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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戴高乐
李寒秋
戴高乐将军逝世后，在科隆贝双教堂镇举行的葬礼上，醒目地摆放了毛泽东与周恩来送的两个花圈。毛泽东在给戴高乐将军的夫人的唁电中说，“戴高乐将军是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与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不屈的战士。”

据知情人介绍，这是毛泽东对一个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仅有之举，除了在一九四五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后，毛泽东大作文章的那一回之外。当时，在罗斯福死后不到一个月，德国即被彻底打败。苏联已经承诺出兵东北，日本的战败投降的最终结局已不可避免，中国国内的两大政治军事力量正处于或者即将处于既联合又斗争的微妙形势下。两者中较弱的一方有求于美国人在不远的将来介入与调停，破坏优势者的如意算盘。归根结底，那些姿态无非就是利用美国人的虚荣心与自负感而已。

英雄相惜，对戴高乐的破格之举暴露了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钦佩与认同之情。虽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衡量，戴高乐作为一个激烈反共的政治家，其政治立场是极为坚决，毫不动摇的，但是说他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也未免也是过分的。戴高乐之所以反共，完全是因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反国家主义与反民族主义的群众性的运动对他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形成了干扰。他一向自视为法兰西民族唯一的代言人与拯救者，而共产主义运动正是这类角色强有力的挑战者，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倒还在其次。戴高乐本人，不事聚敛，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了国家的繁荣与民族的昌盛而奋斗。在两次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以及两次退隐后，连按照合法的规定可以享受的所有特权与优厚待遇都全部谢绝了，完全依靠自己的军职退休金以及稿费收入来维持生活需要。在这方面，他完全可以与任何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相媲美。

笔者与很多仰慕这两位伟大领袖的人们一样，以戴高乐没有与毛泽东见面而感到万分遗憾。但是，仔细分析后又觉得，尽管英雄相惜，两个人不见面也许还好些，至少可以将彼此的良好印象与倾慕之情保持得更久一些。

他们的出身与性格差异极大，戴高乐出身于一个富有教养与保守的笃信天主教的破落小贵族及公务员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与教诲，终身以继承法兰西民族昨天的遗产、保护今天的利益、又给她带来明天的希望为己任。学习极为勤奋，生活极为严谨，在军界中逐步获得了提升。毛泽东则出生于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里，父母均为农民，都没有什么文化修养。他几乎是全靠天赋与自学才广泛地接触到了各类知识，生性浪漫，不喜欢受任何拘束。

这两位伟大的领袖人物，一个循规蹈矩，自律甚严，不苟言笑；另一个幽默豁达，不修边幅，任性而行。两位伟大领袖见了面的话，毛泽东那种海阔天空、漫无目的的神侃，也许会教戴高乐极度不能容忍。戴高乐在他早年时，曾经在记事本上记录下了雨果的名言——“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并且终身奉之为圭臬。而毛泽东一贯喜欢在言语中暗含讽刺与挖苦，按照自己的偏好任意解释历史与现实，随心所欲，举重若轻。

尽管如此，这两位伟大领袖在本国与本民族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却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在祖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危亡时刻，接受了民族的呼唤，领导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复兴与拯救的运动。他们胸怀恢复本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的宏愿，致力于古老民族的新生，终身为了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而奋斗不息。

中国与法国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有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在惨烈的战争中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两个古老的民族在历史上就经历了多次的投降、亡国、同化与复兴，在抗日救国与抗德救国两场战争中，经过了初期的动摇与屈服后，终于在盟友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之不易、代价惨重的胜利。整个民族为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所激励，在濒于灭亡的最危急的时刻，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与必胜的信念迸发了出来。在伟大领袖的率领与推动下，这两个古老的民族终于焕发了青春活力，下决心要摆脱任何强国的控制，掌握自己的命运，为自己争取完全的独立与自由。这就是毛泽东与戴高乐两位伟大领袖一切权力合法性的真正来源。

当然，这两位伟大领袖的政治事业还是有差异的。戴高乐是要在战争的废墟上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早就该进行，只是被第三共和国的那些昏庸无能，目光短浅的达官贵人们耽误了。戴高乐的改革对于法国来说是有继承性与连续性的，本质上他也是一个极为传统与守旧的人，不适于也不愿意扮演一个造反者的角色。法国当年是世界一流大国，只是由于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与英美两国刻意扶德制法以及自身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种种缺陷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惨败与崩溃。对于戴高乐来说，这种缺陷与弱点他曾经亲历其事，因此他要极力纠正，下决心永不重蹈覆辙。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是要彻底改造旧中国，改写历史，改变人性。他对旧中国的统治阶级抱有不可调和的仇恨，重演了中国历史上那些造反者的传奇。中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列强通过扶植买办阶级，雇用地方军阀以及收买政治与文化代理人来间接地统治中国。日本统治集团发动的侵华战争打乱了这个稳定的格局，使得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压制中国独立，侵害中国主权的统一战线彻底破裂了。日本统治集团的种族主义与文化清洗的倾向，也使得旧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可能与之妥协。本是同根生的各国统治阶级自相残杀，有利于革命者壮大力量，各个击破，这种复杂微妙的机遇被毛泽东紧紧抓住，充分利用。在反侵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经过全面的内战，彻底清洗了旧中国的统治阶级，从此便可以将整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了。

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毛泽东开始将他对中国未来的设计全盘付诸实施，希望中国早日变得富强起来。他对中国的地大物博与人口众多以及三千年来的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充满了信心，自命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在有生之年希望中国恢复到世界第一强国或者至少是一流强国之一的地位。他对自己所开创的人民战争的胜利经验，有深厚的自信，希望这为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的人民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归根结底，他对全世界的劳苦大众还是未能忘情，梦想成为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导师。他在支援世界上弱小国家的革命的问题上，不理会客观现实的限制，有急功近利之嫌；对外援助不发达国家时，不顾国家的财力，常常是大笔一挥，慷慨得很。

戴高乐其实也有类似的情绪，当年他对马尔罗说过，“在法国的伟大与他国的自由之间有绵延两千多年的公约。”他认定，“在任何时代，法国出于天性要完成‘上帝的伟业’，传播自由思想，做人类的旗手。”并且还说过，“如果法国衰亡，对于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来说，……归根结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法国的销声匿迹将会是全世界的灾难。”这是法兰西民族的，也是他个人的兼济天下，传播自由与正义的伟大雄心与抱负。

这两位伟大领袖的雄心壮志归根结底是本民族的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最直接的体现。这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在历史上，中国与法国只要是国势强盛就必定对外传播自己的文化与政治制度。这两大民族都是持文化至上主义的信念，在扩张时都是以文化传播与种族融合为导向，与那些以种族清洗为特征的民族有天壤之别，因此较少受到反抗。这种周围民族望风归附的长期态势，更强化了中法两大中心民族的这种以救世主与启蒙者自居的心态。

君师合一，为万世法，立德、立功与立言三不朽，这应该是戴高乐与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至于毛泽东的那些激烈的意识形态宣传其实不过是些“空炮”罢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令人将信将疑。这两个伟大领袖的雄才大略与兼善天下的热情因为本国的国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因此最终的结局就倾向于以均势外交政策来界定本国的长远利益，意识形态的考虑都在其次了。

戴高乐认为对法国的生存与发展最直接的威胁是美国，至于苏联，他认为迟早它会淡化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追求本民族的利益。因此他呼吁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以抗衡盎格鲁·萨克逊人统治的世界。当然法国可以凭借着传统的政治文化影响在其间至少在西欧充当领袖的角色。

毛泽东也有类似的打算。当新中国建立起来以后，随着经济实力逐渐强大，势必将恢复过去在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传统领导地位。在这个独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必将严重侵犯美国的利益，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与美国互相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在朝鲜与越南战场上与美国进行了交手后，毛泽东觉得美国人也不过如此。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国分别损失了三万多人和五万多人就已经承受不了牺牲。尤其是在后一场战争中，国内反战运动如火如荼，社会分裂，整个国家士气低落。在毛泽东看来，一个只牺牲了几万人就不能继续战争的国家显然就不是一个强国。至于毛泽东，为了在彻底毁灭资本主义的核大战中获得胜利，他可是准备中国死一半人，至少是四亿人，这样一换算，中国比美国至少要强大一万倍了。难怪他要以苏联为首要敌人了，因为苏联红军也是以不怕死而著称的。何况苏联领导人极力希望通过控制中国来控制亚洲，这是心高气傲，不甘人下的毛泽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反苏或者戴高乐反美完全是因为个人的利害关系或者是出于个人恩怨，其实，这未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表面上看，这似乎合情合理，有根有据。因为毛泽东长期遭受斯大林的忽视，不被莫斯科培养出来的那些教条主义者所信任，甚至遭受他们的排挤，有冤无处申。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确立后，斯大林又把铁杆斯大林分子王明派回中国，意在监视其动向或者随时取而代之。

而戴高乐在法国战败投降后，寄人篱下，受尽白眼。美苏英三大国，极力排斥法国参加战后欧洲与世界格局的安排，美国甚至想把法国一劳永逸地从大国行列中永久地排斥出去。罗斯福处处与戴高乐作梗，从来不接见戴高乐派往华盛顿的特使，刻意扶植吉罗跟戴高乐分庭抗礼，甚至想利用臭名昭著的卖国贼达尔朗来代替桀傲不逊的戴高乐。美国对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的援助是与其庞大的国力不相称的，在所有的反法西斯盟国中，罗斯福政府是最后一个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抗战运动的合法地位的。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才是毛泽东与戴高乐后来不顾一切地反对各自的盟主的最根本的原因。

公正客观地来分析，这些个人恩怨的因素也许也存在，但是伟大领袖最为重要的考虑就是为民族的生存与安全做长远打算。不管盟友是如何地关怀备至，同仇敌忾，他们都知道，一个能对本国施加绝对保护的国家，就能够对本国施加绝对的毁灭。这种情况下，势力平衡已经遭到破坏，应该加以补救与修复。否则的话，子孙后代就要彻底受制于人了。至于那些意识形态的玩意儿，就留给后人慢慢地去处理吧！只要成为了超级大国，就可以高叫：民族利益假，某某主义真。不要分彼此，本是一家人！

毛泽东与戴高乐这两位伟大领袖都知道，意识形态当然不能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理论分析不能代替现实利益。但是，从其对力量对比与势力组合的复杂关系的算计来看，他们都认为，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还是有重要的价值的。戴高乐无论如何反美，但是他绝不会忘记，苏联才是不可调和的敌人，法国的安全有赖于美国的保护。对于毛泽东来说，苏联无论如何具有威胁，但那只是对他个人统治的威胁，并非对社会主义本身有威胁，美国的威胁是更加根本意义上的。因此，同时反对美苏两霸，反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雅尔塔体制”是这两位伟大领袖的长期外交战略。在六十年代初期时，美国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是全球均势的主要威胁。联合起来反抗最强者，维护势力平衡是弱者的必然选择，这是中法两国在六十年代中期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最关键的因素。

在获得政治威望，登上政治舞台以及第一次掌握最高权力的的过程中，毛泽东与戴高乐两位伟大领袖的经历都充满了传奇色彩与戏剧性。他们的早期的政治活动经历是极为相似的，也充分地体现了着两位伟大领袖在青年时代的叛逆者与异端者的素质。纵观历史，只有高瞻远瞩，忧国忧民，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潜在的领袖人物才具备这种向守旧与黑暗势力挑战的勇气，才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向当权者妥协，他们也因此为当权者所不容。他们所选择的是一条充满了挑战与冒险的坎坷道路，也只有充满了为国为民献身的精神与无穷无尽的斗志与勇气的探索者才敢于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丛生的道路。

毛泽东一开始就以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投入了政治运动。首先试图在知识分子中进行联络，紧接着搞工人运动，随后深入农村搞农民运动，最后开辟了红色根据地，进行了游击战，试图以武力夺取最高政权。经过了数次挫折后，无法在根据地立足，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经过了艰苦的长征，进入了西北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政治军事基地。最终在抗日战争期间与其后的有利形势下，经过土地革命释放了农民的伟大力量，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农村大地主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的联合政权彻底打垮，夺取了全国政权。

他在湘赣地区进行游击战时，冒着巨大的风险，违反当时的国家法统自是不必说了，这些举动其实也违背了党内的正统主义者的教条。正统的共产主义者都主张工人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主张搞城市暴动与工人运动，但是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以及当时的国情出发，主张农民才是革命的主力军。对于毛泽东来说，不仅是当时的国家政权要置他于死地，而且他还遭到了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的残酷迫害与打击，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并且差一点就断送了性命。他数次从死神的魔爪中逃脱，其后在遵义会议上挤进了最高领导的行列，但是没有实际职务，不得不拼命地揽权。幸好周恩来与王稼祥以及张闻天三个人都不争权，以党的利益为重，最终成全了毛泽东的绝对领袖的地位。不过，毛泽东后来照样要发动延安整风来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要在政治上彻底清算他掌握绝对权力之前的党内路线，要对党的历史做一个总结，以衬托出自己的一贯正确。

戴高乐则是一以名军事学院的异端者开始了政治生涯。他反对军方保守派极力主张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验证的防御战的陈旧形式，主张建立一支职业化的，以坦克为主要装备的机动化的军队。他坚持自己的正确见解，为此遭受到了军方守旧的高层的极力压制。从军事学院毕业起，就被刻意贬低，军方掌权人物一贯拒绝他进入决策层。最终由于法国军方拒不接受戴高乐的正确主张，导致法国在二战初期的迅速失败。相反，德国人倒是很重视戴高乐的军事思想，乐意将他的思想付诸实践。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法国惨败，政府投降后，戴高乐只身飞往伦敦，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开始了抗德救国的历程。这一举动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与政治合法性，使法兰西坚持战斗，最后基本上获得了一个战胜国的全部权利与荣耀。这一勇敢坚决的举动为他将来独掌大权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与改革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

戴高乐在伦敦宣布“自由法国”开始行动时，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腔报国热情。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借重盟友的力量凯旋回国。当时大部分知名人士认为投降卖国的维希政权是经过合法的权力机构选举出来的，代表了国家的法统，怀疑与反对戴高乐行动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者大有人在。但是戴高乐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妥协，坚持认为，法兰西的法统是掌握在坚持抗战，维护祖国的荣誉与利益的人手中的。他针对有人攻击他不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合法领袖人物的论调反驳说，圣女贞德也不是通过选举出来的，但是她拯救了法兰西。这个反驳给了迂腐之辈当头一棒，在抗战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戴高乐知难而上，百折不挠，终于形成了以自己为重心的合法政府。在解放后，他也坚持对自己早年的保护人与提携者，维希政权的头子贝当进行公开审判，为的是剥夺贝当的法统与荣耀，巩固自己作为法兰西唯一代言人与国家利益守护者的伟大形象。

纵观这两位伟大的领袖人物的全部政治生涯，可以发现其实他们第一次甚至第二次获得最高权力时的确都使用了不太合法的手段。不过我们不应该过分计较这些形式上的合法性问题，真理在谁的手中，谁的所作所为有利于国家与民族，有利于伟大事业的成功，我们就应该追随他，服从他。归根结底，祖国的利益与人民的需要就是最高的法律，谁也不能僭越这一条。

在获得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方面，毛泽东与戴高乐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胜利的。毛泽东获胜是因为日本侵略军把蒋介石打得丢盔弃甲，苏联红军又将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接着又将美国人拉下水，借美国人之力来压制蒋介石不轻举妄动，又在敌占区发动了反蒋运动，待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具备后，便一鼓作气地夺取了全国政权。

戴高乐也是有类于此。先是借重丘吉尔的支持，在英国获得了立足之地。然后随着自由法国运动的军事进展，在美军登陆北非后，为了摆脱英国的控制也为了遏制美国对北非的图谋以及保护法兰西帝国以及获得帝国的人力与资源，将其中心迁到了阿尔及尔。最后随着盟军的登陆，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首都巴黎。

大恩不言谢。对于这两位伟大领袖来说，固然是盟友的帮助才使得自己获得了全国政权，但是难道又要将自己的国家主权奉献给盟友不成？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做好事，先要做好人。做好事要做到底，并且不要心存索取回报的念头，这样才不会愤愤不平，悔恨交加。对于那些一心扶危济倾，存亡续绝的“仁义”之国来说，只有对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以及历史经验了如指掌，对盟友的一切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甚至恩将仇报的行动都处变不惊，视之为理所当然，势在必行，这样才能将盟友关系保持到底。

当然，毛泽东与戴高乐这两位伟大领袖也的确是属于那种不善于感恩的人，对他人的恩惠视之为理所当然，对事实或者想象中的侮辱念念不忘，睚眦必报。任何一位伟大的领袖都是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且这种自我中心的意识如果放大成为民族或者伟大的运动的代言人与化身时，就更是不可遏制了。无论丘吉尔给予了戴高乐，斯大林给予了毛泽东多么大的帮助，都被后两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联盟关系或者某种道义性的义务的存在，他们便对盟友的牺牲与奉献安之若素，但是自己的利益一旦受到任何一点微小的损害，便做出了过激的反应。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对自由法国的种种不良形象竭力美化，对丘吉尔为法国仗义执言的举动，都理解为英国对欧洲霸权的图谋。至于对美国，戴高乐就更加不信任了。一开始，戴高乐还寄希望美国将会给予自己比英国更大的支持，结果，他发现罗斯福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处心积虑地试图将法国一劳永逸地从大国行列中驱逐出去。最后不得不更加紧密地依靠丘吉尔的支持，甚至跟斯大林来建立联系来抗衡美国的压力。虽然他自始自终依靠丘吉尔的全力支持，但是他对丘吉尔毫不感恩，在事关法国的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毫不妥协。以至于他周围的人都认为，与其说德国是戴高乐的头号敌人，不如说英国是他的头号敌人。

十九世纪伟大的战略家，统一德国的领袖人物俾斯麦有言，“切不可为了感情而结盟，因为我方所做的牺牲将被对方视为一种完成高尚目标所应当付出的代价。”的确，建立在交易基础上的友谊较之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交易更为可靠。在戴高乐看来或者口头上极力宣传，基于民主国家的立场，反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就是英法结盟的基础。英国无论给予自由法国的援助有多大，在道义上都是应该的。虽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处在弱势，不得不借重英国的力量，但是戴高乐在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其不妥协的作风令追随他的人觉得不合时宜，令丘吉尔与罗斯福大感惊异与困惑。这样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怎么对自己的实力与处境毫无自知之明？但是，非常之人，方能行非常之事，方能建非常之功，而戴高乐正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之人！

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存在，是苏联无偿援助中国革命的道义基础，至于苏联本身的国家安全与外交困境，毛泽东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在这方面有极为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现实感。当年共产国际的 季米特洛夫要求八路军对日本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以减轻苏联所承受的战争压力与威胁。这个要求被毛泽东一口拒绝，理由是八路军太弱，不足以与日本军队抗衡，此举等于白白送死。但是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后，国民党的军队暂时还没有开进，美国势力依照雅尔塔协定不得进入，东北地区暂时出现了政治与军事真空。良机千载难逢，毛泽东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求斯大林与苏联红军在自己的军队进入东北的问题上给予最大的帮助，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当然就只有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当年周恩来在陪同尼克松驱车前往北京机场时，评论戴高乐在下野的十二个年头时说，“逆境是一个伟大的教师”，“那些一生都走着平坦大道的人是培养不出力量的。一个伟大的领袖逆着潮流而不是顺着潮流游泳才能培养出力量。”这一点也适用于在一九五九年以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对于一个伟大先知型的领袖来说，挫折、退隐与反思是其一生事业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只有在经历巨大的挫折，超脱了利害关系，从而将得失荣辱看得无足轻重，才能探求到民族的命运、历史的脉络和宇宙的神秘本质，才能获得老而弥坚、愈挫愈奋的斗志与勇气。

毛泽东与戴高乐在第一次掌握最高权力后，都“自愿”经历了一段挫折与退隐的时间。戴高乐是主动辞去政府总理的职务，在家乡科隆贝隐居与沉思以及写作《战争回忆录》。毛泽东则是主动退居二线，将国家 的职务让给了刘少奇，自己集中精力研究哲学与国家命运的问题。之所以这样，对于戴高乐来说，是因为他不愿意再看到导致第三共和国覆亡的下流无耻的政党政治的复兴并且与之合作，另外其对美国的强硬姿态不符合国内垄断资本集团的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需要。那些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余孽们，丝毫不知改悔，丝毫不觉惭愧，将戴高乐视为眼中钉，唯恐自己的私利遭受破坏，宁愿维持一种使政治局面趋于瘫痪的状态。只是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无法解决时，法国面临军方暴动的险情，统治集团这才不情不愿地让戴高乐上台执政。毛泽东则是在“大跃进”运动遭受全面挫折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动摇了他的威信，随后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方法，将国家 的职务让给了刘少奇，自己则在暗中积蓄力量，渴望重新获得神授的魅力，重新掌握亿万人的命运。

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戴高乐利用铁杆戴高乐派德尔贝克穿针引线，千方百计诱使军方表示出拥护戴高乐上台的意向（甚至在此以前可能就已经利用蓬皮杜与法国垄断资本集团达成了政治上的交易，这是以后蓬皮杜对戴高乐突然解除其总理职务以及剥夺其继承人地位耿耿于怀的原因）。戴高乐当仁不让，几小时后立即做出正式反应，做出了接管国家权力的姿态。此举激起了人民的想象力与政治冲动，导致了合法政府的崩溃。

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吸取了第一次执政的教训，制定了一部宪法，将总统的权力大大加强，使之成为政府稳定运行、国家主权与法统的监护人。由此导致了第五共和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上的安定局面，避免了第三与第四共和国期间那种倒阁频繁的政治灾难。这是戴高乐留给法国的最大的政治遗产。

毛泽东当年频繁地回韶山，回长沙，重上井冈山，其实是为了在过去的人生事业的起步阶段与最困难同时也是最光辉的岁月中所处的地方汲取复兴的力量。毛泽东进行早期的革命活动时的处境与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的处境是一样的，在党内他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与孤立。但是他自信自己的选择是绝对正确的，当年是如此，现在也一定是如此。毛泽东最后在武汉畅游长江，显示了他老当益壮的风采，此举是其政治复兴活动的经典象征。最后他在林彪策划与推动个人崇拜的浪潮中利用学生运动所导致的无政府混乱状态，再次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最中心。

在国家处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下，他的巨大权威无人能够怀疑与动摇。他利用一帮热情冲动的青年人，将合法但是已经对其不驯服的党政机关打得粉碎，重新确立了自己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在退隐反思的岁月里，他逐步完善了关于建设平等与正义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并且按照这种蓝图领导了亿万人民进行了一场最为浪漫与宏伟的革命。一直到临终前，还在念念不忘怎么将“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交给后代。

这两位伟大领袖为了重返政治舞台的中心都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先是主动引退，养精蓄锐，静观其变。一旦出现无法控制的大动荡的局面，自己登高一呼，应者景从。伟大领袖所具备的神授魅力，不是那些循规蹈矩的凡夫俗子们所能梦见。当然，我们应该以同情的态度来认识这一点。真正的领袖人物就不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他们的权力要靠自己去争取。所谓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就是不经选举与不可制约的人。历史上的那些群众领袖，都是在群众运动的暴风雨中所诞生的，凭着神授魅力，对群众实施催眠术般的统治，如佛祖释迦牟尼、耶稣基督、先知穆罕默德、圣女贞德与拿破仑大帝等等。

如果某个领袖人物是经过了合法的程序推选，并且其言行都受到强有力的制约（且不说这种制约来自何处），那么他是否是一个名副其实、货真价实的领袖人物则大有疑问。正常的情况下，基本上就只是个政治象征物了。另一方面，人民如果没有高度的自觉性与政治才能，致使国事糜烂，公共利益得不到维护，就只有让那些神授魅力的伟大领袖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了。其间的种种小节，还是不必深究了。圣人云，“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

当然，领袖的权威也有受到挑战的时候。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期间，面对人民群众对他的权威的直接挑战，戴高乐毫无准备，几乎束手无策。他私下里自艾自叹，“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虚弱，我不为自己感到骄傲。”但是戴高乐的意志显然并没有完全崩溃，他做了最后一搏。五月二十九日是反对派预定举行大游行的日子，这一天也应该在爱丽舍宫总统府举行例行的内阁会议。但是这一天戴高乐突然失踪，谁也不知其去向，由于权威真空，全国处于一片恐慌之中。那些政治经验不足的对手们急于分赃，因而内讧与分裂。第二天，戴高乐突然回到巴黎，发表了广播讲话，表示，“应该改革，不许胡闹！”迅速地稳定了局势。

原来戴高乐秘密到达了德国的巴登巴登，询问了法国驻德国的部队司令官马絮的态度。得知军方对其完全支持的表态后，获得了充分的自信。戴高乐返回巴黎后，部署了政治上的反击。支持戴高乐的政治力量在当晚举行了五十万人的反示*威。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戴高乐派在国民议会中赢得了绝对的多数从而大获全胜，戴高乐终于化险为夷。戴高乐在五月风暴中与反对派进行的这场较量是他一生中玩弄权术的登峰造极之举。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林彪势力与四人帮集团，也是他一生中玩弄权术的登峰造极之举。他为了争取林彪的绝对支持，不得不破天荒地在党章中写明了将其列为接班人的条款。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并且违背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组织原则中的几乎每一条。其后毛泽东加紧扶植“四人帮”集团与林彪势力分庭抗礼，导致林彪自觉接班人地位不稳，因此铤而走险，试图抢先接班。阴谋失败后，林彪仓皇出逃，身死大漠。最后毛泽东在临终前将权柄交给了厚重少文的华国锋，将积怨甚多的“四人帮”集团弃之不顾，甚至留下了江青等人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的讲话。将这些忠心耿耿的走狗，出卖给了最后的守灵人。

玩弄权术，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政治家所不能避免的职业病，毛泽东与戴高乐这两位百年一遇的伟大政治领袖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玩弄权术的水平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我们还是应该以同情的态度来评论这些举动。一个终身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政治家，如果没有掌握权力，连生存都会有问题，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再说他们的那些政治对手也绝不是一些非礼勿视，非礼勿行的谦谦君子。没有深沉的心机，迷信公道自在人心，只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只会在政治斗争中被无情地打倒与消灭，不要说荣耀，连一点怜悯也不会得到。

戴高乐在一九五八年阿尔及利亚危机中上台，被议会授予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与改革政体的绝对权力，直至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人民对其统治普遍与大规模的抗议，其间是十年。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重新建立了绝对的权威与对国家的全面控制，到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其神圣不可怀疑的形象在青年一代的大规模的抗议中被动摇，其间也正好是十年。当这种不可遏止的怀疑与不满来临时，这两位伟大领袖还浑然不觉，自认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绝对拥护，因此对这一切的来临是毫无准备。最后都受到了精神上与政治上的巨大的打击，不久后便终结了生命。

戴高乐在暴风雨般的群众运动中被动摇了威信，丧失了与人民心心相印的感觉与自信的感觉，心情极度沮丧。破口大骂法国人是畜生，对伟大的领袖人物忘恩负义，拒绝使法兰西变得再度强盛起来，以不辜负她在历史上所体现的崇高的理想与所扮演的伟大角色。他在一九六九年宣布如果参议院和地区改革在全民公决中失败就辞职。最后果然在失败后急流勇退，返朴归真。

毛泽东则是利用学生运动造成的破坏效应重新获得了无上的权威，在本人所掀起的惊涛骇浪中奋勇搏斗，自觉其乐无穷。他强迫人民完全按照他的一整套斯巴达式的平等人的公社体系来生活，强迫他们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完全不顾他们的本来意愿——按本性，人民之间倒是希望互相压迫，互相剥削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客观矛盾的积累，人民的不满在增加。因为人民尤其是青年们觉得自己被愚弄，被忽视了，被浪费了。在献身精神的热浪退潮后，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自怨自艾和自怜自娇的委屈。

他们两个人都自称是民族的领袖，是人民的儿子，对人民无比信任与热爱，但是他们心目中的人民是他们所想象出来的人民，并非是现实中真实的人民。在他们的想象中，人民无欲无知，纯朴真诚，愿意将一切甚至生命奉献给伟大领袖，完全按伟大领袖的指挥与需要行事，除此以外，别无它求。这种印象在某些时候是正确的，例如法国的青年一代积极投身于印度支那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为了捍卫法兰西帝国的荣耀而英勇牺牲。中国的青年一代则在抗美援朝与援越的战场上洒下了鲜血，在贫瘠的边疆与农村地区奉献他们的智慧与青春，同样是为了使祖国重获大国地位，使祖国变得繁荣富强。但是一时的冲动所导致的奋勇牺牲过后，人们也许就会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对国家大事与民族命运充满了厌倦。

其实人民并非永远是那么的勇敢，那么的纯洁，那么的正直。在他们心中，时刻充满了苟且偷生与损人利己的愿望，让我们发财吧！让我们得过且过吧！让我们自由自在吧！我们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梦想！总而言之，我们只愿意过一种平庸与惬意的生活！别再让您的那些宏伟的英雄梦想来干扰与诱惑我们了！就让那些在名利竞争中获胜的既得利益者去为了他们的荣华富贵去战斗吧！一无所有的人要休息了，要完完全全地为自己而不是为伟大领袖而生活了！

伟大领袖终究是要交出权力的，不管是在生前还是在死后。但是这两位雄才大略的伟大领袖都是不愿意以法定的形式来确立自己的接班人的至少是对自己的接班人充满了防范之心。戴高乐选择了蓬皮杜，最后又因为蓬皮杜在“五月风暴”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戴高乐的权威的退潮，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完全独立行事，不把戴高乐放在眼里了。因此戴高乐对他感到极为厌恶，导致其被解除了总理职务。最后蓬皮杜在戴高乐在全民公决失败后还没有正式宣布辞职时，就擅自宣布将竞选下一任总统。此举彻底地激怒了戴高乐，导致他与蓬皮杜的私人关系彻底决裂。戴高乐在离开爱丽舍宫时表示，“蓬皮杜只能在我寿终正寝时再见到我。”

毛泽东选择了林彪，但是一直对他有防范之心。因为历史上林彪就一直表现得极为狡猾精明，自己的观点深藏不露，极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韬光养晦，诿过于人。后来林彪为了测试自己的权威，发布了一个“林副 的第一个战斗号令”，此举触动了毛泽东的忌讳。后来的一系列原因导致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不稳。林彪最后狗急跳墙，图穷匕见，试图以暗杀毛泽东来抢班夺权。中国差一点就处于内战与分裂的灾祸之中。

两位伟大领袖都没有看错，这两个接班人都是贡献多少就要索取多少回报与好处的人，精明势利，锱铢必较，决不会逆来顺受。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接班人的地位并不巩固，伟大领袖可能另有所钟而且将他们当作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人物时，都产生了抱怨——自己与伟大领袖之间的关系“原来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职务关系，而并非是一个伟大人物和一个完全忠实于他的勤勤恳恳地以自己全部才干为他服务的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最后都是毅然叛变，不过一个是折戟沉沙，一个则如愿以偿。作为一个接班人，尤其是那种伟大领袖的接班人，其地位永远都是微妙的。一点都不能干或者一心一意韬光养晦就不能够获得或者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是太过于锋芒毕露，目中无人，却会引起伟大领袖的猜忌与不安。生前不能驾驭，死后就更加不能令自己放心了。

由于制度的限制，毛泽东可以用终身制的手段来维护其神授魅力的统治体制，因此可以将权力永远掌握在手里，并且可以指定接班人。相比之下戴高乐就没有这么么多法宝了，不管是主动辞职还是任满交权，都不可能指定下一任总统。当然，后任总统蓬皮杜也不是庸才，但是他是背叛了戴高乐的，这令那些忠于戴高乐的追随者耿耿于怀，永不宽恕。戴高乐在一九七零年“6·18”纪念日期间访问西班牙时，对佛朗哥为什么能够长久地保持权力，感到十分惊讶。感叹自己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其实他要是放下架子，早日来访问中国，向毛泽东取经，肯定就不会吃后悔药了。

对于毛泽东来说，林彪政变未遂与叛逃事件极大地动摇了他的威信，使他在精神上与身体上深受打击，以致再也不愿意在公共场合与人民见面了。之后，他批准了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尤其是《滴水洞来信》，其真实用意是向人民求助，坦白自己的心迹，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但是这种做法事与愿违，那些极度热爱伟大领袖的人无论对伟大领袖有什么污蔑之词都不会相信，但是对于那些好学深思、半信半疑的青年一代来说，公布这个充满了恶毒攻击的纲要与吞吞吐吐的信件，起到了思想感情转变的导火索的作用，使他们终于和伟大领袖彻底决裂了。这跟戴高乐在“五月风暴”后企图将参议院与地区改革的计划诉诸全民公决来鼓舞人心，重获威信的失败做法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在旁观者看来，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费力不讨好，又是何必？有人干脆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算计失误，玩火自焚。其实笔者倒认为，这是这两位伟大领袖的诚实本质的最好体现，他们都不愿意永久地与人民隔绝，渴望重建与人民互相信任的关系。至于事与愿违，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能认为是玩弄阴谋，故作姿态。

就毛泽东与戴高乐的一生中充分地表现出尼采所言的的超人意志与柏格森所言的生命冲动而言，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两位伟大领袖都散发出一种“粗犷的而凝聚的意志力”（基辛格语），一贯神秘莫测，大权独揽，从来不把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任何人。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伟大领袖与其他国家的领袖人物相比，总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远远大于他们与本国的普通人甚至非领袖型的政治家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一致，归根结底是在权力结构中的处境与地位方面的一致。任何一个人，经过奋斗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其所作所为都是类似的，尤其是处在国难当头时诞生出来的救世主类型的英雄人物就更是如此了。

伟大领袖的意志也会有衰竭的时候。毛泽东率领亿万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十年以后，人民已经疲惫了，毛泽东自己也疲惫了。国内积聚着巨大的不满和要求变革的巨大压力，这种不满和压力不是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所能够永久压制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最后只能在病榻上喃喃自语，“我一生中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毛泽东似乎是预测到在自己死后肯定会发生无法控制的重大变故，最后只好无可奈何地感叹，“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戴高乐在一九六九年全民公决中失败时，毅然决定引退，其决绝的姿态令当时的人尤其是他的忠实支持者极为不解。他针对有人认为他以全民公决失败这样一个荒谬的理由而辞职时，故作轻松和平静地说，“正因为它（指辞职本身）是荒谬的。”其实戴高乐是一个极为高傲和自信的人，不愿意在没有获得人民绝对信任和支持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和形式他的巨大权威。本质上戴高乐不是一个喜欢靠收买人心与小恩小惠的手段来拉拢部下以及与对手妥协的人，他更喜欢依靠领袖人物的神秘意志与威慑力来迫使他人无条件地服从。戴高乐主义的拥护者一贯以生造出来的摩尼教字眼向所有的法国人提出了如下的选择：你拥护戴高乐，还是反对他；你想成为戴高乐主义者，还是当法奸；你想做好的法国人，还是做坏的法国人。

伟大的政治家都是伟大的演员，戴高乐更是演员中的演员。“当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公民投票会带来失败时，他在那样的天翻地覆的反对气氛中我行我素。他对于做戏的兴趣丝毫未减：他宁愿在一个有声有色的失败之后立即辞职，而不愿意随着时间的流逝平淡无奇地走下政治舞台。他这种选择确实有点英雄气，这正是他的特色。至少可以说，他是明知不可为，也有勇气试一试。正如登山运动员在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面前失败一样，他在政治上的自杀是壮丽的。”

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领袖意志与领袖气概，是戴高乐与毛泽东最大的共同点。他们都不能容忍平淡无奇的生活状态，渴望体验斗争的乐趣。他们的一生，知难而上，以弱抗强，由弱转强，扶弱制强，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赢得了永久的辉煌。但是世界的规律是有得则必有失。他们两个人又都是刚多于柔，以致皎皎者易污，挠挠者易折。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不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功遂身退，天下之道。这是不分古今中外的普遍的历史规律，并不因为伟大领袖的存在而例外。

恩恩怨怨，生生死死，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永久地逝去了。死亡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凡夫俗子还是伟大领袖。衰老对于伟大领袖人物的摧毁是彻底的。其实戴高乐早已经决定，即便在全民公决中获胜，也打算在八十岁以前退休，以免遭到象贝当元帅一样的命运。而毛泽东以惊人的意志力支撑自己看到了亲密战友们的纷纷离去和安排后事之后， 终于永久性地进入到了昏迷状态中，直到最后死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神才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戴高乐的政治遗产——宪法、外交政策与总统集权制等等都被法国的政治家们全盘继承了下来。那些在他生前极力反对他的平庸的政治对手，自己当上总统之后觉得这些设计实在是高明，一届还不够，还要再争取连任，一共当了十四年总统，比戴高乐还多四年。在戴高乐的生前，无论是他的追随者还是对手，对他非凡的勇气与业绩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死后更是众口一词地赞美。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戴高乐的伟大形象变得更加完美与高大。

比较起来，毛泽东心目中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人民公社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设计却被全盘否定。本人被三七开，或者一分为二。而且在逝世后的较长时间里，遭受到了刻意的冷落。看来世界还是公平的，有所得必有所失，终身掌权就免不了受后人的微词，生前退隐，倒有可能在死后被全盘接受。

还是俾斯麦说得好，“在地球上所遂行的事情，总有一种堕落天使的特质：漂亮，却不意味着和平；概念伟大，就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并且未必会实现；骄傲的同时必定是孤独。”

“无人得以不朽而勿须付出代价。”

写于2001年五月间

升官了，社区编辑不会删除了吧？要与时俱进啊！何况在关天早就公布过了。

看来在煮酒法国人的吸引力比不上中国人。

文章中还有很多外国人的常见观点写下的语言,
这是典型的翻译外国的文章.要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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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九道！

戴高乐的私德完全可以媲美周恩来。

楼上的就是绝对的崇拜英国吧？

戴高乐跟毛泽东相比，似乎更有个人的传奇性一些。

看来大家对戴高乐将军不怎么熟悉。

好看绿荫清昼里，于今无复雅歌声。

毛泽东欣赏戴高乐也不是欣赏他的私德，而是欣赏他的民族英雄气概。

楼上果然够靓……

戴高乐其实对君主制和天主教会很有感情。

是不是可以通解为为什么朝鲜和越南对我们的帮助不知恩图报，反而见利忘义，个人觉得可能有那么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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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彼此，人性是统一的嘛！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作者：格蓝　回复日期：2005-8-27　17:46:45
从《丘吉尔传》没发现丘吉尔崇拜法国的文字。丘吉尔战时体验火药味差点长眠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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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你去看《丘吉尔与戴高乐》这本书。

这篇文章不如毛周那篇火热啊。

关于毛戴二人所谓的忘恩负义，本文只做了中性描述，可没有什么感情色彩或道德苛求。

楼上的以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买彩票、中彩票的历史？那这个彩票是谁发行的呢？

戴高乐自称圣女贞德是一个恶意的谣言，美国人放出来的，虽然比较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