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忠诚，而是知道保安总队不敢往日租界里闯。再说，还可以继续到日本人那里去领工资呢。少归少，好歹每天也有4毛钱，又不用干活，跟白给的一样。
香椎对手下这帮小子被打成这样，还能想着回来颇为感动。他立即出面，以枪弹无情，可能误伤租界内日侨为由，要求保安总队必须在距离日租界边界线300米处停下来，不得逾越雷池一步。
有了这条救命的线，混混们才摆脱保安队的追击，一窝蜂地逃进了租界。
土肥原和香椎想在天津变天的计划失败了。
归根结底，土肥原不是石原那样的军事天才，他所擅长的，还是煽阴风，点鬼火，搞搞阴谋诡计。
土肥原走了，香椎不服气，觉得可能还是训练时间太短，便衣队上阵过于仓猝的缘故才导致了失败。
那就再多练几天嘛，不信水平提不高。
10天后，重整旗鼓的便衣队又出发了。
历史上称其为第二次天津事变。
这事要放在石原身上，绝对不会出此烂招。
什么叫做偷袭，那得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现在声势搞得这么大，就算保安总队再迟钝也知道要防着一手了。
当然，香椎也汲取了教训，没有再让混混们大喊大叫地从日租界里直接杀出来，而是事先就把他们放了出来。
等到天色一暗，日军便在日租界里以熄灯为号，用大炮猛轰政府机关和公安局，借以掩护便衣队的进攻。
但这次比上次更惨。
因为保安总队早就在周围候着了。
躲在租界里我逮不着你，出来了还不是有一个打一个。
一个回合不到，便衣队就被揍趴下了。
租界内的香椎气急败坏，自己都恨不得端起机枪，把这些白吃他饭的饭桶们都一块突突了。
眼看着这场名为天津事变（又称便衣队暴乱）的行动就要破产了。不甘心啊。
香椎把牙一咬，反正事情到了这一步，要么不搞，要搞就搞大。
他一边命令日军向中国管区胡乱放炮，一边致电关东军，说不好了，东北军在天津也动手了，我们人少，打不过，你快来帮忙。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着的就是这句话。
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锦州危险了。
在接到天津来电后，本庄繁二话不说，除从嘉村旅团中抽调一个步兵联队，从海上赴天津以外，在陆路上也调集重兵，从沈阳出发，一直推进至大凌河一线。
借口就是要先拿下锦州，然后挺进山海关，支援天津租界。
大凌河离锦州城已经很近了，当年明朝悍将祖大寿就是在这条河边筑城跟满人死磕的。
锦州城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
在此之前，张学良已将东北军政临时机构设在锦州，并安排他的“老叔”张作相代理东北军司令。
当然真正出牌的人还是少帅，是打是和，何去何从，都是他一句话的事。
锦州，进可攻，退可守。进，可以作为第一个战略支撑点，进而俯视东北全境；退，能扼守关外门户，拱卫华北和热河。
明朝时多少名将、勇将、悍将打造出来的坚固防线自然不是盖的。
大家都认为，打到这个份上，已是退无可退。
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即使没有中央的支援，东北军也并非没有打到底的本钱。
从东北突围出来的10多万部队整戈待旦，而华北还有10万精锐，只要火车一响，就能到达锦州前线。
关东军即使把东北全境和国内紧急征调的部队都一个不少地拉上来，也超不过5万。
撑到顶，不过二比一，又是国仇家恨，背水一战，有什么理由一定输呢？
（163）

但是显然，张学良并不这样想。
“九一八”后的张学良遭遇了很大的压力。
有好事者公开在报纸上登出《哀沈阳》七律一首。诗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方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赵四就是赵四小姐。朱五（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之女）、蝴蝶（电影明星胡蝶）等也皆是少帅的红粉知己。
反正是美女一大堆，但是英雄已变成了狗熊。
此诗一出，张学良的个人声誉更是坐着电梯直线下降。
锦州本应成为他为己正名的铁血之战。荣誉在什么地方失去的，再从什么地方夺回来。
然而少帅并不想打。
担当身前事，何计身后名。真正对“身后名”念念不忘的往往只是一些书呆子，而大多数人考虑的都是最实际的“身前事”。
说来说去，自恃思想先进开明的东北少帅张学良并没有超越一般军阀的思维和局限。
地盘固然重要，但如果把枪杆子都打完了，再牛的军人也将一钱不值。
况且就算失去东北，身后还有热河，有晋绥，有河北。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一定要打？
是啊，能不打就不打吧。
既然关东军兵临锦州城下的借口是天津事变，那就首先在天津做出让步。
于是，令天津混混们也惊诧的一幕出现了。先前越打越起劲的保安总队黯然撤离，开往河北，而后来越看越没脾气的日租界则军民相庆，张灯结彩。
接着，国联的交涉也给张学良带来了新的希望。
当时尚未辞职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奉外交部之命，向国联正式提交“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答应东北军可撤至山海关，但要求日军也不得进入锦州区域。锦州作为中立区，只能由英、法、意等中立国派军驻守。
如果退一步，不想和日军交战，“中立区”策略无疑也不失高明。尤其后一手很厉害，你关东军再凶，敢跟这么多列强擦枪走火吗？
问题是英、法、意都不是傻瓜，这种是非之地，凭什么要让我们的大兵来给你们当盾牌。想得倒美，没门。
日本人就更不乐意了，不就是不想让我进锦州吗，玩这种花头，以为我看不出来？
见此情景，国联只得放弃锦州中立区议案，但是它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它维持东北现状，不得进攻锦州。
若榇内阁觉得这次无论如何得把关东军这头蛮牛的鼻子给牵住了。
可能是真给逼急了，这次若榇首相没有再走以前失败的老路，拼了老命揪着军部的衣领不放，要求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住关东军的行动。
看到首相脖子上青筋直冒，怕老头子玩真的，参谋本部金谷参谋长这才下达命令，让关东军停止进攻锦州。
他的理由不是锦州不能打，而是时间需推后。
因为要打锦州，必须经过大凌河一带的水网和沼泽地区，这就要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渡船，一时间根本来不及筹备。
金谷建议，不如等到水面结冰再攻锦州，那样的话，干脆连船都不要了，多方便。
关东军觉得此话有理。
锦州暂时算保住了。
但这只是暂时。因为很快情况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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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历史不能假设，亦不容倒回。但我等兄弟可以姑枉言之，如东北军一开始就予以坚决抵抗，局势必不会像后来那样恶化。因为东北战况如何，实际上决定着日本政府内阁的处境和态度。谁赢谁就有发言权。关东军一帆风顺，内阁就蔫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萎到了底。但如关东军在东北受挫，神气的就是内阁了，以当时政党内阁所持政策，起先只想维护其满铁沿线的“权益”，并没有石原这些人胃口大，所以关东军很可能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被召回国内也说不定。
至于东北军当政要人的历史责任，只能说他们在舞台上就是那种角色，大家各演各的戏，军阀就是军阀，所作所为都是按此标准来做，而民族英雄就是民族英雄，要不何能称其伟大。

在日本军政上层，所谓“国家改造运动”原先只是在军队和民间比较流行，是樱会的桥本欣五郎、永田铁山这帮狂人才喜欢的东东。
到了后来，政客党棍们也开始热衷此道，连收了张学良50万银票的床次竹二郎也参与其中，搞起了一个叫做“协力内阁”的运动。
所谓“协力内阁”和“国家改造运动”其实是一个路子，目标都是要建一个和军队穿同一条裤子的“好内阁”。
政客向军人抛起了媚眼，等于政党政治终于开始向昭和军阀妥协了。
一方面是党内四分五裂，一方面是紧缩财政和协调外交毫无成效，若榇内阁在内外交困下不得不宣布内阁总辞职。
那个在国联讲坛上出尽洋相的日本代表芳泽，他的泰山大人犬养毅上台了。
犬养毅此时担任着政友会总裁，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政客。
很多选民肯把手中的票投给他，是因为犬老历史悠久，当年与孙中山都是铁哥们。
大家希望犬老能用好与国民党的这层关系，从而打开中日关系的死结，把满洲问题解决好。
犬老自己也信心满满，捋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如果时光再倒推个二三十年，犬老一展抱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那样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模样，但可惜现在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
有多大？
再过几年办八十大寿。
如此高龄的首相，不仅在日本政坛，就是在世界政坛也可以排前几位去。
不怕犬老您听了生气，就您这副身板，回家带孙子都嫌太老。
要说犬养毅人还不错，年轻时候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这么老眼昏花的，不出昏招那就奇了怪了。
同若榇一样，犬养对军部和关东军要求建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不感冒，也反对扩大东北事态。他甚至还愿意通过自己与国民党的历史老关系，与中国政府和和气气解决“满洲问题”。
他的要求比军队那些狂人要实际得多：东北这个地方还是你们中国的，但你们要让我们日本在东北三省拥有实际的经济支配权。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经算是一个坐下来商量的口气和态度了。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把一个最不合适的人放到了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位置。
在酝酿内阁人选时，陆相人选成了犬养要重点推敲的头疼问题。前任南次郎忙前忙后却无人理踩、一事无成的狼狈样子，给了他深刻印象。
这个样子怎么行，在军队中没有威信，指挥不动军队，那政府不就成了跛脚政府了吗？
思前想后，犬老终于找到了一个人——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陆大19期军刀组首席）。
参谋本部一共五个部，作战部排老大。
犬养想，我把这尊菩萨都给你们军人搬来了，看以后还有谁敢不听话。
这个犬老可真够老糊涂的。你要借钟魁来吓鬼自然没错，但你得看清楚，此钟魁跟小鬼们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事实上，他是小鬼们的头。
（165）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军队中出现了两个派别，堪称日本昭和军阀的两大怪胎。
如果看实质，这两派都是“国家改造运动”的发展和变种，宗旨都是要让军人统治国家，主宰一切。
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
一派叫统制派，这派算是极右的，认为革命不能踢开政府，要由军部为统制，带着政府一道革命，政府就是不想革，你也要逼着它革。
另一派叫皇道派，这派算是极左的，他们要踢开政府闹革命，主张把高官全收拾了，直到普天之下除了天皇，老子最大。
荒木贞夫在陆军当然有影响，因为他不仅是这个无法无天的皇道派的老大（“皇道”一词就来源于他平时的口头语），而且还在陆军大学当过校长。
陆大历史上，有三任校长都与“九一八”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现在我可以把他们的名字报全了。
他们按时间顺序，一人做了一年，先后是林铣十郎（就是那个朝鲜的越境将军）、荒木贞夫和多门二郎。
当初参谋本部的一帮人策动“三月事件”，就是想建立一个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人内阁。
现在，这个狂人中的狂人、疯子中的疯子终于上台了，军队当然是一片欢呼——从此以后，咱上面也有人了。
这之后，关东军就没什么听话不听话的问题了。因为陆军省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声音，而陆军大臣就是他们利益和要求的代言人。
既然关东军这么看得起自己，陆相荒木贞夫也投桃报李，一个劲地在朝廷那里帮他们鼓吹。
在荒木的提议下，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将东北四省（除原来的三省外，张学良临时把锦州设为了省）划入日军绥靖区。
接着，国会又通过了向关东军致敬案。裕仁天皇对“皇军之威武”大加称赞，并下诏书慰勉。
他对东北军的那句著名评价也开始传开了：“（与皇军相比）东北军真是太监军队。”
一个陆相的任免，几乎让本来想搞好中日关系的犬养内阁成了货真价实的好战内阁。
“和平”解决“天津事变”后，张学良认为这样一来，关东军就没了进攻锦州的借口。
然而他又错了。
我们要记住，借口永远是属于强者的，如果他没有借口，为了方便欺负弱者，也会随时再找一个出来。
这次的借口是剿匪。
其实说白了，他们自己就是匪，是东北最大的日匪。
贼喊捉贼向来是日本人的长项。
关东军很快就将踏着大凌河的冰进军锦州了。
这次本庄繁是准备在锦州下点大本钱的，因为江桥之战给他上了很生动的一课。
东北军可不个个都是孬种。
如果把江桥模式复制到锦州，这位关东军司令官的脸部肌肉就不能不剧烈抖动两下了——
马占山手下才不过几千人，锦州守军却有十几万。
马占山没有什么军备后援，锦州却可以通过陆路和海路源源不断地从关内调来援兵和弹药。
本庄繁当然无法把锦州想像成沈阳。
因为这里毕竟是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一块军事重镇，此一战势必鱼死网破，全力以赴。
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人荒木给罩着。
原先关东军调兵很困难。江桥战役时，本庄繁连发几个加急电报，要求国内增援，但都被政府挡着，愣是一个兵没讨到。
现在陆相亲自出手，一切都解决了。
进攻锦州的部队，除参加过江桥战役的第2师团（仙台师团）和混成第39旅团（嘉村旅团）外，又从国内增派混成第8旅团（村井旅团），从朝鲜增派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最后连嘉村旅团的大本营朝鲜龙山师团也一齐拉了过来。
空中，则由关东军飞行队大队长长岭龟助大佐（陆大第28期）亲自领衔，率领所属5个中队往来助战。
与江桥之战的添油战术不一样，这次关东军一开场就亮出了宣花板斧，摆出了一支很牛的阵容。
对本庄繁来说，美中不足的一点，是海陆空缺了一个“海”，否则就太完美了。
但海军可不是他能调动得了的。
（166）

“九一八”事变时，本庄繁就曾要求驻旅顺口的海军第2遣外舰队帮忙，把舰只集中到渤海湾内的营口附近，以策应关东军的陆上行动。
注意，这里是要求，而不是请求。
当即遭到第2遣外舰队的断然拒绝，理由是另有任务，且未接到军令部相关指令。
下面的话没说。
你本庄繁算个什么东西，竟然对我们海军指手划脚起来了，请问你妈贵姓？
本庄繁碰了一鼻子灰。这次他想通过参谋本部来跟军令部打招呼。
领导对领导，上级对上级，应该好说话一点。
可是本庄繁想错了，军令部的回答同样是——恕难从命。
官方原因是海军必须忠实执行政府关于中国事件不能扩大的有关政策。
私底下的原因就简单多了：老子出了力，让你风光，不干！
幸亏南京政府和张学良都没想到要从海上派援兵（连陆路也没有），不然的话，关东军和参谋本部就得找小肚鸡肠的军令部拼命了。
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次谁都看出日本人不是做做样子，是要对锦州城动真格的了。
12月9日，国联理事会又一次通过决议，重申日军必须“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同时决定尽快派调查团到当地进行调查。
决议很好，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美英法见势不好，也赶紧出来拉架，但日本人知道这三家就是玩虚的，根本理都不理。
日本真正担心的其实是苏联。原因显而易见，万一东北军要与日军在锦州决一死战，则东北的大部分后方就会陷入空虚，到时如果老毛子攻上来就悬了。
斯大林老狐狸一个，他才不想过来趟这趟浑水呢。你不是怕我会打你吗，放心，我绝不会动手。
少帅张学良这次算看清楚了，国联调查团还没出发，英美法吓不住日本人，苏联更好，干脆选择了在一边看热闹。
只能靠自己，可是自己能靠得住吗？
事实上，此前他还是为此小小地坚持了一下的。
日军大规模进攻锦州前夕，东北军19旅以铁甲车队为掩护，在义勇军的配合下，曾与西犯的关东军（也配备有铁甲列车）进行过遭遇战。
当时双方铁甲对铁甲，钢刀对钢刀，虽未全胜，但至少是没让日本人占到什么便宜。
本庄繁为此曾忧心忡忡，认为如果东北军都照这个样子抵抗，“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仅过一条大凌河就够自己喝一壶了。
“由于张学良军开始了积极的军事行动，锦州方面的事态异常紧张”，关东军不得不坐下来重新检视自己的战前准备工作。
可是本庄繁多虑了，因为少帅只是冲动了那么一下下，很快他就不“积极”了。
收复东北没戏，坚守锦州可能把自个的老本拼光。
想来想去，终于做出决定：撤。
为了这个决定，他会后悔终生吗？
因为这不同于“九一八”，那时他可以说，自己没有心理和行动上的准备，分不清日本人究竟是想找茬砸场子还是要抄他老家。
这个时候，也没有谁会再提出来，让他“绝对不抵抗”。能够做出这个决定的，只有他自己。
他不应该忘记，张作霖的陵园还没完工，老爷子的尸骨都未及迁葬，且祖宗祠庙，一朝辞别，何日可归。
他不应该忘记，处于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东北父老，没有一天不翘首西望，期盼王师北上，收复失地。
他更不应该忘记，将帅的责任，军人的荣誉，汉子的担当。
可他还是下达了撤军的命令。
驻锦州的东北军得到的上峰指示，不是如何固守城池，决一死战，而是撤至关内。
理由是：现政府方针未定，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
那“现政府”在干什么呢？
（167）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政府还是那个政府，但里面的人已经换了。
在外部倭寇环伺，内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向示人以强硬形象的老蒋也不得不对广州方面服软了。
按照汪精卫们的要求，老蒋不仅释放了胡汉民，还亲自把他送到车站。
别的也没多说，原本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老蒋只对胡汉民说了一句话：我错了，请原谅，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堂堂元首，能说出这种话，认错态度也算是够诚恳的了。没想到元老根本不卖元首的帐。
错？
错哪了，说出来。说不出来，这就又错了。
撂下这番尖酸刻薄的话之后，胡汉民又当着众人的面，把老蒋狠狠一顿数落。然后扬长而去。
面子，算丢尽了。可这就是政治。老蒋不仅不能生气，还得继续腆着个脸来朝汪精卫们说好话：
现在是共赴国难的时候，咱自家兄弟就别再互相拆台了，免得让外人看笑话，还是搬一块来住吧。
广州方面的回复也很干脆：我们其实也不想这么干，还不是因为你这人太讨厌。如果你滚蛋了，那我们就自动撤销政府，把家搬到南京来。
没别的办法了。
老蒋咬咬牙，成交。
就这样，老蒋宣布下野，广州政府随之撤销，一帮人全都搬回南京，代替老蒋当起了家。
既然老蒋都下去了，跟他闹别扭的汪精卫、胡汉民也暂时没好意思抢那头把交椅。
实际的政府领导人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孙科。
这位小兄弟头上的光环很亮，虽然年纪轻轻，却颇有乃父之志。鉴于老蒋倒台，多少跟他抗日不积极有关，孙科决定改弦更张，给日本人来一个酷一点的造型，对日态度开始趋于强硬。
但这个强硬却往往只能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之上，因为他和汪精卫、胡汉民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软肋——不是军人，没有军权，军队不听他们的。
说起来，这也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一个政治怪象。
本来政府是应该由懂治理会治理的各级文官主导。文人主内，武人主外，各负其职，才更合理一些（这也是广州政府的口号）。
但实际情况却是，文人往往得看武人的脸色，更有甚者，有些武人连表面功夫也不高兴做，直接把文人一脚踢开，不管会不会断案子就自己做起了县太爷（典型的如狗肉将军张宗昌）。
现在孙科也碰到了这种倒霉事。
老蒋人虽走了，部队却还属于“蒋校长”的，别人调不动一兵一卒。其它部队也是各怀心思，反正就没人愿意听他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指挥。
锦州告急，孙科急忙召集政府开会，讨论增援问题。
会开了大半天，之前口号响亮的各路诸侯却没一个愿意去打仗。
孙中山是“知难行易”的倡导者，他的公子却着着实实地尝到了“知易行难”的苦头。
中央不派援兵，这成了张学良不愿固守锦州的一个重要理由：东北又不是我一家的，你们都不管，我也不管。
东北军撤兵关内，事先孙科和南京国民政府并不知道。等从情报部门得到消息，已是几天后的事了。
孙科气得不行。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政府的人，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往后退了。
他立即向张学良发布命令，要求其死守锦州（“积极筹划，以固强圉”）。
这是“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下达的第一道抵抗命令。
（168）

没想到张学良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老蒋的话我也得捡好听的才听，你一个黄口小儿，我听你的？
照撤。
眼看日军兵锋将至，锦州局势急如星火，12月29日，国民党一中全会闭幕，会上以党内名义再电张学良，要求停止撤兵（“如遇侵犯，则抵御之”）。
张同志可没这么好骗的。
他回了个电，说你们要我一个地方部队，去打日本一国的军队，这力量对比也太悬殊了，怎么想得出来（“强弱之势，相去悬绝”）。
我不打。
当天，东北军参谋总长荣臻（就是从沈阳化装逃回来的那位仁兄）下令锦州各军实行总撤退。
第二天，国民政府在得知东北军发布总撤退令后，最后一次致电张学良，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要求他在锦州就算做做样子，也要抵挡一下（“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不发电还好，一发电，锦州部队撤得更快。
你都说“日军攻锦紧急”了，那我还不得赶紧往关内逃啊。
谁说只有关东军会“下克上”，我们东北军也会，逃起命来也一样不听你政府的。
然而故土之恋，人皆有之。当官的可以换个地方再当官，基层的士兵却要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流浪天涯。
很多老兵失声痛哭，不忍离去。
一切似乎都已经在预示着，从此将与东北永绝矣。
果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没能再返家园。
每当午夜梦回，永远失落的是那个种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
别了，美丽的松花江。
别了，那无尽的宝藏。
别了，我无助的同胞和衰老的爹娘。
44个军用专列，满载10多万东北军士兵，由锦州不停地驶向170公里以外的山海关。由于军列来去过于频繁，甚至因此引起了日军的高度紧张和戒备，还以为是从关内调来对付他们的中国军队。
由于分驻锦州各地，用了一周时间，才全部运完。
一千多年前，一位美丽的女子曾在后宫发出过泣血的哀叹。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五代后蜀花蕊夫人《述亡国诗》
1932年1月3日，嘉村旅团前锋数百人越过大凌河。
他们根本就没需要踩着冰面跑过来，因为大凌河上有铁桥。似乎是怕冰面不结实，日军走着走着会掉下河去，撤退的东北军很体贴地把大凌河铁桥完好无损地留给了前者。
他们只是把大凌河车站给破坏了，为的是怕日军撵在屁股后面追上来。
过了大凌河，很快就兵临锦州城下。
到了这里，日军已再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很清楚，在这里迎接他们的，必将是一场恶战血战大战。
覆尸满城，流血漂橹，几乎是一定的。
作为前锋，只能第一个在锦州城“玉碎”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重镇锦州，兵家必争之地，其实只是空城一座，守军早已跑得清洁溜溜了。
出现在这些远道之“客”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场景：以锦州城为中心，周围呼拉拉铺开六里路（“蜿蜒如长蛇”），里三层外三层布满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是防守的人，一个也没有。
日军起初不能相信这一事实，等咬一咬舌头，确认这不是在做梦后，一个个欢呼雀跃，异常兴奋（“实愉快万分”）。他们谢天谢地谢天皇，甚至谢上了中国的孔子，认为自己正是孔子兵法中不战而胜的得益者。
连仗都不用打，就捞到了首功一件，这感觉当然就跟突然中了个百万大奖一样。
锦州，终于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被关东军兵不血刃地收入囊中。根据日方记载，当天的锦州，虽然天气晴朗，却狂风怒号，满天卷起黄色旋风，“令人惊心”。
我告诉你，那是我们的祖先在风中声声咆哮。
（169）

苏涂涂　兄：
不好意思，笔误，bug一个。

甚至谢上了中国的孔子，认为自己正是孔子兵法中不战而胜的得益者=甚至谢上了中国的孙子，认为自己正是孙子兵法中不战而胜的得益者

声势搞这么大，面对的却是一座空城，兴致勃勃赶来的各路鬼子也感觉很无聊。
除了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关东军飞行队侦察第8中队驻守锦州外，其余部队都各回原地驻防。
按照常理，既然东北军都已经跑了，锦州日军的日子应该很好过。
朝鲜龙山师团原来常驻朝鲜，那个地方的“治安”，用他们的话来说，是糟透了。有时候大白天的，日本人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唯恐一不小心被拖到角落里给剁了做成人肉叉烧包。
能够有机会跑到东北来透透气，散散心，放松一下心情，实在是件美事。
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东北这疙瘩，也不是好呆的。
锦西葫芦岛，是东北军撤退关内的必经之地。龙山师团经过情报侦察，发现那里的东北公安总队也已经撤走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东北军在锦州这个地方也不是真的一枪都没打过，不过大多不是正规军人打的，是警察打的。
东北公安总队实际上是一支警察部队，而他们的头，就是那个后来跟小萝卜头关一块的黄显声。
提起这兄弟，可是铁骨铮铮的一条硬汉子。
黄显声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跟张学良还是一个科：炮科。对讲武堂的同学，少帅自然要格外关照一些。先是让他入了自己的卫队旅，后来又任命他为奉天警察局长。
张少帅手下的官，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居多。惟有这个黄显声，那是比较认真的。
当了警察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掀起缉毒风暴。
别的警察局长也不是不反“黄赌毒”，不过基本上是走过场，所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一般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看僧面看佛面。
到了黄显声这里，只要你藏着毒，统统别想过。
如果光打苍蝇不打老虎，那就不叫黄铁汉了。在任期间，他不仅找过日本人的麻烦，就连黑龙江省 汤玉麟的私货也被他抄过。
照这个趋势下去，东北这块地面上，就没有谁他不敢惹的。少帅那是提早一步跑到北平去了，要不然被他抓住，没准发起性子来，也会被当作瘾君子给送到局子里去蹲两天。
“九一八”后，东北军做了缩头乌龟。黄铁汉愤愤不平，就来了个无证上岗，带着手下的这帮警察兄弟和日本人干了起来。
不是说“绝对不抵抗”吗？那说是的军人，我是警察，凭什么不抵抗。
张少帅虽然不愿意拿军队去拼，让警察偶尔打打黑枪，他还是乐意的。
黄显声和他的东北公安总队是最后一个从锦西撤走的。他们都撤了。日本人就知道东北军真是全躲到关内去了。
尽管如此，锦西还是要驻防的。
龙山师团命令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出人。
旅团长依田少将把古贺传太郎大佐喊来，让他带着自己的骑兵第27联队（古贺联队）去锦西溜上一圈。
没什么仗要打，就当去郊外散心。
古贺这小子，虽然一直在朝鲜当差，对东北倒不陌生。早在日俄战争时，他就到沈阳搞过侦察。
不过这段经历绝对很惨，因为他不幸被老毛子抓住了。
当然最后又逃了出来，但东方不是西方，做过俘虏那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影响仕途啊。
看看他的职务你就知道了，日俄战争都经历过，还只是当个小小的骑兵联队长，混得好是这副德性？
说起来是一个骑兵联队，但由于是临时编组（就象第38旅团也是临时编成一样），庙大和尚少，把他自个加起来，超不过一百个人，只能勉强算一个中队。
混成这个样子，脸皮薄点的就不如拿块豆腐撞撞死算了，活着多丢人。
古贺不算脸皮薄的，他要把面子找回来。
（170）

更正：
汤玉麟应为热河省 ，刚刚发上来时才发现写错了。跟各位兄弟说声抱歉。

就在这里，那个不用他费神打仗的锦西。
弱者面对更弱者，也可以当自己是强者。
他并没有带部队直接进入锦西，而是在走到锦西县城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叫来翻译：你去，让锦西的文武百官排着队来迎接我。
翻译觉得这是一个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
东北军都撒丫子跑了，县里的那帮老少爷们还能定定心心在城里等您老人家露面？
可古贺联队长的话也不能不听，当下只好硬着头皮进城了。
一进城，放心了。
县太爷真没走。
锦西县长张国栋听了翻译的传话，连连点头，急忙找人准备欢迎仪式去了。
翻译觉得联队长的话很神，其实张县长是有苦说不出。
能跑，我还不早跑了。
张学良主政东北，不仅自己收税自己用，还发行一种地方货币——奉票。张国栋做过奉天省（辽宁省）的议员，到了锦西后便也有样学样，印发了一些地方流通券，从老百姓手里捞走了不少钱。
流通券不是黄金，战乱一起等同于废纸。等到锦州危急，张县长想跟着黄显声一块走的时候，就发现走不了了。
大家伙一把拖住了他。
先别走，你得讲清楚，这个流通券还值不值钱。要不你给我黄金，我把流通券还给你。
这么一扯，倒霉的张县长就落下来了。
眼下，先应付日本人要紧。张国栋把县衙里留下来的人都召集到一起，一清点，少了一个人。
这兵荒马乱的，少谁都正常。他也没太在意，便带着一众人等欢迎城外的“皇军”去了。
张国栋在日本留过学，知道一点“迎宾”的规矩，仓促间，竟然连日本国旗都赶制好了。
古贺带着他的骑兵联队一摇三摆地过来了。张国栋诚惶诚恐组织起来的“迎宾仪式”自然让他很是受用。
接着，又挺着胸脯，把张国栋这帮人召集起来开会，让他们组织维持会，以维持当地的“治安”。
一伙新晋汉奸无不胁肩谗笑，附首贴耳，没有一个不把这位古贺太君当太上皇给贡着敬着的。
看来官大不大都不要紧，有感觉就OK。
可是古贺太君，你的面子是肯定有了，但命马上就要没了。
因为已经有一帮强人在那里磨刀了。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袄年华，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中庸》
以上这段话，是孔老夫子几千年前对他的学生子路说的。那时候他就看出来了，北方人不怕死，凶猛，是一群“强者”。
锦西葫芦岛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强者居之”的北方之地。
当然不是指城里，而是指乡下。
在锦西的乡下，盛产溜子。
不用猜了，这不是什么好吃的水果。跟胡子的意思差不多，其实指的是“道”上的朋友——绿林好汉。
与之相适应的是，为了防溜子，锦西农家几乎户户有枪。
买枪的银子还都是各家各户从自己口袋里摸出来的。别地方的人有钱了就拿出来再买地，这个地方的人都想清楚了，地再多也是进贡给溜子的。那还不如买枪划算，至少可以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不致饿死。
于是，枪便成了宝贝。有地有钱的单买，没这种经济实力的就搞拼车，合起来买。最后十几户几十户上百户，便可以凑成民团。
锦西的民团，那是遍地开花。
民团和溜子本来是死对头。日军来了却把他们捏成了一堆——但凡身上有点血性的，谁会拒绝团结起来保家卫国，一道打鬼子？
当然这中间还需要有一个人捏合。
（171）

张国栋组织“欢迎仪式”时，不是少了个人吗？
这个人是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
这苑凤台可不是一般人，他也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跟黄显声是同一期的。
作为东北地区最知名的军校，讲武堂还是出过点人物的。
苑凤台没出席张县长的“欢迎仪式”，他去准备自己的“欢迎仪式”了，那就是带着全县民团给古贺太君好好地喝上一壶再说。
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县长不是军人，民团可由公安局长掌握和指挥。
除了能领导民团，苑凤台还有一个特殊的人脉关系。
他和当时主要的一个绿林首领有远亲关系，通过这个亲戚，苑凤台又取得了绿林好汉们对联合作战的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民团无实战经验和战斗力较差的弱点。
黑道白道都齐了，那就跟鬼子干吧。
群众的优势就是人多力量大，虽然不是正规军，但呼拉拉的一大群，看上去也很拉风，一下子就把锦西县给围上了。
这时，朝鲜龙山师团向锦西运送辎重，又来了几十个日军官兵，也给一道围在了里面。
古贺一看，外面这么多人，这么多枪，黑压压的，这不是东北保安总队杀回来了，又是什么？
身边加上辎重兵，也就一百来人，要对付一千个敌人，哪怕是警察兵，也够受啊。
遇上这种情况，平常军官就得呼叫救援了。可古贺不一样，人家日俄战争时就从事艰巨的地下工作了好吧。
感觉身陷大难之中的古贺大佐，此时很有一种要做点成绩给全世界人民看看的勇气和果敢。
他决定“先发制人”，自己拯救自己。
古贺按人头分了一下工：松尾少尉率辎重兵回锦州领弹药给养兼报信；村上中尉带领少部分骑兵在县里守着；他本人则亲率骑兵联队的大部分步骑兵出来“扫荡”。
本来人就不多，他还来了个兵分三路，做个骑兵联队长真不算屈才。
锦西县长张国栋现在已经把古贺当成他的新主子了，在古贺出发前很体贴地劝他谨慎从事，免得小命玩完。
古贺反而来劲了。这时候不充英雄什么时候充。
他笑了笑：不过是一些小毛贼而已，看我手到擒来。
一上战场，“英雄”就被卡住了。
民团的人虽然没什么作战经验，但架不住人多，而且不讲战法，“瞎打”。
“瞎打”的意思是，他们不跟古贺的套路走。
古贺是把他们当保安总队，或正宗游击队对待的，所以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可民团的人都是老百姓的干活，没怎么打过仗，不懂这一套。
我劈过来一板斧，按古贺的意思，你得拿刀格挡一下啊，那我下面才能继续出招。民团的弟兄们不挡，他们只知道拿刀捅你的肚脐眼。
古贺愣在那里了。还没等他完全摆开架势，联队就挨了无处不在的民团一阵乱拳。
这一下，总算把他打醒了。
哦，原来你们不会打仗啊，给我冲。
这一冲，又坏了。
被对方一扫，死了一大半，而且很多都是一枪毙命。
这种枪法完全都是正规部队神枪手的专利，
晕啊，古贺彻底被绕住了，不知道眼前这些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战术纪律杂乱无章，枪法却又是如此精准。
你们哪个单位的，请问？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因为打枪的人都是绿林好汉，百发百中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
古贺被打败了，真的被打败了。
这时，他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留守的村上中尉被包围了。
“扫荡”无功，老巢眼看也要不保，今天这脸算丢大了。
赶快回去吧。
古贺打马就走，欲援救县城里正受苦受难的村上。
可是没走多远，他自己就连中两枪，一个倒栽葱摔下马来。
这回他再也不用担心面子问题了。
（172）

煮茶闲聊　兄：
这位张老的话，连为他作口述实录的唐德刚都担心，觉得很多话不靠谱，有满嘴跑火车之嫌。但他晚年没让别人为他顶杠这一点，还是觉得赞赏的。关于张老，我有一句基本评价（后面会说到），其实就是弄错了角色，如果让他演《情深深雨蒙蒙》再好不过，可惜历史让他演的是战争史诗大片。
仁兄以韦小宝相比，此喻从未见过，十分的有趣。韦小宝的幸运是金庸硬塞给他的，与之相比，历史却要严酷得多。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
古贺带兵出来“扫荡”的时候，松尾少尉还在往锦州的路上赶呢。
本来他这一路应该算是最安全的。因为目标最小，无论是民团，还是溜子，都不会冲着他来。可这人要是一倒霉，阎罗王都会跟在你屁股后面讨赏钱。
这一大清早的，气温很低，又赶着大车。走出三十里路，众人就吃不消了，一个个又冷又饿还累。没办法，只好就近在一家农民的院子外面取了一些高粱秸，用来点火取暖兼做饭。
人要吃东西，那马也不能饿着，出劳力可全靠它呢，所以接着又拿了点墙角边堆放的谷草去喂马。
应该说，相对于日军一贯烧杀抢掠的作风，这帮孙子的做法还不算太离谱（毕竟任务在身嘛）。
可是这家里的农民小伙子不乐意了。这兄弟也不问松尾要钱，直接奔隔壁去借了一把老式步枪，就准备把拿他谷草的那个小子给收拾掉。
这时候，他族里的一个长辈拉住了他，并且严肃地正告他——你不能打啊。
接下来，你一定会以为是这么一句话：算了，不就拿了点谷草嘛，也不是很值钱。
或者是：孩子，不能啊，杀人要偿命的，何况这是东洋兵，你千万不能这样做。
都不是。长辈的话是这样说的：
你不能打啊——
你打最多只能打死一个，他们有三十来个呢，应该找人埋伏起来一块干掉。
…………
有点无语，这锦西的民风也太强悍了吧！不过我喜欢，顶一个先。
小伙子一听有理，便从本村拉了十来个人，跑到锦西至锦州的必经之路上，找了一块高坡埋仗起来。同时，还派人向附近各村送信，邀请大家来帮个场子。
松尾少尉和他的部下们吃完早饭便又上路了，他压根不知道一会儿工夫能和人结下这么深的梁子，只顾着拼命赶路，好运回枪弹给养给古贺用。
一到高坡下面，枪声便响了起来。
其实这时候，高坡上的人并不多，又都是没什么战斗经验的农民。松尾们都骑着马，如果打马夺路而逃，还是能捡回一条命的。
可是松尾没这样做。
辎重兵嘛，平时就让人看不起，打仗也轮不上，手平时还挺痒痒的，而且高坡上的伏兵看上去比较差劲，穿着便衣也就罢了，就连射击姿势都做不好，属于典型的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不在这帮人身上立点战功，简直就没天理了。
松尾一扬手，辎重兵们都下了马，端起枪朝农民们对射。
归根结底，松尾还是吃了不懂民情的亏。
这个地方的规矩是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而且必须相助。否则下次等你有了难，鬼才会搭理你。
所以援兵是越来越多。
等到松尾发现周围密密麻麻布满了持枪农民时，已经晚了。
就算里面没几个枪打得准的，可这集中起来，就是弹雨，而且一下就是两个小时，不带停的。是个人，谁受得了。
松尾辎重队全军覆没。连没及时逃散的那十几匹马都跟着倒了大霉，被流弹打得满身洞眼。逃掉的马，农民们也没放过，骑着自己的马一阵猛追，全部捕获。
都是纯种的东洋马，脚力好着呢，补鬼子赊的谷草钱那是足够了。
古贺联队和松尾辎重队的被歼灭，使关东军和日本政府都大为震惊。
江桥那一仗，吃点亏还能理解。毕竟是东北正规军，又有一个会打仗的马占山在那里指挥。可锦西这一战，却把他们自己给弄蒙了。
堂堂的骑兵联队，怎么会连一群农民和土匪都搞不过呢？
日本人认为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悲惨的事件（“夫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
他们对锦西状况重新进行了评估，认为这个地方“胡匪猖獗，民生疲弊”，而这里的人大概是几百年前的那个“魔王”成吉思汗的后代。
什么意思？
“借”他一点谷草就要干掉你，一点“道理”不讲，这还不是和当年差一点就把整个日本岛全部灭掉的蒙古人一模一样吗。
实在是太凶猛了。
面对这帮“土著凶人”，日军只好决定，把张国栋等汉奸带走，放弃原来的老县城，移地重建新的锦西县城。
日本人的特点是，你对他软弱一点，他就放肆一点，而你如果对他狠一点，他倒马上就自动自发地懂得了收敛的道理。
锦西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此战后来带动了东北义勇军的兴起。
不管怎样，关东军总算是从面上把包括锦州在内的辽西部分地区给占领了（锦西的事可暂不管它）。
现在要掉转头对付黑龙江的马占山了。
（173）

早在准备进攻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心惊肉跳的消息，那就是退守海伦的马占山有重新向省城齐齐哈尔移动的迹向。
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的部队经过江桥一战，并未丧失元气，他还有重头再来的机会和实力。
马占山自从到了海伦之后，由于声名在外，要求采访他的国内外记者那是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不过对于记者们来说，采访名人，绝不是一件好干的差事。
耍大牌那是家常便饭，遇上个别不厚道的，甚至还会关上门躲在阳台后面朝你开黑枪。
不去吧，又交不了差。有的记者被逼得实在没法，只能用“多方采访某君，只是联系不上”或“据信”、“坊间云”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来进行搪塞，一篇新闻看似拖得老长，其实当事人什么也没说。
记者这碗饭，真的挺不容易。
再者，马占山的身份有些特殊，此人土匪出身，斗大字识不得几个，场面话估计说不出来，粗话又登不上报纸。那些第一次采访他的记者都觉得很悬，有的甚至把瞎编的文章都事先准备好了，采访就准备只过过场。
令记者们大吃一惊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马将军除了相貌不太威武，与想像中有所区别外，一张嘴却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把记者们都说得一愣一愣的。
马占山还特别懂得记者的心思，不断提供给他们有关于江桥抗战的各种猛料、第一手料，那是要煽情有煽情，要悲壮有悲壮，要痛快有痛快。
这批没打过仗、也没看过打仗的记者个个听得如临其境，如醉如痴。
最重要的是，作为名震中外的“抵抗将军”，马占山没有一点大牌的架子。不管事务都忙，听到记者来了，无论来头大小，他都要挤出时间亲自接待，并奉若上宾，决不肯随便怠慢一个。
这种思维和意识，绝对是现代的不能再现代了。
通过记者一波接一波的生动报道，马占山的事迹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在全国的威望一时间无人能及，就连以前威风凛凛的蒋介石都被拉下去一大截，私底下对老马是又妒又羡。
见过火的，没见过这么火的。
此时，不仅江省的正规军队惟他大旗所向，就连黑伦周围的各路民团、肇东的蒙古王公也都听其调遣，不说兵强马壮，至少称得上声势夺人。
本庄繁通过情报得知，归马占山统领的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旅）距离省城只有40多里。这点路程对于骑兵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眨眼间就能杀到。
此时的齐齐哈尔防守却极其空虚。
第2师团（仙台师团）已经奉调到了辽宁，整座城里只剩下几百名老弱残兵。
如果马占山乘此机会长驱直入，省城旦夕可下。
本庄繁在司令部里急得团团转，赶紧调兵加强防守。
仙台师团西进的尾巴——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刚要离开洮南，就被本庄繁喊停，要求随时待命增援齐市。
与此同时，从日本国内的第8师团中抽调部队，组成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进入东北后直接驻防齐齐哈尔。
但在关东军内部，对马占山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抚”。
江桥抗战之前，受到东北军“软弱无能”印象的影响，主战观点一直占据上风。
但是战后一盘算，亏大了。
因为谁都没想到马占山这么有种，还这么挺得住，虽然最后拿下了江桥和齐齐哈尔，但关东军死的死，伤的伤，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甚至江桥之战的几个主要当事人，包括本庄繁和多门，都曾经多次对这次战役做过反思，研究其中的得失之道，越研究越觉得马占山这个人在打仗方面的确有很多高明之处，跟他做对也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要想劝降马占山，得通过一个人。
（174）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一个萝卜一个坑，已经把几个省的“东北代表”都落实好了。
奉天是臧式毅（就是那个“九一八”后曾被日军看管起来的软蛋），吉林是过气阿哥熙洽，黑龙江的这位，就是我们将要介绍的出场人物——张景惠。
还记得张作霖发迹以前，那个把八角台团练长的位置都让出来的仁兄吗？
这个人就是张景惠。
他以前是卖豆腐的，也颇有点生意经。看到张作霖是个带头大哥的料，便把本钱全都投在他身上，这才有了八角台让贤的“高风亮节”。
投资很快就见到了成效。随着张作霖越做越大，张景惠的官也跟着见风长。等到张作霖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豆腐王子”张景惠已经做到了政府总长（相当于部长）。
倒霉是从皇姑屯事件开始的。日本人那一炸，不仅把张作霖送上了天，连累陪同的张景惠也受了伤。
受伤还是小事，从医院出来后，他就发现不对了。
张学良做了新老板，下面的人重新排排队，分果果。
当年一道和张作霖拜过把子的张作相风光无限，做了吉林省 ，还每每在张学良不在东北时担任留守司令。
这也不去说他了，好歹人家有让位之功。让张景惠感到气愤的是，就连那个张大帅生前不怎么待见的万福麟，也在少帅面前无比得宠，不光坐上了黑龙江省 的金交椅，还跟着到北平吃香的喝辣的去了。
张景惠本以为按照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怎么着也得比这个草包万福麟强，没想到最后就捡着一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职位。
所谓东省特别区，就是东北四省区中最小的那个区，只能管管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很小一块地方。
老子连中央政府的部长都干过，现在却只给了这么芝麻绿豆一个小官，也太欺负人了。
张景惠愤愤不平，一肚子不满。
只要对张学良不满，就有戏唱。日本人马上就盯上了张景惠这只有缝的鸡蛋。
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意思，本来是想把黑龙江的“代表名额”交给张海鹏的，可这老小子在江桥的表现实在太差，自己不争气，只能让他继续在洮南呆着了。
在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黑龙江事务主要由高级参谋板垣主持。板垣来到省城后，想到能够代替张海鹏的第一人选便是哈尔滨的张景惠。
除了姓张的比较听话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马占山曾是他的部下，后面的工作比较好做。
跟张学良反目，就是为了官小，现在江省 的乌纱帽就放在桌上等他来取，这张景惠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可他迟迟不去。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马占山是什么样的人，张景惠不是不了解，那是个人见人怕的厉害角色。你现在就从他脑袋上抢江省 这顶帽子，他能答应吗？没准宰了你的心都有。
可板垣也不是好惹的：你怕马占山，难道就不怕我们关东军？
无奈之下，张景惠只好派了两个幕僚去找马占山，要马占山“原谅则个”。
本以为小马能多少体谅一下他这个老长官不得已的“苦衷”，没想到马占山不听则已，一听之后勃然大怒，大骂着就把来人哄了出去。
这时候，从表面上来看，马占山是要与小日本干到底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位顶着“抵抗将军”帽子的英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作为后人，我也不能随意猜测。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很遗憾，马占山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
（175）

马占山发了火，张景惠心里就发了毛，无论板垣怎么软硬兼施，都不肯离开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去就职。
板垣下了决心，让张景惠给他搭桥，一定要去会会这个传说中的死对头。
马占山没有拒绝，只是提出见面地点既不能在齐齐哈尔，也不能在海伦，必须在第三方的一个秘密地点。
这次谈判结果出乎几乎所有人的意料。
板垣承诺，仍由马占山担任黑龙江省 ，日本划该省为自治区，持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三项政策，只派日本顾问协助。
条件是：必须将省内的铁路、矿山、森林权益转让给日本，并由日本负责满洲国防。
马占山——
同意了！
对此，板垣本人也大为吃惊，以马占山在江桥的态度，他原本预料谈判将会非常艰难，已经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
他没想到马占山如此爽快地就答应了，甚至起码的谈价还价都不需要。
早知马占山如此想法，江桥之战前这样谈一下不就好了吗？关东军和第2师团（仙台师团）何至于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马占山，其实连我们也看不清、弄不懂你了。
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能单纯地用一个好或者坏来形容。
按照马占山事后的说法，他这次接受日本人的条件，是一次早有预谋的诈降。
但如果我们不为尊者讳，通过史料分析就可以看出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一直未主动对马占山部发动进攻。
究其原因，马占山和参谋长谢珂有了一段对话。
谢珂认为，海伦占有地形之利，且抵抗力量不断壮大，日军恐蹈江桥覆辙，所以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马占山对此却另有一番解释。
他说这事与小皇帝溥仪有关系。
十多年前，马占山曾到天津叩见过溥仪。溥仪还送给他一张古画，并从此知道了他的名字。这次日军之所以不穷追猛打，就是因为溥仪以“马占山是我的人”为由向日本求了情。
这个理由很有点无厘头，溥仪几斤几两，日本人要听他的？
但是谢珂还是从“溥仪求情”中嗅出了另外一番味道，他劝马占山不要对日军存有任何妄想。
马占山却自顾自地又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如果我们有了力量，什么时候抗日都不晚。现在锦州不保，张学良看来是永远回不了东北了，我们也应该想想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以谢珂的想法，就是同日本人血战到底，不还我河山，誓不罢休。
可他改变不了马占山。
无奈之下，他只能和苑崇谷等人一起，交出兵权，转投它方。
不料半途中身份暴露，遭到日军扣留。日本人在知道他曾是江桥抗战的黑龙江守军二把手后，便想利用他，就问他愿不愿意去坚持抗战的苏炳文那里说降。
愿意啊，怎么不愿意。当着日本人的面，谢珂满口同意。
到了苏炳文的地面，谢珂不仅没尽说客的义务，还鼓励苏炳文继续抗日到底，而他自己也留下来担任了后者的参谋长。
无论身处何种逆境，谢珂始终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热血军人。
如果是假降，何至于连同甘共苦的参谋长都蒙在鼓里，且最终撕破脸皮，分道扬镳？
有人揣测，马占山当时可能是认为既然张学良无法再入东北，而日本人又答应不干涉江省事务，自己可以取得管治一方的权力，以后趁机再图将来。
但这是一个足以令他后悔不已的决定，一世英名差点就毁在这上面了。
就在关东军在江省大有“斩获”的时候，南方的大上海正在发生一件大事。
（176）

这件事的主角之一是日本海军。
东北打到现在，立功的立功，封官的封官，进爵的进爵，反正没海军什么事。用一个经典句子形容就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当年英美国家之所以要拉滨口内阁签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也是因为看到了日本海军的实力，不敢不把这亚洲的黄皮猴子给拉进来。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连像样点的大炮都没几门。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比也不能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技术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没死多少人倒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东北给拿下来了。
这是什么样的成绩？
英雄的成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气苦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决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不过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挑事，而这回帮他们挑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板垣并不比他的同事土肥原大方多少，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只掏了区区2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帐，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
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这川岛芳子的老爸就是那个搞“满蒙独立”搞到家破人亡的肃亲王。
两人在一块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