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人的政治，一个德国老头给出了最精准的描述：“政治就是敌我”。这就是说，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所谓“政治”，就是分清敌我的活动，具体操作来说，就是通过某种方式将一部分人标记为“敌人”，而后就可以对这群人展开附带buffer效果的攻击了。

敌我的政治思想传入中国后，立即被中国公知们利用，作为攻击中国的武器。这方面的原因是，毛泽东也曾大谈敌我矛盾，当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毛就是用他的敌我矛盾理论来为阶级斗争背书的。然而，如果说毛泽东居然深谙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这样的精髓都掌握了，这就有点夸张了。毛泽东实际上是将他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经验继续用在了解放后国内的建设上了。看过毛选就会知道，抽象的理论讨论毛泽东根本不擅长。战争年代他更喜欢的例子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就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主张团结大多数、搞死一小摄。这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策略”。当年看毛选最有意思的是，本来以为他们那一伙人搞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参考外国人的资料，但在讨论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时，毛泽东让广大官员们参考的居然是《三国志-张鲁传》。张鲁是道教张天师的后人，三国时曾经割据一方，他居然搞过一段时间吃饭不要钱。因而“共产主义”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了！就毛泽东来说，他对古籍的熟悉程度只怕远胜西方哲学，德国人的那些抽象而拗口的“主义”，难以想象毛泽东究竟能看懂多少。因而阶级斗争只是毛泽东军事策略的延伸，“政治即敌我”的锅还是应该由西方人自己来背。

其他地方我给大家介绍过，西方人大多数的文化现象都可以归因于西方文化的二元论的世界观，也就是将一切问题都分解为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这样的二元结构。中国历经近二百年时间的西化之后，现在的中国人对物理世界、精神世界的说法已经习以为常了，但问题是谁来保证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的确是分为物理、精神二元的？事实上，在古代各民族之中，唯有希腊人才持有这样的想法，物理、精神二元是相当不自然的想法，完全是一个异类。古希腊人提出了精神世界的想法，但问题是精神世界是怎样的？它有哪些特征？该怎样理解并研究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这实际上就是西方人的“形而上学”的主体了。对此是柏拉图首先给出了解答---理念论。

理念论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认为现实世界中所有的东西都是由背后的理念控制的。比如桌子所以成为桌子就是由桌子背后的桌子理念规定的，理念桌子如果是四条腿，那么现实中的所有桌子就该是四条腿，如果出现一张三条腿的桌子，那么把你的腿剁了也必须凑满四条腿。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信仰是件严肃的事情，决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在耶稣还没出世的古希腊时代，有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一学派相信一切都是“数”，世间万物的本质就是“数”，一切都可以由“数”表示出来。不幸的是那时他们认可的“数”只有整数，分数如果可以由整数比表示出来（即有理数，这里的“有理”就是毕达哥拉斯意义上的有理，符合他们信仰的就是有理），那么还能接受，如果不能由整数表出（即无理数，“无理”也是毕达哥拉斯意义上的无理），那么就严重违反这一学派的“理念”了。这一学派中有个倒霉鬼，他无意中发现单位正方形的对角线长度不能用整数表示，也就是根号2不是一个有理数而是无理数，知道这个倒霉鬼被怎样处置了吗？他被偷偷扔到海里淹死了，重点是“偷偷”，有信仰的人常干这种见不得人还不要脸的事。

西方世界里因为不符合“理念”而被搞死的人相当之多，最著名的就是“日心说”的布鲁诺了。西方人在进入基督教时代之后，搞了个“宗教裁判所”，就用于处理那些“理念”不同的人。再后来就是苏联时代被誉为“真理部”的秘密警察。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现如今则到了“普世价值部”的中外公知们开办裁判所的时代了。

“理念”所以与“政治”紧密相关，就在于理念的唯一性与排他性。唯一性容易理解，现实世界可以有很多具体的桌子，但理念的桌子却必须唯一，不唯一岂不意味着现实世界会出现两种不同类型都叫桌子的桌子了？排他性由唯一性产生，为思想的统一，自然不允许其他桌子理念的存在。这事情有点抽象，用实际例子来说，就是“主义”之间的斗争了。理想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自由？理想世界其实就是理念中的世界，只能唯一、不能共存，因而斗争就展开了。所以“斗争”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的自然产物，柏拉图时代西方人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到了黑格尔时代则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对黑格尔来说历史就是在正题与反题的斗争中展开，即便是上升的螺旋，但“斗”是免不了的。不要以为只有马克思继承了这种斗争哲学，你看看现在西方的所谓“民主政体”，不就是两党以至多党没完没了地相互斗吗？这就是对斗争哲学现实的诠释。

早前给大家介绍过中国文化之根在庄子的寓言“早三暮四”，作为反例举了著名的鸡汤“半杯水”的故事。从“半杯水”里怎样看出“政治”？其实就是看出半杯水背后的“理念”，这里的理念当然不是水的理念，而是“半杯水”的理念，即“乐观”。“半杯水”不是让你看水，而是让你看到半杯水背后蕴含的“乐观”的正确观念，只有看出了“乐观”，那么你才是真正进入了那个“鸡汤圈”了。前些年有很多企业喜欢让员工去参加那些“企业培训课程”，那些课程里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引导培训学员的观念，通过种种互动游戏、一个个地诉苦、引起情感共鸣等方法，最终让学员进入他们设好的观念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些观念里都是褒奖一个、贬低另一个，也就是几乎所有的“鸡汤”、企业培训都会给你引入一对对立的概念，而后展开大规模洗脑，告诉你只有一个概念正确，另一个错误。

以“封城”这件事来说，如果不作引导，让你思考封城的对错，正常人怎么思考？自然是结合当前疫情，考虑封城这种措施能不阻止传染病传播，如果能阻止，自然就是可行的方案，如果不封城也能阻止疾病传播，那么自然认为封城不是必须，还可以有更好的方案。正常人是不是应该这样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中国文化的思考方式，就是不需要信仰只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就可以思考出答案了。西方文化所以妖异，就在于他们面对“封城”这个问题时，他们会追问封城背后的东西。按照理念论的套路，他们会将现实世界中种种的“封城”抽象化，去考虑理念世界的“封城”。按照套路，理念世界的封城其实应该是封城的标准化，也就是找到所有情况下应该遵守的标准流程，但考虑到中外公知们的智商问题，这样的标准流程问题远远超出他们的能力，因而只能往其他方向去套路，也就是思考“封城”能体现出什么精神世界的问题？参考“半杯水”中看出了乐观，“封城”自然就可以上升到“人权”的高度了。于是现实世界中种种的“封城”，就可以统一从“人权”的角度考虑了。

老子的“三生万物”指的就是这种第三方介入后引起的正和博弈，正是这种正和博弈产生了“非线性”，正向的非线性意味着东西会越来越多，人类社会的越来越繁荣也就是这种正向非线性的结果。详细内容留待下一篇文章再说了。

居然有字数限制

居然被删了

（续三）
以这种观点来看台湾，很容易就发现台湾现在正处于政治斗争如火如荼的阶段。比如说，台湾有许多人居然对大陆完全不了解，信息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这是如何做到的？明显是政府对信息的封锁。中国的文革时期老百姓也是对外界状况一无所知，政府给出的图景都是台湾人民、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改革开放之后，我记得国内出过一本小开本的杂志，叫《世界之窗》，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能看到外界的真实情况，虽然还是通过官方给出的一扇窗，但好歹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当初，公知们将这种与外界的隔绝称之为“铁幕”，认为这是专制的体现，但搞怪的是现在的中国人却越来越觉着西方人怎么也都在铁幕之后呢？通讯已经如此发达，地球都已成村，但外界为什么如此不了解中国？台湾不说了，欧洲、美国居然也如此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这“铁幕”又是谁搞出来的？

（续四）
“铁幕”无疑来自于西方文化的这种“敌我”的政治观，西方人天然地会将一切不符合他们观念的人或事都政治化为他们的对立面，他们天然地会搞政治宣传、国民培训。比如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比中国人强很多，“爱美国”是很多美国大片的主题。但中国人搞了一部爱中国的大片，立马就被中国公知喷得唾液横流、直往下滴水，公知们时刻不忘提醒国民：“政治会随时随地地反扑！”。虽然公知们这德行就是一副标准的“政治”嘴脸，但不管怎么说也体现了中国人对过去政治斗争的灾难记忆。

（续五）
中国文化在政治、社会方面是以博弈论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的，博弈论告诉大家的是，合作共赢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这种说法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政治”的目标是消除分歧、促进合作，共赢才是政治家该做的事，这就是所谓“正者之治”，“政者，正也”的含义。“中国政治”真正的“大道”是，让国家中的各利益团体忽略无关、或相关较小的差异，着重于寻找各自的优势，而后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双赢。对比西方人树立敌对势力而后努力搞死对方的“政治”，中国的“政治”是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西方人的政治是西方文化逻辑下的必然，西方人相互斗了几千年了，也曾辉煌过，所以原则上这种观念无所谓对错，只要他们喜欢就行。而中国文化中的这种“政治”观念，我不知道之前是否有其他人明确表述过，无论是否表述过，这种观念总之是蕴含在中国文化中，时不时地会在某些时间体现出来，告诉国人西方式的“主义”之争毫无意义，努力发展自身才是王道。

（续七）
对中国政治来说，促进协作是政治家的责任。对比抗疫期间中国各省之间的协作与美国各州之间的互掐就可以看出两种政治文化的不同，西方人始终是一种对抗型的文化，他们人与人之间总是对立，所以西方人往往强调个人，不重视家庭；他们群体与群体之间也总是处于对抗之中，美国州与州之间的对抗就是其缩影；西方人的“民主”也是对抗的形态，两党或多党间相互坑害，西方人自己玩得不亦乐乎，居然还认为这是理想社会的标准形态，有点黑色幽默。中国文化里有更好的“政治”，因而中国人完全没必要参与这种游戏，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良政”。

（续八）
对中国政治来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协作，就是员工与老板之间的协作，这直接涉及到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因而是重中之重。博弈论虽然告诉大家合作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员工与老板更多地表现为冲突。西方人对此的解决方法是工会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政府在这场斗争中往往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左派政府偏向工会，右派政府偏向资本，政府的倾向性由选举决定，这就是西方人的“民主”了，但这本质上还是对抗的模式，这导致西方社会总是在不同观念之中摇摆，与黑格尔的描述倒是相当契合，西方社会也许真能在这种相互斗争中成为“上升的螺旋”。介绍博弈时跟大家说过，双方互斗本质上也是一种博弈，但博弈不一定能达成均衡，博弈还有可能是发散或收缩，发散则意味着社会崩溃，比如美国人如果再相互斗下去指不定就分崩离析，各州独立了；收缩则意味着社会没有活力，比如日本，阶层固化、论资排辈，相互不合作等着熬时间。行文至此，似乎可以得出：西方人不合作，而中国人之间能合作，所以中国人前途更光明。不幸的是，不得不打断这种身为中国人的洋洋自得的心态，作为个体来说，中国人比外国人强不到哪里去，外国人喜欢搞对立，而中国人搞起阴谋诡计也决不输任何人，就阴损程度来说外国人肯定比不上无信仰的中国人。那么中国文化中的合作倾向是如何达成的？这其中的关键在政府。从博弈的角度来说，个体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博弈往往就会形成“囚徒悖论”式的双输格局，正是第三方政府的介入，可以让整个博弈完全改观，从双输变为双赢。就我的观点来说，老子的“三生万物”指的就是这种第三方介入后引起的正和博弈，正是这种正和博弈产生了“非线性”，正向的非线性意味着东西会越来越多，人类社会的越来越繁荣也就是这种正向非线性的结果。详细内容留待下一篇文章再说了。

一、二、六 敏感

是不是（某地）敏感？

(二）里搞不明白哪里敏感，难道是猫过敏？

@飞过天边的风 2020-04-23 17:45:20
哪个族群都会本能的维护自己族群就叫政治
-----------------------------
所以这种“政治”比较愚蠢啦。

搞对立的是一种政治，搞合作则是另一种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