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的一封公开信

我叫孟云鹏，吉林省延边州安图县人，身份证号:222426197411110811 ，民族汉，1974年出生，无业，未婚，现居住于延吉市。我父亲（孟立群）是安图县环保局退休公务员，母亲（刘桂兰）是安图县原机关幼儿园退休教师。我有一个弟弟叫孟云鹤，是安图县林业局东清林场职工。故事要从2017年春天说起:
2017年春天，安图县林业局党委副书记金德昕突然找到时为林场职工的弟弟孟云鹤，让他顶替安图县副县长孙远光坐几年牢，并说孙远光可以送给弟弟几万元作为坐牢的代价。我们一家人是良善人家，违法的事情不曾做过一点点，我和弟弟从小到大连派出所拘留都不曾有过，弟弟无论是进林场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过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自然是断然拒绝了金德昕的无理且非法的要求。从这时开始，弟弟就被监控、监听，并且频繁的受到骚扰、威胁、恐吓，还有许多关于弟弟的恶毒谣言也突然冒了出来。我后来听弟弟告诉我，金德昕是延边警方的一个“编外金牌打手”，专门替警方做这类迫害平民百姓的事情。短短几个月时间，刚到初夏，弟弟就被金德昕以及他背后的警方势力弄疯了，2017年夏，经过心理测试，弟弟被长春吉大一院心理科的庞老教授口头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老教授说拿到诊断书要住精神病院一个月，我们家不敢让弟弟去住院冒这个险），并开了利培酮等精分药物，嘱咐要长期服用。
弟弟被迫害致疯的这段时间我正在西安漂泊着，虽然也受到了一些监控和骚扰，但并未过于在意。夏天的时候赶回家中，由于弟弟已经不是正常状态了，他具体的被迫害细节过程就不得而知了，只能知道个大概的情况。此时金德昕指使东清林场段厂长来我家当说客，让我带着弟弟去南方生活，还说只要我们不上告，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我们家和弟弟并未得罪过金德昕或警方的什么官员，既然弟弟已经被他们迫害成这个样子，我们也惧怕他们的庞大势力，根本连上告、投诉、上访的念头都不敢有，2017年10月份我就带着弟弟去了广西巴马，天真的以为我们把打碎的牙齿咽到肚子里，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然而哪里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噩梦的刚刚开始而已。
在巴马住了一个来月，我因热感冒久治不愈，无奈又带着弟弟回到了延吉。大概是回来后的这段时间吧，或者什么其它时间，弟弟接到了金德昕的警告，说这事儿还没完，我们家得拿出二十万元给他才行。当时我们也没太在意，认为他可能只是吓唬人。再说父亲四十多岁就病休在家，常年有病。我们家除了自己居住的一个百平米的旧暖气楼之外，几乎一点积蓄都没有。我们拿不出这笔钱，就算有钱也不可能给他，平白无故的把我弟弟迫害成精神病，我们还得送钱给他们，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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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叫做公开信，那么从这里开始，我将以同警方对话的方式来叙述我的故事:
噩梦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开始了。最初，你们只是在我周围制造了一些谣言，我经常能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白眼而已。到底是把我说成邪教徒、流氓、劳改释放人员？我也无从得知了。，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话。当然我既不是任何的邪教组织成员，也没违犯过任何法律。记得有一次我去延吉北大的一个生鲜超市买水果，里面一个小伙子看到我就像看到贼一样大呼小叫的，喊来其他售货员看紧摊位，生怕我偷走几个白菜、萝卜、苹果似的。我想这可能是你们把我描绘成了一个小偷的缘故。还有一次，我家刚从安图搬来延吉，我家门口正对的楼道窗台上就被放了一本“flg”书籍，我想这可能是你们想把我描述成邪教徒的一种铺垫吧。但相对于家里发生的惨剧，这些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但是在2018年快过春节时，一些事情的发生又让全家产生了恐慌。先是父亲心脏支架手术后常用药的医保报销比例，奇怪的被人从百分之七十改为百分之三十，与安图医保几经交涉，对方东拉西扯百般推脱就是不给改过来，我们全家都认为，这多半是你们指使人动了手脚。好在不算大事，不过是一年的药而已，我干脆从网上自己买药了。紧接着，弟弟单位又搞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让全家都意识到，弟弟的事情远未结束，全家忧心忡忡的度过了一个春节。
春节过后， 2018年春天，就在弟弟服用药物病情有所好转的时候，你们对弟弟的骚扰和威胁又开始了。当然，我也很清楚，你们对我们全家的监控监听是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的。对弟弟的骚扰恐吓，主要是在微信和吃鸡游戏里。微信的具体情况我了解不多，只是知道有人会对弟弟说一些恐吓的话。
2018年夏天，我们家用卖掉安图房产的钱，在延吉铁南参珠小区买了个旧房。 为了弟弟的病能够尽早痊愈，我希望他能沉浸在游戏里，忘记那些痛苦的过往，就每天带他去鸿图网吧（铁南明新公交站店）打吃鸡游戏。其实除了网吧，我们其实也无处可去。弟弟很快对这游戏着了迷，但是在游戏中，就逐渐开始有人恐吓和骚扰他，有时说要害我父亲，有时嘲笑他是个精神病，还有时威胁说要停发我父母的退休工资，每次遇到这些弟弟就很恐惧或是异常愤怒。
当然我后来才明白，对弟弟的恐吓骚扰都是轻度的，因为你们已经把“工作”的重心，主要的放在了我的身上。
到了2018年秋天，针对我的骚扰和不正常现象也开始逐渐多了起来。到了年底，父亲从初中时代开始的一生挚友王立仁突然拉黑了父亲的微信，同时拒接父亲的电话。而在这之前的五、六十年里，两人的联系中断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月。我的两个亲姑姑，一个从弟弟一出事开始就与我家完全断绝了联系。另一个也渐渐没了音信。我们家的亲朋好友，在你们的恐吓下，几乎都和我家断了来往。偶尔有一两个亲戚朋友来电话交流，也只是在你们的授意和监视之下进行的，也根本不是什么正常的来往交流。实质上，到此时我们家在这社会已经成为透明的存在，没有人敢亲近我们，我们四口人除了彼此，就几乎不再有任何的倾述和交流对象。此时，你们又多次威胁说要停发父母的退休工资，父亲在这些打击和恐吓之下，陷入了极度的恐慌。2019年1月的一个半夜，他突然开始自言自语几个小时无法停止，精神出现了失常的现象。之后我强迫他服用了弟弟的精神药物，他才平静下去。这三年来，我父母在你们的迫害下，健康状况急剧的下降，并且过早的出现了老年痴呆的征兆。
就在2018年的冬季，针对我的迫害也终于开始频繁和剧烈起来。在你们的逼迫和指使下，鸿图网吧的网管开始每天不间断的挑衅我，用监视我上厕所的方式羞辱和激怒我，大街上陌生人的挑衅也逐渐开始多了起来。这段时间我每天都是在愤怒和惊吓中度过的，到了2019年4月，我开始产生许多不好的念头，有时会想去伤害那些挑衅者，但这又和我不伤害生命的信仰极度的冲突，我经常陷入矛盾和绝望，甚至有时会有轻生的想法产生。我想，那么我暂时离开延吉一下吧，树挪死，人挪活，我先躲避一下这些迫害看看是否有什么转机吧。
就这样，2019年4月，我带了两三千元生活费来到了沈阳。刚来的几天，感到无比的轻松，似乎从前的幸福生活又回来了。但是仅仅几天后，一切就又重新开始了。迫害没有减轻，反而是比在延吉加重了。
在沈阳，白天我无处可去，只好去图书馆，在沈阳铁路局图书馆里，我上厕所被工作人员盯梢。在沈阳市图书馆里，保安随时“陪读”在我的附近。图书馆去不成就去商场吧，常去的几个大商场里，在卫生间多次遭到保洁员的辱骂（都是平生未遇的奇事）。就连我常去吃饭的小饭馆，也有店员以打扫卫生的方式来骚扰。最后无处可去的我只好到各个公园里消磨时间，结果无论走到哪里也都有保安的“陪伴”。我走累了，在商场的公众休息椅上坐一会，马上就会有保安来坐在我附近“陪坐”，甚至我拿着妈妈邮寄来的脑梗ct照片去医院找医生咨询时，一出医生的诊室，也有保安“随侍”在门口，就好像我是一个要在医院放炸弹的恐怖分子一样。我觉得你们真是上帝一样的存在。你们把延边州经营成铁桶江山我不奇怪，可是你们的手能伸到沈阳这么远的地方，只能说是让我叹为观止了。当然，这其中是否有沈阳警方的“协助”，对我来说恐怕是个永远的谜题了。我住的太空舱旅馆（沈阳站欢乐时光太空舱青年旅社）里，自然也少不了有一位室友对我特别的“关注”，印象较深的一次，我在卫生间大便时突然有个没见过的人不敲门就闯了进来，然后在我的马桶边上旁若无人的洗脸刮胡子，这都是平生未遇过的怪事。在沈阳，骚扰、羞辱和无声的恐吓、有声的辱骂无处不在，多的我已经无法一一叙述。至于沈阳的网吧就更不用提了。在连绵不绝的惊吓、恐惧和悲愤中我的心脏越来越虚弱。后来我搬到郊区租了房子（联动u谷四期），以为能少点骚扰。结果，住了几天后我的房东告知我房间要装修让我自己找地方住个三四天（这当然是极其无理的要求）。我就这样像个丧家之犬一样被你们赶来赶去，心脏的状况也越来越糟糕，2019年七月，我只好坐动车回家。在家里半个月未出家门才养好。对我来说，只有在家里才是真正安全的。
心脏养好后，我依旧去鸿图网吧上网。我必须坚持住，因为我一旦退缩，我将无处可去。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走出家门的新鲜空气，是我维持精神正常的重要条件。 在网吧又遭受了几天例行的待遇后，突然有一天，所有的迫害消失无踪了，一种无比轻松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知道，应该又是什么中央督察组来本地了。这段时间的安静让人有梦幻感，仿佛之前的所有迫害都没发生过，只是自己臆想出来的一样。那时感到，啊！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在这几年里，能够没有监控、没有任何骚扰和恐吓，安静的生活下去，成了我对生活的最高理想。可惜，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短暂了。不过这也确实给了我喘息的时间，也许这是我至今还没被你们弄疯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其实有几次我真的顶不住了，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的一些焦虑的想法无法停下来。我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不能让它停下来，那么到了天亮，我可能就会步入弟弟的后尘。这几次，都是我的信仰救了我（我是一个普通佛教徒），我是依靠不停地默诵《心经》才度过了这种危险境地。
2019年九月开始，你们继续让基层民警胁迫各种各样的平民参与到迫害我的行动中，从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到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从生鲜店的收银员，到小卖铺的小老板，鸿图网吧里有多少网管和网民受过你们的胁迫来针对我，可能就连你们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你们逼迫平民来迫害平民，这是多么高明和隐蔽的手段。可能许多的被迫害者，直到疯了和自杀时，都因为难以举证而发不出一点声音来。这些我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对我各种各样的挑衅和羞辱，从2018年秋天一直到现在，怒视、吐口水、尾随、辱骂、监督上厕所，几乎是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当中。我也只是拼命的让自己不失控失常而已，因为我深知:如果我一旦出事，我们家就彻底完了。
当我写这篇公开信时，我正住在浙江舟山东港的一个旅馆里。朋友介绍了普陀山的清洁工作，经过三年的迫害，我疾病缠身，虚弱的心脏让我难以胜任这份简单的工作。在舟山东港的南海网吧和普陀山图书馆，毫不例外的我又受到了例行的“招待”，我也懒得细说了。
最后，我想对代表延边警方的州公安局说点心里话:
我们家从2017年弟弟被你们弄疯开始，一直到2020年一月份的现在，都不曾有任何的上告、投诉、上访行为，可你们却压根就没想放过我们全家。我和我们全家不是犯罪分子，也不是邪教徒，也不是反政府主义者，更不是上访者。你们到底有什么权利这样迫害我们？难道就因为我们家没有满足你们的索贿要求吗？你们连精神病人都不放过，连无辜的七、八十岁老人都要迫害。在我弟弟已经疯了、已经失去真正的投诉、上告能力的情况下继续威胁恐吓他，让他的病情更加严重，你们还有人性吗？由于你们多次威胁要断了我父母的退休工资（即我们全家的经济来源），我七十多岁的老父亲被吓得半夜里精神失常语无伦次，被我强迫他吃了弟弟的精神药物才算挺了过去，这样迫害一个无辜老人家，你们的良知安在？你们迫害我和弟弟也就不说了，我的老父亲老母亲和这件事有何关系？难道你们没有父母吗？难道你们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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