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应对中日局势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担任委员长。
这本来是一个临时军事机构，后来却因缘际会，逐渐发展成了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部门。
我们经常看到的场景就是：一声“委员长到”，会议室立刻静穆，所有军政要人均齐刷刷挺身站立，做凛然肃然状。
排场啊。
不过如果没有日本的昭和军阀们在旁边推波助澜，老蒋能不能完成这次漂亮的王者回归，还真的不太好说。
范厨师说过，人不能够第二次上当。同样，老蒋这次也不乐意再掉进那个害人不浅的坑了。
谁要再说我抗日不积极，抽他。
主军的老蒋从家乡溪口发出通电，声明抗日，算是给自己正了一回名。
与此相呼应，主政的“绝对抵抗派”汪精卫也发了一通大义凛然的讲话，表示一定要与“暴日”死磕到底（“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
同时国民政府决定立刻迁都洛阳，全国划分为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做出背水一战的姿态。
当然，国联那边还是要催一催的：上海这边又出事了，怎么办？
在这方面，急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时刻担心炮火会打到租界门口的英美各国。
在国联专门为“一二八”事变召开的理事会上，英国代表拍着桌子大叫，说要是任远东形势这么发展下去，国联干脆就别干了，不如一边歇着去，由我们英美来直接处理算了。
是啊，国联究竟都在捣鼓些什么呢，人中国代表施肇基可都辞职好两月了。
施肇基的辞职，让南京国民政府一下子陷入了人才恐慌。
王正廷、施肇基都是南方政府培养出来的外交人才，他们一走，这方面就没人了。
但活还是要有人干，而且干活的人还不能比上面这二位水平差。这就比较难办了。像王正廷、施肇基这些人，都是外交界一等一的高手，一时半会到哪里去找比他们还强的？
人，还是有的，只要换一换思路。
南方没人了，那就到北方去找。
被逼得恨不能上房揭瓦的南京政府豁然开朗，想起早已倒台的北洋政府还有一些能人没用。
第一个想起来的，自然是在巴黎和会上出尽风头的顾维钧。
赶快起用，先是出任外交部长，旋又入驻国联调查团任中国顾问。
令人意外的是，最重要的国联代表职位却没有留给他。
因为另一个人也许比他更合适。
颜惠庆，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他以外交起家，最后曾一度做到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在个人履历上可以说与外交奇才顾维钧并驾齐驱。
在我看来，施肇基的中途退出算得上是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一个重大损失（包括王正廷也是如此）。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临危受命的北方外交奇才们不仅迅速填补了这一真空，而且随着颜惠庆的到来，还将注定开创中国外交史上的另一段不朽传奇。
（190）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不凡的人。
首先当然是在业务能力上无可挑剔。
与外语超烂的芳泽相比，颜惠庆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极溜，且所有发言稿都是自己构思，并亲自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他的助手有福了）。
当然，这些顾维钧、施肇基们也能做到。如果仅有这点本事，那就不叫颜惠庆了。
别忘了，他可在政府里混过，还做过一把手。
虽然时间很短，可你得知道那时候的北洋政府里头都是些什么人，可以说一个比一个滑头，一个比一个会混。
能有这样的成就，可以算修炼得道了。
得道的前政府总理在当上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他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在国联打交道，除了公开场合能言会道外，私下拉关系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个包厢，请请老大帝国的代表团成员或者国联要员，这个叫做重点突破。还有财大气粗的，索性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能请的一家伙都请到，这个叫做全面撒网。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拉。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44个会员国（后来增加到63个）。我算了一下，扣除中日两国（日本是对手，自动排除在外），以每个代表团至少6人计，也有250多人。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子。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嘬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六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腥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傅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 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的表示，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得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豪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现在，他成了国联和各国代表团（除日本以外）的新“老朋友”。
对于一般代表团不太重视的记者，颜惠庆也没放过。这次他连工作餐也没请，就是从代表团抽了两个人（写稿念稿他一人就能搞定，工作人员富裕），在驻地成立一个新闻处，通过新闻处给记者们主动爆料。
颜惠庆做过外交部长，他知道记者最需要什么。
他们要写稿子，所以要料。给料比请他们吃饭还灵。当然这些料都是有利于中国，帮中国人说话的。
这一年，颜惠庆55岁。
对于一个成熟的外交家来说，正是一个可以宏图大展的黄金年龄。
一听到“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他立即要求国联理事会将中日争端问题提交大会讨论。
（191）

之所以要求国联大会讨论，是因为颜惠庆发现，自己的前任曾经走进过一个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这就是国联的那条雷死人不偿命的“一致通过”原则。
不管是援引国际盟约哪一条，也不管这一条对中国一方多么有利，只要日本在其中投反对票，决议就无效！
要是把上海争端再交由国联理事会讨论，结果可能一模一样：其它国都要求日本撤兵，只有日本一国不答应。
跟没说差不多。
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办法，绕开这个迷宫。
黑暗中的颜惠庆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希望看到光明。
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利弊权衡，终于，他站了起来，拿起笔，在《国际盟约》的一则条款下方轻轻划了一道线。
他坚信，这则条款将是帮助中国走出死胡同的金钥匙。
“任何案件移送大会后，除相争之各国外，大会报告书与行政院之报告具有同等效力。”
——摘自《国际盟约》第15条
要害就在于“除相争之各国外”这七个字上面。
在这场争端中，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这就意味着，日本再也无法阻止国联大会“报告书”的通过。按照颜惠庆的估计，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报告书”将会延续理事会的态度，要求双方停战。也就是说，日本即使在上海战场上占有明显优势，在国联大会的干涉下，它也不得不住手。
中国代表颜惠庆的提议，受到国联理事会的重视，并进入正式的讨论和审议过程。
与此同时，筹备多时的国联调查团也已成立。
由于这支国联调查团以英国委员维克特.李顿爵士为首，所以历史上又称为李顿调查团。
李顿调查团本拟直接前往东北，但“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使他们临时把行程转向了上海。
在上海，以停战作为烟幕弹的日本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接到失利的报告后，军令部很觉意外，同时也倍受打击。
其时的军令部长是博恭王。
必须注释如下：“博恭”是名字，“王”跟“亲王”类似，但是比亲王要差，说明他是裕仁天皇的远亲，不是近亲。
仗如果打赢了，博恭就有资本在天皇面前显摆一下了——
就算是远亲，咱也是实在亲戚，同样能像陆军那样，帮陛下您撑起一片天。
可是这仗偏偏打输了，你说有多晦气。
都是这个盐泽无能，撤了他，换一个更好的。
在陆相荒木贞夫召集海陆军头领开会时，博恭表示他将往上海方面派出一个新的中将指挥官，并由这位指挥官率领由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3舰队赴沪增援。
荒木满意地点点头，又转过头看着参谋总长，问他那里可以出多少人。
这时候的参谋本部的头头已经换了，不再是那个金谷范三大将了。
因为金谷参谋长被认为在对华作战上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特别是在关东军进攻东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雄图大略”，不仅帮不上忙，还拖了后腿，所以早已于去年年底被撤换了。
现在的参谋总长是载仁亲王。与博恭比起来，载仁的身份和地位就要显赫多了，不仅是亲王，还是裕仁天皇的亲弟弟——你没见名字后面也拖着一个“仁”吗。
不过既然是甜水里泡大的，一般来说都有利有弊，比如这个载仁亲王，就基本上属于没什么上进心的，平时热衷于写个字、描幅画什么的，业务活基本上都扔给了次长等手下人。
见陆相问起，载仁倒也落落大方，很有点他老哥裕仁天皇的风度，没再翻先前海军在东北不搭理陆军的陈年老帐，一口答应可以派兵，而且派好兵——第9师团（金泽师团）和混成第24旅团（久留米混成旅团）。
这都是仅次于六大老牌师团的二等部队，应该说很给面子了。
荒木一一记录下来，随后经内阁会议研究（其实就是过一过程序），上奏裕仁天皇待批。
事后，军令部长博恭左想右想不对头。
（192）

洪洞县里无好人。陆军那帮粗鲁的家伙会对海军这么好吗？不可能，一定是包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祸心。
最后他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敢情这帮小子是要到我们海军的地盘上来分一杯羹！
真是太过分了。让你派兵是给你面子，还想喧宾得主，做你的秋梦去吧。
他马上去找载仁亲王。
咱们先得把话说清楚再出兵。
第9师团就不用派了。上海巴掌块地方，派这么多部队去，还嫌剌激英美“鬼畜”（日本人背地里对西洋老外的叫法，相当于我们称日本人为“鬼子”）不够是不是。
你把那个混成第24旅团派给我就行。
还忘了提醒一句：来了以后得由我们海军指挥，怎么用，如何打，要听我们的。
载仁一听，脸马上仰了起来，只给博恭看下巴。
调一个旅团给海军指挥？你把陆军都当傻瓜了吧。
我们陆军作战，从来都是根据战场形势和需要来派兵的，用不着别人来指手划脚，而且增兵方案，天皇都快批下来了，你这时候还要改来改去，究竟是何居心？
话不投机，博恭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博恭一走，载仁就传下命令：原拟增援的混成第24旅团就地待命。
你不是想把我的旅团拿去免费用吗，就不给你！
博恭梗着脖子回到军令部，脸色铁青。
还不信了，没了你张屠户，我就只能吃带毛猪？非得做点样子让你们看看海军的素质和能力有多高。
说好是停战3天，实际上到3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还在进攻。
31日，上海再开停战会议。
上次英国出面，被日本人驳了面子，心里很不好受。这次它和美国又拉来了法国、意大利，凑成四个国家，人多力量大，想造出一些声势来。
四国分别照会中日谈判代表，提出调停建议。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调停增加了两个新的内容。
中国政府外交部表示可以接受，但代表日本一方的盐泽却心情复杂。
这两天的遭遇已经让这个原来不知天高地厚的海军少将鼻青脸肿，悔不当初。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还是靠他自己，在上海无论如何是撑不下去了。可是他也不敢贸然接受调解，因为当初祸是他闯的，这么灰头土脸的收场，回国后不光是担责任的问题，那是要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
他表示，调停建议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他的权限范围，必须请示后方能定夺。
球踢到了东京。
日本外务省立即注意到了调停建议上的那两条新内容。
一条是设立中立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这实际上是对第一次英国调停建议中“中日军队从交战地区撤退”的补充。
可以同意。
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另外一条——
“根据12月9日国联议决案之精神”，由中立国协助，（对上海事件）进行商议解决。
国联12月9日议决，是在日军攻下锦州前做出的。其内容跟东北息息相关，又是要日军尽快撤兵，又是要向当地派调查团。
一提这个东西，日本人就像被针扎到了一样，马上跳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这是含沙射影，夹枪带棒地在骂人呢。
这帮“鬼畜”，还跟我们谈什么东北，东北的事是你们能插得了嘴的吗？想把上海和东北放一起，免谈！
外务省复电上海，拒绝了英美的调停建议。第二次调停遂告失败。
（193）

2月2日，上海增兵计划上达天皇。
裕仁忙着传宗接代，没工夫理这些破事，立即批准。
几天之内，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及第2驱逐队先后到达上海。
在新的指挥官到任之前，败军之将盐泽还得继续站岗。
除闸北外，他开始把进攻重点集中于吴淞要塞。
吴淞口是长江和黄浦江交汇的地方。守住这里，就等于扼住了敌方登陆作战的一个重要咽喉。
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水师提督陈化成就是在吴淞口古炮台跟英国舰队死磕的。那一战也是打得惊心动魄，最后连同陈老爷子在内，整座炮台都给牺牲掉了。
现在的炮台是清末重建的，共分东西北三座炮台。
相同的历史是否将在这里重新演绎？
吴淞口要塞司令邓振铨怕了。
他怕死。
查一查履历档案，这个邓振铨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竟然还是同事，在黄埔军校训练部担任过中校副官。想来那时候这兄弟还算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可惜后来进了大上海，就成了老蒋常说的“黄埔革命意志颓丧”的典型代表，热衷于去城里泡吧，连炮台都很少去光顾一下。
1月28日当晚，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向吴淞要塞下达了如遇进攻坚决抵抗的命令。
邓司令一看脸就白了。作为一个曾经的黄埔教官，他很清楚这份命令的含义。
完了，以后别说泡吧，连命都可能保不住了。
他赶紧跑到警备司令部，跟戴戟念苦经，言下之意，吴淞口炮台还是上个朝代留辫子的那帮人留下来的小娘货，那质量不是一般的差劲，怎么能挡得住日本人。
为了让戴戟相信自己不是信口胡说，他还当着面卖弄了一通“技术术语”，说炮台上缺这个那个配件，根本没法用。
戴戟可没这么好糊弄，告诉他，缺少配件不要紧，不管是现买还是再造，他可以负责联系提供。
碰上这样的领导，邓振铨也真是没脾气了，只好说自己请求辞职。
大敌当前说要辞职，在戴戟看来，跟临阵脱逃没什么两样。他心里又鄙夷又气愤，但却不便当场发作，于是表示邓的辞职申请可以考虑，但在没批准之前，在职一日就必须尽到军人的天职。
那就是说你暂时还得在炮台那里给我呆着。
第二天，闸北就打了起来。
邓振铨急疯了，他知道吴淞炮台迟早也会成为战场，再不跑就真的要把小命扔在这里了。
正常渠道行不通，那就托上层关系。
他托的是黄埔军校的老同事——何应钦。
办这种人情，连何部长都觉得有些无地自容。
我们可都是声名赫赫的黄埔军校的教官，这还要不要脸了？
幸亏蒋校长不在，否则知道了大发雷霆的肯定是他，拖出去毙了都说不定。
但人家既然赖皮能赖到这个份上，又托人又说好话的，等于自己承认自己就是烂泥巴一堆，扶不起来。再说这种货色，你就是强逼着他在那里坚持，也打不好仗，只可能贻误战机。
如果所有文人都不爱财，所有武人都不怕死，那天下早就大定了，还等今天？
算了，滚吧。
78师副师长谭启秀继任要塞司令。在他没到任之前，要塞司令部参谋长滕久寿中校暂时负责要塞防务。
滕久寿是贵州人，云贵一体，和邓振铨也算是老乡，而且邓振铨对他还有一些知遇之恩，当初来到上海并担任要塞要职，就出自于后者的鼎力相助。
作为参谋长，滕久寿当然知道炮台的家底，但他更明白作为军人的责任和归宿。
也罢，倘若这里需要牺牲，就让我来吧。
在闸北战斗打得难分难解时，吴淞要塞却一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但滕久寿和他那个脚底抹油的上级一样，都知道这只是大战前的暂时宁静。
在闸北指挥的翁照垣旅长曾打来电话，希望炮台能使用火炮进行支援。滕中校命令炮台向日军阵地方向发炮，但试射了几炮之后，发现射程无法够着，只得作罢。
邓振铨的怕死还是基于一定物质基础的，那就是：这个老掉牙的炮台确实是小娘货。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
时间是2月3日和4日。
（194）

依炮兵的角度来看，吴淞要塞的防守近乎于被屠杀。
这座可怜的露天老炮台既无法防空，又不能远射，大部分时间只能被动地承受日机和日舰的狂轰滥炸。
但是，炮台上的人们一直在依靠顽强的意志进行抵抗。
4日，滕久寿参谋长在身受重创的情况下仍不肯轻下火线，最后在指挥岗位上以身殉国。
终于无愧于军人这一特定称谓。
他的命运和很多年前的那位陈姓老前辈一模一样——与炮台共存亡。
即使明知大难无法避免，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真正的船长也不会下船，他只会选择和自己的航船一同沉没。
因为这就是他的责任。
当新任吴淞要塞司令谭启秀登上炮台时，他面对的是这样一番景象：整座炮台一片狼籍，几无法立足。炮台上的火炮大部受损，整体已陷于瘫痪。
指挥官都战死当场，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
谭启秀是个聪明的军官，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面对这样一座残疾了的炮台，多数人的选择往往是弃守后撤。
责任既已尽到，死守再无陴益。
但谭启秀并不这样想。
有多少钱做多少生意，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
谭副师长虽然一直指挥步兵，但在军校里学的却是炮科，所以对炮并不陌生，也不算外行。
他立即让人清理炮台，发现尚有一些劫后余生的火炮可用。让他感兴趣的是，其中竟然有几门是大口径海岸炮。
最大口径305毫米。
德国克虏伯公司产品，1880年制。
这在当年可是标标准准的高精尖武器，威慑力大得很。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看上去还是威风不减，老而弥坚。
毕竟是德国货啊，质量那是真没得说。
力道是有的，就是射程不够远，不过这还得看你怎么用。
谭启秀把炮台上剩下来的炮兵集中起来，不是号召他们和自己一起拼命，而是让他们就地隐蔽，同时交代一个任务：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硕果仅存的几门炮伪装好、保护好。
咱们现在手上就这几个宝贝了，以后还得派大用场。
确保要塞，我另有计较。
谭启秀带来的部队清一色步兵，没有一个炮兵。
步兵守炮兵阵地，会有多少胜算？
没有人知道。
跟着谭启秀到要塞的，是翁照垣旅。
19路军是一个纯粹的步兵部队，连骑兵都没有一个，更别说炮兵了。
谭启秀命令士兵们在要塞附近埋伏起来，不许暴露目标，不许发出动静。
没别的事，就给我一门心思盯着河滩，日军从什么地方登陆，你们就朝什么地方狠打。
日军发现，无论他们怎么投弹放炮，吴淞炮台都已不再反击。
显然，不反击不是不想反击，而是再无能力反击了。
他们判断，要塞守军可能早已放弃炮台后撤。
下午，日舰集中所有火力，朝吴淞炮台猛烈轰击，在东北角炸开了一个缺口。
炮台仍然不做任何反应。
盐泽下令，准备强行登陆。
等天黑，就从这个缺口。
晚上九点，侦察机自航空母舰甲板升空，在吴淞口进行低空侦察。五分钟之后，确认炮台再无重兵把守。
登陆的最佳时机已到。
日舰幽灵一样地停靠在缺口附近，船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开始登陆。
近了，更近了，已进入射程。
谭启秀一声令下，开火。
伏兵枪声大作。陆战队员前进不得，后退不能，挺着身子挨子弹倒是个个有份。
这一下，海军陆战队被打得差点把吃进去的晚饭都给吐了出来。
日舰只好抛下河滩上的尸体，撤回江面。
（195）

随后又是老套路：日机投弹，日舰炮轰，反过来复过去，重新再过一遍。
谭启秀的应对办法非常简单：你不登陆，我死也不出来，你要敢登陆，不管前浪后浪，我让你立马死在沙滩上。
这就叫以己之长攻敌所短。
那我干脆不从这里登陆，也不管你这个破炮台，行不行？
试试看。
从长江到黄埔江，吴淞口是必经之路。起先，日舰还战战兢兢的，害怕被火炮伤着，行驶时都尽量离炮台远点。后来陆战队几次登陆，都是埋伏的中国步兵在防守，炮台本身一弹未发，似乎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这说明什么？说明炮台的大炮全废了。
还躲什么，难道自己吓自己？堂堂大日本海军，让人看了笑话。
只管放心大胆地开我们的船吧。
日舰能这样想，谭启秀很高兴。
如果人人都有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好思想，事情就好办了。
几门克虏伯重炮悄悄地调整方向，对准目标。
远了没有把握，近了还是有信心的。
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进入吴淞口的日舰一不小心就倒了血霉。
仅据日本方面其实已经大大缩水的资料记载，在吴淞这座“小百慕大”区域，先后被击沉运输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包括舰长在内的日军船员数十人伤亡。
都是这种克虏伯重炮立的功。
日本人后来说，不是我们不小心，只是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克虏伯实在难以抗拒。
你还敢不把吴淞炮台放在眼里不？
一直以来，天空一直是日机的天下。
它们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想炸谁就炸谁，想轰谁就轰谁。
我们的家底本来就薄得可以，好不容易冒出来个铁甲列车撑撑门面，也毁在了它们手上。
更不用说无数民宅、百姓、价值连城的珍贵图书……
跟丫拼了。
兵种配合之一招惊艳——中国空军马上就要上场了。
地点：上海真如机场。
这里停靠着南京中央航空队的20多架飞机。
当时南京政府航空署的草头班子没搭多长时间，所谓中央空军才刚刚从空架子里面走出来。
飞机有一些，都是从早先的北洋军阀那里接收过来的。种类型号五花八门，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一应俱全，称得上是中国式的“八国联军”。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性能很差，跟日本战斗机没法比。
人呢，比飞机还难找。
那会像翁照垣这样的猛男实在是凤毛麟角，一般人看都没看到过飞机，就更别说敢开不敢开了，而且飞行员的要求也高，不是说是个人都能上去凑个数的。
为了解决人才问题，跟黄埔军校一样，广东革命政府在北伐前后也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开办了航校，但飞行毕竟是个复杂的技术活，不能像黄埔生那样，上了一半课，提了支枪就去打仗。那得慢慢来。
可飞机总得有人开啊。这任务就落到了归国华侨身上。在航校学生没毕业之前，这些人就暂时挑起了担子。
按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当时的想法，他们都是中国空军仅有的一点种子，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轻易牺牲掉的。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飞行员们报国心切，但却一直未被允许轻易与日机作战。
不需要你允许，日机们主动来了。
沪宁线上的真如车站是19路军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又是中方输送兵员和给养的重要枢纽，日军不在这里多炸两把自然很不过瘾。
2月5日，终于爆发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空战。
（196）

上午，日本轰炸机群到达真如上空，同时有从“凤翔”号航空母舰上飞起的舰载攻击机5架（有说3架）左右护航。
空防警报长鸣。出击。
中央航空队9架“八国联军”腾空而起，如鹰之展翼，向日机俯冲杀来。
双方的战斗机立刻缠斗在了一起。
华侨飞行员们的空战技术谈不上有多么高超，经验更等同于零（打内战就他们自己在天上飞，只要记得往下面扔个炸弹就可以了），但战斗热情都很高涨。
比如这位——印度华侨朱达先。
他原先据说是在印度闹过革命的（不知道与甘地熟不熟），后来英国人要抓他，风声紧，就跑到革命的老根据地广州去了。
他先在广东航校过渡了一下（资格证总是要的），然后便分到了中央航空队。
空战开始后，这位兄弟开着自己的英制林柯克单座战斗机就上去了（别的机一般都是双座的），表现还很是兴奋，左砍右劈，浑然忘我。
打着打着，机身上中了好些弹，腿也被打折了，只好开着战斗机又返回机场。
英制林柯克战斗机是中央航空队中唯一能跟日式战斗机的性能靠近一些的机型，所以一下来就被另一个飞行员“抢”过去了。
这个飞行员叫黄毓沛，美国华侨，飞行分队队长。
飞行队的好飞机不多，大家都想用，是只能用一个“抢”字。
但也许是战况过于紧急，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这是一台中了弹的战机。
按照飞行规定，所有中弹战机在返航后都不能立即升空，必须首先进行检查。
由于操纵系统骤然失灵，该机未能投入战斗就不幸坠毁。
这次空战时间很短，双方各有伤亡（日机1架受伤，中方飞行员1死2伤，损失飞机1架），中方看起来还更吃亏一点，所以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勉强合格。
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是装备还是技术，都显得过于稚嫩，而航空署的头头脑脑们对打空战也没多少信心，因此真如空战结束后，空军基本上处于防御状态，只求自保，没有多少制空权可言。
但他们在关键时候亮的这把剑，事后还是得到了国内舆论的高度评价（一如海军被批得抬不起头来一样），这为空军日后真正的一鸣惊人奠定了基础。
等着吧，英雄终将出世，到那时候，且让你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东京方面，得知上海前线仍然只能打成这个鸟样，原先互不相让的两个人都沉不住气了。
军令部长博恭王和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只好又坐到一起来了。
经过一番挖空心思的讨价还价，双方总算达成一致：载仁同意先派混成第24旅团（久留米混成旅团），后派第9师团（金泽师团）赴沪支援。
而在部队的指挥关系上，不知道内情的人也许会看得眼花缭乱，不知所云——
久留米混成旅团到达上海后，归第3舰队指挥，但它反过来可以指挥海军陆战队。
金泽师团到达上海后，可以指挥久留米混成旅团和海军陆战队，但与海军上层指挥系统又横竖不搭界。
没办法，这就是有日本特色的“日本国情”，哪怕你总是看不太懂。
达成一致后，第3舰队扬帆起航。在旗舰“出云号”巡洋舰中坐镇的，就是负责上海作战的日军最高指挥官——野村吉三郎中将。
跟一般人印象中日本人总是又矮又锉的印像不一样，当年的日本海军里面，很有些长得帅的。比如跟山本五十六是铁哥们的米内光政中将，就很招那些艺妓们的喜欢，人人以跟他有过一腿为荣。
野村也算一个，此人身材高大，一表堂堂，而且脸上总是挂着笑，不笑不说话，不像那些陆军军官一个个满脸横肉，一看就是杀猪的出身。
这人确实见过点世面，因为他不光会指挥海军，还涉足外交，曾出席巴黎和会，并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国大使馆副武官。虽然官不大，但却混得有头有脸，认识不少华府要人，连大名鼎鼎的罗斯福（就是那个瘸腿美国总统，时任海军次长）都跟他有交情。
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海军看不起陆军。人家层次在那里摆着，就是不当兵，也可以干点别的（野村二战后下岗再就业，曾被松下幸之助聘为企业经理），而你陆军除了打仗还能干些什么？
（197）

海军用野村来换盐泽不是没道理的。
中将和少将的区别，不光是军衔，连眼界和阅历都不一样。
换句话说，野村比盐泽更有思想。
船还在海上，他已经在战略上有了考虑。
他判断，日军要想真正在上海一战定乾坤，还得依靠后续的第9师团等大部队，因此眼下只能采取守势，待援兵到齐后再全力出击，毕其功于一役。
可久留米混成旅团来了以后也不能什么都不干。
野村就给他们找了一个活：拿下吴淞要塞。
那里炮台已废，守军也不多，一个旅团上去肯定能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攻克吴淞要塞，不仅可使来往日舰不用再担惊受怕，而且还能为后援部队建立一个良好的登陆点。
因为吴淞炮台的南面就是吴淞车站，那是淞沪铁路（吴淞铁路）靠近长江的最后一个火车站点。
大兵一到，只要沿此打通淞沪铁路，包括第9师团在内的援兵，就可以通过铁路线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市区。
应该说，野村的想法是好的，也顾全大局，很为陆军着想。
在巡洋舰上，他向久留米混成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陆大23期）发出了第一个电令：进攻吴淞炮台，然后直接登陆。
电令是发出去了，但产生了一个疑问。
这陆军能听他的吗，虽然只是一个临时组建的步兵混成旅。
我看悬。
如果我是一个日本人，可能会对日本海陆军这种互不卖帐的混乱状况感到焦虑和痛心，但我是中国人，所以绝不会不开心，实话说了吧——还有点兴灾乐祸。
苦大仇深的陆军弟兄们，既然海军如此不把你们当人，那就别听他们的，跟他们干到低。
事实证明，我一点没有低估日本陆军的觉悟。
因为下元少将就是这么想的：凭什么听你的？
2月7日，下元率领他的久留米混成旅团，坐着巡洋舰，在海军的护卫下，从长江口进入黄埔江，然后在张华浜铁路码头轻松登陆。
简直太轻松了，谁说登陆难，难登陆的？
其实是19路军因兵力不足，已经收缩了防线，在张华浜并无相应力量配置。
按照野村的命令，必须拿下吴淞炮台，但下元却觉得这个临时上级蠢极了，还不是一般的蠢。
打吴淞炮台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要进攻上海市区吗？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登陆，还理那个破炮台做甚。
会不会打仗啊你。
于是下元挥笔给野村起草了一份报告。
你不是让我进攻炮台吗？
对不起，我攻坚材料不足（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材料，难道是攻城的云梯？），打不了。
随后又给参谋本部发了一份电报。
对着他的娘家人，下元有一肚子的委屈和气愤——那个叫野村的瞎指挥，乱弹琴，真是干不下去了。
市区的情况那么紧张，这厮不让我们去，却派我们打什么吴淞炮台，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参谋本部收到电文，觉得下元说得十分有理。
早就猜到海军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果然。
（198）

参谋本部便向军令部提出，部队归你指挥没错，可你得指挥正确才行，象这样连作战方向和重点都搞不清楚的糊涂决策，我们陆军恕不能奉陪。
军令部听了心里当然不服。可是现实比人强，上海要打开局面，只能靠陆军帮忙。
博恭只得让次长高桥三吉大将通知第3舰队，要求野村改变原先的命令。
接到电报，野村愣住了。
下级竟然能改变上级的决策，究竟谁指挥谁啊？
我看还是你来指挥我吧——既然不打吴淞炮台，那你说，准备打哪里。
下元很快就报来了一份作战方案。
兵分两路，一路监视吴淞炮台（不太明白监视是什么意思，人家的炮也打不到上海市内），一路强渡蕴藻浜，攻取江湾镇，直抵上海市区的苏州河。
在下元看来，这应该算是一份很“人性化”也很够意思的方案了，既照顾了彼此的面子，也能实现想达到的作战效果。
没想到野村不同意。
作为日军在沪的最高指挥官，野村综合了各方面情报，认为江湾地区已成险地，有中国军队重兵驻守，且水网纵横（这个很重要），易守难攻，是块硬骨头，很难突破。
还有一点，这位海军中将指挥官没好意思说得太破。
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旅团，一共也就几千人，还要分两拨，够用吗你？
“有思想”的野村说得没错。
这时候的战场形势，与刚开战时相比已有了较大变化。
蔡廷锴看到了，他的对手野村也看到了。
为什么中日上海之战总是离不开淞沪两个字（“一二八”会战和五年后同地点发生的大会战都被称为淞沪会战）？
因为双方打来打去，一个重要的目标都是要控制淞沪铁路沿线。
这条诞生于同治年间的铁路，当年实际要解决的，就是怎样把人货更加快捷高效地运到上海市内的问题。
不错，进入长江的舰船是可以通过吴淞口，沿着黄浦江直接进入外滩的。但必须限于一定吨位的船只，吃水深一些的就进不去，而且外滩也没有什么良港可供大船停泊，起卸货物十分不便。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吴淞镇开始，修一条直通市中心的铁路。
淞沪铁路（吴淞铁路）就此应运而生。它从市内的上海北站出发，沿路经过天通庵站（也是市内站）、江湾站、张华浜站、蕴藻浜站、吴淞站，最后一直到长江边上的炮台站。
宁沪铁路修建后，淞沪铁路又成了它的一条支线。切断淞沪铁路，就等于是扼制住了大上海的主动脉。所以上海只要一有战事，包括各个站点在内的周边地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蔡廷锴已把19路军的三个师都部署到了上海战场，并排出了三个基本作战区域：
区寿年师（一部）和沈光汉师驻守闸北；
区寿年师（翁照恒旅）和毛维寿师（一部）协防吴淞、宝山两镇；
毛维寿师警备江湾镇。
由于兵力配备捉襟见肘，蔡廷锴采取了顾两头、舍中间的办法，即死死卡住起点站（上海北站和天通庵站）和终点站（吴淞站和炮台站），主动放弃中间站（张华浜站和蕴藻浜站）。
在下元登陆之前，蔡廷锴已在江湾站和江湾镇的周边部署重兵，并层层修筑防御工事。
换而言之，如果日军早一点动江湾的脑筋，或许还有空子可钻，但现在，已经晚了。
除此以外，担任防守任务的19路军还意外地得到了武器补充。
（199）

战争开始后，驻守南市的区寿年师黄固旅发现了一个兵工厂，里面有大量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
一打听，这个工厂是海军部的。
蔡廷锴下令：直接接收！
动员所有后方人员去搬，士兵、警察、平民，只要不是在前方打仗的，都去。
看上去跟抢差不多。
因为这是海军的工厂。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兵种配合中一直缺少一个重要的角色——海军。
整个“一二八”会战，海军就没现过身。
19路军多次请求驻沪海军予以援助。你打不过，稍微拦一下，日本人也不至于那么猖狂，说来多少援兵就来多少援兵吧。
可海军说，他们不准备参战。
你们打你们的，我什么也不想干。
这时的海军部部长是陈绍宽，也就是《建国大业》里李连杰扮演的那个帅哥。这个人不仅帅，而且牛，还不是一般的牛，连老蒋都得时时陪着小心，哄着骗着呵护着，惟恐陈帅哥一尥蹶子辞职不干。
他一个人不干倒不要紧，所谓的中央海军可就成空壳海军了。
因为中央海军，其实就是陈绍宽带来的闽系海军。他们大多是福建人，留过洋，出过国，对英国皇家海军特别崇拜。回来以后，在国人面前也改不了英国绅士的派头，到哪里都操一口倍有面子的伦敦腔，开口闭口都是：兄弟在国外的时候……嗨，说了你们也不懂。
这帮人打仗倒不一定有多厉害，但说出来的话却句句都能放卫星。海军部（刚开始为海军署）开张后，陈帅哥就给老蒋提了个要求，那就是要给他的海军造航母。老蒋当时听了还没怎么放在心上，回去后找人一算帐，吓了一大跳。
先别说国内根本没有造航母的技术，就算朝老外买，托了关系，打了折扣，每艘的代价也至少在2000万以上！
再深究下去，航母所需要的燃料、配件都无法自产，无一不需要进口，每年光维护费用也在千万以上。这不是一座无底洞吗？莫非全国人民都不吃不喝来养它？
提议确实很好，但暂不能实行，退回。
陈帅哥一看，怎么着，海军衙门都建起来了，却连艘航母都舍不得给我买？
那还怎么干法？
只有跟大家说声sorry了，我要回家。
老蒋一听就急了，赶紧拉住他，搜肠刮肚说尽了好话，然而帅哥根本就不鸟这一套：不给航母，跪下来求我都白搭。
真有性格。
被逼到这一步，一向把言而有信挂在嘴边上的老蒋也只好玩起了忽悠：相信我，5年，只要5年，给你造——
3艘航母。
帅哥信了，而且还一本正经地为之忙活开了。
就在这5年里面，他甚至连停泊航母的基地都准备好了。不是1个，而是4个，完全是一副要赶英超美的架势。
信誓旦旦的老蒋却根本没把造航母的话当真。
他倒不是不清楚航母对海军和国防的重要性，而是认为这事根本就办不成。
既然是穷人，首先要想好的是怎么把肚子填饱，至于买越野吉普，虽然那东西开起来确实很拉风，但也只能躺在床上想想罢了。
谁当家谁知道。就这副烂家底，我能把工资都给大家发出来，不打白条就算不错了。
老蒋想得很清楚，诚如陈绍宽所说，不买航母是等死，可是如果真买了航母，那就等于是我自己找死了。
老蒋不当真，陈帅哥却很认真。他天天数着日子，眼巴巴地等着老蒋把那三艘航母给送来呢。
结果连只航母毛都没等到。
不知道是不是老蒋会未卜先知，他答应陈绍宽造航母是海军署成立那年，也就是民国17年的事（1928年），到民国20年（1931年）底，他就辞职下野了。
说好5年，也没说哪一年造出来。5年没到，人下去了，不算失约。
可帅哥岂是那么好忽悠的，这下来脾气了。好啊，骗我，不给航母是不是。
不给航母不打仗。
（200）

“一二八”会战打响后，连同样很菜的空军都咬着牙上了。只有海军纹丝不动，甚至跟日本海军成了一对哥俩好，基本上是“你不打我，我不打你”，配合默契得很。
就在日舰往上海开炮运兵，两边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他们的中国同行却在睡大觉。
有人弱弱地问一句：海军，你们为什么不去帮点忙？
不问尚可，一问火气更大：我拿什么打，拿你家擀面杖？！
没人敢问了。
这闽系海军说起来虽然已经是中央海军了，却比地方陆军还霸道，基本上是针插不上，水泼不进，连政府都得看其脸色行事，谁也奈何他不得。
更过分的还在后面。
野村中将到上海后视察阵地情况，不知道是想尽点地主之谊呢，还是怕他不认路，跟他坐同一辆车，陪同“参观”的竟然是他的中国同行——海军部二把手、次长李世甲！
这可都是众目睽睽的情况下发生的事。要在陆军，就能以通敌罪枪毙两三回了。
真是昏了你们的头，泄愤也能泄到抗日将士流血拼命的阵地前面来吗？！
不抢他，抢谁？
据说这批兵工厂的武器弹药，车拖人拉的，足足搬了十多天才搬完。
一支靠船吃饭的兵种，要这么多陆战武器干什么？
这个答案恐怕只有海军部长本人能提供了。许是他也想用来组建陆战队吧。
正是有了这批武器，本来枪弹匮乏的19路军才在淞沪战场上一直撑到了最后。
事后得知兵工厂被19路军给劫了，海军知道了半天不敢吭声。
一个缩头乌龟，一个民族英雄，就算真有理也没人肯帮你说话。
后来国民政府讨论国防经费，大家就摆事实讲道理，拿“一二八”会战中的表现说话。空军勇，多拿钱；海军烂，少拿钱。天经地义，谁也没话可讲，至于什么航母计划，暂时就不要再提了。
所以说人必自助方有天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有说道的。
战局变化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时的19路军已经拥有了一支重量级的预备队。
几乎在久留米混成旅团来沪的同时，兵权在握的蒋介石已把原驻南京外围的第87师（张治中兼师长）、88师（俞济时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3万多人，作为总预备队尽数调往南翔、昆山附近。
本来按老蒋和何应钦的意思，还要再从江西调兵到沪助战，但是这个命令遭到了一个人的坚决抵制。
他就是由原淞沪警备司令转调江西省 的熊式辉。
2月5日，何应钦以军政部的名义，致电熊式辉，要求把第9师（蒋鼎文师）从江西调到上海附近，以增强中方纵深实力。
熊式辉予以断然拒绝，第二天即复电何应钦，要他重新考虑这个决定。
理由是何部长明显在为难他。
你们既然让我跟红军作战，那我就得一门一思干好这个活，现在把部队都调走了，让我怎么打？
谁都知道上海那边缺兵少将，可我的部队也不多呀（“江苏兵力对倭固属不足，江西部队何尝有余？”）。
因此他说何应钦的这个命令纯属剜肉补疮，最后只能落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何应钦是个有名的好脾气，也没跟他计较。只是在4天后再次电告江西：意见保留，但第9师仍须调出。
熊式辉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天，何应钦还会不依不饶，拿调兵的事来烦他，简直要出离愤怒了：
就你们会唱高调，就你们爱国，熊某人不爱。干脆，你们把我也调到上海去，另派他人到江西来干这个窝囊差事吧（“辉亦拟请缨抗日赴沪效力，地方之事将请中央另简贤能”）。
这样的话，也免得你们以后再说我是落后分子了（“今日而言抗日乃最光荣，不敢后人也”）。
情绪激烈到这个份上，就差甩乌纱帽了，但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仍然只好剜自己的“肉”，同意蒋鼎文师可从江西抽出（“公既屡电，亦自不容攀辕再留，已令其迅速开拔”）。
驻杭州的第47师（上官云相师）、河南的第1师（胡宗南师）也都接到了电令，随时准备赴援大上海参战。
除中央军的三支精锐外，实际上还有一支很少为外人知晓的“隐性”预备队。不过这个我们可以留到后面再讲。
正是由于形势发生了这么多变化，名义上的日军最高指挥官野村中将在决策时才不得不慎之又慎。
（201）

他认为，即使加上海军陆战队，久留米混成旅团仍显力量太弱，要想在江湾一线取得突破，非常之难（战役没打响之前玩把突袭还差不多）。而一旦屡攻不下，在缺乏强力后援的情况下，后果会很严重。
最有胜算的其实还是进攻吴淞要塞，即使暂时难以攻克，也可以等第9师团上来了一起打。
可是野村越是苦口婆心，这下元就越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陆军和海军那种根深蒂固的矛盾，使他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要么又是在瞎指挥，要么就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夺了你的功劳。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还等什么？
既然给脸不要脸，下元就决定抛开领导闹革命，带着自己的混成旅团直奔成功之路而去。
归根结底，别人可以没有信心，下元不能没有信心，因为他们是从久留米这个地方出来的。
久留米位于九州岛北部。南部的熊本，就是那个超级杀人狂的大本营——第6师团（熊本师团）的诞生地。
九州实在是个穷地方，很穷很穷。
那个老外日本通小泉八云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好日子过腻了，他对九州却情有独钟，甚至提炼出了一个“九州精神”（或曰熊本精神），称“仪节的简单和生活的朴实”，是九州人的美德。
最后，他还说日本将来的伟大，都要靠这个“九州精神”支撑着，所以大家都要向它学习。
其实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实在不过是小泉先生诗人般的臆想罢了。如果让九州人跟他换着过，人家肯定更愿意放弃“简单仪节”和“朴实生活”
真正的“九州精神”，说穿了就是不择手段出人头地，或者拿异族的鲜血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它跟简单和朴实能搭什么界？
当然了，如果让他们做杀人机器，正合适。
日人有谚：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
上半句绝属吹牛，后半句还是有些影子的。
怀着不多杀些人难以对江东父老的心情，久留米混成旅团迅速向蕴藻浜迫近。
浜是南方对江河湖泊的一种称呼，比较典型的就是那个闻名遐迩的沙家浜，而蕴藻浜则是上海除黄埔江、苏州河之外的第三大河，与京沪铁路（沪宁铁路）、淞沪铁路正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张华浜站距蕴藻浜站仅有1公里，而蕴藻浜站距江湾站8公里，如果能顺利突破江湾，一路南下，到淞沪铁路的起点站只需6.5公里。
但是等到真正打起来，下元才发现野村确实是个好人。
至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因为人家真的一点都没忽悠他。
久留米混成旅团的对手是防守该区域的19路军第61师（毛维寿师）。
这个师不强。
不强的意思是——不是一般的强。
19路军有三个师，能把它挑出来去拱卫南京都城，当然是有道理的。
这是19路军的头块牌子，第一主力师，部队里清一色都是广东老兵。有的人跟着部队一路打过来，究竟打了多少仗恐怕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作战经验那是相当丰富。
前面的78师（区寿年师）算已经见识过了吧，跟61师还差那么一点。
与此相对应，久留米混成旅团的运气就不是一般的差了。
一上岸就遇上了这么强悍的对手，也真够它受的。
再回头跑吴淞去打炮台？或者等第9师团来帮忙？
还不得让海军的那帮家伙笑掉大牙，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下元终于明白进退维谷、逼上梁山是什么意思了。
闭着眼睛打吧，打到哪里算哪里。
蕴藻浜那边，毛维寿师早已修好工事，正等他来呢。
和19路军官兵大多数为粤籍不同，该师师长毛维寿是江西人。这个人打仗还是有两下子的，否则凭他一个外地人也不能在极重乡情的粤军部队里混得顺风顺水。
不过他当时正好生病，不得不由所属122旅旅长张炎代替指挥。
作为一个久经战阵的指挥官，张炎很清楚蕴藻滨的得失对整个战局所起到的份量，因此特地在蕴藻滨北岸放置了一个连（人太多了也挤不下），同时在其后进行了多层设防。
但在蕴藻滨岸边建工事，与在闸北路口建工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202）

河边又湿又潮，由于地面无支撑，你就是在上面再多堆几层沙包，也谈不上有多么牢靠。这也成为河岸工事的一个致命伤。
2月13日，久留米混成旅团偷渡蕴藻浜。
就在发起偷渡的前一天，下元向正在在海中航行的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发出一份急电。
在这份给自己人的电报中，他说了一句实话：“上海方面告急！”
在发出电报后，这位陆军少将就准备在蕴藻浜实现他最后的机会。
忘了补充一句，下元系陆大23期毕业，跟那个大名鼎鼎的永田铁山是同学。
如果你认为他是猪头小队长那样的笨蛋，那你自己的智商肯定也高不到哪里去。
在日本陆军大学，进攻是唯一主课，单个师旅团的进攻更是它的拿手好戏。
三年里面，只教进攻，不教防守，只教单打，不教配合。
是个人都能成精了。
事实上，发动偷袭式进攻正是下元这样的陆大毕业生的专业，或者说是专长。
下元选择偷渡的时机恰到好处。
渡河，特别是在敌方部队已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强渡，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特别是如果对方倾全力半渡而击，河中间的人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只是微乎其微，失败的例子倒不胜枚举。
但是这天起了大雾，并逐渐弥漫了整个河面。
中国守军严阵以待的心理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松懈。好天鬼子都没敢渡，何况这么恶劣的天气？
而这正是下元所想要的。
除留下少数部队及归其指挥的海军陆战队据守南岸外，久留米混成旅团精锐尽出，立即登舟强渡。
强渡的过程中还施放了大量烟幕弹。
等到北岸守卫部队发现时，已经迟了，错过了最有利的阻击时机。岸边的那个连当时就全部阵亡了。
毕竟是九州这个鬼地方出来的，这帮鬼子好象子弹打在身上不会透眼一样，一个个亢奋得不行，哇啦哇啦地怪叫着，横着就一路冲杀过来，没有肯轻易退却的（“势如摧山排海，呼声动天地，数里之内，血肉横飞”）。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纪家桥、姚家湾、钟家宅等几道阵地先后被日军前锋部队突破。前沿部队伤亡殆尽，形势岌岌可危（“势濒危”）。
眼看江湾也要不保，张炎以代理师长身份亲自督战，整师压上，拼着老命才夺回了钟家宅。
下午三点，下元鸣金收兵，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就地驻扎于姚家湾。
从发起强渡到现在，日军一路狂飙，也已到强弩之末，他们急需休整一下。
作为指挥官的下元本人还是很笃定的。
他知道强渡蕴藻浜是一个关键。如果照今天这个样子打下去，拿下江湾将是易如反掌。有什么必要像那些刚上阵的小子们一样，急吼吼地往前赶呢？
明天，只要到了明天，我们将在闸北彻底歼灭支那军，把太阳旗插遍上海华界。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安心睡觉，当然没事，问题是有人睡不着觉。
（203）

张炎睡不着觉，全师官兵也都睡不着。
颓势之下，苦思而无良策，只有采用19路军的看家绝招了：夜袭。
这是当时中国军队在战力明显弱于对方的情况下，经常使用的一招——乘你不备，咬也要咬死你。
扭转战局，只在今晚。
随后成立敢死队，有60个人自愿加入（“慷慨请决死”）。
我曾经看到过有的描述上，把敢死队说成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大把撒袁大头起的作用。
我独不信。
捧一堆钱在你面前，买你的命，让你立刻去死，你愿意不？
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谁无妻儿老小，谁无活着的渴望。蝼蚁尚且贪生，而况人乎？
但是眼下要想取得胜利，已别无它法。
只有抵死一拼，才有希望。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悲壮的决择。
敢死队员在出发前全部用炸药枪弹缠满全身，人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我只能说，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勇士。
晚上七点半。
在夜幕的掩护下，敢死队摸掉岗哨后，分批潜入姚家湾日军营房。
危险袭来，这帮九州鬼子却还毫无察觉。
白天打累了，睡得很香是吧，正好收拾你们。
虽然只有区区60个人，但这是60个猛人。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把身上的引线一拉，跟你们这帮龟儿子同归于尽。
一场暴风雨过后，60勇士无一生还，而且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阿难闻沙罗树林周围十二里之间，虽一毫发之尖，亦无插入之地，然刚强之灵魂，遍及各处”
——大般涅槃经
遭此“飞来横祸”，尚睡眼朦胧的日军着实受了一番惊吓，加上此时19路军里应外合，从外围发动了总攻，更使得他们阵脚大乱。
久留米旅团顿时炸了窝：自己营里都在到处爆炸，这阵势，十面埋伏啊。赶紧跑吧（“以为大军袭至，遂大溃”）。
当然是往背后的蕴藻浜方向跑。
好在岸边留了一手，有小股部队在看守着船只。部队一边抵挡19路军的进攻，一边跳上船往南岸划。
可你倒是跟对岸的弟兄们打个招呼呀：我们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一声招呼也没打。
其实也能理解，毕竟这是吃了败仗跑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打什么招呼。
当然也可能是根本没来得及。
北岸的日军白天打了一天，累得半死，到了晚上就想睡觉。南岸的那群人却不用打仗，精神自然好得很。
他们没轮到上前线，正在后方郁闷着呢，忽然听到对岸喊杀声一遍，赶紧跑到岸边一看，水面上已经影影绰绰来了一大帮人，正划着船向南岸驶来。
看不清楚。但八成就是支那人。因为日军虽然喜欢搞偷袭，对于夜袭却并不擅长也不热衷。
那还等什么，枪炮一齐上，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
渡河的日军惨了，糊里糊涂地就被南北岸的“中日联军”前后夹击，包了饺子。
半江瑟瑟半江红，用来形容这帮倒霉蛋的下场再恰当不过。
同一天，千呼万唤的第9师团（金泽师团）终于登陆上海。
本来按预定计划没这么快，是师团长植田在接到下元的急电后，命令所乘船舰加快速度才心急火燎赶过来的。
这边刚瘫倒在地，那边人就到了，接力配合得倒还算默契，但是已经晚了那么一点。
在蕴藻浜“意外”遭到重创后，久留米混成旅团已经一蹶不振，想硬也硬不起来了。
不管野村多么冤枉，既然败了，板子就还得打在他屁股上。
陆军可不会说它的久留米混成旅团是不听招呼才吃败仗的。责任还在海军，这帮人根本就不会打仗，自己打打不赢，给他部队指挥吧，却把我们给的那一份也搭进去了。
海军的存在，真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听说上海那边又败了，军令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这回连他们也没了自信：是不是我们海军真的陆战不行？不会吧……
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参谋本部一点没客气的，连思想工作也不做，就立即宣布走马换将，任命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陆大21期）接替指挥，成为日军的第三任主帅。
（204）

在陆大毕业生中，植田谦吉比下元要高上2届，算是他的师兄。此人在军队里向有“陆军长老”之称，劲儿劲儿地，比较会摆谱。他引以为豪的业绩，便是参加过一战，作为随军参谋，到西伯利亚和奥匈联军打过仗。
这位老兄走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威风八面地视察了一番阵地。
当众秀了一把后，他让人分别给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
内容是要求19路军撤出原防线，并且必须离租界边境有40里距离。如果不干，就要乱来了（“不接受该项条件，日军将有自由行动之事实”）。
植田还“通情达理”地留了两天时间给19路军，以便他们早点“自行撤走”。
军长蔡廷锴拿着通牒去给总指挥蒋光鼐看，问他怎么答复。
蒋光鼐都懒得给植田写回信，说就用大炮给这位牛哄哄的陆军中将送个信吧。
我们19路军可不是吓大的，你尽管放马过来。
站在植田的角度，能这么鼻孔朝天地讲话，倒也不全是做给对手看的。
那是相当有点底气（盲目不盲目先不去说它）。
第9师团（金泽师团）虽不属于一等老牌师团，战史却也很悠久，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因此，该师团的到来，算是给已陷入困境的沪上日军打了一针强心剂。
再加上原有的久留米混成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日军总兵力已达到1万7千人。
植田认为，这么多人马投入上海战场应该绰绰有余。再说，我在西伯利亚跟德国人都交过手，难道支那军比奥匈军还要厉害？
事实上，19路军能做到寸步不让也是因为腰杆很硬。
2月14日，作为总预备队的两师一总队，合编成第5军，张治中（此前为中央陆大，即黄埔军校教育长）任军长，并正式进入上海战场，统归蒋光鼐一体指挥（实际仍由蔡廷锴负总责）。
如果说19路军是地方军中的老大（老西北军已瓦解，东北军不提也罢），那么第5军则是当时中央军中的绝对王者。
里面部队的来头都大得吓人。
两个师的前身是中央警卫师，曾经作为政府的保镖卫队重点培养，此时已成为国内最早的德械师。
总队虽然只是团级建制，论战斗力却能抵得上一个师。它实际上应该称之为黄埔军校教导队，官兵素质没得说，所用作战武器也大都为德国进口。
据说后来的60个德械师编组计划（由于“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实际并未完成），就是以这三支部队作为种子和样板的。
按照蔡廷锴的部署，中国军队兵分两翼。
其中，第5军张治中在左翼，在江湾以北(不含江湾)经庙行至吴淞一线作战。
19路军在右翼，负责江湾(含江湾)至闸北一带的防守。
2月20日，在自说自话的“哀的美敦书”到期后，植田下令发动进攻。
新一轮攻守开始了。
（205）

陆军长老自然来者不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经的，名字就叫“中央突破计划”。
其实这个作战计划并没什么新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奇招，基本上就是沿着下元跌过大跟斗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谓“中央”，指的就是右翼19路军据守的江湾。与之相应，包括闸北、吴淞就都成了“非中央”，暂时不是“重点照顾”的对象。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的，就要再从哪里爬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做大哥的总要帮小弟把失去的面子给捞回来。
日本人磨刀霍霍，19路军将士也没有闲着，在日本人发通牒的那两天，他们已经起早贪黑地在前线构筑起了坚固防线。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比谁都想赢，而且想快赢，晚了都觉得没意思，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两天，他的金泽师团竟然毫无建树，打起仗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撼不动中国军队的防线。
植田这趟到上海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摆阔的。随身带着的家伙可谓浩浩荡荡。
除了步兵的2个旅团外，另有1个山炮联队，野战重炮兵联队1个大队，攻城重炮兵联队1个中队（可惜没城墙给他们攻），野战高炮队2个（可惜没飞机给他们打），当然最牛的就数独立战车第2中队（中队长重见伊三雄大尉）了。
因为这个战车中队拥有硬通货——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和日本自制的89式中型坦克。
现在日本人再也不想提那个英制维克斯坦克车了。
闸北成了这种类型战车的滑铁卢。
19路军越打越来劲，整个就把英国坦克当玩具车在耍了。78师（区寿年师）甚至想出办法，派人从周围农村背来一捆捆稻草，晚上铺在马路上。坦克车开过来，轮子或者引擎很容易就会被这些稻草缠住，马上就动弹不得。事先埋伏好的敢死队乘势把集束手榴弹塞入车内，好好一辆车眼看着就这样报销了。
到第5军参战的时候，连这个程序也省了。19路军向宋希濂旅借来了重型装备——淞沪战场上让日军闻风丧胆的150毫米迫击炮，一炮过去，当场就能把坦克给炸飞了。
你也不能怪维克斯差劲，本来就是给警察街头巡逻时壮胆用的，连设计者本人也没想到这可怜的小家伙还得承受野战部队的重炮打击。
当年日本一共也就从英国进了10辆坦克，在闸北的马路上瘫的瘫掉，炸的炸掉，最后都被当成破铜烂铁派了别的用途——当工事街垒用。
与维克斯不一样，法制雷诺坦克和日制89式坦克是标准的陆军野战专用坦克车。
不过，在实际使用当中，法制雷诺的效果并不好，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它原本就是法国人拿来甩卖的的清仓货。
世界上第一个造坦克的是英国，接下来就轮到法国了。一战中，除了英国坦克外，战场上最拉风的就是这种法制FT-17雷诺坦克。那会所有坦克里面，只有雷诺首先采用了可以360度旋转的炮塔，坦克手坐在上面，端着挺机枪，突突突地扫上一圈，着实很酷。
不仅如此，它的重量也很轻，同时代的英国坦克重达28吨，而它只有7顿，轻了足足3倍，这就保证了它的机动性能很好，跑起来飞快，因此受到了当时外界的一致赞誉。
可是地球是在不停旋转的。隔了十来年后，武器技术已经突发猛进，要再说它有多么了得可就要被人笑话了。
一战的时候，因为货俏，法国人闭着眼睛一家伙生产了3千多辆，等到战争一结束，他们傻眼了，都不打仗了，谁要买你那么多坦克？又不能帮着耕田织布，跟买回一堆没用的废铁差不太多，而且一战后大家都知道了坦克的厉害，因此会造这玩意儿的越来越多，不止英法这两家，德国、美国、苏联，甚至日本，大家都会。
怎么办，严重的供大于求啊，家里压着这么多的坦克总不能当饭吃吧，只好用上了生意场上的最后一招——挥泪吐血大甩卖。
就这样，也只抛掉一半。到二战德国人打进法国时，仓库里还堆着1千5百辆雷诺FT-17呢。
来淘便宜货的大娘大嫂当中，自然少不了以勤俭著称的日本人的身影。
但事实证明，再便宜的垃圾也还是垃圾。在淞沪战场上，垃圾雷诺可把日本兵给害苦了。
（206）

火力强不强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臭毛病奇多，平时这里那里出点故障简直是家常便饭，就是上了阵还要耍大牌，开着开着一不高兴就撂挑子不干，躺那儿歇着了。
毕竟是老爷爷级别了，走两步还要喘三口大气呢，不容易啊。照理说，困了打个瞌睡也可以原谅。问题是这个瞌睡打得着实不是时候，因为不远不近，不早不晚，它歇的地儿往往正好是战场中央！
你这让跟在后面的一群老少爷们怎么办，进退两难啊，难道也像你一样躺下来歇着？
要知道19路军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武器，但80毫米迫击炮还是有几门的，手榴弹也不会闲着，炸不了坦克，炸炸坦克后面的“活靶子”还绰绰有余。
真正对中方阵地起着威胁作用的，实际上是日本人自制的89式坦克。这是他们仿照英国坦克设计制造的第一款主力铁甲战车。
先看体型和厚度。
如果把维克斯坦克比做一头牛（铁牛）的话，日制89式坦克就是一只大象。
我们对照一下数据就知道了：
维克斯坦克净重为2.5吨，铁甲厚度5.5毫米。
日制89式坦克净重12.1吨，铁甲厚度17毫米。
前者是1比6，后者是1比3。
再看火力配备。
维克斯坦克的主要武器为圆形炮塔上的两挺机枪。
日制89式坦克则是真正装备了炮的，它的主要武器是57毫米口径的90式加门火炮，另外仍辅有两挺机枪进行配合。
对于阵地工事来说，炮的威力往往比枪要大得多，机枪可能打半天没有效果，只要守军把脑袋埋下去，躲着就是了。炮不一样，一个炮弹打过去，就能把整个工事给摧垮。
显然，闸北的经验已经很难用上了，因为起码你打不穿它的铁甲。
但是中国军队很快也找到了对付这只大象的办法。
89式坦克看起来皮糙肉厚，刀枪不入，却不可避免地有它的“阿喀琉斯之踵”。
你要开坦克或者开炮射击，总要有个了望口吧，这个了望口就是坦克上的观察窗。89式坦克的设计者大概是怕坦克手们看不清目标，在一般的观察窗以外，还特地弄了一个大点的观察窗。
对于日军坦克手们来说，这个设计还是蛮人性化的，至少看起来比那个小窗子舒服，所以使用率很高。
但你舒服了，对手也舒服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大观察窗成了中国神枪手们练枪法的第一标靶！
见一个打一个，见一双打一双，只是观察一下情况，却连命都没了，这谁还敢再往前开？
加上江湾一带水塘较多，并不利于机械化部队施展，如此一来，重见伊三雄大尉只好命令暂时把一部分坦克开回家维护保养。
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个命令竟会导致多辆89式坦克再也上不了战场，这个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总之，植田乘兴而来，结果却是让他相当失望。不管如何努力，19路军的阵地依旧岿然不动。
（207）

guchengcanyang　兄：
抱歉，此处确为笔误，应为加农炮。

在指挥上，植田也是昏招迭出。
这位“长老”的指挥部换了一个又一个（从公大纱厂移到复旦大学），可都是在家里面修行，进行遥控指挥，战场的实际情况根本看不到。
所谓遥控指挥，实际上就是听听汇报，拍拍脑袋，不误人子弟才怪。
2月21日，飞行员向他汇报：防守江湾的19路军终于撤退了。
“长老”如释重负，看来支那军是真顶不住了。他立即下令前线日军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全力追击。
接到电令的是第6旅团（前原旅团），因为阵地前面没占到什么便宜，这时候正在家里生闷气。一听19路军退了，顿时来了劲。
二话不说，大摇大摆地就准备来接收工事了。
还没走到跟前，19路军的阵地上忽然枪炮声大作，日军毫无防备，死的死，伤的伤，那个惨。
旅团长前原宏行少将气坏了。八格牙鲁，空军传的这是什么情报，飞行员是不是支那奸细的干活。
植田也纳闷了，一查，飞行员倒不是奸细，19路军部队移动也是实情。只不过，缺少了对实情的分析。
19路军这是在进行换防，人家连撤退的念头都没有过好吧。
两天了，战局还没有进展。把面子很当一回事的植田脸上也挂不住了，不得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底是以进攻见长的陆大出来的，这么一捉摸，竟然给他捉摸出味道来了。
为什么自己进攻会失利？
因为重蹈了下元师弟的覆辙。
乍一看， 19路军的火力配备很差，防守的江湾离市区又近，无论从防守力量还是战略位置考虑，把这里作为第一攻击目标似乎都应该是最合适的。
但其实不然。
江湾这个地方水塘纵横，地形复杂，对机械化作战而言，是相当不利的。这个地方，管你什么野战炮、攻城炮、平射炮、曲射炮，一炮打过去，很可能就是把水塘的坑炸深一点。退一步说，就算侥幸扔到了守军阵地上，19路军也有的是时间整修工事——日军还得过水塘不是。
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车则更是一筹莫展，这里土质疏松，连卡车一不小心都会陷进去，更别说笨重的坦克了。要是遇到前面有水塘挡路，它们更是比步兵还要头大，因为无论雷诺还是89式，都无法做到水陆两用。
一句话，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扬长避短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利于扬守军之长，避守军之短。
19路军巧妙地利用这里水塘川流多的地理优势，在河堤、道路、竹林旁边建造了不少工事，其中甚至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通过它们来控制道路、桥梁和河口，足可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原上耀武扬威的大炮坦克到此都束手无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是指挥作战的蔡廷锴有一天忽然突发奇想，都说小鬼子矮东洋矮东洋，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做点文章呢。
于是他下令部队将掩体挖深，同时做了几百只小木凳，上面系着绳子，打仗时一人一个，踩在上面向外打。打了一会，不打了，提着绳子，拖着板凳就往后撤。
日军冲上来，他们马上又来一个反攻。日本兵得躲子弹啊，往旁边一瞅，呵呵，现成的掩体就在这里，都不用自己挖的。
还等什么，跳下去。
结果一跳下去就出不来了。
因为那个掩体比他们高出几个头，根本看不到外面，一时间也爬不出来。
19路军省事了，只要记得从腰里摸出手榴弹往掩体里扔就OK。
如是者三，掩体竟成了日军的坟墓。
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但我要很煞风景地说一句，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推敲。
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从没有看到过有此记载。即使是在蔡廷锴本人对一二八会战的回忆中，也未对此提到过只言片语。倒是金庸的老乡张乐平先生在《三毛从军记》中给过三毛这样的机会：三毛和他所在的部队就是这么耍弄日本兵的。可那毕竟是戏说。
当然并不是说类似的事情一定没有。就我所知，后来回民支队的马本斋在平原打游击时，确实用过这一招。不过那可不是挖的掩体，而是为了破坏日军交通挖的坑，你还别说，上他当，倒他霉的鬼子还真不是一个两个。
话说到这里，咱们就先不要拿他们的生理缺陷（如果个矮也算的话）来开玩笑了，单说江湾战场。
很遗憾，用不着把掩体挖那么深，日军就已经陷在里面，叫苦不迭了。
（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