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再论苏联解体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作者按】2003年，在苏联解体12周年之际，笔者曾写了篇大约三万多字的名为《红星陨落之谜——论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的文章，分析了苏联改革的背景、进程和失败的原因，并对将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也做了些归纳。如今又12年过去，世界、中国和前苏联国家都已发生了很多变化；笔者本人也经历了沧桑巨变——我来到了首都北京，并经营着一家不太成功的企业，百事缠身，很少能抽出大段时间撰写有关政治问题的文字了。但我对苏联及俄罗斯问题的兴趣没有改变，仍在关注着前苏联国家的发展，并把阅读有关苏联、俄罗斯问题的文字作为主要的业余消遣。因此，一些思考仍在进行，认识仍在深化，观点可能会与12年前有些许不同。

自2014年初开始，围绕着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对抗骤然激烈，新“冷战”的阴云又在欧洲上空积聚。不过我认为“冷战”不可能重演——一是俄罗斯统治阶层并没有打算跟西方再开一场新的冷战，他们在价值取向上与西方并无本质区别，所作出的对抗举措无非是在西方一再逼迫下的“触底反弹”；没有意识形态参与，所谓的对抗都是纯粹的国家利益博弈。二是俄罗斯的国力无法与当年的苏联同日而语，和西方相比它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不具备任何优势，它也打不起一场新的冷战，甚至禁不起一场持久的对抗——与其说是俄国人主动挑衅，不如说是一个被逼到墙角的人发出的绝望的哀嚎。

曾经的超级大国沦落到如今的地步，不由让人感慨万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及前苏联国家的遭遇告诉我们——地缘政治的博弈是无情的。尽管俄罗斯当年曾一度把西方当成救世主并热情拥抱，甚至不惜采取自残的方式以取悦西方，但西方的回答只有八个字：虚与委蛇、冷酷残忍——除了获得个一钱不值G8成员国身份，俄罗斯没有得到西方任何有价值的帮助，俄罗斯经济也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振兴。

一、“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这句话源于俄罗斯总统普京2005年国情咨文。它被西方政客广泛引用，以证明普京心怀“恢复独裁帝国”的野心。但西方政客有意忽略了，他们视为“老朋友”并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戈尔巴乔夫也说：“这是真正的悲剧……我至今仍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苏联本是可以保留下来的。”〔1〕——请看，“西方人民的老朋友”戈尔巴乔夫与“自由民主的新敌人”普京，在对苏联解体问题上的认识，是否惊人的一致？

不仅是普京和戈尔巴乔夫持这种看法。据2001年全俄民意测验中心调查，多达76%的俄罗斯公民对苏联解体惋惜。2006年又一次调查，则有66%的受访者对苏联解体表示惋惜，23%持相反意见，只有6%的表示无所谓〔2〕。而2011年进行的调查，也有多达59%的俄罗斯公民表示对苏联解体的惋惜，2012年则有56%。〔3〕之所以惋惜苏联的比例不断下降，主要是因代际更替，生于苏联解体后的年轻人走向社会，他们对苏联几乎没有概念，所以谈不上什么惋惜；而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们，多数仍痛惜不已。这可以从2006年全俄民意测验中心的分析数据中看出：在18—24岁年龄组的人中，38%人表示很惋惜；39%的人所持的意见相反，14%的人表示无所谓。在其他年龄组中，表示惋惜的占大多数（从25—34岁为52%到45岁以上者达到78%—80%）。也就是说，有38%的青少年、52%的中青年和接近80%的中老年，都对苏联解体表达了惋惜之情〔2〕。

得益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目前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比苏联时代要高很多：它已在2013年迈入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达14,000美元——是苏联1990年的近3倍。但如此多的人怀念苏联，主要是在达到这个目标过程中付出了极高代价、所得却不多——须知在同期，中国将人均GDP提高了约18倍。

苏联的前身沙俄曾被列宁称为“各民族的大监狱”。不过苏联帝国、沙俄的存在却有一定合理性——苏联（沙俄）境内有大小几百个民族，种族及宗教信仰各异，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但普遍落后。很多地方甚至从未形成过国家，处于氏族部落阶段。俄罗斯在这一地缘空间里，无论实力还是发展均处于最前端，故由俄罗斯将这些大小民族至于统一空间内，客观上有利于落后民族的进步，有效避免了这些民族自相残杀。在帝俄和苏联统治期间，这些地区的各民族基本是和平相处的。对此，可以参考巴尔干地区，这里之所以被称为“火药桶”，就是民族成分复杂、又分裂为若干小国，战乱仇杀不止。而巴尔干地区的民族成分，远不如苏联境内复杂。

沙俄虽靠征服和扩张起家，但沙俄在征服后很少对被征服地区种族灭绝，而是派斯拉夫移民进行同化（当然征服过程中也难免杀戮）；而美国，却在扩张过程中对印第安人进行持续、彻底的种族灭绝，并用原属印第安人的土地安置白人移民。这样，在沙俄-苏联版图内，各民族虽被不同程度同化，但民族差别、特性或多或少保留下来，为民族矛盾和离心倾向埋下了种子；而美国则几乎不存在这种隐忧——因为土著基本上都被消灭光了。

英、法、西班牙等殖民帝国，都是由宗主国派人统治殖民地。但苏联不同，历史上七位领导人中，非纯俄罗斯血统的就有五位：列宁（俄罗斯-卡尔梅克-犹太-德国混血），斯大林（格鲁吉亚人），勃列日涅夫（俄罗斯-蒙古混血），安德罗波夫（俄罗斯-阿塞拜疆混血），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乌克兰混血）。很难想象，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会让来自殖民地的土著或混血人士担任宗主国的最高领袖。所以说，苏联与帝俄不同于英法等海外殖民帝国，而是个特殊的民族融合体。在这个融合体内，即使是中亚民族也能被拉入现代化。例如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这个城市看起来更像欧洲，而不是亚洲。

如果没有苏联解体，苏联的民族同化政策再进行几十年，这些民族差别和特性会慢慢淡化、直到消失，形成苏联式的“民族大融合”。在苏联解体前，“苏联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已经深入不少人的人心。例如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就曾谈道：“在1970年代，即使是格鲁吉亚（苏联解体时最早宣布独立的国家之一）的知识分子，也深信自己作为苏联的一员，背负着某种国际主义使命。”〔6〕这也难怪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对苏联的民族政策沾沾自喜，并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

苏联解体并非因民族矛盾导致的。民族矛盾只是因为误入歧途的政策、急于求成的措施、客观的国际环境、糟糕的经济形势、失控的社会秩序、政客的个人野心、权力中心的不作为，甚至苏联政坛高层人士的个性等各方面所激发出的结果。这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导致苏联解体，而它们的合力，加一些纯偶然因素，造成了苏联解体。其实一直到1991年“819”之前，苏联都能避免解体——只需戈尔巴乔夫依据法律授权下道命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一段时间的秩序整顿，一切“民主派”、“独立派”都会烟消云散。“在1990年或1991年，戈尔巴乔夫有好几次可以宣布实行总统统治……但他最终还是拒绝镇压处于萌芽状态的民主组织和民主活动。”〔6〕当然，实行总统治理和紧急状态可能导致几百人流血、几千人被捕，但和苏联解体造成的巨大灾难比，这些代价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苏联解体造成哪些灾难呢？

1、战乱不断，近400万人死伤，上千万人流离失所

苏联解体虽被称为“和平离婚”，但解体后民族的、宗教的矛盾此起彼伏，战火连绵不断，造成了70多万人死于战火，300多万人伤残〔44〕，这不啻于打了一场大规模战争。其中：塔吉克斯坦内战死亡约30-50万人，令该国变成了“女儿国”；车臣战争死亡20-30万人，纳卡战争死亡4-5万人，格鲁吉亚内战（格鲁吉亚民众推翻加姆萨胡尔季阿政权的起义）、格阿战争和格奥战争死亡3-5万人，乌克兰内战死亡0.6万-1万人，摩尔多瓦内战死亡0.2万人。不难看出，若苏联还存在，这些人原本是可以避免沦为战殁者的。由于夹杂民族宗教矛盾，这些战争至今都未完结，只不过由于外界调停或干预，暂被“冻结”而已，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一旦条件成熟，势必会造成新的流血。

伴随这些战火，出现了规模超1000万人的民族大迁徙——几百万俄罗斯国内人口从远东、西伯利亚、高加索回流欧洲，1000万俄罗斯人从乌克兰、中亚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回流俄罗斯，近百万德意志人从独联体回流德国，几百万中亚、高加索、乌克兰等地人口为逃避战乱或避免贫困而迁徙到俄罗斯，几十万犹太人迁徙到以色列。这些迁徙并非由于奔向更好生活的自由流动，而是迫于无奈的背井离乡，其中的痛苦不言而喻。

虽然苏联与美国于1989年结束了冷战，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但苏联还没来得及分享和平红利，就因解体把热战引入前苏联版图内，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持久的灾难。

3、前苏联地区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全面倒退。

苏联一度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曾创造出“苏联奇迹”。从1950年到1984年，苏联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6％，美国方面的估算数字是4.4％。而美国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为3.4％。虽因苏联统计方法不同和保密等因素导致不同研究者对苏联经济的真实规模产生不同看法，但多数苏联问题研究者估计，苏联鼎盛时期（1970年代）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1/2到2/3，否则苏联无法撑起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以及在高技术领域展开与美国的激烈竞争。当然，苏联经济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重工业比重过大、轻工业和农业相对落后，产品质量标准低，缺乏国际竞争力，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等。到1970年代后，苏联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产品，除了能源、航空航天产品外就是武器。

但即便存在这些问题，在1980年代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居于世界中上等行列——50%的家庭拥有小轿车（同期中国为0），人均住房面积15平米（同期中国为4平米），60%家庭拥有郊外住宅（中国为0）；人均年消费粮食600公斤以上（中国1984年特大丰收人均产粮400公斤）；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和教育，居民识字率（99.8%，同期中国80%）、每千人拥有医生（42人）及病床数量（142张）则超过西方发达国家；〔10〕前苏联拥有巨大的科技潜力，80年代末有科技人员150万人，相当于当时世界科技人员总数的1/4；每年新技术发明占世界新技术发明总数的1/3，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43〕。苏联在航空、宇航、化工、船舶制造和生物技术研究等领域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苏联由于实行比较平均的分配政策，各共和国之间人们生活水平也差距不大。虽然问题重重，但苏联经济一直到1989年还在增长，当年增长1.4%，而1989年之前的4年，每年增长2%-4%。根据联合国统计署折算，1990年苏联GDP达1.53万亿美元，人均GDP约为5200美元左右。

到1990年，由于民族分裂势力的膨胀，以及严重的政治动荡、罢工等，导致苏联经济出现下滑，当年GNP下滑幅度约为2%；到1991年，由于政局进一步动荡及苏联解体，经济下滑13%。此后一连10年，前苏联地区（波罗的海国家除外）经济均出现了严重的、持续性的下降。

由苏联（独联体）经济发展过程看：1990年前，苏联经济虽增长乏力，但至少在正增长，甚至比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盟的增长态势（零增长或负增长）要好得多。有西方学者评论道：“1985年前的任何主要经济指标都没有显示出一场灾难马上到来。从1981年到1985年，苏联的GDP增长率尽管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相比有所放慢，但是也达到了平均每年1.9%的水平。这种无精打采但也算不上悲惨的增长模式持续到了1989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财政赤字一直被认为是革命危机即将出现的突出征兆之一，但是1985年苏联的财政赤字不到GDP的2%。尽管苏联的财政赤字增长迅速，但到1989年仍然低于GDP的9%，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属于可控范围内的规模。与此同时，198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超过了2%，直到1990年的5年里，工资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继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了7%。”〔22〕1990年后，苏联经济急剧恶化，商店里空空如也，基本生活用品急剧短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经互会的解散导致苏联主要贸易对象消失。苏联经济是在以它为核心、由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经济互助委员会范围内运行的。这个经济组织根据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建立，实质上是苏联封闭型经济向东欧国家的延伸。苏联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其外贸总额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1991年经互会解体前，高达60％以上。东欧演变后，经互会也随之解散，这导致这些国家间贸易大量减少，剩余的也由记账贸易和以货易货改为硬通货支付〔36〕。经互会解散，导致苏联丧失了主要进口对象，而东欧国家是苏联轻工业和农产品的主要进口源；并且进口需要苏联支付本已捉襟见肘的外汇储备。这不能不对苏联经济产生影响。不过，外贸只占苏联经济总量的10%左右，这一影响是有限的。

第二，激进势力为加剧苏联困境的人为破坏。苏联经济的短缺由来已久，但1990-1991年的短缺特别离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呢？曾任苏联总理的尼.雷日科夫回忆道：“商店货架上空荡荡的，而在港口上停泊着载满了食品和消费品的船舶，有人愿意参与卸货，却被用钱打发走了。铁路出现堵塞，实际是有人封锁了国家铁路。田地里的庄稼和蔬菜烂掉，果园里的水果腐坏。国内的一切瞬间坍塌下来：全面的短缺，犯罪率上升，民族关系尖锐，罢工。实际上国内经济和政治生活开始动荡。这对谁有利呢？对那些毫无顾忌地一味损害国家政权威信的人有利，对那些觊觎政权的人有利。”〔33〕

第三，各共和国在俄罗斯民主派的怂恿或胁迫下，主动或被动地搞经济独立，生产混乱和物资周转不畅。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 后，就开始采取措施打乱经济秩序，造成经济急剧恶化，并形成二战后第一次负增长；1991年，叶利钦控又拒不实行联盟中央的统一预算，单方面削减1000亿卢布财政拨款（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使联盟中央无法向其他共和国提供必要的生产补贴，造成这些国家生产能力下降或减少提供给全苏的产品〔11〕。叶利钦的单边政策引起了连锁反应，其他共和国也主动或被动截留给中央的税收。俄罗斯又单方面提高了肉类和能源的价格，导致其他加盟共和国利益受损以及投机行为盛行，加剧了离心倾向，及经济进一步混乱。可见，苏联解体前后经济恶化，与原有统一经济空间和市场被叶利钦团伙蓄意打破、经济联系被迫中断有直接关系。

前苏联经济是一种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联系和分工协作体系，自给自足性很强。在这个体系内，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区的生产力布局高度专业化、单一化，相互之间在产品交换方面依赖程度很深，即使像俄罗斯这样工业门类齐全、自然资源丰富的“老大”，对其他共和国的商品需求量也高达为57%，乌克兰为79%，其他共和国均在85%以上。苏联解体以后，原有经济联系遭到破坏，给各独立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1992年），独联体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20%，其中俄罗斯下降19%，乌克兰下降14%，哈萨克下降13%。生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有经济联系中断，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生产下降的65%是因为原苏联范围内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31〕。

现代化的工业生产需要足够的统一经济空间，以利于资本、商品、原材料、人才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具一定规模的销售市场。因此，在欧美国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封建割据状态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扩大经济空间的努力。先是建立殖民帝国，殖民体系瓦解后，又开始寻找新的途径——建立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1991年12月9日，就在肢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签署后2天，欧洲12个国家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实现资本自由流通，真正实现统一市场，协调经济政策。该条约还宣布准备发行统一货币，实行共同的对外与防务政策，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等。而与此同时，前苏联国家却背道而驰，走上了一条各行其是的割据道路，这不能不遭到历史的惩罚。

到1999年，俄罗斯、乌克兰等原苏联主要工业产地，经济累计下降了52%左右，甚至超过卫国战争损失（22%）。各共和国之间的一系列经济矛盾，包括供货、价格、结算、货币、等等，使独联体内部的相互贸易急剧减少，相关企业的原料供应、销售市场和生产过程全面紊乱，导致社会生产长期衰退，消费市场严重短缺，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31〕。直到2006年，靠国际油价暴涨，俄罗斯经济总量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而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等国，至今也未能恢复到解体前水平；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更倒退至不发达国家行列。

2013年独联体各国人均名义GDP与1990年苏联人均GDP（约5200美元）比较

高于1990年的国家（5个）：
俄罗斯14613/哈萨克斯坦13048/阿塞拜疆7913/土库曼斯坦7853/白俄罗斯7579
低于1990年的国家（7个）：
乌克兰3911/格鲁吉亚3597/亚美尼亚3447/摩尔多瓦2229/乌兹别克斯坦1892/吉尔吉斯斯坦1264/塔吉克斯坦1036

即使是2013年人均GDP超过1990年的这5个加盟共和国，也谈不上是什么赢家。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前苏联国家中算经济最发达的，其人均GDP也只是1990年的2.81倍和2.51倍；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仅为1990年的1.5倍左右。而同期，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是1990年（370美元）的17.9倍。如再考虑到在这23年里美元贬值超过50%因素，那么按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的2013年各国人均GDP则为：

高于1990年国家（2个）
俄罗斯9742/哈萨克斯坦8699
与1990年持平（3个）
阿塞拜疆5275/土库曼斯坦5235/白俄罗斯5053
低于1990年的国家（7个）：
乌克兰2607/格鲁吉亚2398/亚美尼亚2298/摩尔多瓦1486/乌兹别克斯坦1261/吉尔吉斯斯坦843/塔吉克斯坦691

普京时代俄罗斯经济虽有所回升和发展，但主要依赖世界能源及原材料价格飙升。而这种过于依赖原料出口的经济模式，极易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2008年、2014年，俄已经连续两次遭遇经济衰退，其主要原因就是受能源市场价格暴跌。俄罗斯制造业已一蹶不振，很多工厂20多年没开工，设备锈蚀、房屋倒塌，已沦为一片废墟。

在世界各国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同时，俄罗斯不仅开倒车、进行“去工业化”，还出现科技人才大流失。据美国统计，苏联解体后十年里，有50万名一流的俄罗斯科技人才流失海外，其中包括俄罗斯80%的数学家和50%的理论物理学家〔12〕，还有更多科学家因科研经费困难、研究所被撤销而被迫改行。苏联解体前在各科研院所工作的科研工作者有150万，到2003年独联体各国的科研人员总数合计不过10万人〔13〕。2004年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仅0.13%，这一比例比菲律宾少67%，比泰国少78%，比墨西哥少90%，比马来西亚和中国少92%，比韩国少94%〔42〕。失去工业与人才的俄罗斯，沦为被奥巴马蔑称为“什么也不能制造”的国家。

为期十年的经济下滑与社会动荡，也给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犯罪率激增、大面积人口返贫、出生率减少、死亡率升高、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人口减少等等。1985年，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3岁（男63.8岁，女74.0岁）；1994年降到了63.9岁（男57.5岁，女71.1岁），不仅落后于欧美澳等发达地区，也落后于拉美和亚洲，仅比非洲国家好一点。〔14〕90年代末开始恢复，但到2004年也只有65.3岁（男58.9岁，女72.3岁），一直到2011年才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

糟糕的经济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导致俄罗斯人口持续20年的下降。1991年俄罗斯共有1.49亿人口，到2008年已减少到1.42亿人（其中还包括从其他加盟共和国回流俄罗斯的人口）。1992～2006年,俄罗斯人口出生率远远低于维持人口基数的正常水平，而死亡率尤其是青少年的死亡率却直线上升。在世界范围内，人口出生率是死亡率的2.6倍，而从1992年人口普查起，俄罗斯人口的死亡率就开始比出生率高，到2006年，死亡率为出生率的1.6～1.8倍。1992年相比,2006年俄罗斯总人口减少587.34万,下降近3.4%。人口下降的趋势直到2010年以后才得以初步遏制。

由于人口减少，俄罗斯面临劳动力储备日益枯竭的局面；许多城镇建制被撤销或合并，景象凄凉：北极地区人口下降了40％以上，西伯利亚地区已有1.1万个村庄和290座城市消失。在接下来的10年里，可能还有数千个居民点面临相同厄运〔15〕。人口减少还造成俄罗斯军队兵源不足，质量严重下降。人口危机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军事潜力的发挥，削弱俄罗斯国际竞争力，阻碍了俄罗斯的复兴。

不止是俄罗斯，前苏联国家中除穆斯林外人口都在减少，俄罗斯人口减少的幅度甚至不算最大的。在世界人口下降最快的前十位国家排行榜中，前苏联国家占了大部分：摩尔多瓦、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其中乌克兰由1991年的5200万人减少为2013年的4555万人，下降幅度为12.4%，净减少645万人——这个数量甚至超过了惨绝人寰的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400万人）〔16〕。显然，在评估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各种后果时，不能遗忘掉因解体导致的上千万人的过早死亡。

对苏联解体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总结得可谓贴切：“俄罗斯已不属于代表着当代世界最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第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32〕

4、从遏制伊斯兰扩张的堡垒变成伊斯兰渗透的战场。

由于长期的无神论教育，大部分苏联公众都持无神论立场。苏联晚期尽管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并未失控。苏联政府特别对伊斯兰教保持高度警惕，苏共二十五大更有“伊斯兰教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死敌”的表述〔17〕。应当说，苏联对伊斯兰教抑制政策是成功的——中亚国家在苏联时期实现了现代化，没有落入阿富汗、巴基斯坦这种因伊斯兰教泛滥而称为“失败国家”的陷阱；苏联边境一直是防范伊斯兰教扩张渗透的铜墙铁壁。

这一作用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亚五国和阿塞拜疆都不愿苏联分裂，哈萨克斯坦一直到1991年12月15日——别洛韦日协议签订、苏联解体已成定局时——才宣告独立；而从1991年3月全民公决结果来看，中亚五国和阿塞拜疆赞成保留联盟者均在93%以上，远超过俄罗斯的71.3%。可见，由于苏联一贯性压制伊斯兰教势力，传统“穆斯林地区”在民族认同感、宗教认同感问题上，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的民族政策总体上是失败的，但在穆斯林政策上却取得了成功。

然而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中亚和高加索国家出于历史的或现实的政治考虑，在加大对俄罗斯离心力的同时，向伊斯兰教迅速靠拢。土耳其、沙特、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则加大了对这些地区的渗透，苏联版图内的7500万人口被再度“伊斯兰化”，被压抑多年的伊斯兰势力迅猛扩张。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91年至1996年，为伊斯兰教全面复兴阶段，具体表现为宗教场所的恢复和宗教活动的增加。尤其是清真寺的数目猛增和去麦加朝觐人数的增多：

乌兹别克斯坦，1987年仅有87座清真寺，到1991年则有300多座，1993年则猛增到5000；
塔吉克斯坦，1987年有70座清真寺，到1991年有90座，1993年增至2870座；
哈萨克斯坦，1987年仅有25座清真寺，1991年有63座，1997年达4000多座；
吉尔吉斯斯坦，1985年有30座，1990年则为60座，1996年则有2000多座；
土库曼斯坦，1987年仅有4座清真寺，1991年有115座，1994年则有200多座。

除中亚国家外，俄罗斯境内的伊斯兰教也呈全面复兴之势。车臣、达吉斯坦、鞑靼等自治共和国内的清真寺也急剧增长，大量原持无神论的居民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典型的例子是车臣，其分裂势力领导人杜达耶夫曾是苏军将领、共产党员，因在阿富汗作战勇敢获勋章；1987年当杜达耶夫被授予少将军衔时，车臣举国欢腾，人们载歌载舞、大摆筵席，为车臣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苏联将军倍感荣耀〔18〕。而苏联解体时，杜达耶夫靠暴力攫取政权，随即宣布车臣实行“伊斯兰化”。而车臣第二任“总统”马斯哈多夫也曾是苏军上校，1990年驻波罗的海国家期间，见到当地人闹独立，他还不解地跟同事议论：“真想不通，他们（独立分子）还想要什么呢？”〔18〕1997年马斯哈多夫当上半独立的车臣“总统”后，迫于伊斯兰教势力的压力，宣布在全国实行“沙利亚法”。第二次车臣战争后，尽管俄政府恢复了对车臣的控制，但车臣的彻底伊斯兰化已尾大不掉。

伊斯兰教的扩张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997年起，宗教极端势力迅速扩张，对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中亚地区存在着“伊斯兰复兴党”、“伊斯兰解放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势力，其中“伊斯兰复兴党”是个十分活跃并具有政党性质的极端组织，它的组织遍及世界。这一组织过去在中亚完全以一种地下方式进行活动，时隐时现地出来煽动宗教情绪，制造混乱，威胁政府。“伊斯兰复兴党”1990年出现在塔吉克斯坦，是塔吉克斯坦政府许可的合法的政党组织。它曾经一度夺取了塔吉克斯坦的政权。最近几年，中亚又出现了“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它也已经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纲领、有根据地、有国际联络、有自己财政保障的一股政治势力。他们以各种方式危害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一种方式是以所谓的合法的议会斗争的方式，企图打入政权内部，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如在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后，它利用中亚独立后国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参与政治选举，挑战世俗政权，引发了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另一种是在中亚各国陆续出现一些宗教极端组织，他们往往从事一些谋杀等暴力事件，对政权构成极大的压力，甚至“输出恐怖主义”影响到了中国西北部的稳定。

5、恶化了苏联继承国俄罗斯的生存环境。

1989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会晤，正式宣布冷战结束。这个消息令当时世界一片欢呼，因为这意味着笼罩在人类头上几十年的核大战恐惧终于彻底消失。苏联为冷战结束做出了更多让步——一方面是因为苏联经济已不能承载军备竞赛的升级，想把浪费在冷战上的资源抽出来用于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则因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成为苏联外交指导思想。“新思维”令苏联在做出决策时，要兼顾考虑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如发生冲突，“国家利益”则服从于“全人类利益”。

冷战结束时，苏联仍然强大。虽然它放弃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但仍是超级大国；它的经济虽被日本超过，但仍是世界前三。放弃对东欧的控制有助于苏联改善处境——东欧各国人民从来就没有真正愿意接受苏联式社会主义，东欧共产党政权是苏联靠武力扶植的傀儡，向来不得人心，并频频引发政治危机。虽然1980年代以前这些政治危机都因苏联的干预而被暂时平息下去，但东欧人民对苏联的敌视与憎恨有增无减。戈尔巴乔夫倡导“改革与新思维”，第一次为苏联在东欧赢得了人心——人民开始把苏联看做东欧的解放者，帮助他们从共产党官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并且，东欧国家移植的苏式计划经济模式，也限制了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捷克在二战前曾是世界第七工业大国，到1980年代末已在世界经济中籍籍无名；东德与西德本是同根生，经济发展却远不如西德。经济落后导致这些国家群众不满情绪加剧，苏联为维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稳定，不得不靠廉价能源与原材料反哺这些国家。所以，放弃对东欧的控制，不仅有助于减轻苏联的道义负担、改善国际形象，也有助于苏联摆脱经济负担。

因冷战结束和不干预东欧演变，戈尔巴乔夫被授予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当时戈尔巴乔夫是苏共 、苏联总统，所以这个奖项也应看作对苏联对世界和平贡献的肯定。而如此慷慨的让步也令西方惊诧，苏联与西方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信。作为对苏联放弃东欧的补偿，西方答应苏联“北约绝不东扩一步”，让东欧成为苏联-西方的缓冲区。〔19〕〔20〕〔21〕

在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前的两年中，美国与苏联更像是盟国，用亲历了与苏联缓和、结束冷战和苏联解体的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的话说，“在接下去的两年中，美国与苏联的合作比任何盟国都要多”〔5〕。美国做出重要决定前——比如对萨达姆的空袭——都要和苏联通气；连1991年在马德里召开的“中东和会”，都由美国总统与苏联总统共同主持。尽管华约解散了，苏联也不再把核武器瞄准美国，但仍被美国看作值得尊重的朋友，更不用提那些西方小伙伴们了。

由于苏联在两年以后就解体了，对这些事件不够了解人们往往把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混为一谈，没有区分出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还有些人（包括西方和东方某国）则各自出于不同目的，故意将其混为一谈——前者把这种混淆当作自己的功劳，后者则用来吓唬国内民众。

对此，小杰克.马特洛克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撰文写道：“人们普遍认为，在西方的逼迫下，苏联解体了，冷战就此结束。这是错的。真实的历史是，冷战在对双方都有利的谈判中终结。在1989年12月的马耳他峰会上，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达成共识，基于意识形态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并且表示两国不再视彼此为敌人……我亲眼见证了铁幕的消失，东欧重获自由以及苏联领导人自愿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了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的制约，戈尔巴乔夫得以将精力投入到国内的改革中。由于苏联很快就解体了，人们总是将它与冷战的结束混为一谈。它们是不同的事件，前者也不是后者的必然结果。”〔5〕

小杰克.马特洛克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亲苏亲俄分子，而是里根-布什时代美国驻苏大使、美国利益的忠实维护者。整个苏联改革和苏联解体他都是亲历者，与美苏两国高层联系密切，也与苏联当时风云一时的民主派有密切接触。苏联解体后，他写了本名为《苏联解体亲历记》的书，详细记录和分析了苏联解体过程中的种种现象。可以说，这是分析苏联解体最好的书之一，尽管他是站在美国立场上。在乌克兰危机爆发、西方各国“群殴“俄罗斯时，小杰克.马特洛克坐不住了——作为当年结束冷战的见证人，他认为目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主要责任不在俄罗斯或普京，而在于西方政客忘记了历史，误把俄罗斯（苏联）当作战败国看待，在执行对俄政策时缺乏对俄罗斯最起码的尊重。

那么，为什么西方会忘记真实的历史，把俄罗斯当战败国看待？正是因为苏联解体、作为苏联国际法主体继承者的俄罗斯实力骤减，并在之后十年间持续混乱与衰落，丧失了对西方变卦违约的所有尝试做出实质性反击的能力，刺激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肆意妄为。对此，小杰克.马特洛克痛心疾首地写道：“克林顿支持北约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下轰炸塞尔维亚，并且支持北约向前华约国家扩张。这些行动违反美苏之间的谅解，即美国不会从苏联撤出欧洲攫取好处。其结果是严重破坏了俄罗斯人对美国的信任。1991年民调显示，80%的俄罗斯人对美国持有积极的看法，1999年，同样比例的人表示不喜欢美国。”〔5〕

然而西方政客并不以为意，纷纷道出了他们的真实看法——
“俄罗斯是个什么也不能制造的国家。”（奥巴马）
“俄罗斯……很难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充其量只是个地区大国。”（奥巴马）
“我们需要发出一个信号……我们的制裁将使俄罗斯永受孤立之苦。”（卡梅伦）
“俄罗斯没有能力对英国构成威胁，他们只有表演威胁的能力。”（卡梅伦）

只有强者才会受到尊重，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的博弈中。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二、瓦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既违背民意、又违法宪法和法律

1991年初，由于各加盟共和国在俄罗斯带头下纷纷抛出《主权宣言》，苏联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势头。作为应对措施，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倡议下，苏联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民公决，以确认苏联是否该继续存在下去。全民公决是《苏联宪法》（1990年修正案）规定的、就国家重大问题进行表决的全民投票，其结果具备最高强制效力。

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虽有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留个加盟共和国当局宣布抵制，但它们都是二三百万人口的小国，加起来人口也不过1740万人，与当时苏联2.9亿人口相比可忽略不计。这六个小加盟共和国的抵制，也不表明这些国家的公民全部拒绝苏联——这些国家都有为数不少的俄罗斯人，其中波罗的海三国高达20%-30%以上，而主体民族也有不少拥护联盟者（如波罗的海国家亲莫斯科的“救国阵线”，甚至“819”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普戈就是拉脱维亚人）。拒绝投票等于用暴力剥夺了这些人的选择权。但由于戈尔巴乔夫的软弱及叶利钦的阻挠威胁，苏联当局不敢对这种公然违宪、践踏人权的行为迎头痛击。

尽管如此，仍有1.5亿苏联公民进行了投票，占苏联1.8亿合格选民的80%以上。其中76.4%的苏联公民认同苏联应得以延续。参与投票的9个共和国，希望保持国家统一派全部胜出。具体支持联盟的得票率如下：俄罗斯：71.3%；乌克兰：70.2%；白俄罗斯：82.7%；哈萨克斯坦：94%；阿塞拜疆：93.7%；吉尔吉斯斯坦：94.6%；乌兹别克斯坦：93.7%；塔吉克斯坦：96.2%；土库曼斯坦：97.9%。

由此可见，绝大多数苏联公民是希望维持国家统一的。苏联领导人本应根据这一结果，利用公决授予的全权对一切分裂势力给予坚决打击，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却把时间浪费在与各共和国不断的讨价还价中。与此同时，经济继续恶化，秩序更加混乱，矛盾更加激烈，分裂分子则更加有恃无恐。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主要归咎于戈尔巴乔夫无原则的妥协个性——哪怕是正确的、得到人民支持的事，只要稍遇阻力就退让以寻求折中。而谋求掌握更大权力的叶利钦，个性则莽撞冲动但坚定顽强，他做事很少理性分析并考虑后果，基本是凭感觉。对此，俄共 久加诺夫的评论可谓精准：“叶利钦不顾一切地蛮干，毁掉碰到的一切。”

戈尔巴乔夫还盲目坚持非暴力原则，非常害怕自己的“开明改革者”形象受损，面对少数极端分子的暴力试探也不敢予以暴力还击，或是稍遇阻力就匆匆撤回军队并推卸责任。这种情况在格鲁吉亚、立陶宛和阿塞拜疆不断上演，导致军方士气沮丧、思想混乱，不敢理直气壮与分裂分子做斗争。相比之下，那些分裂分子该动武时却毫不手软，例如：在格鲁吉亚独立过程中，尽管装备精良的苏军就驻扎在格鲁吉亚，但因联盟中央严禁动武自始至终未放一枪；但格鲁吉亚分裂分子对格国内要求分离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亚美尼亚人时，却丝毫不吝惜子弹，仅1991年就造成了1万多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

戈尔巴乔夫理性但软弱，叶利钦则鲁莽但坚定，两位当时权力最大的政治家的个性，决定了权力天平的倾斜——苏联改革的方向变成了由叶利钦主导，他势必“不顾一切地蛮干，毁掉碰到的一切。”哪怕是绝大多数公民希望保持下去的统一国家。

民众支持叶利钦当总统，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瓦解苏联，他们在全民公决中表明了态度。但叶利钦除了行事鲁莽，还有个人野心——他不满足于当一个地区（俄联邦）领导人，而要掌握最高权力。但他头上还有一位同样是选举产生的苏联总统（1990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合法性稳固，他掌握权力的方式就只有瓦解联盟中央。此外，“他（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恨之入骨，这种恨很快又演变为对整个苏联中央的仇恨。因为，要想解除他心头之恨，只有扳倒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权。为此，也就一定要搞垮国家本身。”〔33〕

所以，“以叶利钦为首的由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在1990年的9～10月间提交了一份《俄罗斯联邦新宪法草案》，其中竟然没有提到一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件事能发生在苏联被消灭之前的一年多，当然绝非偶然。”〔33〕根据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 舒什科维奇（《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人之一）的回忆，远在“819”之前半年的1991年2月，叶利钦及其智囊班子还草拟了一份分割苏联协议，它是1991年底瓦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的初稿〔11〕。只是当时还没有恰当时机实现这一计划。而“819”政变及其迅速失败，导致联盟中央机构威信扫地，权力中心发生转移，叶利钦完全主导了苏联政治进程，苏联解体已不可避免。

对此，1995年戈尔巴乔夫在接受鲍里斯.斯拉文访谈时指出：“这件事（苏联解体）与其说取决于各个共和国本身，还不如说是由这些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们、领导人决定的。这些人野心勃勃，欲望极强。他们中有些人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过去一直不得志，而另一些人则希望享受政权，周游世界，拥有自己的外交部、自己的专机和卫队及其他权力象征物。”〔23〕“俄罗斯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为了实现使自己入主克里姆林宫的强烈愿望而实际上使联盟成了牺牲品。”〔1〕而《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者之一、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1999年出版的回忆录里也说，“叶利钦非常恨戈尔巴乔夫，为了把戈尔巴乔夫整垮，何止克里米亚，他简直可以把整个俄罗斯都拱手交出来”。〔33〕

苏联解体的另一位亲历者、现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在2012年的一次访谈中谈道：“虽然‘8月事变’已决定了苏联解体的命运，但我还要指出，至今还经常为人民所提及的两件事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一件事是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宣布获得主权。它发生在‘8月事件’之前的一年零两月，当时全苏联境内除爱沙尼亚外还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俄罗斯向谁要主权？答案只能是：向其他加盟共和国，向苏联。谁宣布的俄罗斯获得主权？俄罗斯最高苏维埃 叶利钦。矛头直指谁？指向戈尔巴乔夫……苏联已难逃解体的命运，因为支撑苏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主要支柱已经塌陷……剩下的只是技术问题。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就苏联而言，其成也俄罗斯，败也俄罗斯。”〔24〕

可见，苏联解体并非苏联人民的选择，它的主要推手就是掌握了俄联邦权力的叶利钦，而另外两个权欲熏心的政客——克拉夫丘克（乌克兰）和舒什科维奇（白俄罗斯）是其主要帮凶。真正关键的是叶利钦的态度（另外两人在“819”期间都在骑墙观望）。虽然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到1991年11月各国还在为签署新联盟条约讨价还价，达成一个邦联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叶利钦……虽然从来没有公开拒绝参与新《联盟条约》，但他总是延搁和阻止，不停地要求对已经达成一致的条款进行修改。他的目的是要在条约草案中删除有关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关键条款，用界定不清的‘国家联盟’的概念来取代‘苏联国家’的概念。”〔11〕

在虚与委蛇、拖延谈判的同时，叶利钦还釜底抽薪。1991年10月底-11月16日，他一连发布了10项总统令，接管联盟中央一系列财政金融部门，剥夺了中央的重要财源；控制了能源的生产和出口，限令约80个联盟中央的部委解散，并停止向它们提供资金。一周后，他又宣布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接管苏联的国家银行对外经济事务银行。这些措施致使联盟中央丧失了几乎全部残余权力，戈尔巴乔夫成为孤家寡人。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联盟中央已不复存在了，我们还留下来干什么呢？

1991年12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戈尔巴乔夫乐观地认为：“这样随着这份文件的签署，国家也许能够最终缓过气来，站稳脚跟，共同前进。”〔11〕但叶利钦早就打算另起炉灶了。仅4天后，1991年12月7日，叶利钦、克拉夫丘克撇开了其他加盟共和国，偷偷跑到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密谈。整个行程鬼鬼祟祟、严格保密，对外谎称是讨论如何过冬问题。之后，三方发表的协议声称：“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谈判陷入死胡同，共和国脱离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进程已成为现实”，“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法律和其它一切准则在这三个共和国境内已不再适用。并表示，新的大家庭对苏联其他共和国及一切赞成它的国家开放。这个彻底瓦解苏联的协议，由于合法性不足而被西方称为“三人帮政变”。

别洛韦日协议签订后，叶利钦等人首先通知的不是苏联议会、苏联总统或苏联媒体，而是美国总统布什，颇有一副向主子邀功领赏的味道——这一行为被戈尔巴乔夫指责为“可耻”。叶利钦返回莫斯科后，又与纳扎尔巴耶夫、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晤，纳扎尔巴耶夫支持戈尔巴乔夫，反对这一协议〔7〕；而叶利钦当时的政治盟友、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则直接要求派军队“抓住这群醉鬼和叛国者”。

戈尔巴乔夫的软弱与犹豫不决再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一会儿谴责“一些法西斯独裁者将篡夺政权”，一会儿又模棱两可地表示“我认为国家观念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我不认为，在白俄罗斯签署的条约具备实行的机制”，一会儿又哀求“苏联来到这个世界已经60~70年了，它不该毁在我们手里”，最后又灰心丧气表示“只有当联盟条约彻底完结时我才辞职”〔7〕，等等。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令纳扎尔巴耶夫感到无力回天。1991年12月12日，中亚五国首脑会聚阿什哈巴德开会——这五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想脱离苏联——“他们对三国事先未与他们进行任何协商就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气愤不已，然而他们已别无选择”〔7〕，只能接受既成事实。1991年12月15日，最后一个留在联盟中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也宣布独立。

十几年后，纳扎尔巴耶夫回忆往事时说：“爹妈离了婚，我们就像孩子般哭喊着，抓着他们的衣角不肯放手。”他在评价戈尔巴乔夫时则说：“我认为，命运在一个特定时期把他推上了一个大国的权力顶峰。但他性格软弱、缺乏坚强意志，他没有走在历史的前面，却陷入了历史激流之中……在我看来，俄罗斯政治中存在的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矛盾性等特点在戈氏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永远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坚决性……中央的权威在他手里被大大削弱。中央权力一减弱，地方势力必然千方百计地捞取更多的权力。”〔24〕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原本商定苏联正式存续到1991年12月31日，戈氏本人则于1992年元月中旬辞职。但叶利钦很快就不耐烦了，1991年12月14日，叶利钦下最后通牒，要戈氏“尽早”离开克里姆林宫，好让他这位新沙皇尽早享受乔迁之喜。于是，苏联最后宣告灭亡的日子就变成了1991年12月25日。什么叫小人得志？这就是。

“三人帮政变”完全不具备合法性。这是因为：保留苏联是1991年全民公决做出的，并具备至高无上的效力，唯一合法的否决方式就是再举行一次全民公决。但苏联解体时根本没有搞这样的公决。此外，《苏联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力，但退出程序要根据1990年（根据自由选举产生的）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程序法》规定，按程序进行。该法案第九条和第十四条明确规定：

⑴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时，其动议必须经全民公决；
⑵以不少于2/3的赞成票通过退出动议后，要有一个五年的过渡期；
⑶五年期满，再进行一次全民公决，仍需获得2/3多数通过；
⑷退出的共和国须返还在加入苏联时不属于该国的领土。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退出和独立，都未履行上述基本法律程序，因而是违宪和违法的，也违背全民公决意愿。即便是别洛韦日协议的签订者之一、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后来也承认：“我们认为所采纳的协议缺乏足够的合法性。”〔11〕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的三个州长一起缔结条约，宣布美国中央政府不复存在，这种协议合法吗？可见，这些肢解苏联的所谓“民主派”，嘴里高喊的是“民主”和“宪政”，但实际上既不遵从民意，也藐视宪法和法律权威，撇开苏联议会、总统、政府，以密谋方式肢解苏联，连起码的法律程序都不遵守——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宫廷政变。也正是由于背离了人民的意愿，才导致了苏联解体过程中和解体后，留下了林林总总的后遗症，至今未能痊愈。

对此，小杰克.马特洛克评价道：“叶利钦竭力同中央斗争，毫不客气地接管了苏联的官僚机构。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仅破坏了法治的尊严，而且把很多以前的责任和义务强加给俄罗斯政府。此外，他把俄罗斯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引入国际社会，并未经过人民的明确授权……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是可疑的，它将导致困难时代和民族的耻辱。”〔6〕

《别洛韦日协议》公布后，并未遭到普通民众的激烈反对，但这并表明苏联人民支持苏联解体——因为他们也没有兴高采烈地予以赞成和庆祝。这时的苏联民众迷茫不知所措——饥荒和严冬威胁着他们，解决肚子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几年里国家折腾来折腾去越搞越乱，既然戈尔巴乔夫无能，不如让叶利钦试试。最能体现这种心态的是，当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议会宣布苏联已经瓦解的“好消息”时，现场居然没有任何人鼓掌，全都保持着沉默，但他们又投了赞成票〔7〕。在白俄罗斯议会，除卢卡申科外都投了赞成或弃权票；而一年后还是这群人，在卢卡申科的带领下指责舒什科维奇越权签字，并罢黜了他。

独联体成立章程中，有“保留统一的经济空间，统一的军队，统一的对外政策”等条款。这些模棱两可的表述，令不少人误以为这仅是换了个国号，变成松散联邦。不止是苏联民众，连很多外国政府也弄不懂这个闻所未闻的“联合体”（Commonwealth）究竟是何性质。一些国家1992年版世界地图上，苏联疆域没了波罗的海三国，其他地区仍用同一颜色标注，国号则改为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独立国家联合体）。

但在之后的实际运行中，“保留统一的经济空间，统一的军队，统一的对外政策”完全沦为一纸空文——直到这时，前苏联民众才逐渐意识到受骗。1999、2000、2001年俄罗斯几次民意调查证明，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的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77.l％、73.5％和72．0％〔4〕——这与1991年全民公决赞成保留苏联的比例相当。

苏联人民意识到受骗后，以各自的方式做了反击：白俄罗斯议会以舒什科维奇签署别洛韦日协议越权等理由弹劾此人下台，换上强烈反对苏联解体的卢卡申科，并于1999年与俄罗斯签署了《联盟国家条约》，重建联盟国家；俄罗斯国家杜马于1995年通过决议裁定《别洛韦日协议》非法；哈萨克斯坦总统于1994年提出组建“欧亚联盟”，这个联盟不仅要有“保留统一的经济空间，统一的军队，统一的对外政策”，还要有“统一的议会，统一的总统”，这实际是另一个苏联。乌克兰则发生了深刻的分裂，此后20年里，乌克兰的政治版图被分为“东部”和“西部”，并日益两极化，压倒了一切政治议题，在政坛上反反复复翻烧饼，最终导致2014年的内战。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则大力加强与俄罗斯的联系，已经或即将加入于2014年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但苏联解体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这25年里，每个共和国都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阶层。在这些国家普遍的威权统治下，以及分隔24年所产生的民族隔阂、认同感丧失等因素（参照大陆与台湾同族分隔60年所产生的认同感丧失），欧亚联盟能走多远还是未知数。

当然中国道路并非对苏联道路的生硬模仿。1970年代末，刚结束“文革”的中国领导人就意识到，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就别奢谈什么社会主义，贫穷落后的经济必须改革；而与苏联关系的对立，也导致中国不再把计划经济视为金科玉律。因此，中国早早放开了经济的国家垄断，迈出了走向市场化的第一步。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基础要好得多，计划经济实现的成绩也大得多，因而1895-1989年只是沿袭传统思路提出“加速发展战略”，遇挫后重点投入到政治领域，引发政治狂热与分裂浪潮，进而导致苏联经济的迅速滑坡。

长期不民主、不自由的统治，导致苏联人民思辩能力退化，在放开党禁报禁时又迸发出不正常的政治热情。苏联解体前两三年里，苏联境内就成立了几千个政党，街头充斥着辩论、游行、示威和罢工等，“夺权”之风盛行，政府机构瘫痪，社会秩序混乱，武斗时有发生。这种情形与中国文革初期（1966-1968）相似，它必然引起经济下滑——“文革”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27〕。

伴随经济的恶化，苏联领导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1990年上半年，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尚有60%-70%，到年底则只有不到20%；1991年头几个月，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持续下降—15%，13%，10%〔7〕。而人民的支持是政治家的主要资源，失去了人民支持，政治家的号召就苍白无力、不靠暴力难以贯彻下去，哪怕事后证明他是正确的。正是戈尔巴乔夫在进行民主化改革时不注意节奏，骤然放开引发的混乱导致了矛盾激化和经济滑坡，进而令他被人民抛弃。1991年莫斯科的一家报纸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的知名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几乎没人听他讲话，他可以机敏，也可以愚蠢，可以好，也可以坏，反正人民对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他也不寄予任何希望了，这就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7〕

1991年的苏联公众心态，可以说各种思想和流派剧烈变换。1990年还有80%的苏联民众支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1991年则有多达80%的民众渴望资本主义。由于苏联长期进行思想控制，严防各种“异端”，这必然导致群众理性思辨能力变差——大部分人被洗脑很深，坚信官方的洗脑宣传；另小一部分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对这种洗脑深为反感，甚至产生极端厌恶。当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消灭历史空白点”，很多被精心掩盖的阴暗面被揭发出来，并被严重夸大。如斯大林大清洗遇难人数，从几百万人到2000万人的说法都有；但根据叶利钦时代的准确统计，大清洗的遇难人数约78万人。当然，78万人遇难并不能说斯大林体制没有罪恶，但2000万与78万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它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情绪。由于“公开性”的同时苏联也放开了书报检查制度，造成一些“揭露黑暗面”的书报销量猛增——例如《新世界》的销量达150万份，《论据与事实》则竟达3000万份。“在官方书报检查制度已经完全放开的今天这个‘民主’时代，该刊2005年的印量也不过8000份。”〔33〕

这些被严重夸大的罪恶随着自由出版物广为流传，极大改变了民众对苏共和苏联的看法——苏联国家及其经济体制“突然被许多人视为可耻的、非法的和难以容忍的”〔22〕，因而注定要失败。

公开性导致的结果是，大部分公众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作为报复他们与旧制度和代表旧制度的苏共决裂，投入激进民主阵营。另一部分则不信这些“污蔑”，认为必须对离经叛道进行惩罚（代表是安德烈耶娃的公开信《我们不能放弃原则》）。双方的分野与对立导致社会日益的极端化，分化为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而较为理性和平的看法（戈尔巴乔夫的正确面对历史，革新社会主义）则日渐孤立。用“苏联公开性之父”雅科夫列夫的话说，官方的意识形态“像钢箍一样”将整个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现在，它的公信力正在迅速减弱。新的认知推动了对待政权的态度的变化和“价值观的转变”〔22〕。逐渐地，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开始遭到怀疑。到1991年，仍表示信任苏共的人只有14-16%，而反对的则高达56%。这就是撒谎的代价：正如一个道貌岸然的人，一旦被发现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他的形象立刻就会瓦解；即便改邪归正了，但很长时间仍不能被人信任。

前文提到的美国驻苏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在其《苏联解体亲历记》中记载了他所遇到的一位女选民，她说：“我投票反对过去的一切，我投票支持未来的一切。”〔6〕这位女选民的话可谓典型——不加分析、不做选择就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正是抱着这种心态，她投票支持了要“打倒一切”的叶利钦。

由1917年革命催生的苏联体制是个畸形儿，它只适用于战时和准战时，注定走不了太远。当进入长期和平环境后，它积累的巨大问题开始显露出来。终苏联69年历史，它从未解决经济中的短缺；而移植了苏联模式的所有国家，都没解决这个难题。这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无能——尽管它靠“举国体制”，能在某些方面集中全力、从而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但始终无法做到平衡发展。而当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他只能蹒跚着前行，越走越吃力。

苏维埃体制从来就不是一种稳定的制度。体现在经济上，无论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坚决与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到“新经济政策”、“发财吧”，到斯大林的“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全盘集体化，再到赫鲁晓夫的改组工业党和农业党，以及勃列日涅夫时代“取消工业党和农业党”、“柯西金改革”、“取消柯西金改革”，再到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到1990年的“阿巴尔金计划”，其管理体制都不同，并带有不断自我否定的临时过渡色彩。这种经济体制朝令夕改，全然丧失了公信力。

从政权体系看，终苏联历史，从未实现领导权力的正常交接，领导人不是死在任上就是被宫廷政变废黜，每次全力交接都带来社会震动，每个后任领导人都对前任做出某些否定，甚至彻底否定。

再从核心意识形态上看，从列宁欢呼的“即将爆发世界革命”，到斯大林宣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到赫鲁晓夫“20年后实现共产主义”，再到勃列日涅夫“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再到安德罗波夫“我们处于发达社会主义这个漫长阶段的起点”，最后到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领导人对社会的认知自相矛盾、一变再变——从最初的以为一闹革命就实现共产主义，到最终承认原有的制度“不民主”和“不人道”，可以看出经过实践检验，共产主义学说并不具备真正持久的生命力。而苏共领导人观点的改变，也证明他们一步步地从空想主义者到现实主义者回归。再考虑到为建立共产主义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杯苦酒。

从对外政策看，它从列宁时代的积极“输出革命”，到斯大林准备“和帝国主义进行总决战”，再到赫鲁晓夫时期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长入”，到勃列日涅夫的“缓和”与“有限主权论”，再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倒向西方，苏联的对外政策从最初的要靠革命征服世界，到最后明显是“别动我的奶酪”，反应了苏联体制越来越缺乏自信。

由于苏共的统治不是经过民主选举授权的，所以它的统治合法性基于两个方面：第一是靠举国体制在某些方面证明其“优越性”（比如体育、宇航、核武器、钢产量），第二是靠谎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是假的，戈尔巴乔夫之前的选举是假的，甚至经济数字也常常是假的。这在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种怪现象，一方面人人都知道这些是谎言，另一方面则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些谎言，不撒谎就会受惩罚。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造成了人们普遍的玩世不恭、道德堕落和人格分裂，一面高唱大公无私一面暗中攫取私利。据说前苏联总理尼.雷日科夫在苏联解体后反思：“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22〕它确实是苏联社会病态心理的写照。

这种病态心态导致苏联的酗酒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到1970年代末，已有多达15%-20%的成年人终日烂醉如泥。尽管俄罗斯人有爱饮酒的传统，但历史上从未有过像苏联晚期那样全民性酗酒，而且社会上充斥着“这是最后一天”的末世心态。酗酒导致了苏联人均寿命的长期踟蹰不前——早在1966年苏联人均预期寿命就已达到69岁，与当时的美国不相伯仲，但之后却一路下滑，直到戈尔巴乔夫反酗酒运动开展后才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因道德堕落和缺乏起码的责任心，引发的重大事故也层出不穷——例如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核电站的站长在上级官僚的指示下违反规程操作，导致事故发生，尽管他们明知上级的指令是错误的，也不敢做任何争辩；事故发生后，相关官僚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轻描淡写并掩盖事实真相，令更多的人们受到了核辐射的伤害。而1989年乌法天然气事故中，操作人员看到仪表上压力指数迅速下降，他们不是去马上核查原因，而是顺手加压，导致更多天然气从破裂的管道中泄露出去，当两列载满旅客的列车错车时，引发的火花点燃了天然气，瞬间造成575人死亡，超过800人受伤。

到1980年代，苏共的核心价值观经几十年不断从“空想”相对接近“现实”，并依此做了些微调，和平休养生息几十年后，积累了一定财富，并靠举国体制在某些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但它也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背负了过于高昂（上千万人的死亡）的代价，而且成绩也不像它吹嘘的那么大。事实上被证明并不优越的计划经济也陷入进退两难：如继续靠“举国体制”投入巨资保持某一方面的“成就”，势必会加深原有结构性问题，错过产业转型和新技术革命；而结构性问题的加深，会导致苏联经济更加畸形和落后。但如果弃用“举国体制”，那么连几个“成就”也将失去，“优越性”不保，从而动摇苏共统治的合法性。经过再三犹豫，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决定向人民公开真相。

但是公开真相必然带来对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如此多的谎言被戳穿势必引发“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歇斯底里情绪。特别是对那些在苏共统治下不得志的异议分子，他们容易迅速赢得民望，更坚信自己真理在手，并以极端的心态投入政治运动。

在苏共统治下受压制的异议人士，也并不一定都代表真理。例如格鲁吉亚的加姆萨胡尔季阿，他在苏联时受到迫害，可一旦他掌权后却比苏共还独裁，引发了1991年格鲁吉亚“民主派”内部的一场大混战，令第比利斯遭受严重破坏、全国经济下降2/3。同时，被压制的异议人士很少能做到曼德拉般的宽恕与和解。在屡屡被压制期间，他们的思想容易变得更加偏执，甚至有些变态，往往是怀着刻骨仇恨反攻倒算。例如，沙皇时期总是把布尔什维克判处流放，而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则屠杀了沙皇全家，连幼子和仆人都没放过。

1991年的苏联与1917年的俄罗斯有些异曲同工，只是角色有些颠倒。叶利钦因1987年中央全会上受到批判并被降职而对苏联、苏共和戈尔巴乔夫产生出近乎变态的仇恨。他在苏联解体前政治作为，一方面是野心驱使获得更多权力，另一方面则围绕着个人复仇。例如，他在八月事件中戈尔巴乔夫被架空后，对戈尔巴乔夫极尽羞辱之能事。

1991年8月23日，叶利钦“邀请”戈尔巴乔夫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讲，在戈氏讲话过程中，突然被冲上 台的叶利钦粗暴打断，并强迫戈氏批准叶利钦在“819”期间签署的所有命令，使其越权行为合法化。而戈氏当时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些命令，于是他恳求商量一下再说。叶利钦却反驳道：“这并不是秘密，这是严肃的，这些命令是由整个集体专门起草的，我们称之为‘在被困围的苏维埃大厦中通过的命令和决议’。我们现在把它们交给您！”这番羞辱性的对话引起了叶利钦拥趸们的一片喝彩和嘲笑。

随后叶利钦又交给戈氏一份会议速记，称这是苏联内阁支持政变的罪证，命令戈尔巴乔夫公开宣读。戈氏只得沮丧地照办。才念几分钟，叶利钦再次打断戈氏，宣布打算签署关于停止俄共活动的命令。戈尔巴乔夫惊慌失措地试图阻止，但叶利钦却装作没听见并大声道：“我正在签字，命令已经签署完了。”大厅里再次响起极端民主派的叫喊和掌声。

备受羞辱、威信扫地的戈尔巴乔夫走下讲台时显得踉踉跄跄、怅然若失。对这一幕，十年后戈氏仍记忆犹新。他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说：“您知道吗，猫是如何收拾被逮住的老鼠的：老鼠已经流血了，猫还在不断折磨它，却又不想马上把它吃掉，只是想羞辱它。叶利钦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有报纸这样写道：“戈尔巴乔夫……看起来就像跟随在训斥它的主人后面的一条灰溜溜的走狗。”〔7〕

1991年11月6日，已篡夺俄罗斯联邦权力的叶利钦，越权颁布第169号行政命令，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他在命令中写道：“苏共从来就不是一个政党。这是一个以与国家机构融合在一起或者这些机构直接服从于苏共的方式来形成和实现政治权力的特殊机制。”命令中的两个重要之点是：“停止苏共、俄罗斯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活动而它们的组织机构将予以解散”，“将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苏共和俄罗斯共产党的财产转为国家财产。”虽然叶利钦只是俄联邦总统，本无权宣判苏共的命运，但复仇的快感驱使着他这么做，因为在整整四年前——1987年的11月6日——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受到批评并被降职。叶利钦选择这个时点签署这份命令，无非是以笑到最后的身份向世人宣称：“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这就是变态的异议分子的嘴脸——为了权力、为了复仇，他们能不惜代价，把国家和人民推入灾难。不仅在俄国，在中国这种“郁郁不得志”的异议分子也大有人在。历史上的黄巢、洪秀全都属于这种人，而我前文提到的那位自由派“大佬”，八成也是其同类项。

当然，在苏联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力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激进民主派、保守派、乌合之众——只是一种表象，还有一种幕后力量，不动声色却推动了苏联解体大业。如果说，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名誉扫地、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被边缘化、乌合之众深受贫困之苦的话，那么有一个阶层是这场悲剧的获利者。这个幕后力量就是：各共和国的既得利益者阶层。

由于苏联长期一党专政，任何人如想爬上高位、掌握资源，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入执政党。也正是因此，使苏共失去了真正的政党色彩，变成“既得利益者俱乐部”。这也是个大杂烩——他可以相信共产主义，也可以不信；他可以支持国家统一，也可以不支持。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上层”，与乌合之众所构成的“下层”完全脱离。

苏联时代曾有一个著名的政治笑话：在一次大会上，主持人说：“下面，请认为社会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的左边，认为资本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右边。”大部分人坐到了左边，少数人坐到右边，只有一个人还坐在中间不动。主持人：“那位同志，你到底认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回答：“我认为社会主义好，但是我的生活像是资本主义。”主持人慌忙说：“那请您赶快坐到 台上来！”

这个笑话揭示了一个深刻内涵——由长期对权力、真理和财富的垄断，苏共多数各级领导位置已被既得利益者所窃取。这个阶层掌握着从国营农场到军工综合体、从村镇到共和国再到联盟中央的大部分实权。它虽然未必积极参与苏联政治演变，但它的态度可以决定演变的结果。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处于“正统”地位的改革前，既得利益者在苏联封闭的体系内自认为活得不错，也就没人会多此一举反对它；而一旦实行了“民主化和公开性”改革，在没有引入外来力量的时候，这个大杂烩立刻剧烈分化组合、形成不同派别，并支持他们所认为最符合私利的政治力量。

因此，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等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苏联的演变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它与下层民众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改革前的苏联是一党专政，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能隐藏在共产党内。这也使得共产党被看做“上层”的代表。1989年，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35〕。

在改革前，维持既得利益的最好途径就是坚持一党专政，既得利益者自然要维护苏联体制。因此在1985年前，“西方的专家、学者、官员和政治家没有一个预见到苏联即将出现的解体……无一例外，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预见到苏联的解体；甚至未来的革命者自身，从他们的回忆录来看，也没有预见到苏联的解体。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 时，当时的人们无人预料到一场革命的危机。尽管对于苏联体制弊端的规模和深度众说纷纭，但是没有人认为这些弊端会威胁到苏联体制的生存，至少暂时不会。”〔22〕

但随着苏共自己放弃了垄断地位，以及民众因“公开性”对苏共做出道德上的鄙视和普遍敌视后，这些原本的“上层”就必须考量自己的出路了。他们中一部分改头换面成为“民主”的拥护者，一部分则试图捍卫一党专政。大多数则持态度暧昧，静观其变。

到1991年“819”之前，大部分既得利益者阶层没有走向前台。这主要由于几个原因：其一是民意已出现反共情绪，逆水行舟的风险很大，所以他们不能表态维护一党专政；其二是苏共虽节节败退，但还占据着联盟中央的主要权力机关，说不定哪天会重演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的宫廷政变，过早表态容易押错宝。在“819”期间，除“民主派”已控制的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外，苏联其他地区大体平静，各加盟共和国和州都在等待权力斗争的结果。

但政变者组织很差，手段笨拙以及内心的怯懦，导致这场政变以闹剧般的失败结束，权力天平彻底倾斜到叶利钦一边。既得利益者不得不做出最后选择：押宝在叶利钦身上。苏联的旧体制虽然令既得利益者能随意使用其掌握的资源，却不能令其据为己有，更不能由自己的子女继承，而主张“激进私有化”的叶利钦大权在握时，既得利益者发现了更好的选项。故而在叶利钦颁布“禁共令”时，几乎没遇到1500万党员什么抵抗。

适时押宝和“正确”选择，令既得利益者从苏联解体中受益匪浅。据统计，在叶利钦时代，70%的高官和75%的地方官员都有苏共背景；而其他共和国也与此类似，甚至更多。而苏联时代的国有企业，则通过“私有化”改革落入既得利益者手中。对此，小杰克.马特洛克写道：“到1994年底，大多数俄罗斯国有企业都正式实行了私有化。但使很多人感到惊恐、少数人感到惊讶的是，新的所有者多数是以前的‘社会主义’经理.....他们常常只是把国有财产转为个人使用。”〔6〕美国苏联问题学者弗兰克.奇福德则总结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35〕

苏联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利用这场“革命”，使自己成了苏联解体的最大受益者；在他们之中产生了寡头，基本控制了国家的油气、动力、冶金和金融等经济命脉，并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了舆论。他们不仅在经济领域翻云覆雨，还进行政治投机。1996年3月总统大选期间，叶利钦鉴于民意支持率低、有败选可能，遂秘密召见了别列佐夫斯基等七大金融寡头，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由银行家提供资金支持发放拖欠的工资和养老金以收买人心，确保叶利钦连任；叶利钦则承诺维护寡头的经济利益。对此，就连叶利钦的心腹爱将、俄前代总理盖达尔都说：“在最厉害的时候，政府被7-10个商人左右，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40〕

而满心欢喜、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拥抱“资本主义明天”的苏联人民则深受其害：他们失去了原本受人尊重（至少令人生畏）的祖国，在“休克疗法”所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1992年为2508%，1993年为840%，1994年为215%，1995年为131%，1996年为22%，1997年为11%，1998年为84%，1999年为37%）〔41〕中失去了苏联时代的几乎一切积蓄，又被“私有化”骗局把至少名义上属于他们的国家财富剥夺一空。

苏联解体是多因素推进下的自残，其主要推手是歇斯底里的“激进民主派”（包括与之联盟的民族分裂分子）和谋取私利的既得利益者；它们利用人民对旧体制的怀疑和否定，不但推翻了苏共统治，还顺带打垮了维护统一的力量——戈尔巴乔夫、保守派和爱国主义者。这场自残没有使国家走向民主富强之路，反而跌入“原始的、野蛮的、寡头式的资本主义”泥潭；它没有改善苏联原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反而使之更畸形、更依赖自然资源出口；它没有改变技术落后的局面，反而拉大差距，甚至去工业化；它没有让邻国愿意与之改善关系，反而把苏联时代的旧恨转嫁到俄罗斯承担；它没有改善国际处境，先是在叶利钦时代遭蔑视，继而在普京时代被孤立。

对此现状，1998年4月，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撰文描述说，当时的俄罗斯社会是“一个由无政府状态和民主政治、个人独裁和政体混乱、垂死的福利经济和寄生的资本主义、政治精英对原超级大国地位恋恋不舍的怀旧情绪和公众对旧的帝国野心的厌倦等组成的‘大杂烩’”〔52〕。

如果说1917年，布尔什维克们即兴之下，推翻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把俄国人民推进内战血与火的深渊，继而催生出“苏式社会主义”这么个怪胎；那么1991年，布尔什维克的孩子们，又来了场即兴之作，不顾76%苏联人民愿意维护统一的心愿，把国家推入四分五裂和长期衰退的噩梦，至今都未醒来。

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条：
1.计划经济无法克服的“短缺”普遍存在，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比不上西方；苏联体制的固有弊端导致经济潜力耗尽，全社会对这种体制产生怀疑；
2.苏共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撒了太多谎言并做出太多伤天害理的事，“公开化”期间被揭发并被夸大，导致人民对苏共的普遍厌恶、仇恨和道德上的摒弃；
3.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化”同时又实行了“民主化”，致使人们在还未消化历史、恢复理智的情况下做出选择，以反共为时髦，令“只要是反苏反共”的力量就能坐大；
4.过去不得志的反对派提出了空想化的纲领和许诺，并利用社会的“反共歇斯底里”情绪，把实现的阻力归咎于苏共甚至国家，导致社会情绪极端化并具有破坏性；
5.缺乏思辨能力的苏联人民无法鉴别极端民主派许诺的可实现性，对资本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幻想一步登天，因而上当受骗；
6.苏联人民没有在民主下生活的经验，也缺乏规则意识，误把奇谈怪论当自由、国家分裂当民主；把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所采取的必要手段当“恢复独裁”加以反对；
7.苏联过去党政不分，党实际上是国家机关的灵魂，共产党在受冲击时国家权力机关也被削弱和涣散，造成社会失控、政令不通；
8.激进民主派与分裂分子结成了稳固的联盟，但维护国家统一的力量（戈尔巴乔夫、保守派和爱国主义者）各自为政，力量分散并摩擦不断，导致维护统一力量的衰减；
9.戈尔巴乔夫的软弱个性和无原则坚持非暴力，致使中央在与叶利钦等人的博弈中惨败；
10.各共和国领导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加剧了政局混乱和国家分裂；
11.戈尔巴乔夫对改革只有目标却没有周密计划，所做决定往往是即兴之作、朝令夕改，造成政出多门、越改越乱；此外他用人不当，所选拔的副总统、内阁总理都是平庸无能之辈，非但不能力挽狂澜，反而昏招迭出、把经济弄得更糟，中央威信一落千丈；
12.既得利益者阶层做出的“革命”（叛变）选择，使得分裂苏联的力量取得了根本性优势；
13.自1989年第比利斯事件后，苏军屡屡被地方政权邀请以稳定局势，站到了被激进分子蛊惑的“人民”对立面，又屡屡被最高层问责，导致苏军高级将领普遍困惑、离心离德，在关键时刻不再敢挺身而出；819后对苏军的大清洗换上了亲叶利钦人士，使苏联失去了维护统一的最后手段。

结论：
①苏联是在外部环境最有利的时候，从内部垮掉的；
②外界影响（和平演变）对苏联垮台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主要西方国家当时并不愿看到苏联解体；
③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人是叶利钦及其“民主派”智囊班子，戈尔巴乔夫是维护统一的失败者，他当然负有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
④苏联的改革不是偶然发生，是苏联体制运行到1980年代的必然。无论是党内高层、基层党员还是人民群众，改革的呼声非常强烈，戈氏上台是众望所归；
⑤戈尔巴乔夫空有改革热情，却不具备改革者的基本素质；
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反人性的，它虽在一些国家激起过革命，但它无法做到持久；
⑦苏共1900万党员，大部分早就不信马列主义，中高层是既得利益者；
⑧无论是苏共官员还是“民主派”，主要政治人物及其智囊班子中没有一个真正懂市场经济的专家，却又急躁冒进、生搬硬套，给苏联及俄罗斯经济带来了巨大伤害。

四、中国应如何避免“苏联式陷阱”？

苏联是一面镜子。1921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催生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9年，苏联体制在运行中的种种弊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到1991年，苏联改革失败和解体，则成为中国不断反思、避免落入类似陷阱的前车之鉴。

第一，经济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任何政治进程都不能干扰经济建设

人民当然是希望自由、想“当家做主”的，但人民更要求有不断改善的生活；谁无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谁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1990年初到年末，戈尔巴乔夫支持率之所以急剧降低，就是因他无法改善人民生活；而叶利钦之所以能蛊惑人民，就是因他慷慨许诺靠激进改革“两年内改善”。当事后证明他做不到，也就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中国人民比苏联人民幸运的是，中共比苏共更早认识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三十多年里中国从“几乎什么也不能制造”的农业国变成了“什么都可以制造”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虽有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但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贫困人口日益减少，这是客观事实。

中国与苏联开始改革的时间差不多，起点是苏联的经济规模4.97倍于中国（1980年计，苏联估算值9413亿美元，中国估算值1894亿美元）。但随后苏联陷入没完没了的瞎折腾，而中国却一路前行；到如今中国的GDP则5倍于俄罗斯，且差距还在扩大。“中国制造”具备强大国际竞争力，世界500强公司中国占1/5，培养出一大批完全能适应国际竞争的优秀企业和优秀企业家。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持久稳定提供了必要基础。但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都发生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之时。可见光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它还需较为公平的分配政策、对人尊严的保护、解决失业问题、对腐败的遏制和建立正常的权力交接制度。这涉及到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的改革。

第二，保持社会稳定下过好“民主关”，建设政治文明

毫无疑问，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宝贵成果，任何文明国家都没有理由拒绝它——即便是原苏联、东欧等奉行一党专政的国家，也宣称自己是“民主”的，也有形形色色的选举。甚至连朝鲜、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也常搞“选举”。只不过这种“民主”是假民主。但“假民主”也得宣扬民主的好，而“假民主”的现实会让群众强化“他们在撒谎”的认知，早晚这种认知会动摇“假民主”的统治基础。

“民主+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找到的“最不坏”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点，即使连“819”时期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核心人物、前克格勃 克留奇科夫也不反对。他在回顾苏联解体时说：“雅科夫列夫赞成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46〕克留奇科夫反对的是杂乱无章甚至歇斯底里的草率行事：“然而，怎样从一种社会制度转向另一种社会制度？像他（雅科夫列夫）那一级别的人应该考虑这些事。如果走改良的道路，则能减少人民的损失和痛苦，避免社会动荡；如果走全面破坏的道路，就会使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民族之间发生流血冲突、国际地位下降、领土完整受到威胁。”〔46〕从这点可见，即使是被贴上“保守势力”标签的克留奇科夫也并不怎么反对“民主+市场经济”公式，他们只是在怎么实现转轨问题上与激进民主派存在分歧，担心民主派的“全面破坏”和戈尔巴乔夫无原则的妥协导致国家陷于分裂和动乱。

改革容易引起动荡，因为改革的本质就是资源重新配置、打破原有利益权力格局，势必会侵犯到部分人的利益。社会主义改革不仅有前述内容，还需把扭曲的生产关系与价格体系理顺、把依靠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还需把被原制度下名不副实的统治阶级——“工人阶级”——请到台下，把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等送到应有地位。这势必会引起“工人阶级”的不舒服——虽然工人阶级从未真正行使过统治权，它完全由一小撮人代劳，但毕竟戴光环的傀儡也比放在“蓝领”位置更舒服，哪怕只是精神上的自慰。

此外，社会主义改革还需把对权力、真理和财富的垄断逐渐打破，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富于民。故而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的全方位改良，而非小打小闹的调整。对权力的调整、统治的放松、国家的开放、舆论的自由，也易引发一些曾被压制的政治势力抬头，激发其政治野心，或与外界势力勾结。这些势力有建设性的也有破坏性的，但无论哪种都会打着“爱国爱民”的旗号。

法国十九世纪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57〕因此改革容易引发混乱，苏东政权的崩溃，就是在“改革”中发生的。

但苏联与东欧不同。东欧都是小国，除南斯拉夫外民族问题并不复杂，且东欧在文化心理上属于“欧洲”，接受“西方那一套”并不困难，甚至在共产党时期多数居民内心也是拥护“西方那一套”的，这造成共产党统治总是无法稳固，而在转轨后因政权崩溃引起的政治混乱很快重新稳定，崩溃的经济也可以依靠外界援助恢复——毕竟很小的经济总量，对西方不是太大负担。而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幅员广、人口多、民族杂，历来缺乏西方民主政治传统，即使高喊“民主”口号的那些极端自由派，骨子里往往也充满了独裁意识。中、俄历史上每次治-乱循环，都需付出高昂代价；而这么大的经济规模，也不是任何西方国家所能“帮得起”的，即使有也是杯水车薪。前苏联转型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提醒我们：只有稳定，才能保证国家的持续发展；如果社会充满对抗性矛盾导致天下大乱，势必会导致经济滑坡、人民利益受损，最终也令改革所取得的一点进步成果化为乌有。

如何把一个东方专制大国转为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如何把僵化封闭落后的计划经济体系转为有活力的开放市场经济？在1980年代前，世界上无任何成功先例可循。因此，中国改革也被称为“摸石头过河”——彼岸就在那里，但水里有暗流、陷阱、水草和凶猛的动物，过去并不容易，一不小心就会死在水里。前苏联就是只看到了美好的彼岸，却没注意脚下的危险，急于过河以至于死在激流里。

中国是幸运的，遇到了邓小平这样头脑清醒的改革者。他谨慎地先从最落后的农业入手，根据国情恢复了小农生产方式，从而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吃饱穿暖”问题。之后改革拓展至商业领域，允许个人靠商业发家致富，既消化了部分剩余劳动力，又从零培养起一批民营企业家，也有效缓解了市场短缺。这两点非常重要，须知终苏联一世，都没能很好地解决“吃饱穿暖”和“短缺”问题，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

之后，中国改革扩大至价格体系和国有企业。计划经济下人为制定价格，造成商品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人为低价商品长期短缺，只能凭票供应，造成群众所持货币量远超可供应的商品数量，暗含高通胀的危险。所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必须把人为扭曲价格体系转为靠市场调节，把人为限制的购买力转为自主消费，因而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但价格改革是非常容易遭到抵制的——即便是民众不满计划经济的僵化，却也不希望自己利益受损。在苏联改革时期，尽管大多数居民希望立刻实现市场经济，但谁都不愿意面包和香肠价格上涨。当1991年2月苏联政府宣布把面包价格提高一倍后，立刻招致了居民的普遍怨恨，叶利钦则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再度为自己得分。而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通胀更为严重，但叶利钦政府把责任全推到苏联体制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满情绪。

1980年代中国价格闯关几次导致通胀，而1988年的通胀尤为严重，到1989年2月达到最高值28.4％。这些因素，连同对腐败的憎恨，以及外界思潮的影响，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场风波过后，中国改革暂时停顿，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主。

事后看，“稳定压倒一切”无疑是正确的。离开稳定，什么建设、改革都无法进行和深入。而在国内形势基本稳定后，年事已高的邓小平做出了人生最后一次改革努力——督促中国正式走入“市场经济”。而有关中国改革目前成就的数据，就不必再一一列举了。

分析中国改革37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它以建立“民主+市场经济”为目标（改革的初衷可能不是如此，但在“摸石头过河”时发现只能如此），以保持稳定为前提，分次、渐进地把原“独裁+计划经济”体系一一打破；一旦某个闯关失败，就首先保持稳定，并为之付出相应的政治经济代价。这条路既不“左”也不“右”，既没有被极端自由派搞乱政局，也没有被马列毛主义派拉入那条已被证明无数次的死胡同。不管这条路径在极端自由派看来走得是多么缓慢，在马列毛主义派们看来多么离经叛道，以及在大众看来产生了多少消极后果（贫富悬殊、腐败、工人下岗、强制拆迁、环境恶化、无效投资等等），但它是迄今为止落后大国实现现代化最成功的一条道路，如果不是打100分的话，也应打95分。

但是，稳定的代价是至今没过“民主”关。历史上从没有“千秋帝国”，任何统治体系建立后，都不免日趋混乱和恶化，熵越来越大，直至崩溃。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改朝换代、治乱循环，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历史演进也是遵循这一定律的。民主制可能有种种缺点，但它是目前为止相对于其他制度最不坏的制度——它为权力的平稳过渡提供了可能，能在很短的周期内不断检验民意，从而制度化地调整政策，改善统治体系、更换能力衰退的领导人，从而降低熵值，避免矛盾的过度积累及动乱。因此，从国家长治久安出发，民主关非过不可。即便俄罗斯人经历了那么惨重的损失，2007年12月的一次民意调查却显示：约67%的民众认为俄罗斯需要民主〔55〕。民主也不是那么可怕，并非一个独裁政党民主后一定会万劫不复。台湾的国民党在民主化后一度失利，但八年后卷土重来就是实例。（不过，台湾的民进党作为多年被打压的对象，其领导人物也多少有“变态”倾向，这给台湾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一定影响。）

民主化虽是必由之路，却也不应把“民主”过于神圣化。在1989年事件时，中国人曾对民主抱有很高的期待，以为只要一“民主”，腐败就没了，分配也合理了，效率也提高了，经济也上去了，人民也要进天堂了。但自那以后26年里世上发生的很多事，应让我们意识到当年自己“很傻很天真”：在一波波的民主化中，我们看到有很多问题是“民主”无能为力的。比如在阿拉伯国家，“民主化”反成了不断流血的根源，并致伊斯兰激进分子掌权；在乌克兰、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民主化演变成寡头统治，它既不能提高效率，也不能解决腐败，甚至比苏共统治时期更加腐败无能；即使在西欧和北美等民主化典范地区，民主令国家进入“过度福利”陷阱，从而导致经济长期萎缩；而且民主对穆斯林激进分子的渗透与扩张无计可施。我甚至对欧洲的未来是悲观的，因为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下，靠子宫扩张、繁殖力几倍于原住民的穆斯林会很快取得人口优势，进而控制这些国家。而我们知道，一旦穆斯林获得人口优势，他们就会迫害其他信仰，以达到该地彻底的伊斯兰化、消灭西方民主。如想抵抗穆斯林的子宫扩张，则势必违反民主原则，导致极右势力的崛起——这就是西方民主的囚徒困境。

美国学者卡尔·科恩在其专著《论民主》中提出：民主体制的成功运作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即：必要的物质条件、法制条件、智力条件、心理条件，以及其他的保护性条件。从苏联解体、阿拉伯之春等失败的民主化尝试来看，这些“条件论”无疑正确。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无论从国民素质、对国家的认知、历史传统、文化传统、规则意识、政治成熟度和思辨能力等方面，很难与东欧国家相比。故而，中国民主化转型很难借鉴“一步到位”的东欧模式。相比之下，同属“中华文化圈”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民主转型，应该更接近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化道路。这些国家都曾长期处于威权统治下，但威权统治者又都以“西化”作目标，在其统治期间政局基本稳定、经济不断发展、国民心态也不断变化，最终取得了多数共识，在条件成熟时实现了民主化的无痛转型。

民主不是天下大乱，也不是街头政治、广场斗争的日常化。民主是国家和社会管理中，尊重大多数人意志、同时也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并把这些原则形成真正的规则。民主是制约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各项权利，并为国家决策提供民意和科学化基础。民主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也是种生活方式。如果说中国“大跃进”的失败证明用狂热和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建设会一败涂地，那么苏联“民主大跃进”的失败，则证明民主化改革也是同理。民主化必须在可控轨道内运行，并和经济改革一样，遵循次第放开、循序渐进原则，以保持稳定为第一要务，画出“红线”，避免出现混乱。否则，骤然放开后势必导致无政府主义，乌合之众聚在一起，被几个变态的异议分子蛊惑，往往会做出最低智商的行为。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这是常识——可在行动中，人们往往会忘记这些常识，急于一步登天而丧失理智，从而上当受骗或遭到惩罚。

因此，中国民主化过程绝不能跟着西方指挥棒走，不能迷信西式民主是“万能良药”，不能认为民主靠几场街头革命会一蹴而就，更不能把民主庸俗化为推翻某个党，也不能听信西方所谓“民族自决权”的陈词滥调，把权力交给有变态倾向的异议分子和分裂分子。

而如今，中国执政党已不能算是独裁政党。它已实行了领导人任期制，实现了十年一度的执政权力正常稳定交接——须知在原苏东国家，领导人不是死在任上就是被宫廷政变搞下台，从未有过正常交接的先例。实现任期制，是政治文明的体现，它表明中国的民主化也有一定进步，至少实现了执政党内某种程度的民主，也就是“精英民主”或“贵族民主”。在国民素质尚不能达到成熟民主制阶段，“精英民主”不失为一种合理明智的过渡。

但是，对希望浑水摸鱼的狂热分子而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划出“红线”往往是无用的；渐进的威权统治会妨碍他们夺得权力宝座的梦想，故而他们往往会设法破坏社会稳定。如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必须有足够的决心和意志，以及正确的信念指导，靠强力恢复秩序。

苏联改革时期，政局混乱与经济恶化相辅相成。戈氏失去人民支持的主要原因，除去无力改善经济，还有对秩序的失控无所作为。戈尔巴乔夫坚持国内政治的“非暴力”原则，这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是因为，苏联中央政府被限制了使用武力，但激进民主派、分裂分子却没有受限。分裂分子自己组建了国民军和警察部队，并肆无忌惮地抢夺权力，如不用武力阻挡，那将没有什么能挡住他们。

苏联空降兵副司令、后来担任叶利钦国家安全助理的列别德将军，后来这样总结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和军队指挥官。”1986至1991年间，苏联处理国内事件几乎都是依照这一逻辑〔45〕。这造成了军队将领们的普遍困惑和离心离德，在关键时刻不敢挺身而出，哪怕是捍卫祖国。而“819”政变失败后，叶利钦强迫戈尔巴乔夫对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等强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一部分试图捍卫国家统一的将领入狱，几千名“不可靠”的将领被强制退休，而新任苏联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克格勃 巴卡京、内务部长巴兰尼科夫、俄罗斯国防部长兼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格拉乔夫、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科别茨、布尔拉科夫等人，都是经过“八月政变”考验的“民主派军人”，他们忙于巩固自己靠火箭式提升的位置，却坐视国家灭亡。最高层的不作为导致下一级将领无所适从，比如驻乌克兰的苏军三大军区——基辅、敖德萨和喀尔巴阡，共统辖78万大军——司令均拒绝向基辅政权宣誓效忠，却都不采取任何反抗措施而被基辅免职，打铺盖卷回老家。正可谓“五百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不得不强调一下：叶利钦这些所谓“民主派军人”不仅在国家灭亡时严重失职，而且在后来的独联体联合武装解体（这甚至违背了《别洛韦日协议》）、车臣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能力低下。此外所谓“民主派军人”贪腐严重——格拉乔夫、科别茨和布尔拉科夫都深深卷入了军队腐败丑闻，并派人谋杀了揭露其贪腐案件的《莫斯科共青团报》记者霍洛多夫，开创了用谋杀手段消灭记者和政治对手的恶劣先例。

武力当然不能被滥用，但不动武的原则也不能被滥用。在国家面临分裂或灭亡时必须使用武力，否则养军队干什么？即使在美国，当南方组建军队宣布独立时，林肯也动用武力进行了死伤惨重的内战（战争造成75万士兵死亡，40万士兵伤残，相关协会估计阵亡人数可能更多，不明数量的平民也遭到波及）。而动武平息分裂的林肯，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可见，坚持无原则的“非暴力”，就是对极端分子的怂恿，促使他们一再突破“红线”，提出更多没有理智、近乎疯狂的新要求。

对此，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评价说：“俄罗斯史上最大的罪犯，是那些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懦怯者，比如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实事求是地讲，这个评价并不为错。1917年和1991年，都是一群“歇斯底里的疯子”攫取了权力，把国家推入灾难的深渊。

苏式教育也是种仇恨教育——孩子们从小要被教育得仇恨沙皇、仇恨富农、仇恨白军、仇恨“人民的敌人”、仇恨资产阶级、仇恨社会革命党、仇恨立宪党人、仇恨托派、仇恨社会民主党、仇恨西方……甚至还要仇恨不符合党的意志的亲人（例如宣传部门捏造的告发自己父亲的“小英雄帕夫利克”）。除了这一长串的仇恨名单，还被灌输要崇拜列宁、崇拜斯大林、热爱“一贯正确”的党……仇恨本能印入“苏维埃人”的内心深处，而当“公开性”揭开了斯大林、列宁和“党”的种种令人震惊的恐怖恶行，看到西方世界原来不是他们以前一直以为的样子，看到自己敬仰了几十年的“英雄”原来尽是人渣、恶棍甚至纯属捏造，这些“缺陷型产品”根深蒂固的仇恨本能又会发泄到哪里去呢？毫无疑问是那些编造谎言的人或者政党。

苏联知识分子一贯以社会的道德和良心自居，“那些灌输这种明显的‘意识决裂’的人与那些引发现代其他经典革命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作家、记者、艺术家。”这些人“帮助制造了那种普遍的不满意识、那种一致的公共舆论……从而制造了对革命变革的实际要求”。内心朴素的道德感驱使他们产生激烈的反共情绪，“突然之间，国家的‘全部政治教育’变成了‘文人墨客的工作’”〔22〕。在1991年几次声势浩大的“民主派”大游行中，主力都是知名作家、艺术家，以及莫斯科周边科学城里赶来的科学家和高等院校师生；并且他们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动员力，轻而易举就能纠集几十万人游行示威。

缺乏理性导致多数苏联知识分子排除了任何温和、理性改革的可能，被同样缺乏理性的激进分子利用。而这些由当年“苏维埃人”转变过来的“极端民主派”，虽然立场已背道而驰，但所秉持的方法论却完全相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同一教育流水线所生产出的缺陷型产品。

“缺陷型产品”只知道旧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但对什么是新制度却缺乏必要的认知，因而更具破坏性而不是建设性。当苏联被他们破坏得四分五裂、苏共也飞灰湮灭时，他们却不知该往哪里去；当他们把苏共作为共同敌人时可以并肩战斗，而一旦苏共倒下，他们就变成一盘散沙。一个明显的表现是，自苏联解体到现在24年时间里，俄罗斯的所谓“激进民主派”自始至终都未建立一个符合标准的政党——在苏联解体之初，民主派曾借着掌权的东风拼凑了个“俄罗斯选择党”，但短短几年就自行消散了；至今所谓“民主派”已被彻底边缘化，其几经演变的继承者——右翼力量联盟在2011年杜马选举中连7%的入门券都未得到。而这20多年里，俄罗斯政坛上唯一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居然是1993年重建的俄共。

而激进民主派自身，也在不断分化瓦解，甚至彼此杀戮。1993年10月事件，就是叶利钦动用军队朝自己昔日的亲密战友——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他们领导的议会开火，令这个1991年他们曾保卫的建筑受到严重破坏；第一次车臣战争，则是叶利钦用武力解决被誉为“大山里的叶利钦”的车臣“民主派”（实为分裂分子）头目焦哈尔.杜达耶夫；而杜达耶夫的手下悍将、杜琼诺夫斯克人质事件和别斯兰惨剧策划者巴萨耶夫，则是1991年“819”期间叶利钦的“白宫保卫者”。

此外，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声名大噪的那些“民主派”头面人士，也很快分道扬镳。例如曾大力鼓吹“500天计划”的亚夫林斯基，居然来了个华丽的转身，从激进转型的鼓吹者转为激烈批判者，大力指责盖达尔的休克疗法“是场灾难”；曾被誉为“民主派三巨头”（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之一的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则主张俄罗斯再分为七个国家，因而在1992年下台；“三巨头”另一名成员、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则在其政敌的迫害下于1996年身陷囹圄，叶利钦对此不闻不问，后来在其助手普京的帮助下才秘密逃出俄国流亡海外。

而被誉为“俄罗斯良心”、“思想精英”的知识分子，也因苏联解体后可怕的现实，纷纷陷入绝望与悔恨中。例如自由派女诗人德鲁宁娜“819”期间曾在现场支持叶利钦三天，她认为是“最幸福的三天”；三个月后，她看到苏联解体已无可避免，极度失望中服安眠药自杀。她在遗诗中写到自己“选择死亡”是因为 “我不能，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另一位著名诗人、曾在“819”期间向叶利钦支持者朗诵题为《八月十九日》诗的叶甫图申科，则认为这个“自由了”的俄罗斯不适合他生存，干脆跑到美国了。

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发布解散议会的第1400号总统令，当夜自由派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开枪自杀。康德拉季耶夫曾是叶利钦的铁杆支持者，但苏联解体后他却说：“过去的一年做了什么？”“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一切都完了。”另一位世界闻名的作家、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作者雷巴科夫也是叶利钦的支持者，但苏联解体后他对叶利钦搞垮苏联表示“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把叶利钦的激进改革称为“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

1994年，苏联知识分子中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著有《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受叶利钦的邀请从美国回到俄罗斯。在接触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后他指出：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1998年他拒绝了叶利钦要颁给他的“圣安德烈荣誉勋章”，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另一位作家兼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则说，当他看到国家被糟蹋、被肢解成碎块时，“犹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更令人难受的呢？”作家阿纳尼耶夫则总结说，苏联解体后“正在建设的不是改革开始时们想要见到的那种民主和那种国家。”

当一切尘埃落定，2005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以“20年后俄罗斯人如何看改革”为题，进行的一次全俄社会舆论调中显示：假定人们今天处在1991年8月的情况下，那么65%的人会保持中立，13%的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13%的人支持戈尔巴乔夫，只有9%的人会支持叶利钦。这次调查还有这样的结论：1、大众越来越认为改革是一种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滞的幸福’转向叶利钦时期‘市场的不幸’的过渡状态。2、1991年8月事件是改革的终结。3、现在俄罗斯人每当回想起1991年8月的那三天，可以说都为自己当时的冲动感到愧疚”〔50〕。

“上帝欲惩罚谁，就让谁先失去理智。”尽管俄罗斯人为“当时的冲动感到愧疚”，可世上没有后悔药，他们至今都不得不为当初缺乏理智付出代价。

1950年代，中国教育体系全盘移植苏联模式，并且禁止任何怀疑，对此提出疑问的知识分子很快就被冠以“反苏反共”等罪名予以批判，故而中国教育对苏联教育的抄袭是全盘性的。其后虽经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但“苏联教育的基本观念、教育制度、教学模式以至教学方法已经被全盘接过来，而且有所发展......把全盘接受过来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传统，完成了苏联教育经验的本土化”〔49〕。

如果说，自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主动学习欧洲文明300年的俄罗斯人民的思辨水平尚且如此，那么从1840年才被迫与西方接触，产生过义和团与红卫兵运动、又被苏式教育浸淫了60多年的中国人，思辨能力会好到哪里呢？其实看看2001年“911”事件后中国网民的表现（80%喝彩），以及2012年9月的抵制日货中当代“义和团”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开日本车的同胞、打砸日资企业、攻击日本在华平民等行为，就能有个大致判断。

“今日任何大国要成功地实行民主，必须要求集体作出巨大努力支持其教育系统。这种支持既非奢侈，也非权宜之计，而系有关生死存亡的大事。”〔48〕看看卡尔.科恩1988年写的这段话，再看看几年后苏联一步步在群众的歇斯底里中走向自我毁灭的教训，不得不说，这是句很有前瞻性的金玉良言。

第四，放弃空洞过时的意识形态说教，打造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新价值观

苏联解体后，中国也有形形色色进行反思的著作，但很遗憾，这种反思流于两极分化——“右”的反思不顾现实，睁眼瞎般称苏联解体后俄国人民生活得更“好”，并急切地怂恿中国也走这条路。由于与实际情形完全不符，这种充斥谎言、指鹿为马的反思自然很缺说服力，禁不起推敲，所以只能在（极端）自由派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

而“左”的反思，则从一党私利和意识形态教条出发，张嘴闭嘴“亡党亡国”，仿佛亡了党就肯定亡国，用苏联解体后的惨状来证明必须坚固一党专政、忠于马列主义。其实转型的苏东集团中（包括蒙古），只有苏联算是“亡党亡国”；其他国家，党虽然放弃了一党专政，但没有亡，而是改头换面，有些还一度靠选举卷土重来（比如波兰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等）；还有的国家，党还在台上，可国家却亡了（比如南斯拉夫）。可见，亡党未必亡国，不亡党也未必不亡国。尽管这类文字的捉刀者很可能一点也不信马列主义，但先入为主的屁股决定了他们的脑袋，按“先有结论、后找论据”的党八股方式写出的东西自然缺乏说服力。

“党”与“国”间的差异，也可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选民的态度体现出来——尽管多数俄选民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支持俄共的却不多。俄共在历次选举中所获最好成绩是1996年总统选举，久加诺夫获40%选票。此后俄共一路没落，至今只能获20%左右支持（2011年杜马选举得票率19.13%）〔34〕。俄共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老人党”——党员平均年龄57岁，超60岁的党员占总数的48%、30－60岁的占43%、30岁以下的仅7%。俄共支持者也主要是退休和贫困人群。这反映出，经历了苏联解体的风风雨雨，面对多种意识形态的自由选择，多数俄国选民虽怀念统一的苏联，却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显然，那种用“多数俄国人民怀念苏联”来证明俄罗斯人更喜欢共产主义的说法，是在偷换概念。

笔者恰好对马列主义研究过多年，又曾自主创业，联系到实际，深深意识到马列主义是一种过时的学问。例如，马列主义认为工人阶级（蓝领）最先进，这一点完全不符合现实——在马克思那个半手工甚至全手工操作的时代似乎还有点根据，但今天产业工人无论如何不算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可能会操作某项机器，某个仪表，或在流水线上完成某项工序，但他们对整个设备的运行、制造等等完全不了解，更不清楚企业的经营、财务核算、市场营销、融资等等，因为这远超他们的学识。所以，最先进的阶级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各行业的专家——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科研人员、经济学家、企业家、医生等等。没有雇佣劳动者可以招收，即便是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在培训几周后就能完全胜任流水线的工作，但没有长期的培训与实践，一定无法胜任高等技术人员的角色。而在一些现代化企业里，高等技术人员往往持股，那他们到底该算什么阶级呢？

马列主义还揭示了“剩余价值”和“剥削的本质”，把资本家经营的利润算作剥削的证据，但他没有考虑到资本家经营是有风险的，资本家的劳动是工人无法替代的（作为小企业主我深知企业经营者那种战战兢兢，那种一天只睡三四小时的超负荷劳动，那种求爷爷告奶奶四处融资的苦楚，那种不得不天天应酬不能和家人团聚的愧疚，即便如此，还得冒血本无归的失败风险）。盈利了算剥削，那赔本了算什么呢？算工人剥削了资本家吗？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却赔了本，那不是工人剥削了资本家吗？马克思没有考虑到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统一、互相依存关系，以为消灭了资本家工人就能当家做主，但现实社会主义下消灭了资本家，工人却变成了普遍“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小偷，更没有想到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劳动所得要远超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并享有各种福利保障。还有马克思对人类发展阶段的分析，它是基于西欧社会的演变，而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完全不符，比如中国就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奴隶制社会，就被命名为“奴隶制”的西周、春秋，也是平民占多数。一个平民占多数、平民劳动是主要生产力的社会凭什么叫奴隶制社会？而马克思一再预言的世界革命，它在哪儿？翻开马克思的书，类似的漏洞比比皆是。

当然，马克思的研究有它的价值，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交流，或选择性地采用一些符合实际的内容当然不错，但把它作为唯一的思想指南垄断意识形态，就做不到兼容并包、取长补短；如以此为蓝图进行社会重构，必然会付出惨重代价，给国家带来灾难。

只要坚持马列主义正统地位，就无法解除“封闭僵化老路”复辟的危险。这是因为：它是一种“正统”意识形态，一切改革都得要向它征求合法名义。谁都知道，中国改革是背离马列主义的，从意识形上改革力量是争论不过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因此提出了“不争论”。但你不争论不代表老太太们不争论；更何况改革会触动不少人的利益，还因权力不透明导致大面积腐败，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矛盾会激化——这时某些“正统马列主义”势力，就可能带领一批被洗脑的乌合之众，以代表“人民意志”发难，使国家再回封闭僵化的死路上去。这并非杞人忧——在2012年王立军事件前，中国人民就与一次复辟阴谋擦肩而过，还好有惊无险。

坚持马列主义教条，还会使精英人物心存恐惧。毕竟马列主义是搞阶级斗争的，以消灭本民族的精英人才为务，在中国则体现为“打土豪、分田地”。这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影响了各行人才的创业热情，并导致许多人获得一定积累后谋求远走高飞，造成人才和资本的不断失血。

马列主义过于强调暴力，把血腥内斗引入人们生活，造成社会撕裂，并给人们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我们必须要做出让他们几十年不能忘记的残暴事来。”托洛茨基也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这些“革命领袖”近乎病态的嗜血嗜杀，决定了之后苏俄历史演化势必充满血腥。尽管斯大林大清洗枪决的数字只有78万（“大清洗”主要针对党政军领导，它影响虽大规模却有限），而不是传说中的几百万或几千万，但布尔什维主义74年里给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却远比这个数字大得多——不算零星迫害，集体死亡上十万的公案就有：

（1）1918-1922年内战死亡1500万人，其中死于“红色恐怖”100-200万人，外逃200万人；
（2）1929-1933年全盘集体化及其导致的乌克兰大饥荒、伏尔加流域大饥荒、哈萨克斯坦大饥荒和消灭富农运动，导致死亡超930万人，流放250万人；
（3）1930-1950年斯大林镇压（主要是1937-1938年大清洗运动），死78.6万人，判刑377.8万人（其中51.6万人死于古拉格）；
（4）1930年代清除东正教运动，枪决神父10.6万人；
（5）1939-1941年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后处决几十万“敌对分子”、流放几百万人；
（6）卫国战争中流放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印古什人、德意志人、朝鲜人，死亡几十万人；
（7）1946-1947年第二次乌克兰大饥荒死亡几十万人，等等。

苏联式镇压不仅是针对“敌对阶级”——资产阶级、富农阶级、贵族，也针对工人、农民和曾支持革命的士兵；不仅针对反抗苏共政权者，连其亲属都要被镇压。例如镇压坦波夫农民起义期间，有约100,000反抗的农民和家庭被拘禁或放逐，并有约15,000人被处死；在镇压中，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竟对农民使用了毒气。1919年3月16日，契卡人员血洗有“红色摇篮”之称的彼得格勒普提洛夫工厂，超900名罢工的工人被捕，其中超过200人未经审讯就被处决。在阿斯特拉罕市，1919年3月12至14日间有2,000到4,000人被枪毙或淹死，罢工工人和加入他们的红军战士被装进驳船沉入伏尔加河，还有上百人脖子上绑着石头扔进河里。

即便如此，列宁还嫌不够，他在1920年1月29日的一份电报中说：“我惊讶你这么轻率就采取行动，并且不立即处死大群蓄意破坏罪的罢工者。”翻开列宁当时的主要电报档案，充满了“立即枪毙”、“全部处决”、“加快处决”、“处决太少”、“杀死他们”、“统统吊死”、“就地正法”、“当成最凶恶的敌人把他消灭掉”之类血腥字眼。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评论列宁说：“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尽管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停止了大规模血腥迫害，但累加起来几千万死亡（及受迫害）数字在苏联总人口中比例高得惊人。这导致一个后果：几乎所有苏联公民、甚至苏共最高领导成员，自己或亲人都曾遭遇过迫害，成为苏联人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是戈尔巴乔夫等苏共后期领导人倡导“民主化与公开性”、“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初衷，更是苏共遭普遍“道德唾弃”的根本原因。从这点看，列宁的预言——“我们必须要做出让他们几十年不能忘记的残暴事来”——倒是真没有落空。正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1年9月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的：“我们必须抛弃共产主义，因为它造成了千千万万苏联人的不幸。它建立在骗人的基础上，客观上不能赢得同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其他社会制度的历史性竞争。”

不仅是苏联，中国、朝鲜、柬埔寨……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实践马列主义不但代价高昂，而且那些脱离实际的论断与原则起到了阻碍国家发展的作用，正如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所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32〕

马列主义原就是外来货，它的启蒙教师苏俄通过自己的实践已证明它是条死胡同；它也在中国建国前三十年导致了贫穷落后，不得不进行改革、一点点地突破——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长足进步，建立了生气勃勃的新兴市场经济，恰恰是由于不断抛弃马列主义若干教条。那么，在经济基础已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条件下，为什么还要用那些早已干瘪无力、与现实脱节的东西垄断我们的思想呢？

抛弃马列主义不等于放弃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之前很久就有社会主义思想，而马列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相比其他社会主义流派，马列主义更崇尚暴力绝对化、思想垄断化、权力集中化，因而给实践它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种种不幸。这些特征表明，马列主义相比于其他社会主义形态是落后的。

中华文明是一种独特的、连续性文明，在过去几千年里曾处于世界最前列。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以及被满清殖民，导致中华文明的不断衰落并饱受欺凌。如今中国已逐渐改变落后状态，中华文明的复兴已不是空想。相比马列主义这种短短一百多年的舶来品，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更加持久和亲切。与其坚持无法自圆其说、强调内斗的马列主义，不如将其替换为中华民族复兴为核心，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富强、公正、自由的现代化国家为内容，这比马列主义能更广泛地凝聚各阶层人心，更能激发人民的自豪感，从而为国家的不断发展获得更持久的思想动力。

@天军 2015-03-29 23:45:48
请楼主回答两个问题;
1. 美苏争霸几十年后，为何苏联要接受对手的“好意”？而不是美国接受苏联的意见进行自我改变？
2. 如你所说“据2001年全俄民意测验中心调查，多达76%的俄罗斯公民对苏联解体惋惜。2006年又一次调查，则有66%的受访者对苏联解体表示惋惜，23%持相反意见，只有6%的表示无所谓〔2〕。而2011年进行的调查，也有多达59%的俄罗斯公民表示对苏联解体的惋惜，2012年则有56%”
为何俄罗斯民众不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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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调查本身就是选票。但惋惜苏联≠支持俄共

正文中有一段专门做了分析。
“党”与“国”间的差异，也可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选民的态度体现出来——尽管多数俄选民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支持俄共的却不多。俄共在历次选举中所获最好成绩是1996年总统选举，久加诺夫获40%选票。此后俄共一路没落，至今只能获20%左右支持（2011年杜马选举得票率19.13%）〔34〕。俄共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老人党”——党员平均年龄57岁，超60岁的党员占总数的48%、30－60岁的占43%、30岁以下的仅7%。俄共支持者也主要是退休和贫困人群。这反映出，经历了苏联解体的风风雨雨，面对多种意识形态的自由选择，多数俄国选民虽怀念统一的苏联，却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显然，那种用“多数俄国人民怀念苏联”来证明俄罗斯人更喜欢共产主义的说法，是在偷换概念。

第五，摒弃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加速民族一体化进程

苏东演变不仅是政权的交替，还伴随着一些多民族国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这表明苏联创建的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国家体制经不住历史考验。

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实行的是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即在国内以民族划界建立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区等不同层次的民族自治实体。从苏、南、捷的建立、发展和解体的实践来看，以民族划界建立不同层次的民族自治实体，实行语言、经济、各项政策的“特殊化”，实际上是在人为强化民族自我意识，激发民族独立自主倾向。一旦发生社会动荡，出现独立机会，这些民族自治地区就容易成为独立政治实体，导致国家发生分裂。苏联等国的解体表明，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中国目前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基本承袭了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体系。尽管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但苏联在大多数时期是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是单一制。苏联的解体，说明问题的根子不在联邦制还是单一制，而在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有人曾以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占90％的数据来试图证明，分裂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并不严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汉族人口的绝大部分分布在漠河（黑龙江）—腾冲（云南）一线以东。这一界线把中国版图分为面积几乎相等的两部分，但以东的半个中国居住着96％的人口，以西一半则只居住了4％。这一人口分布态势表明，在这条界线以西，汉族人口并不占据优势。特别是近30年来，随着向边疆移民工作的停滞，以及实行只针对汉族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地区民族分布情况又有新的变化。据一些学者统计，目前在中国，新出生的婴儿中40％属于少数民族，这导致了汉族人口占比从1984年的93％降低到目前的90％，而且还在进一步降低。况且，主体民族占据人口的压倒优势，也无法排除分裂主义的威胁。在俄罗斯，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占人口的80％以上，但车臣仍旧成为“俄罗斯流血的伤口”。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任何形势的民族分裂主义，防范于未然。为此，我国政府应该摒弃民族政策上的教条主义，对包括移民、计划生育、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定与划分等一系列政策进行反思，以杜绝民族分裂主义任何可能的威胁。

①应取消少数民族的特殊优惠政策。这个政策是对主体民族汉族的“反向歧视”，同时也是对少数民族的“智商歧视”，仿佛少数民族不得到特殊优惠就无法生活一样。这条政策直接违背了“民族平等”原则，它使汉族沮丧，也人为强化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
②应促使少数民族融入汉族，而不是把汉族变成少数民族。由于少数民族享有升学、就业、补贴等很多优惠，造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家庭，为了让子女享受这些优惠而将子女身份定为少数民族。这其实是在不断减少汉族人口比重，把民族成分复杂化。所以，应把所有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家庭子女定为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
③对过去被定为“少数民族”的公民重新进行民族身份认定，根据其生物学基因和本人意愿，纠正错划为少数民族的公民民族身份。同时，还应把一些完全由人为原因认定的“少数民族”取消掉。
④加快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国家应制订针对大学毕业生和复原军人的特殊优惠政策，例如工作、住房、津贴等，引导这些人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提高汉族人口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比例到70%以上。
⑤放开对汉族人口二胎化，同时针对少数民族的二胎化计划生育，实现计划生育政策上的平等。
⑥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上，要大力推广普通话教学，减少甚至消灭少数民族语言学校。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导致很多少数民族学生不懂汉语，无法在本民族区域外找到合适工作，一方面不利于民族融合，一方面导致少数民族失业率居高不下，加剧了少数民族的不满。
⑦取消少数民族自治区，并缩小所辖地区面积，划为省。我国的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面积过大，而且名称不当。例如新疆土地上居住着几十个民族，却把它称为“维吾尔自治区”，这等于人为强化维吾尔人认为“新疆是我们的，你们都是外来者”意识。此外，这些自治区面积过大，新疆、内蒙、西藏三个自治区几乎占了中国一半土地面积，明显设置不当。
⑧对特定宗教要高度警惕，甚至应推动立法禁止该教的传播。不得不说，某些宗教非常愚昧落后，又格外崇尚暴力——世上凡是有这种宗教存在的国家都不得安宁。在中国过去30年，对这种宗教控制完全放松，原本已淡化的宗教氛围再度强化，给我国带来严重的民族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因此要花大力气、下大决心阻止这种宗教的继续传播：减少清真寺的数量，彻底切断海外资金支持，禁止去中东国家（那种战乱不止、杀戮不停、歇斯底里、愚昧落后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可学呢？）留学等等。

毫无疑问，少数民族的人权必须得到尊重。反对国家分裂，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就是维护人权的一种形式；挑唆或放任分裂，引起各民族之间的仇杀，战争，被迫迁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人权？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言，他们的抉择往往不是理性的；对于一些野心家来说，当上货真价实的“总统”总比当个主权国家内的自治区的领导人感觉更好。因此，总会有人去冒险，去挑唆民族分裂和对立，夸大民族差别，制造民族隔阂，破坏认同感。只要有冒险家们存在，只要民族差别没有完全弥和，国家就存在分裂的危险。

然而，当今中国许多“自由派”和当年苏联解体时的俄罗斯“民主派”一样，跟着西方大国双重标准的指挥棒后面走，人云亦云、不假思索，看不到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纵容会导致怎样的恶果。他们从对民主主义和人权思想的狭隘理解出发，不顾实际、不顾国情地跟在西方屁股后面吹嘘片面的“民族自决权”，漠视群众的民族情感，嘲笑爱国主义。

不认清民族分裂势力的危害，不与民族分裂主义划清界限，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早晚要被毁掉，苏联解体的往事未必不会在我国重演。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们不可能通过分裂国家、满足西方的要求获得他们的赏赐以跻身正常国家行列，只有走自己的民主、独立、统一的道路，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才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

第六，既要坚持韬光养晦，也不能听西方发号施令

苏联解体后，中国一度在国际上被孤立——苏联分裂的15个国家都争先向西方献媚；西方意识形态的最大对手就是中国。这种孤立若持续下去，很难说中国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但中国精明地奉行“蹈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不出头、不对抗，还主动谋求成为西方的战略伙伴。这种政策一度被国内群众指责为“软骨病”。事实上，这使得西方国家长期无法确认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一遇对西方利益的现实威胁就立刻转移注意力，对中国的孤立也就不了了之。这为中国和平崛起争取了较为友善的环境。

现今，随着国力增强，国内要求不再“韬光养晦”、“出硬拳头”的呼声日益强烈。笔者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中国应始终遵循和平崛起的原则，而不是靠武力谋求世界霸权。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美国的60%，而高技术领域远落后于西方，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并且美国主导了现存国际秩序，有诸多盟国，中国挑战美国或进行军备竞赛是不明智的。

并且，“霸主”也不是白当的，维持一个“帝国”成本很高。所有的霸主——包括美国和前苏联——都不得不承担很多额外义务。苏联当东欧“霸主”时，就不得不为东欧国家以低于国际市场一半的价格提供能源，弄得苏联不堪重负，自己都想摆脱这些小兄弟的搜刮。况且，既然中国已融入了现存国际秩序并获益颇多，为什么还要去挑战它、打破它呢？

不挑战美国，不意味着跟某些极端民主派人士般做西方的跟屁虫。在当今世界，西方无疑走在维护人权、推进民主的最前列。但西方大国并非仁慈的上帝，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尽管多数情况下是人类文明列车的火车头，但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流露出自私、伪善、不公和丑恶的一面，帝国主义的阴魂并未完全散去。这些，从西方国家偏袒穆斯林干涉南联盟内战、制造谎言进攻伊拉克、对中国的围堵和对独联体国家事务的干涉中充分体现出来。

叶利钦时代，俄国就是美国的跟屁虫，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紧跟美国；在普京刚上台时，也试图跟美国人交朋友——普京是911后第一个打电话和主动提供支持的外国领导人，并在美国向阿富汗派兵等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还撤出了驻古巴的军事基地，甚至提出加入北约。普京的殷勤令小布什感动，他说：“看到他的眼神，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直率、值得信赖，那是一次非常真诚的谈话”〔38〕。

但最后怎么样呢？叶利钦时代，美国支持北约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轰炸塞尔维亚，支持北约扩张，将前华约国家纳入其中——这严重违背了冷战结束时双方达成的谅解。而普京又得到了什么呢？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说：“乔治.W.布什总统的一些毫无意义的赞扬。那时，小布什总统在外交上迅速击其要害部位：北约进一步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扩张，并计划在那里建立美军基地；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未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批准而入侵伊拉克；公开插手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然后，试探俄罗斯领导人会划的某些最强硬的红线，讨论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纳入北约。美国人，作为门罗主义的继承人，应该明白，俄罗斯对外国主导的军事同盟靠近或触犯其边界会有过敏反应。”〔5〕

尽管普京多次强调俄罗斯与西方“没有意识形态分歧”，美国也不这么认为〔39〕，但西方政客在把普京描述成一个独裁者时，总是强调他的克格勃背景。这其实大谬特谬——普京虽有过克格勃经历，但其大学时代的导师是一贯有反苏倾向的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索布恰克，两人自那时起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种关系表明，起码从大学时代，普京就不是个意识形态立场鲜明的人。

毕业后，普京虽被克格勃招募，但只是驻东德的情报人员，主要任务是收集各种情报，并未参与过任何对内镇压。随着冷战结束，普京感觉无事可做，遂于1990年向克格勃机关提交了辞职报告，在还未获得机关正式批准时就离开岗位，投奔到当时正日如中天的“民主派三巨头”索布恰克（另外两人是萨哈罗夫、叶利钦，萨哈罗夫死后则由波波夫替代）门下成为其得力助手。在1991年“819”事件时，列宁格勒军区也制定了在机场逮捕索布恰克的计划，但普京积极活动，直接在机场跑道上接走了索布恰克，令逮捕计划破产，列宁格勒成为莫斯科之后又一个“民主派”堡垒。

从普京的这份履历就能看清楚：普京不是人们印象中那种死心塌地为统治者锄奸的契卡人员，而是很早就投身“民主运动”、并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捍卫“民主”的人——尽管他当时还没看清楚，他所捍卫的“民主”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后果。若不是这种考验，叶利钦又怎么会挑普京做他的接班人呢？而且普京一上台就显露出明显的亲西方倾向，即使屡遭冷眼也尽力保持着与西方的良好关系；直到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他还兴冲冲地在索契等待着西方八国伙伴们共商大事——当然，他们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