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朝阳时代的中国


作为中国人，我们希望了解中国文化和思想最初的样子，从而能看清灵魂的本质。于是，许多人回到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怀着无限期待，阅读和学习流传下来的伟大作品。可是读完那些书籍后，我们常常心头一片迷惘。不可否认，那个无比灿烂的时代，留下很多经典著作，但它们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却很少。或许，解答问题的切入点需要重置。正如要了解一个人，不能从青壮年阶段入手，因为那时一切已经定型，所有的性状和风格都是成品，你很难寻找到他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要了解某人最初的本质，最好切入点是在他进行急剧变化和快速成长的少儿阶段。少儿阶段是人生至关重要一段时间，是一个人成长的朝阳时代，其酝酿和沉淀，将确定成年后性状与风格的框架。

同理，要了解中国文化和思想最初的样子，必须回到朝阳时代的中国。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大成时代，那些永恒的作品确定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性状和风格，甚至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峰。但要解答他是如何形成这个样子的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把探寻的时间往前推移。从春秋战国时代往前再追溯，来到西周时代。这里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朝阳时代，中国文明生成的酝酿和沉淀时代。——再往前的商夏上至炎黄时代，历史太过模糊，现实与传说混淆难分，我们认为属于中国文化与思想的黎明时代。

巍巍中华五千年，然而发生质的提升，从而使我们有别于其他昙花一现的文明，是在距今三千年前的朝阳时代。朝阳时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她让中国告别了蒙昧混沌，从此走向先进文明。从周代开始，我们有了确切可考的历史，有了珍贵的原始文字资料，有了越来越清晰的历史人物图像。最为伟大的是，周代开拓的领土和创建的王朝，是后世中华帝国的基础雏形；周代成形的道德精神文化，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和实践规范；周代创造的礼仪文化，为精神和政治立法，让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持续强大。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明，形成于有周一代。她产生的重要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我们说周代文明牢笼百代，沾溉万世，不为夸张。要了解中国文明，就从朝阳时代开始。

然而，真正面对西周历史，想把他阐述明白时，又让人倍感为难。西周时代是从上古蒙昧时代过度而来，文献史料不足，历史图像不够清晰，给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带来极大困难。历代学者局限于稀少的资料，对西周面貌不过是窥个大概。二十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是幸运的，大量出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提供了不少准确的信息。许多疑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想把西周历史理个通顺，在今天还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市面上的西周史，大多是断简残篇的集合。

当我决定要撰写一本关于西周历史和思想文化的书籍时，我知道在西周历史的连缀上，自己不能做得更好。充其量只能让他过度得更自然，阅读起来更加流畅。我尽力把自己工作的价值，体现在探索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周人留下什么样的崭新印迹？这样的创造，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多少灿烂被我们继承，又有多少光辉被我们遗忘？这个历史上如此独特的王朝，其兴盛和衰亡的原因又何在？在述说历史时，我尽自己所能，告诉大家我所相信的确定答案，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对模糊事实进行大篇幅论证。在我看来，问题论述得越多，可疑性越大。鉴于客观事实，这样的出发点，在处理局部问题时，让我只能更多地依靠思考和想象。但只有这样，我的述说的历史思想，才能体现出一致性。这样的写作风格，让这本书籍既不像大肆铺排的口水历史，也不像束手束脚的学术篇章。我的终极目的，是循着历史的轨迹，去寻找烙在我们灵魂深处，那些深刻符号的遥远祖先。如果经历一番辛苦的尝试，还算若有所得的话，也算是成功了。

目录

序 朝阳时代的中国

01、史诗时代 02、西方牧师 03、独夫商纣 04、文王有声 05、太公西行
06、垂钓渭水 07、羑里深狱 08、生生之易 09、非常圣人 10、运筹帷幄
11、西伯戡黎 12、受命于天 13、战略东进 14、导师姬昌 15、观兵孟津
16、汤武革命 17、首阳采薇 18、龟卜凶吉 19、牧野之战 20、鹿台玉焚
21、武霸天下 22、三叔监商 23、流血换代 24、封建诸侯 25、洪范九畴
26、王与王道 27、东巡洛邑 28、金縢藏书 29、尚父失势 30、霸王身殒
31、周公摄政 32、丧动四海 33、抗礼伯禽 34、管蔡流言 35、三监叛周
36、王师东征 37、再破朝歌 38、开疆辟土 39、兴建洛邑 40、二次分封
41、哲学王 42、还政成王 43、天下为家 44、万国来朝 45、顾命大臣
46、成康之治 47、昭王南巡 48、浪漫天子 49、万里西游 50、荒度作刑
51、密须亡国 52、兄弟并王 53、册命世卿 54、宗法分承 55、烹杀齐侯
…… ……

附论 发现世界的真相 —— 关于朝阳时代中国思维形式和思想内容的探说

西周地图

西周列王表

1、史诗时代


周朝王族始祖，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的后稷。据说后稷之母姜原在郊外看到巨人的足迹，踏上后有孕，生下了他。但这只不过是个传说，与后世刘媪梦与神遇，诞下刘邦，如出一辙。中国人的惯例，喜欢神话伟大人物。

姜原生下后稷后，认为不详，丢弃在小巷。所以，后稷的名字叫弃。很奇怪，被丢弃在小巷里的婴儿，牛马好像有灵性，经过都避让他，有的还喂他吃奶。姜原想把他丢到树林里，恰巧山林又多人，就放在结冰的河上。奇怪的事情又发生，天上的鸟儿都在他身边停下，用羽翼为他遮寒保温。母亲姜原觉得有神灵在保护他，遂决定收养后稷。因为被丢弃过几次，姜原又叫他弃。

“稷”是谷子的意思，在上古时代，是人民的主食。有了谷子，就能生存；没有谷子，不灭亡也形同动物野人。作为食物的“稷”，对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而主导农作物种植生产，不断提高技术和产量的，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领袖人物。周王族始祖后稷，就是当时的农业领袖。“后”，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一个人加一个口，意味发号施令的人，后世也引申为“王”。后稷，即是主管农业生产的首领，也可以称为农业之王，或农业之神。当然，后面的称谓是经神话后的尊称了。

在司马迁《史记》记载中，后稷与夏朝始祖禹、商朝始祖契同在舜帝朝廷为臣。除了他们，还有一大群贤明有才、至今还叫得出名字的臣子，他们一起创造出一个千秋万代都向往的盛世，不断被后人学习和模仿。然而，这或许不过是古人一厢情愿的臆造。在上古时代，连衣食住行、语言文字都匮乏，不可能存在什么盛世。如果说那个时代有什么优势，那应该是人心淳朴。那时，人们生存的活动内容很简单，主要是饮食和性欲，没有那么多功名利禄，勾心斗角。同时，我们也怀疑，那么多有才能的人，会齐聚在一个时代？不论把舜帝朝下哪一个人单独拎出来，都是划时代的大人物。如果不是神祇的特别厚爱，我们想不出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今日的我们，更愿意相信因为古人厚古薄今的思想，把不同年代具有开创性功劳的人物，集聚到同一时代，人为制造出一个上古治世升平的奇迹。

我们不会否认，人类发展的历史，是由点点滴滴的革新创造推进的。即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不能否认上古时代一项农业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对部族乃至人类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在中国上古，后稷便是那个实现农业技术变革的重要人物。我们或许永远不能认定他是哪一个时代的人，但一定确信他是周人和中华民族景仰的农业之神。历史记载，后稷在舜帝的指挥下，播植百谷，解决了黎民食不果腹的问题。在舜的众多功臣中，排名第四。如果后稷真有推进农业生产的功劳，即便不在尧舜时代，他的功绩也值得单独记忆。

《诗经·大雅·生民》是一篇周人祭祀始祖后稷的诗歌，是目前保存的对后稷最早的记载。后稷很小就表现超过常人的智慧，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兴趣。小时候种植大豆，就栽培得很茂盛。穗叶盈盈，田无杂草，果实饱满。后来学习种植庄稼，他懂得选择优良品种，芟刈杂草害虫，种出来的便是果实累累，超出常人。于是，后稷在部族之中，很快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因为他的才能，后稷成为部族领袖，被统治者分封到一个叫邰的地方。

后稷处在一个从游牧文明转向农耕文明的转折点。正是他对农业种植技术的发展和推广，极大改变了人类生存方式。人们从四处迁移，逐水草而居，转变到定居于一处水草丰茂的居所。有了农业生产的保障，人类才可放心生殖繁衍以及发展文化。从这方面看，后稷的贡献，是跨时代。周人认为，后稷的功德，与天同高。祭祀之时，用他配享于天。每年大祭，周人都舂米蒸饭，杀羊宰牛，载歌载舞来到祖庙，请求先祖庇佑，祈祷来年丰收。这位先祖，在他们心目中，处在无可取代、至高无上的地位。

周人以农耕起家，擅长种植，也因之得名。“周”字在上古，便是方方正正农田的形状。经过甲骨文、金文、篆文的演变，才成为今日的“周”。只是何时得名，渺茫难考。大约在殷商时代，甲骨文便有了周国的记载。那个时候，华夏民族不但习惯了农耕，而且已建立起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邦。

后稷之后，不知过了几世几代，到夏朝末期，天下大乱，在朝廷为官的周族首领不窋失职，逃离到戎狄。不窋之后三世，到了公刘时代。公刘的“公”，或是爵号，或是尊号，刘为名。但凡有功绩的祖先，都会被后代追封，如以后的“古公亶父”、“王季”等。名字后置，是先民一个不成文规矩。这隐约表露出一种更在乎世俗评价和看法的倾向，集体的意志与荣誉高于个人自由权利。以后的中国人，追求光宗耀祖、光耀门楣，大约是这种传统的遗传。不同的是，以前追求前面加“公”或“王”，后来追求后面加“文忠公”或“文正公”。

在公刘时代，周人把都邑从邰迁到豳。两者相距并不遥远，都在今陕西境内。但很明显，豳更具有自然资源优势，适合农业发展。《诗经·大雅·公刘》保留了对迁都一事的周详记载。迁都的动机，可能出自避免周边戎狄的侵凌。但周人有充足的时间去整治田地，收割粮食，装载满车，然后在装备齐整的军队的严密保护下，开往新的目的地。在决策之前，公刘对豳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登上山岗，观测日影，比较山南山北的优劣。又考察土壤，观测流水的方向。然后对这块广阔的平原做出规划，哪一处是农田，哪一处是居民区，哪一处是宗庙等公共活动场所。周人群策群力，渡过渭水采运石料，深挖地基；就山伐木，架设房橼。新的都邑，就这样建设起来。周人把新都邑称为“京师”，古代首都称为“京师”，便来源于此。司马迁说，周族的兴盛，自公刘时代始，所以诗人乐思歌咏其德。

2、西方牧师

在公刘数个世代之后，周人再次迁都。这一次，主持迁都的国家首领是“公亶父”，又称“古公亶父”。西周建立后，又追尊其为“太王”。从“公亶父”开始，周人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前周人是一个农耕民族，以掌握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闻名。长期具有优质的物质条件，必然促使上层建筑的嬗变。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把周人的社会称为部族，而应该称为国家了。当然，商周之际的国家，与今天国家的概念差别很大。他们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大型政治机构，没有财政税收，也没有烦杂的规章制度。那时的国家，接近于城邦政治体，有一定的疆域和农业生产收入，有全民皆兵的军队，有宗族和政治二合一的领袖。在公亶父时代，以发达的农业生产为保障，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强大的城邦政治体。现代出土的殷商后期的青铜器，就有不少记录商朝和周国的纠纷与矛盾。

历史记载，公亶父积德行义，在社会治理方面有很高成就，他在周人心中享有很高威望。即便周边国家和人民，也羡慕周国的富庶和他们领导的名望。同时，周国的出众，引起戎狄的窥视。他们觊觎周人的良田美土，又想占有周人的财产人口，于是一次次纵兵南下，对豳地进行骚扰抢劫。豳地是先人故土，公亶父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整治军队，同戎狄进行剧烈的抗争。但戎狄行止不定，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令周人疲于奔命。长此以往，极大影响了周人的生产和生活。

看着一具具因抵抗戎狄而丧生的族人尸体，公亶父心生悲悯，说：“族人拥立我为君长，是想让我保护他们，给他们安定的生活。现在戎狄侵伐，我被迫把他们驱入战争的苦海，丢失了性命，让他们的妻子失去父丈夫，孩子失去父亲，我于心何忍？”戎狄本性贪婪，不明礼义，争端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经过再三思虑与商议，周人集体决定了妥协退让的策略。他们认为，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换一个定居的地方，仍旧可以扎根成长。不必用鲜血和性命，与戎狄一较短长。

公亶父迁都的决定，还基于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经过数个世代的生殖繁衍，周族人口数量越来越多，豳地平原的承载能力接近瓶颈。《诗经·大雅·绵》有句：“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周人的子孙，像瓜一样一个一个地长出来。人是多了，但土地、林木、水源却没有增加。于是，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良田美土，让周人安居乐业，成为公亶父新的政治责任。

为了寻找新的定居地点，公亶父沿着渭水西行，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这是一片广阔而又肥美的大平原，林木流水资源丰沛，野菜甘甜。公亶父召集族人商议，为了预测是否吉祥，还用龟甲占卜。占卜的结果是好的，周人就决定迁徙到周原。据此和公刘时代比较，我们发现周人社会的进步。公刘时代的迁徙，没有进行占卜，说明当时尚处在落后的部族时代，没有掌握这种较为先进文化形式。我们推测，占卜和甲骨文原来为殷商贵族所有，周族逐步兴盛后，吸收了这种来自中央王国的先进文化。由此可见，周族的崛起，不仅是人口的增加，农业的富庶，还有文化水准的提升。

公亶父在周原建立的城邦政治体，拥有华丽的城郭宫室，无复先代的穴居土处。为了整体统筹，公亶父任命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职官，作为助手。居民家室、宗庙、土神庙、宫殿齐齐动工，一时百堵皆兴，工人的劳作声掩盖了锣鼓声。宗庙以祭祀祖宗，感恩庇佑；神庙以祭祀土神，祈求耕种丰收。宫殿建有皋门（外门）、应门（正门），大道宏阔，雕筑庄严，初具后代宫殿格局。

公亶父娶姜氏女，生太伯、虞仲和季历三兄弟。按理，应传位于长子太伯。但季历生了儿子姬昌，聪明伶俐，有吉祥兆瑞，深受公亶父喜爱。公亶父说：“周族人后世崛起兴盛，责任就在这孩子身上吧。”于是，公亶父破除传统，把大权传给三子季历。我们在后世也看到相同的例子，如康熙皇帝因为喜爱孙子弘历，把皇位传给雍正。弘历继雍正，为乾隆皇帝。

为了避免兄弟权斗，公亶父把太伯和虞仲分封到虞地。这是一块周人刚开拓的荒地，在今山西省境内。太伯和虞仲受命，在那里建立城邦堡垒，充当周人扩张的前头部队。公亶父能把儿子分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说明周国已经十分强大。当时正值殷商末期，由商汤建立的中央王国，经过数世纪的兴衰循环，影响力逐渐减弱。末期的殷廷更是政治腐败，帝王生活荒淫，四方诸侯离心。面对边疆的戎狄频繁入侵，殷廷无力征伐。周国趁此时机，迅速崛起，占领有利地理位置，填补殷商留下的权力真空。在虞地设置根据地，应该是周国和殷廷协议议的结果。殷廷无力抵御戎狄，是以把北方托付周国。公亶父借助这个军事契机，扩张周国的势力范围。从虞地既可以向北方开拓，向东又可以进入商朝京畿地区，向南越过黄河可以进入洛水流域，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在宗族政治世时代，公亶父当然不会信任其他人，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两个亲儿子。

季历时代，周国和殷廷是方国和中央王国的的关系，方国首领和殷帝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臣君关系。孟子和齐宣王对话，谈到武王伐纣的问题，齐宣王问：“臣弑君可乎？”孟子回答：“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当周武王盛时，尚为商纣臣下，其祖父季历侍奉殷帝，更是降阶俯首，小心翼翼了。盖殷商为贵为中央王国，不但曾经军事强盛，文化、经济上也远远超越各方诸侯，受四方景仰拥戴。殷帝更是其受命于天，贵为天子，万民皆为臣属。殷帝对周人提出要求，甚至调动他们的军力、物力，周人在情理法上是不可拒绝的。

殷末西北方戎狄频频入侵，周国就成了殷廷用以抵御戎狄的重要军事力量。商帝武乙时代，季历奉命征讨鬼方部落，大获全胜，俘虏二十位翟王，歼灭战士不计其数。这项伟大的胜利，被书周文王写入旷世奇书《周易》之中：“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此次征伐鬼方，耗时三年，其中艰险卓绝，自不待言。季历两位大哥建立的虞国，处在中原与戎狄接壤边沿，当发挥不小作用。战胜鬼方后，季历亲自到殷廷，向帝武乙禀报胜利情况。帝武乙大悦，赏赐季历京畿之内封地三十里，以及珠玉宝马一定数量。

季历的胜利，增强了殷廷对他的信任，继续任命他在西北地区与戎狄作战。数十年内，季历带领周国军队与鬼方戎、燕京戎、余无戎等进行多次战争。这些战争有胜有败，总而言之胜多败少。周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成为保卫中原王朝的一道坚固长城。鉴于季历的卓著功勋，商帝文丁封其为“牧师”。“牧”是比当时诸侯国国主还高一级的尊位，具有区域联盟军事、经济、文化管理或干预权力。

在另一方面，随着周国势力不断扩张，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警惕与猜疑。殷商贵族害怕周国的壮大，最终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于是，他们开始制造流言蜚语，在商帝面前谮毁季历。

三人成虎，帝文丁听信谣言，将季历下狱。不久，又将这位他亲自授予的“西方牧师”处死。囿于臣属关系，季历不敢有任何反抗。更何况背后还关系着千千万万族人的生死性命，季历也不敢去赌博。季历之死，对周国蓬勃发展的事业，是个沉重的打击。然而也看出，周人的力量虽然在不断壮大，但还不足和中央王国叫板。面对这起冤案，周人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正当青年的姬昌还稚嫩，但却显示出超乎寻常的隐忍和深沉。他把父仇深埋心底，统帅国人，毕恭毕敬地侍奉殷朝。可能在此时，青年姬昌就立下誓愿，要毕其一生力量去推翻这个腐败的王朝，开创新的时代。

3、独夫商纣

由成汤建立的商朝，延续了五百多年的统治。五百多年来，殷商虽然几度兴衰，然而一直保持着中央王国的权威，统御四方部落方国，享受他们的朝贡。殷商时代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集体耕作形式的运用，促使农业生产力提升，大都邑开始形成。成熟的青铜器制作工艺，展现出大国文明煌煌气魄。文字在这个时代获得长足进展，数千年后，我们还依靠掩埋在地下的甲骨符号来研究殷商文明。中国人思考宇宙的思维方式，对集体或个人进行道德判断的价值标准，正在此时奠基。商人给“易”、“命”、“德”等抽象概念，赋予深刻内涵。通过国家组织形式，商人把这种文明的力量，扩及周边区域，形成一个华夏文明圈。

殷商先王创造了强大的国家和璀璨的文明，然经过五个世纪的风雨侵蚀，终究阻止不了垂垂老去，终至灭亡的命运。商代最后一个帝王是商纣，在中国历史上，他可是昏君暴君第一典型。在他之前的夏桀，因为年代太古，事迹难考。有人甚至认为，夏桀的罪恶，是商纣的翻版，有人为复造痕迹。商纣之后三千年，也只有隋炀帝杨坚的恶名丑行，可与之一比。盖后世因有儒家超强制约力量，君王昏聩暴虐程度，被对冲缓和。亡国之君如汉献帝、宋徽宗、明思宗，人们对之情感复杂，哀恨交集，有时甚至哀多于恨。但对于商纣，可是人人唾弃。这其中，后世对其的一再贬低和抹黑起了不少作用。儒家亚圣孟轲完全不顾君臣大统，直接斥之为“独夫”。对于周武王诛杀商纣，孟轲说：“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以孟子的历史地位下如此论断，商纣莫说翻案，连后世人的一丝同心情也没博得。

商纣暴享千古骂名，说明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昏君。相反，他是一个聪明的君王，一个自作聪明的君王。在司马迁的笔下，商纣拥有很好的资质。他内在记性好，思维敏捷，反应快，分辨能力和接受能力很强；外在高大魁梧，体力过人，心雄胆壮，敢徒手搏杀野兽。拥有如此良好的内外本性，如好好利用，最低下限也是一个同代的杰出人物。然而商纣觉得自己如此聪明武勇了，又高居天子之位，便飘飘然，开始眼中无物，目中无人。商纣喜欢在下属面前夸耀才能，跟武将比武艺，跟文臣比口才，处处争强于人。遇上理亏的，强逞口才，大言煌煌，狡猾地把非说成是。在商纣看来，贵为天下至尊已经不是极乐。而是处处争强，事事较胜，没有人比上我，才是最大快乐。这是一个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人，病症发展到巅峰状态的癫狂表现。

成汤灭夏，自称奉天之命，致天之罚。对于天命的景仰，商纣走到先祖的另一个极端：“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自命聪明绝顶，连命运、上帝都站在自己一边。无论予取予舍，为所欲为，都不会失败。历史记载辅佐商纣的贤臣，比奸臣多。微子启、王子比干、箕子、商容、祖伊等，都是有名望的贤人。他们或私下讽喻，或直言强谏，希望商纣改过迁善，洗心革面。但对于一个师心自用的人，这些苦口婆心毫无效果，相反还激起了他的怒火和报复。

商纣制定了残酷的刑罚，来惩治对他不忠不顺的人。这些刑罚中，最残忍的是炮格之法。但凡激起了他的怒火，商纣必疯狂报复。九侯和鄂侯在殷廷位居三公，势高权重。九侯家女儿很美丽，献给了纣王。因为不喜好男女淫乐，不能取悦君心，被商纣杀死。商纣怨女及父，逮捕九侯，扔进沸鼎里活活烧成肉酱。鄂侯心不平，与商纣争执廷堂，毫不退让。商纣怒火如狂，把鄂侯处死，尸体砍成碎片。王子比干以叔父之亲，多次强谏，也激怒商纣。他说：“听说圣人心有七窍，不知叔父心有几窍，吾欲得之一观。”于是凶残地剖开比干腹部，掏出心肝来验证。商纣倒行逆施，举朝噤若寒蝉，逃跑的逃跑，不逃的也乖乖闭嘴了。
跟所有荒淫君主一样，商纣有个宠爱的女人，叫妲己。为了取悦这个被后世妖化了的女人，商纣对其言听计从，无所不用其极。不但在内宫全听她的，即使国家大事，也任由其插手。在商纣看来，举凡天下之事，不过游戏一场。只要能让自己开心，何乐而不为？特别是他看到满朝文武官员，被妲己抢白得敢怒不敢言，心里更乐开花。那些冠冕堂皇的人，只是一群蠢蛋而已，哪及得上爱妃的万分之一？为了供应自己和妲己的淫乐，商纣收刮尽天下财物珍奇，为己所有。他把粮食搜集在一个叫钜桥的地方，把金钱珠宝搜集在一叫鹿台的地方，把珍贵的飞禽走兽聚集在沙丘苑，而且不断扩大规模。商纣就在里面纸迷金醉，彻夜为欢。悬肉成林，聚酒为池，男女裸戏，无所不为。大概他的人生理想，就是永永远远这么享受下去。

如果说商纣从祖宗那里继承了一棵森天大树，那么他就像一只大害虫，把里面枝干蠹空，只剩腐朽的空壳。只要有人上来推一把，这个维系了五百多年的的王朝，就应声而倒。在商纣在纵情作乐时，他不会知道，在中央王国的西隅，一个原来弱小的方国，已经慢慢壮大实力，收拢民心。他们的领导者挟着父仇民怨，缓缓向他压迫过来。这种压迫不会让对手迅速重伤死亡，但就如一点一滴抽去流动血液，最后让你油枯灯尽。

4、文王有声


季历死后，儿子姬昌继承。姬昌母亲是太任，季历娶自挚国。太任品性端庄，举止遵从德性，是位有很深修养的妇人。《古列女传》记载她怀孕了之后，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言，口不出敖言，杜绝与负面事物接触。到了夜晚就让瞽官诵诗，讲述伟大人物英雄故事，仿佛肚子里的孩子，跟着自己在倾听。太任在姬昌还在母胎时，就注重对孩子的感化影响，这是中国对于胎教的最古老。姬昌生下来后，果然聪明伶俐，闻一知百，不论文才或武艺，远超他人。

因为姬昌诞生时，有神鸟衔丹书落于屋顶，祖父认为这是圣瑞。又见他生而颖慧，举凡文字占卜、祭祀祝祷、宾见礼节、军事武艺、治民理事，一学就会，触类旁通，更宠爱异常。因为对姬昌的偏爱，公亶父舍弃了大儿子和二儿子，把首领的位置传给三儿子季历。公亶父预见，未来周族必然强盛壮大，取商朝而代之。而孙子姬昌，就是这份伟大事业的承担者。祖父坚信，他的孙子天赋异禀，绝对不负所托。

周文王姬昌不但是周朝的英雄始祖，也是中国人备受推崇的圣君。我们代代诵读的《诗经》中，提到姬昌的歌颂篇章，就有十数首，如《文王》、《文王有声》、《大明》、《皇矣》、《维天之命》等等。在《诗经》里面，这是姬昌一人独有的优待。他因此而形象更加丰隆，道德更加伟岸。这些诗歌有两个主题，一是歌颂姬昌受天之命，艰苦创业，壮大周国；而是歌颂姬昌施行德政，慈惠爱民。

在周文王时代，我们不能提道德，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道”的概念，而“德”已经被普遍认知。那个时代的“德”，需要从两个层面去理解。《尚书·咸有一德》是篇商代的诰文，据说为伊尹所作。里面提到的“德”，下的定义是“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如果从这里入手，理解这个抽象概念就很简单了。什么是德呢，就是与善相关，或导致善的结果的，就是有“德”。从外在层面，德就是致善的行为。假如执政者采取一项措施，对百姓有益，那么他就是修德政。不论这项措施是减收赋税、兴修水利、赈灾施舍或移风易俗，凡导致了善的后果，就是修德政。这或许是古人的习惯，他们了解到某事是善的、好的。但毕竟善的、好的属于世俗的概念，较为肤浅。单独一件事时，他们评价是善的、好的；但这些善的、好的事不止一件时，就必要做出更高一级的旌扬。人们在“善”和“好”之上，升华出“德”的概念，赋予那些卓越的致善行为。我们对于“德政”的概念，感觉比较模糊，是因为不了解古人关于“德”的定义。原初的“德”，与外在的行为、事物相关，做了善事、好事，就是有“德”。一个政治家做了一大堆善事、好事，就是修德政、行德政。第二个层面，即是从内在层面来理解，才接近现代“德”的内涵。现代人谈的“德”，是一个涉及道德、精神、涉及灵魂的形而上概念。它是一种抽象、深层次的修养，不必与外在行为事物相关。我们称赞一个人德性高尚，是称赞他对道德、精神和灵魂的超凡理解，处在与众不同的境界。这种称赞，不要一一对应于现实行为。随着时代推移，人们赋予“德”越来越多的意义。但如果这些意义与原初的定义断裂了，就产生理解的困难。


无疑，在后人眼中，周文王是内德和外德兼备的旷世圣君。《诗经·维天之命》中称赞他道：“文王之德之纯！”这是对姬昌的无上褒扬。因为年代久远，留下来关于周文王修德政的资料并不多。《尚书·无逸》记载他事必亲躬，勤政爱民。自己穿着节俭的衣服，到农田巡查，划定田埂疆界，从早上忙到午后，无暇用餐；关爱小民，体恤鳏寡孤独；勤于政务民事，不敢游逸田猎。《墨子·兼爱》记录文王施政，如日月光照于西土，不因为大国凌辱小国，不因为人多欺负人少，不因为势力强大侵夺于人。老而无子，有所供养；长无兄弟，有所居处；少无父母，有所依靠。《史记》记载，西伯善养老，伯夷、叔齐在孤竹，皆往归之。周文王修此德政，所以《诗经》歌颂：“文王拥有美好的名望，巨大声誉传遍四方。”

成就伟大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周文王必须延揽更多英才，辅佐的扩大势力。在周氏宗族之中，就有不少俊杰。文王的兄弟虢叔、虢仲很有才干，文王任命为卿士。文王叔辈的后代“八虞”，是八个有才能的人，文王量才录用。子侄辈的姬发、姬旦、姬奭，也委于事务，增加经验，锻炼能力。除了本族人，周文王招徕太颠、闳夭、鬻子、散宜生等外族英豪，为我所用。殷廷中不满商纣荒淫暴虐，投奔周国而来的，也不乏其人。辛甲据说七十五谏商纣不用，投奔西周而来，周文王封为太史，赐之田土封邑。周文王英名远播，贤达之士投奔而来，如水之流下。所以《诗经·文王》歌颂：“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有了那么贤人辅佐后，姬昌可以悠闲得乐，垂拱而治。

然而姬昌知道，仅仅依靠目前的人才，是无法成就有周代商的重任。伟大的事业，需要卓绝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出神入化，名为圣人，百年不一出。祖父太王临死前，就经常念叨：我们周国兴旺富强，一定有圣人出世辅佐。我行将入土，等不到了。但你们要记得，这位圣人一定到来，记得善待他。姬昌甫一执政，就四方招贤纳才。几十年过去了，他招揽到很多英才，然而没有一个具有雄韬伟略，能帮他制定改朝换代的大战略。看着自己萧疏的白发，姬昌内心叹息：“难道这个圣人不来了吗？难道我只能像祖父一样，嘱托子孙等待圣人到来吗？”

5、太公西行


周朝开国太师吕尚，有很多名号。他姓姜，氏吕，名尚，又名牙。称呼为姜太公、姜子牙、吕尚，都可以。周文王叫“太公望”，因为他是祖父生前渴望得到的圣人。周武王叫他“师尚父”，是尊他为师傅。姜太公上溯数十代，祖上也是显赫的人。曾经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地，因地为氏。子孙相承到姜太公这代，已经沦为庶民，家道破落，无复先世辉煌。

姜太公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困顿的一生。他生不逢时，不遇伯乐，活到六七十岁，还为口食苦苦奔波。为了谋生，他务过农，当过小贩，卖过猪肉。曾经饥寒冻馁，曾经流离失所。历史上大器晚成的人，最迟也会在四五十岁时，实现生命的转向。而姜太公一直到须发斑白、子孙绕膝，还是柴门茅舍，清贫寂寥。普通人走到这一步，早等着闭眼撒手，痛快西去。但姜太公却是那特别的一个，纵然白发萧疏，纵然气力衰弱，仍然壮志在心，豪情满怀。

中国人向来有崇古崇老的思想倾向。时代愈古，社会越好。年纪愈大，智慧愈高。姜太公就是那种智慧随着年纪与日俱增的人。从今日看来，我们不知道姜太公师承从何处，受学过何人，好像他的智谋和学问，都是独创的。后世学习权谋和兵法的人，都师法其秘术，尊其为祖师。我们姑且相信，姜太公的智慧是在其聪明的心灵的基础上，通过岁月熬出来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如果你觉得是新事，那么只是你第一次看到她。然而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世间已经没有他不见闻过的事。很多事情，世人看来纷繁复杂。自姜太公看来，却清晰如一两根线条。这位伟大而又神秘的老人，看穿人们心里的想法，洞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理解社会运转的规则。他仿似开了天眼，视天下如股掌，运天下如反掌。

姜太公看明白，商朝的辉煌已成往事。数代帝王以来，都没有能力统领天下诸侯。如今商纣在位，遍施酷政，苦虐百姓，流毒四海。民怨沸腾已久，诸侯离心离德，商朝已处在覆亡的前夕。天命已改，自有新的有德者取而代之。姜太公把目光投向遥远的西方，那里据说有一个贤明的国主，善施德政，慈惠爱民，抚恤老弱，国内百姓安居乐业，国外人民也源源不断去投靠他。四海之内，威望盛德之高，无过于此僻居西陲的周国。取代商朝而拥有天下的，就是这个他们吧。但是，他们还缺少一个居中策划、运筹帷幄的人物。能辅佐周国一统天下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姜太公站在东海海滨眺望幽邈天际，看到一个属于他的时代正在走来。

白发萧疏的姜太公杖策西行，心潮却如三十岁的青年澎湃不息。路经朝歌，在昔日烹羊宰牛、街市贩肉的地方，他回想起当年的迷惘。他岂愿做一个市井贩肉的小人，只是身不由己，沦落至此。每一次挥刀舞刃，把猪牛的尸身剁成齐整的份数，心中未尝不想：令我宰割天下，必也如此。然而，回报他的不过是微薄的货贝，和怜弃的眼神。多少年了，屠刀上溅起的尸血污秽了他的衣裳，却蒙蔽不了晶晶闪烁的双眸。那深邃的眼眸里，幽藏着一个登高望远、倒转乾坤的梦想。

如果姜太公总结他的一生，那么七十岁之前，是属于运去英雄不自由的阶段。这一阶段，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平淡、平凡、平庸，品尝过太多太多的苦闷、苦涩、苦痛。这漫长的八十年，足够容纳他人出生和死亡的两次循环。他看尽了千山摧朽，百川枯涸，仍旧原地打转。无数个星光璀璨的夜晚，他默然眺望苍穹，盘数天道盈虚，等待四季流转。他知道，苍天还不想为他衰朽的身躯合上棺材盖，未来的使命呼唤他再次热血沸腾。他推开枯朽的柴门，从家门口侧身西望，远方一路青山添翠、莺歌燕舞。姜太公知道，天地要翻覆了，乾坤要颠倒了，江河要倒流了。他颤颤巍巍，一步一个拄拐向西行去。他的脚步不快，却自信追得上西下的夕阳。他的步伐不重，每一步却震得历史悠悠晃。

6、垂钓渭水


姬昌做了一个梦，祖父又在梦里嘱托他，要记得寻找圣人，帮助周国发展壮大。醒来之后，他满脸愁闷。这个圣人，自己寻找了很多年，都没有找到，他究竟在哪里？如果上天眷顾周国，就让他快点到来。如果上天不眷顾我，自己又去哪里寻找？

姬昌想到了占卜。他对占卜八卦兴趣浓厚，钻研颇久。在决策政治、军事、农业、祭祀等大事时，多有运用。但从来没想过，用占卜预测寻找圣人。也许，她会在这方面非常灵妙。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占卜一点化就开解了。

姬昌招来巫卜，备齐骨签龟甲诸物。两人恭敬而坐，虔诚向神灵祷告。而后点燃烟火，灼烧龟甲。慢慢地，坚硬的骨甲皲裂出条条纹路。这些纹路粗细不一，纵横交错，里面隐藏着神传达给人的信息。过了许久，巫卜开口说：“这是吉兆！三日后在渭河北狩猎，将获神物。”姬昌问：“什么神物？”巫卜说：“此神物非龙、非虎、非熊，非兽中之王，乃人中之圣。上天赠送给大王师傅，他是治国的天才，辅佐我周国昌盛。圣人的恩泽，惠及三世。”

姬昌喜不自胜，自己日日夜夜求之的圣人，马上就到来。为了感谢上神的指示，以及表达求贤若渴的诚意，他恭恭敬敬戒斋三日。第三天，姬昌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到渭河北岸狩猎。名为狩猎，实为寻人。他命令士兵四处寻找，遇到奇异的人物，马上请来想见。

这一天，姜太公正安坐在磻溪河畔，静静地等着鱼上钩。不同常日，他今日把鱼竿的钩捋直了，用直钩诱鱼。人生如果没有经历过，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是运去英雄不自用。没有时运助力，无论怎么努力，多少付出，最终都付之东流。而时运来济，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也会大获成功。姜太公觉得，今日用直钩下钓，将大有收获。

一位周兵走乏了脚，坐到姜太公旁边歇息。他等恢复了体力，再继续寻找。怎么想不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就是大王要寻找的奇人。临了要离开的时候，忍不住好奇心，问：“老头，你坐这半天，怎么没钓上一只鱼？”姜太公说：“因为我不放饵，普通的鱼是不上钩的。”周兵更奇怪了，说：“不放饵，你钓什么鱼？”姜太公说：“我钓的不是在水中游的鱼，而是天空飞的鱼。”周兵惊愕说：“这天下，哪有天空中飞的鱼？”姜太公转过身，慢悠悠地对他说：“少年人，你还太年轻，没见过空中飞的鱼。”他深邃而晶亮的双眸，让周兵打个寒战，同时仿佛开悟，再问道：“你钓这只鱼，等了多久？”姜太公哈哈一笑，说：“久咯久咯，记不清了，应该有七八十年了。”周兵拔腿就跑，向姬昌汇报去。

关于姜太公渭水遇文王的神奇故事，大致如此。不论这个故事经过多少渲染，姜太公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折。这位坎坷一生的宰夫，从此变成历史上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姬昌在渭水河岸与姜太公进行深切的交流探讨，他对姜太公的治国思想、政治谋略和兵家奇术，深为膺服。自己麾下虽然号称济济多士，可是谁又能及得上这位山野老人的十分之一呢？这位老先生，就是太公亶父当年一直企盼的圣人。姬昌恭请姜太公登车，同载回到宫城。第二天，姬昌召集众臣，筑坛祭祖，正式封拜姜太公为太师。自其而下，所有周氏臣民都要听从太师教诲。周民听说他是太公亶父盼望已久的治国圣人，亲切称呼他为“太公望”。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姜太公的政治和军事思想，保存在一部信疑参半的《六韬》中。《六韬》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其中《文韬》和《武韬》阐述治国之道，其余四韬阐述军事外交斗争谋略。在政治理念上，姜太公主张天下公有，君主应利民、爱民、惠民；在执政方法上，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自治，较为倾向后期的道家。在战争谋略上，论及战略、战术、选将、练兵、编制、武器、通讯等，范围及广，方法细密。严格来说，《六韬》区别其他作品，它是一部实用性极强的政治军事大典。圣贤之士执有此书，可以辅佐明君开疆扩土，治国平天下。虽然它被认为经过战国人士大幅度加工改造，但这样一部实用性强、又思想深邃的作品，不会横空出世。在这部奇书里面，一定沉淀许多先代遗留下来的智慧。

7、羑里深狱

姬昌得到姜太公，正要制定方策，大展手脚，建设国家。不料天降大难，险些送掉性命。
却说商纣好色荒淫，纵情声色。后宫美女数百，也填补不满他欲望的巨坑。还派出亲近，到民间四处收集美女。不知谁透露消息，说九侯的女儿天生丽质，容华绝世。商纣听了，心里痒痒的。九侯乃朝廷大员，贵为三公，不好明抢。商纣借助他人之口，数次讽喻于他。九侯明知商纣荒淫，让女儿入宫，无异把她推入火坑。但已经被他盯上，商纣之残暴，一丝不亚于荒淫，一族人皆系命于此，不得不忍痛屈从。

不料九侯之女品性高雅，志行高洁。对于商纣之荒淫，很是不齿。看到他聚众淫乐，男女裸戏，宛如禽兽般行为，急忙掩面而退。床第之上，也不尽配合，令商纣不能尽欢。开始商纣还尽力讨她欢喜，数次被拒之后，感到一个男人、一个君王的尊严尽失。一夜，商纣下令把她捆绑，逼其屈服。九侯之女非但不从，还痛斥其一番。商纣给骂到痛点，恼羞成怒，当即把她绞死。而后回想往来总总，越想越气，觉得让她死得她便宜。又想到已杀了女儿，无颜再和父亲同朝做君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连那老头也解决了。

当即架起高鼎，添柴加薪，将鼎底烧得通红。派出卫兵，连夜把九侯逮捕入宫，扔入滚滚沸汤中。听着从鼎中传出的凄厉哀嚎，商纣感到无限快意：既然你们父女喜欢反抗朕，就到地狱为伍吧。鄂侯听闻噩耗，不及穿戴整齐，匆忙赶入宫内。来之已晚，只看到鼎下柴火旺盛，鼎内噼啪溅起人油。在绝望和激愤之下，鄂侯痛声大骂商纣凶残暴虐，残害忠良。商纣本不想做理会，怎奈鄂侯并不罢休，继续数落他不敬鬼神，愧对祖宗，天怒人怒，如不痛改前非，王朝基业将会覆灭。鄂侯再次点燃商纣怒火，他下令把鄂侯处死，将尸体砍成数十块。为了警戒那些敢于反抗自己的臣子，商纣想到一个好主意。把鄂侯的尸块加调料腌制，晾晒干，悬挂在王苑之内，请众臣欣赏。

商朝众文武看罢，又怒又惧，缄口离去。姬昌正到朝歌纳贡，也不敢言声。回到朝房，感慨只剩孑然一身，内心哀伤。他和鄂侯、九侯同朝为臣，并列三公，虽有政见不合，但一向钦佩他们忠正耿直，忧国爱民。不料一夕之间，两人身首分离，共赴黄泉。同僚情深，姬昌抚摸故物，悲叹一声：“九公！鄂公……”

没承想，姬昌一声哀叹，给路过崇侯听到。崇侯向来对姬昌不满，又忌惮周国坐大。听到姬昌叹气，他决定以此大做文章。崇侯觐见商纣，向他告密：姬昌因九侯、鄂侯之死，心怀不满，三人原属同伙，恐有不轨举动；而且姬昌喜欢向百姓施惠，收揽民心，周国这些年一直在扩张，已经威胁商朝统治。商纣听了谮言，把姬昌收监下狱。然而在如何处置姬昌时，商纣遇到麻烦。姬昌不比九侯、鄂侯，后两者势力都在王畿之内，容易扑灭。周国远在西土，力量强大，根基牢固。姬昌有十个儿子，属下贤臣良将众多。如果决裂为敌，对商廷将是极大打击。因此，商纣不得不对姬昌的生死再加掂量。他决定暂且囚禁姬昌，观察周国反应。

姬昌被囚消息传到豳都，举国震惊。太子姬发召集姜太公、闳夭、散宜生、南宫括等，商议对策。以姜太公为首的参谋团，都以为首领落在敌人之手，不宜轻举妄动；兼之周国目前的力量薄弱，无法与商廷抗衡。为今之计，莫善于行贿商王，先保首领性命。商纣以为周人恐惧害怕，天下无人敢反抗，就愈加骄奢暴虐。我国韬光养晦，修政养民，治械练兵，结好同盟。待势成之日，徐图后举。

太子姬发采纳姜太公的意见，聚集国内珍宝财货，由闳夭带到朝歌，进献商纣。商纣看到琳琅满目的珠宝，圣心大悦。他本不想杀姬昌，当即要立刻赦免。崇侯在旁谏止：周国力量强大，放了姬昌，等于放虎归山。姬昌一去，将不复返。何不把他软禁起来，羁糜周国。周人投鼠忌器，必为我所用。商纣宠信崇侯，于是把姬昌转移到羑里监狱，进行长期监管。

姬昌没想到，自己一声长叹，换来牢狱之灾。从此他在方丈铁窗之内，度过漫长的七年。可谁也想不到，终日枯坐在牢内的姬昌，对外界的政治和军事没有影响，却影响了往后数千年的文化走向……

8、生生之易

人类认识事物的思维，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简易到困难。以文字的发明为例，最初的时候，没有抽象逻辑符号。文字的产生，是基于一种非常幼稚的思维。人们看到太阳，是一个圆的形状，所以用圆形表示太阳的意义。看到月亮是半圆的形状，就用半圆表示月的意义。最初象形的日和月，经过长期的演化转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如果不进行溯源，我们或许对今日的日和月感到莫名奇妙，不知其所以然。溯源回去，就会发现，古人的思维很简单、简易，就像刚认识事物的婴孩。

其他文明形式的产生，与文字大同小异。如最早的哲学思维，也是来自具象事物。中国古人思考探索世界规律与本质，就是从抬头可见的日和月出发的。他们发现，日和月都是周流运转，变动不居的。由此推而广之，春夏秋冬是流转了，生死存亡是流转的，草木枯荣也是流转的。世界上所有事物没有静止的，而是永远在流转变易。于是，人们把日字和月字结合起来，产生了“易”字。日月为易，这就是中国人最早的哲学思维。

易与易的哲学思维，是古代先民对自然与社会思考的结果。但是，这些成果最早并不是用今天的抽象文字，以及复杂的方法表现出来的。易和易的内容，在先周时代以巫卜的形式相传承。因为蒙昧，对自己不了解，对未来不了解，对过去不了解，人们只能求助于鬼神。与鬼神沟通的方法，最早是阴阳数字符号。由阴阳数字符号，衍生八卦。八卦再与具象事物对比结合，即是与“天”、“地”、“雷”、“风”、“山”、“水”、“火”、“泽”对比结合，形成一套有体系的世界观。人们通过这套观念地图认识世界，预测未来。

这种先进的文化手段，在古代被贵族所垄断。王室贵族们拥有巫师、太卜、贞人等专业人士，专门为他们向鬼神祈祷，占卜凶吉。有的部落首领或王室贵族也参与占卜的整个过程，判断卦爻的吉凶。因为在古代中国，所有政权都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他们的统治者不但是政治领袖，也是具有超凡能力，可以与鬼神沟通。周文王姬昌，就是这样一个集政治领袖和巫卜知识能力于一体的强人。

被囚禁在羑里的七年时光里，姬昌大部分时间无事可做。无聊之余，便思索起八卦占卜之术，自己演习操练。因为深牢没有骨甲，他便以蓍草代替。蓍草占卜的速度，可比骨甲块多了。又由于文明的发展，社会和个人事务越来越复杂，原始的八卦解释不够完满。于是姬昌推演开去，由八卦生成六十四卦，由先天八卦易为后天八卦。他的这一创造，更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宇宙和社会的各种复杂现象，由此在传说中《易经》的形成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或者我们可以说，姬昌对中国文化的演进和走向产生重要作用。

《易经》第一卦和第二卦分别为“乾”、“坤”。此两卦统御《易经》六十四卦，地位至关重要。然而我们查阅金文和甲骨文，这两个富有抽象哲学意味的字，却毫无踪影。古人曾言，“乾”、“坤”自有字始，便为卦词。那么可以推断，在周文王时代，人们的哲学思维还处于较原始阶段。“乾”、“坤”的字词概念，可能迟至西周中晚期才出现。姬昌在羑里改造的卦名，与具象事物关系还十分紧密。相应的，其卦象、卦辞，也十分简陋。

我们也认同那个时代，姬昌赋予“易”某些基础哲学涵义。如由自然界的“易”和规律界的“不易”，演变出人道的“生生之谓易”。万物生生不息、繁衍成长，是宇宙的应然规律。中国人重视现世生活、努力繁殖子孙，便是来自于这种根植灵魂内的“易”的观念。这种“易”的观念，替代了宗教，替代了鬼神，替代了前生来世，解释了人之生命的终极意义。“天地之大德曰生”，有生足矣。千万年来，中国人只是默默地活着，默默地繁衍，很少问个为什么。

9、非常圣人


“圣人”一词，喻指臻于完美的人、无限接近神的人。在中华文化范畴内，是对人的最高评价。圣人非常人，当然罕见。然而古怪的是，中国历史上有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之前圣人很多，之后圣人就消失了。这个分水岭就是孔子，孔子之前圣人很多，人们耳熟能详。如神农、伏羲、黄帝、尧帝、舜帝、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自孔子以后，圣人绝迹。即使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再大贡献，也不敢自居圣人。几千年来，只有孟子一人和圣人沾上一点边，号为“亚圣”。

“圣人”的绝迹，让人们对之更加向往，愈加景仰。从今日的观点看来，都是国人厚古薄今思想在作祟。古人认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是走下坡路的，上古是人类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圣明君主的统领下，世间一道太平景象，人们安居乐业，和睦友爱。随着时代发展，政治腐败，道德滑坡，人们开始争权夺利，剥削和压迫遍地都是。他们把上古当做理想世界，千方百计想再现过去的辉煌。“圣人”和上古黄金世界是并生品，黄金世界消失了，圣人当然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神通广大的圣人的领导，才会出现黄金世界。

批驳厚古薄今的观点很容易，重新认识“圣人”的概念很难。如周文王，他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是因为功德业绩太过伟大。在立德方面，他树立一个很高标准，无法用数量衡量。在立功方面，他创立一个朝代，统治八百年。在立言方面，他扩充改写《易经》，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不否认其中有饰美的成分，但即使打个对折，周文王之伟大也让人可望不可即。至于孔子，更无须讨论。孔子的伟大，不止在中国之内，放到全世界的大格局上，也是星光闪耀。从这两个伟人身上，去重新认识“圣人”，除了赞叹，我们将一无所获。

如果细心重读经典，我们会有欣喜收获。在《易·系辞传》里，多次提到圣人。“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古之葬者厚衣以薪……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在这里，古人把房屋创造者、棺材创造者、文字创造者，称为圣人。姑且不论房屋创造、棺材创造、文字创造是否累积创造的成果，即使是一个人创造的结果，其距离臻于完美、无限接近神的人的后世概念，差了很远。我们无心非议前人，但若以此作为圣人的标准，当代圣人能排成几个加强旅。

无独有偶，《史记》里面，商纣认为王子比干是圣人，古公亶父认为姜太公是圣人。《左传》里面，评价同代人是圣人的，就有好几个。然而非通读这部晦涩难读的经典，普通人叫不出他们名字。因此而知，在春秋之前，圣人的标准是很低的，圣人的数量是很多的。春秋之后数千年，只出了一个“亚圣”孟子，那是“圣人”被高度神化后的荒诞结果。

重新认识古史，不但要扬弃上古黄金时代的设想，还要扬弃诸如圣人等被神化的概念。上古记事不易，人们喜欢把一些累积性发明创造，归功于一人之身，以做榜样，便歌功颂德。黄帝尧舜时代如此，周文王周公时代也是如此。文王作易，必有其事，然而其中有多少夸张的成份，很难探究。作为一个政治家，其美德是否淳正无瑕，也是不解之谜。后世留下关于姬昌的文字记载不多，也不算少，但否定非议的几乎没有，清一色歌功颂德。关于那个时代经济、政治的记录，又非常少。我们不能基于自我的想象，去进行质疑。因此，本着尊重事实的精神，我们只能全盘接受前人的评价。但是，被神化了的“圣人”的帽子，必须摘掉。上古时代的伟大人物，都是做出了某项发明创造，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而被人们铭记。把他人的或累积性的创造发明归集于一个偶像身上，再神化成“圣人”，这样的做法应被摒弃。中国历史自进入周代以后，文化昌盛，社会生活与发展有了详细记载。过去的做法，很难再行得通。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圣人越来越少的原因。周文王姬昌，是我们最后一个愿意优待，不再去质疑他是否各项品德才能趋于完美的人。

给自己一顶

10、运筹帷幄

姬昌被囚禁期间，太子姬发恭敬侍奉商王，朝贡贿赂不敢有缺。周国臣子所为，大合商王心意，放松对姬昌的管制。姬发更令下属四处搜集美女宝物，孝敬商王，以求得父亲释放。姜太公、闳夭、散宜生等找到有莘氏美女，天姿国色，妩媚妖娆；找到骊戎宝马，红色颈毛，白色皮肤，眼珠如黄金般锃亮，奔跑如飞；找到有熊氏设计的九驾马车，饰于珍玉珠宝，华光闪耀。姬发把这三件旷世宝贝，一齐献给商纣。商纣乐得合不上嘴，说：“这三件难得的宝贝，孝敬一件就可以释放姬公，何况三件？”

商纣不但释放了姬昌，还对他大加褒奖，尊称为西伯，赐予弓矢斧钺。商纣自命非凡，觉得周国不敢反抗，便是对他忠诚。如此忠诚的臣子，怎能不委于重任？于是商纣授予姬昌更大的权力，谁敢不服从商廷的，姬昌可以代表朝廷进行征伐。想到把姬昌投入监牢那么多年，商纣内心有些歉疚。他把姬昌拉倒身旁，悄悄说：“爱卿，其实我一向信任你。之前是崇侯在我面前说了些你的坏话，我轻信了他。”商纣被周人财货迷惑，转身就把崇侯卖了。

姬昌回到周国，众臣商议发兵攻打崇侯，报七年牢狱之仇。姬昌询问姜太公意见，姜太公不赞成轻易采取军事行动，并为之分析原因。崇国身属中原腹地，城池坚固，兵力强大，不容易击败；商廷尚有不少贤臣在朝，在其周边采取军事行动，容易激起反感，如果商臣抱团反对周国，将对我们很不利；周国目前国力未强，西方还受犬戎牵制，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方可用兵东方，争雄天下。

姬昌拜姜太公为师，对他言听计从。姜太公于是为姬昌谋划大策，壮大周国，削弱商国。第一步，收揽民心，赢得声誉。商纣为政暴虐，多设酷刑，天下臣民厌弃已久。我们再给商周些许贿赂，请求除去部分酷刑。商纣为人贪财好利，自大短见，必然答应。如此百姓感恩，大王渐有德声于天下。第二步，利用泾渭平原谷底，大力推广开发农业，增修德政，施惠于民，招来四方贤人和民众，不断增强国力。第三步，继续贿赂商纣和其逆臣费仲等，蒙蔽他们视听，离间他们与一众贤臣的关系。等商纣把朝廷的栋梁之才都杀死或赶跑了，势单力孤，对付起来就易如反掌。第四步，拉拢诸侯，软硬兼施。服从我的施于恩惠，不服从的分化打击。第五步，西方的犬戎和密须国，多年以来一直侵扰周国，不但牵制分散周军力量，也造成相当损失。我们应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密须，远逐犬戎于沙漠，一劳永逸解决西方边境之忧。第七步，进军中原，诛灭异己，与商廷分庭抗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姬昌于是向商纣贡献洛西之地，请求除去炮烙之刑。商纣看到姬昌画出的大大地图，满嘴流涎，觉得这个老头子真是个大大的忠臣，以前错怪他了。炮烙之刑自己也玩够看腻了，免去无妨。这相当于不费一钱一力，白白收获洛西之地，商纣睡觉差点笑醒。只有王子比干和箕子等贤臣相顾叹息：“贵为天下君王，却以民心交换些许财货土地，不亡何待？”

姬昌广施德政，抚恤鳏寡，赈济老幼，教民礼法，淳化风俗。四方人民听闻周国大治，皆携老扶幼往投奔。周人赐之田土，助之修筑房舍，使之得以耕种自食。周国的实力在增强，姬昌的威望也在增高。有一回，虞国和芮国因为土地纠纷，久讼不决。两国国君认为姬昌德高望重，一同去请求分置裁决。进入周之国境，发现耕田农夫知道礼让远客，年轻人知道礼让长辈。崇让风气，风靡一境。两国君相顾羞惭，皆说：“我们孜矻相争的，周人觉得是耻辱。不要去丢人了，还是回去吧。”而后两国君皆相让争讼之地，以之为公田。

已修内政，姬昌便令姜太公训练军士，准备讨伐犬戎和密须，杜绝边患。

11、西伯戡黎


犬戎，亦名猃狁，两词字音相近，“猃”字《尔雅》解释为长嘴的犬，《说文解字》解释是一种黄面黑犬。由此可见，两词音意方面，都很相近，实际上也指的是同一部落种族。因为时间跨度太长，记载差异，因此有了不同写法名称。猃狁活动在周国西北方向，大约相当于现在甘肃、宁夏、内蒙古南部地带。早在古公亶父时代，猃狁就开始侵扰四周。周人深受其苦，被迫迁移豳地。这大概是个游牧部落，不以占领为目的，打一阵跑一阵。周人应付起来，非常麻烦。随着周国逐渐壮大，猃狁已不敢深入到周人腹地，但边境的骚扰从未停止。姬昌有了姜太公辅佐，雄心勃勃，为了扫除东进的后顾之忧，数次对猃狁用兵。今日的周国，兵马强壮，战术有方，已非乌合之众之敌。猃狁在数次战役中受重创，不敢再撄其锋，退回到漠北地带。周国边境，暂得安宁。当然，猃狁没有消失在历史中，近百年后周穆王时代，他们再次发动对周的战争。

密须国是周人的边境小国，地处今日的陕西甘肃交界处。关于密须国和周的战争，《诗经·大雅·皇矣》中有确切的记载。密须国大概与猃狁有所勾结，有了猃狁撑腰，密须藐视周国，侵伐占领了阮和共。阮、共两地是周的领土或附属地，土地肥沃，资源丰厚。面对密须的无理侵凌，姬昌勃然大怒，采取了强烈的军事报复。周军击败了密须，可能还解除了他们的军事武装。但姬昌没有灭掉密须国，仍然保留了他们政权的存在。在后面的历史记载中，我们还看到密须国的出现。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国的军事行动不以领土扩张和掠夺资源为主要目的。在商周时代，国家机构没有统治广大疆域的行政能力。强大的国家主要依靠弱小国家的膺服和归顺，来彰显权威，体现意志。具体的行政管理，得依靠小国自身来实现。另一方面，周国放生小国，也体现了仁慈的一面，所以姬昌的文德一再被歌颂。

消灭了西方两股不安的力量，姬昌终于能把精力转向东方。他一步步扩大势力范围，蚕吞商朝的力量。《韩非子·难二》记载：“文王侵盂、克莒、举丰。”周国不断向东发展，实力和名声不断高涨，引起了商廷的警觉和恐慌。黎国地处今山西长治，与殷商王畿相邻，只隔了一座太行山。周国征服黎国，商大夫祖伊犹如被一把利剑插入心脏，他预感商朝行将灭亡，慌忙奔往朝廷，再一次对商纣进行忠告，《尚书·西伯戡黎》记载了他们的言论。

祖伊说：从前殷商先王积德行善，上天受命我们统治天下。而现在巫师数次占卜国运，都不吉利。周人不断侵伐诸侯，施号发令，好像天下已经是他们的。我们已经被上天抛弃，连先王也不再保佑。造成这样后果，祖伊认为商纣难辞其咎，他对商纣提出批评：贵为天子不勤俭自律，却荒淫贪乐，不遵守常法，不畏惧天意，才被上天所抛弃。现在广大人民都被牵连，饥肠辘辘，连饭都吃不饱。他们满腹怨言，都在祈祷上天降下灾祸，让殷朝早点灭亡。祖伊希望商纣最后警醒：天命不再眷顾，我们现在应该认识改正了。

商纣自大成狂，又沉迷于淫乐之中。对于祖伊的汇报和忠告，根本不屑一顾。他说出一句足堪万古留名的话：“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的观点认为天命常改，施暴做虐，不会被上天护佑。商纣不这样认为，他既然贵为天子，生生世世就应当被上天所宠爱和庇护。即使被臣民所诅咒，即使周人的力量再强大，也改变不了什么。面对他的愚昧和固执，祖伊痛心疾首叹息：“那个人已经恶贯满盈，还指望上天来帮助他，真是无知啊！殷朝马上灭亡了，都是他的罪过啊！为殷朝掘墓的，正是周国人！”

殷廷并非没有忠臣，但他们永远叫不醒那个沉醉于淫乐的人。一个王朝如夕阳西落，一个王朝如朝阳初升，其相互交替的宿命，明朗若揭。明哲保身的人，开始离开这座将即倾塌的大厦。而那些投机还想捞一把的人，继续留在商纣左右奉承谄媚。

12、受命于天


一个政权想要长久稳固地存在，必须有来自两个方面力量的支持。一个方面是武力力量，用于镇压消灭反抗者，维护安定秩序。另一个方面是统治学说，他会给予大众被统治的解释，让他们从内心上愿意归顺，从精神上放弃抵抗。商周时代，人们还没有能力在文化、经济、社会层面进行复杂合理的分析，推导出较为理性的统治理论。对于未知的事物，喜欢归之于神秘的力量。商汤灭夏，假设有“天”的存在。《尚书·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天”指统治天地的非人格化神灵，或一股无所不能的正义力量；“命”指神灵传达到人间的旨意，只有被指定的人才能获得。有了天命，商汤推翻夏朝，代之统治天下，就有了合法性。

有周代商，同样要解释其行为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不同与商汤毕其功于一人，周朝取代商朝，经历文王、武王两代的经营。没有姬昌时代打下的雄厚基础，姬发不可能一蹴而就。《逸周书·祭公解》说：“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历史上解释周人改朝换代的合法性，是从姬昌开始的。为了推翻殷朝，姬昌做了不少工作，如建立强大的军队，主持正义，讨伐暴虐；修明政治，抚恤老幼，让黎民安居乐业。这些政策，与商纣形成鲜明对比。民心所向，自然倒向周国一边。然而，仅凭这些，远不足说服人们接受武力推翻殷商的行为。五百多年来，人们习惯了殷商王朝的统治，习惯了成汤的后代子孙为帝为王，习惯了殷商的文化制度。如果仅仅以武力征服对手，只会落下“以暴易暴”的口实，不能说服天下人接受新的统治者。

在殷商灭亡前，姬昌和他的谋臣就开始改朝换代的理论构建，并付诸了行动。《尚书·大诰》说，周文王通过占卜，得到上天受命。众所周知，姬昌通晓易与占卜，《易》由八卦衍变成六十四卦，由其造就。当时人们通过占卜方法，与神灵沟通，预测未知之事。对于占卜的结果，人们鲜有敢于妄议。姬昌及其谋臣，为崭新的统治构建合法性解释，就是从此入手。我们可以设想，周人必定举行一场隆重的祭祀典礼，为天地山川贡献上丰盛的祭品，众多宗庙卜师规行矩步，毕恭毕敬行完拜祭之礼。然后太卜开始一项占卜，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神圣性，此次占卜采用龟甲、蓍草不同的方法，并经过数次验证。最后，由一群德高望重的巫师团队揭示了上天的预兆：殷商失德当亡，周邦受命崛起。四方来朝的诸侯和周邦臣民见是如此，无不心悦诚服。于是，姬昌在四方诸侯和谋臣推戴下，正名为王，改法度，制正朔。由于没有史料辅证，我们不能完整还原这样一个庄严的场景。其中的缺漏之处，读者可以脑补后代改朝换代时众臣劝进、以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样的预言出世时的场景。人间趣事不鲜见，历史的循环，再二又再三。

姬昌受命为王的年数，是周王朝纪年的起始点。这一年是确切存在的，然而究竟是哪一年，或者在哪个时间点，并不容易确定。因为不论设定在哪一年，都免不了在事实解释上存在矛盾。我们姑且认为，姬昌受命之年，是其参谋集团配备完整，周国力量非常壮大，征服诸侯有一定数量之时。孔子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大约在这个评论的中间阶段吧。姬昌受命为王，不止为与商廷分庭抗礼，而是推翻取代他。没有在有生之年完成使命，只是时机不到。

在这里，需要称赞周人思想观念的进步。姬昌接受天命，但并没有把天命神化。中国人向来缺少神灵观念，即使是崇拜鬼神的殷商，其所言“天”，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其人格化的佐证。周人不但没有神化“天”，而且进一步摒弃其神秘面纱。周人承认“天”有至高无上的力量，但左右人间局势的是人本身。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德”的作用，《尚书·蔡仲之命》中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皇天高高在上，没有人格意志，但能甄别善恶是非。只有积德行善的人，才能得到天的助力；作恶多端的人，会被天所抛弃。所以，达成怎样的后果，本质上在于人的自身作为。周人也继承了殷商“天子”的称号，但没有觉得他们和天神有血缘关系，如商纣般，天命总是庇佑他。中国历史上的“天子”，准确的说是一种天道观念，而不是生理和血缘的观念。贵为“天子”，拥有无上的权位时，也秉承天道的责任和义务。强调人之作为和德性的重要性，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健康的一部分。这种浓厚的人文思想，发展和固定于有周一代。

13、战略东进

征服盂和黎后，殷商的北面被周国控制。但由此路东进，再南下克商，道路还是很曲折。当时在殷商的西部——今日河南嵩县附件，尚有一个强国。这个强国便是崇国，当日陷害姬昌差点致死的崇侯虎，就是崇国国主。从战略上讲，消灭崇国，挺进中原，可直接让朝歌暴露周的军锋之下；同时可以南下联络东南方的诸侯，扩张势力范围。从个人感情上说，崇侯虎跟姬昌有深仇大恨，又是殷商的死忠，两国一战不可避免。

《诗经·大雅·皇矣》对这场战争，也有记录。相比征服其他国家，这场战争显得更为激烈和困难。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周人在后勤上保证源源不断的给养，军事上联络兄弟国一起出兵，外交上在同盟国、中立国处做了充分的舆论宣传。周人军力强大，武器精良，把崇国包围起来。崇国都城城墙高大，在崇侯虎带领下，负隅顽抗。周人使用战车循环往复冲击敌人阵地，士兵用钩梯攀援而上。《诗经》上的诗歌是后代周人歌颂先王功德的颂歌，真实场景真如诗歌描述一般，以血肉之躯强行攻城，再加上敌人的顽强抵抗，那么周军必然承受很惨重的损失。周人抓获了很多俘虏，割下他们的耳朵来记录战功，同样也有很多己方战士命丧战场。

这场战争的意义非同凡响，获胜以后原来对周国不恭不敬的诸侯，闻风丧胆，没有人再敢违抗命令。为了庆祝战争的胜利，向保佑自己的祖宗神灵们告谢，同时也纪念那些牺牲掉性命的英勇战士，周人举行隆重的军祭活动。在典礼上，崇侯虎和反抗的崇国贵族，被一一处死，以儆效尤，威慑诸侯。南蛮和东夷，争相朝见姬昌，表达忠诚。周国的势力大幅扩大，完成了对商都的战略包围。此时的周文王，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只差对与商纣的一场决战，便能一统中国。

姬昌并不着急向商纣开战，经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他需要一段时间修养生息。同时，也要考察四方诸侯的忠诚度，如果战争再次爆发，是否可以动员他们的力量为我所用？利用这段时间间隙，姬昌完成了迁都，把周国的都城从周原迁到丰。周人在公亶父时便迁移到周原，在此经营百年。中国的中心处在河南一带平原，周原地僻居西陲。随着周国的强盛，领土疆域不断扩大。周国在中原一代进行政治军事行动，调动资源越来越不方便。诸侯到西方朝见，路途遥远。姬昌早就开始谋划，将首都东迁。丰镐地处渭河中游，水土资源丰富，有利于农业栽植；又表里山河，是很好的军事据点。很早以前，周人就开始丰京、镐京的营建。这是一个大国的首都，比公亶父时代营建周原，规模更大。丰京拥有更大宫殿、更庄严宗庙、更多居民房舍，还筑有护城墙，引入河水，城内沟渠交叉纵横。可以说，这是当时一座功能齐全、规模巨大的先进城市。

姬昌迁都于丰，坐西向东，虎视眈眈，还差一举便可以将强商收于囊下。然而就在此关键时刻，年迈的周文王撒手西去。历史记载，周文王姬昌享年九十七岁，在位五十年，受命十年。这些数据，很难取信于人。因为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不但有精力治理国家，而且还能领兵四处征伐，超出普通人的想象。但是，周文王在位时间很长，周国强盛壮大，其居功甚伟。所以，我们在《诗经》、《尚书》等文献记载中，看到对他的歌颂和形象刻画，超越之前诸公和以后诸王。周文王没有完成颠覆殷商、一统天下的任务，但留下煌煌遗产。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继承使命，创立了一个伟大的王朝，开创了一个伟大时代。

14、导师姬昌


古代圣君大多是全能性的，因此有很多头衔。比如周文王，除了是君王、哲学家，还是政治导师。在治国理政方面，除了有操作性的方法与对策外，还有指导性的思想理论。后世帝王，即使伟大如嬴政、刘邦，也只是技术性的职业皇帝，在制度建设上尤为重要，但在方法论上却毫无建树。至于世袭的普通帝王，雄心壮志的士人千方百计地想控制他们。在士人眼中，皇帝不需要有太多的主见，乖乖听话最好。只要皇帝能任贤纳谏，他们就能“致君尧舜”。自孔子以后，知识分子垄断了知识和方法的解释权，皇帝虽然能杀生予夺，但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无异木偶。

在周文王统治下，这样的现象是不存在的。他虽然任用贤能，重视姜太公、散宜生等才干之士，但所取的主要是他们的策略和技巧。周文王在历史上以美德无瑕著称，主要的治国思想和方法，都由他输出。他克勤克俭，积五十年操劳，打下这份雄厚的基业，无时不刻不担忧后代子孙不能保有，让所有努力成一场空。在病入膏肓后，他招来太子姬发，教诲他：“我年老了，邦国的基业，未来由你继承。我要告诉你，我治理国家所保持和坚守的原则，你要谨慎地运用，并且把她传给后代子孙。”

姬发侧立，躬身，倾听。
周文王说：“厚德广惠，忠信慈爱，是施政的基本准则。作为人君，不要做骄纵奢侈的事，不要做过分浪费的事，不要贪恋华美，要勤俭务实，爱惜民财和民力。”
周文王教导儿子，要善于体察万物的本性，利用它们要把握时机。山林树木，不到季节，不要砍伐，以成就草木的生长；河流湖泊，不到季节，不要张网捕抓，以成就鱼鳖的成长；不吃鸟卵，不吃幼兽，以成就鸟兽的成长；打猎要有季节，不杀怀胎的羊，小牛不强迫它拉车，小马不强迫它奔跑。万物利用得当，百姓就能赖以生存，国家就能赖以振兴。
周文王喻示儿子，灾害患难难于预测，要早有预备。平民百姓没有两年的聚粮，遇上饥荒，妻子儿女就不是他们的了；公卿大夫没有两年的聚粮，遇上饥荒，奴隶侍妾就不是他们的了。国家有十年之积储，可以称王；有五年的积储，可以称霸；没有一年的积储，将会覆亡。懂得利用拥有的事物，就能利用他人的事物；不懂利用拥有的事物，就会被他人利用。武力强盛，可以战胜敌人。智慧卓绝，可以战胜一切。在安宁之时，要想到危难；在开始之时，要虑及结束。作为国家君王，一定要谨慎思考啊。

周文王敬告儿子，一定要慎用刑罚，重视德教。推行德教必须身体力行，以宽恕之道待人，才能彰明道德。道德合乎法律而使下属顺从，下属就会成为上司的代理。大家争着谦让，谦让的美德就会流行。要像爱护小孩一样，爱护人民。选择有德行才干的官员从事治理，即使是顽劣的民众也会被感化。使用刑罚，要经过审慎思虑。一个人偶然犯了大罪，如果认识错误，并且悔过改正，就不应该把他杀掉。如果一再犯小罪，不知悔改，那是有意为之，就要把他杀掉。我们是代表上天的意志执行刑罚的，而不能根据个人喜好为之。

周文王以德治为主、刑治为辅的政治思想，成为周王朝基本政策。这种思想后来被儒家采用，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秦朝曾经矫正以法治，但不久国家覆亡。事实证明，德治在中国根深蒂固，适合中国的政治土壤。但德治的弹性很大，对统治阶级的道德修养要求很高。达不到要求，反而招致腐败。由德治伴生的人治痼疾，是历代王朝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时至今日，法治思想又成为现代社会主流。

关于周文王与儿子姬发的对话，主要记载于《逸周书》。这部书籍因为思想观念有悖于儒家正统，一向不被重视。然而今人治史，多有采纳。从历史角度言，如果《尚书》算信史的话，《逸周书》没有理由不获同等待遇。我们不能以派系的偏见，左右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常常，从那些不经修饰与美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