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是西方政治理论的核心话语，也是一些亲西方人士批评中国的有力工具。这种批评存在一个根本缺陷，即忽视了所谓普世价值，即人类社会普遍可适用的价值，绝非仅仅只有西方话语所高举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几种，而是包括了其他也是人类所普遍需要的多项价值，比如生存、发展、安全、稳定、温饱、真、善、美，等等。

正因为需要实现的目标太多，所以才产生问题。就像买东西，需要付钱，钱不够时，就不能买东买西，只能挑选最急需的。同理，任何价值的实现，都需要条件与资源，而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内可用以实现价值的资源是有限的，且某些价值目标之间，很可能相互冲突，一个目标的推进，可能影响另一目标实现。所以，必须根据轻重缓急，将需要实现的价值排出先后顺序。换言之，即须确定价值的优先性。一个社会必须根据价值的优先顺序来实现目标，这才是中国没有实现西方所高扬的某些普世价值的根本原因，也是各种思想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任何主义之争，争的都不是某种价值“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何种价值“优先”的问题。因此，要在当下中国推销西方民主，仅说几句“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还必须论证，民主这个“好东西”相较其他“好东西”而言，具有优先性。

正如马斯洛将人类的心理需求划分不同层次一样，一个社会的需求也是有层次的。以现代国家作为考察对象，一般而言，有三大目标是必须优先保证的，这也是三项基本的普世价值，它们是：免于外部侵害的安全、内部稳定、民众温饱。这三项普世价值，代表了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一般而言，只有在这三项目标得到满足后，人们才能倾力追求其他目标。

那么，在这三项普世价值之外，其他价值应如何排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按照与这三项目标的损益关系来排序，越是有益于增进这三项价值的，越排在前面；越是有可能损害这三项价值的，越排在后面。二是根据价值本身的稀缺程度来排序，越是当下稀缺的，越排在前面。

如此就能明白，为什么当代中国没有践行西方话语最推崇的那些普世价值了——被排在后面而已，至少暂时还顾不上。从结果看，中国的这种排序选择，优先保证了安全、稳定、温饱等基本目标；与世界上其他起点相似的国家，尤其是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相比，中国现行的体制和选择，在安全、稳定、温饱、发展等目标上表现更好。

显然，中国在安全、稳定、温饱、发展等目标上的较佳表现，与中国经济长时间保持高速增长密不可分。对于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的原因，众说纷纭，可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观点之争虽然主要由观念不同导致，但由于不同观念主导下的事实取证必然带有不同的选择性，往往造成事实判断上的分歧，从而使争论永远无法得出统一结论，这是一些思想争论可以绵延百年之久的重要原因。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只能是采取类似模糊数学的方式，不去管那些纠缠不休的分析部分，而是直指最终的事实与结果。以制度比较为例，即将该制度下的一切后果，都假设为与该制度相关，而暂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以此来简单判别制度优艻。这样得出的结果，虽然双方都不会满意，但至少可以有个统一结果，这似乎是息止纷争的唯一方式。以此标准衡量，不管怎么说，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奇迹都是在现行体制下创造的。换言之，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中国实现经济奇迹的制度载体；而在其他制度载体下，相似起点、条件国家的表现，都远不如中国。

由此可见，不同体制对不同的价值目标有着不同的亲和性或曰适用性。西方的政治体制是从下至上建构的，所以具有开放性，能够容纳更多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上至下建构的，所以具有封闭性，需要管控言论等。这种对管控的需要性，因时因势而异：越是内部矛盾激烈，或历史欠账较多，或外部压力较大时，对管控的需求越大；反之，则可以适度放松。但不管再怎么放松，也不可能达到西方制度下那种程度。不但言论，其他自由也一样。

既然中国这种制度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这么“不友好”，那为什么不换一种呢？原因很简单——换制度的理由不充分。正如前面所述，中国的现行体制相较于当下热门（或者说曾经热门）的西方民主制度，在同等条件下对实现安全、稳定、温饱、发展等基本目标有着更好的效果，因此，即使它在其他目标上表现不出色，人们也没有理由不要大米只要香皂；更何况，社会转型有发生震荡、失序的风险。所以，民主有风险，改革须谨慎。民主化的预期收益，必须大于可能的风险、成本，才值得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