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w200 兄：
我查了两处史料，均注明为加农火炮，但见兄之引述，应为确凿有据。可能是以讹传讹，此外当以兄之见解为高。

Lancer2　兄：
协约国（包括日本甚至中国）到西伯利亚参战一事，起因为解救被苏俄俘虏的捷克军团，以使其能投入西欧战场。此处称奥匈联军的确有误，为作者行文不够严谨之故。应为“到西伯利亚打过仗”。特此鸣谢。

当时中国军队有坦克吗——
我所能涉及到的资料上说国民政府有进口，但数量很少，其威力和载重甚至远远不如维克斯坦克，根本不敷实战需要。

为什么一天就更新一点点呢——
其实我每天更新的不少。早中晚各3次。总字数在4000-5000字左右。一般为早上9点。下午2点。晚上7点。但我也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坐在电脑旁，所以不一定能严格按这个时间更新。不过如无特殊情况，一天三次是雷打不动的。

郭敬明血流成河 兄：
总体上，二战前日本人的身高是比较矮的，而且此处只是引入一个并无史实考据的段子而已，我也未做过确切考据。有关此处身高细节，兄如有引文可与大家共享。

植田的沮丧自不待言。
枉费我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盐，竟然跟着下元这个笨蛋走夜路，真是失策啊。
他开始另外想招。
为什么不从左翼第5军防守的庙行着手呢？
庙行区域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显然更有利于机械化作战。
恍然大悟后的植田认为自己的“中央突破理论”没错，错在这个“中央”选错了。
它不是右边的江湾，而应该是左边的庙行。
2月22日，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战斗打响了。
一开始，战局的发展确实是朝着植田的愿望去的。日军充分发挥了其机械化优势，集中炮火攻击，专以摧毁第5军防御工事为乐。天还没亮，就一口气不歇地连续发炮，一两个小时之内炮弹轰出竟有三四千发之多。等到天蒙蒙亮，飞机也能看清目标了，便也来凑份子，进行俯冲轰炸。就这么反复刷过多遍后，等到正式进攻，第5军的前面别说工事，连块泥巴都快被炸熟了。
炮轰机炸后，步兵开始进攻。同时，炮兵仍然在做配合，但为了不误伤自己的进攻部队，他们调整射距，转而轰击阵地侧后，阻断援军进入。
这套花活，估计植田在陆大时也不知演练了多少遍，确实十分的熟练。
上午7时，庙行以南的麦家宅阵地被日军首先突破。
见此情景，日军随军记者们特激动。
一连打了两天，战局方面却毫无进展，就算作为指挥官的植田还能强作镇定，这些兄弟可再也受不了了。
他们跟植田不一样，作为记者，虽然用不着到战场上去送死，可是得赶稿子，采写“振奋民心”“扬我军威”的报道啊！
植田战无建树，最多就是觉得面子上下不去，他们可得面临被报社老板炒鱿鱼扣奖金的危险。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报社天天来催要胜利消息，可是战场上却没料，这不是要逼人上吊吗？
到底是玩笔杆子的，最后总算想通了：眼下维护皇军形象比什么都重要，有料要写，没有料制造点料也得写。
在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像“忠勇三肉弹”这样声情并茂的通讯报道便新鲜出炉了。
说中国部队在庙行阵地前拉了一道铁丝网，大家过不去，怎么办？于是便有三个上等兵主动要求承担爆破任务。
爆破就爆破吧，这三个小子还正经八百地演了一段感情戏，而且过程罗嗦得很（当然，这也是通常情节铺垫的需要）。
先是眼泪鼻涕一大把，当众嘱托了后事，然后又把身上剩下的香烟和物品分发给其他人（便宜你们这些孙子了）。
走到门口，想想不甘心，又喝了几杯断头酒。
你可能有点想不明白。又不是上刑场，搞这么隆重干什么。中国19路军的那60勇士可是眉头都不皱一下就上去了。
读到下面你就明白了。
既然是爆破，把炸药包放在铁丝网前面，拉开导火索，再往后爬（有胆的还可以跑两步），进入安全距离后等着爆炸不就行了。
可是他们不，三个“英勇”的爆破手认为以上程序比较麻烦，不像演感情戏那么过瘾，干脆就抱着炸药包，高喊着“天皇万岁”的口号直接冲了过去。
结果铁丝网炸开了，而他们自己也飞上了天。
记者们用“含泪”的笔调说，这三个“英雄”（或者说三个傻子）体现了大和魂的真谛。
真实情况是，为了那一小段铁丝网，日军在此之前已经折腾了大半天，又是放烟幕弹，又是用重炮轰击，可就这样，还是冲不过去，人倒是在地上躺了一堆。
后来调来了工兵，要搞爆破。中国守军来得正好，看这帮爆破手爬过来，一枪一个，予以痛快了结。在这三个死鬼前面，已经有4个被毙，4个受伤，而他们也不是跟铁丝网同归于尽的，而是在跑动过程中被打死的。
“英雄”们只是运气不错，大概是有一个炸药包正好扔在了铁丝网附近，引起了爆炸而已。
我就纳闷了。不就是段铁丝网吗，至于弄得这么惊天动地吗，把你们的倭刀抽出来，可着劲砍两下不就得了。
怎么砍铁丝网，连游击队都会，要不要教教你们先？
（209）

负责防守庙行前线的，是第88师（俞济时师）。见日军突破了麦家宅阵地，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均为黄埔1期）立即把预备队拉上去进行反击，同时亲赴一线督战。
战况已进入极其惨烈的阶段。
流传最广的是一名叫万羽的上尉连长，此君很有些侠客风范，大概是拜过师傅的，别人打仗端着枪，他则喜欢操一把剑在阵前横冲直撞。
据说在部队出征前，他还专门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然后送给妹妹，并对她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话——
“好好收藏这幅肖像吧，因为这很可能将是一幅英雄的遗照！”
兄弟，什么时候不能开玩笑。这要命的当口，你顶得住，别人顶不住哇。
果然，这句话立刻成了他妹妹的催泪弹，当时听了就大哭起来。
此情此景，想来谁都难免内心酸楚，然而剑客毕竟是剑客，史书留下的不是英雄的眼泪，而是他的朗朗笑声（“羽一笑，挥鞭而去”）。
在庙行前沿，万大侠扬眉剑出鞘，手执宝剑，带头发起冲锋，与日军玩起了剑道。
凭着大侠身份，他对面前的小兵理都不理，专捡军官单挑。在砍死1名少佐，1名曹长，狠赚一把后，自己也战死沙场，从而成就了一幅真正的英雄照像。
包括万羽在内，俞济时师从旅长以下，重伤的重伤，战死的战死，仅营长就牺牲了9个，连排长一家伙倒下去20多个。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该师终于重新夺回麦家宅阵地，稳住了庙行以南的局面。
见南面不行，日军又立刻增兵杀向北面，企图对庙行形成合围之势。
这是一个带有致命杀伤力的狠招。
收到报告，担任左翼指挥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立刻明白了眼前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庙行倘若有失，植田的“中央突破计划”就真的奏效了，日军一路裹挟南下，19路军和第5军将双双陷入困境。
果然是一场生死大战。
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额头沁出了汗珠。
他迅速做出调整，命令俞济时率部去庙行以北堵住进犯之敌，由第87师259旅（孙元良旅）驰援庙行以南，填补该处力量真空，同时让教导总队在后面做好准备，随时策应。
中方援军杀到，日军眼看到嘴的鸭子要飞，哪里肯松口，也拼命把部队往这里送。双方都不断加薪添柴，谁也不愿轻易退让半步——道理很简单，这个时候就象拔河一样，任何一方只要再多使一把劲，绳子就可能要被他们倒拽过去。
压力再次传递到了张治中身上。
他手上有教导总队，然而直觉告诉他，暂时还不能动这张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动。
如果教导总队不能动，还有谁能动？
张治中这个师一共有两个主力旅布防在附近，除了孙元良旅外，还有一个第261旅（宋希濂旅）。
那就从宋希濂那里抽调一个团过来。
宋希濂可以说是张教育长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黄埔军校。
日本有陆大，中国有黄埔。
其实，就纯粹军事院校的办学水平而言，当时的黄埔军校只能算是一般。
这倒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只要看看这所军校的最初定位和办学条件就知道了。
孙文他老人家闹了多年革命，特别是经历陈炯明叛乱之后，终于明白了枪杆子还是自己的好这个道理。招兵买马是绝对必要的，但招来兵后得有人带，也就是说，光有小兵没有连排长还是不行。
黄埔军校干的就是培养连排长的活。
（210）

在中国，与日本陆军大学校定位差不多且名气很大的，也有一个，那就是保定军校，它才是以培养中高层军官为宗旨的。
既然培养的是最基层干部，要的人多，自然就不可能百里挑一了。就拿把关还算是比较严的第1期来说吧，1200人报名，最后正式录取350人，备用120人（实际也是录取了），加起来靠近500人，录取比例在40%左右，也就是说，两三个人里面就能取一个。
兄弟是扩招前参加的高考，那时据说是10比1，现在不知道是多少了，但我敢肯定，单从比例而言，肯定低于当年的黄埔入学考试。
正因为要求不是很高，入选标准也就随行就市，既不会查你是否根正苗红，也不会把你考得抓耳挠腮，满头大汗。简单点说，只要你是年满18岁的男青年（后来也招过一期女兵，赵一曼就是那一期的），不是文盲，基本貌端，又没误了考期，一般都能OK。
在黄埔1期生里面有几个人差点没被录取，但问题都不是出在考试成绩本身：
胡宗南是人家嫌他个矮，杜聿明是报考时间过了，宋希濂是年龄不到（只有17岁）。
所以我比较难理解《人间正道是沦桑》里面，轮到“孙红雷”参加考试时，怎么搞得那么隆重，看上去就跟选秀一样。要不是孙同志在个人才艺表演中露了一手绘图的绝活，似乎连入选都难了。
导演啊，英雄出世前来个“晴天霹雳一声响”有时确实也是必要的，可这真的跟黄埔资格考试无关。
由于学校主要培养的是连排长，教的课自然也是连排长应知应会ABC，都是步兵训练作战中要用到的一些常识性东西。比如如何整队、怎么抬腿（《步兵操典》）；如何持枪、怎么瞄准（《兵器学》）；如何画图、怎么看天（《地形学》）；如何进攻、怎么演练（《战术学》）。
当然了，你要真把这些东西捉摸深、领会透，倒也不错，问题是一没那么多的时间，二是找不到合适的教员。
先行者当初建这座军校，就是要准备马上拿去派用场的，所以实际上办的是速成班。
本来3年的课程，硬被像压缩饼干一样挤成了6个月，中间还得去掉学政治的时间，碰上前线吃紧，临时拉上去顶杠是常事，所以满打满算，能有3个月学军事就不错了。
3个月是什么概念？
现在的新兵训练差不多就是3个月。
第一期学生更好，上场打仗时连毕业证都没来得及拿，打到第二年开春才想起来要补发。
当然，这样对学生而言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永远不会有“毕业等于失业”的情况发生了。
大家都知道，学校成绩好不好，师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老蒋做校长时就很为此而头疼，因为学生好招，老师难找。
你找武秀才武举人吧，这些人大多只会纸上谈兵，就连出过国上过军校的那拨人里面，也没几个有真才实料的，回国后从没上过战场的大有人在。
丘八大老粗里面倒有些会打仗的，但这些人又大多识不了几个字，别说教学生了，囫囵话都说不全。
早先还有个苏联军事顾问团，可以顾问教老师，老师再教学生，后来国共闹分裂，就只好纯靠本土教官们自己努力了。
看看黄埔老师的名单：总教官何应钦，教育长张治中，以及下面那些大大小小的军事教官，从他们本身的军事造诣和成就来说，也不是很高。但是没办法，矮子里面拔将军，这就算当时能挑出来的最好组合了。
在黄埔军校举办首期开学典礼时，党内大佬胡汉民曾有八个字的喷饭讲话，叫做：三味煮鸡，萝卜大葱。
下面的学生都以为胡老是在介绍广东菜谱（粤菜在国内菜谱中算是自成一派），其实是他的广东味普通话把《总理训词》给弄偏了。
原文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就这么些教官，就这么短的时间，大家就凑合着吃吧，反正“三味煮鸡，萝卜大葱”，能吃得进嘴就行。
可是问题来了，既然如此，黄埔军校后来又凭什么那么牛呢？
（211）

跟它的老校长蒋介石当然脱不开干系。师父发达了，一般来说没有不拉徒弟们一把的。但是反过来也一样，徒弟们不推上一把，师父也没发达得这么快的。
打铁还须自身硬，老蒋再有势力，他也不会蠢到去用一帮废物。
对黄埔学生而言，政治教育的影响力恐怕远胜于纯军事教育。
黄埔军校有一个著名的《革命军人连坐法》，从它的条文上，你就可以看出它培养的军人跟北洋军队有什么不一样：
排长同全排退，则杀排长；
连长同全连退，则杀连长；
……
以此类推，军长亦如是。
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皆退，以致军长阵亡，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
师长不退，而全师官兵皆退，以致师长阵亡，则杀师长所属之团长（刚制定时未含旅长级别）；
……
以此类推，排长亦如是。
这就是老蒋后来老喜欢挂在嘴边的“黄埔精神”。
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的“弟兄们，给我上”，至少早期的黄埔学生是绝不敢如此做的，他只会喊“弟兄们，跟我上”，然后操着枪自己带头冲。
当时北伐军与军校生的比例，曾经达到过触目惊心的八比一，也就是说，八个兵里面就有一个是黄埔出来的，而黄埔的这个还得带着头冲锋陷阵。
黄埔军校，进去不难，出也容易——都死在战场上了。
没有死的，凭着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一点东西，开始有所领悟，然后继续打仗，接着再悟，死了算逑，没死的终于就悟出了道，成了所谓的名将。
这正是黄埔军校得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时势造英雄。
黄埔学生以前7期出道最早，也最为耀眼，此后无可超越者。
第5军的俞济时、李延年、宋希濂、孙元良以及时任第1师师长的胡宗南都是第1期的，他们除了运气比较好，子弹在他们身上找眼时总是偏了那么一点以外，战场上的悟性也多多少少都起到了一点作用。其中，胡宗南更是被称为天子门生第一人，貌不惊人的一小个子，却很早就做到了主力师的师长。
宋希濂是虚报年龄混进黄埔的，这还得多亏那时候技术手段不先进，要是像现在这样查骨龄，有多少也得给退回来。不过，他后来的表现也说明，对于有潜质的人来说，年龄大小实在无关紧要。
庙行激战犹酣的时候，第261旅（宋希濂旅）已与19路军换防，此时驻扎在蕴藻浜北岸。
一个多星期前，这里正是19路军给予久留米混成旅团以重创的地方。那场战斗给日军留下的阴影实在太深，至今仍未散去，以致他们虽然在南岸屯有重兵，却再也不敢轻易发动渡河攻击。
正是考虑到宋希濂据河防守的责任也很重，张治中才只要求从他那里抽调一个团。但是宋希濂在表示可以遵令执行的同时，仍然提出了一个疑问：
这个团真的能解庙行之困吗？
从路线上来看，该团援兵需要绕道从塘桥渡河，路途很远不说，大白天的，日军轰炸机也不会闲着，肯定要一路跟着凑热闹，所以就算赶到目的地，也得是四、五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现在战场形势如此紧急，双方打得你死我活，守军别说四、五个钟头了，恐怕连一个钟头都等不起。
也许还没等援军走路走到一半，阵地就早已易手，一切都白忙活了。
张治中沉默了。宋希濂说的一点没错，可是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212）

zysanbing 兄：
武器方面我并非行家。据我所知，至少在一二八会战爆发时，中国军队除了汉阳造，其它武器基本上都需要进口。所谓中正步枪并非引进，是国产的，它是德制1924年式毛瑟步枪的仿制品（当然汉阳造也是仿制的德国货，只不过年代更早），是迟至1935年才出现的——这一年对中国武器制造很重要，因为同一年中国也能仿制德国机枪了。这时候的德式师比较牛的一点就是，除了汉阳造外，还拥有一定比例的纯进口德制1924年式毛瑟步枪，这使第5军起码在火力方面要明显超过19路军。

有的。
围魏救赵，绝地逢生。
宋希濂提出，他可以倾全旅之力，强渡蕴藻浜，从侧背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庙行之困必解。
计是好计，连张治中听后也拍案叫绝。
问题是蕴藻浜就那么好渡吗？
关于这个问题，曾在这里吃过大亏的久留米混成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应该最有发言权。
我们让他来说说。
下元（表情忧伤）：这哪里是一条河，你干脆说它是一条害人的坑算了。别看河面不宽，水却又深又急，游过去、淌过去都行不通，就只能渡船过来。我那天乘着下大雾，早上四点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就这样，我还放了好多烟幕弹呢，就怕被守军发现坏事，你说容易吗我。结果呢，不仅没捞到便宜，还在回来时被自己人坑了一把，部队都给打残了。
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我一定不会再跳这个坑，如果要在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反正打死我也不去渡那条害死人不偿命的河了。
你看，连哭哭涕涕的下元都说了，他是天没亮就渡河的，而且还下着大雾，打着烟幕弹。
以上条件，宋希濂都不具备，他凭什么敢提出强渡蕴藻浜的建议。
这就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它也暗合了出奇方能致胜的兵家要诀。
架设浮桥是不可能了，且不说工兵根本来不及做准备，对岸的日军也不可能躺在阵地上看风景，让你们顺顺当当地把桥搭起来。
只有用船。
这次宋希濂用于强行渡河的部队计有两团四营，近2千多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是10人一艘的小木船，也要2百多艘。
一时半会，到哪里去弄这么多船？
出于同样的看法，南岸的日军也很放心，光天化日的，难道你们还能飞过来不成。
飞是飞不过来，不过接着蕴藻浜河面上出现的一幕场景让所有日军都惊呆了。
前面漂着的是小船、木筏，后面跟着的是木桶、浴盆，甚至连门板都有，上面坐着的不是来赶庙会的老百姓，而是持枪瞄准的中国士兵。
有没有搞错？！
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宋希濂旅已经杀到眼前——说过了嘛，这河就是深一些急一些罢了，又不宽。
一顿手榴弹扔完后，南岸河防阵地就被中国军队迅速控制。如此快的速度和效果，连旅长宋希濂本人都感到有些意外。
现在我要插一个片断进来，当然这里面有我个人推测的一些成份。
我曾经在前面说过，日军拥有一些很牛的89式坦克，但因为不堪中国神枪手们的骚扰，不得不撤到后方进行维护保养。
据日方史料记载，它们在中方发动的一次神秘袭击（或者说炮击）中，意外地遭到了损失。
之所以说意外，其因有二。
一是这次袭击相当突然。照理停车场位于日军后方，并非前线，中国军队的大炮就是知道停车场在哪，也有心也无力，因为射程根本达不到。
二是就算在战场上，用大炮对着坦克轰，限于中国火炮的威力有限，似乎也不可能像对付维克斯坦克那样，把89式坦克炸翻。
对此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国军队发动的这次袭击一定离日军的后方很近，而且一定有别的原因掺在里面，才导致了日军坦克最后的结局。
没错。在日本人的记录中，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
“中方大炮突然向停车场轰击，其中一发炮弹打中了一辆摩托车”（大意如此）。
损失了一辆摩托车倒也没什么，问题在于这辆摩托车不是省油的灯——临死前还要拉垫背的。
它当时就起火燃烧了。
作为防火单位的停车场里着了火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火苗烧起来它得有出路啊，一低头，嘿，地下跑冒滴漏出来的汽油多的是，于是就来了个顺竿爬，沿着汽油滴出来的线就跑过去了。
跑到头一看，原来是89式坦克，就你了。呼地一声，把坦克围起来，接着烧。
坦克看着坚挺，其实跟小汽车一样不经烧。烧到一定程度，哄的一声，爆了。
这次坦克遭袭事件，对日军剌激很大，乃至后来影响到了他们对坦克发动机的改进。
地上的汽油从哪里来，答案是从坦克的发动机里来，因为89式坦克采用的就是汽油发动机，所以打那以后，日军坦克就把汽油发动机换成了柴油的。
那么，究竟是谁打的炮呢？
（213）

当然是中国军队。我们探究的只是哪一支中国军队。
有人认为可能是19路军张炎旅干的，理由是他们在蕴藻浜重创久留米混成旅团时曾使用了奇袭，
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有些牵强。
独立战车第2中队是隶属于第9师团系列的部队。退一步讲，就算它跟着久留米混成旅团先过来了，但19路军在蕴藻浜与日军大战时，由于下元是主动进攻的一方，蕴藻浜周边实际上就成了前线，不算是后方，日军停车场不太可能靠得这么近。
更何况19路军在武器上是弱项，有是有几门迫击炮，但隔着岸轰，打打南岸的日本守军还可以，再远一些恐怕就不是能力所及了。
所以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应该出自于宋希濂旅发动的这次蕴藻浜强渡。渡过河后，该旅迅即向日军后方纵深进攻，并一度威胁到了其炮兵阵地——炮兵阵地可都是在后方才有的。
蕴藻浜强渡成功的时候，正是日军即将全力夺取麦家宅阵地之时。本来气鼓得很足，给对手背后这么一捅，气立马就泄了大半。
知道炮兵阵地受到威胁，植田只好抽出两个大队，再回过头来对付宋希濂旅。
迫击炮的一大好处就是携带非常方便。第5军也没有专门的重炮大队，平时炮都是跟着步兵部队走的。在那种情况下，连宋希濂本人都过了河，到了南岸，他们唯一的重武器——迫击炮自然也会一起带过去。
那么为什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官兵在回忆录中从未提到过此事，我们在其中甚至很难找到起码的线索呢？要知道，炮击日军停车场，并炸毁日军至少多辆坦克，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原因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歪打正着。
迫击炮手们只是在配合步兵对日军后方发动进攻，根本没想到他们那一炮会打到日军停车场去，并获得那么意外的收获，而日军吃了这么一个哑巴亏，对外也只有闷声不响，装得跟个没事人一样，以免影响部队士气。
这就好象日军在淞沪会战（后来的中日交战也大抵如是）中经常发布的战报一样，每次不管中方死了多少，他那里的伤亡数字都千篇一律的少得可怜，往往只有死几十个，伤十几个，到实在瞒不过去的大战役，才不情不愿、羞羞答答地报个稍微接近一点真实的数字给外界。
我手头有一份资料，大概是为了突显其权威性，战后结果也是引用了日方统计。我每次看后都哑然失笑，一般中国士兵的战斗力要差于日军，有6比1、8比1的数字比例之说，这个我都承认，甚至遇到日军强悍的部队，10比1也不是不能认可，但你要说战斗打得那么激烈，中方死了几千人，你就损失了十几个，那也太夸张了吧，莫非你们所谓的皇军真是玉皇大帝派下来的天兵天将？
再说无论是19路军还是第5军，都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强的军队，比例绝对没有那么离谱，说2比1、3比1，已经够给日军面子了。要不然的话，中国军队早就被打得散架，如何能守得住阵地，而盐泽、野村、下元、植田们也用不着大玩接力赛，一个个疲于奔命且颜面丢尽了。
不过，日军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外面不管怎么装，里面还是不敢敷衍的，要不然日军也不会没事找事，去动那个坦克发动机的脑筋。
毕竟是打仗，如果这个你也敢敷衍的话，可能最后连死都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了。
这个插曲就讲到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庙行战役的主战场。
（214）

唉，这么能打，为什么还打了八年呢？
我姥爷就是被国民党拉了壮丁，从陕西到了江南，
——兼答ufoman110 兄：
1、“一二八”会战的确给当时的国民一个很大错觉，就是我们与日军的差距并不是那么大，但实际并非如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军方面在上海是渐次增兵的（也就是所说的添油战术），中国方面一上来却都是最强的军队（无论第5军还是19路军都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顶尖部队）。到第二次淞沪战役，双方都使出全力，情况就不一样了。
2、抓壮丁起缘于“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即所谓的国民义务兵役制。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实行的是募兵制，即雇佣兵制度，首先是你要自愿当兵，其次有工资收入（如按中央军标准，并不是很低，足以养家糊口）。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就是义务兵，也就有了拉壮丁一说，这个是无偿征集，也无工资。加上战时生活艰难，长官克扣等原因，甚至有新兵大量饿死的现象。

一听到宋希濂旅强渡蕴藻浜成功，坐镇指挥部的张治中就知道有戏了。
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
他立即率领教导总队赶到麦家宅，指挥88师和87师孙元良旅越出阵地，向日军发起正面进攻。
担负总指挥责任的蔡廷锴所派大将——在蕴藻浜中重创久留米混成旅团的19路军张炎旅也已杀到。
在中方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南撤。
庙行之战堪称“一二八”会战以来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也是公认的中国军队战绩的最高峰。此役，日方的金泽师团，中方的第5军两师一总队几乎全部投入战场，仅仅一天时间，双方伤亡都各达千人以上。以当时左翼军总指挥张治中亲眼所见，“敌尸到处都是”。
植田长老这回终于彻底没脾气了。
要怪，就只能怪他那个同门师弟下元少将给他带来的晦气。就那么一条并不怎么宽的河，当初为什么就渡不过去呢，乃至于给今天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看来倒霉这东西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这一对活宝师兄弟，追根溯源，全倒霉在一条小小的蕴藻浜上面了。
不过，对日军来说，好消息也不是一点没有。
当天，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在旗舰“出云号”巡洋舰上发布嘉奖令，受奖人是“攻击机编队与战斗机编队”。
听起来好象是一个英雄集体，可实际上表彰的是一个人。
生田乃木次，第一个有击落记录的日本海军航空兵。
他击落的飞机非常有型，是波音战斗机。飞行员叫罗伯特.肖特。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不是一个中国人。
对，他是一个老美，一个临时客串的志愿军。
和许多朋友一样，兄弟在上学的时候，对国足也曾有过那么一丝丝、一点点不切实际的奢望，老是幻想他们在比赛中突然荷尔蒙大爆发，把球不是往自家门口而是对方门口踢。
当然，这个梦想很快就宣告破灭了。
以后，我开始解放思想，为什么代表我们国家队的一定要是纯正国人呢？
找两个球技不俗的老外（这里推荐物美价廉的非洲兄弟），做点思想工作，让他们改个国籍，然后上场为中华争光，岂不是好。
我看，至少比咱们那些牛哄哄的豆腐脚强吧。
你还别说我胡扯，日本队就这么干过，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巴西球员整成了日本人，照样帮着他们攻城陷地。
其实，几十年前，老美也这样帮过我们，而且连思想工作都没要做。
我们不是一个不知感恩的民族，人家对咱好过，这笔人情一定得记着。
肖特是个退伍军官。当时的工作是推销员——飞机推销员。
推销的产品就是他所驾驶的波音218单座双翼战斗机。
美国货的特点是价格高，但一般都很先进，技术上绝对没得话讲。这种波音218就是典型例子，其性能连日机都不能望其项背。曾经有日本飞行员试飞波音，下来后连声感叹，说这才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战斗机。
言下之意，日本的那些都不是真的。
波音好，谁都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傻瓜，无奈好东西太贵了，自己又太穷，所以不得不考虑来考虑去。
肖特是《没有任何借口》里的那种推销员，非常有职业精神。一回打动不了你，就两回，两回不行就三回。反正他退伍了也没有什么事做，就整天在南京上海这一带飞来飞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聊，一副做不成生意决不回头的劲儿。
波音还没推销出去，日本人来了，天空成了涂着膏药旗的日机横来竖去的场所。
（215）

flwzcc 兄：
相关问题我在上一个回复（答ufoman110）中已有所涉及。我们对国民政府军队战力薄弱的看法可能大多来自国内战争和抗战以后。但实际上，在抗战以前和抗战前期，尤其中央军是有一定战斗力的，因为基本上都是职业兵，其中更有众多的黄埔军校生充任骨干。要不然也不可能打败北洋军阀，并从形式上统一全国。抗战后，虽然数量多，实际上只有一些基本部队还行，其它都不是很强了。可以说，抗战确实是让他们伤到了骨子里，只是表面有时看不出来而已。美国二战学者费正清就提到，仅淞沪作战（第二次），中央军班排连长基层骨干就损失大半，这些人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职业军官，仅此一点，对一支军队的未来发展就可以说是致命的。
一二八会战如果用田忌赛马的理论来看，就是中国用了最好的马，但日本派的并不是最好的，而且是慢慢来，数量上亦不及中方，所以前期才造成了日军的被动，并三易其帅。

zysanbing　兄：
中央军实际上是从广州起兵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发展起来的。不过后来有收编和扩大。广义上的中央军，甚至包括19路军。而狭义上的中央军，主要是指南京国民政府所能真正指挥和掌控的嫡系部队，因为像19路军这种部队并不是政府能完全调配的。
老蒋与中央军确实有分不开的关系，中央军基本上也就听从蒋的调遣。原因是：从职务上看，蒋一直是政府中军事领袖，无论是实际职务还是威望能力，当时无可替代者。同时，中央军的中高层军官主要来自黄埔军校师生，双方有情感纽带。
孙科、汪精卫等无法自如地指挥和调动军队，也与他们无军人资历，对军队业务不熟有关系，并不是说中央军不服从国民政府。中央军与地方军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地方军随时可能反叛政府，但中央军不会。

在那场中日真如空战中，虽然双方打成了一个平手，但另一艘航母“加贺号”上的一架舰载机却被地面高炮击落，实际上日本方面还是吃了亏。
这以后日军就消停了两天。
第三天，他们在上海弄出了一个简易机场——公大机场。
这个机场就在植田用作临时指挥所的那个公大纺织厂内，据说当时是把一个高尔夫球场推掉后搞出来的。
有了公大机场，航母上的舰载机可以在这里起停，空袭更方便了。
日机空袭，往往对军用目标和民用目标不加区分。中国人的地面，他们是想怎么炸就怎么炸，想炸谁就炸谁，路上闲着没事，也会从飞机上随便扔颗炸弹下去玩玩。
只要是正直的人，都会感到气愤。
肖特只是个推销员，完全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干脆溜之大吉，先回到美国老家去呆上两天——这兵荒马乱的，谁还会想起来买他的飞机。
可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实在看不下去。
空战不是这样打嘀，飞行员不是这样当的嘀。别说中国人是我的客户（潜在的），就是普通人，也不能任你们这样欺负。
教训他们。
从此，中央航空队的飞机编队里便多了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志愿军”。
不为主义，不为信仰，更不为利益，只为了两个字：正直。
此真英雄也。
肖特的飞机实在太高级了（尽管只是样品），仅马力就比航空队里的其它同伴大上一倍，别的飞机根本赶不上它，在中国飞机普遍缺乏通讯和导航设备的情况下，波音经常会与大部队失去联系。
美国人的性格，天生就对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这一套有特别嗜好。肖特有时找不到队伍，索性单枪匹马闯江湖，做起了大侠（在美国应该叫西部牛仔）。
我们得承认，如果他不是肖特，座机不是波音，这样做其实相当危险。对战机飞行员来说，脱离大部队单飞，往往就意味着死路一条。
而肖大侠偏偏来了个碧海青天任我行，不仅单飞，还常演出以一敌三的好戏。
这可不是吹牛。他曾经在南翔上空与所茂八郎大尉率队的3架日机（均为“3式”舰载战斗机）遭遇过。
当时双方简直就像在进行登高比赛。
刚刚碰面时，日机还占据着上风，他们在1500米高度居高临下，似乎三个人一围，就可以把波音困在中间给踩死捏碎。
然而，指挥官所茂很快就傻眼了。因为一眨眼的工夫，肖特的波音218已经爬升到他们上面去了。
从后面俯冲，扫射。
日机只有抱着脑袋挨打的份。
只好继续往上飞。可是等他们拼了老命，好不容易上升到3000米的时候，回头一看，波音仍然在朝他们咪咪直笑。
不管怎样努力，波音终究高过一头。
自己升个3000米就吃不消了，人家轻而易举就上升了3500米！
就象孙悟空总是逃不出如来佛手掌一样。
然后，继续对你俯冲，扫射。
在这次遭遇战中，所茂座机的螺旋桨被打中，机翼也被打穿，受伤严重，只得率队仓惶逃离。
一场小型空战，5分钟内就胜负立判，宣布OK了。
肖特的飞机显然给日本航空兵们留下了深刻印像，以致他们在驾机出发前都不得不互相提醒：美制的，波音，厉害厉害的。
弟兄们，谁看到了这号猛人，能躲就尽量躲躲吧。
还是没能躲得过去。
我说的是小谷进大尉。
（216）

消息传来，海军如获至宝。
上海开战以来，从盐泽到野村，从少将到中将，一个比一个点背，似乎都抢着在给陆军制造自己无能的口实。
现在海军航空兵终于打下了1架中国战斗机，还是一架美制机，真让他们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感觉。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海军（海军航空兵）是好样的。
野村当即就兴冲冲地准备对空战“英雄”进行嘉奖，可是确定不了人。
为究竟谁立头功，日军飞行员们自己内部已大吵了起来。
战斗机说：那是我们打下的。
攻击机则认为，要不是他们当了诱饵（这个说法很形象），肖特的波音飞机也不会追过来。正是他们尾部机枪的射击，才导致波音飞机受伤并最终坠毁。
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从屁股后面端着机枪一家伙打过去，是亲眼看着波音冒白烟落地的。
言下之意，根本就没你们战斗机什么事。
两边争执不下，各不相让，而且越闹越凶，差点就要动手打起来了。这让野村十分为难。他又不可能把当时的录像带找出来，倒个带给大家重放一下。
最后，考虑到攻击机的人毕竟1死1伤，已经够惨的了，野村便做出了一个两不得罪的决定：除了那个去阎王殿报道的小谷进，凡参加这次空战的，一个不少，全部受奖。
其实，我就是做给他们陆军看看的，你们这么较真干嘛。
吵是为了拿奖。奖到手后，众人就不吵了。
都是干这个的，到底是谁打下了波音，自己还不清楚。
是生田乃木次。
这位兄弟真是走了狗屎运，当时日本国内正眼巴巴地等待着英雄的出现，好不容易冒出一个，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到锅里就是菜，马上狂炒起来。
各种帽子，只要是高的，就闭着眼睛往他头上戴，甚至还有人大言不惭地称其为“日本的冯.里奇特霍芬”。
真受不了这帮日本人，把肉麻当有趣你也得有个限度。
里奇特霍芬那是一战德国的王牌飞行员，大名鼎鼎的“红男爵”（因其飞机涂成血红色而得名），空中的绝对王者，3年时间打下了80架飞机，有时一天打个4、5架都是小菜一碟。你跟人家比？
倘若“男爵”地下有知，要是知道有人这么玩盗版，非得笑醒不可。
当然，对于生田乃木次本人来说，最实惠的还是回国后成了大众情人，那些无知少女少妇的情书相片收了满满一屋子，看都看不过来。
日本海军还没有无知到这个份上，事实上他们肚子里是拎得清的：这场空战实际上是败了。
6个打1个，还打得这么趔趔趄趄，最后连带队的指挥官都被打死了，你说这叫胜仗？骗鬼的吧。
这导致了日本军方内部对战斗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产生了普遍怀疑。
当时，无论是“13式”还是“3式”，都是英国技术，本来就让“国粹派”们看不顺眼。
既然不好用，那就干脆别用了。于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机就不用战斗机了，由轰炸机一专多能，来个轰炸进攻一肩挑。
这个很长，不是一般的长，至少5、6年。
勇于把婴儿和汤一块倒掉的鬼子们，就等着倒霉吧你们。
海军可以随便找点事情表扬一下自己，放松放松心情，陆军却不可以。
（218）

今天的确有点急事，晚来了一点，抱歉。2小时后我还会回今天的第3帖。

上海战报天天传往国内的参谋本部，上面披露的情况一天比一天让人寒心。
毕竟战报这东西不是写通讯报道，玩不得花活，更吹不得牛。
作为参谋总长的载仁亲王照例是不管这些杂话的，操心的事都落在了次长真崎甚三郎中将（陆大19期）身上。
以前仗打不好，还可以把责任推在海军身上，骂他们是笨蛋，可现在陆军唱主角了，你还能再怪谁？
眼下日军的处境比较尴尬，进又进不去，退也退不得。
股票如果不幸被套住，解套的办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咬牙割肉，另一种是继续买进。
日本人的脾气，打死也不愿割肉。
那就只好继续买进。
真崎次长决定把砝码加上去，无论如何再赌上一把。
报告打到陆军省，提交内阁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参谋本部肯如此尊重政府内阁，把这个橡皮橡章真当回事，都只出自于一个原因，那就是连他们自己都有点搞不定了，得拉一个人进来陪绑。
没想到内阁也快被上海这码子事给逼疯了。
现在的外相换成了我们熟悉的老朋友芳泽谦吉。
犬养组阁的时候，什么官位都安排了，就是外相空缺，由他一个人兼着。大家开始还以为老头子风格高尚，这么大年纪还要身兼两职，为国家省钱。可没过多长时间，事情就水落石出了，原来这个位置是他专门给自己女婿留着的！
的确，芳泽的业务水平够烂，在国联的工作表现也只能用差强人意四个字来形容，但这些都架不住他有一个好丈人。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看来，有水平不如有背景，这句话到哪里都适用——日本人把这段时期的日本外交，形象地称之为父子外交。
不过芳泽的高升倒也不全是一件坏事，至少国联代表可以换一个稍为象样点的人物了。
原驻比利时代表佐藤尚武披挂上阵。
跟芳泽比起来，佐藤无论是外语还是应对能力都要强上一些。
自从中国代表颜惠庆提出要援引国联盟约第15条，将上海问题提交大会后，这位新任日本代表就紧张起来。
他并非蠢人，也发现了这个提议的要害所在。
可是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颜惠庆的要求都很正当，很难辨驳。
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理由。
在理事会讨论中国代表提议时，代表日本一方的佐藤表示坚决反对。
理由竟然是：中国太乱（“无组织国家”）。
这也能成为理由？
回答是能。
因为下面还有一系列推理——既然乱，所以就无组织无纪律；无组织无纪律，所以不能保护日侨；不能保护日侨，所以我们才打了起来。
最后引出结论：这事都是中国自己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跟国联大会无关。
为了这个理由，佐藤先生是很费了点劲的，绕完这段口令后，再看与会者的表情，他放心了。
事实上，佐藤的话确实点中了西方国家的一个要穴。
那就是害怕中国乱。
如果佐藤说的是实话，日本遇到的麻烦，他们也可能遇到，毕竟在中国谁都有侨民。
那么，上海争端还是在理事会里面议论一下算了。
会议风向突变，中国的提议一下子面临着搁浅的可能。
现在摆在即将发言的颜惠庆面前的，还有一次机会，有且仅有一次。
这位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能完成此重任吗？
除非奇迹发生。
（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