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关童年的记忆都是些小零碎，很难说出具体清晰的时间节点。它有点像不太连贯的幻灯片貌似没什么逻辑可言，可正是这些经过时间淘洗，且时常浮现在脑海里的画面却往往是一个人今生最大的财富。当然，对于财富的理解，或许有点矫情，因为在一个崇尚量化的时代，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关注金子的光，鲜有人再去留意浪花的美。当婚姻变成车子房子票子，爱情直白得只知道“啪啪啪”的时候，那种“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诗境早已离人远去。
舒城县北，丰乐河畔，有座千年古镇叫桃溪。在公路铁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大凡江河湖海边的城镇一般都会成为某一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桃溪即为当时的皖西重镇，历史上曾有过“日有千帆过，夜有万盏灯”的繁华景象。我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多年后我曾对镌刻在脑海中关于童年的记忆片段反复做过比对，试图以此测试自己终其一生究竟是个乐观亦或是悲观主义者。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看看这些记忆片段呈现的孰先孰后。无一例外，印象最深的总是那场大雪！
雪很大，大到踩一脚就会没入膝盖，屋后的小河和路上的积水坑都冻实了底。孩子们在冰上开心地蹦跳，不时会有一两个雪团莫名地飞来，砸在脑袋和棉袄上开了花，那是大点的哥哥姐姐们在打雪仗。屋檐上的冰溜子成排地拖下来，差不多有一两尺长，也正是这些冰溜子让小小的我操碎了心。积雪和冰溜子需要除掉，大人说多了会压塌房屋。我至今仍记得那个冬天有时整夜强睁着眼睛，天还没亮就催促外公外婆让舅舅去打冰溜子。其实未必是真操心，更多的恐怕是想要小舅带着去我打雪仗堆雪人和咬着嘎吧嘣脆冰溜子的借口。
那一年，大人们说得最多的就是“瑞雪兆丰年”，其实这话也不竟然，因为第二年就发了洪水，只是家里种的菜确实长得很好。房屋的后面有个院子，院子是那种象征性地用土石混杂竹木搭起半人高的篱笆墙，防得了牲畜防不了人。院子里种着些萝卜白菜和一种类似南方雪里红在当地称之为花菜的菜。院子的右前方是个茅厕，在茅厕的旁边有几颗花菜长得非同一般，当时家人在邻居的连连称奇下过了秤，最大的足有30多斤。现在想起来不过是茅厕边上的土壤格外肥沃而已，尽管如此，这也是我平生见过最大的一颗菜。
有记忆时，中国的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外公解放前在桃溪开过一家医院，也就是今天桃溪医院的前身。五几年公私合营时由于搬回几箱药以为日后家庭应急，被人告做贪污做了5年牢，出狱时国家民族资本改造完成医院已经改姓“公”。也许文革时这事被翻了旧帐，每天早晨天还蒙蒙亮就会有两个手持文攻武卫棒的人敲门，一左一右地“请”外公去大街上站板凳。“站板凳”就是一排长凳上站着十几个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每个人的胸前都挂个写着自己姓名和地富反坏右之类罪名的小黑板。外公行医半生，恩惠及于乡里，人缘较好，虽曾有地却从没收过租，开医院也没定为资本家，自始至终都划为自由职业者，现估计当时牌牌上写的是坏分子。
北方农村有赶集的风俗。赶集的时间一般不长，一个“赶”字可以说明问题。人们通过集市买卖和交换完生活必需品还要忙着回家吃早饭和到队里上工。外公每天站板凳的时间长短即与这集市的聚散有关，因为示众示众，众人既已散去，站下去也就没了意义。话说外公挨批，家人自然不好参观，也就在那时，喜欢凑热闹有点人来疯又急吼吼等着吃早饭的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由“上级”外婆下达的任务——充当传话信使。通常手持文攻武卫棒的人管接不管送，每当我颠着小脚边跑边喊“奶奶，奶奶，街上没人，开饭了”的时候，其实外公已经笑迷迷地跟在了身后。人过中年，我为此情此景也曾反复拷问过自己，大体上都以“少不更事”掩饰住内心的尴尬和不安。
外公挨批并没让我感到害怕，除年小不懂事，也许与外公是位医生，见过太多的生死离别，对人生起落财聚财散能够处之泰然有关。真正让我初尝恐惧的是另外一件事：外公家一排住着三户，我家居东，中间姓许，右边姓林。林家叔叔瘦高个，是位从新疆转业回来的军人，他的孩子比我大几岁，常带着我和许家的孩子一起玩。虽然各家出身不同，邻里相处也算不错。事情起因是有一天林家阿姨犯了糊涂，将我家一床晒在外面的床单偷去藏在菜地里，碰巧被人看见告诉了我外婆，于是外婆就从他家菜地里挖了出来。那天晚上，林叔拿着一把长刀在大街上来回喊着要杀人，吓得外公外婆抬起方桌抵住了大门。说实话，我至今也不知道林叔当时想杀谁。想杀告密的人？脸上挂不住要杀老婆？还是觉得我们家这是要反攻倒算？一切都有可能。我只记得当时嘴唇发冷，肯定脸也白了。
记忆具有选择性，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所独有的生存智慧。老话说，最苦莫过黄连，故有些人家常在一个新生命诞生的时候有意识地让他先舔舔黄连，据说往后这孩子就会吃嘛嘛香。现在有人在网络上说他爷爷九岁被饿死，也有某作家挺着小肚腩控诉“万恶”的几十年，每当这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旧典，更是庆幸自己带着朝露披着瑞雪花一般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