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笑微醺的饮者》

喝酒好玩，吴强的《醉话》有事为证。他在新四军里创作了话剧《繁昌之战》，自己也要演其中一个角色。演出前灌醉了，上台忘了词，有人在幕后提词，他醉得听不见，却还知道转身面对后台说“提词大声点”。台上台下轰然大笑，效果比正确的演出还要好。
喝醉又不好玩。谌容是酒名与文名齐飞的，她的《劝酒》，狠狠地倾诉了被劝得醉酒的苦，文章结尾还念念不忘留言说“ 1988年元月被劝酒而伤酒昏然中写下”。这位《人到中年》的作者啊，中国有多少人是因为劝酒的恶习活不到老年呢？作为一个不胜酒力的男人，笔者不赞成禁酒，却赞成禁止劝酒。诗人邵燕祥的《关于喝酒》说得好：“罚酒不好吃。敬酒也不好吃。”
诗人张志民得到征稿信，回复说自己不会喝酒，写不出。吴祖光劝写有道：“不会饮酒的人写酒，更为难得，你还是写一篇，在此集中可别具一格。”张志民真的别具一篇。说的是他有次去某水果产地采访，新上任刚一年的党委书记，让秘书准备好各种数字、表格，说本场仅在一年之内，便打了一场“翻身仗”。当晚宴会间，已改作工会工作的前任书记三杯下肚，话匣子拉开，对现任书记问道：“果树没学过‘速成法’，今年挂果儿的树，是哪一年栽的啊……?”
《喝在酒厂》的作者王慧骐也是不能喝酒的。这篇文章的别开生面，是喝酒的地点。作者采访洋河酒厂的厂长，聊完后，说将就着在食堂随便吃点吧，于是拣一张靠窗的四仙桌坐下。饭都盛上来了，忽有人冒了一句，到酒厂来采访，多少也该喝一口吧。于是见人拿了个陶瓷的茶壶，去旁边不远处，拧开一只龙头，那酒像自来水一样地装到壶里。厂长说，把你们当自己人了，繁文缛节的全没了。作者说，“这顿酒我们喝得蛮新鲜，还有几分从未有过的好奇心的满足”。
钟灵是很能喝的。方成作过他一幅漫画，画上的钟灵，裤子屁股口袋里插着一瓶酒，酒瓶上扣着一小杯。钟灵说他“和酒的因缘，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曰狂追，二曰苦恋，三曰敬爱，四曰藕断”，好像一部爱情传奇。
张北海是很能写的。他的《酒戒》，像一篇具有实验根据的科学论文，又像一份精确严谨的法律文本。他问：“有没有一个所谓之‘高潮’，也就是说，在没有醉之前的一个最过瘾快乐舒畅的时刻?”他说：“喝酒的最终目的，喝酒的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高潮。”他的文章，精确地核算出“高潮”那个销魂时分。
那么，酒到底能不能解忧？黄裳《酒话》说，身逢“文革”浩劫，“直到这时，我还是不懂得酒是可以解忧的。曹雪芹‘酒渴如狂’，照我想也是他实在想喝酒了，并不是想逃避什么人间的忧患”。陆文夫的《壶中日月长》，说被打成“右派”，“一时间百感交集，算啦，反正也没有什么出息了，不如买点酒来喝喝吧。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小时候喝酒是闹着玩儿的，这时候喝酒却应了古语，是为了浇愁”。看来，喝酒这事，还真的只好各言尔酒了。难怪邵燕祥说：“喝酒，我以为是一件最最‘个人’的事情。”
那么，编这么一本《欢笑微醺的饮者》的书让大家看，便是把一件最最个人的事情，放到公众场合来说一说了。
说到公众场合，我觉得王璞的《香港的酒吧》在本书里最有城市市民情调。作为一个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大陆的女作家，王璞“对酒吧的印象都来自革命电影。在那些故事里，酒吧是个罪恶衍生的黑暗地方，在里面出没的人物不是特务黑帮就是陪酒女郎”，随朋友头一回进入酒吧，却觉得“这里竟好像一片静土了。幽昧的烛光，悄悄的人语，悠悠萨克斯乐声在其间轻轻流淌。还记得那是肯尼金的《回家》。那样的轻柔，那样的安静，让那些散落在在吧台边和厢座里的人影也都沐浴在和平宁静中了”。
而作为《欢笑微醺的饮者》的压卷之作，施亮的《也谈饮红酒》呈现旅居法国的情景，让我们看到巴黎文明的洒脱：“我在楼下喝红酒时，还结识了住在同层的几个巴拉圭医生。我们彼此语言不通，便借助着手势沟通，哈哈笑着，快乐无比。他们有时在灶上煎荷包蛋，也顺便给我煎上两个。我则不住地摇晃着晶亮高脚杯里的红酒与他们频频干杯，使得那几位巴拉圭医生变得异常活跃兴奋，不住地使劲拍着我的肩膀，做出各种怪样子，打着各种手势，还指着墙上壁画上那些赤裸男女们嘎嘎笑着。后来，我才知道壁画上的每一人都确有其人，其中的两人就是两位在座的巴拉圭医生。”我在施亮的提携下开始编辑《各言我酒》一书，我很认同施亮通过红酒与黄酒表达的饮酒观：“我喜欢它，是由于红酒的度数低，犹如喝黄酒，饮下一大杯也不过是醺醺然的半醉而已，我以为这才是喝酒的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