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
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

按照谢思炜的说法，老杜此诗作于上元元年即七六零年，不知何据。如果严武不是于上元二年十二月才为成都尹，我会怀疑这位佳客是刚到成都就来拜访杜甫的严武。肖涤非说“这位不速之客大概是杜甫所不乐见的俗物，所以诗题不写出他的尊姓大名，诗的语气也很傲岸，带嘲讽。”
不同的人读诗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我读出的却是老杜因佳客来访而得意的感觉。老杜反复强调我这里是不值得贵客来访的，因为这里位置偏僻，主人老病，且野外无供给因而只有粗粝腐儒餐以待客。
那客人到底是被什么吸引前来拜访这个糟老头子呢？你们为什么来到这样一个偏僻的所在还要淹留竟日呢？老杜自谦“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我哪里有文章惊动海内，值得你慕名前来拜访，值得你的轩车宝马停驻江干呢！其实他正得意于自己的文名渐著。当时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和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都没选老杜的诗，后人因此判断老杜之诗在当时没得到丝毫的认可，而他作为一个诗人也毫无影响力。从这首诗来看，这种判断至少是不完全准确的。
从留下的诗文和其他资料记载来看，杜甫的朋友中，李白从未称许过老杜的诗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杜过从到分别为止，杜甫都没写出什么有分量的诗歌。安史之乱后到李白死亡的七六二年间，老杜已经写出不少经典之作，但受限于老杜当时的文名和战乱时代的传播途径，李白未必能读到这些诗篇。因此李白没提到他的诗未必就是一种无意的完全忽略。当然也不排除他读到了却不许可，至于为什么不许可，后面一起来分析。
安史之乱中收复长安以后，杜甫曾与王维同朝为官，以他好与人谈论交流诗歌的性情，必会将自己的诗作呈请高人王右丞指教，然而王维也没有留下称许老杜诗歌的只言片语。
再有就是高适了，当年杜甫曾与他和李白在山东一起浪游，安史乱前在长安时，又曾与高适，岑参和谢据等人同登慈恩寺塔赋诗。而甫到成都后，高适为彭州刺史，老杜请求过他对自己进行接济，也有过诗歌唱和。可是高适亦只字不提老杜的诗歌。
这种同时代大诗人朋友有意无意的忽略是颇为奇怪的。至少和王维相交时，老杜已经写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这样的史诗般长篇巨制，且尚有其他许多佳作；而当杜甫到成都与高适唱和之时，三吏三别这样的不朽诗篇也已经写出来了。除非王维高适辈都是瞎子，否则怎么会看不出这些诗篇的伟大，怎么会不能识别眼前这个后生小辈会是名垂青史的大师！
综合起来看，他们对老杜的忽略首先可能是美学原因。安史之乱影响深远，不仅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也是古代中国上下半场的分水岭，所谓“玉垒浮云变古今”是也。这场动乱导致了盛唐一代大诗人的集体失语。乱前，他们讴歌盛世放浪形骸，向往边关横刀立马，不仅对乱前盛世之危机缺少足够的觉察，安史之乱的到来更让他们无所适从，习惯了个人表现的的浪漫主义诗歌美学，不知道如何调整自己观察世界和表达感受的方式。而对诗歌风格意在言外兴象玲珑，并有意在诗歌中排除现实之冲突和时间性以营造永恒寂灭之诗境来达到和谐心境的王维而言，这种失语就更严重了。他们都比老杜大十来岁，已经定型的诗歌美学风格使得他们无法调整自己的判断标准来肯定老杜打破标准的杰作。可是杜甫不同，沉沦下僚的处境让他在乱前就已经为书写现实做好了美学和心理上的充分准备。
其次可能是由于嫉妒。尤其王维和高适，承认老杜的伟大，自己的美学范式就多少要被打破乃至遭到否定，诗坛地位也会受到动摇，于是干脆就对老杜及其诗作保持沉默。而我们知道，对新晋诗人而言，如果没有前辈大师的肯定揄扬，要得到即时的承认是很难的。
可是这些问题对后进和不入流的诗人而言都不存在。后进诗人尚未有如盛唐大诗人一般定型的美学标准来构成他们接受老杜的美学障碍，更没有诗坛地位需要捍卫。这些欣赏老杜并承认他的杰出伟大的后进诗人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严武。与高适照顾接济杜甫的勉为其难相比，严武对老杜的照看可谓仁至义尽。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杜甫是他的世交父辈兼曾经的同僚，我则认为更可能由于严武是老杜的粉丝，因为他恰好是个后进不入流诗人。大家都经历了并正在经历安史之乱，我就不相信他看到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哀江头》、《春望》、羌村三首和三吏三别等那么多痛彻入骨的反映了当下现实的伟大诗篇会毫无感觉。
因此我的判断是：从这首诗来看，在成都或扩大至蜀中的文人官僚范围内，老杜的诗歌影响力可能正在逐渐扩大，只是他的粉丝中没有如李白王维一般的大咖，因而推波助澜的能力有限。这个枉驾来访的很可能是新到任的成都尹严武的大官称许老杜“文章惊海内”，老杜得意地自谦“岂有文章惊海内”，实际上当时尚未“惊海内”，而他的诗篇终将“惊海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