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近年来设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课题，从学理上探寻中西文明的本源，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即将出版的研究成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作序，探讨秦汉治理之道与罗马盛衰之由，澄清“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误判，呼吁中西文明应当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之上，既寻找各自的改进之途，更淬炼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前言

《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先于欧洲1800年[1]。“现代”是指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罗马都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在观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欧洲史上的大规模政治体，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从查理曼大帝到神圣罗马帝国，从拿破仑到第三帝国。就是在今天，世界秩序还被人视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2]，其词源正是“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

二者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权的关系、上层与基层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封建列国。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隋唐大一统王朝。

第一章 两大文明



（一）秦汉基层之治




2002年，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废井里，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里耶秦简)。人们第一次能近距离观看秦代基层政权。

里耶古城，是秦征服楚后设立的“迁陵县”。城很小，只有一个大学操场那么大。全县户籍人口不过三四千。秦朝在这里居然设立了完整的一县三乡机构，在编官吏多达103人[3]。这些秦吏组织人民开垦荒地，但毕竟山高谷深，费了牛劲才达到户均35古亩，仅为当时“一夫百亩”通制的三分之一。税率只有8.3%[4]，相当于十二税一，比周代的“十税一”还少。一个县每年新增的税收，只相当于6.5户人家一年的口粮。从经济角度讲，为这样一块土地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


里耶秦简，2002年湘西龙山里耶镇出土，为秦代县府行政档案，内容包含中央政令、行政区划、官吏任免、军事物资调度、百姓欠款等县府大小琐事，使人们能近距离了解秦代基层政权

但秦吏要的不是税收。考古学家清理出一支竹简，记录了当地深山里发现的一种并非丰产的植物“枝枸”（俗称“拐枣”），但秦吏仍认真描述了它的性状、位置、产果情况，录入了官方档案。这体现了一种不遗余力探明山川物产的使命感。秦吏们一步步开发国土、编户人民、画出地图交给上级的“郡”。“郡”再将下属各县的地图合并成“舆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秦法非常完备，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都属于“不直”之罪，如果法条互相抵牾时，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在两千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

在里耶秦简的伤亡名册上，记载着多名小吏累死病死于任上[5]。103人的编制，长期缺额49人。但也只有这种玩命苦干的“苛政”，才能在短短14年里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整治山川，修建路网。秦把自己驱使得很苦，也把天下驱使得同样苦。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人民牺牲之惨烈，心灵之痛苦，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历史评价，从来不只是道理，还有感情。秦灭亡时，天下没有人爱它。

但西汉沿袭了秦制大一统。开国者刘邦是个小吏，当过沛县的亭长（相当于派出所长）。他的骨干集团大多也是小吏，萧何是主吏，曹参是牢头。他们最清楚帝国的基层与上层如何结合；他们最熟悉郡县制的运作；他们最明瞭庶民的需求；他们最洞悉维系大一统的奥秘。所以在攻入咸阳时，萧何不要金银财宝，只抢夺秦廷收藏的律令、地图和编户册。汉朝正是依靠这些资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

基层政权出天下。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

（二）罗马国家之治




和秦汉同时，罗马崛起为地中海霸主。

秦汉与罗马，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两者的人口与地域规模也相似。罗马帝国晚期，其囊括的环地中海人口大致是5000-6000万[6]。秦汉的人口（西汉末年标准）也在5000-6000万[7]。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黄色农业文明，希腊罗马是蓝色商贸文明，似乎从源头就有优劣之分。并非如此。自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古史学界的共识是，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1000年的希腊罗马都是农业社会，商贸只是很小的补充。“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社会结构中家庭占据首位，几乎所有人都以经济自足为目标。大多数财富来自土地的租金和税收。贸易规模狭小，即便商人因贸易发财，也会将所得投资于土地。真正的城市人口从不曾超过总人口5%，而且城市是作为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存在[8]。”这跟秦汉非常相似。

希腊出哲学家，罗马出农民加战士。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种橄榄与葡萄。就像秦汉的大兵，打仗是为了日后能“解甲归田”。

罗马公民看不起商业，贸易和金融是被征服民族才干的营生。在罗马共和国黄金时代，商人不能进元老院。贵族征战得来的财富都是购买土地搞大庄园。农业不是谋生，而是田园生活之歌。秦汉更是如此，农为本，商为末。商人很少做官，而文人的官做得再大，理想仍是“耕读传家”。


罗马石棺浮雕，公元3世纪，描绘农民采集豆类、挤羊奶的情形。希腊出哲学家，罗马出农民加战士，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回去种橄榄与葡萄

罗马人搞不出缜密的宗教和科学，所长是工程、战争和国家治理。希腊留下的遗迹是神庙、竞技场和剧场，而罗马留下的是凯旋门、斗兽场与浴场。秦汉也一样。关注现实、经营国家、修筑长城、发明火药，但始终不以逻辑学与科学见长。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罗马超越希腊城邦政治，建立了宪制官僚体制与私法体系，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会。英国革命时的“大洋国”蓝图有着罗马共和国的影子；法国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们有着罗马共和英雄的影子；美国参议院与总统制有着元老院和首席执政官的影子。直到20世纪，美国右翼学界还在争论，其建国原则到底遵循罗马式古典共和，还是启蒙运动的民主自然权利。在西方政治文明中，罗马的魅影从未消失过。

第二章 罗马共和



（一）土地与内战




大致与楚汉相争同时，罗马用了50余年灭亡了迦太基，肢解了马其顿，成为了地中海霸主。在称霸过程中，罗马始终维系着共和制。

罗马的成功在于“混合政制”，融合了王权制、贵族制、民主制。执政官代表王权，执掌军事权；元老院代表贵族，执掌财权；公民大会代表民主，执掌否决权；三种力量互相制衡。罗马人相信，各方利益冲突是保证自由强大的“必要罪恶”[9]，且“冲突”最终必能达成“团结”。罗马早期的冲突确是温和可控的，平民战士用“罢战”与贵族谈判。贵族为了获得战胜殖民的更大利益，也总愿意做出妥协让出部分权利。近200年时间里，不论执政官、贵族和平民吵得多么厉害，面对外患时总能团结起来。

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冲突变得不易妥协了，罗马进入军事巨头相互争斗的“内战时期”。[10]在西汉成帝年间（公元前27年）[11]，罗马最终转变成帝制[12]。为什么过去150年内军人从不打内战，现在却要刀口向内你死我活呢？

因为土地。
一个半世纪的海外征服，罗马的权贵们将巨量的奴隶和财宝带回本土，产生了大规模的“奴隶大庄园农业”。“大庄园”的效率技术远超小农，以致大批小农破产，并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加剧了土地兼并。罗马平民，渐渐成了罗马贫民，最终成了罗马流民。

罗马政治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能力。罗马本有一条将征服所得的土地在贵族与平民间公正分配的古老法律，但从未被执行过。凡是想执行的人都会被刺杀，如格拉古兄弟。因为，在王权、贵族、平民三种力量中，最强大的还是贵族。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的一百年间，罗马共和国的200名执政官出自58个贵族世家。这种可以“造王”的世袭贵族，在中国称之为“门阀”。能对抗“门阀”的只有“军阀”。因为只有军阀能够从对外战争中拿到土地，也只有军阀能强迫元老院给士兵分配土地。正因如此，罗马流民最终投奔了军阀，为国家而战的公民兵变成了将军们的雇佣兵。

在政客无法取得共识的地方，军阀登场了。

第三章 西汉王朝



（一）大一统：一体多元




中国西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同时。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继承了直达县乡的基层官吏制度，但给宗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文，但去掉了肉刑；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却推行“无为而治”而让民间休养生息。

短短四十年，汉朝从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之马[15]，到粮食多得吃不完——“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文景之治”为什么会突然变富？儒家经师们都解释为“以俭治天下”，似乎皇帝省着花钱就能让民间富有。还是司马迁有眼光，他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用商业将几大经济区域地联系起来。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让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升。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来搞政治，汉朝拿它来搞经济。

“文景之治”以黄老之道统摄“法家之术”[16]。道家思想最善于将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脉络。儒法之间，儒墨之间，得时而起，过时则退，不留名相。抛却“名实之争”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

不过，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17]；民间有周急振穷的侠义之士，也多了武断乡曲的“兼并豪党之徒”[18]；诸侯王们孕育了《淮南子》这样的人文经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19]。

汉朝体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层“郡县化”，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其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来说，是三纲五常。这套制度的难得之处，在于既塑造了权力，又约束了权力。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在古代中国，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20]。为了确保皇权对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还加上了“灾异”说。但凡有天灾，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于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构成了一个三方制衡体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父母不尽责，子女绝亲不为不孝；君主不尽责，民众改朝换代不为不忠[21]。“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22]。大一统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例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3]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责于外”[24]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亲，君臣上下之谊，耆老长幼之施”[25]的亲亲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都不能过度。灾异学说一过度就成了东汉谶讳迷信；三纲五常一过度就成了束缚社会活力的教条；亲亲尊尊一过度就没有了法律意识。但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秦汉时代，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过程，只能是边建设，边批判，边创造，边完善。

刘彻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第一件事就是举孝廉，文官政治的察举制由此开启。刘彻明白，治理如此广阔的天下，不能仅靠门阀富豪，而要把权力分配给基层中那些最识大体、最有道德、最有知识、最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扩大执政基础。从他开始，官府从民间寻找既懂得“当世之务”、又能够尽孝守廉的寒门之儒[26]，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实现了“治理与教化”合二为一。他还创造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这是中央监察制度的开端。说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误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时，还用了法家张汤、商人桑弘羊、牧业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磾[27]。这些人，虽读春秋，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国家太学有儒家经学的学官，民间则是法、墨、刑名、阴阳四处开花。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作底？因为没有一体，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终还会分裂。而只有“大一统”才能将多元的思想汇聚在一个共同体内。

文化上便是如此。齐国早不存在，但齐国的“月令”成为汉的“政治时间”，“蓬莱”神话正是出自齐地；楚国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颂过的楚神“太一”成为汉的至高神，伏羲、女娲、神农、颛顼、祝融，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汉皇室是楚人血脉，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都是楚歌，可定音协律的却是赵人，汉乐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赵国中山。大一统并没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过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只要永远保持开放，统一之上也能多元。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是因为汉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

一体多元，正是汉的精神。

（二）史官制：天下人心




很多人常责难中华文化产生不出与“公权力”保持“绝对独立”的西式知识分子。唯一有点接近的人物是司马迁。他《史记》里的刺客、游侠、商人享受着和王侯将相同等“列传”待遇，他敢于批评汉武帝[28]，还敢于站出来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罚宫刑。

但司马迁终究跟遗世独立的希腊学者们不同。出于君道，汉武仍任命已受宫刑的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出于臣道，他仍然秉笔直书继续发表意见。他虽不喜欢汉武帝的政治风格，但对其强化郡县制之“推恩令”大加赞许，认为是解决动乱根源的伟大举措[29]；他一生清贫，但从不仇富，认为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靠把握经济规律苦干而来“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30]；他被酷吏折磨，也没有记恨法家，还认为法家政策如实行得好，也有“维万世之安”之效果[31]。

司马迁从没有因个人痛苦而发展出对体制的系统性批判。因为“个人”不是司马迁的精神追求，他关注的是整体，是“天下”。他批评公权力，不是因为刻意追求独立，而是认为对天下有害；他赞许公权力，也不是因为屈服淫威，而是认为对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个人得失全得放在后面。自由之上，如何尽到家国天下之责任；责任之上，如何不失心灵之自由。不光破，还要立；不光提出差异，还应追求共同。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对立统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的鲜明特点。

《史记》中不光批评了汉武，还写了刘邦之猜忌、吕后之乱政、各个功臣名将之微处，将汉的开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史记》一共只抄了两部，销毁轻而易举。然而，从昭宣两朝开始，这部“谤书”竟成为官方正式收藏的国典。《太史公书》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没有主动包容的意识，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汉将史官制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哪怕是元朝与清朝，皇帝可以杀个别史官，但从来不敢撤销史官制度。撤销了，就不是华夏正统。

华夏正统就是中华道统。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不会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中道、包容、和平）。体现着一种原则，一种境界，一种规律，一种价值。圣贤有圣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将有将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书画医酒茶剑等人伦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春秋大义，深埋于士民的骨子里。

第四章 中西商道



（一）仁政的负担




2017年盛夏，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处红色石壁上，发现了一幅久远的摩崖石刻。经学者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东汉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铭”。无数书传中都说到“燕然勒碑”，却从没人找到准确的地方。作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们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考古队员在《燕然山铭》摩崖石刻旁工作。东汉永元元年（89），窦宪在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大破北匈奴，命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刻石记功，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100年后，匈人、东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罗马边防，瓦解了西罗马帝国

这块碑文，对罗马也很重要。正是因为这一仗结束了汉与匈奴两百年拉锯战，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

匈奴为什么要西迁？气候学家认为，在公元二三世纪，蒙古高原经历了长达100多年的严重旱灾，游牧族群无法生存，要么南下中国，要么西迁欧洲。匈奴首选是南下，但与两汉打了两百年后仍无法得手，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西迁。西迁的北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罗马。正好赶上西罗马的“三世纪危机”。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脚”，西罗马就此崩溃，再没有统一过。

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重写。气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农耕文明的不可抗力。秦汉罗马相隔万里，都面临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两汉经住了考验。

汉匈之争了结于东汉，肇始于西汉。西汉武帝时也出现了大规模水灾、旱灾与饥荒，都靠举国体制硬挺过来了。是以内生力量消化天灾，还是以侵掠游走转移天灾，体现着文明的可持续性。

汉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续进犯，开始了十二年的汉匈战争。最终卫青取得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河西，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这两个基地，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这个胜利十分昂贵，文景两朝的存粮被一扫而空。谁能捐钱捐粮，谁就能做官。“入羊为郎”的笑话就是这十二年里发生的。


“马踏匈奴”石刻，西汉，花岗岩，高168厘米，长190厘米，立于霍去病墓前，现藏陕西茂陵博物馆。石马前蹄将匈奴士兵踏倒在地，士兵仰面朝天，手中紧握弓箭，似在作垂死挣扎

最大的尴尬发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战。匈奴浑邪王率四万部众投降，汉武帝决定在边郡划出五个属国好好安顿。他诏令长安地区的商贾捐献两万乘车马给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费”。但没有商人肯捐。刘彻怒极，要砍长安县令和五百商人的脑袋[32]。

大臣抗谏说，匈奴连年抢掠，现既得了俘虏，就应当赐给死难战士之家做奴仆以补偿。现在居然要用官府去供养，让良民去照顾，就像奉养骄横的儿子一样，这是伤害中国之根本[33]！

汉武帝默然半晌，没有听从，依然出钱安顿好了这批匈奴部众。只不过钱不是由国家财政出，而是由皇室内库出。有人说，汉朝开边与其他帝国殖民没什么不同，但哪有不以战败者为奴隶、还自掏腰包去供养战败者的“殖民者”？与汉匈战争前后脚发生的，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罗马将迦太基全城夷为平地，将投降的5万老幼妇孺全部卖为奴隶。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史书上批评其“虚耗海内”。但汉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就是中国百姓，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以换“远人归心”。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负担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灾，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小农不能抗灾又不能免债，只好将田宅卖给巨商大贾，汉朝出现了与罗马类似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34]，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借钱时，富户们觉得朝廷未必打得赢而不肯借（“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35]。

从文景开始，朝野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办法。一种是贾谊的“重本抑末”。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书》里对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征税、禁止贸易、把旗下伙计都发配去修路等等，可商业是西汉繁荣的基础，岂能又回到秦制苛政？另一种办法是晁错的减免农业税。这是典型的儒家，万般困难一招鲜。可减免了税，中央财政又拿什么去抗灾打仗？文帝景帝都难以定夺，就这样继续熬下去。

最终解决的还是汉武帝。有人为他发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农税赋，还能增长国家财力的方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个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个商人。

（二）儒商的家国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阳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计”（心算）进入宫廷做“郎官”。这一年他才十三岁，进宫是为了给16岁少年天子刘彻当伴读。商人拒捐马匹给匈奴这件事发生时，桑弘羊已经进宫二十年。

憋了一肚子气的刘彻，在桑弘羊的策划下，于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让儒生们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的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伴读郎官桑弘羊则以“计算用侍中”，在内廷里予以配合。

盐铁官营，是指将此前由民间经营的制盐铸铁行业，转隶官方实行更大规模经营。盐和铁是古代社会最大消费品，官方经营就是掌握了最大财源。很多人批评这是国家与商民争利，但帮国家搞垄断盐铁的，竟是盐铁商家本人。这就奇了。罗马商人用财力挟迫国家让自己发财，汉朝商人却帮国家搞宏观调控。桑弘羊还发明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就是各地的“土贡”以当地最丰饶之物品上交，再由官营网络运往稀缺地区出售。平准法，就是以官营网络解决价格波动。桑弘羊还统一了币制，将各郡国分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铜钱都是用统一铸造的“五铢钱”。而罗马只实现了金币银币由国家铸造，铜钱仍归各城市独自铸造。

正是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帮助汉朝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匈奴进犯，用“均输”“盐铁”之积蓄，既支付了战士俸禄又赈济了北方饥民。

初创的宏观调控亦有缺陷。盐铁官营中，公营器物的规格经常不合私用；均输平准中，官吏经常乱征收物产[36]；告缗制度中，为了征收高利贷和投机商的财产税，居然搞出了全民告密运动。桑弘羊在晚年承认政策初衷与官僚执行效果的差距——“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虽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桑弘羊还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农中丞），就将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没收上来的土地，重新租给无地的流民耕种[37]。罗马也有公地制度，即从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给贫民。但仍挡不住权贵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来越少，国家最终丧失了调节能力。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征发了六十万戍卒河西屯田。这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财富——“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没有这个基础，东汉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就永远打不通。

一个巨商之子为何如此执着地为贫民分土地，为朝廷开西域？因为他读《春秋》。他少年时和刘彻一起读了《春秋》《鲁诗》《尚书》。老年之后，在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时，他还能句句引用春秋大义和儒家经典。自刘彻开始从贫寒儒生中选拔文官后，民间儒学蔚然成风，不谈“王道”都会被樵夫舟子耻笑。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产生不出这批发明了“宏观调控”的大商人们。

桑弘羊一直保留着商人习气。他不认为持家必须简朴，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筹策”朝廷的赏赐和俸禄而使自己过得更富裕[38]。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猎被都城治安官查办。但他靠中央集权搞出来的那些钱，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与山东的水患，投入到了“经营天下”。汉朝所有的成就，没有中央财政体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开启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个跨越任何束缚的私人商业帝国？还是在独善其身之外去兼济天下？中国的商道一开始就包含了儒家的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有人说，正是这种双重束缚，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然而，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回答不可的问题，纯粹自利能否自动达成社会共利？自由经济能否彻底脱离国家主权？这些问题，中国两千年前就开始思考了。

（三）商道的分殊






和桑弘羊同时，罗马的头号巨商是与凯撒、庞培齐名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

克拉苏的致富方法是，利用罗马没有消防队，自己成立了一个500人的私人奴隶消防队。谁家的房子着火了，他就带人堵在门口要求廉价收购房产。如果房主答应，他就灭火。如果不答应，就任由其烧光。等房主不得已将房子低价卖给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价租给原来的苦主居住。就这样，他空手套白狼，买下了大半个罗马城。他还经营着罗马最大的奴隶贩卖生意，从意大利的种植园，到西班牙的银矿，到处都是他卖出去的奴隶。他死后的遗产，相当于罗马国库的全年收入。

他从政后的慷慨同样惊人。他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办庆典，给每个罗马公民发三个月生活费。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轻松竞选成功，与庞培一起任命为联合执政官。
克拉苏有一句名言：不能武装一个军团，就不配叫做富人。他死于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的途中，战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满罗马风范。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罗马的潜规则是，谁打下新行省，谁就有权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但他没有成功，帕提亚骑兵砍下了他的头颅，向里面灌满了黄金。

克拉苏这类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其发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说当政治领袖。而在罗马，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武装起一支军队，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搞定更多选票，都可以。

近代以来，总有人认为明末才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精神似乎是儒家农业文明主干上的支流。实则不是。中国的商业精神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动接受了儒家，而是对儒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盐铁会议上提出的，商业亦可立国（“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他认为，国家要建立大市场，汇聚万货，让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还说，国家没能让人民富裕，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这些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管子轻重之学”。轻重学派明确地提出用市场调节财富，用货币塑造价格，用利益机制来引导社会行为，反对以行政手段强制管束。这些思想是非常现代的。我们经常低估了先贤的价值。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没有工商文明的种子。

第五章 罗马帝国



（一）上层与基层




西汉王朝灭亡时（公元8年），罗马帝国刚刚开始。创建罗马帝国的屋大维，和刘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天才少年。刘彻17岁即位，23岁同时开始立儒学打匈奴，49岁前两件事都完成。屋大维19岁起兵，32岁时结束分裂，47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建设[39]。

他们都是复杂的人。刘彻的历史评价在穷兵黩武和雄才大略之间摆动了2000年。说他是儒家，他行事却像法家；说他是法家，他又没有退回秦制；说他爱道家神仙，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国。

屋大维也充满矛盾。他与巨头合作，架空了元老院；又与元老残党合作，消灭了巨头。他保留共和国的形式，却变更其内在逻辑，虽称元首，实为皇帝。他身兼多个文职，从执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长，但18万罗马军队才是他的真正力量。他没有建立明确的继承制度，但王朝最终还是在家族内传承。屋大维和刘彻之复杂，在于罗马与秦汉都是超大规模政治体。在草创之初，要整合这样广阔复杂的疆域，任何单一的理论、制度、安排都不足为凭。

屋大维和刘彻的治国思路，也是英雄所见略同。除官僚、军队、税吏制度外，屋大维也很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强调对家庭、国家和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就像刘彻找到了董仲舒，屋大维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维吉尔仿照希腊的荷马史诗，创作了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了“罗马民族”的认同；李维写了《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的《讽喻诗》，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

而两人的路径与结果大不一样。

屋大维建立了文官系统。为了克服财阀对政治的破坏性，他大胆吸纳财阀进入文官体系（税务官），真正实现了西塞罗的“贵族与财阀共天下”。与之相比，汉朝的文官路线则是求取基层寒士。钱穆说，汉代是第一个“平民精神”王朝[40]。

罗马帝国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没有建立一杆子插到底的基层政权。行省之下无官僚，下面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运行。罗马派遣一个总督和若干财务官，掌管税收、军事与司法，对于行省下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则一概不管，也不承担公共经费。地方领袖对当地事务很有发言权，总督经常按照地方实力派的愿望作决断。地方的城市建设和文化活动由本土富商志愿掏钱。在中央政权衰落之后，这些地方实力派就此转化为蛮族王国之下的封建地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谁收税都一样。英国学者芬纳将罗马帝国称为“由众多自治市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41]。

归根结底，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如西方学者所言，罗马帝国文明有着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却是粗陋和简朴的“奴隶制大庄园”[42]。文化基础也如此。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们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屋大维苦心建构的“罗马民族认同”，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从未抵达基层。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而秦汉则是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两汉的基层官吏不光管理社会，还要负责公共文化生活[43]。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典籍，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理解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二）政权与军权
罗马与秦汉第二个不同在于军队与政权的关系。
屋大维起于军队，他解决政权与军队的关系，仍然是军阀式的。他先将最富有的埃及财政收归为“元首私库”（fiscus），再用私库之钱给军团发酬劳。士兵虽不再是各将领的私军，但依然是皇帝的私军。这导致了一个双向规则：一方面，军队属于能发出最多军饷的那个人；另一方面，一旦皇帝发不出军饷，就得换一个能发饷的人当皇帝。果然，这种规则下的和平，在屋大维之后只维持了50年。公元68-69年的内战中，地方军阀都从行省赶到首都参与帝位纷争，各军团将领多次举兵夺取中央政权。专家统计，“从屋大维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平均6年发生一次帝位更替。其中有39位皇帝死于近卫军和军队之手，占总数70%；只有12位皇帝属于自然死亡，不足20%。”
先是意大利本土兵为主的中央禁卫军操控皇帝。近水楼台先得月。合法继承人要贿赂禁卫军才能登基。一旦禁卫军不满意其报酬便杀了再换新人。最后发展到在军营前“拍卖”皇位，财阀和元老竞相出价。有胜选者当了60天皇帝而被杀（公元193年，朱莉亚努斯）。
压制中央禁卫军的，是边疆军阀。发家于边疆行省总督的塞鲁维王朝，解散了意大利本土兵，带领外省军队占领了罗马。他们屠杀罗马的贵族和财阀，把没收的资产拿来发军饷。军队的赏银虽增加了一倍，但欲壑难填，塞鲁维王朝也灭亡于自己军队的暗杀（公元235）。之后的罗马，50年内出现了23个皇帝，统治不到一年都死于兵变。
罗马帝国晚期经济崩溃，出不起丰厚的赏金，罗马人都不想当兵，只能雇日耳曼蛮族看家护院。此后，帝国的命运就掌握在蛮族雇佣军首领手里。最后攻陷罗马的阿拉里克、奥多亚克、狄奥多里克，都是蛮族雇佣军首领。罗马兴也军队，亡也军队。塔西佗说，“罗马帝国的秘密，就在于皇帝的命运实际上把握在军队手中。”
罗马为什么无法控制军人干政？第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没有基层政权，因而军队代行着许多政权职能。行省总督们要仰仗军队的威势来维持治安与收税，收上来的税又变成了军饷。行省军队和税赋激增成为恶性循环。如此，本应代表中央的总督，变成了代表地方的军阀。秦汉的军队不能收税，也不能管理民政。在完善的文官制度保障下，军队都是小农，战时征召为兵，战后复耕为农。边疆部队也是屯田为生，兵农一体，没有变成罗马军队那样固化的利益群体。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军人的“国家意识”有问题。孟德斯鸠说，因为军团距离罗马太遥远，便忘记了罗马。“当军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战士们不得不留驻在他所征服的地方,逐渐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种,而在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王国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于是士兵们这时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领了,他们把自已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的身上，而且和罗马的关系也越发疏远了”。
并非如此。汉朝与西域近万里之遥，中间隔着世界第二大流沙沙漠。但汉将班超赤手空拳仅靠千把散兵，凭着纵横捭阖的外交军事智慧，在西域诸国数十万军队围裹中，为东汉重建了西域都护府，打通了丝绸之路。西域各国与相邻的月氏贵霜等国都只敬服他一人。他完全可以割据自重。但他为汉朝苦心经管西域30年后，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归葬故土，不带走一兵一卒一草一木。他的成就，是在政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他的胞兄班固是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学大家，追随外戚窦宪驱逐北匈奴，起草了《燕然山铭》，之后卷入窦宪宫廷案，以61岁高龄身死囹圄。此时的班超孤悬西域，前有未克之敌，后有不可测之政治风险。他不仅没为兄长之事抱怨，反而集中精力打下最艰难一仗，彻底拿下了北道诸国，西域50国全部归附汉朝。战后，班超病入膏肓，屡屡上书乞求回归汉土而不见应答。他妹妹班昭上书求情，这才在死前一个月万里回朝，总算“生入玉门关”。两汉像班超这样的将军还有很多，如卫青、霍去病、马援、窦融等等。
有意思的是，班超放权乞归的这一年（公元69年），正是罗马边疆军阀首次干预中央政权的那一年（公元68-70年）。有人说，罗马军人能够干政，是因为罗马皇权是“相对专制”，而汉朝皇权是“绝对专制”。似乎军人不造反的唯一理由是受到强力管制。更非如此。东汉黄巾之乱，名将皇甫嵩出师剿灭，威震天下。当时弱主奸臣当道，有人劝皇甫嵩拥兵自重，否则功高震主后更会性命不保。皇甫嵩却说，“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他回到长安，放下兵权。
在皇权没有强制之力时，军人为什么还要遵守规则？这并非畏惧皇权专制，而是主动服从国家秩序。中国虽然也出现过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但从来没成为主流。中华文明大一统精神产生了“儒将”传统。在法家体制与儒家意识双向发力下，中国古代最终实现了由文官控制军队，保证了长久稳定。虽时有反复，但总算渐成体制。海外汉学家们公认，“文官控制军队”是中华文明又一重要特征。西塞罗的“让刀剑听命于长袍”的梦想，反倒在中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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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基督国教

（一）“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
西罗马帝国最后150年的主旋律，是基督教。
原始基督教，源于中东巴勒斯坦，是“渔夫和农人”的朴素宗教。这些底层贫民是罗马各行省从不在意的人群，也是拉丁语从未到达的人群。许多基督徒也不在意罗马，他们属于“上帝之国”的兄弟，而不属于“尘世之国”的公民。他们拒绝服兵役，拒绝任公职，拒绝向罗马多神献祭，拒绝向皇帝的雕像焚香跪拜。
罗马本土的多神教，没有严肃的道德规范，无法约制罗马社会堕落。罗马堕落源于富有。毫无节制的个人享乐成为了社会风尚，婚姻家庭责任全面瓦解，国家居然要靠立法来对独身施以重罚，要靠公务员升职来对婚内生子予以奖励。多神教已从宗教变成了娱乐，富贵人家花钱祭神，民众参会取乐，有事求神，无事享受。
罗马越堕落，基督教越高尚。罗马国家对底层贫民、孤儿寡母、残疾病人不闻不问，只有基督徒们竭尽全力去养老存孤，去访贫问苦，去照料瘟疫死者。再往后，不光是平民，有点理想追求的精英都开始信基督。如30岁就出任意大利总督的贵族安布罗斯，信教后放弃官职，散尽家财分给穷人和教会。如生于意大利富商之家的公子哥儿法兰西斯变卖家产，穿粗布长袍、赤足托钵募捐，“方济各会”由此而来。
多神教以宗教宽松为傲，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但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多元缺一体。基督教却纪律严明，在边远城市和蛮族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在军队与宫廷中也发展了大批信徒，在罗马的躯体内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隐形国家”。
对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精神力，罗马起初感到恐惧，进行了300年屠杀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转而怀柔，承认基督教合法，甚至赋予主教司法权，希望将“凯撒”和“上帝”统一起来。公元392年，狄奥多西皇帝正式确立基督教为国教，摧毁多神教的神庙。
罗马为什么要以基督教为“国教”？有史家说，是为了争取下层民众和平民士兵的支持。还有史家说，是因为多神教的神太多了，每个军人造反都宣称自己是某个神的后裔，一神教更有利于塑造绝对皇权。不管是哪一种，罗马皇帝们的愿望都落空了。
在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的40年后（公元354年），罗马的北非行省努米底亚一个罗马官吏家庭，诞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按照罗马精英模式，系统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雄辩术、哲学，尤其痴迷于维吉尔的史诗和西塞罗的政论。当他第一次阅读《圣经》时，因其语言简陋而斥“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较，真是瞠乎其后”。他深研新柏拉图主义，也短暂信奉过摩尼教。无论哪种，都带着罗马式的慧辩。他的私生活也有罗马时尚——14岁就和一名底层女子婚外生育了私生子。
30岁那年，他去了米兰在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内当公共演讲家，颂扬皇帝，宣讲政策。罗马老政治家西马库斯认为他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火焰传承人”。然而，优渥的生活，自由的思想，宽松的环境，极低的私德门槛，都无法填补他心灵深处的缺憾。当他再次阅读“言语粗陋”的《圣经》时，却经历了一个无法言说的“神启时刻”。从此，他就变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用已学成的希腊罗马知识，将基督教原始教义发展成庞大的神学体系。他的原罪、神恩、预定论、自由意志等思想，成为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后中世纪几乎所有的西方神学，都是给奥古斯丁做注脚。
被视为古典文明火种的精英，转头就开始清算希腊罗马。曾经的他为西塞罗的政论五体投地，皈依后的他改称西塞罗为“半吊子哲学家”；曾经的他为维吉尔的史诗热泪滂沱，唤作“我们的诗人”，皈依后的他改称维吉尔为“他们的诗人”；曾经的他为《埃涅阿斯纪》中的英雄辗转反侧，皈依后的他说，罗马祖先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废墟上抢救回来的祖先神，连特洛伊都保护不了，如何能保护罗马？
公元410年，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攻破了罗马，洗劫了三天三夜，被称为“永恒之城的陷落”。罗马民间出现了一种呼声，认为这是因罗马抛弃了自己的多神教而信奉外来基督教所遭致的“报应”。奥古斯丁拍案而起，写了《上帝之城》予以驳斥，并彻底否定了罗马文明。他说罗马建城的罗慕洛斯杀掉兄弟而得国不正，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罗马的太阳神、战神和美神没能阻止罗马人道德败坏，也并没有抵挡蛮族入侵，毫无用处。他引用西塞罗《论共和国》，指责罗马从来没有实现正义，从没实现“人民的事业”，因此不是共和国，只是一个“放大的匪帮”。他甚至全盘否定了早期罗马战士“爱国即荣誉”的精神，认为所有的荣耀应该归于上帝。连罗马早期的节制、审慎、坚忍都不是美德，只有基督教的信、望、爱才是。
奥古斯丁最后总结说，罗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基督徒最终的期许是上帝之城。而教会正是上帝之城的代表。

（二）“国家之恶”与“国家之善”
奥古斯丁为什么称罗马国家为“匪帮”？考虑到罗马帝国如同“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考虑到长达200年乱军分肥的中央政权，考虑到上层精英对于底层人民的抛弃，奥古斯丁用“匪帮”形容晚期罗马可能有一定原因。
但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看，罗马再不好，也是母国。恨其腐败，难道不应该先去改革制度重塑精神，使之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外族入侵时，难道不应该先投笔从戎捍卫家国，等天下太平后，再去追求宇宙真理？怎么能在尚未尽到改造国家责任之前，就全然抛弃打倒。说到底，基督教虽被罗马奉为国教，但从未与罗马血脉相连。
这是汉朝与罗马又一不同之处。一方面，儒家政治的道德伦理严格于罗马多神教，“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从政者的天然责任；另一方面，法家的基层治理远胜于“控股公司”，不管是精英还是人民，从不认为“国家是非正义的匪帮”。这不是靠说教能达到的，只有在现实中见过“好的国家”，人民才会拥有长久记忆。
一神教在中国很难像在罗马那样发展。因为儒家信仰涵盖天理与人伦，文官组织又贯通精英与人民，没有留给任何一神教像罗马那样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以人文理性立国，中华文明是罕见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都必须褪去非此即彼的狂热，在国家的秩序之下和谐共处。与基督教传入罗马的同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三百年后赶上五胡乱华，北方胡族政权大多信奉佛教，而所有胡族帝王都主动选择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都主动争取华夏正统，都没有变成佛教国家。中国对佛教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轻率，要么屠杀镇压，要么全盘接受，而是产生了中国“禅宗”。
中国很难产生奥古斯丁这种宗教家。因为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脱离人间而存在，中国的天道却要在人间实现才算数。儒家知识精英很难认同宗教大于国家，反倒认为，国家有难时“遁世”才是“非义”。“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因为儒家意识和国家已融为一体。儒家的“教会”就是国家本身。在儒家精神浸润下，中国化宗教都对“国家价值”有着深刻认同。道教一直有着致天下太平之蓝图，佛教也认为当政者治理好国家的功德绝不亚于当一个高僧。国家观念外还有哲学观念。基督教之前的希腊哲学既有个体也有整体。但经中世纪一千年的神权压制，导致宗教改革后的“个体意识”反弹到另一个极端，此后的西方哲学执着于“个体意识”和“反抗整体”。中华文明从不曾以宗教立国，没有神权压迫，也没有对个体的执念，所以中国哲学更关注整体秩序。
自基督教与罗马国家分离之后，残存的罗马知识分子，不再背诵维吉尔和西塞罗，剑术和《圣经》变成了进身资本，主教职位更能获取地位权势。罗马的地方贵族，也不追求“光复罗马”，而是就地转化为新的封建地主。罗马文化只有很少一部分得以继承。罗马之后再无罗马。
中国东汉末年大乱不下于罗马。上层宦官外戚奸臣党争轮番权斗，基层百万黄巾军大起义。此时，在朝堂上，总站着一批杨震、陈蕃、李膺、李固、范滂这类的忠臣士子，不顾身家安危，成为黑夜中的盏盏孤灯，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在草野之中，总生出一批桃园结义刘关张之类的贩夫走卒，主动为国家兴亡尽匹夫之责。他们永不抛弃国家永不抛弃道义。这是中国士民的主流。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昏君乱臣，从未阻断过这一主流。这一主流，虽没能改变两汉灭亡的结果，却始终高悬出一个价值观。任何逐鹿天下之人，都必须遵守这一价值观。士民信仰倒逼着英雄选择。
有人说，中国哲学中没能产生西方独立自由，是阻碍政治现代化的精神缺陷。实际上，现代西方政治中把“国家当成恶”的“消极自由”精神，不是来源于启蒙运动，而是来源于基督教中“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分离。基督教将“罗马国家”视为恶。到最后，天主教会也被视为“恶”而被宗教改革攻击。除了上帝之外，在“众生皆罪人”的尘世间，没有任何由“人”组成的机构有资格领导其他人。从洛克的保护私有产权的“有限政府”，到卢梭的基于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政府”，再到亚当·斯密只能做“守夜人”的政府，都是为了防范国家之恶。
而中华文明是相信“国家之善”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恶，只要见贤思齐，化性起伪，总能够通过自我改造，建设成一个更好的国家。就像“国家之恶”的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样，“国家之善”的概念也不是凭空产生。两汉儒法并行后的盛世记忆，又将“好国家”的信念传了下去。

结篇
吕思勉说，“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对此转变，誉者赞为“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毁者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
“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仅限于蒙古沙俄，对“东方之东”的中国，几乎毫无认知。尽管早在亚里士多德定义“专制”二十多年前（公元前350年），中国的商鞅变法就已实现了“编户齐民”、“一统于法”的郡县制度。
欧洲最初了解中国，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暂的“中国热”。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淑女养金鱼，命妇乘轿子。由此激起了两派大师的争论。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崇华派”。他想“托华改制”，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孔庙”，给自己取笔名叫“孔庙大主持”；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科举取士”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魁奈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审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贬华派”，为了指桑骂槐反对法王的“绝对王权”，而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同样是君主统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国人只能叫“专制”（despotism）。因为欧洲君主制有贵族和教会制约，而中国没有。他不了解对中国君主加以制约的是规模庞大的文官体系（“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不了解相权分治、行封驳事、史官监督、言官谏议等制度设计。文官制度与基层政权，是中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不同。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东方专制”进行批判。他说，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远胜于“东方专制”。再后来，黑格尔发明了历史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历史观，东方天然是落后、停滞、奴役；西方天然是进步、自由、文明。这些评论中国的大师们，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没有一人去过中国，没有一人看得懂中文，没有一人研究过中国历史，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东方文明”。大师们对中国政制的一知半解，却被不少中国人自己当真了。
除了“东方专制”这条脉络，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比如马克斯·韦伯。他说中国是“家产官僚制”，说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说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官职俸禄”的投资，期待成为“包税人”，上交完正税配额后的钱全归私人腰包。这不符合基本史实。从汉代开始，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大司农）和皇家财政（少府），皇帝从不用私钱支付俸禄，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从秦朝开始，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包税人”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与军队、与包税人的关系。对这类误判，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因为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只是由于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事实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自由”与“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有着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之后，他访问美国，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扩充海军的两次演讲中谈到“彼中国者老朽垂死，欧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时，彻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复之而不能去”（《新大陆游记》，1903年）。梁启超便又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1906年），说中国古代儒、法、墨三家都是“开明专制主义”，儒墨重民本，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法家重国本，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梁启超的矛盾与变化，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
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罗马史家林托特说，“这个社会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成就伟大。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内，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又没有“一体”来予以调节，最终导致大分裂。“冲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西方史学家们认为，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界限”而开始崩裂。罗马之衰落，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之后就开始了。
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就开始僵化。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就开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压倒一切”，西汉亡于“儒家压倒一切”，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如何同时驾驭“一体”与“多元”，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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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

西部罗马帝国覆亡了，覆亡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社会关系的变化，统治阶级的内乱，气候的突然变化，瘟疫的爆发，当然还有蛮族的冲击，都会发挥或大或小的作用。但根本的原因，正如英国学者汤普逊在论及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时所说，一个帝国的灭亡，是需要理由的，而这个理由，主要的当然在内部。罗马帝国前期，共和传统仍有某种程度的残存，皇帝固然需要军队，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民众的支持，为此不能不给予平民一定的关注。扩散罗马公民权、提高行省地位、强化行省治理、惩治贪污腐败，最重要的是维护帝国和平，使民众可以安居乐业，由此造成了帝国前200多年的繁荣。但权力一旦落入皇帝手中，它天然的扩张倾向，逐渐侵蚀了其他机构如元老院和民众的权力。罗马皇帝可以依靠的，只有军队了。而军队也发现，他们固然需要皇帝发工资，可以也可以左右皇帝。在68-70年的内战后，塔西陀所谓罗马的秘密暴露了的评论，正指士兵发现他们可以创造皇帝的事实。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的皇帝们大体贤德，还能掌控军队，但皇权的扩张和军队重要性的增加，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加深，终至出现了3世纪危机中士兵拍卖帝国的最恶劣景象。所以，罗马帝国的灭亡，与皇帝权威的强化、官僚队伍的膨胀与军队的增加，相应地，其他阶层特别是普通劳动者地位日益沦落，公民权彻底贬值，以至于到了帝国末年，一些罗马人宁可逃到蛮族中生活，也不愿再成为帝国的臣民。因此，帝国的瓦解，其他因素当然不能忽视，但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如果忽略了统治者对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的态度，大约也难以完全令人信服。
历史比较研究的核心，首要的是要选择合适的可供比较的对象，之后是对可比较的各项参数的具体考察。在比较研究中，条件的对等非常重要。但历史研究，无论学者们多么试图客观，总难免个人情感、经历、掌握的材料、知识和理论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当我们提出某个问题的时候，心里可能已经知道了自己要去追求的答案。历史研究的魅力正在这里。如果所有人都持一个看法，那犹如这个世界所有人都穿着同样颜色和款式的衣服一样，令人奇怪。我非常赞成潘先生的基本看法：在比较研究中，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不能用对方的缺点比自己的优点，也不能用自己的缺点去比对方的优点。借用刘家和先生的话说，要对历史抱着敬意。好的比较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新的思路和启迪，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探讨。潘先生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去看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并且从后来西方以及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发掘出过去许多被忽视的方面，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也做出了精彩的论证，于理解秦汉王朝和罗马传统的身前身后，多有启迪。我这里只是从罗马方面做了一点补充，而且因为不了解秦汉，不免就罗马论罗马，片面和不当之处，请潘先生和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指正。

晏绍祥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徐卫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秦汉与罗马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有代表性的帝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西有罗马，东有长安”妇孺皆知，也展现出东西方发展过程的异同。由于东西方在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上的巨大差异，因此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小的差别。正如恩格斯讲的：“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一是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近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潘岳的《秦汉与罗马》，颇有收获，以三万言比较全面的对比了世界历史上几乎处于相同时期的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异同，并分析了产生异同的原因，其中不少见解是有见地的。作者认为，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这些观点值得读者和学界思考。
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末，西汉王朝建立。其后双方日臻强盛，罗马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世界”的霸主；汉朝也奠定了西逾流沙、东濒沧海的广袤版图，君临“天下”，成为大汉帝国。这两个分处东西、遥相辉映的大国，在人种、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极大，是从全然不同的背景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各自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体现在都城文明上。秦汉时期都城功能是为维护其中央集权服务的，以 “天人合一”为设计理念，都城中的各种设施与布局均以此为目的，宫殿是城市的核心，高大雄伟。其功能主要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手工业、商业处于次要地位，而且都城中市场的设置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都城中缺少市民活动的公共建筑和广场。罗马城的设计除了考虑统治者的政治功能之外，在都城中也有老百姓可以随意活动的地方，广场文化得到了充分体现。广场是都城的核心，成为市场和集会之地。统治者在这里修建庙宇、宫殿、政府机构，是政治、宗教、商业和公众活动的中心。大量修建的公共建筑成为罗马城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为城市建设和市民服务的。
秦汉时期都城与古罗马城尽管都显示出“好大喜功”的特征，建筑物都富丽堂皇，但建筑物服务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尽管罗马城和汉长安城在建筑材质、风格等方面具有很多不同，但是，由于同属于帝王所在地，在各自的国家都拥有不同凡响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两座古城在一个方面却是不谋而合的，即都在想方设法地将城市建设与帝国的强盛结合起来，使建筑能最大限度地表现君王的威严和显赫。古罗马时期的著名建筑学家维特鲁威在盛赞罗马建筑的伟大时，就曾直言不讳地将“显示了伟大的权力”作为首要因素，秦汉时期宫殿建筑也有“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要求。古罗马城的中心从庙宇迁至城市广场，在城市功能区调整中得到完善。汉长安城在变迁中也在不断拓展其城市功能，改善城市功能划分，但其主要目的则是是为中央集权服务。
秦汉和罗马，虽然所处地区自然环境，以及东、西方民族在各自成长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体系的不同，其他如各自城市的建设功能和目的、各自的社会阶层结构等各方面均有差异，但作为同时期东西方的两个帝国，在城市的规划和建造规模都是科学缜密和气派华丽的。都城功能是影响建都和定都的重要因素，并决定了都城未来发展的方向。秦汉与罗马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都城的公共性上。出现这种差异与所处地区自然环境，与东、西方民族在各自成长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体系的不同有关，也与各自都城的建设功能和目的、各自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差异有关。
秦汉时期的都城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手段或工具，是藉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突显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都城的形态和空间布局，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等级森严的秦汉社会，其本身要适应礼制的需要，从而也被赋予了某种“文化权力”。总而言之，是权力“制造”了都城，制度“安排”了都城的空间结构。而罗马城早期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以卫城、庙宇为中心，受民主制度的影响，以都城广场为中心。罗马广场是罗马城的核心，原为沼泽地带，大约公元前6世纪加以整修，成为市场和集会之地。历代统治者在这里修建庙宇、宫殿、政府机构。帝国时期添置尤多，而且规模宏大，十分壮观。广场上还有店铺和摊棚，是政治、宗教、商业和公众活动的中心。使罗马的公共建筑散发出奢侈、豪华的辉煌气氛。
秦汉和罗马的重要生产区域大体都分布在北纬30-40度之间，但却是迥异的两种气候类型。季风性气候使得秦汉时期的农业得到长足发展，因为季风气候的最大特点就是雨热同季。而同纬度的罗马，由于多分布在地中海沿岸而形成的地中海气候，使得农作物生长比较困难，因为地中海气候的最大问题就是雨热不同季，对农业生产不利。在农作物最需要雨水的时候，其提供的只有热量。所以在罗马虽然重视农业，但农业的发展没有手工业与商业那样的繁荣。
罗马城是一座占地面积20多平方公里的“大理石之城”，且不说城内的神庙、议事厅、柱廊、凯旋门、大浴室等之雄伟壮观。至今走进罗马的古建筑遗址，仍不能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但由于东西方建筑体系、建筑材料大不相同，因此罗马式石构建筑无法展现于秦汉都城。不仅建筑物本身，连其内部的陈设也与秦汉大相径庭。
尽管罗马与秦汉相隔万里，但文化交流一直存在，且相互影响。无论汉代或罗马的宴会上都佐以乐舞，秦汉有说唱，罗马则有哑剧。双方都有的是杂技。罗马杂技声名远播。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安息使臣来献“犁幻人二”。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又献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跳丸即现在所称抛球，须用双手同时抛接。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表演，他们将球和剑一同抛接，当时叫“跳丸飞剑”。这应该是受到罗马幻人的启发。 罗马人的娱乐似乎并不满足于看抛球，最刺激而且带血腥味的项目是角斗，在罗马的许多城市中都修建了竞技场。罗马城中的科洛赛姆大竞技场可容观众5万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建筑之一。这在尊奉儒家学说的汉代人看来，则有点匪夷所思了。
秦汉与罗马在历史上曾经经济繁荣、国运昌盛、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人常说，西有罗马，东有长安，一东一西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它们都曾有过无比辉煌的过去和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并保存着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虽然罗马与秦汉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汉代对罗马则充分肯定。《后汉书·西域传》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清薛福成《出使日记》解释道，秦为“亚洲大一统之国”，罗马为“欧洲大一统之国”，故号罗马为大秦。
为什么罗马文明在罗马帝国灭亡后迅速衰落？为什么秦汉文明能够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影响罗马与秦汉文明的因素很多。除自然条件之处，社会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进行东西方文明的研究比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重大课题，路漫漫其修远兮，只有同心合力，才能使学术研究为现代社会服务，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徐卫民，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秦文化研究会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陕西省秦俑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古都学会副会长、西安历史地理学会副会长、西安长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秦汉历史、秦汉考古、历史地理与文化遗产的研究。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

从文明的高度来理解秩序
——读潘岳《秦汉与罗马》
干春松

（一）理智和情感
晚清的中国知识界存在一种迷茫，列文森将之归结为“理智”和“情感”的矛盾，这个结论不知是否多少来自他对梁启超的研究。要说纠结和迷茫，梁启超很典型。潘岳在《秦汉与罗马》的长文中说：“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自由’与‘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有着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擅长在公共媒体发表政见的梁启超一方面善于引入大量西方的政治术语来激发国内的改革热情，另一方面，他也时常发现加诸中国制度和秩序的许多西方“定义”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所以，从“理智”和“情感”冲突的角度来概括他身上的矛盾未必合适。换句话说，梁启超的矛盾并不在于他“理智”上认为中国要毫无保留地学习西方价值，“情感”上又眷恋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而是更多地体现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但到底学什么呢？当时的许多人都把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看成是西方政治与法律的反面，这种观念即使到今天依然有很大的市场，比如潘岳文章里举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与马克斯•韦伯的“家产制国家”等说法。在很长时间里，这些理论概括都是我们“自我批评”的依据，全然不顾中国传统政治是否可以仅仅用“专制”来概括之。后来，钱穆和张君劢专门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钱穆看上去有为中国传统政治做辩护的倾向，但他的作品所揭示的许多史实，比如皇帝的私家财富和国家财政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由宰相制度所代表的君臣“共治天下”的权力结构等，恐怕都可以作为反驳韦伯“家产制国家”概念的证据。
直到今天，我们用来概括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制度的主要思想“范式”都来自西方的经验。20世纪以来的许多学术争论，均源自用这些范式解释中国本土经验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匹配”。所以，当我们“理智”地学习西方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建立适合分析本土历史经验的“范式”；而在“情感”上保持对自身历史的温情和敬意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被过于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这样才可以达到对中国制度经验的客观态度。
（二）如何看待秦汉的延续和变化？
“汉承秦制”是一个事实性描述，描述的主要是秦汉时期郡县制替代封建制，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过程。事实上，封建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难以维持。这说明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道德共同体国家，无力解决随着诸侯国的强大而产生的破坏政治等级和亲疏关系的问题。虽然孔子对礼乐征伐不从天子出表示了愤慨，并对发生在郑国和晋国等地的铸刑鼎所可能对礼乐制度产生的冲击表示担心，但周公创立的西周封建秩序并没有因为孔子的“不满”而停止其发展和蜕变的脚步。随着兼并战争加剧，列国需要不断集中权力，需要控制户口、掌握兵源、扩大税源，以抵御其他国家的侵凌，由此，分封制逐渐被阶层性的地方行政系统所取代。例如，商鞅变法就主张“集小乡邑聚为县”（《史记·商君列传》），将风雨飘零的封建世袭采邑纳入集权化的权力管辖范围之内。秦国的成功可以有无数个理由。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说，其打破官爵的世袭、鼓励通过耕战来获得地位和财富的新型制度，展现出强大的制度优势。因此，在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并咨询新帝国的制度架构的时候，李斯的建议就强调了血缘凝聚力的限度，而主张以权力分配为纽带来推行郡县制，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基本国家形态。
儒家认为，秦国的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丧失了民心。汉初也有人指出，秦国不封建亲属，导致在遇到叛乱时皇帝不能获得有效的支持。但在我看来，造成秦国失败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建立统一的大帝国所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超过了其财政的支持能力，以及片面强调中央的强力统治，缺乏对于六国的多元性的足够重视。
我们知道，为了在全国建立有效的统治，秦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北方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的骚扰、打通到西部的道路、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以使政令畅达，等等。这种积极的，甚至激进的政策，大大增加了人们的负担，并引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和随后楚、汉的抗争，灭亡了秦国。
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继秦而起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国家。汉初的国家形态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向封建制的复归，即对于军功阶层和皇族的分封，但郡县制依然是基本政治制度。分封和集权的矛盾很快显现，表现为皇帝对军事首领的不信任和诸侯王的叛乱。汉初几位皇帝逐渐平复了各种叛乱，维护了垂直集中的权力体制，同时吸取秦国灭亡的教训，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终于在文景之治后，迎来了汉武帝刘彻。
（三）汉武帝与儒家国家的形成
对汉武帝的评价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尽管正是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让儒家的价值获得制度性的优势地位，但后世的儒家并没有将汉武帝视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君王。因为他治理国家的许多方法，是“霸王道杂之”的。比如他对匈奴的军事进攻和对西域的开拓，耗费了巨大财力、牺牲了很多士兵的生命，这些都不符合首先在本国内部树立道德理想，然后等待周边国家归附的儒家秩序观念。而他为了维持战争开支而实施的盐铁专营、酒榷、均输等财政办法，使得行政权力过度介入经济活动，也不符合不与民争利的儒家经济理想。但我们从政治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之后，如何建立起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角度，可以看到汉武帝更系统的想法。
首先，他重视价值体系的建设。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确立儒家价值的独尊地位，并建立太学来培养经师，这些都纠正了秦国过于技术主义的治国路线。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禁止人们阅读和议论，而汉武帝则与董仲舒系统讨论了政权的合法性和如何进行理论再生产的问题，显示出他拥有“致太平”的宏愿。汉武帝处理集权与新征服土地的方法，也秉持了儒家的“多元主义”倾向，使江南一带得以保持其原先的生活方式，并免除其税收，让汉帝国保持了凝聚力和吸引力。而对于不断入侵骚扰的匈奴则采取武力回击的方式。
其次，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与原先相对独立的封建制度不同，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这是通过原先的小农生产方式所不能达成的。桑弘羊的出现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志。我们从《盐铁论》中可以看到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争论的核心问题。如果说贤良文学是理想主义的儒家观念的坚守者的话，御史大夫则更加强调新型帝国所需要的管理技能。虽然我们发现，所有的经济手段并没有如其设计者所期待的那样，能够维护普通百姓的利益，但是他们对于消费、生产关系的认识，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于经济活动规律、以及经济对于超大型国家管理的重要意义的认识高度。这些在潘岳先生的文章里都有十分精彩的讨论。
任何国家的存在，都需要有价值作为基础，否则国家就成为纯粹工具性的暴力机构。但好的国家治理并非是理想的现实化过程，而是从现实出发，不断靠近理想的过程。近代以来，我们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下，过于重视制度移植，而忽视了内生性制度的设计，否定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所积累的国家治理的经验，从而使得我们难以真正建立起对基于自身文明的制度的信心。所以，关注如何在文明的互鉴中，吸收其他文明的经验，发掘自身文明的生命力，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自觉”。

理解帝国权力运行
——读潘岳先生《秦汉与罗马》一文的思考

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潘岳先生《秦汉与罗马》一文，是他继《战国与希腊》之后，又一篇关于中西历史比较的力作。这篇文章对秦汉与罗马两大帝国进行比较，探究“为何两大政治体具有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却又走出了不同的路径和不同的结果？”
潘先生文，围绕两大帝国体系的运行及其历史“时运”，勾勒了不同的兴衰轨迹。我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潘先生更加关心的是，罗马也非“毁于一旦”。在他看来，罗马帝国的发展蕴含着一系列结构性的缺陷和致命性政治疾病。在区分两个帝国的根本性分野上，作者没有排除仁慈与残酷、善与恶的道德因素考量，但我更看重的是文章高度重视国家的组织目标和组织体系的形成，重视对政治制度和权力运作逻辑的比较分析。
沃格林在他著名的《政治哲学史稿》中，曾这样谈及罗马：“为了理解接下来数百年中（指罗马的兴衰）演化出的那些概念的基调，我们必须明了权力结构彻底脱离人民这个根本性的事件。对比这样一句抽象的评论，潘先生的文章则借助于更加丰富的历史经验素材和中西对比优势，给出了有关帝国权力运行更丰富具体的分析。
第一，关于权力运行的目标。任何政治体系都需要国内重大利益的均衡与平衡，需要国内的“治理”。潘先生注意到，汉帝国尽管没有摆脱土地兼并的现实，但是其中央权力立足于创造有助于消除“贵族”因素的权力结构（例如“推恩令”的实施），探索了以财政制度为核心的宏观调控制度，抑制豪强。相比之下，罗马的政治体系从其初建就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意愿和能力，缺乏有效处理内部社会冲突的行政机制，而是选择了外向“殖民”的方式和路径，殖民成了消除内战最好的安全阀，也成为政治平静与稳定的关键安排。
凭借它的殖民成就，罗马帝国获得了伟大的威望，但是也使得政治单元的内部结构——这在希腊时期曾被广泛视为政治领域的核心主题——退居次要地位，政治不再看作是一个明确的共同体内部事务。在潘先生看来，如果说中国政治体系运行的总体目标相对来说更加围绕帝国内部事务和人民需求而来，那么罗马帝国则将国家权力体系的平衡与镇静，建立在一个无止境的殖民欲望竞争基础之上，虽然暂缓了政治斗争，却加速了政治权力的离心力与恶性的政治军事竞争，使得帝国组织以及帝国的精英阶层逐渐失去了对内部事务和治理系统的关切，从而也加速失去了他们同罗马大众之间稳健的联系。
我认同文中所描述的这样一种差异化的历史现象，但更倾向于从权力运行的历史结构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相比较于汉帝国所处的欧亚大陆东部所构成的相对统一、独立、封闭的整体地理环境，罗马地处欧陆西段，地中海世界的复杂地理族群构成和战略竞争的环境，是人类政治文明中比较早的复杂“国际体系”。外部战略环境的差异，对帝国权力运行的目标导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罗马治下和平” (Pax Romana)形成的前提条件。
此外，罗马帝国的权力运行的特点，造成诸如核心精英阶层的腐坏等灾害，但这些政治场景及其帝国权力运行方式的变化，实际上也是西方政治领域的早期政治实验。正如沃格林所观察到的，这个由罗马所塑造的群雄扩张的地中海世界，在政治层面极大拓展了西方关于“寰宇”（orbis terrarium）的概念，即所有国家的政略都必须考虑权力主体所处的广袤地理政治空间，这里包含了大陆与海洋，中心与边缘，以及国际政治空间领域的魑魅魍魉。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帝国统治者们，可能又经历了许多个世纪才有所领会。
在复杂的地中海世界里，围绕着军事、科技、金融交易等，还产生了一系列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的历史现象和政治物种。文章指出“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产生了大量克拉苏式的金融贩子、包税人、奴隶贩子，他们投资罗马政治。”潘先生似乎更加重视这些罗马新生事物在帝国政治腐化中所发挥的“毒瘤”作用，但是他们也可能是现代意义上复杂性金融体系雏形的创造者。
第二，关于权力运行的机制。罗马与汉帝国的精英集团都在形式上牢固掌控着帝国权力，但似乎汉帝国更加洞悉如何长期有效地经营和维护权力。在潘先生文中，讨论最多的就是支撑罗马帝国权力系统的“铁三角”：元老、军头与财阀，但它们却成为帝国灭亡的加速器，这个貌似稳固的上层政治联盟，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缺乏同人民分享权力的任何意愿，而是在内部“谁应当拥有权力”这个问题上，充斥着极大的随意性。
相比而言，汉帝国的精英似乎更加洞悉维护大一统的奥秘，在潘先生看来，第一，汉帝国精英最清楚帝国的上层与基层如何结合，因为他们创造了郡县制的高效运作方式，第二，他们最明瞭庶民的需求。这里基层与上层的结合机制主要仰赖于秦汉时代开辟的郡县制的运作，以及仰赖郡县制所提供的制度工具在基层进行的精细化行政。
汉帝国对从秦帝国那里继承来的官僚制体系进行了改造，设计出了简约化的官僚行政体系配合宏观调控的制度设计，以此确保中央权力对基层最小程度干预的同时，还可以换得“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汉帝国保持上层与基层结合的唯一方式并非仅止于保护小农经济的安全与自由，帝国执政精英似乎还学会了以各种方式同基层社会分享权力，两汉时期曾是乡党及士人阶层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士风的修饬在两汉成为重要政治现象。汉帝国以相对较低的财政投入和制度成本，完成了维系一个地域异常广大的帝国的治理任务。
根据潘先生的分析， 帝国后期，执政团体与军头联盟像“走马灯”一样变换，政治体系运行的随意性持续增大。从潘先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时期的政治体系充斥着严重的失重感，这种失重感几乎完全超越了权力集中表面所形成的针对统治集团的恐惧感。
第三，关于政治秩序的构造。罗马政治上的成功常被视为其独特的“共和”基因，即它分别融合吸收了王权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势。但是潘岳先生对这一西方主流政治叙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罗马政治体系中实际参政人数极少，只有极其富裕的阶层才能参与帝国的运作，在大多数时期，罗马的政治稳定不得不依靠于少数政治家的权术加以维系，而一旦这种权力游戏玩不下去了，赤裸裸的权力游戏与武断的军事自由逻辑就登场了。
相比较于罗马，汉王朝政治体系的特征似乎更加难以进行清晰准确的描述，但潘岳激烈批评了对中国古代政体的这种“东方专制”式的传统叙述。他提出，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绝不是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中华道统”是对任何政治体系运行的唯一性规范选择，是确保政治稳定的价值根基。
尽管潘先生对于什么是“道”没有给出十分清晰的概括，但他列数了支撑帝国体系平稳运行的一系列政治理念与治理机制，他提到了汉代的基层察举制、监察制等，它们成为激励各层面精英持续参与帝国基层事务的关键制度安排。我的理解，相比较于罗马体系中的上层“制衡”，汉王朝体系的稳定性似乎建立在一个更加复杂、精密的权力平衡系统之上。它的重心不在于帝国顶层横向之间“硬权力”系统的制衡或制约，而在于遍布于帝国体系中纵向和横向之间复杂交错的结构性制约与总体平衡。
我不否认潘先生所坚持的政治稳定性仰赖于“道统”，但我们仍需注意到，观念可以产生一个群体或一个系统，但是管理一个群体和一个系统却无法完全依靠观念的力量。两汉“士风”的形成，乡党与士人的团结，这个风气的形成也难说不是一个“集团性”的政治现象，维系和激励汉帝国复杂的社会平衡系统，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与制度成本。与此同时，我还相信政治稳定更大程度上源自于可预期与有效性。对愉悦和荣誉的追求是任何政治系统稳定性的通用货币和悬赏机制，以及可以由此推导出来的一般性行为逻辑。政治系统的稳定平衡，最基本的是要对这些通用货币、深层次的稳定机制以及一般性行为逻辑的尊重，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古老帝国到底拥有何种经验，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关于政治系统的主宰。罗马帝国同汉帝国都拥有一个相似的政治主体：皇帝。罗马的皇帝制度没有能力防止自由军头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汉帝国的皇帝则通过结构性地集权（即文章探讨的躬耕基层政权、建立复杂的国家体系与牢固的基础权力）较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汉帝国的皇帝制度在克服军事集团和利益集团政治方面，无疑留下了重要历史经验。
但是潘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进一步探究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如果我们借用张五常的一个概念来理解，中国的皇帝制度在减少内部利益集团带来“租值消散”效应方面似乎发挥了更显著的效用，皇帝制度成了防止公共价值被特殊利益集团侵害的一套关键制度安排。
作为罗马政治系统紊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皇帝制度在大多数时期没有提供有约束的竞争，这是解释两个帝国分道扬镳的关键变量。政治秩序的核心是政治系统的稳定性，而不是政治权力是否集中或是否具有高度的效率。事实上，无论是罗马还是汉帝国，政治稳定的根源都来自各种公开或隐匿的稳定性机制。
潘先生文讨论了两汉之初的“无为而治”，但文章并没有详细讨论它在政治上的意义。事实上，从无为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制度充分尊重历史生成的稳定性机制，或者权力受到稳定性机制一定程度的制约，皇权制度才可以获得长期运行。凭借这个尊重，至少可以获得政治体系长期运行的时间优势，如果可以运行到超过几代人的自然生命，那么这个政治系统自然有足够的冗余时间和平稳心态处理一些政策困境或风险挑战。
换句话说，汉帝国赢在了权力的相对无为与漫长的时间优势。“无为而治”的政德，本质是反对偶然性与随意性，后者是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安全的最大敌人。但是不管是汉帝国还是罗马帝国，内外危机都助推了权力运行趋向高度集中，随之出现了任何政治组织都可能出现的自然反应，政治系统最终被随意性拖垮。对此，需要重新强化新的仪式与制度化安排，对权力集中的内在随意性进行限制，这就是我理解的两个帝国政治体系留给后世的最大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