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能活多久？”
这似乎是大部分人经常浮现在脑海里的亘古不变的问题之一，即便，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而今，我却努力着去求证这个问题存在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我不停的问着别人和自己，我，还能活多久。

第一章
清晰的记得那一天，在901医院病理科和住院部之间的一个小小的花园里，我和妻子在等待着结果，我的病理结果。是从我的鼻腔深处取出的一块活体组织，从细菌到结核再到肿瘤，各种化验结果都是为了找到我持续不退的高烧的缘由。
原本只是一个简单的鼻息肉手术，却在清创之后用了十几天的大剂量抗生素，再生了。鼻窥镜显示，鼻腔内侧原本已经完全清除的增生物重新出现了。
病理科在一个破旧的白色小楼二楼，即使我已经去过几次，却也无法准确的找到医生的办公室。
路过很多个房间，透过简单的白色玻璃门，能清楚的看到里边的陈设，很多张淡黄色的最简单的桌子，桌子上我唯一能认识的医疗器械是显微镜。上学的时候生物课用过，那个时候，我们用显微镜去观察洋葱和青蛙。
王医生在见到我们之前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没有明说，只是让我尽快过来，突然，我的心里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一次，逃不过了。
她很耐心的和我解释着从切片上看到的一切，各种专业的术语让我心生烦躁，却也只有无可奈何的听着。其实对我来说，所想知道的就是这是什么病，还能不能治，如果不能治还能活多久，如果能治需要多少钱，最好的医生在哪里，仅此而已。
终于，她拿出一张废纸，很耐心的用她那双总是切细胞的手将废纸切成四份，在其中一份的背面，写下了三个名字，上海复旦肿瘤医院李小秋，上海瑞金医院王朝夫，北京友谊医院周小鸽。
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人是淋巴瘤病理界的权威，只要是他们三个人的签字，全中国所有的医生都会认可这份病理报告。
王医生给出了我的病理报告，上边有很多的问号和各种我看不懂的抗体检测，有的后边的括号里是加号，有的是减号，大约摸的看了一下，有近二十种。上边的结论是几个汉字，淋巴瘤不除外。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三个字我从幼儿园起大概就都能认识了，可是组合在一起，我丝毫不理解它的含义。
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需要手术吗？去上海治疗是不是更好一些？我一连串的问题让王医生有些迟疑，看着和我一起的妻子，她又用笔在那张废纸上写下一个高大上的病名，NK/T淋巴瘤，鼻型。

第二章
王医生略带歉意的焦急和老婆说着些什么，王医生的歉意来源于我在这栋白色的小楼已经做了三次病理，前两次都是良性，而且她相当肯定的说，没有坏东西，这，是第三次。
老婆拿出手机不停的在输入，我知道，她开始百度她刚听到的一切，她是一个睿智的女人，她希望在百度里找到她想要的答案，她所希冀的最好的结果。而我，心中却只有一个念头，我，还能活多久。

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着我的退休生活。一栋竹楼，外边下着小雨，打在黄绿相间的芭蕉叶上，昏黄的灯光。一张老式的木桌，枣红色的，木桌上有一杯刚沏好的红茶，陶瓷的杯子，外边有着华丽的花纹和杯托。桌子上散放我喜欢的书籍，一摞稿纸，一支钢笔。藤条椅子，坐上去会有“吱吱嘎嘎”的声响，椅子上放着一个厚厚的背靠。妻子坐在我的右后方，木质的摇椅，对开的米色薄毛衣，白色的丝绸睡裤，头发挽成一个发髻，有些许的花白，手里拿着一件织了一半的短衫，白色的猫慵懒的趴在她的腿上，时而伸一个懒腰。

听着雨声写回忆录，这是我一直向往的六十岁之后的生活，而今，我只有三十六岁，离退休还有二十四年，而我却要必须面对一个冰冷而残酷的现实，我是否能活到退休。
拿着这张普通的A4纸和手里数枚储存着我的活体细胞的蜡块，王医生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只是给我出具了蜡块的借出单，签了字，和病理报告一起拿着，还有，那写着三个人名的废纸。

从病理科的白色小楼到停车场大概只有百米的距离，我和妻子都沉默着，八月的天还有些许的炎热，傍晚的太阳甚至有些毒辣，妻子紧紧的抓着我的手，生怕我一不留神就会消失在这时光悠然间，沿途有很多的松柏，不高，几乎没有什么阴凉。
走到车后边，我打开后备箱，和妻子说，我想抽支烟。妻子说，抽吧。

我拆开一整条的荷花，绿色与白色相间的包装盒，一支粉嫩的荷花欲滴，衬托着这支粉嫩的荷花的是几片翠绿的荷叶，一样的欲滴。手指里夹着烟，却怎么也找不到打火机，在后备箱不停的翻查，在座位上不停的翻查，手套箱和工具箱也不能幸免，无果。忽然想起电子点烟器，坐在驾驶室，按了下去，等待着，却狠狠的拍在喇叭上，发出刺耳的叫声。

车头朝着西边，西晒的厉害，放下遮阳板，点燃香烟，静静的看着窗外，不是说一般这个时候都会有雨的出现么，即使不能营造悲凉的气氛，至少，也能凉快一些。妻子坐在副驾驶，没有说话，同样静静的看着我，眼睛有些泛红，她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滴下来，忽然莞尔一笑，你怎么那么倒霉，在鬼门关转了两次，这，又来第三次了。

我一直想着我的回忆录应该会相当的精彩，我这短短的三十几年，经历着电影里都演绎不出的桥段。说我是天下第一倒霉鬼吧，我有着无数人仰望的工作和生活，说我很幸运吧，我却的确已然在鬼门关转悠了好几次。

第三章
我今年三十六岁，我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是在三十三年前。老话总说小孩子三岁之前是不记事的，估摸着我对那场事故的记忆也是来源于大人们对我的讲述，只不过经过我自己的组织加工，显得异常的清晰。当你把虚幻演变成现实的时候，现实也总是虚幻的，无法分清。

血色，西瓜壳一样的毛绒帽子，数九寒冬，厚厚的棉衣、棉裤，完全被血浸湿，我的血。姥姥坐在院落里，抱着我，大哭，姥爷急匆匆的向外边走去，他去追那辆肇事的拖拉机。
半个小时前，一辆拉满碎石子的拖拉机撞倒骑车载我的姥爷。那是一辆绿色的邮局送邮件的自行车，后座上带着两个置放邮件的支撑，姥爷从十几岁开始就为红军送信，自然，邮局就是他的归属地。

当我被送进乡里的卫生院的时候，我应该是已经失血过多处于昏迷状态，因为我所知道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我有了记忆之后家里人口口相传得知。
姑姑把我抱进、抱出手术室，历时五个小时，用了三箱总计二十四瓶生理盐水清洗伤口，缝合的时候发现头骨里有异样的突起，撬断了四个手术钳最终发现是一颗石子作祟，最终以缝针三十二次结束了这场漫长的煎熬，随后，是三个月的住院期。

医生总是妄自菲薄的以最差的结果来判断自己的医术，和这一次一样，医生说即使我能救过来，应该离弱智不远，最起码能够归结到智障婴孩那一个类别的。
万幸的是，我不仅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反而以脑力活动为生，这次与鬼门关的亲密接触仅仅给我留下一个可以完全用头发遮挡起来的Z字型的伤疤和几乎看不出残缺的右耳。

换成古话说，应该就是不幸中的万幸，那么多年我一直笃定的坚信另外一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只是不知道我这辈子到底有多少次的大难，到底哪一次的大难之后才会有后福？
对了，出车祸的那天是1986年1月6日，我的三周岁生日的第二天。

有时候觉得生日这一天总会有着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虽然不能完全的改变我的人生，但是总会有标志性的事件出现，古怪的很。妻子曾经嘲笑过我说，大概我是天上某尊真神，一到我降临凡间的那天，上边就记得给我添点料，一笑。

第二次与死亡的擦肩而过却根本无法用言语去表达，这是一段比电影桥段更诡异的经历，这是一场小说中也不曾出现过的狗血，这是一朵埋藏在我心底最深处的黑色夜合花，慢慢的腐烂，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只有时间让它慢慢的消融。
我不愿去回忆，不愿谈起任何与之有关的人和事，我曾经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去遗忘，我一度以为那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我在那段时间认识了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天使。
而今，第三次，又来了。

第四章
静静的坐在车里，回想着刚才王医生说的话，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混沌与清醒这两种理论上泾渭分明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清醒的是我知道，这一次，我逃不过了，虽然在那个病症的后边依旧有着很多的问号，但是王医生签了字，画了押，她只是在等更权威的专家论证，而且，淋巴瘤是没有良性之说的；混沌的是，我对这件事情毫无心理准备，还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心理建设，我，该怎么办？

抽完烟，没有什么味道，我把烟头随意的丢在地上，甚至有些恶作剧似的没有把烟头捻灭，看着烟雾慢慢的升起，烟杆慢慢的燃烧殆尽，继而熄灭。却突然想起一句戒烟广告，香烟指着自己说，如果你继续吸烟，就和我一样，慢慢的燃烧直至面对死亡。

死亡，我面对三次了，我笑了。
依旧在发烧，右侧颌下肿大的淋巴结有些许的疼痛，王医生对这个淋巴结的肿大有很多的疑惑，教科书上写的很清楚，淋巴癌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无痛的淋巴结肿大，而我，是剧烈的疼痛，一度无法吃饭。

希望是误诊吧，我转过头和老婆说。
160万左右，老婆说，我知道，她是在转述王医生的话，估算的治疗费用。
我拿起手机，走出车外，给我最好的朋友拨了过去，我病了，需要钱，先帮我准备着。好的，要多少，我这有。挂了电话之后，心里安顿了很多，至少，不用为钱发愁了。

妻子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我一边安抚着她，一边陪着她落泪，心里却异常的平静，经历了那么多，我的心理其实无比的强大，看着那支燃烧殆尽的香烟我在盘算着两件事情，在哪治，找谁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