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不少史学家认定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取得辉煌胜利，正当岳飞壮怀激烈，欲继续推进“北伐“，直捣金国首都黄龙府之时，秦桧亟请宋高宗一日之内下十二道金牌，逼其班师南返，留下“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①之喟叹 。因此世人皆骂秦桧宋破坏岳飞北伐，断送了“还我河山” ②的绝好良机。
绍兴十年岳家军与金军前期作战，士气高涨，所向披靡，很快收复了蔡州等失地，确实战果辉煌，令人骄傲，值得大书特书。
当时，高宗皇帝为之振奋，及时派员慰问犒劳，鼓励岳部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但是，岳家军前期不太艰难的胜利，使宋高宗兴奋之余，又产生深深的忧虑，生怕完颜宗弼使用诱师之计，分散岳部兵力后各个击破，故于六月二十七日诏示岳飞：
近据诸处探报及降虏面奏，皆云兀术与龙虎议定，欲诱致王师，相近汴都，并力一战。卿切须占稳自固，同为进止。虏或时遣轻骑来相诱引，但挫其锋，勿贪小利，堕其诡计。俟有可乘之隙，约定期日，合力并举，以保万全。③
不知是岳飞缘于艺高胆大，还是真的看透金军不堪一击，抑或根本不将皇上诏示当回事，仍然不断拉长战线，分散兵力。
果然不出宋高宗所料，金军前期只是战略性退却，不久就组织反攻，将攻打的目标锁定在敢于对垒野战的岳家军。
金军深知岳家军实力雄厚，加上此前未曾与其主力对决，不得不慎重对待，先用诱师计分散岳部兵力，然后相机行动。
正当岳飞过于乐观，笑谈“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④之时，七月八日，“番贼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⑤锋芒所向正是岳飞所在的岳家军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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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卷五。
②出自岳飞庙中“岳飞草字”。有人质疑并非岳飞之草字。
③《金佗稡编》卷二《高宗宸翰》卷中。
④《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⑤《金佗稡编》卷十六《家集》卷七。
——郾城。
金军似乎不把岳家军放在眼里，屯于岳家军驻扎的郾城、颖昌两城之间的临颖，意在切断郾城与颖昌的联系，图谋各个击破。
岳珂先生和不少史学家都将此后的郾城之战，说成岳飞一生中歼敌最多，对金军威慑力最强，最为辉煌的一战，但该捷奏只是概报杀敌“横尸满野”，参战将领升职平平，以及紧接着意在打通郾城与颖昌通道的杨再兴等六位将领与三百精兵，全部战死于小商桥，说明金军在郾城之战损失不大，只不过避开张宪援军将至的腹背受敌，另找目标进攻颖昌。
颖昌之战尽管只杀敌“五百” ①，但毕竟捷奏能够说明主战将领和杀敌数目，应该充分肯定。但由于岳飞过早分散兵力，集结困难，导致此后的战事形势发生逆转，岳部很快处于被动。邓广铭大师所撰的《岳飞传》就岳部当时的形势描述如下：
在郾城、临颍和颍昌府的诸次战役之后，岳家军已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也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实在已经精疲力竭，难以再独立支撑这一危局……处于如不班师便要丧师的狼狈境地。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岳飞才十分无奈地向宋高宗提出“措置班师”。宋高宗未知岳部形势严峻，觉得“机会诚为可惜”，当然反对，以其平日忠义气概予以反诘，明确诏示“卿且少驻近便得地利处，报杨沂中刘锜共同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如且休止，以观敌衅，亦须声援相及”②。
岳部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从史书关于“岳飞军屯颍昌，别军屯郾城，后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等击贼，不利，再兴战殁，飞以急告刘锜”③；岳家军“军皆溃” ④；岳家军“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飞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 ⑤”等记载，可见一斑。
显而易见，岳家军后期在金军的猛烈反击下，折将损兵，损失惨重，陷入困境，如不班师，便有丧师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岳飞不得不放弃收复的城池，于七月二十日从郾城匆匆撤军，以致高宗皇帝毫不知情，此后仍然不断令其与诸将共同御敌，力歼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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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佗稡编》卷十六《家集》卷七。
②《金佗稡编》卷三《高宗宸翰》卷下。
③《宋朝南渡十将传》卷八《刘锜传》。
④《宋史》卷二九《高宗纪》六。
⑤《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虽然岳部撤军之后，宋高宗还在调兵遣将，力图歼敌。韩世忠、刘锜、杨沂中等将领也率师在前线御敌。连早于岳飞撤军的张俊也回师前线，与诸将协同抗金，但由于作为抗金主力的岳家军因战事失利而无奈撤军，抗击金军，光复中原似乎没有可能，各路宋军只得带着遗憾班师南归。
绍兴十年的宋金之战，就这样在南宋君臣充满信心、充满胜利的期盼之中悄然结束，令人遗憾，发人深思。
倘若岳飞能够按照宋高宗“勿贪小利，堕其诡计。俟有可乘之隙，约定期日，合力并举，以保万全”之昭示，不轻敌冒进，不过长地拉长战线，不过早地分散兵力，注意与诸将相约并进，形成合力，就不至于遭遇金军反攻时由于无法集结兵力而陷入困境，更不至于无奈撤军，使前期的辉煌战果毁于一旦。
如果说，岳飞“北伐”归于失败，其“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诚为可惜，那么，究其原因，除了金军狡猾，关键在于岳飞不太看重宋高宗“勿贪小利，堕其诡计”之昭示，过于轻敌，兵力过于分散，以致金军反攻时无法集结兵力而陷于被动，不得不选择撤军。可见“秦桧破坏岳飞北伐”之说，无非是用以掩盖岳飞的自行撤军，是在难以成立。
笔者认为，绍兴十年岳家军与金军作战，缘于“金人过河，侵犯东京，复来占据已割旧疆”①，由宋廷统一指挥下的抗金自卫战，而不是岳飞“北伐”。因为“北伐”是王朝层面有计划、有组织的主动对敌国讨伐，属于国家行为，涉及对外方略、朝廷决策、军力配置、选定帅将、救援保障等诸多事宜，必须充分论证、充分准备，经皇帝批准方能付诸实施，绝非某一家军所能胜任，更不是某家军首领想“北伐”就挥师前往。
准确地说，南宋“北伐”只有两次，一是隆兴元年的“隆兴北伐”；二是开禧二年的“开禧北伐”，分别由孝宗皇帝和宁宗皇帝批准推进。由于准备不足尤其是力量有限，都以失败告终。至于“绍兴北伐”，史书无任何记载。
可以这样说，不是朝廷决策部署，未经皇帝批准而挥师“北伐”，纯粹是胆大妄为，欺君乱军，罪不容赦。
如果在朝廷没有部署北伐金国的情况下，岳飞真的自作决定，挥师北伐，无疑犯有重罪，不用秦桧“破坏北伐”，注定是自陷死局，无法挽救。
可见粉飞者为了美化岳飞，以“岳飞北伐”说事，结果是事与愿违，反而影响岳飞形象，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有人认为，如果秦桧不从中破坏，让岳飞继续“北伐”，勇武无比的岳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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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佗稡编》卷二《高宗宸翰》卷中。
必定大显神威，“直捣黄龙府”① ，“收复旧河山”②，为赵宋报仇雪恨。
退一步讲，就算朝廷批准岳飞北伐，恐怕岳家军不但难以取胜，而且极有可能丧师异国，威名扫地。因为“北伐”与“抗金保卫战”大不相同，对其无疑是致命的威胁。只要稍为分析，便可作出正确的判断。
“抗金保卫战”是在本土以逸待劳，组织力量抗击金军，有朝廷指挥协调并提供后勤保障，有友军协同对敌，有利本军作战的战争。只要注意与诸军相约并进，形成合力，就有可能取得胜利。即使不幸失败，也不至于全军覆灭。
“北伐”则是孤军深入路程遥远，平原辽阔的金国，面对其举国兵力，没有友军配合，没有后方支援，存在极大危险的战争。金兵擅长马战、敢于拼命。岳家军在北方平原与其鏖战，恐怕是凶多吉少，一旦不慎陷入绝境，只能听天由命。
对千里迢迢前来侵宋的金军，宋廷调兵遣将，几乎动用包括岳家军在内的所有兵力，对其都无可奈何，只靠岳家军推进北伐，有何能力“直捣黄龙府”， 为赵宋报仇雪恨？岳家军在本土与金军四方面军之一的韩常部队作战，尚有“孤军深入”，不班师就得丧师的严峻形势，让其孤军北伐金国，如何抵挡其举国兵力？如何“收拾旧河山?”
就算岳家军真的人人能够以一当百，所向披靡，但千里迢迢征伐金国，如何解决补给问题？军队自带粮食的极限大约为十天，就算非比一般的岳家军能自带粮食长达一月，一旦补给跟不上，如何取得北伐成功？有“战圣”之誉的诸葛亮六出祁山，一再强为北伐曹魏，未曾为西蜀所希冀的统一大业作出些许成就，未为三分天下的西蜀开辟半寸疆土，屡战屡败，其本人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③。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其补给跟不上关系极大。岳飞北伐金国，同样难以解决补给难题，同样会以失败告终。
倘若岳飞能够按照宋高宗“勿贪小利，堕其诡计。俟有可乘之隙，约定期日，合力并举，以保万全”之昭示，不轻敌冒进，不过长地拉长战线，不过早地分散兵力，注意与诸将相约并进，形成合力，就不至于遭遇金军反攻时由于无法集结兵力而陷入困境，更不至于无奈撤军，使前期的辉煌战果毁于一旦。
如果说，岳飞“北伐”归于失败，其“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诚为可惜，那么，究其原因，除了金军狡猾，关键在于岳飞不太看重宋高宗“勿贪小利，堕其
诡计”之昭示，过于轻敌，兵力过于分散，以致金军反攻时无法集结兵力而陷于被动，不得不选择撤军。可见“秦桧破坏岳飞北伐”之说，无非是用以掩盖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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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②岳飞《满江红》。
③杜甫《蜀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诡计”之昭示，过于轻敌，兵力过于分散，以致金军反攻时无法集结兵力而陷于被动，不得不选择撤军。可见“秦桧破坏岳飞北伐”之说，无非是用以掩盖岳飞的自行撤军，是在难以成立。
其实，无需岳家军孤军北伐，只要宋军诸帅同心协力，有一次极好的机会可以歼灭金军，光复中原，为南宋报仇雪恨。可惜由于岳部未能及时赶到形成合围，让金军得以脱险而反败为胜。
那是发生在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之战。
由于绍兴十年宋军对金军挫伤不重，金军回去休养不到半年，绍兴十一年初，“兀术耻顺昌之败，复谋来侵” ①。气势汹汹，志在必得。
经过绍兴十年战斗洗礼的宋高宗满怀信心，成竹在胸，“诏大帅合兵于淮西以待之” ②。当时，南宋有骑兵（岳部）、水师（韩部），加上张、杨、刘三支军队，具备一定实力。朝廷命张俊面其正，岳飞出其背，韩世忠出其侧，杨存中、刘锜配合，志在围歼金军。高宗强调各部务必通力合作，消灭完颜宗弼在此一举。
宋廷于正月初做出抗金部署，紧接着诏令各帅进讨。各部动作迅速，抓紧准备奔赴前线。进入中下旬，刘锜、张俊等将领已率师同金军一仗接着一仗打。正月廿九日高宗诏令岳飞：
据探报，虏人自寿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庐州界上，张俊、刘琦等见合力措置掩杀。卿可星夜前来江州，乘机照应，出其前后，使贼腹背受敌，不能枝梧。投机之会，正在今日。以卿忠勇，志吞此贼，当即就道。付此亲札，卿宜体悉。③
本来，杭州至鄂州，约一千九百里，按照当时诏马铺每一昼夜行五百里，急脚递行四百里的急件传送速度，该御札应于二月四日送到，最迟不超过二月五日。岳珂先生说是二月九日才送达岳部，未知有何依据？就算迟至二月九日收到，在皇上明令必须“星夜前来江州”的特殊情况下，也应遵旨“当即就道”即须于二月九日即刻出师。遗憾的是，岳飞并未立即执行，而是“奉诏三日而行” ④，即拖到二月十一日才姗姗出师，以致未能赶上参与围歼金军的柘皋大战，让金军得
以安全脱险，使宋高宗围歼金军的战略部署彻底落空，痛失此次歼灭金军、收复旧山河的极好机会。最后，让金军在濠州几乎全歼杨存中的部队，反败为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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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三六七《杨存中传》
②《宋史》卷三六七《杨存中传》。
③《宋史》卷三六七《杨存中传》。
④《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卷五。
江北去。
由此可见，痛失歼灭金军、收复旧山河的极好机会确实存在，但到底为何丧失良机，是谁应该受到谴责，但愿读者不会张冠李戴，陷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