省厅人事处的一位姓马的女科长来接站，坐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就开始聊起来。我听她的普通话非常标准，云南、四川土生土长的很少能说到这样子。便问：你不是云南人？普通话说得真好。
她说，我在北方上的大学，读的是中文，当然比本地人说得好。
再往下聊，原来我们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毕业的，她离校那年我进校，你说巧不巧，两人同时惊呼：真是缘份。——那时范伟先生还没有大红大紫，这句话还未流行。
认了师姐，在云南的感觉更好。我记得那时候的昆明还没有开始大的拆迁，圆通寺旁边著名的过桥米线店还是土墙黑瓦的老房子，上楼得踩着木楼梯，咯吱咯吱响。顺城街也全是老房子，马师姐带着我去吃那里的回族菜，那味道至今怀念。师姐问我：这和咱们在兰州吃的回族菜不一样吧。
回族真是个聪明的民族，同样的牛羊肉、菜蔬，在他们的手下，做出来的味道更好。在兰州，味道好的饭店十有八九是回族人开的。前不久在msn上问隐居昆明的著名美食家兼网络写手和菜头同志，顺城街那些回族老店还在么？他十分悲伤地告诉我：拆鸟，俺们边疆的城市也要与时俱进，学内地的现代化。
第一次去云南，就在昆明打转，对西山、滇池的记忆不深。记得晚上自己一个人去翠湖边溜达，看着当地人在唱歌跳舞，显得很快乐。还去蔡锷当年做都督的地方凭吊一番，这是一个邵阳人很正常的心结。去了趟云南师范大学，满校园找西南联大的痕迹，找到了纪念碑，还有一个铁皮顶的房子。
第一次出差去川滇，能碰上同县的老乡和同系的师姐，我当时觉得自己是有福气的人。
公私两次搬家后不久，便是盛夏。
胡同里的盛夏充满着喧闹和浓浓的烟火气息。我家后面是西院，住了多少户我不知道，只有一户姓李的人家，三代同堂，我对他家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家原来只有北屋两间，后来在空阔的院里私自搭建了一间不下20平米的房子，正好对着我家西面山墙的小窗户，他们开家庭会议我都能听见。
夏天闷热，我打开窗户睡觉，很早就被这家老太太吵醒。她拉长嗓子一声声将儿子、女儿、孙子、老头子一个个唤醒，该上班的去上班，该上学的去上学。我常常听见她在窗户下和人闲聊，主要是关于他家二小子李铁锤的。他家在私建住房的南面又搭了个冲凉的小屋，利用屋顶汽油桶改装的土法太阳能热水器冲凉，夏夜老太太又会一个个地叫，让儿孙们排着队去冲凉。
这家老头是一个退休的交警，每天下午下班回家，多半会碰见满脸通红坐在大院门前的椅子上，大约他中午也喝酒，穿一身老式警服，看着《北京晚报》。他的老伴是个没有职业的家庭妇女，大儿子大约搬出去住了，很少回来看父母，小女儿和女婿住在这里，刚生个外孙女，每天早晨把女儿扔给妈妈看管，两人骑车去上班。叫铁锤的二儿子大约35岁左右，他的儿子晓鸣上小学一年级了，是个上房揭瓦的主，父母和爷爷奶奶好像都不能管教他。这个铁锤也可能没能力管教儿子，他竟然不识字，也许就读过两三年书，当初老师教给的几个字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的老婆好像是青梅竹马一起在胡同里长大的，也没有正经工作，有时在外面打零工，还挺时髦，把头发锔得发黄，这么多人，主要靠老头那点退休工资，拮据状况可想而知。
李铁锤既没有工作，又不识字，但是看上去很快乐。他每天的主要事情就是和老妈斗嘴。也许因为遗传，也许因为胡同里的环境，他的嗓门也很大，动不动就顶撞老妈，老妈气急败坏地骂他一通，他便嘻嘻哈哈地认错，好像他的心理年龄还处在青春期。有一次，我听见一个老太太对铁锤家的母亲说：前面中剪子巷有个早市，你让你家二小子去批发点小商品到早市上卖，总比吃闲饭要好。这家老太太叹了口气说：这办法不是没想过，一是自家二小子不会算账；二是二小子个性太强，碰到他喜欢的熟人，不赚钱也会将东西卖掉，而对不喜欢的客人，两句话就会吵起来，这样的人哪能做小买卖。
我在大杂院住了两年以后，李铁锤突然有了工作，他开出租了。他的父亲原来做过交警，这驾驶本和出租司机资格怎样来的，我还深表怀疑。我老婆和我议论说：连小买卖都不能做的人，可以去开出租，看来北京城没别的门路的人，最后一条路就是当出租司机。这样的出租司机一多，整个北京出租行业好得了吗？
开了出租以后，铁锤好像阿Q进了趟城，突然阔了起来，每天很早就歇工，将红色的富康停在院门口，人未进门，已闻其声，要么是“妈，我回来了，买了做熟的猪头肉。”要么是：“妈，我给爸买了两瓶酒，还有买了两斤草莓。”铁锤是个孝子。
中剪子巷有一间杂货店，老板是个腿有点毛病的残疾人，我常去这店买东西，对他最深的印象是这人身残志坚，胸怀全球。有一回去买方便面，他正在和一帮闲人喝着二锅头，就着花生米，争论起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能不能顶住老美——那时美国的轰炸还没有开始，正在搞外交上的拉锯战。这哥们一拍桌子，大叫：“老米真他妈的牛，是条汉子，连老美都不怕的人，这世上有几个？”我催促他给拿方便面，他盯了我一眼说，“急什么？没看着我忙着吗？”
大院右侧的门房住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孤身汉子，大伙都叫他老白，不知其名，整天沉默寡言，不搭理人，他靠给人装门窗、土暖气、上下水卫生，卫生日子好像还比较富足。晚上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在屋里吹笛子，多幽远而哀怨的曲调。有一次，我听见小侯的媳妇和老黄当小学老师的媳妇在悄悄地议论老白，好像是说他老不正经，晚上带女的进他那间小房。——我当时就觉得真是爱管闲事的女人，没有媳妇的老白，偶尔有这种行为完全是基于人性。也许是因为老白的日子比他们过得好，而心生嫉妒。
有一天我请老白给我家装上下水——因为以前我得到院里的公共水龙头打水。闲聊起来才知道他和我老婆是同乡，家在山西定襄，也就是五台山下出了阎锡山、薄一波的那个县。因为这层关系，他给我说起往事，叹息道：“我这一辈子生生被耽误了，可又找不出耽误我的具体的个人，连报仇的对象都找不到。”
定襄是山西文风鼎盛的地方，老白高中时口无遮拦，在同学中散布要人权要自由的言论，高三那年正是庐山会议，老彭被打倒，他更是语出惊人，说自古皇帝凡是坐稳了江山，打江山的武将们就不会有好下场，不把他们搞掉，坐江山的人睡不好觉。这话被上面知道了，老账新账一起算，开除学籍，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劳教。
在兴凯湖农场老白九死一生，好在他这个人心灵手巧。农场的拖拉机坏了，他照着书本能给修好，电工、钳工、焊工也是自己摸索着学会干。因此管教干部很重视他，日子比别的劳教人员好过。
等老邓复出，落实政策，他找有关部门交涉，要求补偿。可当年把他弄到兴凯湖，只是凭一句话，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连平反赔偿的依据也没有。父母已经故去了，他只好来投奔嫁到北京的姐姐，好在有一门技术，能自己养活自己。从兴凯湖出来，当年的小伙子已经人到中年，伶牙俐齿已变得木讷沉默。
去年我去那个院子办事，将车停在院门口，老白正在焊接一个铁窗户，看到我抬起头打招呼：小伙混得不错呀，几年不见有私家车了。我寒暄了两句，心想：这老白年轻时的见识、智力并不比我这样的人差，可惜生在那个时代。在大的政治局势面前，人只是草芥。
我所居胡同往东拐进另一条小胡同，里面住着一个年纪更大的孤老头，大约有八十多岁，佝偻着背，白发白须，有时还捡垃圾桶里别人没喝完的饮料和食品，有些好心的人看不下去，去买一屉热腾腾的包子送给他。有一天我在胡同里一个外地人开的理发店理完发，他进来了，拿出两块钱，让人给他理发。店主是个年轻的姑娘，她推开递过来的钱，说，大爷，给你把头剃干净就是了，哪能要你的钱。
搬离这个胡同的前一年，我就再没有看到过这位孤老头，也许他已经死去了。对这样孤苦伶仃的人来说，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大部小吏三年半连载之八：第一次出差
1996年的秋风起时，我意识到自己来这个衙门已经快一年了，适应了案牍工作，也熟悉了明明暗暗而相当微妙的人事关系，但我对这种工作产生了厌烦情绪。这种情绪来得实在太早，但没办法，我是一个永远不满足重复工作的人。
而机关的工作，就是重复。工作内容、人际关系、办公环境甚至思维模式都在重复。大可兄其实也是误入机关，因为他的性格也不甘寂寞。他有一次对我说，某些老机关，有些人二十来岁进去，六十岁退休，几十年来都在同一栋办公楼上班，在同一个食堂吃饭，感冒了去同一个医务室拿药，只是随着职务升迁，办公室有所调换，办公桌有所更新而已。
“你说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他盯着眼睛问我，而我哈哈一笑说：“老兄，这样的日子咱们不是也过得很来劲么？”
“是呀，人就是这样贱，不满意这不满意那，口头上说说而已，该当孙子还得当孙子。这点我明白但是做不好，你可别和我一样，在机关这样会吃亏的。”他长长地吐出几个烟圈。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早晨骑单车经过正在大兴土木的平安路工地，8：30左右到了机关，那些能搭机关班车的人也陆续下车，提着差别不大的公文包，腆着肚子进了大楼，年资浅如我这样的人先去把开水打了，回来后泡上一杯茶，等待领导布置任务。
不是每天有非干不可的活，大多数时间是发呆一阵子，再去拿报纸，看完报纸，等着中午那顿免费午餐。午餐时算是机关里一种兴趣相投的自由组合，在食堂里经常在一起吃饭的保准是比较投缘的人。我和人事司以及其他司几个年轻人午饭时，凑在一起天南海北瞎侃，一般而言我是主讲，说到兴起，我以为还在那个工厂，一拍饭桌，忘情地大说两声，其他饭桌的人会投来惊异的目光。
午饭后会玩一回电脑游戏，然后去公共澡堂洗澡，洗澡完毕回到办公室，干点杂活，等着下班。那些日子，正流行《金庸群侠传》和《仙剑奇缘》，电脑天才大穆帮我把这两个游戏拷到电脑上，排斥电脑的我一下子着迷了，觉得比看小说有意思多了。尤其是李逍遥初出江湖时，没有武功也没有经验，可是他却拥有爱情。赵灵儿的痴情，林月如的刁蛮，苗家小妹的温柔，多么幸福呀。可年轻的男人志在江湖，这些情感都挡不住他去追寻名声和地位的脚步，最后他成了武功盖世的大侠，而爱他的和他爱的美丽女子要么香消玉殒，要么凄然离去。
我想，每个人都有李逍遥初出江湖时的豪情万丈，每个人的人生也都有他那样的不得已。游戏over时，我流泪了，不敢再去玩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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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兄看到我的无聊，说你来机关快一年了，还没出过差，我带你出去一趟吧。他找了个调研下面政工信息渠道的题目，向已经开始主持全面工作的华副司长申请出去一趟。大可在华副司长原来主政的大学进修过两年，算是有师生情份，华副司长批准了，出差地点是四川、云南，这两个地方以前我从来没去过却梦寐以求。
我俩的级别都不够坐飞机，便坐火车晃晃荡荡到了成都，那正是桂花飘香的时候，一到蓉城，闻到那些草木味道，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当地厅人事处孟处长出面接待，凭着口音互问老家，原来是同一个县的老乡，他转业留在四川。他对我笑着说：少不入川可不是夸张哟，年轻人到了这地方，山清水秀加美女美食，哪个还想回老家。我说果然，我的弟弟当兵在四川乐山，转了志愿兵，在当地找了房媳妇，看来也不愿意回湘了。
这样一提，孟处长立马说，到了四川还不去看弟弟，一定安排你们去乐山，以后你弟弟有啥事需要我照顾的尽管说，一个县的老乡这太亲了。
一直陪着我们的一个小伙子是公安专科学校毕业的，姓严，十分的干练。他父亲是贺龙的部下，山西人，当年随大军进川，听说成都这样的山西人还不少。他算是把山西、四川南北两地的精明劲结合一身。
去看青城山都江堰的时候，我对四川人爱摆龙门阵算是有了切身的体会。在道观的院子里，我们坐着喝茶，当地劳教局的办公室主任，是个典型的成都人，白白胖胖，一开口拐把子话如泉水不断。他指着后面一个地方说，这里有个山洞，原来是张天师在里面修炼的。谁知道旁边一个扫地的老道听到了，开腔道：“你搞不清楚莫要乱说，误导人家外地客人。张天师可不在这个洞里修炼，他修炼的洞里这里还有好几里路。”
这位办公室主任一听不干了，有损他博学的形象，便说我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那还有假？
那位老道说我几十年前就来到这里当道士，不比你晓得清楚，那些写书的爱胡说八道挣钱，哪能相信。
两人你来我往没个完。最后老道搬来一条长凳，坐到旁边两人开始对聊，话题已经不限于张天师，漫无边际地扯开了，一下子快两个小时过去了，如果不催促他们，这龙门阵还得摆下去。
弟弟在乐山一座大山里面的某军用仓库当志愿兵，我俩已经快五年没见面了。他只小我一岁半，小时候发育比我快，人家常把他当哥哥。砍柴、放牛、插田、割稻他都比我在行，也比我勤快，深得我妈的喜爱，而我常常想方设法逃避农活，如此对比之下，我妈当然不喜欢我。我大一那年，他拿了张高中文凭，来四川当兵，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几乎没任何希望考上大学。
小时候尽管在一起有打不完的架，互相在妈妈面前告密，但长大后相隔两地，那种手足之情感觉十分浓烈。孟处长原来是成都军区后勤部的一位团职干部，对我弟弟所在军用仓库的人事十分熟悉，我去乐山之前，他给那个仓库的政委打了电话，因此这位政委也出来宴请我们。
凡是在家能深得妈妈喜欢的男孩，长大后一般会深得领导喜欢，因为他会察言观色，他会哄领导高兴，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政委十分器重他，这小子也会来事，他管全仓库的伙食采购，常常会自觉地用公款买来米、菜、肉，挨家挨户送到仓库各位领导的家中，那些领导的妻子更是对他赞不绝口。这位政委是个见识不凡、很有抱负的人，大约和他出身军人世家有关系，我们酒一喝，开始聊各种政治传闻、历史掌故以及军事热点话题，两人很投缘，他感慨地说：你的弟弟要是能读书像你这样，他前途不可限量。
我说，读书如我，性格就不可能像他现在这样好。人的命，天注定，不可能什么都占。
我去弟弟岳父家拜见长辈，他的妻子是个独生女，长得小巧白净，伶牙俐齿的，典型的四川妹子，难怪把我弟弟拴住了。为此我老妈很是不高兴，因为我和我哥哥都在外省，她希望她最疼爱的满崽能转业回家，可是这个希望也落空了。
那次去四川，几乎每天泡在酒缸里，因为刚到成都，老乡孟处长就说过，一定要让我们把四川的“六朵金花”喝过遍，所谓“六朵金花”者，乃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郎酒、沱牌曲酒，再加上后起之秀全兴大曲。我在去云南的火车上还醉醺醺的，差点和人吵架。
川滇之间的铁路，架设在万壑青山之间，火车像驴一样爬着，好在喝多了，不觉得烦闷，一觉就过去了。
到了昆明，云南省厅人事处的一位姓马的女科长来接站，坐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就开始聊起来。我听她的普通话非常标准，云南、四川土生土长的很少能说到这样子。便问：你不是云南人？普通话说得真好。
她说，我在北方上的大学，读的是中文，当然比本地人说得好。
再往下聊，原来我们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毕业的，她离校那年我进校，你说巧不巧，两人同时惊呼：真是缘份。——那时范伟先生还没有大红大紫，这句话还未流行。
认了师姐，在云南的感觉更好。我记得那时候的昆明还没有开始大的拆迁，圆通寺旁边著名的过桥米线店还是土墙黑瓦的老房子，上楼得踩着木楼梯，咯吱咯吱响。顺城街也全是老房子，马师姐带着我去吃那里的回族菜，那味道至今怀念。师姐问我：这和咱们在兰州吃的回族菜不一样吧。
回族真是个聪明的民族，同样的牛羊肉、菜蔬，在他们的手下，做出来的味道更好。在兰州，味道好的饭店十有八九是回族人开的。前不久在msn上问隐居昆明的著名美食家兼网络写手和菜头同志，顺城街那些回族老店还在么？他十分悲伤地告诉我：拆鸟，俺们边疆的城市也要与时俱进，学内地的现代化。
第一次去云南，就在昆明打转，对西山、滇池的记忆不深。记得晚上自己一个人去翠湖边溜达，看着当地人在唱歌跳舞，显得很快乐。还去蔡锷当年做都督的地方凭吊一番，这是一个邵阳人很正常的心结。去了趟云南师范大学，满校园找西南联大的痕迹，找到了纪念碑，还有一个铁皮顶的房子。
第一次出差去川滇，能碰上同县的老乡和同系的师姐，我当时觉得自己是有福气的人。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连载之九：初识老牛和携妻回乡
从四川、云南出差回京不久，天气开始冷了起来。北京的冬天来得格外迅猛，一夜秋风凋碧树，某天早晨起来，感觉到寒气，看那满街的槐叶黄黄的散落一地，就知道冬天来了，该生炉子挂棉帘子了。
入冬后，人事司开了一个几年来规模最大的表彰会，表彰全国首届法律服务三十佳，即律师、公证员、司法助理员各十佳。十佳如何出炉很有学问，既要有代表性又要照顾到方方面面，英鸥翔所在的表彰处主要干这个活，他们处三人，一处长一副处加上副主任科员的他，主要的杂活自然由他干。这些人先由各省推荐，然后初选，再确定一个候选名额，在报纸上发布，由读者自由投票。三十佳中，十佳律师最受关注，候选人包括那些声望很高，很受上层器重的律师，也包括那些在基层为小老百姓维权但收入不高的律师，也有一部分是业务做得好、收入好和上层关系不错的律师。
投票者必须把某日刊登在《天平日报》的选票剪下，填好邮送到评选办公室，那时候《天平日报》的发行量还有70多万份，可一般的读者谁吃饱了没事干，给你填选票?
大多是地方的有关部门组织填票。更有意思的是，一位黑龙江的律师，已在北京开业，此人长袖善舞，也是候选人之一。他早早地找《天平日报》的熟人，给他加印几千份当天的报纸，然后花钱购买，请人填写，这点钱对大律师来说算什么？可得票稳稳地名列前茅，其收益则是巨大的，多少年过去了，至今我看这位律师的介绍，还是“首届全国十佳律师”。中国的投票，如此好像不算什么秘密，据说“百花”、“金鸡”电影奖也是如此。
十佳中有一个律师我十分敬佩，他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文革”饱受折磨，后来做律师专为弱势者维权，他以诗一样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的遭遇。几年后我在报纸上又看到关于他的新闻，某次庭辩中，他被法官打了。满头白发的他说自己是全国十佳律师，那位该叫他叔叔的年轻法官说：我打的就是十佳律师。后来听说他皈依佛门，成了居士。
三十佳在一起合影时，对比很强烈，十佳律师、十佳公证员多是衣冠楚楚，气度轩昂。而一些来自山沟沟的司法助理员，则和刨地的农民没任何区别。
这三十人里面，牛德贵最土气。
牛德贵是三十佳来得最晚的人，第二天就要开会，去人民大会堂受领导人接见，前一天晚饭时牛德贵还没到，真把人急死了。打电话问他所在的甘肃省，说老牛已经在火车上了。其他的代表除了山东、河北、山西离北京很近的省区外，大部分坐飞机来京，这位老牛，得坐近四十个小时的火车。——当时火车还没提速，我自兰大毕业后，就是如此摇摇晃晃坐到北京的。而且听该省厅的人说，这老牛从来没来过北京，如果出了点事咋办？司领导很恼火，私下里说甘肃省厅真不会办事，连一张飞机票都不愿意出。
谢天谢地，晚上十点，我和郑红军、英鸥翔终于在北京火车站接到了老牛。他穿着一身黄色的制服，戴着大盖帽，一看就是他们省自己搞的司法助理员服装，公安不像公安，共商不像工商，税务不像税务，属于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清理的“乱着装”，但我明白老牛这些在基层的人，对这样 “地方粮票”制服是很在意的，否则就唬不住人。他的脚下穿着在北京连民工都不穿的解放胶鞋！一脸深深的皱纹，有如黄土塬上被水冲刷的沟壑，快六十岁的他，竟然坐的是硬座，当地有关部门连张卧铺都不给买，遑论坐飞机了！他用一双如钳子般的黑手，握住我们，连连说，让你久等了。
一路上看到车外的灯火辉煌，老牛问这问那，他讲一口河西走廊的土话，我问他是甘肃哪达的，他说是甘肃古浪的，小地方，你们不一定知道。他用方言读成了“姑娘”。这个地方是武威行署下辖的一个县，是河西走廊中比较贫困的县，因为它正好处在千里平阔的走廊中部凸出的山区，主要靠天吃饭。因为我大学时，寝室里住来一个自考生老秦就是古浪的，一口方言，我毕业前和宿舍的兄弟一起去老秦家，他家在县城，父亲是一个当地小官员，对儿子的朋友是十分的热情周到，至今让我感念。因此接站的三人里面，只有我能听懂老牛的话。
我说，古浪我知道，属武威，原来西征军一个军红九军在这里被马家军围剿，全军覆灭，我去过这地方。
一听我去过古浪，老牛激动得如他乡逢故知。刚在宾馆里住下，他想给省厅打个电话报平安，却不知道怎样用电话，还是找到郑红军给他拨通去兰州的长途。
第二天就是在大会堂的表彰会，一个来自湖北的司法助理员不愧是九头鸟，事前和我套近乎，塞给我一个傻瓜相机，恳请我当领导人和他握手时，快速拍几张照片，让他带回去放大挂在办公室上。我照叮嘱做了，而老牛显然不可能有这种政治头脑，我找专门摄影的哥们，把领导单独和老牛握手的照片加洗几张，送给老牛，他又是千恩万谢。
会议完毕，照例得请这些人上天安门城楼，游故宫，那些大律师不屑，纷纷告假，老牛则十分感动，每一处看得十分仔细，临了他非得买许多小贩叫卖的纪念品，说好歹来了回天安门，是前世修来的服气，得买些纪念品回去，让老婆孩子看看。
牛德贵走的时候，我俩依依不舍。他说自己老了，这辈子恐怕不可能再来北京了，你也很难去我那个山沟沟，这一别以后可能再就见不上面了。
没想到，上天厚爱，这仅仅是我和老牛交往的开始。
表彰会一完，就是元旦；元旦一过，临近春节。我和老婆结婚一年多了，还没能带回去见父母，1997年春节无论如何得携新妇回家。
我家只有一条吉普车可以凑合通行的毛马路通乡上，乡上再有一条碎石路通集镇，集镇离昭州市还有二十多公里，而昭州市到省会长沙有约6个小时的火车。我一人则无所谓，带着城市里长大的老婆，我有点头痛，鄙乡治安不靖，天下闻名。思来想去，我只好打电话给两个人。
一个电话给省厅人事处一位昭州老乡小魏，他某次来北京开会，十分投缘。一个电话给昭州市局我的一位远房亲戚廖科长。这位远房亲戚中学是我的学长，我入校那年他考上中南政法学院，是我中学时代的楷模，我高考前他还写了好几封信鼓励我。他从我父母那里得知我进了他所在系统最高领导机关，这条线自然又续起来了。我刚进s部，得小心谨慎，不敢招摇，不得已才托私人帮忙。
回到湖南才知道，在官场那哪有纯粹的私人交情？但完全说没一点私交也不对，反正是公中有私，私中有公，难以细分。
在长沙时小魏来接了，他已经报告了处长，处长也曾认识，对一个刚进上级机关的老乡来说，既不能得罪又没必要太热情。处长出面喝顿酒，派人把我和老婆送上火车，带上两瓶酒鬼两条芙蓉王，做得极有分寸。
到了昭州市，就不一样了，也许是因为省厅的处长打过电话，他们的局长亲自出马了，越到基层这种风气越明显。酒宴上当然是互相吹捧，我说太麻烦对方了，对方肯定是说应该的，为有一个老乡在本系统最高部门感觉高兴。总体说来，我们昭州人是豪爽的，即使是进了官场，或者进了黑道，不得不遵循某种潜规则，但喝起酒来，还是侠气十足。我的那位远房亲戚，上次见面我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中学生，这次他看到我从上级机关回乡，自然有种与有荣焉的自豪。他已非当年在信中谆谆教导我的大学生了，当了劳教科科长的他也算是当地的一个人物了，举手投足的风格和大可兄太像了。
在这位亲戚陪着我俩逛市容的时候，在临近市政府的广场上，看到某个北方来的歌舞团，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大跳脱衣舞，围观者少长咸集，我老婆哪见过这架势，问那位亲戚，这样明目张胆你们也不管？亲戚答曰：这叫自由开放，连这个都管管得过来么？只要不偷不抢就阿弥陀佛了。
科长亲戚弄了一辆越野车，在阴历二十七把我送到家。我父母十分高兴，儿子带着新媳妇，在当地官员陪同下回家，给他们很长脸。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带着老婆，在堂屋的祖宗灵位前烧纸钱磕头，告诉列祖列宗，他的又一位后代娶老婆回家了。
从进我家门开始，城里长大的媳妇开始一点点感觉湘中农村宗法力量之强大。我得带着她一家家去长辈那里拜谒，提上一些并不贵重的礼物。爷爷、伯叔辈一大群，她根本分不清，也听不懂我们的讲话，就像一个哑巴一样。
那年我弟弟没回家过年，我哥哥带着嫂子、侄女回来了，在我二婶家，我媳妇和我嫂子如坐针毡地呆了一个小时。我二伯已经去世，二婶那年已经七十六岁了，家里十分贫困。我和哥哥一人给了五十元钱给她，她已经兴奋得不得了啦。看到两位城里来的侄儿媳，也十分热情，用脏乎乎的土碗倒茶给大家喝，两妯娌哪敢下咽。几尺外就是猪栏，猪粪味直冲鼻孔，鸡在地上走来走去，随意拉屎。当我二婶要留我们吃饭时，她俩更受不了，暗中让我侄女闹着回我家，只好让我和哥哥作代表留下午餐。
初二去我舅舅家拜年，要过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河流上有石坝，石坝上有石墩，此时春潮已涨，水灭了石墩。我们得涉水而过。朝河那边高喊，舅舅家几个表兄弟拿着套靴过来，让我媳妇和我嫂子换上，我和哥哥则赤脚而过。
过了河，离舅舅家只有三百来米，我们开始放大炮，到了屋门口，换放鞭炮，这是我们小时候来拜年的规矩，那时候外公还在。我和哥哥最后把一挂鞭炮扔到舅舅的堂屋里，告诉故去的外公，外孙们携媳妇来拜年了。
媳妇对我老家几点感受，一是人不守规矩，老看到人争吵；二是冬天真冷，在家一周她从来没睡好过觉，常被冻醒；三是风景真美，人真穷。她对一些来我家拜年的同族弟妹，印象非常好，这些人大多是高中毕业，在广东打工，穿着入时且彬彬有礼，媳妇说他们比你还不像一个农村人。我说因为他们需要刻意掩饰农村人的身份，而我无所谓。
初八离开故乡，乘拥挤非常的2次特快回到北京。
连载之十：再见老牛和重回母校
1997年春节之前，慧眼识我这个“蠢才”的老唐退休了，华以秀女士正式接任人事司司长，并进部党组。这个位置离副部长看来只有半步之遥了，可这半步，对许多人来说，却如鸿沟天堑，看在眼前的半尺之水，就是迈不过去。
送别唐司长的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认识了人事司诸君本来的面貌，因为那次大家都尽兴了，——新长人事司的华司长例外，她虽为女士，但其城府超过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男士。
这次送别宴在一个直属单位的宾馆里举行，刚开始时，大家还恭敬如仪，像开会似的先听老唐同志致词，然后再听华以秀当着全司干部的面高度评价唐。——其实我想她心里早就巴不得唐快点退休，华的政治智慧太高，高到当她的领导和当她的部下几乎都认为她很诚恳，没有机心，因此大多数人在她面前不设防，而她的言行如“润物细无声”一般解除你的武装。而老唐从华以秀来部伊始，便对他看得很清楚。
那天，老唐在酒后说了点真话。他年轻时绝对是个帅哥，两个大酒窝深深的，年老后变成了沟壑了。他举杯向全司人表示感谢时说，“我一个农家孩子，干到这个份上我知足了。”其实按老唐的才华和抱负，也许他能走得更远，他是“文革”前北京政法学院的高才生，当年他们学校在学院路旁，紧挨燕京盛景之一“蓟门烟树”，毗邻的就是北京电影学院。老唐近水楼台找了个电影学院的美女做老婆——就此我觉得老唐年轻时一定很牛，一个人的恋爱婚姻基本上可反映他年轻时的生活状态。苏秦年轻时很不得意，所以回家后“妻不下织，嫂不为炊。”邓大人主政后，老唐开始也很顺，从首都的局长平调为s部的办公厅主任，进党组，尔后再任人事司司长，大多数人以为他绝对要当副部长的，可是世事难料，等他的手下办公厅副主任做了副部长好几年了，他还在正司级的级别上蹉跎。我进s部后，华以秀接着从外埠进京，所有人都明白是来顶替老唐的。因此在老唐任我直接领导的那一年，他非常消极，很少和司里的小年轻说话。
酒一喝，大伙儿胆子就大了。我记得那个晚上喝了20瓶剑南春，而全司包括女士在内也就30余人。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处长刚从东北某县挂职做副书记回来，挂职前他不胜酒力，而那晚他频频举杯，酒量惊人。大家惊呼：这就是去基层挂职锻炼最大的收获。
那晚比较搞笑的是我们70年代出生的这拨小子里面最有官员像的雍可，平时不苟言笑，那天敬老唐的酒时，已经喝多了，忘记了上下级不可亲昵的规矩，抱着老唐的肩，大说：“唐司长，你退休了，我舍不得呀。”唐司长非常感动，事后我和几个哥们议论，雍可当时是否酒后吐真言，难道老唐对他也有知遇之恩？
酒后大家娱乐，也就是在那个宾馆和该直属单位的人跳舞，我兴趣缺缺，因为我的眼里没什么美女，这年代美女也不来这种地方呀。就在我独处一隅郁郁寡欢时，一个大约40岁的大姐走过来，主动邀请我跳舞，她穿着一双几乎绝迹的丁字皮鞋，着列宁装，两人跳舞期间，我觉得此人怪怪的。一曲舞毕，奖惩处的陈处长悄悄地对我说，和你跳舞的那位女士，是原来主管人事司的焦副部长的闺女，有点神经质。焦副部长当年大权在握她还好，前两年焦副部长刚退休不到两年，就死去了，无人照顾她，她也孑然一身，更是神神道道。
听完此话，我心里感叹，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现如今哪用得着五世？
老唐顺利退休，春节后我从老家探亲回来，华以秀司长正式开始了她的“新政”。没想到，“新政”开始，我就受到了“重用”。
大约是1997年3月，正是京华杨柳堆烟的时候，处长有一天给我说：“小李，有个去甘肃的差，你看你能不能去，本来司长要我去的，我觉得你是兰州大学毕业的，让你回去看看行么？”
我当然表示感谢，而且爽快地答应。后来才知道 司里要派一个人去甘肃出差，说是考察一位先进人物，甘肃偏僻，而且要坐火车去，没几位人愿意，一直往下推托，到了我这里。这样一个重回兰州的机会就给了我
这个先进人物，就是我曾在北京接待过的牛德贵。
一起去甘肃出差的还有一位基层司的正处级助理员，是一位插队回京，不受重用的主。按道理说，这种考察先进人物的差事，当以人事司为主，而现在是业务司局的干部为主，因为他的级别高，由此佐证人事司的处级干部不想去这趟差。
那时候火车还没有提速，36个小时才到兰州。我和许调研员却一路无话，尽管我好说，但我知道他是位高干子弟，对于这种人我是自卑兼自傲都有之，但出差一周的相处后，我才了解这位老许真是个厚道人，看来家庭出身并不是最重要的。
快到兰州的时候，我的心非常激动，整整四年我又回来，兰州，我的第二故乡，你还好吗？你也许不再意一位游子的暂驻，可那位游子一次次梦回你的怀抱，黄河水涨的时候，我在铁桥边欢呼；春日榆叶梅花开的时候，我和恋人一起徜徉在人工湖边；秋夜月亮升上来，我躺在校园的草坪上看南边兰山上台阁闪烁的灯火。
我回来了，兰州，你还记得我么？1993年我离开你时，望着车站南面山坡上我们当年植的树，口诵李煜的一句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太匆匆!离开兰州，又是倏忽四年。
出站时，甘肃省厅一位长得五大三粗的钱副处长接站，此人东北人，在西北当兵便常留于此，豪爽痛快。兰州城吃了个午饭，主管基层工作的副厅长老杨出面陪我们吃饭，此人一口陕西腔，“文革”前人民大学法律系最后一届毕业生，为人直率，官做到这个份上还口无遮拦，真是难得。他曾作过甘肃省第二大市天水市的常务副市长，在竞争市长的关键时刻被人搞下去了，弄到省城做了个没权的副厅长。刚开始，就能看出他一身傲骨，对北京来的客人没有什么更多的热情。
牛德贵所在的武威地区古浪县，还得由兰州西去约400公里，杨副厅长和钱副处长陪着我和老许，午饭后就乘一辆面包西行。一路寂寞，我和杨副厅长便聊开了，天南海北，政治历史，无所不包，老杨看书不少，对我也马上另眼相看。我俩之间一下子就没有年龄、级别的差别，这种忘年之交一直维持到今天，他已经退休5年了。我问他有几个儿女，他幽默地说：“两吨！”我马上反映过来：“你有四个千金？”他哈哈大笑说，要是有一个你这样的儿子我就知足了。他最小的一个女儿正是我同系的师妹，还在校读书。老杨说：现在的娃儿什么也不懂，同一个大学同一个系，俄闺女啥书也不读，哪日俄得让她见见你这个师兄。
老牛在古浪县的黑松驿乡，看名字我想应当是古丝绸之路上一个驿站。他和县委的领导、乡领导一干人在等着我们。
一见到我，他竟然撇开了杨副厅长、钱副处长以及和我同从北京而来的许调研员，又用那把铁钳似的手，抓住我的手，大声嚷嚷：“小李，我咋也没想到北京来的是你呀！”
我特别不好意思地马上介绍一行的领导，因为他们任何一人都比我级别高，先进人物首先和我握手显得我无意间“僭越”了。——但此时的牛德贵还是如此纯朴，他眼里只有熟人没有领导。
我和老许花了三天的时间，把老牛工作的地方走了一圈。乡政府所在地在312国道旁边，也就是一个由十几间瓦房组成的院子，老牛的办公室是其中一间，3月份还生着炉子，破办公桌上面堆着几本法律书。
老牛是典型的“半边户”，也就是说他一人是城镇户口的国家干部，家里其他人生活在农村，因为我家也是这样，所以我对老牛这样的家很有感情。
老牛五十年代当兵，在新疆剿过匪，复员后回到乡上，当过大队书记、公社武装部长、计划生育专干、公安特派员，现在是司法助理员，也就是说，乡镇一级的各个职位他几乎都干过。他家离乡政府还有三公里，叫“西庙沟村”，我们坐了一辆吉普车，颠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他家。他家是一幢土坯房，有一个小院子，院里一株梨花开得正好，院门口拴着一条大黑狗。老牛的哥哥早就去世了，他的嫂子和三个侄儿侄女以及他的老婆、儿子生活在一起。我们上他家的时候，他侄女正挑一担水往家走，看着远方来的客人，羞涩的一笑，脸颊被高原太阳晒红的“红二团”格外显眼。
要说老牛多么了不起显然是瞎扯，他这些年来调解的大多是鸡毛蒜皮的民间纠纷，看起来事情小，可弄不好很容易引起宗族之间的纠纷。老牛凭着自己的威望在当地一言九鼎，当地人尊称他为“牛爷”，他说话比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管用多了。
老牛调解的纠纷，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老牛调解一头公牛和一头母牛恋爱的纠纷。张家有一头远近闻名的种牛，王家有一头母牛想去配种，价钱没谈妥便作罢。可有一天两家小孩放牛的时候，张家的种牛私自临幸了王家的母牛，不久便怀孕，再以后生出了小牛。张家知道后要问王家付种牛钱。王家不干，说不是我家找你家牛配种的，是两家牛自由恋爱的。张家也不干，说那是你家母牛引诱我家公牛，王家听后便说，你说是引诱，我还说你家公牛强奸我家母牛，我没要你家赔偿就不错了。
如此争执下去，两家便动了手，由牛们的爱情变成人们的仇恨，这事闹到老牛那里。他咋办？用老牛的话说：这样的事怎么能判个是非曲直，总不能拿小牛去验DNA吧？把两家主人叫在一起，训一顿，互相认个错，生了小牛的王家总算是占了便宜，拿出点钱，买两壶酒，吃顿饭事情就了解了。
我听说此事，开始觉得颇不以为然，认为这和《红楼梦》中葫芦僧断葫芦案有什么区别？可反过来再想，不照着老牛这样的方式断，让两家通过法庭诉讼见高低，难道效果更好，社会公义更能得到伸张么？老牛调解民间纠纷的更多凭乡间的习惯法和传统伦理道德，而涉及到法律条文的很少，这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的特色，我想如果北大的朱苏力教授了解老牛的所作所为，一定会给他法律本土资源增加不少论据。
从古浪回兰州，又住了两天，省厅的人陪着我俩上兰山观看了兰州的夜景，在三台阁喝三泡台的时候，我又往事浮现在眼前。大三的中秋，我们全班的同学登上兰山，再次狂呼高叫，那种年轻的激情，而今去哪里呢？
我给“白丁香”去了一个电话，说我来兰州了，她在电话里也显得很高兴，说马上请假过来看我。她住在机场附近的一个小镇，当时高速路还没有修好，来兰州城得一个半小时。
我俩在大学的北门见面，那个地方当年有一家回族人开的牛肉面店，还有一家刀削面店，“白丁香”酷爱吃刀削面，我则爱牛肉面，两人相处的那段时光，很多顿饭就在这两家店对付的，而今两店都拆了。
她还是那么漂亮，只是大学的刁蛮劲不见了，而是一种大度加客气，这让我有点忧伤，说明我已经是外人了，她不是我“刁蛮”的对象。她陪我去校园里走了一圈，湖依然、楼依然、人依然，但两人的关系今非昨。在她当年住的18号女生楼前，我俩看到小男生焦急地等女生，女生出来后，浮现出“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的神色。我笑着对她说，这是一年年都在重复的场景，只是主人公总在变换。她深有同感地点头。
两人还特意去了文史楼的五楼，看看楼梯间临街的那块玻璃，好好的，早就换过了。我俩大四的一个晚上，两人喝酒后吵架，最后吵到此处，我一脚把玻璃踢碎了，直到毕业时都没人来换这块破玻璃。从这次吵架后，我俩劳燕分飞，她便找了现在的丈夫——当时一位职高毕业几年的社会人，当然比我成熟，更会应付刁蛮的小女生，后来她就留在了这座城市。
我俩感情最好的时候正是校园的白丁香、紫丁香香味馥郁的夏天好些晚上，她一袭白衣白裙和我站在丁香树下，讲她在长白山中的童年，那冬天和膝盖齐平的大雪，那夏天蝴蝶飞舞的草甸子，而我大嗓门朗诵自己的诗歌，惹得她微笑含嗔地提醒我声音小点。
物是人非，我俩沉默无语，谁也不愿意提起过去，只是客气地问彼此的近况，比如她老公我老婆怎样啦。我离开兰州时，她和她老公请我吃了顿饭，特意找了家湘菜馆。她老公我并不陌生，我和她那次吵架后，他常骑着一辆山地车，非常潇洒地来约她，而我显得更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穷小子。社会人和在校男孩相比，优势是明显的。
三人此番坐在一起吃饭时，已没有恩怨，两个男人酒喝多了，我便说：这是我们班的公主，为了你留在兰州，你得珍惜，你若不珍惜我们全班男生都不答应。她老公一个劲的点头。
酒醒后我觉得自己可笑，人家是夫妻了，我说那番话不是显得有些醋意么？人家是否珍惜干卿何事？人就是这样莫名其妙。
从兰州回京后，我就考察老牛的所见所感，拿出平生本领，花团锦簇地写了一份6000字的报告，没想到，报告递交上去后，等待我的是数次再回甘肃，老牛后来成了一个全国闻名的重大典型。
从四川、云南出差回京不久，天气开始冷了起来。北京的冬天来得格外迅猛，一夜秋风凋碧树，某天早晨起来，感觉到寒气，看那满街的槐叶黄黄的散落一地，就知道冬天来了，该生炉子挂棉帘子了。
入冬后，人事司开了一个几年来规模最大的表彰会，表彰全国首届法律服务三十佳，即律师、公证员、司法助理员各十佳。十佳如何出炉很有学问，既要有代表性又要照顾到方方面面，英鸥翔所在的表彰处主要干这个活，他们处三人，一处长一副处加上副主任科员的他，主要的杂活自然由他干。这些人先由各省推荐，然后初选，再确定一个候选名额，在报纸上发布，由读者自由投票。三十佳中，十佳律师最受关注，候选人包括那些声望很高，很受上层器重的律师，也包括那些在基层为小老百姓维权但收入不高的律师，也有一部分是业务做得好、收入好和上层关系不错的律师。
投票者必须把某日刊登在《天平日报》的选票剪下，填好邮送到评选办公室，那时候《天平日报》的发行量还有70多万份，可一般的读者谁吃饱了没事干，给你填选票?
大多是地方的有关部门组织填票。更有意思的是，一位黑龙江的律师，已在北京开业，此人长袖善舞，也是候选人之一。他早早地找《天平日报》的熟人，给他加印几千份当天的报纸，然后花钱购买，请人填写，这点钱对大律师来说算什么？可得票稳稳地名列前茅，其收益则是巨大的，多少年过去了，至今我看这位律师的介绍，还是“首届全国十佳律师”。中国的投票，如此好像不算什么秘密，据说“百花”、“金鸡”电影奖也是如此。
十佳中有一个律师我十分敬佩，他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文革”饱受折磨，后来做律师专为弱势者维权，他以诗一样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的遭遇。几年后我在报纸上又看到关于他的新闻，某次庭辩中，他被法官打了。满头白发的他说自己是全国十佳律师，那位该叫他叔叔的年轻法官说：我打的就是十佳律师。后来听说他皈依佛门，成了居士。
三十佳在一起合影时，对比很强烈，十佳律师、十佳公证员多是衣冠楚楚，气度轩昂。而一些来自山沟沟的司法助理员，则和刨地的农民没任何区别。
这三十人里面，牛德贵最土气。
牛德贵是三十佳来得最晚的人，第二天就要开会，去人民大会堂受领导人接见，前一天晚饭时牛德贵还没到，真把人急死了。打电话问他所在的甘肃省，说老牛已经在火车上了。其他的代表除了山东、河北、山西离北京很近的省区外，大部分坐飞机来京，这位老牛，得坐近四十个小时的火车。——当时火车还没提速，我自兰大毕业后，就是如此摇摇晃晃坐到北京的。而且听该省厅的人说，这老牛从来没来过北京，如果出了点事咋办？司领导很恼火，私下里说甘肃省厅真不会办事，连一张飞机票都不愿意出。
谢天谢地，晚上十点，我和郑红军、英鸥翔终于在北京火车站接到了老牛。他穿着一身黄色的制服，戴着大盖帽，一看就是他们省自己搞的司法助理员服装，公安不像公安，共商不像工商，税务不像税务，属于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清理的“乱着装”，但我明白老牛这些在基层的人，对这样 “地方粮票”制服是很在意的，否则就唬不住人。他的脚下穿着在北京连民工都不穿的解放胶鞋！一脸深深的皱纹，有如黄土塬上被水冲刷的沟壑，快六十岁的他，竟然坐的是硬座，当地有关部门连张卧铺都不给买，遑论坐飞机了！他用一双如钳子般的黑手，握住我们，连连说，让你久等了。
一路上看到车外的灯火辉煌，老牛问这问那，他讲一口河西走廊的土话，我问他是甘肃哪达的，他说是甘肃古浪的，小地方，你们不一定知道。他用方言读成了“姑娘”。这个地方是武威行署下辖的一个县，是河西走廊中比较贫困的县，因为它正好处在千里平阔的走廊中部凸出的山区，主要靠天吃饭。因为我大学时，寝室里住来一个自考生老秦就是古浪的，一口方言，我毕业前和宿舍的兄弟一起去老秦家，他家在县城，父亲是一个当地小官员，对儿子的朋友是十分的热情周到，至今让我感念。因此接站的三人里面，只有我能听懂老牛的话。
我说，古浪我知道，属武威，原来西征军一个军红九军在这里被马家军围剿，全军覆灭，我去过这地方。
一听我去过古浪，老牛激动得如他乡逢故知。刚在宾馆里住下，他想给省厅打个电话报平安，却不知道怎样用电话，还是找到郑红军给他拨通去兰州的长途。
第二天就是在大会堂的表彰会，一个来自湖北的司法助理员不愧是九头鸟，事前和我套近乎，塞给我一个傻瓜相机，恳请我当领导人和他握手时，快速拍几张照片，让他带回去放大挂在办公室上。我照叮嘱做了，而老牛显然不可能有这种政治头脑，我找专门摄影的哥们，把领导单独和老牛握手的照片加洗几张，送给老牛，他又是千恩万谢。
会议完毕，照例得请这些人上天安门城楼，游故宫，那些大律师不屑，纷纷告假，老牛则十分感动，每一处看得十分仔细，临了他非得买许多小贩叫卖的纪念品，说好歹来了回天安门，是前世修来的服气，得买些纪念品回去，让老婆孩子看看。
牛德贵走的时候，我俩依依不舍。他说自己老了，这辈子恐怕不可能再来北京了，你也很难去我那个山沟沟，这一别以后可能再就见不上面了。
没想到，上天厚爱，这仅仅是我和老牛交往的开始。
表彰会一完，就是元旦；元旦一过，临近春节。我和老婆结婚一年多了，还没能带回去见父母，1997年春节无论如何得携新妇回家。
我家只有一条吉普车可以凑合通行的毛马路通乡上，乡上再有一条碎石路通集镇，集镇离昭州市还有二十多公里，而昭州市到省会长沙有约6个小时的火车。我一人则无所谓，带着城市里长大的老婆，我有点头痛，鄙乡治安不靖，天下闻名。思来想去，我只好打电话给两个人。
一个电话给省厅人事处一位昭州老乡小魏，他某次来北京开会，十分投缘。一个电话给昭州市局我的一位远房亲戚廖科长。这位远房亲戚中学是我的学长，我入校那年他考上中南政法学院，是我中学时代的楷模，我高考前他还写了好几封信鼓励我。他从我父母那里得知我进了他所在系统最高领导机关，这条线自然又续起来了。我刚进s部，得小心谨慎，不敢招摇，不得已才托私人帮忙。
回到湖南才知道，在官场那哪有纯粹的私人交情？但完全说没一点私交也不对，反正是公中有私，私中有公，难以细分。
在长沙时小魏来接了，他已经报告了处长，处长也曾认识，对一个刚进上级机关的老乡来说，既不能得罪又没必要太热情。处长出面喝顿酒，派人把我和老婆送上火车，带上两瓶酒鬼两条芙蓉王，做得极有分寸。
到了昭州市，就不一样了，也许是因为省厅的处长打过电话，他们的局长亲自出马了，越到基层这种风气越明显。酒宴上当然是互相吹捧，我说太麻烦对方了，对方肯定是说应该的，为有一个老乡在本系统最高部门感觉高兴。总体说来，我们昭州人是豪爽的，即使是进了官场，或者进了黑道，不得不遵循某种潜规则，但喝起酒来，还是侠气十足。我的那位远房亲戚，上次见面我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中学生，这次他看到我从上级机关回乡，自然有种与有荣焉的自豪。他已非当年在信中谆谆教导我的大学生了，当了劳教科科长的他也算是当地的一个人物了，举手投足的风格和大可兄太像了。
在这位亲戚陪着我俩逛市容的时候，在临近市政府的广场上，看到某个北方来的歌舞团，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大跳脱衣舞，围观者少长咸集，我老婆哪见过这架势，问那位亲戚，这样明目张胆你们也不管？亲戚答曰：这叫自由开放，连这个都管管得过来么？只要不偷不抢就阿弥陀佛了。
科长亲戚弄了一辆越野车，在阴历二十七把我送到家。我父母十分高兴，儿子带着新媳妇，在当地官员陪同下回家，给他们很长脸。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带着老婆，在堂屋的祖宗灵位前烧纸钱磕头，告诉列祖列宗，他的又一位后代娶老婆回家了。
从进我家门开始，城里长大的媳妇开始一点点感觉湘中农村宗法力量之强大。我得带着她一家家去长辈那里拜谒，提上一些并不贵重的礼物。爷爷、伯叔辈一大群，她根本分不清，也听不懂我们的讲话，就像一个哑巴一样。
那年我弟弟没回家过年，我哥哥带着嫂子、侄女回来了，在我二婶家，我媳妇和我嫂子如坐针毡地呆了一个小时。我二伯已经去世，二婶那年已经七十六岁了，家里十分贫困。我和哥哥一人给了五十元钱给她，她已经兴奋得不得了啦。看到两位城里来的侄儿媳，也十分热情，用脏乎乎的土碗倒茶给大家喝，两妯娌哪敢下咽。几尺外就是猪栏，猪粪味直冲鼻孔，鸡在地上走来走去，随意拉屎。当我二婶要留我们吃饭时，她俩更受不了，暗中让我侄女闹着回我家，只好让我和哥哥作代表留下午餐。
初二去我舅舅家拜年，要过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河流上有石坝，石坝上有石墩，此时春潮已涨，水灭了石墩。我们得涉水而过。朝河那边高喊，舅舅家几个表兄弟拿着套靴过来，让我媳妇和我嫂子换上，我和哥哥则赤脚而过。
过了河，离舅舅家只有三百来米，我们开始放大炮，到了屋门口，换放鞭炮，这是我们小时候来拜年的规矩，那时候外公还在。我和哥哥最后把一挂鞭炮扔到舅舅的堂屋里，告诉故去的外公，外孙们携媳妇来拜年了。
媳妇对我老家几点感受，一是人不守规矩，老看到人争吵；二是冬天真冷，在家一周她从来没睡好过觉，常被冻醒；三是风景真美，人真穷。她对一些来我家拜年的同族弟妹，印象非常好，这些人大多是高中毕业，在广东打工，穿着入时且彬彬有礼，媳妇说他们比你还不像一个农村人。我说因为他们需要刻意掩饰农村人的身份，而我无所谓。
初八离开故乡，乘拥挤非常的2次特快回到北京。
连载之十：再见老牛和重回母校
1997年春节之前，慧眼识我这个“蠢才”的老唐退休了，华以秀女士正式接任人事司司长，并进部党组。这个位置离副部长看来只有半步之遥了，可这半步，对许多人来说，却如鸿沟天堑，看在眼前的半尺之水，就是迈不过去。
送别唐司长的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认识了人事司诸君本来的面貌，因为那次大家都尽兴了，——新长人事司的华司长例外，她虽为女士，但其城府超过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男士。
这次送别宴在一个直属单位的宾馆里举行，刚开始时，大家还恭敬如仪，像开会似的先听老唐同志致词，然后再听华以秀当着全司干部的面高度评价唐。——其实我想她心里早就巴不得唐快点退休，华的政治智慧太高，高到当她的领导和当她的部下几乎都认为她很诚恳，没有机心，因此大多数人在她面前不设防，而她的言行如“润物细无声”一般解除你的武装。而老唐从华以秀来部伊始，便对他看得很清楚。
那天，老唐在酒后说了点真话。他年轻时绝对是个帅哥，两个大酒窝深深的，年老后变成了沟壑了。他举杯向全司人表示感谢时说，“我一个农家孩子，干到这个份上我知足了。”其实按老唐的才华和抱负，也许他能走得更远，他是“文革”前北京政法学院的高才生，当年他们学校在学院路旁，紧挨燕京盛景之一“蓟门烟树”，毗邻的就是北京电影学院。老唐近水楼台找了个电影学院的美女做老婆——就此我觉得老唐年轻时一定很牛，一个人的恋爱婚姻基本上可反映他年轻时的生活状态。苏秦年轻时很不得意，所以回家后“妻不下织，嫂不为炊。”邓大人主政后，老唐开始也很顺，从首都的局长平调为s部的办公厅主任，进党组，尔后再任人事司司长，大多数人以为他绝对要当副部长的，可是世事难料，等他的手下办公厅副主任做了副部长好几年了，他还在正司级的级别上蹉跎。我进s部后，华以秀接着从外埠进京，所有人都明白是来顶替老唐的。因此在老唐任我直接领导的那一年，他非常消极，很少和司里的小年轻说话。
酒一喝，大伙儿胆子就大了。我记得那个晚上喝了20瓶剑南春，而全司包括女士在内也就30余人。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处长刚从东北某县挂职做副书记回来，挂职前他不胜酒力，而那晚他频频举杯，酒量惊人。大家惊呼：这就是去基层挂职锻炼最大的收获。
那晚比较搞笑的是我们70年代出生的这拨小子里面最有官员像的雍可，平时不苟言笑，那天敬老唐的酒时，已经喝多了，忘记了上下级不可亲昵的规矩，抱着老唐的肩，大说：“唐司长，你退休了，我舍不得呀。”唐司长非常感动，事后我和几个哥们议论，雍可当时是否酒后吐真言，难道老唐对他也有知遇之恩？
酒后大家娱乐，也就是在那个宾馆和该直属单位的人跳舞，我兴趣缺缺，因为我的眼里没什么美女，这年代美女也不来这种地方呀。就在我独处一隅郁郁寡欢时，一个大约40岁的大姐走过来，主动邀请我跳舞，她穿着一双几乎绝迹的丁字皮鞋，着列宁装，两人跳舞期间，我觉得此人怪怪的。一曲舞毕，奖惩处的陈处长悄悄地对我说，和你跳舞的那位女士，是原来主管人事司的焦副部长的闺女，有点神经质。焦副部长当年大权在握她还好，前两年焦副部长刚退休不到两年，就死去了，无人照顾她，她也孑然一身，更是神神道道。
听完此话，我心里感叹，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现如今哪用得着五世？
老唐顺利退休，春节后我从老家探亲回来，华以秀司长正式开始了她的“新政”。没想到，“新政”开始，我就受到了“重用”。
大约是1997年3月，正是京华杨柳堆烟的时候，处长有一天给我说：“小李，有个去甘肃的差，你看你能不能去，本来司长要我去的，我觉得你是兰州大学毕业的，让你回去看看行么？”
我当然表示感谢，而且爽快地答应。后来才知道 司里要派一个人去甘肃出差，说是考察一位先进人物，甘肃偏僻，而且要坐火车去，没几位人愿意，一直往下推托，到了我这里。这样一个重回兰州的机会就给了我
这个先进人物，就是我曾在北京接待过的牛德贵。
一起去甘肃出差的还有一位基层司的正处级助理员，是一位插队回京，不受重用的主。按道理说，这种考察先进人物的差事，当以人事司为主，而现在是业务司局的干部为主，因为他的级别高，由此佐证人事司的处级干部不想去这趟差。
那时候火车还没有提速，36个小时才到兰州。我和许调研员却一路无话，尽管我好说，但我知道他是位高干子弟，对于这种人我是自卑兼自傲都有之，但出差一周的相处后，我才了解这位老许真是个厚道人，看来家庭出身并不是最重要的。
快到兰州的时候，我的心非常激动，整整四年我又回来，兰州，我的第二故乡，你还好吗？你也许不再意一位游子的暂驻，可那位游子一次次梦回你的怀抱，黄河水涨的时候，我在铁桥边欢呼；春日榆叶梅花开的时候，我和恋人一起徜徉在人工湖边；秋夜月亮升上来，我躺在校园的草坪上看南边兰山上台阁闪烁的灯火。
我回来了，兰州，你还记得我么？1993年我离开你时，望着车站南面山坡上我们当年植的树，口诵李煜的一句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太匆匆!离开兰州，又是倏忽四年。
出站时，甘肃省厅一位长得五大三粗的钱副处长接站，此人东北人，在西北当兵便常留于此，豪爽痛快。兰州城吃了个午饭，主管基层工作的副厅长老杨出面陪我们吃饭，此人一口陕西腔，“文革”前人民大学法律系最后一届毕业生，为人直率，官做到这个份上还口无遮拦，真是难得。他曾作过甘肃省第二大市天水市的常务副市长，在竞争市长的关键时刻被人搞下去了，弄到省城做了个没权的副厅长。刚开始，就能看出他一身傲骨，对北京来的客人没有什么更多的热情。
牛德贵所在的武威地区古浪县，还得由兰州西去约400公里，杨副厅长和钱副处长陪着我和老许，午饭后就乘一辆面包西行。一路寂寞，我和杨副厅长便聊开了，天南海北，政治历史，无所不包，老杨看书不少，对我也马上另眼相看。我俩之间一下子就没有年龄、级别的差别，这种忘年之交一直维持到今天，他已经退休5年了。我问他有几个儿女，他幽默地说：“两吨！”我马上反映过来：“你有四个千金？”他哈哈大笑说，要是有一个你这样的儿子我就知足了。他最小的一个女儿正是我同系的师妹，还在校读书。老杨说：现在的娃儿什么也不懂，同一个大学同一个系，俄闺女啥书也不读，哪日俄得让她见见你这个师兄。
老牛在古浪县的黑松驿乡，看名字我想应当是古丝绸之路上一个驿站。他和县委的领导、乡领导一干人在等着我们。
一见到我，他竟然撇开了杨副厅长、钱副处长以及和我同从北京而来的许调研员，又用那把铁钳似的手，抓住我的手，大声嚷嚷：“小李，我咋也没想到北京来的是你呀！”
我特别不好意思地马上介绍一行的领导，因为他们任何一人都比我级别高，先进人物首先和我握手显得我无意间“僭越”了。——但此时的牛德贵还是如此纯朴，他眼里只有熟人没有领导。
我和老许花了三天的时间，把老牛工作的地方走了一圈。乡政府所在地在312国道旁边，也就是一个由十几间瓦房组成的院子，老牛的办公室是其中一间，3月份还生着炉子，破办公桌上面堆着几本法律书。
老牛是典型的“半边户”，也就是说他一人是城镇户口的国家干部，家里其他人生活在农村，因为我家也是这样，所以我对老牛这样的家很有感情。
老牛五十年代当兵，在新疆剿过匪，复员后回到乡上，当过大队书记、公社武装部长、计划生育专干、公安特派员，现在是司法助理员，也就是说，乡镇一级的各个职位他几乎都干过。他家离乡政府还有三公里，叫“西庙沟村”，我们坐了一辆吉普车，颠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他家。他家是一幢土坯房，有一个小院子，院里一株梨花开得正好，院门口拴着一条大黑狗。老牛的哥哥早就去世了，他的嫂子和三个侄儿侄女以及他的老婆、儿子生活在一起。我们上他家的时候，他侄女正挑一担水往家走，看着远方来的客人，羞涩的一笑，脸颊被高原太阳晒红的“红二团”格外显眼。
要说老牛多么了不起显然是瞎扯，他这些年来调解的大多是鸡毛蒜皮的民间纠纷，看起来事情小，可弄不好很容易引起宗族之间的纠纷。老牛凭着自己的威望在当地一言九鼎，当地人尊称他为“牛爷”，他说话比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管用多了。
老牛调解的纠纷，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老牛调解一头公牛和一头母牛恋爱的纠纷。张家有一头远近闻名的种牛，王家有一头母牛想去配种，价钱没谈妥便作罢。可有一天两家小孩放牛的时候，张家的种牛私自临幸了王家的母牛，不久便怀孕，再以后生出了小牛。张家知道后要问王家付种牛钱。王家不干，说不是我家找你家牛配种的，是两家牛自由恋爱的。张家也不干，说那是你家母牛引诱我家公牛，王家听后便说，你说是引诱，我还说你家公牛强奸我家母牛，我没要你家赔偿就不错了。
如此争执下去，两家便动了手，由牛们的爱情变成人们的仇恨，这事闹到老牛那里。他咋办？用老牛的话说：这样的事怎么能判个是非曲直，总不能拿小牛去验DNA吧？把两家主人叫在一起，训一顿，互相认个错，生了小牛的王家总算是占了便宜，拿出点钱，买两壶酒，吃顿饭事情就了解了。
我听说此事，开始觉得颇不以为然，认为这和《红楼梦》中葫芦僧断葫芦案有什么区别？可反过来再想，不照着老牛这样的方式断，让两家通过法庭诉讼见高低，难道效果更好，社会公义更能得到伸张么？老牛调解民间纠纷的更多凭乡间的习惯法和传统伦理道德，而涉及到法律条文的很少，这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的特色，我想如果北大的朱苏力教授了解老牛的所作所为，一定会给他法律本土资源增加不少论据。
从古浪回兰州，又住了两天，省厅的人陪着我俩上兰山观看了兰州的夜景，在三台阁喝三泡台的时候，我又往事浮现在眼前。大三的中秋，我们全班的同学登上兰山，再次狂呼高叫，那种年轻的激情，而今去哪里呢？
我给“白丁香”去了一个电话，说我来兰州了，她在电话里也显得很高兴，说马上请假过来看我。她住在机场附近的一个小镇，当时高速路还没有修好，来兰州城得一个半小时。
我俩在大学的北门见面，那个地方当年有一家回族人开的牛肉面店，还有一家刀削面店，“白丁香”酷爱吃刀削面，我则爱牛肉面，两人相处的那段时光，很多顿饭就在这两家店对付的，而今两店都拆了。
她还是那么漂亮，只是大学的刁蛮劲不见了，而是一种大度加客气，这让我有点忧伤，说明我已经是外人了，她不是我“刁蛮”的对象。她陪我去校园里走了一圈，湖依然、楼依然、人依然，但两人的关系今非昨。在她当年住的18号女生楼前，我俩看到小男生焦急地等女生，女生出来后，浮现出“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的神色。我笑着对她说，这是一年年都在重复的场景，只是主人公总在变换。她深有同感地点头。
两人还特意去了文史楼的五楼，看看楼梯间临街的那块玻璃，好好的，早就换过了。我俩大四的一个晚上，两人喝酒后吵架，最后吵到此处，我一脚把玻璃踢碎了，直到毕业时都没人来换这块破玻璃。从这次吵架后，我俩劳燕分飞，她便找了现在的丈夫——当时一位职高毕业几年的社会人，当然比我成熟，更会应付刁蛮的小女生，后来她就留在了这座城市。
我俩感情最好的时候正是校园的白丁香、紫丁香香味馥郁的夏天好些晚上，她一袭白衣白裙和我站在丁香树下，讲她在长白山中的童年，那冬天和膝盖齐平的大雪，那夏天蝴蝶飞舞的草甸子，而我大嗓门朗诵自己的诗歌，惹得她微笑含嗔地提醒我声音小点。
物是人非，我俩沉默无语，谁也不愿意提起过去，只是客气地问彼此的近况，比如她老公我老婆怎样啦。我离开兰州时，她和她老公请我吃了顿饭，特意找了家湘菜馆。她老公我并不陌生，我和她那次吵架后，他常骑着一辆山地车，非常潇洒地来约她，而我显得更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穷小子。社会人和在校男孩相比，优势是明显的。
三人此番坐在一起吃饭时，已没有恩怨，两个男人酒喝多了，我便说：这是我们班的公主，为了你留在兰州，你得珍惜，你若不珍惜我们全班男生都不答应。她老公一个劲的点头。
酒醒后我觉得自己可笑，人家是夫妻了，我说那番话不是显得有些醋意么？人家是否珍惜干卿何事？人就是这样莫名其妙。
从兰州回京后，我就考察老牛的所见所感，拿出平生本领，花团锦簇地写了一份6000字的报告，没想到，报告递交上去后，等待我的是数次再回甘肃，老牛后来成了一个全国闻名的重大典型。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连载之十一：牛典型横空出世 （上）
我将考察报告写好递上去，以为此时再和我无关了，又沉浸在电脑游戏和麻将之中。在s部的三年半，我的业余时间除了玩游戏就是和同事喝酒、打麻将。
97年的时候，我已经告别新鲜人的角色，被大伙儿接受了。我这人的性格决定着“新鲜人”的见习期比一般人要短，其标志是同司局老资格的处级干部很快在喝酒、打麻将时拉上我了。
我这人酒风和牌风一样，属于“懵懂型”，不愿意斤斤计较算牌或者想方设法把人灌倒，而是一上酒桌和牌桌，就信心百倍，靠气势喝酒玩牌。很奇怪的是没有机心的我，在和同司的哥们喝酒时从来没落下风，打麻将时尤其如此，每次在柳暗花明时能突然胡一个大牌，让局势逆转。在大学时我也如此，因此一起玩牌的同学笑我有一只“摸X手”，谁知在京东方，到s部亦如此，大多数时候杀得那些年龄长我，级别高我的老兄丢盔卸甲，有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赢了，我是个拙于算计的人呀。胡适说麻将里面有鬼。此话不假。
大概是5月底的时候，一天上班我因为前一晚和兄弟们鏖战到半夜，睡眼惺忪。华司长突然找我到她的办公室里去谈话，先将我写的考察报告狠狠夸了一顿，然后说，你这个报告部党组乃至真理部有关部门评价很高，牛德贵同志很有可能成为全国重大典型推出，你将会承担更重的工作任务，要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云云。
后来我听说，s部运作一个全国重大典型已经很久了，叶部长主政s部五年了，部机关和基层都评价不错，现在就缺一个重大典型来锦上添花了。一个系统能否出重大典型几乎是对该部工作的重要评价，那几年重大典型不断，公众分不清走马灯的典型谁是谁，但对典型系统所在的单位、系统的领导非常重要。因此各个系统想方设法去拱真理部，希望真理部将本系统的人树为典型。中国这么大，哪个系统没几个先进人物，于是便出现了各个系统的推荐的典型在真理部排队的盛况，有似林立果选妃。s部这次重拳出击，志在必得，准备向真理部推出一个重大典型，各个省厅闻讯，立马行动起来，将本省的典型材料整理得很详细，先推荐到s部候选。甘肃这样的西北省一向不善于做这样的文章，东北、华东、华南几个省厅推荐典型力度更大，公关更频，牛德贵本来没什么希望。
那些日子，电视里、报纸上正在宣传两个典型，一个是北京姓李的售票员，一个是上海姓徐的管道工人，有西部省区的官员在北京开会说，现在都说西部大开发，典型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西部？西部的先进人物更不容易，做出了更大的牺牲。此话被叶部长等一干党组人士得知，决定舍弃已经确定好的山东省某司法助理员，改换推荐老牛，认为可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光出奇兵是不行的，往真理部公关的部门那样多，主管我们人事、组宣工作的副部长老燕亲自带领华司长，找到主管典型宣传的真理部副部长家里，恳请关照一下s部的典型，具体的公关细节因我品秩低微，不能参与其事所以没法揣测。但牛德贵长期扎根西部农村的事迹恰好对要重视西部省区的胃口，于是真理部看完我写的报告后，初步拍板下一阶段他为重大典型。
真理部毕竟是真理部，对s部递交的报告不能一切照准，他害怕里面有太多的水分，一旦宣传出去，这人出现负面传闻就难堪了，为了更加谨慎，决定派两个真理部某局两个副处级干部再次去甘肃考察老牛。
我轻车熟路，人年轻笔头还不错，当然又被派做考察小组的工作人员。真理部两位大员，一个是军转干部，姓纪；一个是刚分来不久的博士生老鲁。老鲁长得快一米九，背有点微驼，看上去像一座大山，递给我的名片上书：“文学学士、史学硕士、哲学博士”，一下把我吓坏了，这样有学问呀。后来和两位大员熟了，老纪偷偷地告诉我，这老鲁在山东老家教了很多年书，孩子都上小学了，后来考上北京某党校的研究生，拿了党校的硕士、博士学位，刚到部里不久，便和乡下的老婆离婚了。
真理部有大员亲自出马，s部除了派出我之外，其他两人分量比第一次重多了。一位是办公厅新闻处处长刘大姐，一位是司法助理员司副司长季亮甲。一行人出差请公款、买票、办理登记手续的杂务当然由我来干。
季副司长也是高干子弟，父亲是50年代授衔的一位中将，他插队后再读的大学。此人很有长者之风，从这次出差后，他的法眼不知为什么就十分看重我，连刘大姐有一次对我说：季司长瞅你的眼光十分温和，简直就像看自己的子侄。上飞机后，说来汗颜，我那是第一次坐飞机，都不知道怎样系安全带，坐在旁边的季司长看在眼里，替我系好安全带，说了句：很少坐飞机？没事，凡事都有第一次。
这次考察组算是真理部和s部联合组成，甘肃省当然更加重视，也派了该省真理部一位处长陪同，s省厅的杨副厅长和钱副处长仍是陪同。
这次在武威地区又呆了一周，此次当地接待的架势更加浩大，地委一把手沈书记亲自出来陪我们吃饭。这位沈书记是个书法迷，没说两句话就扯到书法上，他津津有味地给我们吹他写了一幅“龙”字，说从起笔到收笔，简直是神来之笔，远远看好像一男一女两个人，一个是伏羲一个女娲。当地某地毯厂就这个“龙”字织成了挂毯，但我怎么也看不出藏着伏羲和女娲，大概我没有慧根。他还说这幅字的手迹，香港有老板要出资50万港币购买，他都没有出手。——字果然这样贵么？是不是一个想在当地征地办厂的港商呀？我心里暗想。
在当地宾馆到处可以看到这位沈书记的墨宝，都是一种字体：狂草。我从没看到他的真、隶体，从运笔来看，他书法霸气有余而韵味不足，没有正书的底子，唯有张扬跋扈之势。国朝以来，大小官员中好像都流行这类字体，沈书记还主动送了我一副字，写的是那首国人很熟悉的《卜算子》：“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杨副厅长和我已是老熟人了，他给我讲起当地好多典故，说这位老沈整天就谈书法，对经济吏治根本不在意，有一次中组部一位局长经过当地，他设宴招待，又是大谈书法。大概这位北京来的局长字写得不好，很烦人说书法。到了兰州给省领导参了老沈一本，说：一位主要领导干部整天痴迷书法，他还有时间管当地的经济建设么？
这次考察更加仔细，我们光在古浪县就呆了四天，县局的局长作为老牛的上级，介绍了他的表现，还去了老牛所在乡的许多农户，询问老牛的平时作为，两位真理部大员认可我写的报告没有水分。
其实在中国传统农村，老牛这类忠厚朴实、德高望重的乡贤不少，他们靠威望在当地维持乡村秩序。经过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这类乡贤凋零得很厉害，只有在经济、信息欠发达的穷乡僻壤，还能比较原汁原味地保存。我仔细分析了老牛调处的那些纠纷，有婆媳关系、邻居纠纷、普通治安案件，他很少援引法律，而是用乡村延续上千年的“规矩”来处理问题，用他的威望作担保来保证平衡与公正。当地的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是个几年就一换的流官，而他几十年都呆在当地，整个乡十几个村两万多人，他熟悉得有如自家地里的庄稼。这类司法助理员和派出所的警察相比，当地人更觉得亲近，有什么事乡民总说咱们去找牛爷评评理，而不是说去找派出所警察和乡长评理。也就是说，在乡民的眼里，乡长和派出所警察可能更代表上面派来的官员，而老牛这样土生土长的司法助理员更像是自己人，值得信服。老牛受到当地人的尊重和他本人的品行有关，我以为也和我国农村民间自治的传统有关。这种传统后来被破坏得很厉害，使我们在基层的管理不得不耗用大量的行政成本。
在老牛所在的乡政府我们过的端午节，那年端午公历正是六月上旬某日，海拔3000多米的祁连山南麓，竟然飘着鹅毛大的雪花。乡政府宰了一头羊，照当地的做法做了手抓羊肉，半斤一块的肉用清水煮熟，就着大蒜吃饱，然后再喝酒。
喝完酒全身发热，我和老鲁走在雪地里。酒后我不假思索地说了句：六月飞雪呀，都整整八年了。他听完这话瞅我一眼，接了话茬说：是呀，真快。毕竟都是读书人，彼此有种默契，旁边当地乡干部不明白话里所指，问我们：你们说啥八年了？我俩一笑，无语。
古浪县城我第三次来了。和老许上次考察算是第二次，匆匆忙忙停留了一个上午没有过夜。第一次是1993年五一节期间。我们宿舍住过一位自考生老秦，他是古浪人，比我们大一两岁，相处一年的时间内十分融洽，我们中文系四位正式的大学生没有瞧不起他，反而羡慕他江湖经验很足。因为他不好好读书，中学时就在外面混，懂得了许多我们所不懂的事情，让我们四位乖男孩佩服不已。他中学时和一位女生恋爱，那位女生考上我们大学的计算机系了，其父母坚决要求女儿和老秦断绝关系，老秦为了这女孩，不惜以来参加自考的方式进校，可惜毕竟两人之间似乎有一种越不过的鸿沟，那女孩对他是好是坏，因此老秦的脾气也时好时坏，有时候喝多了，就像狼一样在宿舍长吼。有一天，我们宿舍楼的阿姨突然叫住我，——四年来阿姨非常照顾我，觉得我是一个可堪造就的小伙子。她神神秘秘地对我说，你怎么和姓秦的那小子走得那样近呀？你会很有出息的，你可不敢和他深交，他和外面的帮会混在一起，别带坏你呀。
此话不说则罢，一说更增加了我对老秦的敬佩之情，你想想越是弱不禁风的书生越佩服江湖上的大侠，尤其我出生在湖南昭州那个自古江湖帮会盛行的地方。我一直没把这话告诉老秦，但我在悄悄地观察他，我知道两人毕竟不是一路人，我那时候就知道两人的交情只是江湖层面而不可能有心灵的交往。
1993年五一，老秦对我们四人说，马上你们要毕业了，会去天南海北不会留在甘肃，不知哪年月能见面了，我父母邀请你们几个去趟我家。于是在老秦带领下，几人坐了趟夜行的汽车往古浪走，五月的河西走廊气温很低，车走走停停，翻过乌鞘岭，在天祝藏族自治县县城附近，我下车小解，才知道夜风之凛冽，真是滴尿成冰，差点让我系不上裤带。到了老秦家，他父母异常热情，他家的院子离兰新铁路不到50米，蹲在茅坑的时候，就能透过茅房的缝隙，看到兰新线上火车哐当哐当经过，那感觉奇妙极了。
此次到古浪，我呼了他，他根本不敢相信我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来到宾馆找到我，还是当年在学校那个样子，当胸一拳，说了句：“傻逼，想死我了。”旁边有北京一起来的领导，也有当地县领导，他们都有惊愕的感觉。因为在上面大家装逼习惯了，闯进来这样一个说话没轻没重的小子，出乎意料。我只好向大家介绍这是我的同学，县城不大，大伙儿相互认识，尤其老秦的父亲当过当地小官，那些县里的干部对他当然了解。后来有次吃饭的时候，一位县委副书记趁着酒劲对我说：你咋个能和小秦是同学，是朋友呢？你有学问，见识多，他就是个混混，你俩不是一路人呀？
我反问一句：难道成为朋友的非得是一路人？
老秦在我们离开大学后，再读了一年，最终没能通过自考，没拿上文凭回古浪了，现在开了一个小服装店，在那样一个百业凋敝的县城，这样的服装店不可能有什么生意。我提着点心盒子到他家时，他父母也非常高兴，那情形好像儿子的朋友发达了，与有荣焉。四年的时光，在这个小院好像没一点变化，就连院角种的的丝瓜，看着的花还和四年前一模一样。两位老人还算康健，唯一的变化是他的妹妹当年像个小女孩，现在找了对象，快出嫁了。我已经吃过饭，但他家非得让我在坐下来，和几盅酒不可。我知道那酒要是我不喝，会以为我从北京来，瞧不起他们了。从他父母的言谈中，我感觉到他希望我能帮助他儿子，我不能伤老人的心，只能支支吾吾点头，其实我知道，我和老秦的相识，只是两条线偶而交织在一起，而后分叉，越走越远，两人处在完全不同的“场”，即使我有帮他的心，也没有帮他的力。而真正的朋友之间，最大的帮助应当是心灵上的启迪，但我俩是很难在精神层面进行交流的。
离开武威前一天晚上的饭桌上，我见到《武威报》一位姓戴的记者，他拿来一张报纸，头版头条说的是上次我和老许来考察老牛的事，报道有“许处长和李科长代表s部”，我一笑，说“代表”可不是随便玩的，这张报纸要是让我部门领导看到了，我吃不了兜着走。
戴记者是最先发现老牛这样典型，并在当地宣传的，而声势大了，这个“哥伦布”就被人忘记了，走上前台的都是当地的领导，他有点想不通。我安慰他：兄弟，咱们到不了那份上，注定是给人做嫁衣的，没有什么想不通。你别羡慕我，现在看上去很风光，这个典型最终搞成后，也没我什么事，成绩都是领导的。
他点点了头，觉得我说的是掏心窝子话，很感动，敬了我几杯酒后，主动站起来唱了一首当地民歌《妹妹的山丹花儿开》
"尕妹妹的大门上浪三浪
心灵跳得慌呀，
想着我的尕妹妹的好模样呀，
妹妹，山丹红花开呀！
听说我的尕妹妹病哈了
阿哥我急坏呀，
秤上了些冰糖看你来呀，
妹妹，山丹红花开！
开不开的山丹花，
连根拔上来，
把把莫损坏呀，
送给我的尕妹妹两鬓间戴呀，
妹妹，山丹红花儿开呀！
我把你心疼着，
我把你爱，
生死不分开呀，
一天我你三趟，
看你来呀，
妹妹山丹红花儿开呀！
一首情歌唱起来都是这样悲凉而悠远，我听完后觉得和古代秦风是一样的风格,“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这种爱之烈、爱之忧，几千年来，西北人还在同样地歌唱着。
我将考察报告写好递上去，以为此时再和我无关了，又沉浸在电脑游戏和麻将之中。在s部的三年半，我的业余时间除了玩游戏就是和同事喝酒、打麻将。
97年的时候，我已经告别新鲜人的角色，被大伙儿接受了。我这人的性格决定着“新鲜人”的见习期比一般人要短，其标志是同司局老资格的处级干部很快在喝酒、打麻将时拉上我了。
我这人酒风和牌风一样，属于“懵懂型”，不愿意斤斤计较算牌或者想方设法把人灌倒，而是一上酒桌和牌桌，就信心百倍，靠气势喝酒玩牌。很奇怪的是没有机心的我，在和同司的哥们喝酒时从来没落下风，打麻将时尤其如此，每次在柳暗花明时能突然胡一个大牌，让局势逆转。在大学时我也如此，因此一起玩牌的同学笑我有一只“摸X手”，谁知在京东方，到s部亦如此，大多数时候杀得那些年龄长我，级别高我的老兄丢盔卸甲，有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赢了，我是个拙于算计的人呀。胡适说麻将里面有鬼。此话不假。
大概是5月底的时候，一天上班我因为前一晚和兄弟们鏖战到半夜，睡眼惺忪。华司长突然找我到她的办公室里去谈话，先将我写的考察报告狠狠夸了一顿，然后说，你这个报告部党组乃至真理部有关部门评价很高，牛德贵同志很有可能成为全国重大典型推出，你将会承担更重的工作任务，要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云云。
后来我听说，s部运作一个全国重大典型已经很久了，叶部长主政s部五年了，部机关和基层都评价不错，现在就缺一个重大典型来锦上添花了。一个系统能否出重大典型几乎是对该部工作的重要评价，那几年重大典型不断，公众分不清走马灯的典型谁是谁，但对典型系统所在的单位、系统的领导非常重要。因此各个系统想方设法去拱真理部，希望真理部将本系统的人树为典型。中国这么大，哪个系统没几个先进人物，于是便出现了各个系统的推荐的典型在真理部排队的盛况，有似林立果选妃。s部这次重拳出击，志在必得，准备向真理部推出一个重大典型，各个省厅闻讯，立马行动起来，将本省的典型材料整理得很详细，先推荐到s部候选。甘肃这样的西北省一向不善于做这样的文章，东北、华东、华南几个省厅推荐典型力度更大，公关更频，牛德贵本来没什么希望。
那些日子，电视里、报纸上正在宣传两个典型，一个是北京姓李的售票员，一个是上海姓徐的管道工人，有西部省区的官员在北京开会说，现在都说西部大开发，典型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西部？西部的先进人物更不容易，做出了更大的牺牲。此话被叶部长等一干党组人士得知，决定舍弃已经确定好的山东省某司法助理员，改换推荐老牛，认为可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光出奇兵是不行的，往真理部公关的部门那样多，主管我们人事、组宣工作的副部长老燕亲自带领华司长，找到主管典型宣传的真理部副部长家里，恳请关照一下s部的典型，具体的公关细节因我品秩低微，不能参与其事所以没法揣测。但牛德贵长期扎根西部农村的事迹恰好对要重视西部省区的胃口，于是真理部看完我写的报告后，初步拍板下一阶段他为重大典型。
真理部毕竟是真理部，对s部递交的报告不能一切照准，他害怕里面有太多的水分，一旦宣传出去，这人出现负面传闻就难堪了，为了更加谨慎，决定派两个真理部某局两个副处级干部再次去甘肃考察老牛。
我轻车熟路，人年轻笔头还不错，当然又被派做考察小组的工作人员。真理部两位大员，一个是军转干部，姓纪；一个是刚分来不久的博士生老鲁。老鲁长得快一米九，背有点微驼，看上去像一座大山，递给我的名片上书：“文学学士、史学硕士、哲学博士”，一下把我吓坏了，这样有学问呀。后来和两位大员熟了，老纪偷偷地告诉我，这老鲁在山东老家教了很多年书，孩子都上小学了，后来考上北京某党校的研究生，拿了党校的硕士、博士学位，刚到部里不久，便和乡下的老婆离婚了。
真理部有大员亲自出马，s部除了派出我之外，其他两人分量比第一次重多了。一位是办公厅新闻处处长刘大姐，一位是司法助理员司副司长季亮甲。一行人出差请公款、买票、办理登记手续的杂务当然由我来干。
季副司长也是高干子弟，父亲是50年代授衔的一位中将，他插队后再读的大学。此人很有长者之风，从这次出差后，他的法眼不知为什么就十分看重我，连刘大姐有一次对我说：季司长瞅你的眼光十分温和，简直就像看自己的子侄。上飞机后，说来汗颜，我那是第一次坐飞机，都不知道怎样系安全带，坐在旁边的季司长看在眼里，替我系好安全带，说了句：很少坐飞机？没事，凡事都有第一次。
这次考察组算是真理部和s部联合组成，甘肃省当然更加重视，也派了该省真理部一位处长陪同，s省厅的杨副厅长和钱副处长仍是陪同。
这次在武威地区又呆了一周，此次当地接待的架势更加浩大，地委一把手沈书记亲自出来陪我们吃饭。这位沈书记是个书法迷，没说两句话就扯到书法上，他津津有味地给我们吹他写了一幅“龙”字，说从起笔到收笔，简直是神来之笔，远远看好像一男一女两个人，一个是伏羲一个女娲。当地某地毯厂就这个“龙”字织成了挂毯，但我怎么也看不出藏着伏羲和女娲，大概我没有慧根。他还说这幅字的手迹，香港有老板要出资50万港币购买，他都没有出手。——字果然这样贵么？是不是一个想在当地征地办厂的港商呀？我心里暗想。
在当地宾馆到处可以看到这位沈书记的墨宝，都是一种字体：狂草。我从没看到他的真、隶体，从运笔来看，他书法霸气有余而韵味不足，没有正书的底子，唯有张扬跋扈之势。国朝以来，大小官员中好像都流行这类字体，沈书记还主动送了我一副字，写的是那首国人很熟悉的《卜算子》：“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杨副厅长和我已是老熟人了，他给我讲起当地好多典故，说这位老沈整天就谈书法，对经济吏治根本不在意，有一次中组部一位局长经过当地，他设宴招待，又是大谈书法。大概这位北京来的局长字写得不好，很烦人说书法。到了兰州给省领导参了老沈一本，说：一位主要领导干部整天痴迷书法，他还有时间管当地的经济建设么？
这次考察更加仔细，我们光在古浪县就呆了四天，县局的局长作为老牛的上级，介绍了他的表现，还去了老牛所在乡的许多农户，询问老牛的平时作为，两位真理部大员认可我写的报告没有水分。
其实在中国传统农村，老牛这类忠厚朴实、德高望重的乡贤不少，他们靠威望在当地维持乡村秩序。经过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这类乡贤凋零得很厉害，只有在经济、信息欠发达的穷乡僻壤，还能比较原汁原味地保存。我仔细分析了老牛调处的那些纠纷，有婆媳关系、邻居纠纷、普通治安案件，他很少援引法律，而是用乡村延续上千年的“规矩”来处理问题，用他的威望作担保来保证平衡与公正。当地的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是个几年就一换的流官，而他几十年都呆在当地，整个乡十几个村两万多人，他熟悉得有如自家地里的庄稼。这类司法助理员和派出所的警察相比，当地人更觉得亲近，有什么事乡民总说咱们去找牛爷评评理，而不是说去找派出所警察和乡长评理。也就是说，在乡民的眼里，乡长和派出所警察可能更代表上面派来的官员，而老牛这样土生土长的司法助理员更像是自己人，值得信服。老牛受到当地人的尊重和他本人的品行有关，我以为也和我国农村民间自治的传统有关。这种传统后来被破坏得很厉害，使我们在基层的管理不得不耗用大量的行政成本。
在老牛所在的乡政府我们过的端午节，那年端午公历正是六月上旬某日，海拔3000多米的祁连山南麓，竟然飘着鹅毛大的雪花。乡政府宰了一头羊，照当地的做法做了手抓羊肉，半斤一块的肉用清水煮熟，就着大蒜吃饱，然后再喝酒。
喝完酒全身发热，我和老鲁走在雪地里。酒后我不假思索地说了句：六月飞雪呀，都整整八年了。他听完这话瞅我一眼，接了话茬说：是呀，真快。毕竟都是读书人，彼此有种默契，旁边当地乡干部不明白话里所指，问我们：你们说啥八年了？我俩一笑，无语。
古浪县城我第三次来了。和老许上次考察算是第二次，匆匆忙忙停留了一个上午没有过夜。第一次是1993年五一节期间。我们宿舍住过一位自考生老秦，他是古浪人，比我们大一两岁，相处一年的时间内十分融洽，我们中文系四位正式的大学生没有瞧不起他，反而羡慕他江湖经验很足。因为他不好好读书，中学时就在外面混，懂得了许多我们所不懂的事情，让我们四位乖男孩佩服不已。他中学时和一位女生恋爱，那位女生考上我们大学的计算机系了，其父母坚决要求女儿和老秦断绝关系，老秦为了这女孩，不惜以来参加自考的方式进校，可惜毕竟两人之间似乎有一种越不过的鸿沟，那女孩对他是好是坏，因此老秦的脾气也时好时坏，有时候喝多了，就像狼一样在宿舍长吼。有一天，我们宿舍楼的阿姨突然叫住我，——四年来阿姨非常照顾我，觉得我是一个可堪造就的小伙子。她神神秘秘地对我说，你怎么和姓秦的那小子走得那样近呀？你会很有出息的，你可不敢和他深交，他和外面的帮会混在一起，别带坏你呀。
此话不说则罢，一说更增加了我对老秦的敬佩之情，你想想越是弱不禁风的书生越佩服江湖上的大侠，尤其我出生在湖南昭州那个自古江湖帮会盛行的地方。我一直没把这话告诉老秦，但我在悄悄地观察他，我知道两人毕竟不是一路人，我那时候就知道两人的交情只是江湖层面而不可能有心灵的交往。
1993年五一，老秦对我们四人说，马上你们要毕业了，会去天南海北不会留在甘肃，不知哪年月能见面了，我父母邀请你们几个去趟我家。于是在老秦带领下，几人坐了趟夜行的汽车往古浪走，五月的河西走廊气温很低，车走走停停，翻过乌鞘岭，在天祝藏族自治县县城附近，我下车小解，才知道夜风之凛冽，真是滴尿成冰，差点让我系不上裤带。到了老秦家，他父母异常热情，他家的院子离兰新铁路不到50米，蹲在茅坑的时候，就能透过茅房的缝隙，看到兰新线上火车哐当哐当经过，那感觉奇妙极了。
此次到古浪，我呼了他，他根本不敢相信我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来到宾馆找到我，还是当年在学校那个样子，当胸一拳，说了句：“傻逼，想死我了。”旁边有北京一起来的领导，也有当地县领导，他们都有惊愕的感觉。因为在上面大家装逼习惯了，闯进来这样一个说话没轻没重的小子，出乎意料。我只好向大家介绍这是我的同学，县城不大，大伙儿相互认识，尤其老秦的父亲当过当地小官，那些县里的干部对他当然了解。后来有次吃饭的时候，一位县委副书记趁着酒劲对我说：你咋个能和小秦是同学，是朋友呢？你有学问，见识多，他就是个混混，你俩不是一路人呀？
我反问一句：难道成为朋友的非得是一路人？
老秦在我们离开大学后，再读了一年，最终没能通过自考，没拿上文凭回古浪了，现在开了一个小服装店，在那样一个百业凋敝的县城，这样的服装店不可能有什么生意。我提着点心盒子到他家时，他父母也非常高兴，那情形好像儿子的朋友发达了，与有荣焉。四年的时光，在这个小院好像没一点变化，就连院角种的的丝瓜，看着的花还和四年前一模一样。两位老人还算康健，唯一的变化是他的妹妹当年像个小女孩，现在找了对象，快出嫁了。我已经吃过饭，但他家非得让我在坐下来，和几盅酒不可。我知道那酒要是我不喝，会以为我从北京来，瞧不起他们了。从他父母的言谈中，我感觉到他希望我能帮助他儿子，我不能伤老人的心，只能支支吾吾点头，其实我知道，我和老秦的相识，只是两条线偶而交织在一起，而后分叉，越走越远，两人处在完全不同的“场”，即使我有帮他的心，也没有帮他的力。而真正的朋友之间，最大的帮助应当是心灵上的启迪，但我俩是很难在精神层面进行交流的。
离开武威前一天晚上的饭桌上，我见到《武威报》一位姓戴的记者，他拿来一张报纸，头版头条说的是上次我和老许来考察老牛的事，报道有“许处长和李科长代表s部”，我一笑，说“代表”可不是随便玩的，这张报纸要是让我部门领导看到了，我吃不了兜着走。
戴记者是最先发现老牛这样典型，并在当地宣传的，而声势大了，这个“哥伦布”就被人忘记了，走上前台的都是当地的领导，他有点想不通。我安慰他：兄弟，咱们到不了那份上，注定是给人做嫁衣的，没有什么想不通。你别羡慕我，现在看上去很风光，这个典型最终搞成后，也没我什么事，成绩都是领导的。
他点点了头，觉得我说的是掏心窝子话，很感动，敬了我几杯酒后，主动站起来唱了一首当地民歌《妹妹的山丹花儿开》
"尕妹妹的大门上浪三浪
心灵跳得慌呀，
想着我的尕妹妹的好模样呀，
妹妹，山丹红花开呀！
听说我的尕妹妹病哈了
阿哥我急坏呀，
秤上了些冰糖看你来呀，
妹妹，山丹红花开！
开不开的山丹花，
连根拔上来，
把把莫损坏呀，
送给我的尕妹妹两鬓间戴呀，
妹妹，山丹红花儿开呀！
我把你心疼着，
我把你爱，
生死不分开呀，
一天我你三趟，
看你来呀，
妹妹山丹红花儿开呀！
一首情歌唱起来都是这样悲凉而悠远，我听完后觉得和古代秦风是一样的风格,“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这种爱之烈、爱之忧，几千年来，西北人还在同样地歌唱着。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连载之十三：像马戏团一样巡回演出
采访团回到北京后，记者们把稿子赶出来。十来天后，上面统一部署，同时推了出来。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面梨花开。”半年前还籍籍无名的西北汉子牛德贵，一下子就成了大名人了，电视、广播、报纸到处都有他的先进事迹，我想他一觉醒来，突然觉得自己成名，恐怕也有种不真实感。他后来对我说过，当初他最大的愿望是上大学的儿子能找个好点的工作，自己退休后能在县城买套房子和老板安度晚年，没想过有这种风光。
搞宣传要趁热打铁，现如今某某部高密度推出典型，典型容易被人忘记，因此第一波宣传高潮一过去，s部就开始紧锣密鼓准备牛德贵先进事迹报告团的巡回讲演。当甘肃那边通知我们，讲演团已经组成，正在兰州日夜排练，差不多可以公开演出了。华司长又让我陪着季副司长去兰州迎接演讲团，顺便验收一下他们的表演。
这是一九九七年，我第四次回甘肃，上天如此厚我，离校后，还能有一次次重回故地的机缘。
我们到兰州时，牛德贵事迹报告团的人已在宾馆里封闭训练了十来天。演讲稿总撰稿是《甘肃日报》一位有名的笔杆子老景，老景真是个妙人，浑身名士气，好喝酒，讲各种各样的奇妙之事，和我很是投缘。
报告团由五人组成。老牛是主角，成员有省厅的人事处长一名，他是著名的西南政法学院的毕业生，长得仪表堂堂，有儒雅之气，他从上级组管部门的培养来谈老牛的成长；一位官员是古浪县的副县长，该县大多数领导说不好普通话，太土，这位副县长是省城一所大学的团委书记去挂职的，熟悉中国政治生态的人应当知道，忽悠人是团干部的看家本领，他扮演的角色是介绍老牛在当地人民群众中间的口碑；还有一位成员是五味电视台一位记者兼播音员云晓霞妹妹，她的觉得是讲述自己如何发现这个典型，在采访中如何被老牛的事迹感动；最后一位是当地青年农民胡忠国，他的角色是被老牛从悬崖边挽救过来的回头浪子。
和报告团正式见面是一个早晨，然后大家一起出去吃牛肉面。云晓霞妹妹毕竟是记者出身，属于自来熟一类，她长得面容姣好，嘴里有一颗巩俐那样的虎牙，说话没有任何的当地的方言味。后来一聊，原来她在我的母校念过三年的大专班，算是我的师妹，当然彼此觉得更加亲切。两人熟悉了以后，有一天我打趣她：动人春色不在多，一颗虎牙足矣，像你师兄我两颗虎牙就过犹不及，像个食肉动物。
在参加报告团之前，云妹妹并不认识老牛，第一个发现老牛的是那个给我唱当地民歌的小戴。报告团组成后，云妹妹也从来没有到过老牛的家，她之所以能入选，和她的长相、普通话水平水平有关，后来我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她的姐夫是地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可云妹妹的巡回讲演却是相当的成功，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打动了许多台下的听众，那表演才能不服不行。
胡忠国更是天上掉馅饼，他这小子为人很聪明，是个典型的忠厚其外狡黠其内的西北农民，脸红扑扑的，像一株长在黄土地上的红高粱。他少年丧母，初中没读完就在外面打流，和一帮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赶着偷鸡摸狗的事情。有一年“严打”，他逃到新疆。老牛知道后找他爸说，孩子还小，那点事犯不了大法，你让他回来吧，不会有什么大事，让他在他乡流浪更可能学坏。小胡回家后，老牛给他在乡上找了个小摊卖菜，这小子脑瓜活，小买卖做得不错，后来又开了家商店，娶了房媳妇，生了个女儿。他媳妇和他处对象时，老丈人坚决不同意，说自家闺女怎能嫁给这样的小子？还是老牛上他未来老丈人家，做通了思想工作。
讲演团刚开始排练时，他们以为将讲稿背熟就行了，没有表情，给人感觉是在例行公事。后来从省话剧院找来一个资深导演，一个个动作排练，一句句话细抠，三番五次折腾，终于能过关了。
预演是在省政府大礼堂，效果还可以，基本达到了晋京演出的标准。在省礼堂讲演时，我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当地省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在采访，她是我同一届新闻系的刘静蕊，军训和许多大课在一起，当年她曾是许多男孩的梦中情人，健康、美丽、娇媚集于一身。在军训时，使坏的兵油子排长常让她出列单独踢正步，藏在军装下的胸部一起一伏，像两只活泼的兔子，真是掩不住的青春风情呀。四年未见，两人大呼意外，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我改名了，我一看，好好的静蕊改成很像一个艺名，才四年的时光，她的脸能看得出一种沧桑感。看到我们熟悉的样子，旁边一位省真理部的处长问我：你们是同学？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她可很有名。
这次迎接报告团，我在兰州呆了整整一周，而且就住在大学旁边不远的宾馆。报告团在排练，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看望老师，会会同学。
学校南门有一家小饭店叫“老地方”，我们毕业前常去那里喝酒，这里的水煮肉做得最好。这次来兰州，一日和几位同学，包括“白丁香”，相约在“老地方”，点几个当年常吃的菜，要上两瓶当年常喝的“川曲”，喝得大醉，一行人踉踉跄跄走在校园里，醉意朦胧中，我们错把今日当昨日，似乎回到了大学时代。
有一个晚上我去看一位当年特别器我的老教授，这位老太太是王瑶的弟子，出自名门，一生坎坷。当年本科生毕业时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他，写的是鲁迅那代人乡恋的矛盾情结，看后她很是欣赏，后来推荐到社科院文学所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整整一万多字。本科生阶段在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本系以前好像还没有过。因此她建议我读她的研究生，我摇了摇头，对她说：当今中国，呆在校园里能做真正的学问么？
此次见面，她感慨万千说你宁愿做一个小吏也不愿意读我的研究生，现在我真想不通，有学术潜质的人纷纷不愿读研究生，可挤破头来读我的硕士、博士的人，多是想改变一下处境，混个学历，没几个真正想做学问。
我和演讲团同机抵京，把他们送到宾馆。在宾馆时，小胡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电梯开了他都不敢进去，看到温婉漂亮的服务员，这位尕小子眼神变得直勾勾的。
在人民大会堂的讲演算是规格最高的首演，演讲之前，找群众演员把台下三千多个位m置坐满颇费心思，好在有我钢铁长城和人民武警，最后找了许多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入场填空。
演讲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出乎意料的是获得掌声最多的是小胡。前三位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身份是官员或记者，对他的出场只是一种铺垫。而这小伙根本不怯场，站在台上，好像一位放羊娃站在高高的黄土梁上唱他的信天游。讲到老牛在他从新疆回来，上他家安慰他，给他做思想工作时，他说：“自打我娘死后，莫有一个人像牛爷给我讲过这些暖心窝子的话。”结尾时他说：“没有牛爷，哪有我现在这个和和美美的家，红红火火的日子，牛爷，是我的再生父母。”
台下一片掌声，有人真的流泪了，央视的摄像记者立马将镜头对住，给流泪的脸一个大特写。
领导接见和首场讲演完毕，演讲团就像马戏团一样，赴八个省市演讲。要跟下来得一个多月，华司长大概觉得我会有些累，或者觉得这种荣光让更多的人沾沾，否则就显得不平衡了。她原计划部里派四位干部，分两批随团服务，我都不在其内。由于下一程的带队者是季副司长，他直白地对华司长说：如果你们人事司要派一位干部和我随行，只能是砍柴，如果派别人，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带团。如此，我便又给团巡回了半个月。
我随的下半程巡回是辽宁、山东、河南、河北四省。这四个省也别重视宣传，因此对讲演团的接待格外周到，不要说老牛、小胡、云妹妹这三人，就是处长和副县长也从来没受到过如此的礼遇。在每个地方都住当地政府的国宾馆，都要安排去游览最典型的景区。
巡回途中有几件趣事颇值得一记。
在山东的时候，省委某某部部长和一位副省长陪大家吃饭，合影留念。讲演团成员向领导敬酒时，云妹妹准备先向副省长敬，我用脚踢她，暗示她先给部长敬酒。事后她大惑不解地问我：副省长难道不比部长大么？我说：错了，部长是省委常委，而这位副省长不进常委。我国是先党委后政府，常委比副省长排名靠前。她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山东演讲完毕，老牛要临时回京，去央视当嘉宾做一期节目，其他人留在当地游览，然后再到河南回合。我陪着老牛两人回京。
由于一路上各地给老牛的礼物太多，满满当当打了好几个箱子，先行带回北京。在北京站出站时，车站检票说行李超重，要补钱。一路春风得意受到高规格接待的老牛傻了，人家才不管你是谁。我马上解释，这是最近宣传的重大典型，我是某某部的陪同人员。这些东西是做先进事迹报告时各地送的纪念品，难道你不看新闻联播？不看《人民日报》？这检票的说：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我多少年瞅都不瞅一眼，不认识你这位典型。还在我急中生智，带着辽宁、山东报道先进事迹报告团巡回报告的报纸，抽出一张省报，指着头版头条老牛的大照片对检票员说：你看看，就是这位先进典型。检票员看着照片上的老牛挂满胸膛的奖章，看看眼前这人，又看了看我的工作证，知道不是骗他，说了句：“失敬失敬。”一挥手，让我俩走了。事后老牛对季副司长大赞我反应快，有办法。
在河南的时候，讲演完毕后晚宴。熟悉中国酒文化的人一定对河南的敬酒规矩印象深刻。他们主人敬酒自己不喝而让客人喝三盅，他们叫端酒。如此做的理由是河南人实在，以前家里穷，就那点酒不够喝，只能让客人喝好。可省政府请客，这个理由实在有些牵强。讲演团的副县长组织反击，用西北的风俗敬酒，唱着酒歌让河南的领导喝。要说酒文化的绚丽多彩，黄河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越来越简约。山东人喝酒简直是打擂台，自己一饮而尽，再看着客人喝，到了河南，人家总算有端酒的说辞。而来自上游的西北人，副县长加上云妹妹、小胡，个个不但是喝酒的高手，而且是唱民歌的高手。歌一唱，那些省领导便不好拒绝，最后把厅长给喝倒了。回宾馆后我们十分高兴，我说：黄河上游的部队出关打败了中游的部队，这简直是周武王和商纣王牧野之战的重现呀。
小胡问我：这个酒咋个这么好喝呢？我刚喝完一杯，服务员就马上给倒上，真快。我告诉他今天喝的是五粮液，300多块一瓶，你今天至少喝了8辆，你算算，240元钱，在你们那里2毛钱一斤土豆，能买1200斤。他听后吐了吐舌头说：这样说我今晚喝了全年的口粮？
河北是巡回演讲最后一站，该省厅的厅长老高是文革前人大新闻系毕业的，学识渊博，三十几岁就是正厅级，本来当着后备干部培养的。可他因为做过前任省委书记的秘书，当时主政河北的是后来受到处分的程某某，这人很跋扈，尤其对前任省委书记的人更是打入冷宫，可怜的老高受到池鱼之殃，被打压十几年得不到升迁，连本厅的工作想去程某某那里汇报，程某某都不原意坐下来听。晚宴后他请大家唱卡拉ok，我这个破嗓子，推托不过，只好点了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老高一听，拿着话筒喝我合唱，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道不尽红尘奢恋，说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怨。”唱完后，他说了句：“人生一场春梦。”第二天临走前大家合影，他非得拉着我和云妹妹站立两旁，说：我和这对金童玉女合个影。——现在当我翻看这张照片时，感叹当年的“金童”已迈向中年，而当时春春逼人的刘妹妹以及修炼得宠辱不惊的高厅长何在？
回到北京，演讲团解散，他们全部同机回甘肃，一路上大家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尤其我和老牛，分手时彼此恋恋不舍。离京前我问老牛，想要带什么东西给婶子，你尽管说。他说在商店里见过那些桶装的方便面，他老伴从来没吃过这东西，能不能买几包？
就这个？太容易了！我买了一箱康师傅方便面，让老牛带着，衣锦还乡。
采访团回到北京后，记者们把稿子赶出来。十来天后，上面统一部署，同时推了出来。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面梨花开。”半年前还籍籍无名的西北汉子牛德贵，一下子就成了大名人了，电视、广播、报纸到处都有他的先进事迹，我想他一觉醒来，突然觉得自己成名，恐怕也有种不真实感。他后来对我说过，当初他最大的愿望是上大学的儿子能找个好点的工作，自己退休后能在县城买套房子和老板安度晚年，没想过有这种风光。
搞宣传要趁热打铁，现如今某某部高密度推出典型，典型容易被人忘记，因此第一波宣传高潮一过去，s部就开始紧锣密鼓准备牛德贵先进事迹报告团的巡回讲演。当甘肃那边通知我们，讲演团已经组成，正在兰州日夜排练，差不多可以公开演出了。华司长又让我陪着季副司长去兰州迎接演讲团，顺便验收一下他们的表演。
这是一九九七年，我第四次回甘肃，上天如此厚我，离校后，还能有一次次重回故地的机缘。
我们到兰州时，牛德贵事迹报告团的人已在宾馆里封闭训练了十来天。演讲稿总撰稿是《甘肃日报》一位有名的笔杆子老景，老景真是个妙人，浑身名士气，好喝酒，讲各种各样的奇妙之事，和我很是投缘。
报告团由五人组成。老牛是主角，成员有省厅的人事处长一名，他是著名的西南政法学院的毕业生，长得仪表堂堂，有儒雅之气，他从上级组管部门的培养来谈老牛的成长；一位官员是古浪县的副县长，该县大多数领导说不好普通话，太土，这位副县长是省城一所大学的团委书记去挂职的，熟悉中国政治生态的人应当知道，忽悠人是团干部的看家本领，他扮演的角色是介绍老牛在当地人民群众中间的口碑；还有一位成员是五味电视台一位记者兼播音员云晓霞妹妹，她的觉得是讲述自己如何发现这个典型，在采访中如何被老牛的事迹感动；最后一位是当地青年农民胡忠国，他的角色是被老牛从悬崖边挽救过来的回头浪子。
和报告团正式见面是一个早晨，然后大家一起出去吃牛肉面。云晓霞妹妹毕竟是记者出身，属于自来熟一类，她长得面容姣好，嘴里有一颗巩俐那样的虎牙，说话没有任何的当地的方言味。后来一聊，原来她在我的母校念过三年的大专班，算是我的师妹，当然彼此觉得更加亲切。两人熟悉了以后，有一天我打趣她：动人春色不在多，一颗虎牙足矣，像你师兄我两颗虎牙就过犹不及，像个食肉动物。
在参加报告团之前，云妹妹并不认识老牛，第一个发现老牛的是那个给我唱当地民歌的小戴。报告团组成后，云妹妹也从来没有到过老牛的家，她之所以能入选，和她的长相、普通话水平水平有关，后来我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她的姐夫是地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可云妹妹的巡回讲演却是相当的成功，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打动了许多台下的听众，那表演才能不服不行。
胡忠国更是天上掉馅饼，他这小子为人很聪明，是个典型的忠厚其外狡黠其内的西北农民，脸红扑扑的，像一株长在黄土地上的红高粱。他少年丧母，初中没读完就在外面打流，和一帮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赶着偷鸡摸狗的事情。有一年“严打”，他逃到新疆。老牛知道后找他爸说，孩子还小，那点事犯不了大法，你让他回来吧，不会有什么大事，让他在他乡流浪更可能学坏。小胡回家后，老牛给他在乡上找了个小摊卖菜，这小子脑瓜活，小买卖做得不错，后来又开了家商店，娶了房媳妇，生了个女儿。他媳妇和他处对象时，老丈人坚决不同意，说自家闺女怎能嫁给这样的小子？还是老牛上他未来老丈人家，做通了思想工作。
讲演团刚开始排练时，他们以为将讲稿背熟就行了，没有表情，给人感觉是在例行公事。后来从省话剧院找来一个资深导演，一个个动作排练，一句句话细抠，三番五次折腾，终于能过关了。
预演是在省政府大礼堂，效果还可以，基本达到了晋京演出的标准。在省礼堂讲演时，我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当地省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在采访，她是我同一届新闻系的刘静蕊，军训和许多大课在一起，当年她曾是许多男孩的梦中情人，健康、美丽、娇媚集于一身。在军训时，使坏的兵油子排长常让她出列单独踢正步，藏在军装下的胸部一起一伏，像两只活泼的兔子，真是掩不住的青春风情呀。四年未见，两人大呼意外，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我改名了，我一看，好好的静蕊改成很像一个艺名，才四年的时光，她的脸能看得出一种沧桑感。看到我们熟悉的样子，旁边一位省真理部的处长问我：你们是同学？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她可很有名。
这次迎接报告团，我在兰州呆了整整一周，而且就住在大学旁边不远的宾馆。报告团在排练，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看望老师，会会同学。
学校南门有一家小饭店叫“老地方”，我们毕业前常去那里喝酒，这里的水煮肉做得最好。这次来兰州，一日和几位同学，包括“白丁香”，相约在“老地方”，点几个当年常吃的菜，要上两瓶当年常喝的“川曲”，喝得大醉，一行人踉踉跄跄走在校园里，醉意朦胧中，我们错把今日当昨日，似乎回到了大学时代。
有一个晚上我去看一位当年特别器我的老教授，这位老太太是王瑶的弟子，出自名门，一生坎坷。当年本科生毕业时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他，写的是鲁迅那代人乡恋的矛盾情结，看后她很是欣赏，后来推荐到社科院文学所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整整一万多字。本科生阶段在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本系以前好像还没有过。因此她建议我读她的研究生，我摇了摇头，对她说：当今中国，呆在校园里能做真正的学问么？
此次见面，她感慨万千说你宁愿做一个小吏也不愿意读我的研究生，现在我真想不通，有学术潜质的人纷纷不愿读研究生，可挤破头来读我的硕士、博士的人，多是想改变一下处境，混个学历，没几个真正想做学问。
我和演讲团同机抵京，把他们送到宾馆。在宾馆时，小胡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电梯开了他都不敢进去，看到温婉漂亮的服务员，这位尕小子眼神变得直勾勾的。
在人民大会堂的讲演算是规格最高的首演，演讲之前，找群众演员把台下三千多个位m置坐满颇费心思，好在有我钢铁长城和人民武警，最后找了许多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入场填空。
演讲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出乎意料的是获得掌声最多的是小胡。前三位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身份是官员或记者，对他的出场只是一种铺垫。而这小伙根本不怯场，站在台上，好像一位放羊娃站在高高的黄土梁上唱他的信天游。讲到老牛在他从新疆回来，上他家安慰他，给他做思想工作时，他说：“自打我娘死后，莫有一个人像牛爷给我讲过这些暖心窝子的话。”结尾时他说：“没有牛爷，哪有我现在这个和和美美的家，红红火火的日子，牛爷，是我的再生父母。”
台下一片掌声，有人真的流泪了，央视的摄像记者立马将镜头对住，给流泪的脸一个大特写。
领导接见和首场讲演完毕，演讲团就像马戏团一样，赴八个省市演讲。要跟下来得一个多月，华司长大概觉得我会有些累，或者觉得这种荣光让更多的人沾沾，否则就显得不平衡了。她原计划部里派四位干部，分两批随团服务，我都不在其内。由于下一程的带队者是季副司长，他直白地对华司长说：如果你们人事司要派一位干部和我随行，只能是砍柴，如果派别人，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带团。如此，我便又给团巡回了半个月。
我随的下半程巡回是辽宁、山东、河南、河北四省。这四个省也别重视宣传，因此对讲演团的接待格外周到，不要说老牛、小胡、云妹妹这三人，就是处长和副县长也从来没受到过如此的礼遇。在每个地方都住当地政府的国宾馆，都要安排去游览最典型的景区。
巡回途中有几件趣事颇值得一记。
在山东的时候，省委某某部部长和一位副省长陪大家吃饭，合影留念。讲演团成员向领导敬酒时，云妹妹准备先向副省长敬，我用脚踢她，暗示她先给部长敬酒。事后她大惑不解地问我：副省长难道不比部长大么？我说：错了，部长是省委常委，而这位副省长不进常委。我国是先党委后政府，常委比副省长排名靠前。她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山东演讲完毕，老牛要临时回京，去央视当嘉宾做一期节目，其他人留在当地游览，然后再到河南回合。我陪着老牛两人回京。
由于一路上各地给老牛的礼物太多，满满当当打了好几个箱子，先行带回北京。在北京站出站时，车站检票说行李超重，要补钱。一路春风得意受到高规格接待的老牛傻了，人家才不管你是谁。我马上解释，这是最近宣传的重大典型，我是某某部的陪同人员。这些东西是做先进事迹报告时各地送的纪念品，难道你不看新闻联播？不看《人民日报》？这检票的说：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我多少年瞅都不瞅一眼，不认识你这位典型。还在我急中生智，带着辽宁、山东报道先进事迹报告团巡回报告的报纸，抽出一张省报，指着头版头条老牛的大照片对检票员说：你看看，就是这位先进典型。检票员看着照片上的老牛挂满胸膛的奖章，看看眼前这人，又看了看我的工作证，知道不是骗他，说了句：“失敬失敬。”一挥手，让我俩走了。事后老牛对季副司长大赞我反应快，有办法。
在河南的时候，讲演完毕后晚宴。熟悉中国酒文化的人一定对河南的敬酒规矩印象深刻。他们主人敬酒自己不喝而让客人喝三盅，他们叫端酒。如此做的理由是河南人实在，以前家里穷，就那点酒不够喝，只能让客人喝好。可省政府请客，这个理由实在有些牵强。讲演团的副县长组织反击，用西北的风俗敬酒，唱着酒歌让河南的领导喝。要说酒文化的绚丽多彩，黄河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越来越简约。山东人喝酒简直是打擂台，自己一饮而尽，再看着客人喝，到了河南，人家总算有端酒的说辞。而来自上游的西北人，副县长加上云妹妹、小胡，个个不但是喝酒的高手，而且是唱民歌的高手。歌一唱，那些省领导便不好拒绝，最后把厅长给喝倒了。回宾馆后我们十分高兴，我说：黄河上游的部队出关打败了中游的部队，这简直是周武王和商纣王牧野之战的重现呀。
小胡问我：这个酒咋个这么好喝呢？我刚喝完一杯，服务员就马上给倒上，真快。我告诉他今天喝的是五粮液，300多块一瓶，你今天至少喝了8辆，你算算，240元钱，在你们那里2毛钱一斤土豆，能买1200斤。他听后吐了吐舌头说：这样说我今晚喝了全年的口粮？
河北是巡回演讲最后一站，该省厅的厅长老高是文革前人大新闻系毕业的，学识渊博，三十几岁就是正厅级，本来当着后备干部培养的。可他因为做过前任省委书记的秘书，当时主政河北的是后来受到处分的程某某，这人很跋扈，尤其对前任省委书记的人更是打入冷宫，可怜的老高受到池鱼之殃，被打压十几年得不到升迁，连本厅的工作想去程某某那里汇报，程某某都不原意坐下来听。晚宴后他请大家唱卡拉ok，我这个破嗓子，推托不过，只好点了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老高一听，拿着话筒喝我合唱，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道不尽红尘奢恋，说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怨。”唱完后，他说了句：“人生一场春梦。”第二天临走前大家合影，他非得拉着我和云妹妹站立两旁，说：我和这对金童玉女合个影。——现在当我翻看这张照片时，感叹当年的“金童”已迈向中年，而当时春春逼人的刘妹妹以及修炼得宠辱不惊的高厅长何在？
回到北京，演讲团解散，他们全部同机回甘肃，一路上大家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尤其我和老牛，分手时彼此恋恋不舍。离京前我问老牛，想要带什么东西给婶子，你尽管说。他说在商店里见过那些桶装的方便面，他老伴从来没吃过这东西，能不能买几包？
就这个？太容易了！我买了一箱康师傅方便面，让老牛带着，衣锦还乡。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连载之十四：一九九八年，那是一个春天
牛得贵先进事迹的宣传取得圆满成功，全部上下进行总结，当然成绩的取得首先是领导重视、组织得力，兄弟单位大力配合云云。我这个小萝卜头也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年底评先进时，我有幸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和优秀党员。
这“双料”荣誉集于一身，我自己也有点飘飘然了，觉得组织上待我不薄，我得兢兢业业地干下去，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那时的思想，还停留在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文人的水平，尽管对社会的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有看法，有忧虑，但只是一种杜甫对大唐王朝爱到深处的忧。
但后来的遭遇证明，这个体制不需要我这样螺丝钉的“爱”，一腔情愿换来的是有似弃妇的幽怨。但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不是屈原被放逐的时代，我们能走出弃妇心态。
1997年十五大召开的时候，关于国务院系统要精兵简政，要人员分流的说法已经传开了。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每五年真正的大政方针是党代会上确定，来年春天召开的人代会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将前一年党代会上确定的通过近三千人举手（现在换成按钮）而合法化。
听到这些传言，我们司大多数同龄人还觉得很遥远，觉得青春就是本钱，上面那把达摩克斯之剑，怎么也落不到我的头上。而那些从部队转业的处长，已经灵敏地嗅出风雨将来的味道，有一次一位老处长对我说，看来这次真的摇动真格的，得早做打算呀。
我还处在刚刚被表彰的得意心态中，1998年春节，我和妻子去她老家过春节。她家在塞外一个煤城，老丈人是一个和京东方一样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干部。按当地风俗，出嫁的姑娘不能回娘家过年，因为会沾完娘家的福气，娘家兄弟不干。她家全是女孩，没有可能福气受损的兄弟，所以我俩能去那里过大年。
我对煤城最大的感受是凋敝、败落，那两年煤机及积压得很厉害，更是如此，这两年煤畅销，沾光的也是极少数人，煤价飙升给普通百姓并没带来什么好处。贾樟柯的电影《任逍遥》就在这座城市拍摄的，里面三位小青年，无学可上，无业可就，而想法颇多，整天在街上悠荡。我妻子有好些表弟表妹、堂弟堂妹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整座城市似乎被废弃了，是一个失去造血能力的病人，年轻人除了外出谋生，真的想不到别的出路。她家亲戚来拜年时，好几位问我工作单位能不能准时开工资，当得知我所在单位绝对能准时，非常羡慕。“准时开支”成为他们最高的人生目标了。
从煤都回到北京，马上就要开“两会”了，在“两会”前，我又被抽出来搞了一次典型宣传。山东省善于总结工作经验，推出重大典型，原来他们推荐一位优秀的助理员，因为要照顾西部，部里拍板宣传了老牛。此番他们又推荐了一个集体典型“178”，该省曹州市所辖区县的司法所实行了联网，只要有人拨打号码“178”，就由司法助理员前来调出纠纷，和公安“110”差不多。这点正中部领导的下怀，中国许多工作除了开会，就是靠宣传典型来推动。牛德贵宣传尝到了甜头，于是决定再推出一个集体典型。
大概是我在牛德贵先进事迹宣传中，在部里已小有名气，此次去山东考察“178”的工作组，我忝列末座。工作组由司法助理员管理司的梁司长牵头，辅佐他的有原来在“三李斋”共处一室的志强兄，他在半年前已将人事关系正式调入部机关，且从人事司调到办公厅搞文字工作，另一位是梁司长的部下吕处长。
吕处长是北京大学法律系80年代毕业的高材生，曹州是他的老家，他在东北某省出生、长大，高考是该省的文科状元。他曾给我讲起金榜题名时的喜悦，高考后他去县城看到自己的高分，老师说这分数考北大问题不大。于是兴高采烈地骑车往家走，快到村里时，路边的高音喇叭里播出喜讯：今年本省的文科状元是本县某中学吕某某。听到自己成了状元，他说晕眩得差点从车上掉下来，那种突如其来的喜悦感，后来从未有过。等他到村口时，乡亲和家人也听到广播中的喜讯，全出来等候状元荣归。在机关呆了好多年，他表面上是一种宠辱不惊的淡定，深聊后才能觉察到他内心有着澎湃的激情，他的士大夫气也很浓，这种气质在今天的官场并不适宜。也许是少年得志和工作后仕途的平淡反差太大，他总是显得看透一切，过于强烈的幸福感来得太早也不好。
我们开了一辆中巴去曹州，一路经河北，到河南往东拐，进入曹州地面时，公路两旁就能看到到处用白颜料刷的标语：“拨打178，法律送到家。”“178是一枝花，社会稳定依靠它。”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从纯白干净的笔画能看出，这些标语刚刷上去不久。我看着觉得有点搞笑，好吗，这法律就像过年时领导下基层送温暖一样，把面粉、猪肉等物品送到老百姓家。这些标语还不算啥，快到山东时，经过河南一个集镇，我看到墙上有条标语这样写的：“坚决杜绝土葬，实行全民火葬”，看上去让人毛骨悚然。
从河南入山东，我们经过了一座很长的黄河大桥。黄河已经断流，桥下的河滩几乎全部成了庄稼地，麦苗青青，满眼平畴。我的大学是在黄河上游畔的一座城市度过的，那里的黄河还水波浩荡，而经过秦、晋大地，流过中原，在下游时，已经水波消逝了。我又条件性产生了臆想：这太像中华的文化了，当年灿烂无比，如上游河水，浩瀚壮阔，一路流到今天，血气耗尽，水分渗干。
曹州是牡丹之乡，也是酒风、民风强悍的地方。此地出了个黄巢，写了首“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霸王诗，惹得后来有点诗才的造反者纷纷效仿，他的同乡宋江就说：“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到曹州的那个晚上，我就见识了当地的酒风，在我们每人面前，摆三个能装2两的葡萄酒杯，倒满白酒，让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一口气全部喝完，6两酒进肚，才开始正式吃菜。当地叫这种喝法是“喝三炮”。
我们在曹州看了好些县区的司法所。我印象很深的是，有天午饭在郓城县县城一家宾馆吃的，郓城是宋江等一干梁山人的故乡，饭后当地官员把我们带到宾馆后面一口水井前，说这口井叫“杀惜井”，宋公明就在旁边的楼上杀死了阎婆惜。下午我们去了一个乡镇，当地人说晁盖等人智取生辰钢的黄泥岗就在辖区内。我们去看了看，就是一块低矮的坡地，树木砍伐殆尽，很难想象出当年大树参天，草木丛生，强盗野兽出没的地方。
以维护当地稳定为己任的基层官员，不断向我们夸耀造反的宋江、晁盖、雷横、朱仝出自当地，琢磨起来很滑稽。当年宋江、雷横等和我面前这些基层官员一样，名义上都是效忠大宋王朝、维护当地稳定的小吏，可就是这些人卷入了造反的洪流，大宋在社会底层的稳定，究竟谁能维护？曹州之行，让我对《水浒传》有了另外的思考，但当时仅仅是想想而已，如果不离开s部，这些想法也许永远不会形成文字。
考察完毕，回京后起草报告向上峰禀报，这次是志强兄操刀。但“178”这个集体典型一开始就出师不利，这非战之祸，而是不可抗因素决定的。3月份“两会”召开，已经正式决定国务院系统要精简47%，到处人心惶惶，传言四起，谁还有心思去大力宣传典型？而叶部长已经高升。新任部长舒某，是山东人，从山东某县一个小科员干起。他比宋江幸运，宋江在那个时代不由科举出身，再有才能也只能做吏目，所以才杀人放火受招安。
具体到各个部，如何分流裁员，还没确定。因此大家纷纷猜测，不知怎么出了那么多小道消息，一会说政法部门要加强，不会怎么裁员，裁掉的经济部门；一会又说上面摆不平，只能一视同仁，都砍掉47%。公允地说，应该精简，各部委人浮于事的现象确实严重。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说一个部委人员构成的状况：“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媒体也纷纷为这次分流造势，说什么这次要从根本上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还有人从历史上找分流的合理性，大讲当年在延安的精兵简政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总喜欢从老祖宗那里找理由，时势变了，简单的比较是很可笑的。当年在延安是割据一方，蒋介石不给发饷了，陕北的贫瘠养不活那么多人，所以才不得已精简。这次呢，绝对是新一届政府为了立威，想一展抱负的新总理，要学王安石，将那些对改革消极的人弄走。可中国政治之复杂，位高权重如新总理者都估计不足，最终被赶走的，大部分是赞成改革、思想很新、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干部，至少本部、本司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伤害的正是对他施政方针最大的同情者，说自斩羽翼也不为过。
那年“两会”闭幕式，意气风发的新总理接受记者采访，豪情万丈地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我当时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听完这席话，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一九九八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大人物在大会堂放出豪言。
从此各个衙门换新天，
有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被改变。
牛得贵先进事迹的宣传取得圆满成功，全部上下进行总结，当然成绩的取得首先是领导重视、组织得力，兄弟单位大力配合云云。我这个小萝卜头也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年底评先进时，我有幸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和优秀党员。
这“双料”荣誉集于一身，我自己也有点飘飘然了，觉得组织上待我不薄，我得兢兢业业地干下去，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那时的思想，还停留在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文人的水平，尽管对社会的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有看法，有忧虑，但只是一种杜甫对大唐王朝爱到深处的忧。
但后来的遭遇证明，这个体制不需要我这样螺丝钉的“爱”，一腔情愿换来的是有似弃妇的幽怨。但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不是屈原被放逐的时代，我们能走出弃妇心态。
1997年十五大召开的时候，关于国务院系统要精兵简政，要人员分流的说法已经传开了。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每五年真正的大政方针是党代会上确定，来年春天召开的人代会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将前一年党代会上确定的通过近三千人举手（现在换成按钮）而合法化。
听到这些传言，我们司大多数同龄人还觉得很遥远，觉得青春就是本钱，上面那把达摩克斯之剑，怎么也落不到我的头上。而那些从部队转业的处长，已经灵敏地嗅出风雨将来的味道，有一次一位老处长对我说，看来这次真的摇动真格的，得早做打算呀。
我还处在刚刚被表彰的得意心态中，1998年春节，我和妻子去她老家过春节。她家在塞外一个煤城，老丈人是一个和京东方一样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干部。按当地风俗，出嫁的姑娘不能回娘家过年，因为会沾完娘家的福气，娘家兄弟不干。她家全是女孩，没有可能福气受损的兄弟，所以我俩能去那里过大年。
我对煤城最大的感受是凋敝、败落，那两年煤机及积压得很厉害，更是如此，这两年煤畅销，沾光的也是极少数人，煤价飙升给普通百姓并没带来什么好处。贾樟柯的电影《任逍遥》就在这座城市拍摄的，里面三位小青年，无学可上，无业可就，而想法颇多，整天在街上悠荡。我妻子有好些表弟表妹、堂弟堂妹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整座城市似乎被废弃了，是一个失去造血能力的病人，年轻人除了外出谋生，真的想不到别的出路。她家亲戚来拜年时，好几位问我工作单位能不能准时开工资，当得知我所在单位绝对能准时，非常羡慕。“准时开支”成为他们最高的人生目标了。
从煤都回到北京，马上就要开“两会”了，在“两会”前，我又被抽出来搞了一次典型宣传。山东省善于总结工作经验，推出重大典型，原来他们推荐一位优秀的助理员，因为要照顾西部，部里拍板宣传了老牛。此番他们又推荐了一个集体典型“178”，该省曹州市所辖区县的司法所实行了联网，只要有人拨打号码“178”，就由司法助理员前来调出纠纷，和公安“110”差不多。这点正中部领导的下怀，中国许多工作除了开会，就是靠宣传典型来推动。牛德贵宣传尝到了甜头，于是决定再推出一个集体典型。
大概是我在牛德贵先进事迹宣传中，在部里已小有名气，此次去山东考察“178”的工作组，我忝列末座。工作组由司法助理员管理司的梁司长牵头，辅佐他的有原来在“三李斋”共处一室的志强兄，他在半年前已将人事关系正式调入部机关，且从人事司调到办公厅搞文字工作，另一位是梁司长的部下吕处长。
吕处长是北京大学法律系80年代毕业的高材生，曹州是他的老家，他在东北某省出生、长大，高考是该省的文科状元。他曾给我讲起金榜题名时的喜悦，高考后他去县城看到自己的高分，老师说这分数考北大问题不大。于是兴高采烈地骑车往家走，快到村里时，路边的高音喇叭里播出喜讯：今年本省的文科状元是本县某中学吕某某。听到自己成了状元，他说晕眩得差点从车上掉下来，那种突如其来的喜悦感，后来从未有过。等他到村口时，乡亲和家人也听到广播中的喜讯，全出来等候状元荣归。在机关呆了好多年，他表面上是一种宠辱不惊的淡定，深聊后才能觉察到他内心有着澎湃的激情，他的士大夫气也很浓，这种气质在今天的官场并不适宜。也许是少年得志和工作后仕途的平淡反差太大，他总是显得看透一切，过于强烈的幸福感来得太早也不好。
我们开了一辆中巴去曹州，一路经河北，到河南往东拐，进入曹州地面时，公路两旁就能看到到处用白颜料刷的标语：“拨打178，法律送到家。”“178是一枝花，社会稳定依靠它。”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从纯白干净的笔画能看出，这些标语刚刷上去不久。我看着觉得有点搞笑，好吗，这法律就像过年时领导下基层送温暖一样，把面粉、猪肉等物品送到老百姓家。这些标语还不算啥，快到山东时，经过河南一个集镇，我看到墙上有条标语这样写的：“坚决杜绝土葬，实行全民火葬”，看上去让人毛骨悚然。
从河南入山东，我们经过了一座很长的黄河大桥。黄河已经断流，桥下的河滩几乎全部成了庄稼地，麦苗青青，满眼平畴。我的大学是在黄河上游畔的一座城市度过的，那里的黄河还水波浩荡，而经过秦、晋大地，流过中原，在下游时，已经水波消逝了。我又条件性产生了臆想：这太像中华的文化了，当年灿烂无比，如上游河水，浩瀚壮阔，一路流到今天，血气耗尽，水分渗干。
曹州是牡丹之乡，也是酒风、民风强悍的地方。此地出了个黄巢，写了首“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霸王诗，惹得后来有点诗才的造反者纷纷效仿，他的同乡宋江就说：“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到曹州的那个晚上，我就见识了当地的酒风，在我们每人面前，摆三个能装2两的葡萄酒杯，倒满白酒，让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一口气全部喝完，6两酒进肚，才开始正式吃菜。当地叫这种喝法是“喝三炮”。
我们在曹州看了好些县区的司法所。我印象很深的是，有天午饭在郓城县县城一家宾馆吃的，郓城是宋江等一干梁山人的故乡，饭后当地官员把我们带到宾馆后面一口水井前，说这口井叫“杀惜井”，宋公明就在旁边的楼上杀死了阎婆惜。下午我们去了一个乡镇，当地人说晁盖等人智取生辰钢的黄泥岗就在辖区内。我们去看了看，就是一块低矮的坡地，树木砍伐殆尽，很难想象出当年大树参天，草木丛生，强盗野兽出没的地方。
以维护当地稳定为己任的基层官员，不断向我们夸耀造反的宋江、晁盖、雷横、朱仝出自当地，琢磨起来很滑稽。当年宋江、雷横等和我面前这些基层官员一样，名义上都是效忠大宋王朝、维护当地稳定的小吏，可就是这些人卷入了造反的洪流，大宋在社会底层的稳定，究竟谁能维护？曹州之行，让我对《水浒传》有了另外的思考，但当时仅仅是想想而已，如果不离开s部，这些想法也许永远不会形成文字。
考察完毕，回京后起草报告向上峰禀报，这次是志强兄操刀。但“178”这个集体典型一开始就出师不利，这非战之祸，而是不可抗因素决定的。3月份“两会”召开，已经正式决定国务院系统要精简47%，到处人心惶惶，传言四起，谁还有心思去大力宣传典型？而叶部长已经高升。新任部长舒某，是山东人，从山东某县一个小科员干起。他比宋江幸运，宋江在那个时代不由科举出身，再有才能也只能做吏目，所以才杀人放火受招安。
具体到各个部，如何分流裁员，还没确定。因此大家纷纷猜测，不知怎么出了那么多小道消息，一会说政法部门要加强，不会怎么裁员，裁掉的经济部门；一会又说上面摆不平，只能一视同仁，都砍掉47%。公允地说，应该精简，各部委人浮于事的现象确实严重。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说一个部委人员构成的状况：“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媒体也纷纷为这次分流造势，说什么这次要从根本上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还有人从历史上找分流的合理性，大讲当年在延安的精兵简政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总喜欢从老祖宗那里找理由，时势变了，简单的比较是很可笑的。当年在延安是割据一方，蒋介石不给发饷了，陕北的贫瘠养不活那么多人，所以才不得已精简。这次呢，绝对是新一届政府为了立威，想一展抱负的新总理，要学王安石，将那些对改革消极的人弄走。可中国政治之复杂，位高权重如新总理者都估计不足，最终被赶走的，大部分是赞成改革、思想很新、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干部，至少本部、本司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伤害的正是对他施政方针最大的同情者，说自斩羽翼也不为过。
那年“两会”闭幕式，意气风发的新总理接受记者采访，豪情万丈地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我当时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听完这席话，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一九九八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大人物在大会堂放出豪言。
从此各个衙门换新天，
有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被改变。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看出来楼主还对分流耿耿于怀,一个副主任科员,不要也罢!
_我纪录的是当时真实的心态,七\八年过去了,现在已经十分平静.
_我纪录的是当时真实的心态,七\八年过去了,现在已经十分平静.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连载之十五 “房事”和“人流”
1998年全年，s部有两项核心工作，即职工分房和干部分流，这两项都是牵扯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大伙儿投入十二分精力参加搏杀，但对多数人而言，“搏”只是一种姿态，起不了实质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命运早在背后被别人决定了。
我把这两项重要工作简称为“房事”和“人流”。
先说“人流”。3月份的大会一开，国务院系统精简47%已成定局，而具体到每个部门，如何精简还在进一步博弈中。我所在的人事司自然是这项工作的具体操作部门，比其他人更忙，不但要操心自己的命运，还要考虑其他人的安排。但包括华以秀司长和主管人事的副部长燕成武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办，他们在静观新来的舒部长的态度。
舒部长下车伊始，就在大会上安慰大家，说政法部门不会像经济部门那样砍得狠，大家不要多虑，好好安心工作，组织也会对每一位干部负责到底的。快60岁的舒部长头发染得乌黑，腰板挺直。有一次大会上他用一口浓浓的山东腔对大家说起他的经历，他说自己的所收的教育是“抓两头，放中间”，他高小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因为表现积极，后来作为调干生选送到北京一所号称“第二党校”的著名大学学习，获大专文凭，因此小学和大学这两头之间的中学教育全部缺失。本部山东籍干部特多，山东人的家乡观念比较重，是比较抱团的。舒部长主政后，办公厅一位山东籍处长干脆就说起了家乡话，直到两年后舒部长突然被免职提前退休，这位仁兄才恢复说普通话，不过这时候他已经被舒部长提拔为副司长了。
舒部长另外一个爱好是书法，和甘肃武威的沈书记相比，舒部长的功底在我看来要深得多，他一笔遒劲有力的颜体略带魏碑的味道，批阅文件皆用毛笔。一时间，s部的下属好几家报刊的刊头像约好似的，都换成舒部长的题字。有一次我去一个市出差，当地局办的一个小小的内部刊物，刊名也是舒大人的题字，真是神州无处不飞花呀。我当时想起了一个有关人民日报的笑话，那几年人民日报社的社长是位闻名的书家。一日，有人去报社办事，尿急去楼道里上厕所，厕所没写“男厕”、“女厕”，害得这位老兄走错了，他出来埋怨道：这么大的单位，连男女厕所也不标明一下，存心让人出丑呗。接待他的人解释说：我们的社长最近很忙，还没时间来题写这两个厕所的名字。
到任的新部长和各位司局长都在观察，大家都不先走一步，就想开车一样，憋住离合，看情况再打方向盘或提速。老舒到来不久，有一个上午，一位近40岁，徐娘半老很有几分姿色的女士来到人事司，一个处一个处地走，以聊天地方式问谁是处长，处里有几位干部，老家是那里的？人事司的同志是何等警惕？尤其在此关键时刻，立马有位处长打电话给燕副部长报告，老燕听候大怒，说只有我们人事司去考察别人，哪轮得上莫名其妙的人来探我们的底？你们想办法把她稳住，我到来亲自会会，看她是何方神圣。
幸亏有消息灵通人士知道这位女士的来历，说她姓方，是舒部长从山东带来北京，再带到本部的一位红颜知己，现在是某个公司的董事长。听完此话，燕副部长像泄气的皮球一样，不敢来质问了。这位从公社书记干到副部长的官场老手，他当然明白中国的政治实质上就是“一把手政治”。这位姓方的红颜知己后来给舒部长惹出不少麻烦，此是后话。
新部长不发话，“人流”没法具体运作。但不摆出一副正在紧张工作的姿态也不对，万一被指责消极怎么办？弓要拉起来，什么时候放箭听候吩咐。于是华司长成立了一个“干部分流领导小组”，组长自然是主管人事的燕副部长，华司长为常务副组长，成员由相关处长，当然也需要大头兵干活。一位和我同年进部的小水被重用，吸收为小组成员，这位小水是华以秀曾任书记的那所院校毕业，算是华的门生。此人不像我在工厂沉浮过，而是从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过来的。他算是官场文化快速培育成功的合格机关干部，整天西装革履，胸脯挺得直直的，与人说话一幅心中有万千沟壑的样子，因此被胖老文斥之为“事儿妈”，起了个绰号“水事情”。这“水事情”忝列分流小组成员，不由得举手投足更有气派了，常常加班，也不知忙什么，一次我们这些年轻的兄弟在一起喝酒，有人想问他一些信息，他立马百倍警惕，一幅讳莫如深、为党国保守机密的样子。大老文说了句：“你丫真是个事情。”而我加了句：“弄不好你会像秘密行刑队成员一样，老大将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你自己。”
其实后来我了解，1998年10月以前，分流工作完全是虚招子，无非是给上级打报告，说本部的工作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应当尽可能少分流干部，以减少工作的压力。或者就去工作推进得快的部委取经，看人家如何搞，怎样妥善安置，矛盾更少。
“人流”还是引而不发的阶段，可“房事”已真刀真枪地干了。年初部里买了50套房子，开始制定分房办法。
一说要分房，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这么多无房户，无房户争得厉害，那些退休的老干部也来凑热闹，几十位老干部都说自己的住房面积没有达到应享受的标准，得补差。比如一位老干部要求再给一套房子的理由是：他家保姆住在客厅里，没有专门的卧室，因此不安心照顾他。人事司办公室副主任、那位快言快语的池大姐，一次对我说：这些老干部永远没有住房达标的那天，除非他们进了八宝山。只要一分房，就要闹着补差，补差的房子只能是小两居或一居，最后挤占的总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房。
说到单位福利分房，那学问是相当大的。比如哪些人组成分房小组，分配办法如何定。这分房办法是相关利益人博弈的结果，每次分房的办法不一样，但有个特点，每次分房办法一定是倾向领导希望关照的某类人，如果你有幸搭车，就烧高香了。分房积分按工龄、到部年头、职务、学历等等累加，可这些项所占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对具体的人影响很大。比如工龄是一年一分，以前分房部队服役和知青插队的年头都算工龄，而大学毕业生从工作那天算起，也就是说人家17岁当兵工龄便从17岁开始算，你28岁博士毕业工龄从28岁计算，这样计算学历越高越吃亏，这几年随着高学历进部的越来越多，话语权有所增加，于是做出了调整，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的学龄也算工龄。再比如历次分房未婚的单身汉无权参加，因此每次分房前都会有发喜糖的高峰。-----这样做显示公平的，因为不结婚并不等于人家无权享受分房福利。这次分房因为好几个副部长的秘书都是单身汉，于是未婚已婚一视同仁。这样所作的改变决不是为了更加公平，而是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但总体说来，职务和进部年头权重最大，比如部龄1年是7分，工龄一年是1分，因此那些中专毕业进部里来打字的小姑娘，住上大两居，而年纪三十多了孩子都上学的博士，可能只能分一居室，没办法，规则如何制定是最重要的。
按照排名，我那次可能分得上一居室，但在公示的时候被人“告密”了，因为25岁结婚是晚婚，可以加3分。一般说来，部里绝大多数已婚者是晚婚，所以分房小组不假思索给我加了3分。而我恰恰是24岁时侯结的婚。公示后不久，人事司一位在分房小组的处长说，某某司某某人举报你不是晚婚，要减掉3分，如果你能拿出结婚证证明你是晚婚，我们就说他举报不实。-----这番话实则是暗示我弄个假结婚证，结婚日期退后。
这位“告密者”也是1995年从西部某著名政法院校毕业的，他从未和我深交，不可能知道我这些细节。但这个学校以校友、同学抱团著称，人事司有位和我经常喝酒聊天的哥们是他同年分配来的校友，这“炮弹”绝对是这人提供的，我觉得很寒心，关键时刻所谓的哥们，就是这样。胖老文知道后，说了句“相煎待何急，有本事去搞那些贪得无厌的补差呀。”
回去后给我老婆说这事，我老婆说，这样的教训你得吸取，关键时刻没有哥们，只有利益。我说咱们干脆去找个做假证的再弄个假结婚证，反正我俩的婚姻事实是存在的，不会有人去民政部门查日期。我老婆说：明明我俩人是真的结婚，再去弄个假证多滑稽呀，咱们不干这没品的事情。
果然，因为我扣除这3分，我这次没能分上房，在未能分房者里面我排名第一。除了这个因素，我们司新调来的一位副司长如果不补差，我也能分上。
这位叫魏君梓的副司长来自专管高级干部铨叙的中央某部委，在调任之前他只是一个正处级调研员，前任叶部长在南方某省时，将提拔进京时，他去考察，写了份花团锦簇的考察报告为其美言，后来叶部长顺利进京，开始腾达。为投桃报李，叶部长在调离本部前，将魏君梓从那个高官如云的部委调过来重用。
这位魏副司长果然是核心部门培养出来的干部，看起来不苟言笑，一身正气，办事十分讲规矩，可一旦说话，听者却找不到重点，只听见满耳的流行政治术语。此君最搞笑的一件轶事是我当记者后才得知的，他上任不久，去西南某省检查工作。该省灯红酒绿美女如云，到了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饭毕，当地官员建议轻松一下，去了一个他们常去的歌厅，给了魏副司长单独一个包间，找了一个歌厅的花魁来陪侍。并关照小姐说：这是北京来的尊贵客人，你要好好服务，满足客人的一切要求。受此嘱托的花魁，进了包间，拿出十二分手段，扑向魏同志，魏同志一副狼来了的恐慌样子，马上往角落里躲，说：你，你可别这样，我是个正经人。花魁说，是不是我长得不好看，你不喜欢我，没关系再去换一个姐妹来陪你？魏同志忙说：不用不用，你挺好看，也挺可爱的。花魁不解地问：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躲我。两人无语地闲坐了两小时，花魁拿出的温婉手段无用武之地，职业尊严受到了伤害，出来后对当地官员抱怨说：你们那个北京来的客人是不是男人呀，好像是害怕我要吃了似的。通过小姐之口，魏同志“拒腐蚀、永不沾”的光辉形象才被仁得知。我听后大笑，说：你们西部的同志也太直率了，领导也是人，可不能这样搞呀。
魏副司长在原来的部委有一套房子，但是处级干部标准的面积，如果在这里按司局级分房，那套房子要腾出来给本部，再次分配。这样做也不合算，于是他在本部要了一套大一居补差，两处住房多好呀，正好把我扔到“副榜”的魁首位置。------古代乡试，没有录取但成绩不错的，往往列一个副榜，无实际意义，可做地方官请生员参与一些公共事务的参考。
就在别人兴高采烈准备装修房子，而我正郁闷的时候，有消息说，部里又买了100来套房子，为顺利分流做准备，这次每个人都能有房子。刚刚分上房子的一些人又不干了，因为当时他们觉得到了碗里就是肉，现在肉多了，就要挑肥拣瘦。闹的人一多，分房办法再次改变。那些不满足刚分的房子可以把房退了，和新来的房子混在一起重新分配。-----我这个副榜魁首又空高兴一场，得捡别人挑剩的。
1998年全年，s部有两项核心工作，即职工分房和干部分流，这两项都是牵扯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大伙儿投入十二分精力参加搏杀，但对多数人而言，“搏”只是一种姿态，起不了实质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命运早在背后被别人决定了。
我把这两项重要工作简称为“房事”和“人流”。
先说“人流”。3月份的大会一开，国务院系统精简47%已成定局，而具体到每个部门，如何精简还在进一步博弈中。我所在的人事司自然是这项工作的具体操作部门，比其他人更忙，不但要操心自己的命运，还要考虑其他人的安排。但包括华以秀司长和主管人事的副部长燕成武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办，他们在静观新来的舒部长的态度。
舒部长下车伊始，就在大会上安慰大家，说政法部门不会像经济部门那样砍得狠，大家不要多虑，好好安心工作，组织也会对每一位干部负责到底的。快60岁的舒部长头发染得乌黑，腰板挺直。有一次大会上他用一口浓浓的山东腔对大家说起他的经历，他说自己的所收的教育是“抓两头，放中间”，他高小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因为表现积极，后来作为调干生选送到北京一所号称“第二党校”的著名大学学习，获大专文凭，因此小学和大学这两头之间的中学教育全部缺失。本部山东籍干部特多，山东人的家乡观念比较重，是比较抱团的。舒部长主政后，办公厅一位山东籍处长干脆就说起了家乡话，直到两年后舒部长突然被免职提前退休，这位仁兄才恢复说普通话，不过这时候他已经被舒部长提拔为副司长了。
舒部长另外一个爱好是书法，和甘肃武威的沈书记相比，舒部长的功底在我看来要深得多，他一笔遒劲有力的颜体略带魏碑的味道，批阅文件皆用毛笔。一时间，s部的下属好几家报刊的刊头像约好似的，都换成舒部长的题字。有一次我去一个市出差，当地局办的一个小小的内部刊物，刊名也是舒大人的题字，真是神州无处不飞花呀。我当时想起了一个有关人民日报的笑话，那几年人民日报社的社长是位闻名的书家。一日，有人去报社办事，尿急去楼道里上厕所，厕所没写“男厕”、“女厕”，害得这位老兄走错了，他出来埋怨道：这么大的单位，连男女厕所也不标明一下，存心让人出丑呗。接待他的人解释说：我们的社长最近很忙，还没时间来题写这两个厕所的名字。
到任的新部长和各位司局长都在观察，大家都不先走一步，就想开车一样，憋住离合，看情况再打方向盘或提速。老舒到来不久，有一个上午，一位近40岁，徐娘半老很有几分姿色的女士来到人事司，一个处一个处地走，以聊天地方式问谁是处长，处里有几位干部，老家是那里的？人事司的同志是何等警惕？尤其在此关键时刻，立马有位处长打电话给燕副部长报告，老燕听候大怒，说只有我们人事司去考察别人，哪轮得上莫名其妙的人来探我们的底？你们想办法把她稳住，我到来亲自会会，看她是何方神圣。
幸亏有消息灵通人士知道这位女士的来历，说她姓方，是舒部长从山东带来北京，再带到本部的一位红颜知己，现在是某个公司的董事长。听完此话，燕副部长像泄气的皮球一样，不敢来质问了。这位从公社书记干到副部长的官场老手，他当然明白中国的政治实质上就是“一把手政治”。这位姓方的红颜知己后来给舒部长惹出不少麻烦，此是后话。
新部长不发话，“人流”没法具体运作。但不摆出一副正在紧张工作的姿态也不对，万一被指责消极怎么办？弓要拉起来，什么时候放箭听候吩咐。于是华司长成立了一个“干部分流领导小组”，组长自然是主管人事的燕副部长，华司长为常务副组长，成员由相关处长，当然也需要大头兵干活。一位和我同年进部的小水被重用，吸收为小组成员，这位小水是华以秀曾任书记的那所院校毕业，算是华的门生。此人不像我在工厂沉浮过，而是从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过来的。他算是官场文化快速培育成功的合格机关干部，整天西装革履，胸脯挺得直直的，与人说话一幅心中有万千沟壑的样子，因此被胖老文斥之为“事儿妈”，起了个绰号“水事情”。这“水事情”忝列分流小组成员，不由得举手投足更有气派了，常常加班，也不知忙什么，一次我们这些年轻的兄弟在一起喝酒，有人想问他一些信息，他立马百倍警惕，一幅讳莫如深、为党国保守机密的样子。大老文说了句：“你丫真是个事情。”而我加了句：“弄不好你会像秘密行刑队成员一样，老大将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你自己。”
其实后来我了解，1998年10月以前，分流工作完全是虚招子，无非是给上级打报告，说本部的工作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应当尽可能少分流干部，以减少工作的压力。或者就去工作推进得快的部委取经，看人家如何搞，怎样妥善安置，矛盾更少。
“人流”还是引而不发的阶段，可“房事”已真刀真枪地干了。年初部里买了50套房子，开始制定分房办法。
一说要分房，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这么多无房户，无房户争得厉害，那些退休的老干部也来凑热闹，几十位老干部都说自己的住房面积没有达到应享受的标准，得补差。比如一位老干部要求再给一套房子的理由是：他家保姆住在客厅里，没有专门的卧室，因此不安心照顾他。人事司办公室副主任、那位快言快语的池大姐，一次对我说：这些老干部永远没有住房达标的那天，除非他们进了八宝山。只要一分房，就要闹着补差，补差的房子只能是小两居或一居，最后挤占的总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房。
说到单位福利分房，那学问是相当大的。比如哪些人组成分房小组，分配办法如何定。这分房办法是相关利益人博弈的结果，每次分房的办法不一样，但有个特点，每次分房办法一定是倾向领导希望关照的某类人，如果你有幸搭车，就烧高香了。分房积分按工龄、到部年头、职务、学历等等累加，可这些项所占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对具体的人影响很大。比如工龄是一年一分，以前分房部队服役和知青插队的年头都算工龄，而大学毕业生从工作那天算起，也就是说人家17岁当兵工龄便从17岁开始算，你28岁博士毕业工龄从28岁计算，这样计算学历越高越吃亏，这几年随着高学历进部的越来越多，话语权有所增加，于是做出了调整，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的学龄也算工龄。再比如历次分房未婚的单身汉无权参加，因此每次分房前都会有发喜糖的高峰。-----这样做显示公平的，因为不结婚并不等于人家无权享受分房福利。这次分房因为好几个副部长的秘书都是单身汉，于是未婚已婚一视同仁。这样所作的改变决不是为了更加公平，而是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但总体说来，职务和进部年头权重最大，比如部龄1年是7分，工龄一年是1分，因此那些中专毕业进部里来打字的小姑娘，住上大两居，而年纪三十多了孩子都上学的博士，可能只能分一居室，没办法，规则如何制定是最重要的。
按照排名，我那次可能分得上一居室，但在公示的时候被人“告密”了，因为25岁结婚是晚婚，可以加3分。一般说来，部里绝大多数已婚者是晚婚，所以分房小组不假思索给我加了3分。而我恰恰是24岁时侯结的婚。公示后不久，人事司一位在分房小组的处长说，某某司某某人举报你不是晚婚，要减掉3分，如果你能拿出结婚证证明你是晚婚，我们就说他举报不实。-----这番话实则是暗示我弄个假结婚证，结婚日期退后。
这位“告密者”也是1995年从西部某著名政法院校毕业的，他从未和我深交，不可能知道我这些细节。但这个学校以校友、同学抱团著称，人事司有位和我经常喝酒聊天的哥们是他同年分配来的校友，这“炮弹”绝对是这人提供的，我觉得很寒心，关键时刻所谓的哥们，就是这样。胖老文知道后，说了句“相煎待何急，有本事去搞那些贪得无厌的补差呀。”
回去后给我老婆说这事，我老婆说，这样的教训你得吸取，关键时刻没有哥们，只有利益。我说咱们干脆去找个做假证的再弄个假结婚证，反正我俩的婚姻事实是存在的，不会有人去民政部门查日期。我老婆说：明明我俩人是真的结婚，再去弄个假证多滑稽呀，咱们不干这没品的事情。
果然，因为我扣除这3分，我这次没能分上房，在未能分房者里面我排名第一。除了这个因素，我们司新调来的一位副司长如果不补差，我也能分上。
这位叫魏君梓的副司长来自专管高级干部铨叙的中央某部委，在调任之前他只是一个正处级调研员，前任叶部长在南方某省时，将提拔进京时，他去考察，写了份花团锦簇的考察报告为其美言，后来叶部长顺利进京，开始腾达。为投桃报李，叶部长在调离本部前，将魏君梓从那个高官如云的部委调过来重用。
这位魏副司长果然是核心部门培养出来的干部，看起来不苟言笑，一身正气，办事十分讲规矩，可一旦说话，听者却找不到重点，只听见满耳的流行政治术语。此君最搞笑的一件轶事是我当记者后才得知的，他上任不久，去西南某省检查工作。该省灯红酒绿美女如云，到了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饭毕，当地官员建议轻松一下，去了一个他们常去的歌厅，给了魏副司长单独一个包间，找了一个歌厅的花魁来陪侍。并关照小姐说：这是北京来的尊贵客人，你要好好服务，满足客人的一切要求。受此嘱托的花魁，进了包间，拿出十二分手段，扑向魏同志，魏同志一副狼来了的恐慌样子，马上往角落里躲，说：你，你可别这样，我是个正经人。花魁说，是不是我长得不好看，你不喜欢我，没关系再去换一个姐妹来陪你？魏同志忙说：不用不用，你挺好看，也挺可爱的。花魁不解地问：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躲我。两人无语地闲坐了两小时，花魁拿出的温婉手段无用武之地，职业尊严受到了伤害，出来后对当地官员抱怨说：你们那个北京来的客人是不是男人呀，好像是害怕我要吃了似的。通过小姐之口，魏同志“拒腐蚀、永不沾”的光辉形象才被仁得知。我听后大笑，说：你们西部的同志也太直率了，领导也是人，可不能这样搞呀。
魏副司长在原来的部委有一套房子，但是处级干部标准的面积，如果在这里按司局级分房，那套房子要腾出来给本部，再次分配。这样做也不合算，于是他在本部要了一套大一居补差，两处住房多好呀，正好把我扔到“副榜”的魁首位置。------古代乡试，没有录取但成绩不错的，往往列一个副榜，无实际意义，可做地方官请生员参与一些公共事务的参考。
就在别人兴高采烈准备装修房子，而我正郁闷的时候，有消息说，部里又买了100来套房子，为顺利分流做准备，这次每个人都能有房子。刚刚分上房子的一些人又不干了，因为当时他们觉得到了碗里就是肉，现在肉多了，就要挑肥拣瘦。闹的人一多，分房办法再次改变。那些不满足刚分的房子可以把房退了，和新来的房子混在一起重新分配。-----我这个副榜魁首又空高兴一场，得捡别人挑剩的。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连载十六：戏中角色莫追忆
转眼已是1998年夏天，那个夏天国人难忘，几十万大军集中在长江沿岸和松嫩平原抗洪。当时正当营长的家兄也去了荆门，万里长江，此地最险。他才长我7岁，可在他同龄人中间，经历算是很丰富的，80年代南疆炮战、98抗洪他都赶上了，还好，作为一个军人，某一年他没进京，他自己一直也为此感觉到幸运。
S部的人，要是在往年，肯定十分关心这场所谓的“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可是现在大伙儿没这心情，都在等着分流的政策最后出台。等待，是备受煎熬的，就像我大学时看过的一篇英文小故事，一个人的楼上邻居，每天深夜回家，把两只鞋重重地扔到地板上。有一晚他听到楼上扔了一只，他便等候第二只鞋的响声后，才能入睡，可整个晚上都没能等到第二只鞋的响声，害得他整夜难眠。——原来楼上的邻居扔完第一只后，突然想起楼下有人，便脱完第二只鞋轻轻的放到地板上。
在等候第二只鞋的时候，我们都疲惫了，心想：干怎么着就怎么着，继续等待下去，还不如明天把我分流算了。——我估计这样的心态也是高层领导所愿意看到的。
8月一个非常闷热的日子，华以秀司长又找到我，让我再去一趟甘肃古浪县，我很疑惑，老牛这个典型不是宣传完了么？还有什么事？华司长说：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不是短期行为，而是要长期坚持下去，她说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找人写了个剧本，决定拍一部反映牛德贵事迹的电视连续剧，剧组让老牛生活的地方实地拍外景。这当然是件好事，我们要充分配合，决定派你陪剧组前往，因为你对那个地方的上上下下太熟悉了。
我想：什么叫充分配合？是不是掏钱呀？这样的电视连续剧收视率一般说来不会很理想，如果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投一部资，s部再赞助一部分钱，这样的电视剧拍出来就是没人看，剧组也把钱赚够了。
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导演姓李，在机场一听其名，再加上他那浑厚的嗓音，我一下就想起来了，原来他是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平凡的世界》那位先生，好熟悉的声音呀。那时候我还在读高中，八九年之前，还是个文学的时代，想成诗人、当作家的孩子在中学里一抓一大把。我不顾班主任的反对，纠集一帮人办文学社，自己刻蜡板出油印刊物。抱着个小收音机准时听这位李导的小说连播。那几年最流行的小说就是《平凡的世界》，最流行的歌曲是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我们班一位美女教大家唱：“轻轻地捧着你的脸，让我把你的眼泪擦干。”——等1989年我上大学后，好像突然有一天这一切全部消失了。
剧组真抠门，大概节省下来的钱都是这位导演兼制片人自己的，李导就让一位剧务，一个女主角坐飞机，其他的工作人员全部坐火车，而包括男主角在内的大部分演员在西安话剧院聘请，据说是物美价廉。
到了甘肃，又是杨副厅长和钱副处长接待，有一天很晚了，晚饭吃过都两小时了，杨副厅长拿着一瓶茅台，包着几个卤菜来到我住的宾馆，两人边喝边聊，他讲自己快退休了，这样的性格能干到副厅也是个异数了，而对我这样年轻一代来说，他说我这种和他类似的性格，在今日中国官场，连“异数”都不可能存在。他总结说“情场是危险的，商场是残酷的，官场是黑暗的”，谈到已炒得天下沸沸扬扬的分流，也劝我早作打算，不要对官场有什么留恋。酒酣话多，不知东方既白。
第二天我还睡眼惺忪，就被拉上一辆中巴，载着我和省厅一位副处长、李导以及一位摄像，往古浪走。两年之内，我已经是第四次来这个西北小县了，其频率远远超过我老家。
见到老牛和他全家，分外亲切，我们熟悉得已像一家人了，彼此根本不需要寒暄。98年3月，在北京刚见过老牛，他已经被光荣地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来北京开“两会”。这在古浪县，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回去以后，连县委书记、县长都对他尊重有加。
私下里他给我说起自己出名后的烦恼，有公家的也有私人的。先说私人的，他去年巡回演讲后，部里奖励他2万元钱，厅里补助了1万，去上海、广东时，当地有关部门得知他的穷困，也十分感动，赠送了一些衣物，掏钱请他的老板和他演讲后一个月又去上海玩了一趟，如此而已。可到了老家，越说越玄，说上面给了他几十万元，还给了他好几个拇指粗的金项链，十几个大大的金戒指。——西北农民的联想也是这样有趣，我由此想起来大学时老师讲过的一个笑话，证明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实践。说民国时期两个放羊老汉在闲聊，说如果自己当了蒋委员长那么大的官以后怎么享受。一个说我前面放一口油锅，后面也放一口，想吃油条就做油条，想吃麻花就做麻花。另一个人说我要全乡的牛粪归我一个人去捡。
听说老牛发财了，乡亲们纷纷上门，有要看他从北京带来的金项链、金戒指的，有要来借贷的，老牛没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便被指责为“阔了，瞧不起穷乡亲了。”我估计那埋怨，就如“豆腐西施”杨二嫂对迅哥儿一样。他那个被他一手带大的侄子在县水管局上班，前年相了一门亲事，聘礼都给人家了，已经定好了迎娶的日子。可亲家听说他发财了，要求补加大批聘礼，否则别想娶他家女儿。我给老牛出主意，说这事你别烦恼，既然女方嫌聘礼少，不愿嫁给你家。你就说那些聘礼我不要了，自己侄儿再找一房媳妇。凭你侄儿的工作和你现在的声望，当地想结亲的多的是。果然他后来依照我说的放出话来，亲家本来就想敲老牛一把，根本不愿意放弃这门亲事。听这话着急了，不再要求补加聘礼就把女儿嫁过来了。
说到公事的烦恼，自从他成了典型，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后，各地求援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大多是说自己遭遇司法不公，在当地被官员欺压，希望他找有关部门反映，解决自己的冤案。刚开始几件案子他还找有关部门真的解决了，可后来越来越多，一大半是外省的，十个牛德贵也解决不了。而当地县、乡的一些官员，把他当成一块招牌，让他以先进典型、人大代表的名义上兰州、北京为当地要钱和项目。老牛愁肠百结地对我说：咱就是这么个乡下人，这样的事情我哪能办得了？
拍戏的一个外景就用老牛家的那个院子，院落门前就是高高的大山。可李导看到老牛家后很不满意，原来老牛有了几万块钱后，搞了个奔小康，把墙壁刷白了，把院子和室内的黄土地换成水泥地板，这可反映不出当年老牛家的贫困。李导大手一挥，让负责道具的将好好的房子作旧，墙壁糊上旧报纸，地板再用黄土覆盖再夯实。——我看到老牛的媳妇一脸心痛的样子。我提前回京了，不知道后来剧组是否将人家花钱刚刚收拾的房子还原。
这次来古浪，我隐隐有种预感，好像我进s部似乎就是为了推出牛德贵这个典型，这个典型完成宣传，我在s部的使命也许到头了。而这次拍电视剧，可能是包装牛典型的最后一环工作了，以后我很难再来这个小县。因此临走前我和同宿舍的老秦，以及大学时也在我们学校参加自考辅导班的另一位古浪人王如南再见了一面，他俩陪着我去了县城旁边的一个小公园，还去再看了一眼西征军的万人墓。1992年时我们宿舍几位兄弟曾经来到这个大土堆前凭吊一番，这个土堆看不出什么来，只有前面一块墓碑上写着“红九军烈士之墓”提醒路人，这里曾死去过很多年轻的生命。这个万人墓直到80年代有人挖黄土烧红砖，发现了许多尸骨，头颅上都有刀劈的痕迹，后来史学家考证，这就是西征的红九军将士，被马家军俘虏后，用马刀劈死的。当年古浪倪家围子一战极其惨烈，全军覆没，军长孙玉清被押送到西宁处决。这些红军战士大多是跟随张国焘的四川兵，他们死了连姓名都没能留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他们远在四川的家人，恐怕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丈夫死在西北某个贫瘠的角落里。
在万人墓前，我还想起了当年和同宿舍的兄弟一起来古浪的情形，我们去雪山看到了白色的牦牛，去腾格里沙漠看到好多的红柳和沙枣树。
离开古浪县城回兰州，在312国道的黑松驿乡，我还特意下车去看了看演讲团的“回头浪子”小胡，他站在自家小店的柜台前，看到我十分激动，也许勾起了对去年演讲时风光无限的回忆。这小子很精，演讲的近一个月，他和平时根本不可能搭理他的副县长混熟了，回来后找到副县长要了生二胎的指标，还要了块乡政府旁边的宅基地，盖了我眼前的这栋新房子。据说他还不知足，要求给老牛当助手，说老牛老了，他想借着老牛做司法助理员。这怎么可能？当地有关部门觉得这小子太敢想象了，人家早给老牛配了一位大专毕业的“接班人。”看着有点失落的小胡，我真想安慰他，告诉他不要再去想那一段风光，他只是一场戏里的演员，老牛同样也是，不过角色比他重要而已。他现在得到这点现实利益便是做演员的薪酬，该知足了！
离开兰州前的一个早上，碰到了西北少有的倾盆大雨，我呼叫了一下“白丁香”的先生，心想既然又回兰州，总得给他们夫妻俩问候一声，不久电话回来了，她先生掩饰不住声音中的兴奋说，“白丁香”刚刚生下了一个胖儿子，真巧，你是朋友中第一个呼叫我的。我当然是道一声祝福，放下电话后，心里百味交杂。
这次离开兰州时，飞机起飞的一刹那，我才意识到，我真的和“白丁香”没有任何关系，和老牛甚至和兰州、甘肃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只是凑巧我填报了一个志愿，来这个地方读了四年大学，碰上了“白丁香”，有了一段交往。而结识老牛，也是阴差阳错机缘凑巧，在这场大戏中，我有幸做了一个剧务。就像我想提醒小胡不要回忆昔日的风光一样，我何苦再去回忆青春的纯纯恋情呢？那也不过是一场戏，在戏里我也是个演员。
我想起来苏东坡写给他弟弟子由的一首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君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转眼已是1998年夏天，那个夏天国人难忘，几十万大军集中在长江沿岸和松嫩平原抗洪。当时正当营长的家兄也去了荆门，万里长江，此地最险。他才长我7岁，可在他同龄人中间，经历算是很丰富的，80年代南疆炮战、98抗洪他都赶上了，还好，作为一个军人，某一年他没进京，他自己一直也为此感觉到幸运。
S部的人，要是在往年，肯定十分关心这场所谓的“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可是现在大伙儿没这心情，都在等着分流的政策最后出台。等待，是备受煎熬的，就像我大学时看过的一篇英文小故事，一个人的楼上邻居，每天深夜回家，把两只鞋重重地扔到地板上。有一晚他听到楼上扔了一只，他便等候第二只鞋的响声后，才能入睡，可整个晚上都没能等到第二只鞋的响声，害得他整夜难眠。——原来楼上的邻居扔完第一只后，突然想起楼下有人，便脱完第二只鞋轻轻的放到地板上。
在等候第二只鞋的时候，我们都疲惫了，心想：干怎么着就怎么着，继续等待下去，还不如明天把我分流算了。——我估计这样的心态也是高层领导所愿意看到的。
8月一个非常闷热的日子，华以秀司长又找到我，让我再去一趟甘肃古浪县，我很疑惑，老牛这个典型不是宣传完了么？还有什么事？华司长说：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不是短期行为，而是要长期坚持下去，她说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找人写了个剧本，决定拍一部反映牛德贵事迹的电视连续剧，剧组让老牛生活的地方实地拍外景。这当然是件好事，我们要充分配合，决定派你陪剧组前往，因为你对那个地方的上上下下太熟悉了。
我想：什么叫充分配合？是不是掏钱呀？这样的电视连续剧收视率一般说来不会很理想，如果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投一部资，s部再赞助一部分钱，这样的电视剧拍出来就是没人看，剧组也把钱赚够了。
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导演姓李，在机场一听其名，再加上他那浑厚的嗓音，我一下就想起来了，原来他是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平凡的世界》那位先生，好熟悉的声音呀。那时候我还在读高中，八九年之前，还是个文学的时代，想成诗人、当作家的孩子在中学里一抓一大把。我不顾班主任的反对，纠集一帮人办文学社，自己刻蜡板出油印刊物。抱着个小收音机准时听这位李导的小说连播。那几年最流行的小说就是《平凡的世界》，最流行的歌曲是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我们班一位美女教大家唱：“轻轻地捧着你的脸，让我把你的眼泪擦干。”——等1989年我上大学后，好像突然有一天这一切全部消失了。
剧组真抠门，大概节省下来的钱都是这位导演兼制片人自己的，李导就让一位剧务，一个女主角坐飞机，其他的工作人员全部坐火车，而包括男主角在内的大部分演员在西安话剧院聘请，据说是物美价廉。
到了甘肃，又是杨副厅长和钱副处长接待，有一天很晚了，晚饭吃过都两小时了，杨副厅长拿着一瓶茅台，包着几个卤菜来到我住的宾馆，两人边喝边聊，他讲自己快退休了，这样的性格能干到副厅也是个异数了，而对我这样年轻一代来说，他说我这种和他类似的性格，在今日中国官场，连“异数”都不可能存在。他总结说“情场是危险的，商场是残酷的，官场是黑暗的”，谈到已炒得天下沸沸扬扬的分流，也劝我早作打算，不要对官场有什么留恋。酒酣话多，不知东方既白。
第二天我还睡眼惺忪，就被拉上一辆中巴，载着我和省厅一位副处长、李导以及一位摄像，往古浪走。两年之内，我已经是第四次来这个西北小县了，其频率远远超过我老家。
见到老牛和他全家，分外亲切，我们熟悉得已像一家人了，彼此根本不需要寒暄。98年3月，在北京刚见过老牛，他已经被光荣地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来北京开“两会”。这在古浪县，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回去以后，连县委书记、县长都对他尊重有加。
私下里他给我说起自己出名后的烦恼，有公家的也有私人的。先说私人的，他去年巡回演讲后，部里奖励他2万元钱，厅里补助了1万，去上海、广东时，当地有关部门得知他的穷困，也十分感动，赠送了一些衣物，掏钱请他的老板和他演讲后一个月又去上海玩了一趟，如此而已。可到了老家，越说越玄，说上面给了他几十万元，还给了他好几个拇指粗的金项链，十几个大大的金戒指。——西北农民的联想也是这样有趣，我由此想起来大学时老师讲过的一个笑话，证明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实践。说民国时期两个放羊老汉在闲聊，说如果自己当了蒋委员长那么大的官以后怎么享受。一个说我前面放一口油锅，后面也放一口，想吃油条就做油条，想吃麻花就做麻花。另一个人说我要全乡的牛粪归我一个人去捡。
听说老牛发财了，乡亲们纷纷上门，有要看他从北京带来的金项链、金戒指的，有要来借贷的，老牛没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便被指责为“阔了，瞧不起穷乡亲了。”我估计那埋怨，就如“豆腐西施”杨二嫂对迅哥儿一样。他那个被他一手带大的侄子在县水管局上班，前年相了一门亲事，聘礼都给人家了，已经定好了迎娶的日子。可亲家听说他发财了，要求补加大批聘礼，否则别想娶他家女儿。我给老牛出主意，说这事你别烦恼，既然女方嫌聘礼少，不愿嫁给你家。你就说那些聘礼我不要了，自己侄儿再找一房媳妇。凭你侄儿的工作和你现在的声望，当地想结亲的多的是。果然他后来依照我说的放出话来，亲家本来就想敲老牛一把，根本不愿意放弃这门亲事。听这话着急了，不再要求补加聘礼就把女儿嫁过来了。
说到公事的烦恼，自从他成了典型，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后，各地求援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大多是说自己遭遇司法不公，在当地被官员欺压，希望他找有关部门反映，解决自己的冤案。刚开始几件案子他还找有关部门真的解决了，可后来越来越多，一大半是外省的，十个牛德贵也解决不了。而当地县、乡的一些官员，把他当成一块招牌，让他以先进典型、人大代表的名义上兰州、北京为当地要钱和项目。老牛愁肠百结地对我说：咱就是这么个乡下人，这样的事情我哪能办得了？
拍戏的一个外景就用老牛家的那个院子，院落门前就是高高的大山。可李导看到老牛家后很不满意，原来老牛有了几万块钱后，搞了个奔小康，把墙壁刷白了，把院子和室内的黄土地换成水泥地板，这可反映不出当年老牛家的贫困。李导大手一挥，让负责道具的将好好的房子作旧，墙壁糊上旧报纸，地板再用黄土覆盖再夯实。——我看到老牛的媳妇一脸心痛的样子。我提前回京了，不知道后来剧组是否将人家花钱刚刚收拾的房子还原。
这次来古浪，我隐隐有种预感，好像我进s部似乎就是为了推出牛德贵这个典型，这个典型完成宣传，我在s部的使命也许到头了。而这次拍电视剧，可能是包装牛典型的最后一环工作了，以后我很难再来这个小县。因此临走前我和同宿舍的老秦，以及大学时也在我们学校参加自考辅导班的另一位古浪人王如南再见了一面，他俩陪着我去了县城旁边的一个小公园，还去再看了一眼西征军的万人墓。1992年时我们宿舍几位兄弟曾经来到这个大土堆前凭吊一番，这个土堆看不出什么来，只有前面一块墓碑上写着“红九军烈士之墓”提醒路人，这里曾死去过很多年轻的生命。这个万人墓直到80年代有人挖黄土烧红砖，发现了许多尸骨，头颅上都有刀劈的痕迹，后来史学家考证，这就是西征的红九军将士，被马家军俘虏后，用马刀劈死的。当年古浪倪家围子一战极其惨烈，全军覆没，军长孙玉清被押送到西宁处决。这些红军战士大多是跟随张国焘的四川兵，他们死了连姓名都没能留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他们远在四川的家人，恐怕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丈夫死在西北某个贫瘠的角落里。
在万人墓前，我还想起了当年和同宿舍的兄弟一起来古浪的情形，我们去雪山看到了白色的牦牛，去腾格里沙漠看到好多的红柳和沙枣树。
离开古浪县城回兰州，在312国道的黑松驿乡，我还特意下车去看了看演讲团的“回头浪子”小胡，他站在自家小店的柜台前，看到我十分激动，也许勾起了对去年演讲时风光无限的回忆。这小子很精，演讲的近一个月，他和平时根本不可能搭理他的副县长混熟了，回来后找到副县长要了生二胎的指标，还要了块乡政府旁边的宅基地，盖了我眼前的这栋新房子。据说他还不知足，要求给老牛当助手，说老牛老了，他想借着老牛做司法助理员。这怎么可能？当地有关部门觉得这小子太敢想象了，人家早给老牛配了一位大专毕业的“接班人。”看着有点失落的小胡，我真想安慰他，告诉他不要再去想那一段风光，他只是一场戏里的演员，老牛同样也是，不过角色比他重要而已。他现在得到这点现实利益便是做演员的薪酬，该知足了！
离开兰州前的一个早上，碰到了西北少有的倾盆大雨，我呼叫了一下“白丁香”的先生，心想既然又回兰州，总得给他们夫妻俩问候一声，不久电话回来了，她先生掩饰不住声音中的兴奋说，“白丁香”刚刚生下了一个胖儿子，真巧，你是朋友中第一个呼叫我的。我当然是道一声祝福，放下电话后，心里百味交杂。
这次离开兰州时，飞机起飞的一刹那，我才意识到，我真的和“白丁香”没有任何关系，和老牛甚至和兰州、甘肃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只是凑巧我填报了一个志愿，来这个地方读了四年大学，碰上了“白丁香”，有了一段交往。而结识老牛，也是阴差阳错机缘凑巧，在这场大戏中，我有幸做了一个剧务。就像我想提醒小胡不要回忆昔日的风光一样，我何苦再去回忆青春的纯纯恋情呢？那也不过是一场戏，在戏里我也是个演员。
我想起来苏东坡写给他弟弟子由的一首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君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长夏消暑,唯有涂鸦.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连载十七：大分流前的小清盘
正在大家为分流人心惶惶的时候，一位同事三年却从未谋面的兄弟回到了人事司，他叫白成龙，回族，大凉山里长大，西南一所著名的政法院校毕业，和“水事情”是校友，两人都于1995年分配至s部，但小白席不暇暖，还没分清天坛和地坛的区别时，就作为援藏干部西行。
我有幸看到过他作为中央国家机关50名援藏青年干部一员临行前，当时的叶部长勉励他的简报。如果不是他援藏，堂堂部长怎能拨冗接见一位刚刚出校门的小青年呢？叶部长盛赞他富有牺牲精神，而且说她既作为少数民族，又在海拔很高的大凉山长大，而且是政法名校毕业，去援藏再合适不过了，而且让他安心在西藏工作，S部永远是他的大后方。
此番白成龙可谓载誉归来，他被评为援藏先进个人和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可很不巧一回到部里，就碰上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最大的精简，没法安排他的工作，因为一切都在未定之中，而且当初谆谆教导他的叶部长也高升了，当时的司长老唐早退休了，好在华以秀司长曾是他的师长，让他暂时在某个处“帮忙”。
没有鲜花和颂歌迎接援藏英雄也就罢了，哪想到一回来竟然向临时工“帮忙”。这还不是最郁闷的，最令他郁闷的是他当年大学同学时恋爱的女友和他结婚了，按照援藏的政策，解决了北京户口，但工作没能安排，只能去一个出版社当临时工，两人在北京没有房子，三年耗费在西藏，在京也没有社会关系。好在人事司开恩，先给他俩安排到部里一个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离我所住的平房不到500米，因此他回到北京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两家过从甚密。他俩来我家的蜗居做过客，我也去招待所看望他们夫妻俩。因为我在西北呆过，所以对穆斯林比较了解，因此两人很是投机，比如和他说话，我从来会自觉地把“猪肉”说成“大肉”，这在北京他很难碰到。他的妻子是一个典型的四川美女，心地善良却伶牙俐齿，有一次对我说，大学时她们恋爱了一整年，才意识到自己的男友有点和汉族人不一样，那是个黄昏，在歌乐山下那个美丽而精致的校园里，两人近距离对视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的男友瞳孔发蓝，睫毛发黄。------我说，这肯定是色目人的后代，当年被蒙古人派到西南统治我们这些南人的。
小白有一天问我，你知道汉族文化对藏族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吗？因为我没去过西藏，便说不知道。小白说：是麻将。他说藏族亲人死后一年，要大办喜筵庆贺亲人的灵魂转世，毫无忧戚之感。有一天晚上他在拉萨街上看到有人办这种喜丧，扯了个巨大的帐篷，恐怕能装一百来号人，他好奇地走进去，看到帐篷里面摆了几十桌麻将，大家都在砌长城，旁边放着音响，十分热闹。看到他进来，也十分热情地邀请他坐下搓两把------在那样的场合，只有麻友，没有陌生人。
白成龙回来不久，新任的舒部长开始发威。他不是快刀斩乱麻那样将分流的事情办完，而是继续引而不发，使很多人滋生了幻想，以为可能s部和别的部委不一样，不会受什么冲击。而老舒主要的精力先放在调整司局长方面。
老舒怎样调整司局长？一言以蔽之，凡是前任叶部长重用的几乎一律罢黜，凡是叶部长不喜欢的有可能得到重用。办公厅主任趁着分流，干脆退休，他从原单位带来一个当过他数年秘书的周某人做办公室主任，这位老周，年纪不大，可头发花白，可见伺候舒部长不易。说话唯唯诺诺，整天穿一件廉价的夹克。当了办公厅主任后，每天早晨还是雷打不动去打开水，让我看了都觉得不忍，大约这是他多年的习惯。
首先被免职的是一位刚刚38岁的计划财务司司长薛诚，薛诚当年是叶部长最器重的人之一，出自名门。被免职后，他也不急不恼，深知一朝君子一朝臣的政治生态，自己另外找了个部委，答应他平级调动。可这反而更惹怒了老舒，似乎觉得孙猴子竟然能翻出如来佛的手心，不但不同意调动，反而说要进一步重用他，先派他去西部某省挂职锻炼做副厅长，这在薛诚看来，分明是变相流放。薛诚想方设法拖延，不去履任，有一天晚上，在某个饭店，薛诚正和一帮兄弟在借酒浇愁，一位熟人带来一位30余岁的汉子，特意对薛诚介绍说，这是贵部舒部长的公子，恐怕你还不认识。
不说则罢，一说薛诚怒火三丈，仗着酒劲对舒公子说：你回去转告你父亲，杀人不过头点地，不要欺人太甚。他要是不仁别怪我不义，你父亲大多数双休日和谁在一起，在什么地方，用什么交通工具，我都知道，逼急了我也只好抖落出去。
也许这番话被及时传到，从那后薛诚再也不被催促去西北某生报道了，一直等到两年后峰回路转。
解决了计划财务部门，当然就是解决人事部门。按理说，以华以秀温和谦卑的处世态度，一般上司会很喜欢的，老舒一来，她工作异常卖力，对老舒绝对是忠心耿耿，但没办法，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掌管人事的负责人老舒绝对不想是老叶的旧人。于是以“物尽其才”的名义，要她去北京某所直属的大学当党委书记，你想想，人家三年前就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好不容易被调到北京，准备重用，现在又去掌管另一所大学，岂不是被打入“冷宫”？华司长的聪明在于她从不硬顶，好言向部长汇报自己已经不适合高校工作，可以不管人事工作，但希望继续留在部里或者去学习。正好中央党校有一个中青年干部班需要学员，老舒觉得把华以秀送到党校学习半年，自己把人事大权拿过来也不错，我估计华以秀也认为只要不把行政关系从部机关调走，可以去学习，等待事情发生转机。
就在“分流领导小组”神神密密存在了半年后，华司长突然去学习了，司里的常务工作落到刚来不久的魏君梓肩上，他尽管也是叶部长调来的，但不知怎么入了舒部长的法眼。一年后再看这段往事，华以秀可谓塞翁失马，她避免了分流中得罪人，而恶人让受到魏君梓副司长去做了。
华司长一去党校，她任书记时的弟子“水事情”和小白便感觉大事不好，有一天他俩对我说：看样子老华一走，咱们这些当学生的也没人罩着了。
我当时很困惑地说了句：你们是她的弟子，我可不是你们那所学校毕业的，算不上。
“水事情”很惊异地看了我一眼，后来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可能因为宣传牛德贵先进事迹，我被华司长耳提面命的机会最多，大约很多人也把我当成华司长的弟子之一了。
正在大家为分流人心惶惶的时候，一位同事三年却从未谋面的兄弟回到了人事司，他叫白成龙，回族，大凉山里长大，西南一所著名的政法院校毕业，和“水事情”是校友，两人都于1995年分配至s部，但小白席不暇暖，还没分清天坛和地坛的区别时，就作为援藏干部西行。
我有幸看到过他作为中央国家机关50名援藏青年干部一员临行前，当时的叶部长勉励他的简报。如果不是他援藏，堂堂部长怎能拨冗接见一位刚刚出校门的小青年呢？叶部长盛赞他富有牺牲精神，而且说她既作为少数民族，又在海拔很高的大凉山长大，而且是政法名校毕业，去援藏再合适不过了，而且让他安心在西藏工作，S部永远是他的大后方。
此番白成龙可谓载誉归来，他被评为援藏先进个人和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可很不巧一回到部里，就碰上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最大的精简，没法安排他的工作，因为一切都在未定之中，而且当初谆谆教导他的叶部长也高升了，当时的司长老唐早退休了，好在华以秀司长曾是他的师长，让他暂时在某个处“帮忙”。
没有鲜花和颂歌迎接援藏英雄也就罢了，哪想到一回来竟然向临时工“帮忙”。这还不是最郁闷的，最令他郁闷的是他当年大学同学时恋爱的女友和他结婚了，按照援藏的政策，解决了北京户口，但工作没能安排，只能去一个出版社当临时工，两人在北京没有房子，三年耗费在西藏，在京也没有社会关系。好在人事司开恩，先给他俩安排到部里一个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离我所住的平房不到500米，因此他回到北京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两家过从甚密。他俩来我家的蜗居做过客，我也去招待所看望他们夫妻俩。因为我在西北呆过，所以对穆斯林比较了解，因此两人很是投机，比如和他说话，我从来会自觉地把“猪肉”说成“大肉”，这在北京他很难碰到。他的妻子是一个典型的四川美女，心地善良却伶牙俐齿，有一次对我说，大学时她们恋爱了一整年，才意识到自己的男友有点和汉族人不一样，那是个黄昏，在歌乐山下那个美丽而精致的校园里，两人近距离对视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的男友瞳孔发蓝，睫毛发黄。------我说，这肯定是色目人的后代，当年被蒙古人派到西南统治我们这些南人的。
小白有一天问我，你知道汉族文化对藏族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吗？因为我没去过西藏，便说不知道。小白说：是麻将。他说藏族亲人死后一年，要大办喜筵庆贺亲人的灵魂转世，毫无忧戚之感。有一天晚上他在拉萨街上看到有人办这种喜丧，扯了个巨大的帐篷，恐怕能装一百来号人，他好奇地走进去，看到帐篷里面摆了几十桌麻将，大家都在砌长城，旁边放着音响，十分热闹。看到他进来，也十分热情地邀请他坐下搓两把------在那样的场合，只有麻友，没有陌生人。
白成龙回来不久，新任的舒部长开始发威。他不是快刀斩乱麻那样将分流的事情办完，而是继续引而不发，使很多人滋生了幻想，以为可能s部和别的部委不一样，不会受什么冲击。而老舒主要的精力先放在调整司局长方面。
老舒怎样调整司局长？一言以蔽之，凡是前任叶部长重用的几乎一律罢黜，凡是叶部长不喜欢的有可能得到重用。办公厅主任趁着分流，干脆退休，他从原单位带来一个当过他数年秘书的周某人做办公室主任，这位老周，年纪不大，可头发花白，可见伺候舒部长不易。说话唯唯诺诺，整天穿一件廉价的夹克。当了办公厅主任后，每天早晨还是雷打不动去打开水，让我看了都觉得不忍，大约这是他多年的习惯。
首先被免职的是一位刚刚38岁的计划财务司司长薛诚，薛诚当年是叶部长最器重的人之一，出自名门。被免职后，他也不急不恼，深知一朝君子一朝臣的政治生态，自己另外找了个部委，答应他平级调动。可这反而更惹怒了老舒，似乎觉得孙猴子竟然能翻出如来佛的手心，不但不同意调动，反而说要进一步重用他，先派他去西部某省挂职锻炼做副厅长，这在薛诚看来，分明是变相流放。薛诚想方设法拖延，不去履任，有一天晚上，在某个饭店，薛诚正和一帮兄弟在借酒浇愁，一位熟人带来一位30余岁的汉子，特意对薛诚介绍说，这是贵部舒部长的公子，恐怕你还不认识。
不说则罢，一说薛诚怒火三丈，仗着酒劲对舒公子说：你回去转告你父亲，杀人不过头点地，不要欺人太甚。他要是不仁别怪我不义，你父亲大多数双休日和谁在一起，在什么地方，用什么交通工具，我都知道，逼急了我也只好抖落出去。
也许这番话被及时传到，从那后薛诚再也不被催促去西北某生报道了，一直等到两年后峰回路转。
解决了计划财务部门，当然就是解决人事部门。按理说，以华以秀温和谦卑的处世态度，一般上司会很喜欢的，老舒一来，她工作异常卖力，对老舒绝对是忠心耿耿，但没办法，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掌管人事的负责人老舒绝对不想是老叶的旧人。于是以“物尽其才”的名义，要她去北京某所直属的大学当党委书记，你想想，人家三年前就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好不容易被调到北京，准备重用，现在又去掌管另一所大学，岂不是被打入“冷宫”？华司长的聪明在于她从不硬顶，好言向部长汇报自己已经不适合高校工作，可以不管人事工作，但希望继续留在部里或者去学习。正好中央党校有一个中青年干部班需要学员，老舒觉得把华以秀送到党校学习半年，自己把人事大权拿过来也不错，我估计华以秀也认为只要不把行政关系从部机关调走，可以去学习，等待事情发生转机。
就在“分流领导小组”神神密密存在了半年后，华司长突然去学习了，司里的常务工作落到刚来不久的魏君梓肩上，他尽管也是叶部长调来的，但不知怎么入了舒部长的法眼。一年后再看这段往事，华以秀可谓塞翁失马，她避免了分流中得罪人，而恶人让受到魏君梓副司长去做了。
华司长一去党校，她任书记时的弟子“水事情”和小白便感觉大事不好，有一天他俩对我说：看样子老华一走，咱们这些当学生的也没人罩着了。
我当时很困惑地说了句：你们是她的弟子，我可不是你们那所学校毕业的，算不上。
“水事情”很惊异地看了我一眼，后来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可能因为宣传牛德贵先进事迹，我被华司长耳提面命的机会最多，大约很多人也把我当成华司长的弟子之一了。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最后被利用两回的“柴刀”（上）
谜底揭晓的日子一步步临近了，我相信那个分流名单一定已经拟好，藏在这栋大楼8层的某个办公室里------8层是部级领导办公的楼层。什么时候拿出这个名单公布，领导在选择时机。
也许明天自己就不是这个大楼中的一员了，但工作还得照常干，而且大伙儿表现得更加积极，连那些平时泡病假的人也每天严格地遵守作息时间表。也许都在心存侥幸，希望通过最后一点努力，而避免成为那个名单上的人。但是大家想方设法逃避出差，在往常，大伙儿争着到各省特别是风景秀丽的地方出差，一来可以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二来作为大衙门不起眼的官员，到下面起能找到一种在北京得不到的满足感。但这时候不一样，担心万一自己不在机关，会在分流中被人暗算。------这实则是一种杞人忧天的可笑想法，一切操控于上面的领导，领导若不想你走，即使这时候出国也高枕无忧。
因此，在我离开s部前，被派出去出了两次长差，这把砍柴刀被最后利用了两回。当然，也可以说不是利用，是领导对你最后的信任和重用，按照传统的教育，皇帝赐死大臣，大臣还要叩头谢恩，现在进步多了，只是让你最后贡献一把力量。
1998年10月，模范监狱的现场交流会在河北、山西两省召开，本来这样的重要会议轮不上我，因为上述的原因，我们司让我这样一位人微言轻的人参加，到了会议上才发现，除了坐 台的几位高级别官员以外，其他司局参加会议的都是我这样的小年轻，原来各个司局的老同志想法都不谋而合。
会议的第一个现场在保定，我们是开车去的。深秋的华北，显得是那样的荒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草木凋落，麦地已经收割完了，空空荡荡的，一个个村庄似乎在秋风中瑟瑟发抖。路边，有一些柿子树，叶落光了，而像红灯笼的柿子挂在上面，是灰色中唯一让人喜悦的亮色。黄昏，四处能看到麦秸秆被焚烧着，给本来灰色的大地再添了沉沉暮霭。而远处地平线上，残阳似血。若是在老家，满眼还是翠绿，当年老毛只有在北中国的大海边，才能写出“萧瑟秋风今又是”的诗句。
自从进了机关后，诗意离我越来越遥远，我甚至忘了自己曾经是一个爱读诗、写诗的人。此时这番景色暗合我的心境，我想起了自戕的海子一首诗《秋日黄昏》：
“火焰的顶端
落日的脚下
茫茫黄昏 华美而至上
在秋天的悲哀中成熟
日落大地 大火熊熊 烧红地平线滚滚而来
使人壮烈 使人光荣与寿同在 分割黄昏的灯
百姓一万倍痛感黑夜来临
在心上滚动万寿无疆的言语
时间的尘土 抱着我
在火红的山岗上跳跃
没有谁来应允我
万寿无疆或早夭襁褓
相反的是 这个黄昏无限痛苦
无限漫长 令人痛不欲生
切开血管
落日殷红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爱情保持一生
或者相反 极为短暂 匆匆熄灭
愿我从此再不提起
再不提起过去
痛苦与幸福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唯黄昏华美而至上。”
那次会议的整个过程我已经忘记了，只断断续续地记得去了好些监狱，参观里面的人性化管理，当然我知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东西事先都会被装饰过。而对那次会议人士的几个人记忆犹新。
一个人是在保定一次午餐上认识的，他是自海南监狱局局长戚某某，穿一件皮夹克，显得忠厚老实。在别的省局局长互相敬酒，问候近况时，他一言不发，十分落寞，我恰巧坐在他旁边，便和他寒暄。他说他刚从一个县级市市委书记调任这个位置，对业务还不太熟悉，这次是来学习的。他一自我介绍，我想起来了，前半年人事司一位处长和一位副处长曾经去考察过他，引起大家的艳羡，因为一般干部出差固然很多，但去西藏、新疆、海南这样风景迥异于内地的地方机会还是不多。本系统地方厅级官员是双重管理，当地党委主管，本部协管。副厅级以上的干部候选人，当地省组织部提出，但如果本部门人事司必须去考察。这类考察多是例行公事，外加游山玩水。我记得考察这位被提拔的戚某人之后，两位处长在司的例会上向大家介绍过他们的工作成绩，而且说到这位同志工作有魄力，能团结周围的同志，为人公道正派、清正廉明。------这几乎是对评价所提拔干部的固定格式。
大约四个月后，我已经离开了s部，有一天在《南方周末》的头版看到这位戚某人的大名，原来他已经被抓起来了，在任海南省某市委书记的时候，共贪污受贿1500万元，相当于那个贫困市一年财政收入的1/4。八年前一位县级干部贪污受贿这么多钱，是创纪录的。可这些年来，官员贪污受贿的纪录一次次被打破，比运动员破纪录容易多了，今天看来这已经算不了什么。这位老戚受贿赂非常有个性，把银行卡号告诉人，让人直接往里面打钱，而且密码是七个“七”，此乃他的吉祥号。虽然他腰缠千万，可过得很简朴，甚至有些抠门。当年当市委书记到海口办事时，吃的是盒饭。老妈病了，兄弟问他要钱治疗，他和老婆哭穷。最搞笑的是，升任监狱局局长时，当地官吏乡绅设宴送行，他酒后对大家说，我现在去管监狱了，以后你们要去看望我就去监狱吧。------不幸言中。
这位老兄是怎样出事的呢？原因是他违背了潜规则。在调任新职前，他收了别人的几万元，答应安排工作，可到了新单位，这事没办下去，违反道上的规矩，被人告发了。真是活该！我认为看道德是否沦丧，不要看高尚的雷锋叔叔是否还存在，而是看非道德人士的道德感。而今贪官无道、强盗无道、妓女亦无道。在明清时代，贿赂和受贿都温情脉脉的，官员遵循一条不成文规定，收了银子若办不成事，钱一定会退还。而强盗拦路抢劫也有规矩，如《水浒传》的菜园子张青所说的那样，有三不抢：流配的犯人不抢，过往的僧侣不抢，冲州撞府卖笑为生的妓女不抢。而现在有专门抢小姐的团伙。至于青楼文化，堕落得更厉害，唐代的杜牧能“十年一觉扬州梦”，宋代的柳永，“且把浮名，换成浅斟低唱。”是因为那时候青楼的人普遍受过职业训练，能出来一些如杜十娘、柳如是这样的人，现在一个农村丫头，刚刚把脚上的泥巴洗干净，第二天就去色情场所，干那“一二三，就买单”的勾当。
在保定去山西的路上，我和一位退休的老干部施明伟坐一辆中巴，此人原来当过部监狱局局长，当时任某协会的理事长。老施相当有传奇色彩，高不过五尺，体重恐怕超过不了90斤，一只耳朵都没有了，可快七十的他，像一个少年一样喜欢热闹。一路让车上的人挨个讲笑话或唱歌，我没办法只好说两个黄段子交差。而轮到他的时候，他若无其事地对着车窗外，大声地高唱《满江红》，然后告诉我们，这首歌是他读初中时最流行的，当时正值八年抗战。
“反右”后，还很年轻的他被流放到青海一个劳改农场，冰天雪地里干苦活，九死一生，把耳朵冻掉了。后来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四十多岁才是个副科级肝部，谁承想最后做到了部监狱局局长。我认为他从囚犯变成全国级别最高的狱警，这经历比曼德拉从政治犯成为总统还要曲折动人，应该详细地写回忆录。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现在我才知道，写回忆录的自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此人坐监狱十数年，又管监狱十数年，对监狱感情之深，世罕其匹。跟着他视察一路，作为一个已退休的前官员，他对每个监狱都看得非常仔细，犯人的伙食、住宿等等百问不厌。我虽然才当了三年多的小吏，但看过的监狱不少，总觉得大同小异，没啥看头。好些监狱都能看到墙壁上写着视觉冲击力极强的标语：“你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来这里干什么？”对犯人当然要有这种提醒，可我想起去息烽集中营的时候，看到国民党监狱墙壁上写着的标语：“青春年华当珍惜，回头是岸莫迟疑。”------还是人家有文化。我看过的监狱，当然条件都不错，住宿、伙食可能比我们上大学时不差，但再好的监狱毕竟是监狱，自由是最宝贵的。参观监狱最惊险的一次是宣传牛德贵先进事迹，我第二次到武威，季副司长和杨副厅长也去了。当地有一个监狱和省重点中学武卫一中隔壁，学校流传的笑话说，不好好上学，很方便送到隔壁。监狱长请我们一行去参观，在监狱长、政委的陪同下，我们去了一个木工车间。一位犯人看到如此架式，大约在想这来的肯定是大官，突然扑过来，跪下掏出一摞纸，大说冤枉。-----这一突变把政委吓了个半死，木工车间什么工具都有，如果这犯人犯浑，拿起斧头劈过来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几位领导还是见多识广，接下告状纸，安慰几句。其实这个人是否冤枉和监狱管理部门没任何关系，只和法院有关系。不管谁只要判刑了，监狱就得接手进行改造，他自述的冤屈只能帮着转达而不能甄别裁判。后来政委说这个犯人一直很活跃，把监狱法背得滚瓜烂熟，动不动就援引监狱法和民警争执。
陪老施到了山西一个劳改煤矿，他硬是要下矿看看，那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下煤矿，坐着轨道上的小车，从洞口往里面走，下到几十米深的矿井，里面阴森森的，到了那个地方，根本看不出我们这些视察者和挖煤犯人有什么区别。
老施爱喝酒跳舞，一天晚上他喝了半斤白酒后，在晚上的舞会上发飙。硬是要拉着我老家一位女警跳舞，他不到1.6，那位女警身高1.7。老施还不老老实实三步、四步地走，非得跳出花样来，带着人家转圈，在他抬手让人旋转时，个头差别太大，他一下摔了个屁蹾。
许久我都不知道老施的消息了，不知他是否康健。
谜底揭晓的日子一步步临近了，我相信那个分流名单一定已经拟好，藏在这栋大楼8层的某个办公室里------8层是部级领导办公的楼层。什么时候拿出这个名单公布，领导在选择时机。
也许明天自己就不是这个大楼中的一员了，但工作还得照常干，而且大伙儿表现得更加积极，连那些平时泡病假的人也每天严格地遵守作息时间表。也许都在心存侥幸，希望通过最后一点努力，而避免成为那个名单上的人。但是大家想方设法逃避出差，在往常，大伙儿争着到各省特别是风景秀丽的地方出差，一来可以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二来作为大衙门不起眼的官员，到下面起能找到一种在北京得不到的满足感。但这时候不一样，担心万一自己不在机关，会在分流中被人暗算。------这实则是一种杞人忧天的可笑想法，一切操控于上面的领导，领导若不想你走，即使这时候出国也高枕无忧。
因此，在我离开s部前，被派出去出了两次长差，这把砍柴刀被最后利用了两回。当然，也可以说不是利用，是领导对你最后的信任和重用，按照传统的教育，皇帝赐死大臣，大臣还要叩头谢恩，现在进步多了，只是让你最后贡献一把力量。
1998年10月，模范监狱的现场交流会在河北、山西两省召开，本来这样的重要会议轮不上我，因为上述的原因，我们司让我这样一位人微言轻的人参加，到了会议上才发现，除了坐 台的几位高级别官员以外，其他司局参加会议的都是我这样的小年轻，原来各个司局的老同志想法都不谋而合。
会议的第一个现场在保定，我们是开车去的。深秋的华北，显得是那样的荒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草木凋落，麦地已经收割完了，空空荡荡的，一个个村庄似乎在秋风中瑟瑟发抖。路边，有一些柿子树，叶落光了，而像红灯笼的柿子挂在上面，是灰色中唯一让人喜悦的亮色。黄昏，四处能看到麦秸秆被焚烧着，给本来灰色的大地再添了沉沉暮霭。而远处地平线上，残阳似血。若是在老家，满眼还是翠绿，当年老毛只有在北中国的大海边，才能写出“萧瑟秋风今又是”的诗句。
自从进了机关后，诗意离我越来越遥远，我甚至忘了自己曾经是一个爱读诗、写诗的人。此时这番景色暗合我的心境，我想起了自戕的海子一首诗《秋日黄昏》：
“火焰的顶端
落日的脚下
茫茫黄昏 华美而至上
在秋天的悲哀中成熟
日落大地 大火熊熊 烧红地平线滚滚而来
使人壮烈 使人光荣与寿同在 分割黄昏的灯
百姓一万倍痛感黑夜来临
在心上滚动万寿无疆的言语
时间的尘土 抱着我
在火红的山岗上跳跃
没有谁来应允我
万寿无疆或早夭襁褓
相反的是 这个黄昏无限痛苦
无限漫长 令人痛不欲生
切开血管
落日殷红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爱情保持一生
或者相反 极为短暂 匆匆熄灭
愿我从此再不提起
再不提起过去
痛苦与幸福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唯黄昏华美而至上。”
那次会议的整个过程我已经忘记了，只断断续续地记得去了好些监狱，参观里面的人性化管理，当然我知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东西事先都会被装饰过。而对那次会议人士的几个人记忆犹新。
一个人是在保定一次午餐上认识的，他是自海南监狱局局长戚某某，穿一件皮夹克，显得忠厚老实。在别的省局局长互相敬酒，问候近况时，他一言不发，十分落寞，我恰巧坐在他旁边，便和他寒暄。他说他刚从一个县级市市委书记调任这个位置，对业务还不太熟悉，这次是来学习的。他一自我介绍，我想起来了，前半年人事司一位处长和一位副处长曾经去考察过他，引起大家的艳羡，因为一般干部出差固然很多，但去西藏、新疆、海南这样风景迥异于内地的地方机会还是不多。本系统地方厅级官员是双重管理，当地党委主管，本部协管。副厅级以上的干部候选人，当地省组织部提出，但如果本部门人事司必须去考察。这类考察多是例行公事，外加游山玩水。我记得考察这位被提拔的戚某人之后，两位处长在司的例会上向大家介绍过他们的工作成绩，而且说到这位同志工作有魄力，能团结周围的同志，为人公道正派、清正廉明。------这几乎是对评价所提拔干部的固定格式。
大约四个月后，我已经离开了s部，有一天在《南方周末》的头版看到这位戚某人的大名，原来他已经被抓起来了，在任海南省某市委书记的时候，共贪污受贿1500万元，相当于那个贫困市一年财政收入的1/4。八年前一位县级干部贪污受贿这么多钱，是创纪录的。可这些年来，官员贪污受贿的纪录一次次被打破，比运动员破纪录容易多了，今天看来这已经算不了什么。这位老戚受贿赂非常有个性，把银行卡号告诉人，让人直接往里面打钱，而且密码是七个“七”，此乃他的吉祥号。虽然他腰缠千万，可过得很简朴，甚至有些抠门。当年当市委书记到海口办事时，吃的是盒饭。老妈病了，兄弟问他要钱治疗，他和老婆哭穷。最搞笑的是，升任监狱局局长时，当地官吏乡绅设宴送行，他酒后对大家说，我现在去管监狱了，以后你们要去看望我就去监狱吧。------不幸言中。
这位老兄是怎样出事的呢？原因是他违背了潜规则。在调任新职前，他收了别人的几万元，答应安排工作，可到了新单位，这事没办下去，违反道上的规矩，被人告发了。真是活该！我认为看道德是否沦丧，不要看高尚的雷锋叔叔是否还存在，而是看非道德人士的道德感。而今贪官无道、强盗无道、妓女亦无道。在明清时代，贿赂和受贿都温情脉脉的，官员遵循一条不成文规定，收了银子若办不成事，钱一定会退还。而强盗拦路抢劫也有规矩，如《水浒传》的菜园子张青所说的那样，有三不抢：流配的犯人不抢，过往的僧侣不抢，冲州撞府卖笑为生的妓女不抢。而现在有专门抢小姐的团伙。至于青楼文化，堕落得更厉害，唐代的杜牧能“十年一觉扬州梦”，宋代的柳永，“且把浮名，换成浅斟低唱。”是因为那时候青楼的人普遍受过职业训练，能出来一些如杜十娘、柳如是这样的人，现在一个农村丫头，刚刚把脚上的泥巴洗干净，第二天就去色情场所，干那“一二三，就买单”的勾当。
在保定去山西的路上，我和一位退休的老干部施明伟坐一辆中巴，此人原来当过部监狱局局长，当时任某协会的理事长。老施相当有传奇色彩，高不过五尺，体重恐怕超过不了90斤，一只耳朵都没有了，可快七十的他，像一个少年一样喜欢热闹。一路让车上的人挨个讲笑话或唱歌，我没办法只好说两个黄段子交差。而轮到他的时候，他若无其事地对着车窗外，大声地高唱《满江红》，然后告诉我们，这首歌是他读初中时最流行的，当时正值八年抗战。
“反右”后，还很年轻的他被流放到青海一个劳改农场，冰天雪地里干苦活，九死一生，把耳朵冻掉了。后来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四十多岁才是个副科级肝部，谁承想最后做到了部监狱局局长。我认为他从囚犯变成全国级别最高的狱警，这经历比曼德拉从政治犯成为总统还要曲折动人，应该详细地写回忆录。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现在我才知道，写回忆录的自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此人坐监狱十数年，又管监狱十数年，对监狱感情之深，世罕其匹。跟着他视察一路，作为一个已退休的前官员，他对每个监狱都看得非常仔细，犯人的伙食、住宿等等百问不厌。我虽然才当了三年多的小吏，但看过的监狱不少，总觉得大同小异，没啥看头。好些监狱都能看到墙壁上写着视觉冲击力极强的标语：“你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来这里干什么？”对犯人当然要有这种提醒，可我想起去息烽集中营的时候，看到国民党监狱墙壁上写着的标语：“青春年华当珍惜，回头是岸莫迟疑。”------还是人家有文化。我看过的监狱，当然条件都不错，住宿、伙食可能比我们上大学时不差，但再好的监狱毕竟是监狱，自由是最宝贵的。参观监狱最惊险的一次是宣传牛德贵先进事迹，我第二次到武威，季副司长和杨副厅长也去了。当地有一个监狱和省重点中学武卫一中隔壁，学校流传的笑话说，不好好上学，很方便送到隔壁。监狱长请我们一行去参观，在监狱长、政委的陪同下，我们去了一个木工车间。一位犯人看到如此架式，大约在想这来的肯定是大官，突然扑过来，跪下掏出一摞纸，大说冤枉。-----这一突变把政委吓了个半死，木工车间什么工具都有，如果这犯人犯浑，拿起斧头劈过来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几位领导还是见多识广，接下告状纸，安慰几句。其实这个人是否冤枉和监狱管理部门没任何关系，只和法院有关系。不管谁只要判刑了，监狱就得接手进行改造，他自述的冤屈只能帮着转达而不能甄别裁判。后来政委说这个犯人一直很活跃，把监狱法背得滚瓜烂熟，动不动就援引监狱法和民警争执。
陪老施到了山西一个劳改煤矿，他硬是要下矿看看，那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下煤矿，坐着轨道上的小车，从洞口往里面走，下到几十米深的矿井，里面阴森森的，到了那个地方，根本看不出我们这些视察者和挖煤犯人有什么区别。
老施爱喝酒跳舞，一天晚上他喝了半斤白酒后，在晚上的舞会上发飙。硬是要拉着我老家一位女警跳舞，他不到1.6，那位女警身高1.7。老施还不老老实实三步、四步地走，非得跳出花样来，带着人家转圈，在他抬手让人旋转时，个头差别太大，他一下摔了个屁蹾。
许久我都不知道老施的消息了，不知他是否康健。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这篇文章在我的博客:liy303.tianyablog.com已连载完毕,在此就不再贴了))麻烦大家移步.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连载二十 最后被利用两回的“柴刀”（下）
从河北、山西两地开完现场会，没过几天就到了十一月底。往常这时候便如火如荼开展评优、奖励，开始一年的总结工作。这一年全国各个系统都在开会表彰同一件事情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即九八年长江流域、松花江嫩江流域抗洪。中央和国务院先开了一个大会，表彰了一系列活的或死的先进人物，军人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其中一位来自海南的姓李的烈士出自家兄所在的师。2001年我去他们的驻地探望正在家兄那里小住的父母，还看到师部门前，写着发扬“塔山精神、向群精神”的大幅标语。48年底两党在东北争地盘时，当时隶属于林总麾下的这个师最有名的一仗就是塔山阻击战，硬生生地把廖耀湘部队和守长春的郑洞国部队切断不让会合，孤军守在塔山，一次次打退廖兵团的冲锋，为辽沈战役最后的取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位和平年代牺牲的小伙子，突然拔高到和一场几乎可说影响到中国命运的血战那样的高度，让我难以理解。
九八抗洪时，南方某著名周报在头版发表了一幅很有名的彩照，内阁首辅抱着当时南方战区的副司令、前线总指挥某位中将的肩膀，两人非常动情。配发的报道还说到内阁首辅盛赞子弟兵的英勇，说我有人民解放军，何惧滔天洪水？这位将军出自我家邻县，和首辅算是有乡党之谊。看完这报道和图片后，我立刻想到这是报纸把首辅放在火上烤。自古中国掌虎符者只能一人，即使是明清两代文官治国时，内阁首辅都不敢主动过问军营事务，除非秉皇命。这个规矩本朝尤然。周相国是南昌打响第一枪的领导人，是不折不扣的军队创始人，十大开国元帅中，朱和他在法国就定交，林是他的学生，其他如贺、徐、聂、陈、叶等人是他的旧部，可见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可自延安时期以后，他主动疏离军政，一心一意只管民政，此乃自保之道。朱内阁的此番和将军相拥，乃犯忌的做法，江淮子弟实在比湖湘子弟更善于做调和鼎镬的相国。坊间后来传说这位将军本来要高升为军区司令员，肩上再多一颗将星，可就因为这次激情演出，司令之位同样在资江边长大的湘籍将军。
抗洪取得辉煌成就后，民间立马流传了一副对联。上联是：长江嫩江松花江，江江。。泽。\民；下联是：巢湖太湖洞庭湖，湖湖紧掏。横批为：容积太小!另一个版本的横批是“都被水扁。”因为当时台海局势也很紧张。中国老百姓，玩这种文字游戏的功夫恐怕是独步天下。
各部门以及各地的官员，一方面在饭桌上留传种种关于抗洪的段子，其中不乏带颜色的；另一方面则正襟危坐在 台上表彰先进，满口流行的政治术语。这是十余年来中国政坛之特别奇妙的现象。
如果哪个部门不表扬先进，好像本系统对抗洪毫无贡献似的。因此各部门比着表彰会的规格和新闻宣传的声势，本部也不甘落后。
来京参加表彰大会，并组成报告团巡回报告的有6人，3人是监狱民警，1人是县局的局长，1人为司法助理员，还有一位是参加报道的某报女记者，后来我和她成为同事。
本来这件事归人事司奖惩处主管的，可奖惩处的两位副处级干部都在琢磨自己将来的出路，华司长去参加学习了，原来分管的辛副司长已经退休，大权在手的魏副司长对折腾人事很有一套，可不善于搞表彰宣传。奖惩处的处长老谢手下无兵可使，上头又没有可拍板拿主意的人，着急上火。便请示了魏副司长，临时调我到他手下救急，大概是因为经过牛德贵先进事迹的宣传，我在这方面已经轻车熟路了。
这些人平时都是大忙人，不可能像牛德贵报告团一样，封闭训练十来天，一句话一句话地打磨。这些人的讲稿多是急就章，帮他们改了一些语法有错误的句子，就匆忙上阵了。
报告会先在部机关礼堂首演，然后去北京一所大学，山东、河北两地巡演，就算大功告成了。
来自湖南岳阳某监狱的尧警官是位大队长，我同县的老乡，那几天相除当然格外亲切。他对我说，其实在抗洪前线，最卖力的是犯人，比军人还卖力，但不好宣传。他所在的监狱是个大型的农场，围湖造田而成，三面临水，每次洪灾必将殃及。犯人参加抗洪之所以卖力，是因为可以根据他们的表现减刑，而且抗洪时期的伙食标准很高。看来获得自由是最大的激励。
湖北荆江附近的乌林镇，98年大大有名。来参加报告团的乌林镇司法所长受表彰，除了他干活卖力外，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因素，是他有一天值班，带领一帮人在检查大堤是否有管涌时，一号人物前来视察，紧握他的手表示安慰，那照片第二天刊登在大小报纸的头条。这次来北京，他央求报告团的那位女记者找到给他和NO.1拍照的新华社记者，加洗了几张大照片带回家。
后来成为我同事的那位女记者是搞摄影的，长得高高的，如一棵挺拔的杨树，英姿飒爽而眉眼间不乏妩媚。女记者搞摄影的本来不多，像她这样的更是扎眼。她干活异常敬业，报告的题目是《战争，女人不能走开》，其中她颇为自豪的一件事也和一号人物有关。她当时正在湖北某地前线采访，准备离开时，突然发现当地的警备加强了，凭着一个长期跑政法的记者的敏感，她猜测肯定将会有重量级领导前来，便改变主意留下来守株待兔，因为在中果最大的新闻就是领导人的活动。一号来了，能进入最核心警戒圈里的记者仅仅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五家。她被挡在外面，关键时刻女性的优势显出来了，她一边向警备的人出示证件哀求，一边突然发力，挤了进去，人家便放了她一马，她占据了一个最好的位置，拍下了一号最传神的一瞬。后来在军博展出的抗洪图片展，进门最中间一号站在抗洪前线的巨幅照片，用的是她拍摄的而非新华社记者所拍。谁知道，她首场报告给机关干部讲述完这个故事后，机关党委副书记，一位从北京卫戍区转业的老同志对她说，你这段得处理一下或者干脆删除，因为你那样做违犯了保卫纪律。说起女性的优势，她所讲的一个故事还可以佐证，她到了武汉，想航拍滔滔洪水，市公安局局长命令，出动了警用直升飞机让她试用。老谢笑着对我说，小子，要是你去当记者，公安局局长能出动直升飞机么？我笑道：要是个女公安局局长那没准。------当时任长霞、安惠君两个正反典型的女公安局长还没被报道出来。
一位监狱长来自吉林松花江畔一座监狱城，他的功绩是洪水淹没监狱前，组织干警、犯人及时转移，无一人死亡，无一个犯人逃脱。有一则小故事很让我感动，当时四处是一片汪洋，大部队先撤离，他和狱政科长、一位犯人走在最后面，只有一条几尺宽的堤岸还露出水面，但满是泥泞。走到半路，他的脚因为受伤，不能及时赶到目的地，便让狱政科长一人先去前方通知大部队，而他和那个犯人一起往前走。那时候，根本不需要给犯人上手铐，犯人也不会逃走，因为谁离开谁，都可能死亡，只能互相搀扶。这时候，在自然灾害面前，监狱长和犯人之间的身份差别没有了，他们只是得相互依存的两个人。天快黑的时候，得到通知的前方指挥部派出冲锋舟，将他两人从危险中救了出来。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前苏联的小说《第四十一个》，苏俄内战时，一位红军女战士押送一个白军俘虏，两人被困在一个孤岛上，朝夕相处，处于敌对营垒的界线消失了，两人产生了恋情。可当白军的一只船出现在岸边，白军俘虏呼喊着冲向那只船时，作为杰出狙击手的女红军向她的恋人开枪。------这是她杀死的第四十一个白军军人。------一旦重回人类社会，各种身份差别就会再次来左右人。当然，这个犯人的运气好多了，回到人群中，他虽然还是个犯人，监狱长依然是管教他的官员，但两人患难与共的经历会帮助他更快获得自由。
抗洪英模报告团巡回讲演完毕，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我的命运正式被宣判。（待续）
从河北、山西两地开完现场会，没过几天就到了十一月底。往常这时候便如火如荼开展评优、奖励，开始一年的总结工作。这一年全国各个系统都在开会表彰同一件事情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即九八年长江流域、松花江嫩江流域抗洪。中央和国务院先开了一个大会，表彰了一系列活的或死的先进人物，军人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其中一位来自海南的姓李的烈士出自家兄所在的师。2001年我去他们的驻地探望正在家兄那里小住的父母，还看到师部门前，写着发扬“塔山精神、向群精神”的大幅标语。48年底两党在东北争地盘时，当时隶属于林总麾下的这个师最有名的一仗就是塔山阻击战，硬生生地把廖耀湘部队和守长春的郑洞国部队切断不让会合，孤军守在塔山，一次次打退廖兵团的冲锋，为辽沈战役最后的取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位和平年代牺牲的小伙子，突然拔高到和一场几乎可说影响到中国命运的血战那样的高度，让我难以理解。
九八抗洪时，南方某著名周报在头版发表了一幅很有名的彩照，内阁首辅抱着当时南方战区的副司令、前线总指挥某位中将的肩膀，两人非常动情。配发的报道还说到内阁首辅盛赞子弟兵的英勇，说我有人民解放军，何惧滔天洪水？这位将军出自我家邻县，和首辅算是有乡党之谊。看完这报道和图片后，我立刻想到这是报纸把首辅放在火上烤。自古中国掌虎符者只能一人，即使是明清两代文官治国时，内阁首辅都不敢主动过问军营事务，除非秉皇命。这个规矩本朝尤然。周相国是南昌打响第一枪的领导人，是不折不扣的军队创始人，十大开国元帅中，朱和他在法国就定交，林是他的学生，其他如贺、徐、聂、陈、叶等人是他的旧部，可见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可自延安时期以后，他主动疏离军政，一心一意只管民政，此乃自保之道。朱内阁的此番和将军相拥，乃犯忌的做法，江淮子弟实在比湖湘子弟更善于做调和鼎镬的相国。坊间后来传说这位将军本来要高升为军区司令员，肩上再多一颗将星，可就因为这次激情演出，司令之位同样在资江边长大的湘籍将军。
抗洪取得辉煌成就后，民间立马流传了一副对联。上联是：长江嫩江松花江，江江。。泽。\民；下联是：巢湖太湖洞庭湖，湖湖紧掏。横批为：容积太小!另一个版本的横批是“都被水扁。”因为当时台海局势也很紧张。中国老百姓，玩这种文字游戏的功夫恐怕是独步天下。
各部门以及各地的官员，一方面在饭桌上留传种种关于抗洪的段子，其中不乏带颜色的；另一方面则正襟危坐在 台上表彰先进，满口流行的政治术语。这是十余年来中国政坛之特别奇妙的现象。
如果哪个部门不表扬先进，好像本系统对抗洪毫无贡献似的。因此各部门比着表彰会的规格和新闻宣传的声势，本部也不甘落后。
来京参加表彰大会，并组成报告团巡回报告的有6人，3人是监狱民警，1人是县局的局长，1人为司法助理员，还有一位是参加报道的某报女记者，后来我和她成为同事。
本来这件事归人事司奖惩处主管的，可奖惩处的两位副处级干部都在琢磨自己将来的出路，华司长去参加学习了，原来分管的辛副司长已经退休，大权在手的魏副司长对折腾人事很有一套，可不善于搞表彰宣传。奖惩处的处长老谢手下无兵可使，上头又没有可拍板拿主意的人，着急上火。便请示了魏副司长，临时调我到他手下救急，大概是因为经过牛德贵先进事迹的宣传，我在这方面已经轻车熟路了。
这些人平时都是大忙人，不可能像牛德贵报告团一样，封闭训练十来天，一句话一句话地打磨。这些人的讲稿多是急就章，帮他们改了一些语法有错误的句子，就匆忙上阵了。
报告会先在部机关礼堂首演，然后去北京一所大学，山东、河北两地巡演，就算大功告成了。
来自湖南岳阳某监狱的尧警官是位大队长，我同县的老乡，那几天相除当然格外亲切。他对我说，其实在抗洪前线，最卖力的是犯人，比军人还卖力，但不好宣传。他所在的监狱是个大型的农场，围湖造田而成，三面临水，每次洪灾必将殃及。犯人参加抗洪之所以卖力，是因为可以根据他们的表现减刑，而且抗洪时期的伙食标准很高。看来获得自由是最大的激励。
湖北荆江附近的乌林镇，98年大大有名。来参加报告团的乌林镇司法所长受表彰，除了他干活卖力外，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因素，是他有一天值班，带领一帮人在检查大堤是否有管涌时，一号人物前来视察，紧握他的手表示安慰，那照片第二天刊登在大小报纸的头条。这次来北京，他央求报告团的那位女记者找到给他和NO.1拍照的新华社记者，加洗了几张大照片带回家。
后来成为我同事的那位女记者是搞摄影的，长得高高的，如一棵挺拔的杨树，英姿飒爽而眉眼间不乏妩媚。女记者搞摄影的本来不多，像她这样的更是扎眼。她干活异常敬业，报告的题目是《战争，女人不能走开》，其中她颇为自豪的一件事也和一号人物有关。她当时正在湖北某地前线采访，准备离开时，突然发现当地的警备加强了，凭着一个长期跑政法的记者的敏感，她猜测肯定将会有重量级领导前来，便改变主意留下来守株待兔，因为在中果最大的新闻就是领导人的活动。一号来了，能进入最核心警戒圈里的记者仅仅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五家。她被挡在外面，关键时刻女性的优势显出来了，她一边向警备的人出示证件哀求，一边突然发力，挤了进去，人家便放了她一马，她占据了一个最好的位置，拍下了一号最传神的一瞬。后来在军博展出的抗洪图片展，进门最中间一号站在抗洪前线的巨幅照片，用的是她拍摄的而非新华社记者所拍。谁知道，她首场报告给机关干部讲述完这个故事后，机关党委副书记，一位从北京卫戍区转业的老同志对她说，你这段得处理一下或者干脆删除，因为你那样做违犯了保卫纪律。说起女性的优势，她所讲的一个故事还可以佐证，她到了武汉，想航拍滔滔洪水，市公安局局长命令，出动了警用直升飞机让她试用。老谢笑着对我说，小子，要是你去当记者，公安局局长能出动直升飞机么？我笑道：要是个女公安局局长那没准。------当时任长霞、安惠君两个正反典型的女公安局长还没被报道出来。
一位监狱长来自吉林松花江畔一座监狱城，他的功绩是洪水淹没监狱前，组织干警、犯人及时转移，无一人死亡，无一个犯人逃脱。有一则小故事很让我感动，当时四处是一片汪洋，大部队先撤离，他和狱政科长、一位犯人走在最后面，只有一条几尺宽的堤岸还露出水面，但满是泥泞。走到半路，他的脚因为受伤，不能及时赶到目的地，便让狱政科长一人先去前方通知大部队，而他和那个犯人一起往前走。那时候，根本不需要给犯人上手铐，犯人也不会逃走，因为谁离开谁，都可能死亡，只能互相搀扶。这时候，在自然灾害面前，监狱长和犯人之间的身份差别没有了，他们只是得相互依存的两个人。天快黑的时候，得到通知的前方指挥部派出冲锋舟，将他两人从危险中救了出来。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前苏联的小说《第四十一个》，苏俄内战时，一位红军女战士押送一个白军俘虏，两人被困在一个孤岛上，朝夕相处，处于敌对营垒的界线消失了，两人产生了恋情。可当白军的一只船出现在岸边，白军俘虏呼喊着冲向那只船时，作为杰出狙击手的女红军向她的恋人开枪。------这是她杀死的第四十一个白军军人。------一旦重回人类社会，各种身份差别就会再次来左右人。当然，这个犯人的运气好多了，回到人群中，他虽然还是个犯人，监狱长依然是管教他的官员，但两人患难与共的经历会帮助他更快获得自由。
抗洪英模报告团巡回讲演完毕，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我的命运正式被宣判。（待续）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连载二十一 别了 那位看不见的“组织”
在魏君梓副司长叫我去谈话的前一天下午，最早参加“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的“水事情”一脸郁闷地告诉我：“大盘子定了下来了，我们司几位70年代生人全部被分流，领导说咱们年轻，好打发。真被你不幸言中了，我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我比小水痴长两岁，对中国的现实没有他那样天真，因此对自己被分流的命运有过一些心理准备，而他当初觉得自己参与了分流的“机密工作”，是领导重用的人之一，怎么最后把自己给分流了呢？我安慰他说，你们四川现在还流传张献忠屠川的故事，他派大群兵士去杀当地的老百姓，屠杀完毕后，又让另一拨人将这些兵士杀死。可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魏副司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这是他调到人事司一年内第一次和我面对面谈话，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他一开始给我戴了好几顶大高帽，那情形好像是给死者致追悼词似的。先是高度评价了我在牛德贵先进事迹宣传中所作出的贡献，他说这一段工作证明你是一个政治上坚定，业务能力强，具有敬业精神的好同志，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和“优秀党员”本身就说明组织上对你的肯定。然后再谈到刚刚结束的抗洪英模巡回，说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你参与了这项本不属于你们处的工作，任劳任怨，做出了成绩。我们确实不愿意你这样的优秀同志离开本部。
然后他把话锋一转说：机构精简、人员分流是上面布置的一项政治任务，是意义重大的改革措施，不管我们承受多大的压力，也要给予理解和支持，47%的分流名额必须完成，没有商量的余地。组织上考虑到你们这些年轻人有年龄的优势，可以去参加学习，进一步深造，利用这三年好好充电，这对你们的成长也会很有好处的。
如果他直白地说让年轻人走，带来的麻烦更小，那些年纪大的同志人家好不容易熬了半辈子，有了一官半职，需要照顾，不就得了吗？如果这样我一句话也不说。可到了这时候，他还摆出一副姿态：“组织上”是出于关心你、爱护你、培养你的目的让你滚蛋，这和一个恶棍强奸了一个少女，事后还说给少女带来快感有什么区别？
因此，我有点恼火，反问了一句：“这组织究竟是谁？”
他很惊愕，没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看了我一言，无语。
我再追问了一句：“这组织究竟是你，还是燕副部长，或者是舒部长。”
他可能觉得我这问题对他有些不尊重，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但在这样的时刻最重要的是把我稳定下来，他不能和我一般见识，要拿出宰相肚里好撑船的雅量来，又变得和颜悦色了。对我说：
你在人事部门工作了三年多了，应该理解组织程序，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决定的，组织决定是集体决定。
我心里很是鄙视面前这位体制培养的典型官僚，不敢承担一点责任。可以想象到，我们这些科级官员被分流，不会劳舒部长一个个圈点，一定是燕副部长拿出一个大的标准，比如什么类型的人留，什么类型的人走，然后这位魏副司长提出名单，燕副部长和舒部长再根据自己的印象稍加增删。
这种体制是权力归个人，责任归集体。最终拍板做决定的就是那么一、两个人，可是以组织的名义做出，要承担责任时，由集体来担当，顶多那个拍板的人轻描淡写地“负一定的领导责任。”这样搞下去，还不如封建王朝。那时候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的主体，皇帝乾纲独断，以圣旨的名义发布命令，权力归他，出了大的问题，推卸不了责任时，也不得不向天下发布《罪己诏》，而国朝以来，有哪个一号人物公开发布《罪己诏》？除了某位在政治斗争中不得不辞职的名义上一号人物。过去的六部九卿，乃至下面的州县，地方官有权力，但出了事追究责任十分明确。明清两代，造反者和外寇攻城时，许多知州、知县战死，并非他们天生那样英勇。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战死的话，还可以得到封赠，家属被抚恤。如果不和百姓共生死，自己先逃跑了，一旦查实，多半会被斩首，还会连累家属。所以那个时代，小老百姓可以选择苟且偷生，而朝廷命官绝无此权利。而到了今天呢？许多事情用“组织”这块盾牌往上一挡就可以了，危急关头要让“领导先走”。封建王朝最高权力明确由皇帝个人拥有，通过严格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员，然后一级一级往下授权，责任相对明确。宪政体制的民主社会更不用说了，选民用选票向官员授权，官员也明确向选民负责。而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制度，非驴非马，二者的优势没学会，毛病则是集于一身。
这位叫“组织”的大爷我从来看不到他，而他无处不在，总在左右我的命运。一个官员动辄假“组织”之名，和一个基督徒妄称上帝之名，其罪孽是差不多的。
此刻，我对这个前三年还忠心耿耿的制度一下子失望到极点。过去只是隐隐约约的怀疑，而一旦事情到了自己的身上，那怀疑便会明确起来。想到我反正要滚蛋了，不如一吐为快，我当着他发了一顿宏论，大意是：
如果这种改革真是起到了上面所说的减员增效的效果，使人源结构得到了优化，即使做出牺牲我也认了，你看看，现在年轻的、学历高、平时干活干得好的都被分流了，这叫什么改革？历史将证明这次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改革将是一场笑话。我今年才28岁，离开这个机关，也饿不死，也许会干得更好。这是这种假“组织”之名的做法太让人寒心。
我记得魏副司长是这样回答我的：机关的事情，什么干得好？什么叫干得不好？没有什么标准。至于历史评价，你我都是小人物，操这些心干什么？
这几句话魏副司长倒是实话实说，是呀，不要说我和他了，即使是燕副部长、舒部长，谁会想到历史责任和历史评价？保住自己的官位，应付眼前的差事是最重要的。那么靠一两个在乎历史评价的大人物，就能励精图治？
我谢绝了他让我去大学学习的建议，一是因为其他部委去学习的分流干部已经开学了，我再去插班麻烦多多，虽然“组织”答应去通融，但这样的“组织”谁还敢相信？其二是我对现在的大学很失望，尤其这种因为分流而去学习能学什么？无非是糟蹋纳税人的钱。而且三年后还有个就业问题，年头一长，人事变幻，谁还理你？不如趁着现在还可以讨价还价，给自己找个好工作。我小时候做过记者梦，因此向他提出我想去《某某日报》。魏副司长说，“组织上”将根据大家的表现和能力、特长，尽量满足各位的要求。
我能理解所谓的“表现”的潜台词是：听话，别闹事，才可能给你好好安置。
那天下班后，我回家后还是感觉很伤心，毕竟给这个部如此卖命地干三年，说让你走你就得走，在老婆面前还好说，怎样对老家的父母交待?他们一直以在大衙门中工作的儿子自豪，盼着儿子能往上走，光耀门楣，这下子他们肯定以为儿子犯什么大错误了。老婆得知我被分流的消息证实后，毫不吃惊，反而安慰我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因为从年初“分流”的说法传出来后，她就提醒过我，不要那么卖力地给部里干活了，你这样毫无背景而且进部里时间不长的人，十有八九会被弄走，不如早点考虑后路。现在早点死了当官的心，趁着年轻还能干点事，总比你人到中年被抛弃好多了吧。听到这话，我略感欣慰，觉得自己媳妇在一个公司作技术工作真是屈才了，她倒应该去人事部门做思想政治工作。
分流名单一公布，几家欢喜几家愁。留下的人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但看着被分流的同事，还不得不掩饰快乐的神色。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办公厅和人事司凡是山东籍的没有一个被分流-----提前退休和主动要求走的几位除外，看来舒部长对这两个重要司局最后名单做审定的传言是有根据的。我们处四人，处长调到老干部局，算事业编制，实际上是有分流之名，无分流之实。副处长和郑红军两位山东人，被留下了。
同样是“优秀公务员”、还最早参加“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的小水，刚刚支援西藏三年、荣膺“优秀援藏干部”、“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的白成龙、连续两年评为“优秀公务员”的大帅哥英鸥翔、和我一起从社会上招考进来的犯罪学女硕士小岳，无一例外地被分流。中年干部被分流的有当年去京东方政审我的办公室主任老王，以及贺老王死掐的大可兄等几位。
其它司局虽然也走了相当多的年轻干部，但没有像人事司如此有气魄。当年在牛德贵宣传中很器重我的季副司长，入了新来的舒部长法眼，已调任办公厅没有主任的常务副主任，他知道我被分流后，十分惋惜，让我去他办公室，对我很是安慰一番，说他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我去那家报社。对我他有点感慨地说了句：你们人事司干的可真是人事呀。而一起参加牛德贵宣传出了大力的新闻处处长刘大姐，可没有季副司长的好运气，她因为被前任叶部长器重，被分流去了一所大学学习。
几位同是分流沦落人的兄弟一天晚上相邀喝酒，留任的胖大文、雍可也参加了。雍可已经调任另外一个司的副处长，60年代生人的胖大文一下子成为人事司最年轻的干部了。他酒后长叹一口气说：虽说是我留下了，但你们一走，难免有唇亡齿寒的感觉，以后能在一起说说话的人更少了。说安慰的便宜话没什么用，记住一点，我们还是兄弟。既然发牢骚于事无补，还不如姿态摆高一些，让领导有点内疚感，对妥善安置有好处。现在被分流无非面子上不好看，可人生一世这么长的路，面子算得个鸟？我敢说，一年后你们就会把今天的愤怒忘得干干净净。
宣布分流后不久，就是春节，春节过后，我们还得回部里等候安置。这时候，吵吵闹闹一整年的分房名单下来了，我分到了一套95年建的小两居，两间卧室加一个小厅，使用面积42平米。房子在北三环外，位置还不错。分到了房子，我妻子比我还高兴，她对我进部委最大的期盼就是分一套房子，有了房子她觉得分流算个啥，随便找份工作挣钱不比呆在那个没什么权的s部强？后来了解到，各部委分流干部无房者普遍分到了住房，这点算是货真价实的“赎买”。
有一天，我回部机关，司里的一位处长催促我腾办公桌。我想看来新的工作单位应该确定了，所以才让我们交出在这个部里的最后“地盘”-----那张宽0.7米，长1。5米的办公桌，我把一些书籍整理了一下，用一个纸箱装好搬回家，而把三年来所拟的差不多两尺高的领导讲话、工作总结和《政工简报》等统统投进了碎纸机。既然离开了，这些耗费我三年青春垃圾没必要拿回家挤占有限的空间，碎纸机是它们最好的归属。
诸位被分流的兄弟新单位都找到了，搞笑的是，李大可、小水和白成龙对大衙门痴心不改。大可兄通过关系，去了新成立的海关缉私总局，当了名缉私警察，待遇可比s部强多了。而小水去了国务院的人事局，白成龙进了国务院法制办。这两个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大约因为距离近能真正贯彻分流的初衷，先把一批工作不卖力、知识结构过时的干部分流走，在编制压缩的情况下，仍然留出一部分名额来招揽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因此小水、白成龙才得以出了s部，再进国务院。-----这个结局连本部的许多高层人士都始料未及。
英鸥翔是北京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本来早就看透了大机关的一切，不愿意在此耗费青春，早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分流后不久他就去了一家有名的律师所，三年内仍然在部机关领工资。
我和其他司局两位年轻人去了《某某日报》，这个安置还算是比较理想，至少当时报社一般记者的工资是部机关同龄人的2倍多。在大机关不到一定的级别，是没什么灰色收入的，顶多是下面来的人请吃吃饭，唱唱卡拉OK而已。
离开s部之前，我写了八句顺口溜，算是我当时心境真实的写照：
“栖身部曹四度春，
案牍如山真苦辛。
每惭伴虎斥下吏，
更愧拍马奉上深。
才钝难习厚黑术，
根浅休问鱼龙津。
拿云心事皆成梦，
流落江湖做报人。”
离开s部1999年3月8日，我之所以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是妇女节，我们三人先到部机关，照规例开了个欢送会。魏副司长等人又如致悼词一样把我等表扬一番，然后再让我们发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已经比较平静了，也如演戏似的表了态，无非感谢领导三年多的栽培，单位虽然换了，但革命工作还得干下去，还得一如既往地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添砖加瓦云云。------当把一切看成游戏时，大话、假话谁不会说？
欢送会开完，那位1995年秋天接待我公务员招考报名的张处长，恰好由他送我们去报社，------他们美其名曰这像是“嫁女”，有人护送过去显示郑重。世上的事，常有这种戏剧性，如《红楼梦》中的甄士隐那样，书的开始他和冷子兴一起议论贾府人事，最后和贾雨村一起了结红楼梦。
车开出部机关大门时，我心里没什么太多的感觉，只是觉得梦醒了，我该开始属于自己的生活。
还是像往常那样，办公楼前国旗猎猎，武警像一柱木桩子那样挺拔地站立，大门两边的两个大石狮子依然冷冷地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好像在问：你们为名而来，还是为利而来？门前的草地绿油油的，黄色的迎春、粉红的桃花正灿烂地开着。
这是个平常的春日，一些东西在潜伏着，一些东西在生长着，也有一些东西在悄悄地死亡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阳光，还是很灿烂。
我回头再看了看那个不知进出过多少回的大门，笑了，说不上是因为解脱还是自嘲。
在魏君梓副司长叫我去谈话的前一天下午，最早参加“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的“水事情”一脸郁闷地告诉我：“大盘子定了下来了，我们司几位70年代生人全部被分流，领导说咱们年轻，好打发。真被你不幸言中了，我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我比小水痴长两岁，对中国的现实没有他那样天真，因此对自己被分流的命运有过一些心理准备，而他当初觉得自己参与了分流的“机密工作”，是领导重用的人之一，怎么最后把自己给分流了呢？我安慰他说，你们四川现在还流传张献忠屠川的故事，他派大群兵士去杀当地的老百姓，屠杀完毕后，又让另一拨人将这些兵士杀死。可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魏副司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这是他调到人事司一年内第一次和我面对面谈话，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他一开始给我戴了好几顶大高帽，那情形好像是给死者致追悼词似的。先是高度评价了我在牛德贵先进事迹宣传中所作出的贡献，他说这一段工作证明你是一个政治上坚定，业务能力强，具有敬业精神的好同志，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和“优秀党员”本身就说明组织上对你的肯定。然后再谈到刚刚结束的抗洪英模巡回，说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你参与了这项本不属于你们处的工作，任劳任怨，做出了成绩。我们确实不愿意你这样的优秀同志离开本部。
然后他把话锋一转说：机构精简、人员分流是上面布置的一项政治任务，是意义重大的改革措施，不管我们承受多大的压力，也要给予理解和支持，47%的分流名额必须完成，没有商量的余地。组织上考虑到你们这些年轻人有年龄的优势，可以去参加学习，进一步深造，利用这三年好好充电，这对你们的成长也会很有好处的。
如果他直白地说让年轻人走，带来的麻烦更小，那些年纪大的同志人家好不容易熬了半辈子，有了一官半职，需要照顾，不就得了吗？如果这样我一句话也不说。可到了这时候，他还摆出一副姿态：“组织上”是出于关心你、爱护你、培养你的目的让你滚蛋，这和一个恶棍强奸了一个少女，事后还说给少女带来快感有什么区别？
因此，我有点恼火，反问了一句：“这组织究竟是谁？”
他很惊愕，没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看了我一言，无语。
我再追问了一句：“这组织究竟是你，还是燕副部长，或者是舒部长。”
他可能觉得我这问题对他有些不尊重，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但在这样的时刻最重要的是把我稳定下来，他不能和我一般见识，要拿出宰相肚里好撑船的雅量来，又变得和颜悦色了。对我说：
你在人事部门工作了三年多了，应该理解组织程序，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决定的，组织决定是集体决定。
我心里很是鄙视面前这位体制培养的典型官僚，不敢承担一点责任。可以想象到，我们这些科级官员被分流，不会劳舒部长一个个圈点，一定是燕副部长拿出一个大的标准，比如什么类型的人留，什么类型的人走，然后这位魏副司长提出名单，燕副部长和舒部长再根据自己的印象稍加增删。
这种体制是权力归个人，责任归集体。最终拍板做决定的就是那么一、两个人，可是以组织的名义做出，要承担责任时，由集体来担当，顶多那个拍板的人轻描淡写地“负一定的领导责任。”这样搞下去，还不如封建王朝。那时候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的主体，皇帝乾纲独断，以圣旨的名义发布命令，权力归他，出了大的问题，推卸不了责任时，也不得不向天下发布《罪己诏》，而国朝以来，有哪个一号人物公开发布《罪己诏》？除了某位在政治斗争中不得不辞职的名义上一号人物。过去的六部九卿，乃至下面的州县，地方官有权力，但出了事追究责任十分明确。明清两代，造反者和外寇攻城时，许多知州、知县战死，并非他们天生那样英勇。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战死的话，还可以得到封赠，家属被抚恤。如果不和百姓共生死，自己先逃跑了，一旦查实，多半会被斩首，还会连累家属。所以那个时代，小老百姓可以选择苟且偷生，而朝廷命官绝无此权利。而到了今天呢？许多事情用“组织”这块盾牌往上一挡就可以了，危急关头要让“领导先走”。封建王朝最高权力明确由皇帝个人拥有，通过严格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员，然后一级一级往下授权，责任相对明确。宪政体制的民主社会更不用说了，选民用选票向官员授权，官员也明确向选民负责。而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制度，非驴非马，二者的优势没学会，毛病则是集于一身。
这位叫“组织”的大爷我从来看不到他，而他无处不在，总在左右我的命运。一个官员动辄假“组织”之名，和一个基督徒妄称上帝之名，其罪孽是差不多的。
此刻，我对这个前三年还忠心耿耿的制度一下子失望到极点。过去只是隐隐约约的怀疑，而一旦事情到了自己的身上，那怀疑便会明确起来。想到我反正要滚蛋了，不如一吐为快，我当着他发了一顿宏论，大意是：
如果这种改革真是起到了上面所说的减员增效的效果，使人源结构得到了优化，即使做出牺牲我也认了，你看看，现在年轻的、学历高、平时干活干得好的都被分流了，这叫什么改革？历史将证明这次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改革将是一场笑话。我今年才28岁，离开这个机关，也饿不死，也许会干得更好。这是这种假“组织”之名的做法太让人寒心。
我记得魏副司长是这样回答我的：机关的事情，什么干得好？什么叫干得不好？没有什么标准。至于历史评价，你我都是小人物，操这些心干什么？
这几句话魏副司长倒是实话实说，是呀，不要说我和他了，即使是燕副部长、舒部长，谁会想到历史责任和历史评价？保住自己的官位，应付眼前的差事是最重要的。那么靠一两个在乎历史评价的大人物，就能励精图治？
我谢绝了他让我去大学学习的建议，一是因为其他部委去学习的分流干部已经开学了，我再去插班麻烦多多，虽然“组织”答应去通融，但这样的“组织”谁还敢相信？其二是我对现在的大学很失望，尤其这种因为分流而去学习能学什么？无非是糟蹋纳税人的钱。而且三年后还有个就业问题，年头一长，人事变幻，谁还理你？不如趁着现在还可以讨价还价，给自己找个好工作。我小时候做过记者梦，因此向他提出我想去《某某日报》。魏副司长说，“组织上”将根据大家的表现和能力、特长，尽量满足各位的要求。
我能理解所谓的“表现”的潜台词是：听话，别闹事，才可能给你好好安置。
那天下班后，我回家后还是感觉很伤心，毕竟给这个部如此卖命地干三年，说让你走你就得走，在老婆面前还好说，怎样对老家的父母交待?他们一直以在大衙门中工作的儿子自豪，盼着儿子能往上走，光耀门楣，这下子他们肯定以为儿子犯什么大错误了。老婆得知我被分流的消息证实后，毫不吃惊，反而安慰我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因为从年初“分流”的说法传出来后，她就提醒过我，不要那么卖力地给部里干活了，你这样毫无背景而且进部里时间不长的人，十有八九会被弄走，不如早点考虑后路。现在早点死了当官的心，趁着年轻还能干点事，总比你人到中年被抛弃好多了吧。听到这话，我略感欣慰，觉得自己媳妇在一个公司作技术工作真是屈才了，她倒应该去人事部门做思想政治工作。
分流名单一公布，几家欢喜几家愁。留下的人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但看着被分流的同事，还不得不掩饰快乐的神色。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办公厅和人事司凡是山东籍的没有一个被分流-----提前退休和主动要求走的几位除外，看来舒部长对这两个重要司局最后名单做审定的传言是有根据的。我们处四人，处长调到老干部局，算事业编制，实际上是有分流之名，无分流之实。副处长和郑红军两位山东人，被留下了。
同样是“优秀公务员”、还最早参加“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的小水，刚刚支援西藏三年、荣膺“优秀援藏干部”、“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的白成龙、连续两年评为“优秀公务员”的大帅哥英鸥翔、和我一起从社会上招考进来的犯罪学女硕士小岳，无一例外地被分流。中年干部被分流的有当年去京东方政审我的办公室主任老王，以及贺老王死掐的大可兄等几位。
其它司局虽然也走了相当多的年轻干部，但没有像人事司如此有气魄。当年在牛德贵宣传中很器重我的季副司长，入了新来的舒部长法眼，已调任办公厅没有主任的常务副主任，他知道我被分流后，十分惋惜，让我去他办公室，对我很是安慰一番，说他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我去那家报社。对我他有点感慨地说了句：你们人事司干的可真是人事呀。而一起参加牛德贵宣传出了大力的新闻处处长刘大姐，可没有季副司长的好运气，她因为被前任叶部长器重，被分流去了一所大学学习。
几位同是分流沦落人的兄弟一天晚上相邀喝酒，留任的胖大文、雍可也参加了。雍可已经调任另外一个司的副处长，60年代生人的胖大文一下子成为人事司最年轻的干部了。他酒后长叹一口气说：虽说是我留下了，但你们一走，难免有唇亡齿寒的感觉，以后能在一起说说话的人更少了。说安慰的便宜话没什么用，记住一点，我们还是兄弟。既然发牢骚于事无补，还不如姿态摆高一些，让领导有点内疚感，对妥善安置有好处。现在被分流无非面子上不好看，可人生一世这么长的路，面子算得个鸟？我敢说，一年后你们就会把今天的愤怒忘得干干净净。
宣布分流后不久，就是春节，春节过后，我们还得回部里等候安置。这时候，吵吵闹闹一整年的分房名单下来了，我分到了一套95年建的小两居，两间卧室加一个小厅，使用面积42平米。房子在北三环外，位置还不错。分到了房子，我妻子比我还高兴，她对我进部委最大的期盼就是分一套房子，有了房子她觉得分流算个啥，随便找份工作挣钱不比呆在那个没什么权的s部强？后来了解到，各部委分流干部无房者普遍分到了住房，这点算是货真价实的“赎买”。
有一天，我回部机关，司里的一位处长催促我腾办公桌。我想看来新的工作单位应该确定了，所以才让我们交出在这个部里的最后“地盘”-----那张宽0.7米，长1。5米的办公桌，我把一些书籍整理了一下，用一个纸箱装好搬回家，而把三年来所拟的差不多两尺高的领导讲话、工作总结和《政工简报》等统统投进了碎纸机。既然离开了，这些耗费我三年青春垃圾没必要拿回家挤占有限的空间，碎纸机是它们最好的归属。
诸位被分流的兄弟新单位都找到了，搞笑的是，李大可、小水和白成龙对大衙门痴心不改。大可兄通过关系，去了新成立的海关缉私总局，当了名缉私警察，待遇可比s部强多了。而小水去了国务院的人事局，白成龙进了国务院法制办。这两个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大约因为距离近能真正贯彻分流的初衷，先把一批工作不卖力、知识结构过时的干部分流走，在编制压缩的情况下，仍然留出一部分名额来招揽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因此小水、白成龙才得以出了s部，再进国务院。-----这个结局连本部的许多高层人士都始料未及。
英鸥翔是北京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本来早就看透了大机关的一切，不愿意在此耗费青春，早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分流后不久他就去了一家有名的律师所，三年内仍然在部机关领工资。
我和其他司局两位年轻人去了《某某日报》，这个安置还算是比较理想，至少当时报社一般记者的工资是部机关同龄人的2倍多。在大机关不到一定的级别，是没什么灰色收入的，顶多是下面来的人请吃吃饭，唱唱卡拉OK而已。
离开s部之前，我写了八句顺口溜，算是我当时心境真实的写照：
“栖身部曹四度春，
案牍如山真苦辛。
每惭伴虎斥下吏，
更愧拍马奉上深。
才钝难习厚黑术，
根浅休问鱼龙津。
拿云心事皆成梦，
流落江湖做报人。”
离开s部1999年3月8日，我之所以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是妇女节，我们三人先到部机关，照规例开了个欢送会。魏副司长等人又如致悼词一样把我等表扬一番，然后再让我们发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已经比较平静了，也如演戏似的表了态，无非感谢领导三年多的栽培，单位虽然换了，但革命工作还得干下去，还得一如既往地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添砖加瓦云云。------当把一切看成游戏时，大话、假话谁不会说？
欢送会开完，那位1995年秋天接待我公务员招考报名的张处长，恰好由他送我们去报社，------他们美其名曰这像是“嫁女”，有人护送过去显示郑重。世上的事，常有这种戏剧性，如《红楼梦》中的甄士隐那样，书的开始他和冷子兴一起议论贾府人事，最后和贾雨村一起了结红楼梦。
车开出部机关大门时，我心里没什么太多的感觉，只是觉得梦醒了，我该开始属于自己的生活。
还是像往常那样，办公楼前国旗猎猎，武警像一柱木桩子那样挺拔地站立，大门两边的两个大石狮子依然冷冷地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好像在问：你们为名而来，还是为利而来？门前的草地绿油油的，黄色的迎春、粉红的桃花正灿烂地开着。
这是个平常的春日，一些东西在潜伏着，一些东西在生长着，也有一些东西在悄悄地死亡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阳光，还是很灿烂。
我回头再看了看那个不知进出过多少回的大门，笑了，说不上是因为解脱还是自嘲。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干脆把结尾贴出来吧))
尾声之一：一歌成谶
“一送哩咯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哩咯细雨，介支个缠绵绵。”这是一首著名的歌德派“民歌”《十送红军》，唱的是70年前，割据赣南闽西的红色小朝廷在大朝廷的军队围剿下，不得不舍弃这块土地，漫无目的地“战略转移”，当地百姓前来含泪送别。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原是赣南民间的一首情歌，当年的红军打下江山后，许多地方表现男女之情的歌曲改编成表现革命情感的主旋律，这大约就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吧。当地的青壮年几乎全部裹进大军西行，此生能否活下来重回故乡，谁都不敢想象，因此那些前一天还在地里犁田的青年军人，亲人来相送，自然是一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来相送，尘埃不过咸阳桥”的凄惨场面，谁还能站在江边高歌一曲？除非他有病，真正的生离死别之人，哪有闲情去学“心连心艺术团”那样去老区走穴？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郑红军，我在s部的一个处的同事，一位长我五岁的兄长，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六年了，除了他至亲的人，大多数他当日的同事、朋友可能早就忘记了曾经的痛楚。
2000年的元旦是很热闹的，据说因为要跨世纪，北京城西部建了一个耗资巨大的坛子，坛上有个一柱擎天的东西总指着南方，有人说那是日晷，如果由一个陕西人用方言来读，恐怕就是：“真是胡日鬼！”跨世纪的盛会就在这个坛子上面举办，我还记得的一个节目是，一位背景众说纷纭的当红女歌星，在热烈的掌声和喧天的锣鼓中走出来，高唱“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花，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元旦刚过了半个月，我从云南采访回来，在云南时顺便去了趟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一天正在家整理拍摄的数百张风景照时，接到了一个电话，送我去《某某日报》的张处长告诉我：红军昨天晚上走了，终于没抢救过来，明天各位他生前的好友、同事请去某某医院遗体告别。
听到这个消息我半天没说出话来，然后机械地把电话挂掉，很难想象一个曾经的同事说走就走了。他的贲门上有一个瘤子，是个老毛病了，一直没下决心做手术，分流结束后，他留任了，估计是有时间和心情来做手术了。但这人先天性造血功能很差，医生警告他作大手术奉献很高，但他还是对风险评估不足，毅然走上了手术台。手术时输了10000cc的血，也就是说把人体的全部血液换了两遍多，情况危急，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当时华司长已经从党校学习回来，仍然担任原职。她跑到医院代表s部，恳请医生不惜代价进行抢救。我出差前，已经听说他的病情得到了稳定，已经能和人说话了。心想出差回来后相邀一些已经分流的哥们，去医院探望。
可死神突然叩门了。
分流后10个月了，我没有回去过一次原部机关，和燕副部长、华司长以及一些留任的官员，分流后第一次见面，竟然在那样一个场合。郑红军静静地躺在告别室中间，什么也不知道了，他的妻子，一位贤惠、文静的女士哭得死去活来。他的父亲坐在一旁毫无表情，在此一年前，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一个男人晚年，接连遭遇丧妻失子之痛，打击该是多大呀，只有他的弟弟强打起精神招呼大家。
小水、白成龙、英鸥翔、李大可这些已星散在北京各个的角落的人也来了，向死者鞠躬后，彼此相顾无言，大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兄弟们事先推举我写了一副挽联，至今我还记得：
数载共事皆因缘，
一曲高歌原是谶。
下联是说的是一件原s部人事司诸位同事都经历过的故事。1996年秋天，那正是我进部里一年的时间，刚蜕掉机关新鲜人的痕迹。恰逢“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伟大长征取得胜利60周年，中国的工会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重要的节日，组织职工们为执政者营造盛世的气氛，顺便让大家快乐一点，再整点福利。于是我们的机关工会要求举办歌咏比赛，工会组织这样的要求决策者当然会愉快地答应，于是在“十一”前的两个月，各司局弦歌不断，处处是升平气象。
人事司当然不甘落后，特别是老司长退休后，华司长刚刚主政。她为此专门开会，希望大家献计献策，首先是选什么歌？当然要和长征有关，开始大家在《长征组歌》里找，有人提议唱《四渡赤水出奇兵》，可有消息灵通人士说办公厅已经开练这首歌了，撞车不好，也有人说唱《遵义会议放光芒》，但这首歌的难度太大，怕把握不好，七嘴八舌说来说去，决定唱：“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这首歌练了几天，觉得也不行，因为旋律不太适合合唱。华以秀司长最后拍板，我们就唱《十送红军》。这符合一位女领导的审美情趣，这首脱胎于情歌的革命歌曲，婉转而凄美，很能打动人。而且其他司局大多选那些豪迈的歌曲，别人都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独独一人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两位领唱，女领唱由华司长自己担任，年轻时作过团干部的她，很有歌唱的天赋，第一次排练就把我们镇住了。男领唱则是号称“卡拉ok之星”的小水，这兄弟只要和我们去歌厅，立马会变成超级麦霸，抢着麦克风不撒手。本来巡视员老关也是个麦霸，很想站出来露一笑脸，可年纪太大。人到中年的华司长身边，站一个正当好年华的帅哥，才和谐。小水念大学的时候，华司长正是他们学校的书记。座师门生共同领唱，一时传为佳话。
人事司搞这类歌咏比赛，有明显的优势。你想想，它集中了整个部最多的军转干部，而且好几位当年是女兵，这些人70年代在部队时，拉歌是他们必须具备的能力，不会开枪不要紧，可不会合唱就当不了一个好兵。全司30名干部不论年龄、性别全部上阵，排练的时候我才知道地方院校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我辈和部队那个大学校出来的人的差距。人家一看手势，嘹亮整齐的歌声就出来了，而我根本不敢张嘴，只好学南郭先生。
比赛在国庆节前夕，人事司的表扬赢得满堂喝彩，华司长这两个月亲自抓这项工作的心血没有白费。她站在队伍前面，第一句“一送哩咯红军”就征服了台下的人。叶部长对艺术不是太敏锐，常委副部长郭寿林含笑率先鼓掌，于是雷鸣般的掌声跟着想起来了。也出身团干部的郭副部长和华司长气质有某些类似之处，半年前从某省副书记的任上调到部里，大家揣测他将接任叶部长的职位，没想到在叶部长卸任前又被调到另一个省，最后派来了逢“叶
”必反地舒部长。如果说叶部长仅仅是器重华司长，而郭副部长对华，器重之外还多了一份理解。
那天比赛，我们穿着司里统一买的衬衫，一个个像是参加春节联欢晚会似的精神饱满。这件衬衫现在还躺在我的衣柜里，算是那段“火红的革命生涯”一件物证。
比赛结果公布，我们司取得第一，司里总结大会时，各位处长纷纷赞扬华司长决策英明、领导有方，华司长当然会谦逊地说成绩属于大家。而我们几个年轻的哥们，私下里给郑红军开玩笑：华司长带领全司的人唱着歌送红军，你面子够大的。
当大家在医院的告别室里送别郑红军时，看到我写的那幅挽联，心里更加沉痛。冥冥中似乎有一手在操纵着我们的命运，这只手的力量比现实中无所不能的“组织”还要大。后来有位大姐对我说，你的挽联不应该提那次歌咏比赛，华司长看到挽联肯定更伤心。我说，这世上的事，谁能料到？华司长又不是神仙，早知道这样也许她会选唱“红军不怕远征难”。
胖大文和雍可等几人，抬棺送郑红军去火葬场，而我实在不愿意看到那一幕，提前走了。晚饭他们几个从火葬场回来，和我汇合，找了一家餐馆大喝二锅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大家相同的感慨是：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争来争去又有啥意思？而对我而言，那天送别红军，因分流而形成的愤懑郁闷心结完完全全解开了，至少老天还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折腾。
大家一起回忆红军的一生，尤其是他来部里的几年，觉得这六年里他几乎没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在等待，在企盼。
1994年研究魏晋文学的他，拿到硕士文凭后，本来是分配到我后来去的那家报社，无论是收入还是自由度，或者是和所学专业的关系，当记者更合适。可是当时部机关缺少干活的年轻人，司里相中了他，调他到机关工作。因为他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后来的妻子还在老家一所大学上学，他考虑到来到部人事部门，能让女友第二年顺利进京，拿到北京户口，于是舍弃了他更喜欢的记者职业，当了一名清贫的公务员。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博得了领导、同事的一个好印象，女友终于如愿地进京，但工作岗位没有解决，先去了一家刊物做临时职员。为了彻底解决女友的工作问题，他又不得不继续勤勤恳恳下去。
我考入s部的第二个月，他和女友结婚了。我来的第一天，办公桌都是他帮忙搬的，更由于念同一个专业，在一大群法律背景的人中间，两人共同话题更多，因此很快成了不错的朋友。他结婚后求爷爷、告奶奶，有了一间半地下室，卫生间和厨房和人公用。我和雍可、小水、胖大文、英鸥翔五人凑了点钱，去他家那间半地下室祝贺，他那位娇小的妻子偎依着他，一脸的幸福。书架上整整齐齐排列着魏晋时期文人的集子。我笑他：有曹子建之才华、谢灵运之风骨，却要扔到部机关这个老君炉里锻炼，整天写龚雯。他说你还不一样？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几个没写过公文？他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写公文。
这样一个看起来与世无争只会埋头干活的人，有一次也冲冠一怒，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
96年夏季，北京的雨水格外多，他所住的地下室下水管道堵住了，雨水和卫生间的脏水混合在一起泛了出来，足有一尺深，把他家的锅碗瓢盆漂了起来，刚买的家具也被泡坏了。他和同住地下室的其他青年干部，找机关服务局维修处的人来把水抽干净，将地下管道修理好。可这帮人是典型的看人下菜碟的势利眼，一次次找借口推托。-----你想想，住地下室的人在部里哪有根基？食堂里打饭的大师傅都可以给你脸色看。忍无可忍的他和那些住地下室的年轻人，闯进分管人、财、物的燕副部长办公室，而且大家情绪激动、急不择言。燕副部长大怒，见部长不预约就闯进来了，简直是蔑视权威。
部长一发怒，司长和处长必定表现为更加愤怒，这次集体反映居住艰难的行动被人定性为“群体性事件”，而且说他作为人事司的同志，不但参与这一事件，而且起了带头作用。于是受到严厉的批评，做了深刻地检讨，为此他的入党被推迟了一年。有名士气派的他在大学根本没想到党票有什么用，可到了国家机关的人事部门，如果连党员都不是，几乎没什么前途。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过去后，部领导办公的8楼入口，专门设了一道岗，武警把关，若无部领导的秘书来迎接，谁也别想进去，部领导们需要安静的办公环境嘛。
这件事对郑红军的打击比较大，他上班时工作能拖则拖，但态度很好，让领导没办法抓住他的毛病。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都是小兵，真正要提拔重用我们还得等好些年，到那时候现在的几位司领导不知去哪里了，部领导更是都退休了。在他们面前表现好又什么用？只要领导一换，你以前做过的工作谁认可呀？那一阵，我们这些年轻的兄弟都热衷玩一种“吞小球”的游戏，我俩联合，积分创纪录地达到50000多，一骑绝尘将胖大文等人摔在后面。
业余时间他如孤云野鹤一样，极少参与我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活动，更不参与麻将桌上砌长城。同样是中文系毕业，他身上更多儒雅的文人气，而我身上多江湖气。他大部分时间是读书，陪老婆。
在我分到住房的前半年，他先分到了一套两居室，夫妻俩的激动之情和我家一样，因为我们分的都是住大房子的人腾出的旧房，所以必须人家搬走后才能进驻。他分的那套房子原来归一个特别矫情的老干部居住，拖拖拉拉直到1999年下半年才搬走，小两口喜滋滋地转遍了几乎北京所有的建材市场，精打细算地把房子装修好，策划着搬进去后开始孕育下一代。可就在准备搬家时，他撒手而去。他是个特别爱老婆，也相信风水八卦的人。有一阵他老婆病了小半年，把他急坏了，带着妻子到处求医问药，老婆的病情才好转过来。他对我说过，他家那间半地下室所在的楼风水特别不好，坐落在一个“死门”的方位，这栋楼里几乎每年都会死一个年轻人，他担心那无常鬼是不是又来找他老婆了，因此格外紧张。谁能料到，无常鬼找得不是他妻子而是他本人。几乎在他分到住房的同时，在人事司的帮助下，她老婆成为一家效益很好的出版社正式职员。他分配到北京到离开人世那几年，好像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他老婆。将老婆户口弄到北京，帮她找到工作，分了一套房子，再装修好，方才离去。他的遗体告别式上，他妻子痛哭到最后晕死过去，我想除了夫妻之间的深情之外，也许还有我说的这番原因。
在我不知劳累地参加几次重大典型的宣传工作时，郑红军基本上抱以旁观的态度。因此就有一些老同志讲我俩人进行比较，说同一个处的两个年轻人，学历高，来的时间长的那位，工作还没有来得时间短、学历低的那位出色。分流时，他有幸留任，有些人私下里议论，认为留下他而让我走，真是太不公平。我开始倒没什么，但别人这样的话说多了，好像觉得也很有道理，因此心里对他的感觉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在我呆在部里等候安置的那段时间，我俩的目光一对接，两人都觉得十分不自然。
另一个处的处长老谢，也就是我在部里最后一段时间协助他搞抗洪英模讲演的老兄，觉察到这些，对我说既然大局已定，兄弟之间不要生分了，没必要。老谢还专门摆了一座酒，将留任的年轻人和分流的几位叫来，互相把酒言欢。很少喝酒的郑红军那天也饮了两盅，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已经明白了，我的分流和他的留任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那天的酒桌上，我对他说：你别多心，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命运，都操在别人手中，留还是走，都不由我们，我心里对你没什么芥蒂。他也说，其实当记者是你我这样学中文的比较合适的职业，我想你的成就绝对要在离开部机关以后才能取得，你的能力不能仅仅在树几个重大典型上表现出来。
红军走后的几年里，留任的哥们，先后做了处长、副处长，当律师的哥们早就步入了中产阶层，而我开始找到一种文字中的快乐。大家每年春节都要聚一次，开始两年还都会谈到郑红军，后来渐渐地大家已经不提这个名字了。
时间，真的可以消融一切。
尾声之一：一歌成谶
“一送哩咯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哩咯细雨，介支个缠绵绵。”这是一首著名的歌德派“民歌”《十送红军》，唱的是70年前，割据赣南闽西的红色小朝廷在大朝廷的军队围剿下，不得不舍弃这块土地，漫无目的地“战略转移”，当地百姓前来含泪送别。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原是赣南民间的一首情歌，当年的红军打下江山后，许多地方表现男女之情的歌曲改编成表现革命情感的主旋律，这大约就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吧。当地的青壮年几乎全部裹进大军西行，此生能否活下来重回故乡，谁都不敢想象，因此那些前一天还在地里犁田的青年军人，亲人来相送，自然是一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来相送，尘埃不过咸阳桥”的凄惨场面，谁还能站在江边高歌一曲？除非他有病，真正的生离死别之人，哪有闲情去学“心连心艺术团”那样去老区走穴？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郑红军，我在s部的一个处的同事，一位长我五岁的兄长，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六年了，除了他至亲的人，大多数他当日的同事、朋友可能早就忘记了曾经的痛楚。
2000年的元旦是很热闹的，据说因为要跨世纪，北京城西部建了一个耗资巨大的坛子，坛上有个一柱擎天的东西总指着南方，有人说那是日晷，如果由一个陕西人用方言来读，恐怕就是：“真是胡日鬼！”跨世纪的盛会就在这个坛子上面举办，我还记得的一个节目是，一位背景众说纷纭的当红女歌星，在热烈的掌声和喧天的锣鼓中走出来，高唱“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花，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元旦刚过了半个月，我从云南采访回来，在云南时顺便去了趟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一天正在家整理拍摄的数百张风景照时，接到了一个电话，送我去《某某日报》的张处长告诉我：红军昨天晚上走了，终于没抢救过来，明天各位他生前的好友、同事请去某某医院遗体告别。
听到这个消息我半天没说出话来，然后机械地把电话挂掉，很难想象一个曾经的同事说走就走了。他的贲门上有一个瘤子，是个老毛病了，一直没下决心做手术，分流结束后，他留任了，估计是有时间和心情来做手术了。但这人先天性造血功能很差，医生警告他作大手术奉献很高，但他还是对风险评估不足，毅然走上了手术台。手术时输了10000cc的血，也就是说把人体的全部血液换了两遍多，情况危急，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当时华司长已经从党校学习回来，仍然担任原职。她跑到医院代表s部，恳请医生不惜代价进行抢救。我出差前，已经听说他的病情得到了稳定，已经能和人说话了。心想出差回来后相邀一些已经分流的哥们，去医院探望。
可死神突然叩门了。
分流后10个月了，我没有回去过一次原部机关，和燕副部长、华司长以及一些留任的官员，分流后第一次见面，竟然在那样一个场合。郑红军静静地躺在告别室中间，什么也不知道了，他的妻子，一位贤惠、文静的女士哭得死去活来。他的父亲坐在一旁毫无表情，在此一年前，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一个男人晚年，接连遭遇丧妻失子之痛，打击该是多大呀，只有他的弟弟强打起精神招呼大家。
小水、白成龙、英鸥翔、李大可这些已星散在北京各个的角落的人也来了，向死者鞠躬后，彼此相顾无言，大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兄弟们事先推举我写了一副挽联，至今我还记得：
数载共事皆因缘，
一曲高歌原是谶。
下联是说的是一件原s部人事司诸位同事都经历过的故事。1996年秋天，那正是我进部里一年的时间，刚蜕掉机关新鲜人的痕迹。恰逢“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伟大长征取得胜利60周年，中国的工会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重要的节日，组织职工们为执政者营造盛世的气氛，顺便让大家快乐一点，再整点福利。于是我们的机关工会要求举办歌咏比赛，工会组织这样的要求决策者当然会愉快地答应，于是在“十一”前的两个月，各司局弦歌不断，处处是升平气象。
人事司当然不甘落后，特别是老司长退休后，华司长刚刚主政。她为此专门开会，希望大家献计献策，首先是选什么歌？当然要和长征有关，开始大家在《长征组歌》里找，有人提议唱《四渡赤水出奇兵》，可有消息灵通人士说办公厅已经开练这首歌了，撞车不好，也有人说唱《遵义会议放光芒》，但这首歌的难度太大，怕把握不好，七嘴八舌说来说去，决定唱：“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这首歌练了几天，觉得也不行，因为旋律不太适合合唱。华以秀司长最后拍板，我们就唱《十送红军》。这符合一位女领导的审美情趣，这首脱胎于情歌的革命歌曲，婉转而凄美，很能打动人。而且其他司局大多选那些豪迈的歌曲，别人都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独独一人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两位领唱，女领唱由华司长自己担任，年轻时作过团干部的她，很有歌唱的天赋，第一次排练就把我们镇住了。男领唱则是号称“卡拉ok之星”的小水，这兄弟只要和我们去歌厅，立马会变成超级麦霸，抢着麦克风不撒手。本来巡视员老关也是个麦霸，很想站出来露一笑脸，可年纪太大。人到中年的华司长身边，站一个正当好年华的帅哥，才和谐。小水念大学的时候，华司长正是他们学校的书记。座师门生共同领唱，一时传为佳话。
人事司搞这类歌咏比赛，有明显的优势。你想想，它集中了整个部最多的军转干部，而且好几位当年是女兵，这些人70年代在部队时，拉歌是他们必须具备的能力，不会开枪不要紧，可不会合唱就当不了一个好兵。全司30名干部不论年龄、性别全部上阵，排练的时候我才知道地方院校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我辈和部队那个大学校出来的人的差距。人家一看手势，嘹亮整齐的歌声就出来了，而我根本不敢张嘴，只好学南郭先生。
比赛在国庆节前夕，人事司的表扬赢得满堂喝彩，华司长这两个月亲自抓这项工作的心血没有白费。她站在队伍前面，第一句“一送哩咯红军”就征服了台下的人。叶部长对艺术不是太敏锐，常委副部长郭寿林含笑率先鼓掌，于是雷鸣般的掌声跟着想起来了。也出身团干部的郭副部长和华司长气质有某些类似之处，半年前从某省副书记的任上调到部里，大家揣测他将接任叶部长的职位，没想到在叶部长卸任前又被调到另一个省，最后派来了逢“叶
”必反地舒部长。如果说叶部长仅仅是器重华司长，而郭副部长对华，器重之外还多了一份理解。
那天比赛，我们穿着司里统一买的衬衫，一个个像是参加春节联欢晚会似的精神饱满。这件衬衫现在还躺在我的衣柜里，算是那段“火红的革命生涯”一件物证。
比赛结果公布，我们司取得第一，司里总结大会时，各位处长纷纷赞扬华司长决策英明、领导有方，华司长当然会谦逊地说成绩属于大家。而我们几个年轻的哥们，私下里给郑红军开玩笑：华司长带领全司的人唱着歌送红军，你面子够大的。
当大家在医院的告别室里送别郑红军时，看到我写的那幅挽联，心里更加沉痛。冥冥中似乎有一手在操纵着我们的命运，这只手的力量比现实中无所不能的“组织”还要大。后来有位大姐对我说，你的挽联不应该提那次歌咏比赛，华司长看到挽联肯定更伤心。我说，这世上的事，谁能料到？华司长又不是神仙，早知道这样也许她会选唱“红军不怕远征难”。
胖大文和雍可等几人，抬棺送郑红军去火葬场，而我实在不愿意看到那一幕，提前走了。晚饭他们几个从火葬场回来，和我汇合，找了一家餐馆大喝二锅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大家相同的感慨是：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争来争去又有啥意思？而对我而言，那天送别红军，因分流而形成的愤懑郁闷心结完完全全解开了，至少老天还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折腾。
大家一起回忆红军的一生，尤其是他来部里的几年，觉得这六年里他几乎没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在等待，在企盼。
1994年研究魏晋文学的他，拿到硕士文凭后，本来是分配到我后来去的那家报社，无论是收入还是自由度，或者是和所学专业的关系，当记者更合适。可是当时部机关缺少干活的年轻人，司里相中了他，调他到机关工作。因为他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后来的妻子还在老家一所大学上学，他考虑到来到部人事部门，能让女友第二年顺利进京，拿到北京户口，于是舍弃了他更喜欢的记者职业，当了一名清贫的公务员。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博得了领导、同事的一个好印象，女友终于如愿地进京，但工作岗位没有解决，先去了一家刊物做临时职员。为了彻底解决女友的工作问题，他又不得不继续勤勤恳恳下去。
我考入s部的第二个月，他和女友结婚了。我来的第一天，办公桌都是他帮忙搬的，更由于念同一个专业，在一大群法律背景的人中间，两人共同话题更多，因此很快成了不错的朋友。他结婚后求爷爷、告奶奶，有了一间半地下室，卫生间和厨房和人公用。我和雍可、小水、胖大文、英鸥翔五人凑了点钱，去他家那间半地下室祝贺，他那位娇小的妻子偎依着他，一脸的幸福。书架上整整齐齐排列着魏晋时期文人的集子。我笑他：有曹子建之才华、谢灵运之风骨，却要扔到部机关这个老君炉里锻炼，整天写龚雯。他说你还不一样？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几个没写过公文？他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写公文。
这样一个看起来与世无争只会埋头干活的人，有一次也冲冠一怒，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
96年夏季，北京的雨水格外多，他所住的地下室下水管道堵住了，雨水和卫生间的脏水混合在一起泛了出来，足有一尺深，把他家的锅碗瓢盆漂了起来，刚买的家具也被泡坏了。他和同住地下室的其他青年干部，找机关服务局维修处的人来把水抽干净，将地下管道修理好。可这帮人是典型的看人下菜碟的势利眼，一次次找借口推托。-----你想想，住地下室的人在部里哪有根基？食堂里打饭的大师傅都可以给你脸色看。忍无可忍的他和那些住地下室的年轻人，闯进分管人、财、物的燕副部长办公室，而且大家情绪激动、急不择言。燕副部长大怒，见部长不预约就闯进来了，简直是蔑视权威。
部长一发怒，司长和处长必定表现为更加愤怒，这次集体反映居住艰难的行动被人定性为“群体性事件”，而且说他作为人事司的同志，不但参与这一事件，而且起了带头作用。于是受到严厉的批评，做了深刻地检讨，为此他的入党被推迟了一年。有名士气派的他在大学根本没想到党票有什么用，可到了国家机关的人事部门，如果连党员都不是，几乎没什么前途。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过去后，部领导办公的8楼入口，专门设了一道岗，武警把关，若无部领导的秘书来迎接，谁也别想进去，部领导们需要安静的办公环境嘛。
这件事对郑红军的打击比较大，他上班时工作能拖则拖，但态度很好，让领导没办法抓住他的毛病。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都是小兵，真正要提拔重用我们还得等好些年，到那时候现在的几位司领导不知去哪里了，部领导更是都退休了。在他们面前表现好又什么用？只要领导一换，你以前做过的工作谁认可呀？那一阵，我们这些年轻的兄弟都热衷玩一种“吞小球”的游戏，我俩联合，积分创纪录地达到50000多，一骑绝尘将胖大文等人摔在后面。
业余时间他如孤云野鹤一样，极少参与我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活动，更不参与麻将桌上砌长城。同样是中文系毕业，他身上更多儒雅的文人气，而我身上多江湖气。他大部分时间是读书，陪老婆。
在我分到住房的前半年，他先分到了一套两居室，夫妻俩的激动之情和我家一样，因为我们分的都是住大房子的人腾出的旧房，所以必须人家搬走后才能进驻。他分的那套房子原来归一个特别矫情的老干部居住，拖拖拉拉直到1999年下半年才搬走，小两口喜滋滋地转遍了几乎北京所有的建材市场，精打细算地把房子装修好，策划着搬进去后开始孕育下一代。可就在准备搬家时，他撒手而去。他是个特别爱老婆，也相信风水八卦的人。有一阵他老婆病了小半年，把他急坏了，带着妻子到处求医问药，老婆的病情才好转过来。他对我说过，他家那间半地下室所在的楼风水特别不好，坐落在一个“死门”的方位，这栋楼里几乎每年都会死一个年轻人，他担心那无常鬼是不是又来找他老婆了，因此格外紧张。谁能料到，无常鬼找得不是他妻子而是他本人。几乎在他分到住房的同时，在人事司的帮助下，她老婆成为一家效益很好的出版社正式职员。他分配到北京到离开人世那几年，好像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他老婆。将老婆户口弄到北京，帮她找到工作，分了一套房子，再装修好，方才离去。他的遗体告别式上，他妻子痛哭到最后晕死过去，我想除了夫妻之间的深情之外，也许还有我说的这番原因。
在我不知劳累地参加几次重大典型的宣传工作时，郑红军基本上抱以旁观的态度。因此就有一些老同志讲我俩人进行比较，说同一个处的两个年轻人，学历高，来的时间长的那位，工作还没有来得时间短、学历低的那位出色。分流时，他有幸留任，有些人私下里议论，认为留下他而让我走，真是太不公平。我开始倒没什么，但别人这样的话说多了，好像觉得也很有道理，因此心里对他的感觉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在我呆在部里等候安置的那段时间，我俩的目光一对接，两人都觉得十分不自然。
另一个处的处长老谢，也就是我在部里最后一段时间协助他搞抗洪英模讲演的老兄，觉察到这些，对我说既然大局已定，兄弟之间不要生分了，没必要。老谢还专门摆了一座酒，将留任的年轻人和分流的几位叫来，互相把酒言欢。很少喝酒的郑红军那天也饮了两盅，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已经明白了，我的分流和他的留任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那天的酒桌上，我对他说：你别多心，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命运，都操在别人手中，留还是走，都不由我们，我心里对你没什么芥蒂。他也说，其实当记者是你我这样学中文的比较合适的职业，我想你的成就绝对要在离开部机关以后才能取得，你的能力不能仅仅在树几个重大典型上表现出来。
红军走后的几年里，留任的哥们，先后做了处长、副处长，当律师的哥们早就步入了中产阶层，而我开始找到一种文字中的快乐。大家每年春节都要聚一次，开始两年还都会谈到郑红军，后来渐渐地大家已经不提这个名字了。
时间，真的可以消融一切。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尾声之二：被借调半年的“旁观者”
分流工作，s部波澜不惊地顺利完成，主持其事的领导长长地舒了口气。分管这项工作的燕副部长劳苦而功高，那一年他60岁了，按道理该退休了，但由于分流工作将持续三年。------以后的工作无非就是去高校学习的人学习完毕后的安置问题，这已经不重要了，但完全可以作为分管其事的高官恋栈的理由。燕副部长觉得自己能狠下心来，将一帮干活的年轻人赶走，留下一帮忠心耿耿的中年人，舒部长很满意，估计自己可以被慰留多干两年。可鸟尽弓藏的命运马上就降临到他头上，舒部长毫不给面子，据留任的一位兄弟讲述，我等刚刚被分流后，部机关开会总结成绩，舒部长在 台上说，不管是谁，级别多高，到点了就要退休。-----此话明显讲给坐在旁边的燕副部长听的，当时燕副部长满脸通红。
不得已燕副部长按时退休了，好在他事先做好了充分准备，经营有方，去了政协挂了一个职务，又可以发挥余热了。此公到了政协，参政议政的热情非常之高，各种建议、提案层出不穷，他的秘书和我熟识，曾几次找到我希望老爷子的参政议政言行能在报纸上刊登，有一年大会堂开大会，在会议中间休息时，我碰到了他，他十分热情地询问我在新单位的工作状况，还很自豪地向旁边一位老头介绍我是他的旧部。
燕副部长尚能去政协发挥余热，可谁也没想到舒部长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离退休还有三年的时间，就不明不白地回家闲居。其原因传说很多，其中不乏可以让人笑破肚皮的故事，考虑到做人要厚道，在此我就不赘述了。反正他在s部闹得天怒人怨，原叶部长器重的人自然心里恨他，留任的大多数干部也不感谢他，就是那些退休在家的老干部，据说也成群结队，集资搞了个“驱舒基金会”，到处活动告他的状。------得罪一部分人并不难，难得是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舒部长这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我认为他如此失去常态，是和他长期担任地方官，而对上头的政治生态不甚了解有关。地方的诸侯当然可以霸道一些，可到了上面，太微妙了。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下属某位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处长，没准有通天的本领。我被分流后半年，一天有人偷偷地告诉我，老舒刚从国外回来，就被请到北郊某个豪华宾馆呆了起来，s部的人士立刻弹冠相庆，他离开后的第二天，部办公楼大门两边就出现了小字报，上面说欢呼s部的第二个春天来到了。不久，已调任外省大员的原常务副部长老郭被调回来当一把手。-----他原来和叶部长配合得非常好，对上层政治生态之熟悉，远迈舒部长那类乡镇干部出身的人，人家不愧是团干出身，这类团干三十多岁的时候其政治智慧就早熟到一般官员五十岁才能达到的高度。郭部长主政，又把舒部长折腾一年的机关状态恢复到叶部长主政时期，华以秀司长顺理成章得到重用，不久升任副部长。在舒部长主政一年的时间内，她的忍辱负重终于得到了回报。而对舒部长的处理，不了了之，后来有人大代表问起此事，说一个内阁部长非正常免职，总得给公众一个交待呀？上面的回答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提前退休的老舒一下子就尝到了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滋味，冬天去海南散心，住在宾馆里半个月，最后离开时，没有哪个部门愿意给他买单，那些平时巴结权贵唯恐落后的富商也没有了踪影，据说是部机关一位人士实在看不下去，最后想办法让老舒避免了自己掏腰包的尴尬。从此不能自由潇洒地外出的舒部长，呆在北京，该有多郁闷，于是想起了要加强学习。有一次写信给部党组，说自己作为一个卸任的部长，有权利参加党组的政治学习。据说部机关托人带话给他，让他安心养老。
我在报社做了大约三年多的记者，已经习惯于行走江湖、随遇而安的生活，一日，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说s部对你这两年的工作很满意，决定借调你回去帮忙。
这也许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碰到的最黑色幽默的故事。当年要分流你，现在又要借调你回去工作。不过这次借调的部门不是人事司而是办公厅，当年分流你时，是组织决定，来代表组织找你谈话的是某一个人，如今借调你回去工作的又是组织，不过出面借调你的换了另一个人，无论如何，组织总是正确的。
因为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屈辱感已经忘记了，所以我只觉得好笑，没有别的感觉，在报社领导的思想工作攻势下，我答应下来了，觉得有一段时间去观察分流后的机关也是个好事情，至少能见识是否真的起到了“减员增效”的作用。
如此，有半年的时间，我每天早晨抡着包下楼，坐上s部的班车。------因为我的房子是s部分的，里面住的都是曾经的同事，因此有班车抵达机关。一路上和原来的同事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到了机关下车后直奔食堂吃早餐。在食堂里我才发现自己快成机关的陌生人了，因为新面孔很多，这两年又招收了好些公务员，同时还有一大批拿着自己单位工资给部机关干活的借调人员，如我这样。还好食堂里有一个漂亮的服务员小耿我还认识，分流前一年，她从河北某县选到食堂做服务员，那时后她正值豆蔻年华，说话还很羞涩，所以我们总借故和她搭讪，她对我还比较关照，打饭时往往给我一只很大的鸡腿。此刻她很诧异我又出现在机关食堂，而我也很诧异她，短短的三年，少女的体态已变成了妇人，真是岁月催人老呀。
力主借调我的新闻处处长李大姐，在我分流前就比较器重我，处里包括我在内三个小伙子全是从直属单位甚至是外省借调过来的。我比那两个小伙子痴长两岁，因此他们尊称我为哥，这两人以前都没有在大机关工作过，大约希望能留下来或者至少部机关给原单位美言几句，回去后受到重用，因此工作非常积极，李大姐也将他们当成正经八辈的部下使唤，而我，她看出了已对部机关的工作厌倦了，在此无所求，因此对我有一种待客式的尊重，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各大媒体提供关于本部工作的通稿，他们拿到通稿，换个讯头和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这样的活，对我来说太轻松了。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即那位舒部长当政时以说山东话为荣，说普通话为耻的老兄，还把我当成他的部下，有一次因为我写的一个报告没有及时递交给他，他在电话里对我一番训斥，我毫不客气地回敬他：我不是你的部下，没有在这个机关拿薪水，我是你们请过来的，你尽可去报社反映我工作不好，这样更快结束借调生涯，你以为我喜欢这工作么？每个月因为来这里工作我少拿2000元钱。
办公厅主任倒是真的器重我，他几次惋惜说为什么人事司将你这样的人也分流了呢？现代政府里不能全是一些唯唯诺诺的人呀。他问过我，能否愿意正式调回来。我说，如果没有被分流，我会觉得公务员是个很有前途很吸引人的工作，我可能一直就这样熬下去。而一旦走出去了，看到外面的天地，我不可能“二进宫”，否则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他很诚恳地问我：你现在还年轻，做文字工作觉得很有感觉，可你想到将来么？总得有个安静的养老之处。
应当说他这番话很有道理，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养老职业，可我现在就想到养老是不是太早了点，因为对年老的恐惧而再去干自己已经厌倦的工作，那是不自信的表现。再说呢，不知道中国将会怎样变，现在留在机关优哉游哉的年轻公务员，就能保证自己平平安安到退休么？小人物，对未来的设计总是靠不住的。我当年考公务员时，何尝料想到三年后就被分流？被分流时，怨怒非常，又何尝料想到几年后庆幸自己被分流。
借调的那半年，闲在办公室无事时，我就开始写《闲看水浒》的书稿，这部书完稿时，我也度过了半年前度刘郎的生活，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全文完）
写在后面的话
这篇连载文章快结束的时候，我刚看完了连岳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文章：《公务员热和垄断行业热乃国家之祸》。曾作为公务员的他历数大机关里面的人，守旧得几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现代社会的种种信息毫不敏感。一位公务员在他的博客上反驳他，说自己当了公务员后，也受过现代办公的培训。
这个公务员显然是个刚入门的新兵，他以为能用电脑打字就是现代化了？能上网发帖子就不落后于时代了？连岳文章的观点我很有同感，我甚至在想，如果我在8年前没有被分流，现在熬成副处长或处长，我会是现在的十年砍柴么？可以肯定的是，“十年砍柴”这个id不会诞生，电脑和网络对我而言，大约只是聊天或玩游戏的工具。我的智商并没有因为留在机关而降低，而是因为我没有运用自己智力去思考一些在公务员看来很不着边际的问题：比如孙志刚的死，国民党的转型，博客热的原因，大学教授剽窃对学术原则的伤害。。。。。。等等这一切，和公务员无关，他只要关心上司的喜怒，关心自己的升迁和福利，就行了。头脑里一块有潜力的处女地，不会去开垦，而因为我离开了机关，我必须去思考哪些问题，并用写作纪录自己的思索。只有离开那个大衙门，才可能获得思想自由的空间，而一个人一旦感觉到思想自由的快感后，其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当过公务员的连岳如此，《非常道》的作者余世存兄也如此，他曾经在某部委做过副处长。
八年前，要精兵简政、减员增效的调门还不曾被忘却，可眼下各级公务员招考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学毕业生挤破脑袋都想做一名公务员。回想起我通过招考进机关，因为分流又出机关的这段经历，宛如南柯一梦。
我没想到能写成这样一篇近十万字的长文章的，我当时仅仅是想离开机关快八年了，作为一个以码字为职业的人来说，有必要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算是一段真实的个人史吧。可能让一些人失望，里面没有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没有黑幕重重的官场秘闻。我当年只是一个小公务员，不可能接触到这些东西，能纪录的仅仅是一些琐事，以及我当时的一些想法。但惟其琐碎，惟其个人化，才更加真实。
先在看来，对自己的分流，我没必要责怪任何一个人。从我的文字里面就能看出，我尽量平静地描写身边的人，说实话这些人不论是大官还是小吏，大多数是与人为善的，但在一种制度下，一种文化中，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小人物注定是要被牺牲的，但小人物依然乐此不疲地投奔官场，他们企望自己混到可以牺牲别人、忽悠别人的份上。可是如果制度没有改革，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处长、司长或者部长？“文革”时连国家 都保护不了自给，谁叫他不是第一人呀。
现在还有人问过我，如果再给你一个不错的位置，你还回机关么？我坚决地回答：“决不！”不是因为我清高，而是因为社会在进步，离开那个曾让我这个农家孩子望之心生敬仰的大衙门，生活的质量并没有降低，而心灵更加自由，我为什么要回去呢？前天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来京，一帮同学设宴招待。我和一位在机关混到处级的同学坐在一起，我笑言：我俩的区别是：我靠码字挣钱，而你希望签字就能挣钱。
看起来官员签一个名比我们辛辛苦苦码字挣钱轻松多了，可是码字挣钱是可以很快兑现的，而签字挣钱的远景，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因为写作的时候想到这类题材不可能出版，只能是个人的纪录，所以结构很散，毫无章法，几乎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因此，严格地说，它不算一篇完整的纪实文章，大家就当成一个个片断来看吧，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态，有许多更有意思的故事，我不得不忍痛割爱。
感谢各位朋友这些天对这篇文章的关注，是你们的不断鼓励，才使我几次想辍笔而得以坚持下来。
最后用《诗经》中的《北门》结束这篇文章：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分流工作，s部波澜不惊地顺利完成，主持其事的领导长长地舒了口气。分管这项工作的燕副部长劳苦而功高，那一年他60岁了，按道理该退休了，但由于分流工作将持续三年。------以后的工作无非就是去高校学习的人学习完毕后的安置问题，这已经不重要了，但完全可以作为分管其事的高官恋栈的理由。燕副部长觉得自己能狠下心来，将一帮干活的年轻人赶走，留下一帮忠心耿耿的中年人，舒部长很满意，估计自己可以被慰留多干两年。可鸟尽弓藏的命运马上就降临到他头上，舒部长毫不给面子，据留任的一位兄弟讲述，我等刚刚被分流后，部机关开会总结成绩，舒部长在 台上说，不管是谁，级别多高，到点了就要退休。-----此话明显讲给坐在旁边的燕副部长听的，当时燕副部长满脸通红。
不得已燕副部长按时退休了，好在他事先做好了充分准备，经营有方，去了政协挂了一个职务，又可以发挥余热了。此公到了政协，参政议政的热情非常之高，各种建议、提案层出不穷，他的秘书和我熟识，曾几次找到我希望老爷子的参政议政言行能在报纸上刊登，有一年大会堂开大会，在会议中间休息时，我碰到了他，他十分热情地询问我在新单位的工作状况，还很自豪地向旁边一位老头介绍我是他的旧部。
燕副部长尚能去政协发挥余热，可谁也没想到舒部长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离退休还有三年的时间，就不明不白地回家闲居。其原因传说很多，其中不乏可以让人笑破肚皮的故事，考虑到做人要厚道，在此我就不赘述了。反正他在s部闹得天怒人怨，原叶部长器重的人自然心里恨他，留任的大多数干部也不感谢他，就是那些退休在家的老干部，据说也成群结队，集资搞了个“驱舒基金会”，到处活动告他的状。------得罪一部分人并不难，难得是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舒部长这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我认为他如此失去常态，是和他长期担任地方官，而对上头的政治生态不甚了解有关。地方的诸侯当然可以霸道一些，可到了上面，太微妙了。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下属某位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处长，没准有通天的本领。我被分流后半年，一天有人偷偷地告诉我，老舒刚从国外回来，就被请到北郊某个豪华宾馆呆了起来，s部的人士立刻弹冠相庆，他离开后的第二天，部办公楼大门两边就出现了小字报，上面说欢呼s部的第二个春天来到了。不久，已调任外省大员的原常务副部长老郭被调回来当一把手。-----他原来和叶部长配合得非常好，对上层政治生态之熟悉，远迈舒部长那类乡镇干部出身的人，人家不愧是团干出身，这类团干三十多岁的时候其政治智慧就早熟到一般官员五十岁才能达到的高度。郭部长主政，又把舒部长折腾一年的机关状态恢复到叶部长主政时期，华以秀司长顺理成章得到重用，不久升任副部长。在舒部长主政一年的时间内，她的忍辱负重终于得到了回报。而对舒部长的处理，不了了之，后来有人大代表问起此事，说一个内阁部长非正常免职，总得给公众一个交待呀？上面的回答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提前退休的老舒一下子就尝到了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滋味，冬天去海南散心，住在宾馆里半个月，最后离开时，没有哪个部门愿意给他买单，那些平时巴结权贵唯恐落后的富商也没有了踪影，据说是部机关一位人士实在看不下去，最后想办法让老舒避免了自己掏腰包的尴尬。从此不能自由潇洒地外出的舒部长，呆在北京，该有多郁闷，于是想起了要加强学习。有一次写信给部党组，说自己作为一个卸任的部长，有权利参加党组的政治学习。据说部机关托人带话给他，让他安心养老。
我在报社做了大约三年多的记者，已经习惯于行走江湖、随遇而安的生活，一日，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说s部对你这两年的工作很满意，决定借调你回去帮忙。
这也许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碰到的最黑色幽默的故事。当年要分流你，现在又要借调你回去工作。不过这次借调的部门不是人事司而是办公厅，当年分流你时，是组织决定，来代表组织找你谈话的是某一个人，如今借调你回去工作的又是组织，不过出面借调你的换了另一个人，无论如何，组织总是正确的。
因为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屈辱感已经忘记了，所以我只觉得好笑，没有别的感觉，在报社领导的思想工作攻势下，我答应下来了，觉得有一段时间去观察分流后的机关也是个好事情，至少能见识是否真的起到了“减员增效”的作用。
如此，有半年的时间，我每天早晨抡着包下楼，坐上s部的班车。------因为我的房子是s部分的，里面住的都是曾经的同事，因此有班车抵达机关。一路上和原来的同事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到了机关下车后直奔食堂吃早餐。在食堂里我才发现自己快成机关的陌生人了，因为新面孔很多，这两年又招收了好些公务员，同时还有一大批拿着自己单位工资给部机关干活的借调人员，如我这样。还好食堂里有一个漂亮的服务员小耿我还认识，分流前一年，她从河北某县选到食堂做服务员，那时后她正值豆蔻年华，说话还很羞涩，所以我们总借故和她搭讪，她对我还比较关照，打饭时往往给我一只很大的鸡腿。此刻她很诧异我又出现在机关食堂，而我也很诧异她，短短的三年，少女的体态已变成了妇人，真是岁月催人老呀。
力主借调我的新闻处处长李大姐，在我分流前就比较器重我，处里包括我在内三个小伙子全是从直属单位甚至是外省借调过来的。我比那两个小伙子痴长两岁，因此他们尊称我为哥，这两人以前都没有在大机关工作过，大约希望能留下来或者至少部机关给原单位美言几句，回去后受到重用，因此工作非常积极，李大姐也将他们当成正经八辈的部下使唤，而我，她看出了已对部机关的工作厌倦了，在此无所求，因此对我有一种待客式的尊重，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各大媒体提供关于本部工作的通稿，他们拿到通稿，换个讯头和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这样的活，对我来说太轻松了。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即那位舒部长当政时以说山东话为荣，说普通话为耻的老兄，还把我当成他的部下，有一次因为我写的一个报告没有及时递交给他，他在电话里对我一番训斥，我毫不客气地回敬他：我不是你的部下，没有在这个机关拿薪水，我是你们请过来的，你尽可去报社反映我工作不好，这样更快结束借调生涯，你以为我喜欢这工作么？每个月因为来这里工作我少拿2000元钱。
办公厅主任倒是真的器重我，他几次惋惜说为什么人事司将你这样的人也分流了呢？现代政府里不能全是一些唯唯诺诺的人呀。他问过我，能否愿意正式调回来。我说，如果没有被分流，我会觉得公务员是个很有前途很吸引人的工作，我可能一直就这样熬下去。而一旦走出去了，看到外面的天地，我不可能“二进宫”，否则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他很诚恳地问我：你现在还年轻，做文字工作觉得很有感觉，可你想到将来么？总得有个安静的养老之处。
应当说他这番话很有道理，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养老职业，可我现在就想到养老是不是太早了点，因为对年老的恐惧而再去干自己已经厌倦的工作，那是不自信的表现。再说呢，不知道中国将会怎样变，现在留在机关优哉游哉的年轻公务员，就能保证自己平平安安到退休么？小人物，对未来的设计总是靠不住的。我当年考公务员时，何尝料想到三年后就被分流？被分流时，怨怒非常，又何尝料想到几年后庆幸自己被分流。
借调的那半年，闲在办公室无事时，我就开始写《闲看水浒》的书稿，这部书完稿时，我也度过了半年前度刘郎的生活，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全文完）
写在后面的话
这篇连载文章快结束的时候，我刚看完了连岳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文章：《公务员热和垄断行业热乃国家之祸》。曾作为公务员的他历数大机关里面的人，守旧得几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现代社会的种种信息毫不敏感。一位公务员在他的博客上反驳他，说自己当了公务员后，也受过现代办公的培训。
这个公务员显然是个刚入门的新兵，他以为能用电脑打字就是现代化了？能上网发帖子就不落后于时代了？连岳文章的观点我很有同感，我甚至在想，如果我在8年前没有被分流，现在熬成副处长或处长，我会是现在的十年砍柴么？可以肯定的是，“十年砍柴”这个id不会诞生，电脑和网络对我而言，大约只是聊天或玩游戏的工具。我的智商并没有因为留在机关而降低，而是因为我没有运用自己智力去思考一些在公务员看来很不着边际的问题：比如孙志刚的死，国民党的转型，博客热的原因，大学教授剽窃对学术原则的伤害。。。。。。等等这一切，和公务员无关，他只要关心上司的喜怒，关心自己的升迁和福利，就行了。头脑里一块有潜力的处女地，不会去开垦，而因为我离开了机关，我必须去思考哪些问题，并用写作纪录自己的思索。只有离开那个大衙门，才可能获得思想自由的空间，而一个人一旦感觉到思想自由的快感后，其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当过公务员的连岳如此，《非常道》的作者余世存兄也如此，他曾经在某部委做过副处长。
八年前，要精兵简政、减员增效的调门还不曾被忘却，可眼下各级公务员招考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学毕业生挤破脑袋都想做一名公务员。回想起我通过招考进机关，因为分流又出机关的这段经历，宛如南柯一梦。
我没想到能写成这样一篇近十万字的长文章的，我当时仅仅是想离开机关快八年了，作为一个以码字为职业的人来说，有必要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算是一段真实的个人史吧。可能让一些人失望，里面没有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没有黑幕重重的官场秘闻。我当年只是一个小公务员，不可能接触到这些东西，能纪录的仅仅是一些琐事，以及我当时的一些想法。但惟其琐碎，惟其个人化，才更加真实。
先在看来，对自己的分流，我没必要责怪任何一个人。从我的文字里面就能看出，我尽量平静地描写身边的人，说实话这些人不论是大官还是小吏，大多数是与人为善的，但在一种制度下，一种文化中，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小人物注定是要被牺牲的，但小人物依然乐此不疲地投奔官场，他们企望自己混到可以牺牲别人、忽悠别人的份上。可是如果制度没有改革，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处长、司长或者部长？“文革”时连国家 都保护不了自给，谁叫他不是第一人呀。
现在还有人问过我，如果再给你一个不错的位置，你还回机关么？我坚决地回答：“决不！”不是因为我清高，而是因为社会在进步，离开那个曾让我这个农家孩子望之心生敬仰的大衙门，生活的质量并没有降低，而心灵更加自由，我为什么要回去呢？前天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来京，一帮同学设宴招待。我和一位在机关混到处级的同学坐在一起，我笑言：我俩的区别是：我靠码字挣钱，而你希望签字就能挣钱。
看起来官员签一个名比我们辛辛苦苦码字挣钱轻松多了，可是码字挣钱是可以很快兑现的，而签字挣钱的远景，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因为写作的时候想到这类题材不可能出版，只能是个人的纪录，所以结构很散，毫无章法，几乎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因此，严格地说，它不算一篇完整的纪实文章，大家就当成一个个片断来看吧，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态，有许多更有意思的故事，我不得不忍痛割爱。
感谢各位朋友这些天对这篇文章的关注，是你们的不断鼓励，才使我几次想辍笔而得以坚持下来。
最后用《诗经》中的《北门》结束这篇文章：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楼上的,你侮辱我可以,请不要侮辱农民.
你从丛林里直立行走到了都市,恐怕也没多少年吧?
你从丛林里直立行走到了都市,恐怕也没多少年吧?
楼主：十年砍柴
时间：2021-01-03 23:48:20
职业无所谓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砍柴不适合做公务员，并不等于别人不适合））
楼主：十年砍柴
字数：80924字
帖子分类：闲闲书话
发表时间：2006-06-15 04:45:00
更新时间：2021-01-03 23:48:20
评论数：308条评论
帖子来源：天涯 访问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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