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以为翁猛人打红了眼，或者是逞一时匹夫之勇。
但其实翁照垣自有其难言之苦衷。
开始，他不可能跟着市民义勇军一起撤，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很可能日军从吴淞一登陆，跟着屁股就撵过来，结果是已经撤的人也撤不了了。
吴淞的坚守是一个标志。只要这里没有陷落，日军就不可能从东面横扫过来。
这么一犹豫，时机就错过了。等到想撤的时候，发现往嘉定去的必经之路——无论是罗店还是杨行，都已被日军占领，而这两个地方的日军仅数量就要大大超出己方部队。
要撤，就必须经过以上防线。一旦被日军发现，双方势必缠斗在一起，而以翁照垣旅现在的状态和实力，孤军作战，无异于飞蛾扑火。
所以翁照垣一度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撤是条死路，还不如继续死守要塞，就算大家抱团牺牲，也比撤退时被日军围而歼之强。
见中国军队已经大部西撤，不陪他玩了，白川又气又急。他立即下令，要求善通寺师团和金泽师团拿出全部精神头来穷追猛打，务必围歼19路军和第5军，以便在国联大会召开前把生米做成熟饭。
3月2日这一天，日军没怎么打仗，重点干的活就是赶路，把中国军队撤退后留下的阵地控制住。
至黄昏，善通寺师团在通过浏河镇后，随即向嘉定进发，而金泽师团也已赶到了真如、南翔一线。
白川摆出的，是一副不歼灭中国军队誓不罢休的架势。
显然，西撤也并未完全脱离险境，他们随时有被日军继续围攻的危险。
这时候有一个日本人坐不住了——
驻华公使重光葵。
这位兄弟大学一毕业吃的就是外交饭，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对这个行当可谓了解甚深。
他知道，国联大会一开，日本就是想打也不打不了了，不如趁现在中国军队撤退，来个见好就收，这样还能让日本在国际上落个“仁义”的好名声。
其实日本国内也早已力不从心了。
虽说中国军队已退至第二防线，但其主力尚在，后援部队也正陆渐赶来。接下来的仗也不知要打多久，时间短了还好说，如果被拖在这里，日本国内的人力和物力都难以支撑。
继续增派部队吧，日军能派出来的援兵实际已达极限。因为当时日本总共才只有17个常备陆军师团，5个已调去东北和朝鲜，上海来了3个半（半个是指久留米混成旅团），国内剩下另一半得用于看家，从兵力上已经相当捉襟见肘了。
还有，继续打仗就得继续往外掏银子。在上海打了一个多月，钱花去不少，再想往外掏，口袋里就羞涩了。
那位说了，没钱可以借嘛。
问谁借？日本在国际上的名声此时已臭翻了天（看看国联的情况就知道了），想借都没人肯借给它。
按照犬养内阁的估计，日本能拿出来的军费连三个月都维持不了了。
谁又能保证战争在三个月内一定能结束？
知犬老之心者，重光葵是也。
可是眼见3月4日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老白川却仍然是一副张牙舞爪的腔调，一点要收手的意思都没有。
这可怎么办？
（248）

跟军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重光葵对这些人的脾性非常了解和熟悉。你要是用政府命令来压他，不仅不会听命于你，还会像个骄傲的公鸡一样，昂着个鸡冠头，撅起屁股，理也不理你，而且以此为荣。
不能来硬的，得来软的。不能走直线，只能走曲线。
他先找参加过停战谈判的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商量。令他意外的是，都不用他再讲什么大道理，后者马上表示十二分的理解和支持。
重光葵心里这个感动。要说高素质，还得看人家海军。要是陆军也这样，我们搞外交的就可以省好多力了。
他真算是找对人了。
因为自从善通寺师团在七丫口登陆，中国军队撤退至第二道防线后，海军就需要点眼药水了——没办法，红眼病上来了，挡都挡不住。
自己辛辛苦苦开的局，没想到让陆军后来居上立了功，这真是没一点天理啊。
现在大使先生说应该让陆军罢手，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并且愿意举双手双脚赞成。
得到野村的支持，重光葵兴冲冲地跑回驻华公使馆，赶写了一份宣布停战的声明书。
3月3日凌晨，各国通讯社都收到了这份声明。
抢先发完声明，重光葵鼓足勇气，准备去做白川的工作。
他知道在一个人正打得顺手的时候，这种思想工作不是好做的。
必须找一个有面子的强人来给自己壮胆。
他找的是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论官职，松冈洋右当时只是一个参议院议员。但论强硬，在国内那是数一数二的，活脱脱就是一个“斗士”形象。
其实这位松冈小时候还是蛮可怜的，他的早年经历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苦情励志片。
松冈11岁时，家里便破产了。两年后，父亲把他交给做船长的弟弟，希望这个弟弟能给儿子找一条出路。
船长叔叔把他带到了美国。来到这个传说中的西方花花世界后，叔叔给小松冈找的“出路”，就是把他一个人扔在美国街头，让这个未成年孩子自己去想办法。然后，他竟然就丢下小松冈，拍拍屁股走路了。
估计这个没心肝的叔叔本身就是个不成材的东西，原本想趁此机会，客串一回人贩子，把松冈骗到美国给卖了，混点小钱花花，却没曾想有价无市，“鬼畜”不收，一气之下便把松冈给扔了。
可怜啊，才13岁，小学还没毕业呢，就这么被抛弃在异国它乡。一时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也是松冈命不该绝，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家好心肠的美国人看到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孩子，就把他收养下来。
从此以后，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便开始了。
正是这个松冈，在日后得势后，一扫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并主张对美国“绝不示弱”。
也许刚去美国的那段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导致他对美国没什么好印象。
真奇了怪了，有怨申怨，有恩报恩。你不去恨那个不是人的叔叔，去怪山姆大叔干什么呢。不管怎样，人家是救了你的，又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大恩人啊。
因为经历特殊，这松冈做人做事都有那么一股子“你不惹我，我也要想办法整死你”的狠劲。
（249）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就利用担任驻上海领事馆助理的机会，弄到了俄国舰队将从金兰湾北上的情报，从而为日本海军取得大海战胜利立下了大功一件。
一个小小的领事助理，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不由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松冈自此就引起了日本朝野瞩目。
以后，这厮还做过关东都督府（关东军的前身）外事科长、“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所到之处，都无一例外要摆出肌肉男的造型，很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重光葵拉松冈出来的用意很明显。因为松冈这时候也是赞同在国联大会召开前，让自己政府找台阶下的。
松冈赞同停战谈判，除了有国联因素、犬养关照（首相特使嘛，派他到上海就是为此而来）外，还与他的“满洲情结”有很大关系。
别忘了，松冈可是在“满铁”混过好多年的，那对满洲可是大大的有“感情”。
他像当时的很多日本要人一样，认为日本最应该吞并的是东北，担心如果日本在淞沪战场上陷得太深，会影响到“满蒙大计”。
看到连松冈这样的“超级激进男”都主张及时收手，白川不得不冷静下来。
这次谈话足足进行了4个小时。白川终于接受了重光葵关于向全军发出停战令的建议。
下午1点，他在停战令上签字。
一个小时后，停战令正式发布：“本司令官（白川）决定，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
但在白川心中，仍然对全歼中国军队存有很大希翼，并且信心十足。
只要占领一个地方。
葛隆镇。
停战令是签署了，但军队早上就派出去了，所谓覆水难收是也。你们就瞧好吧。
白川暗自得意。
说真的，这老小子确实是有两下子的。
初到上海，他看中了一个七丫口，结果差点使中国军队陷入被包围歼灭的命运。
仅仅2天后，他伸手指向了地图上的另一个地方。
同样是命门所在。
葛隆镇位于嘉定以西，黄渡以北，沪宁铁路以东。一旦占领这里，第5军和19路军的归路就等于被切断了，后果不堪设想。
白川：我用不着再在嘉定和黄渡跟你们一点点磨。我相信，只要断了你们的后路，那个崩溃的人必然就是你们。
欲保葛隆，必守娄塘，后者是前者的屏障。
娄塘镇距浏河仅仅15里路。
3月3日凌晨1点，日军善通寺师团前锋千余人部队率先朝此袭来，并与在此驻守的孙元良旅第517团的三个前哨连交上了火。
“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最后一次恶战开始了。
（250）

实际上，张治中事前并没有料到白川会到这里来断他的后路，他把重点仍然放在嘉定城的攻守上面，所以部队实际上是仓促应战。这使局面一度非常被动。
517团的那三个前哨连一共也就几百人，担负的警戒线却有三千米宽，也就是说防范的面实在太大。
2小时过后，三个连便只剩下了两个连，而且被冲上来的日军团团围困住了。
就这样，后面的日军仍然如同潮涌一般，不断朝娄塘杀来。
早上8点，善通寺师团已在娄塘附近集结了4千主力，频频向517团主阵地发起全线攻击。
当时危险到什么程度，就差一步，日本兵就可以端着剌刀冲进位于娄塘的517团团部里面去了。
幸亏该团的一个连（第1营第3连）挺身而出，拼死力战，才把日军暂时击退。
10点，旅长孙元良亲自来到团部，一面加强指挥，一面向第5军军长张治中紧急报告敌情。
张治中知道娄塘情况危急，必须迅速派援。
此时与娄塘靠得最近的是嘉定，在这里固守的是俞济时师主力。
派俞济时师北援？
日军早已兵临嘉定城下，这样一来，也许正投其所好。可能不仅解不了娄塘之困，还会因嘉定之敌长驱直入，使局面变得更糟。
俞济时能守住那里，不让日军过来，就算对得起大家了。
想来想去，又想到了那个救命稻草——88师独立旅（税警总团）莫雄团。
自从倒霉的王赓被解除职务后，莫雄就代替了他的位置。这一路过来，税警总队一直为主力撤退打掩护，功劳着实不小。现在莫雄团就驻在蓬朗镇，位于葛隆和娄塘的侧后，让他们从背后增援，是个再好不过的主意。
张治中的思路立刻清晰起来。他发出命令，位于嘉定的俞济时师策应右翼，先期奉命从浏河撤至太仓的宋希濂旅掩护左翼，居中的莫雄团则火速增援，以这样一个品字阵型，确保即使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日军也无漏洞可钻。
真是不能再出一点差错了。
可是莫雄团也不是翼生双翅，他们跑过来是要时间的，而在他们没来之前，孙元良必须靠自己顶住。
这时候的517团早就没有一个整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4千日军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了8千。
更糟糕的是，娄塘守军不仅人少，弹药也快没了。
这种情况下，铁打的人也没法再坚持。
午后，娄塘一线阵地被先后突破，517团只剩下半个团不到。
时间是下午3点。
在葛隆镇进行指挥的孙元良已知退无可退。
（251）

说起这个孙元良，还不得不提一个人：秦汉。
没错，就是那个台湾的大明星。秦汉是他的艺名，原名叫孙祥钟，他老爸就是孙元良。秦帅哥演了一辈子琼瑶剧，给人印象老是那个缠绵悱恻、优柔多情的小生，与老爸金戈铁马的硬汉形象相去甚远。不过我看过他在一部叫《汪洋中的一条船》的电影中的造型，里面他演一个身残志坚的残疾人，面部表情很是刚毅执着，颇见祖辈之风采。
老实说，这片子我没看过，我看到的是剧照，不过这张照片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或许还跟片名有些关系：“汪洋中的一条船”。闭目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呢，周围惊涛骇浪，船只随时有被倾覆和吞噬的危险，船上的人拄着拐杖，顽强地支撑着，驾驭小船一直向前。
只有狂风暴雨中倔犟的海燕能与之相提并论。
现在，孙元良就处于这片汪洋之中。
生死关头，他提笔给张治中写了封短信。信的内容很简单，一共三点：
第一点，517团已经被围住了，现在连团长都找不到（“团长失踪”）；
第二点，我现在就在葛隆镇，估计这个地方很快也守不住了，不过我不会逃，万一失陷，这里将是我的葬身之地（“职拟在葛隆镇殉职”）；
第三点，葛隆镇失守，你那里也就危险了，快走（“请军长迁移”）！
这既是战况报告，也是一封遗书，可以想见当时情形已到何种境地。
第5军指挥部就在葛隆镇背后的钱门塘，葛隆镇丢了，钱门塘当然也不能幸免。不过张治中在收到报告后并没有跑，而是赶紧给自己的黄埔学生打气，告诉他，只要再坚持一下下，援兵很快就会赶到。同时要求517团务必坚持到日落之前方可向葛隆镇方向撤退。
接到张教育长的电话，他的学生孙元良只有苦笑。
“一下下”是多少，谁也不知道，听上去无非是一句安慰之辞罢了。再说517团还能坚持到日落之前吗？
我现在可是连他们的团长都联系不到了。
也罢，看来这里真的要成为我的殉职之所了。孙元良拿起枪，准备去做最后的抵抗。
但这回张治中确实没忽悠他。
下午4点，独立旅莫雄团终于赶到葛隆。这支精兵一到，葛隆镇守军顿时群情振奋，阵线得到了巩固。
然而危情并未完全解除。
孙元良认为失踪的那个团长没有失踪，此时正在娄塘陷入苦战。
517团团长张世希（黄埔1期）一直在战场上，只是他也同样联系不到孙元良。他此时能做的就是拼着命坚守残余的阵地。
很快他发现阵地再也守不住了，因为日军已突破了左翼，即将环绕包围过来。
这是最后的时刻。
鱼死网破，只此一遭。
（252）

绝不乱说乱动　兄：
迫击炮弹是前装填的。可能是我表达得不够清楚，产生了一些歧义。
差强人意，我的理解是中性词，就是勉强合格吧。

今天不好意思，临时有点事。发的晚了一点。这就发上来。

我相信，这就是张世希和他的将士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冲出去或许还有活路，冲不出去就只能等死。
于是这些人忽然像疯了一样地从阵地上跳了起来，向日军直扑过去。
显然，日军根本没料到中国守军有此一招。
眼看着已经气息奄奄，忽然间猛如恶虎，思维反应再敏捷，一下子也转变不过来。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张世希他们不仅冲出了重围，而且使日军相信，中国军队的大批援军已经上来了，加上天色将黑，善通寺师团担心遭到伏击，终于选择了后撤。
由于娄塘之战的浴血坚持，第5军和19路军得以化险为夷，将主力转移至常熟、太仓、昆山一带重新布防。
可以说，517团是以一团之牺牲，换来了全军之安危。
在他们的玩命冲锋中，有的人跌倒后就永远没能再爬起来。
第1营营长朱耀章（黄埔第5期）是其中职位最高的一位，身中七弹，当场殉职。
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朱兄还是个诗人，仗打得这么激烈，也没忘记忙中偷闲，作上两首诗词。在他的遗作中，就有“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等句，更有“宁碎头颅，还我河山”之淋漓慷慨。
宁碎头颅，还我河山，壮哉。
其志可称壮烈，其魄可谓夺人！
3月3日，另一支部队也冲出牢笼。这就是一直苦守吴淞的翁照垣旅。
再不撤不行了，因为此时从罗店到大场已尽陷敌手，硬撑下去，真的只能全军覆灭了。
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是上海民众代表的力劝，才使翁照垣改变主意，决定西撤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在日军已占领西撤之路的情况下，固守吴淞是死，西撤也未必就是一条活路。作为一名有相当作战经验的战将，以前不撤并非头脑发热（别忘了他对市民义勇军下令“快走为要”时的急切和清醒），而现在决定西撤也肯定不是只听取了对军事不甚了了的群众的一面之辞。
事实上，他的旅参谋长就此曾做过一番分析。
这位参谋长指出了西撤成功的可能性：
西路虽被敌大股部队占领，但这是进攻部队，他们来的时间短，工事据点不可能很坚固。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时候集中全力，出其不意地杀过去，冲出去的可能性很大。
——万一失败，甚至全体牺牲，也可以多找些垫背的，总比守在家里被炮弹炸死强。
我相信，后一句话更让翁照垣动心。
他决定冒险西撤。
撤退之前，他用望远镜向杨行至庙行方向了望，看到那里到处都飘扬着日军的膏药旗，显然敌方规模人数远超己方。
此一去，必作有去无回、有敌无我之决心矣。
（253）

3月2日晚，翁照垣用电话下达命令，定于晚上12点分左右两个纵队全体撤退。
但是由于部队分散，直到3月3日凌晨，两纵队才集结完毕。
2点，行动开始。
左纵队走庙行、太沪公路，右纵队走杨行、刘行。
翁照垣随右纵队从杨行走，一路上，他命令部队全副戒备，随时准备在被日军发现后与之厮杀。这时，他忽然听到西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据此判断，可能是已退至嘉定的第5军主动向浏河日军发动了夜袭。
千载难逢的良机，快跑！
右纵队加速通过杨行，一路上都未遇到敌军阻拦。
随后，左纵队也报告：庙行及以北地区都未发现敌踪。
3个小时的强行军，杨行已在身后，庙行转眼也被抛在后面。
此时，浏河方向的枪炮声更加激烈。听上去，不打个你死我活，双方谁都不肯罢休。
凌晨5点。
右纵队通过刘行，没有看到日军。
左纵队通过太沪公路，也没有看到日军。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夜晚，本来以为西行之路将是一条血战之路，没有想到一个鬼子也没碰见，只需埋着头赶路就行了。
3月3日5时55分，翁照垣旅到达嘉定。一问，昨晚并无部队出城夜袭。
翁照垣心里升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是谁，究竟是谁，建此奇功，挽救了一旅兄弟的性命？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因为一个步兵排的姗姗来迟。
这个排本来是留下来担任警戒任务的，因此撤的稍微晚了一些。等到他们撤的时候，因为着急着赶路，又与大部队不在一起，结果走岔道了。
在日军堆里迷路可不是什么好事，何况一个排才多少人。你就算好了，在宝山帮着市民义勇军守堤的那是半个排，18个人，打满了算，一个排也就36个，给日本兵填牙缝都嫌不够。
老天保佑，走了3、4个小时后，总算看到前面有灯光了。大家喜出望外，认为一定是赶上大部队了。凑近了才发现竟然是鬼子在做饭呢。
大概是真走急，犯迷糊了，也不想想，这是要在人堆里搞穿插，大部队再牛气冲天，敢在这里亮灯吗，莫不是怕自己的目标不够明显，死的还不够快？
双方都吓了一大跳。日军没想到自己吃个饭也吃不安生，支那军会趁这机会来捣乱，赶紧放下碗筷，操起枪来进行射击。
这下子，迷路的这个排好象是走夜路踩了一堆屎，没法脱身了。
好在排长很机灵，临危不乱，命令全排散开，利用地形进行还击。
听到这边打了起来，周围的日军也激动起来，只是天黑摸不清状况，也不知道对手有多少，只能闭着眼睛朝此射击。
中国排打了一会，发现味道不对：他们不打的时候，相反的两个方向还在打，而且越打越起劲。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扫人家的兴了，正好走人。
中国排走了，可是他们不知道今天真是摸到老虎窝里来了。因为他们瞎摸乱撞的地方，正是浏河的一个日军指挥部！
（254）

本来是往嘉定去的，没想到绕一大弯，跑浏河来了。
浏河指挥部的日军指挥官一听支那部队来袭击了，马上跳了起来。
根据情报，嘉定守军并未出动，所以这位指挥官判断，极可能是吴淞的翁照垣旅发动的袭击（这个判断基本正确）。
终于挺不住要出来了吧。想来袭击我，哼哼，我还想歼灭你呢。
听外面动静，来袭的人马着实不少——当然不会少，指挥部遭袭可不是什么小事，周围能来帮忙的谁敢不来。
日军指挥官当即下令，调集庙行、杨行和刘行一带的日军，到浏河对“支那大部队”进行包围。
翁照垣在西撤途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对日军发动夜袭的会只有一个排，而且还是自己的队伍。
天亮了，“越战越勇”的日军傻了眼，原来打来打去，都是自家兄弟在凑热闹，而此时，中国排早就到了嘉定。
这天上午，日军总算占领了已经空无一人的吴淞要塞。
此前，翁照垣旅已在这里坚守了将近一个月，是中国军队最后一个撤出第一道防线的部队。
将军奋身起南纪，志挽日月回山邱
——常燕生《翁将军歌》
翁照垣因沪淞一战成名，其在民间的声望甚至超过了19路军的老法师陈铭枢。
得到报告，白川那个意欲全歼中国军队的美梦算是彻底搁浅了。
停战令签署后，日军虽仍有小规模进攻，但大仗基本上已没有了。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虽然于3月6日后陆续在吴淞登陆，但3天后，上官云相也率47师主力到达常熟（归属19路军指挥）。这两支部队都没轮得上打，任务就是在前面看看门，放放哨，替换原先的人马到后面去休整。
3月4日这一天终于来了（日内瓦时间是3日3日）。
国联特别大会如期召开，专门讨论中日冲突问题。
中国代表颜惠庆首先做陈述发言。
他主要讲两点：“九一八”以来，论事实，日本把东北能抢去的都抢去了；论法理，日本把国际盟约中能践踏的都践踏了。
随后要求国联大会，“动员所有道德力量”来制止日本的疯狂举动，当然包括这次上海事件。
日本方面，作为首席代表的佐藤没有露面，不知道是不是上次被颜惠庆骂惨了，连脑袋也不敢伸出来了。
代替他的是日本副代表松平。
这家伙采用的是避实就虚的策略。
松平（内心独白）：感谢重光葵，感谢松冈，感谢白川，没你们又发声明，又签停战令的，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既然日军已在上海宣布停战，他就先把这个拿出来表白。先扯一通“完全自卫论”，然后表示只要大家把事情商量好，日军即可撤兵。
至于东北问题，那就干脆抛开了。
松平：咱们今天不是说上海吗，满洲在这里就不要多讲了，以免冲淡主题。反正国联理事会派遣的调查团也已经出发，以后听听他们怎么说就知道了。
这次会议正如日本外务省事前所料，除了日本自己，没几个是帮着他们的。当天发言的17个国家的首席代表都是向着中国说话，尤其是瑞士、捷克等中小国家，它们在欧洲逍遥惯了，最恨日本这样的“无赖国家”跑出来惹事生非，所以那话说得就非常不客气，什么“不宣而战”，“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听在松平耳朵里，那是相当的剌耳。
要不是在国际场合，得注重礼仪，松平大概就得气得拍桌子了：“你们是不是骂人都不带脏字的？有你们这么损人的吗？敢情我们的停战声明和停战令都白发了，没人领这个情？”
其实，松平君，你就消消气吧。发个停战令又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会发，我们也会。
3月6日，为回应国联大会呼吁，19路军以总指挥蒋光鼐的名义，也发了停战通电，表示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但如果你们违背国联决议，又要动武，那我们也不会客气。
（255）

5天后，即3月11日，国联大会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
从这个决议草案的内容上来看，是极不利于日本的。
鉴于中日两国都已发布了停战令，这个事情也就暂且不提了。不过它还是正告中日两国（其实就是对日本说的），“任何一方用武力压迫解决中日争端，就是违背（国际）盟约”，也就是说你们不准再打了，谁打谁没理。
同时草案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那就是选举“19国委员会”（中日两国都被自动排除）。
围绕这个决议草案，大家投票。
松平本想大喊：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这个决议不就摆明是要想整我们日本人吗？
你不同意顶个球用啊。你又没投票权，一边呆着去。
当然中国也同样没投票权。可是颜惠庆有没有都很高兴，因为他早就知道大会的风向会往哪边转了。
表决结果：与会的42国代表一致通过。
松平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倒在座席之上。完了。
根据决议，“19国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讨论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问题的常务工作机构。
凭颜惠庆的人缘，让他们帮着中国说话，没有问题。
当然具体到细节，还得由中日双方具体来谈，也就相当于国联定了一个基调或原则，下面就由你们自己来讨价还价。
毫无疑问，这个大原则至少是有利于中国的。
3月14日，中日进行首次非正式谈判。
日本方面的代表是驻华公使重光葵，中国方面是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
中国当时留学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学军事的一般到日本，学政治搞外交的一般到美国，即所谓“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郭泰祺和王正廷、施肇基他们一样，都是美国海龟，正宗的宾西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成绩相当不错。
实际上，他也是当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但是去晚了，没能像顾维钧和王正廷那样成为正式代表。不过俗话说得好，去得早不如去得巧，顾王二位再能讲善辨，那次和会中国至少在表面上也失败了，倒是后来代表团拒绝签字，反而为中国人争了脸面。这些拒绝签字的人里面，郭泰祺榜上有名。
要论政治和外交才能，郭泰祺还是够格的。但此人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不注意小节，在私生活和个人廉洁方面都有些问题，这也成了他后来马失前蹄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次他和重光葵会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重光葵强调，要停战谈判，你们得首先取缔抵制日货及排日活动，这样我们以后才能谈其它的。
后面跟着的要求还有一大堆，像开设上海自由港、扩充租界这些都说出来了。
郭泰祺撇了撇嘴：你们有没有诚意？这些东西跟停战搭什么界。
双方不欢而散。
这一天，还有一个特殊的团队到了上海。
（256）

这就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
调查团的效率实在不是很高。人家那里打得昏天黑地，连锦州都被占了，他们还在那里磨磨噌噌地做准备工作。这么一准备，就准备了两个月。等到要出发，“一二八”会战又打起来了，本来说好直接去东北的，只好临时改为到上海绕一圈。
植田在江湾骑虎难下的时候，李顿调查团出发了。
到上海之前，他们还有一个地方得绕，那就是日本。
他们坐的是海船，没法快，所以这一走就走了一个星期。
一周后，调查团抵达日本横滨港。
到达日本的第二天，中国就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在南方，善通寺师团主力在白川的指挥下，从七丫口登陆，准备给中国军队以致命一击，而在北方，关东军的头头脑脑们正在张罗他们的“喜事”，那就是成立伪满洲国（伪满）。
淞沪作战，至少关东军的目的是达到了，那就是转移了热点。大家都在上海这边着急上火，谁也没注意到日本人还会在东北搞出新花样来。
“马玉山路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板垣该笑了。在搅局方面，他的才能可并不比土肥原差多少。
关东军建满洲国的日程安排得比较紧张，原因就跟白川害怕3月4日国联要开大会是一样的。
李顿调查团要来，你必须在这之前把一切都摆平了。否则，日军在满洲存在的合理性就得打NN个问号了。
可是张罗个国家不比娶新娘子轻松（哪怕是傀儡国家），那几天，把个实际操办者板垣忙得没了人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很着急，几乎天天跑去看，问板垣事情进展得到底怎么样了。
板垣气哼哼地来了一句：没进展！
本庄繁愣住了。这说的是什么话，调查团眼看就要来了，戏还打不打算演了？
再一深究，原来根子出在溥仪身上，这兄弟不配合。
真应了那句老话：皇帝不急太监急。
溥仪自有他的委屈。
当初土肥原忽悠他到东北，就是奔着重建帝国这一“伟大梦想”而来的。谁知道来了以后才弄清楚，人家准备搞的是共和国，不是帝国，给他的称号也不是皇帝，而是所谓“执政”。
这跟土肥原的承诺可有天壤之别。如果是这样，当初干嘛费尽心力跑到这里来，在天津呆着当个寓公不好吗？
得知“皇帝”只弄到了一个“执政”，下面一帮遗老遗少就吵开了。有的人更是怪话连篇：我说的吧，信谁也不能信日本人，咱们上当了！
溥仪窝了一肚子无名之火，可是又找不到土肥原（早躲到哈尔滨去了），就对着板垣发起了飙。
板垣君，不用担心，这事包在领导身上。
本庄繁不由分说，拉着板垣便去找溥仪。
溥仪还在那里横着呢。
（257）

本庄繁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建帝国是办不到的，这个梦你就趁早别再做了。”
又点拨他一句：虽然皇帝做不成，但“执政”也不错，那也是一国之元首。
溥仪没尝到过这帮恶人的厉害，还以为是在紫禁城那会呢。因此对本庄繁的话，一句也没能听得进去。
对这个小皇帝的天真和固执，板垣算是早就领教过了，但当着本领导（本庄繁）和众人的面，又不得不强压火气，找话敷衍他：“总统，皇帝，执政，其实都一样，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没区别，你蒙三岁小孩的吧。
溥仪一甩手：“我是来当皇帝的，不给皇帝做是不是？行，那我还回天津去。”
每当我从史料上读到这一段，都觉得忍俊不禁，那腔调，跟《武林外传》里那个动不动就拿“回扬州”来吓唬人的“扈十娘”（拿手曲目是“郎君啊，你是不是饿得慌呀”）真是十分神似。
见溥仪表现如此强硬，本庄繁也像客店里的那帮人一样担起了心。
虽然是尊泥塑佛，重塑一个倒也不容易，而且调查团马上就要到了，重起炉灶的话时间上来不及。
为了哄住溥仪，情急之下，本庄繁脱口而出：“这不是国联调查团要来吗？咱们先把国家建起来，应付他们一下，至于帝号，以后还可以慢慢再商量。”
这其实是给溥仪台阶下的。
可溥仪正在兴头上，没发现气氛有什么异样，仍然一个劲地嚷嚷着要做“宣统皇帝”，坚决不做“民国臣子”，哪怕是“执政”。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卖这二位的帐。
这下子，本庄繁和板垣可都失去了耐心。
什么人啊？爷还不伺候了。看清楚，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还摆你以前皇帝的臭架子，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不干，我们自己干，照样可以搞一个共和国出来！”
抛下这句硬邦邦的话，两人便气鼓鼓地甩手而去。
这一走，溥仪和他的遗老遗少们才发现大事不好。
耍酷过头，把日本人给得罪了。
大家一合计，本庄繁和板垣说的一点没错。这世道，别的没有，要说汉奸，那是一抓一大把。你溥仪不干，自有人干。
再说都这步田地了，真能怎么样，再回天津？！开玩笑的吧。
不需要关东军再做什么思想工作，他们自己就变乖了。
服软吧，不服不行。
溥仪赶紧派了人去给本庄繁当面道歉。
本庄繁：想通了？
想通了。
那就赶紧建国吧。要不真来不及了。昨天李顿他们已经到横滨了。
伪满洲国就这样急急匆匆地宣布成立了。此时，建国典礼都还没搞呢，溥仪也未正式就职。
其实就是做给国联看的，重要的是先把庙立起来，至于里面的和尚，只能以后再慢慢安排了。
李顿调查团一到日本，首相犬养、外相芳泽马上围了上来，一见面就是90度大鞠躬，然后是吁寒问暖，大献殷勤，不知道怎么待这批西方上帝才算恭敬。
可是实质性的谈话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258）

李顿这些人明显对突然冒出来的什么满洲国不感冒。
日本人讨了个没趣。
3月14日，李顿调查组来到上海。
中日在当天的非正式谈判上没有取得一致，倒是有机会对着李顿他们唠了半天嗑，也无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说来说去，都绕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东北。
可不，这个调查团当初就是为此而成立的。
尽快北上吧。听说那个什么满洲国连建国典礼都办了，末代皇帝做了“执政”。再不去，还不知道那里要搞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调查团走后，中日双方在上海继续进行谈判。
一直到3月24日，总算，非正式变成了正式。
双方终于可以正儿八经地谈了，这一谈就谈成了一个马拉松。
其实这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很实质的东西可以争了，国联又不准双方再动手，而从两边的情况来看，中国军队没全垮，日本军队也没全赢，割地赔款这些更无从谈起。
那争什么？
面子。
双方代表天天在谈判桌前把眼睛瞪得跟个乌眼鸡一样，围绕着对自己有利、不利的各个细节，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简直就像是在打第二场淞沪战役。
外交谈判这东西，你没点好体力，还真应付不过来。
争到后面，所有问题都差不多达成了妥协，只剩下了一个最关键的：日本什么时候从上海撤兵。
这位说了，日本是不是想赖在上海，不想撤兵？
否。
日本其实是想撤兵的，而且心情还急切得很。
这么多人马呆在上海滩，又不是不要花钱，那军费就跟流水一样的在消耗。以往跟中国人打仗，虽然打得辛苦，但最后都可以让中国人买单，这一次却有些例外，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政府有掏钱弥补它“损失”的迹象。
多住一天，就得多花一天的钱，全是自己腰包里的！
更何况，开战以来，英美等国的态度，也很清楚地向日本表明，上海这块地方不是东北，不是可以任由你胡搞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存有从这里捡点什么金元宝带回去的心，那就真是发痴了。
可为什么他们还不马上滚蛋？
主要还是面子问题。
重光葵说，我们日军可以撤，但不能限期。
郭泰祺不干了。
不限期？那跟不撤有什么区别。
居中调停的英国人也觉得日本人有些无厘头。他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日军6个月内完成撤兵。
当时重光葵装模作样地说，政府给他的指示里面从来没有明确撤军时限，所以也谈不上什么6个月。
其实内心早已同意了，可表面上还得摆副臭脸出来。
英国人倒也聪明，就说那你回去请示一下上面再说吧。
两天后，重光葵答复：经请示，政府“勉强”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
英国人又转回头征询郭泰祺的意见。
郭泰祺不答应。
6个月太长了。
当然，重光葵也知道这个时间定的有些长，起价嘛，都是开的很高的。
他认为郭泰祺可能会要求去掉一个零头。
郭泰祺说：只争朝夕，我们认为3个月比较合适。
这种对半砍价（时间去了一半）的做法，把重光葵一下子气炸了。
太过分了你，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
（259）

日军耍赖皮不想走，中国政府就把情况报告给了国联，让国联来压日本人，而在国联拿出相应办法之前，上海停战会议只能暂停。
不开会了，剩下这么多时间干什么呢。
一般人想到的都是在上海滩这个大城市逛逛街，买点吃的喝的什么。白川到底是名将，与众不同，他想到的是给天皇过生日（即天皇诞辰纪念日“天长节”）。
你别说，老家伙老归老，拍起领导马屁来跟年轻人比也不遑多让。
庆生的地点，选在了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为了保证安全，规定华人不准入内，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可以进出。
算起来，这朝鲜已经被日本吞并二十多年了，虽然反抗从未中断，但在外面给人看，一定得比一家人还更像一家人。
场面那是相当隆重。白川、植田、野村、重光葵、村井（就是开头提四项要求的那个驻沪总领事），还包括一位河端贞次（时任日本上海居留民会会长），这几位在上海滩举足轻重的日本要人都悉数到场。
虽然是六巨头，但当天最耀眼的还数白川。
这老小子忙前忙后，又是阅兵，又是做主持人，出尽了风头。
活动分两部分。上午搞完阅兵典礼，中午起就开庆祝会。
中国的地界，老天也不向着他们日本人，不一会就下起了小雨，而且越下越大，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活生生就要把日本天皇的生日给搅罗。
这真是够煞风景的。不过观众们很快被感动了。
被 台上的六巨头。
这几个哥们不允许别人给他们打伞，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一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样子。按照庆祝会的程序，他们站起身，垂手肃立，大声唱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
这是一首文言歌，兄弟我找到了一首今译，现摘录如下：
我皇统治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传到细石变岩石，传到岩石长青苔（当然了，长了青苔后还是要继续传下去的）。
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没听过唱，就歌词而言，怎么看怎么像一首打油诗，跟那个“鸡叫一声撅一撅”的前三句水平也差不太多。
台上唱，台下当然得和。一时间军民联欢，其乐融融。
台下有个日本侨民听得激动，从肩上取下一只水壶就扔上了台。
如果是在唱堂会，这种举动很好理解，也十分平常。别说扔一水壶，扔戒指、扔支票的都有。这叫捧场。
可这里不是堂会，再说与唱国歌的庄重严肃气氛（特指日本人，我要唱这个肯定从头笑到尾）也不相符。
有些古怪。
还是日本警卫反应快，失声叫了起来——炸弹？！
猜对了。顺便祝贺你一下，都学会抢答了。
没错，这就是传说中的炸弹，水壶形状的炸弹。
（260）

此前，谁也没有注意到投弹者。因为他跟台下任何一个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西装革履，背个“水壶”，拿个“饭盒”，在台下一动不动看着，样子要多乖有多乖。
他当然不是什么日本侨民。他是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为朝鲜流亡政府下属组织“太洛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武工队）骨干成员。
那个“水壶”和“饭盒”都是他随身携带的相同形状的炸弹。
在此之前，尹奉吉已经多次混在人群中，对现场情况进行了侦察，并通过目测和步量的方法，选定了投弹的最佳地点。另外，他还在日本书店买到了白川的画像，在心里记住了这个人的相貌。因为他的重点剌杀对象就是白川。
事实上，尹奉吉是相当有耐性的。
早上8点，他就夹在日侨中间混进了公园。那时庆典还没开始，没有谁看出他和其他人相比有什么异样。
9点，阅兵式，白川对军队进行检阅。他还离着检阅台很远。
10时30分，庆祝会。六巨头轮流在台上演讲，尹奉吉索性像没事人一样在园内四处转悠。
11点，他一边转一边挤，看似漫不经心，最后挤到了离检阅台左角处仅10米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现在，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等待那个最佳的时机。
11时40分，下雨，不光是六巨头，下面受阅的1万多名日军官兵和数千日侨都在做秀耍酷，冒着雨大唱国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
就在这一瞬间，尹奉吉扔掉烟头，图穷匕现。
平日潜藏，处寻常巷陌而不露踪迹；临阵不慌，虽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突然一击，必致敌人以死命而不罢休。
杀手，真正的杀手。
我说过，朝鲜人搞剌杀，那是有天赋的。
难道他们是两千年前跑去朝鲜半岛的荆轲后裔？
炸弹扔到眼前的时候，六巨头还在那里比谁腰板挺得更直，比谁更能淋雨呢。哪里能料到唱唱国歌却唱来了一场飞来横祸。
大家聚精会神做事的时候，千万不能开这种玩笑，来不及反应啊。
“轰”的一声巨响。六个人一个也没跑掉，
当然了，根据各人贡献不同，待遇还是有所区别的。
其中，白川最惨，据说身上一共取出了200多块弹片，这么多铁东东估计撑也能把一个人给撑死，当然得完蛋。中国有家报纸在报道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倒是蛮对仗的：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当然话中有话，但都是事实，日本人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发飚。
因为是给自己过生日才丧命的，裕仁很过意不去，下旨追封他为男爵，还做了一首打油诗以示哀悼，其中有“留取长相忆”云云。
白川“长相忆”了，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野村成了独眼龙。植田和重光葵都各自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两人合在一起倒还是两条腿）。河端当晚死在医院里。村井是唯一的幸运儿，大概站的位置较偏，只受了点伤，没缺胳膊断腿，还算是一个完整人。
由于六巨头只是站成一排，而且中间估计还会隔开一点距离，这炸弹的能量可想而知。
两个月前“抗战胡子”胡厥文想做的事，朝鲜人尹奉吉一家伙都帮他搞定了。毕竟，干这个人家更专业。
（261）

英雄剌客尹奉吉当场被捕，后来被押往日本国内处决。殉难的地方，就是植田第9师团的老家——金泽。
在一些书中，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式：某事件“沉重地打击了一个某某的嚣张气焰”，“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个某某是不可侮的”。
虹口公园事件当然也可以这样套用，但我以为，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都不宜对此类事件评价过高。
剌杀和暗杀，作为弱者对强者做出的一种英勇的反击手段，固然值得赞赏和敬佩，但它一般很难影响到原来的强弱对比，甚至往往还会起反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历史上有荆轲剌秦，但即使当时荆轲真的冒险成功，把秦王给杀了，燕国就真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我看未必。
孙文当年带头闹革命，起初也爱搞暗杀，汪精卫就是其中比较积极的一个（只是技术不够好，被抓住了），但最后对清政府真正起到颠覆作用的，还是武昌首义。
甚至可以联系到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你搞肉弹那一套，除了无辜老百姓受连累，真正的英美大兵又被你干灭了几个？
我看到有些文章上说，虹口公园事件长了我方志气，灭了敌人威风，震慑了日本，使其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大意如此）。
长我方志气，这是肯定的。灭敌人威风，那也是有的。但要说是因为这个事件，日本人才降尊纡贵，跟我们重启谈判，个人觉得这个结论有点大了。
亡命之徒们（那些疯狂的日本军人）如果这么容易就被“震慑”住，那就不叫亡命之徒了。他们最爱干的事就是无事生非。现在你有事了，他当然更疯狂，更亡命。
虹口公园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在敏感时间发生的一个玩火举动。我们看着爽，但其实真的很危险。
因为时间不对。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2月29日，那就好极了。其间正是两军交锋之际，所谓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主将殒命，必然会使日军军心大乱，同时，所谓的七丫口登陆可能也就实现不了了。
然而这是在停战期间，双方已经在谈撤兵的事了。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种事，对日本军队中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好战分子来说，简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所以当时就有人称这是第二个萨拉热窝事件。在日本国内和上海，已经有些人在蠢蠢欲动，想找中国人的麻烦，并借此引发更大争端。
实际上，从后来披露的事实来看，也的确有国人在幕后参与策划，甚至19路军的主要将领和有“中国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又一位猛人）都在里面。据说是他们联合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安排了这次剌杀行动（中方出经费，朝鲜出人）。
（262）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中朝之间的关系。中国民间抵制日货起于“济南惨案”，但大规模行动则是从万宝山事件朝鲜屠杀华侨开始的。当年南京政府曾派人化装成日本学生到平壤进行调查，看到满街都堆放着华侨的商品，连车都开不了，其状甚惨。
万宝山事件从本质上说是日本发动的一次有计划的挑唆，但事实上并不成功，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中朝民间就达成共识，把仇恨矛头对准了共同的敌人，所以朝鲜流亡政府明里暗里一直得到中国方面的保护和支持。
在虹口公园谋剌案中，由于剌客尹奉吉坚不吐实（这一点朝鲜人一向很为硬气），负责剌杀行动的朝鲜领导人也在事后成功逃脱，导致日本人手里并不掌握中国参与其中的真凭实据。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正好碰到了一件让他们更头大的事。
那就是虽然在东北搞了一个伪满洲国出来，但外面有李顿调查团找麻烦，里面有东北义勇军一波一波地翻江倒海，关东军的日子那是相当难过，急需上海这边调兵过去支援。
也就是说，至少政客们（包括那个以强硬出名的松冈洋右）已经都清楚，日本在上海再也玩不起了。
犬养首相年纪一把大，所幸脑子还不算太糊涂，知道事情闹大了对自己没好处，因此认为不能听那些狂热分子瞎嚷嚷。他的女婿、外相芳泽跟他意见一致。这位兄弟虽然能力不咋的，却也正因为不是强人，所以不太敢惹事。他按照老丈人的吩咐，给重光葵发指令，要求后者其它的先不要管，想办法尽快结束上海停战谈判要紧。
在识大体、顾大局这方面，日本政客的表现要比军人强多了。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就很有觉悟，知道与“满洲的前途问题”相比，“上海事件”的确不能再拖下去了，需要“适可而止”，否则，“势将为国家前途招致不可挽回的灾难”。
真正对上海停战谈判起到推动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国联。具体一点，就是“19国委员会”。
有颜惠庆在国联周旋，“19国委员会”当然是有意无意帮着中国人说话的。他们针对上海时局，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虽然也没有明确日军完成撤退的时限，但规定这个时限可由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决定，“如遇一方要求时，有权宣布日军合理完成撤退之时机”，而委员会在做决定时，可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方案其实是很有些门道在里面的。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是由中日和英美法意等国共同组成的。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就是说只要大多数国家都同意了，日本就算不同意也没用。
“如遇一方要求”，没说是哪一方，中国可以，日本也可以。最重要的是“有权”和“合理”那两个词。中国要求3个月撤军，委员会说合理就合理。日本要求6个月撤军，委员会说不合理就不合理。
也就是说，日军撤兵期限的决定权，其实在第三国手上。
中国外交部看到这个草案后，马上就同意了。
日本人也不是傻子，他们也看出了其中的玄妙。外相芳泽专门给国联发了个电，声明坚决反对这个决议草案。
（263）

眼见日本不上套，英国人又跑来协调。
英国人虽然不读《论语》，中庸的思想倒是被他们吃透了。这回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
你不是对决议草案有意见吗，那我给你拿掉一条，修改一条。
拿掉的这条是“少数服从多数”。修改的是日本撤军期限，明确为在“最短期内行之”，也就是虽然不规定你什么时候走，但越快越好。
这就算是给日本人留了面子。
中国同意了，日本也同意了。成交。
于是，折中案被上报19国委员会，后者以此为基础，拟定了上海停战和撤军的决议草案。
4月30日，国联大会对19国委员会提出的草案进行表决。除日本弃权外，其他各国都投了赞成票。
国联大会不是理事会，没有什么要全体通过的规矩。弃权的就等于没来，因此结果是一致通过。
这就是国联“四月决议”。
5月5日，双方代表正式在《淞沪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至此，上海战事和相关谈判全部结束。
我发现，在很多历史著作中（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权威客观的论著），一个是“一二八”淞沪会战本身，一个是谈判结果，其评价竟然常常是冰火两重天。
前者主要是褒。最权威的应该算是国学泰斗章太炎的评价。他说，从清代光绪皇帝开始，我们国家在战场上与日本一共遭遇过三次，即中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会战，只有这一次取得过大胜（“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章太炎的话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这个人说话很直，当年他与孙文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也曾毫不避讳地当面对这位战友提出批评。
章老还有一段很精僻的话：
“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矣。统军者慎之哉!”
这个大家应该能看懂。他认为以国内地方部队的实力来看，可与19路军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个西北军。“所部”相似，是指二者均为地方军。“长技”是指两军具有相同的一些优势。
当时的西方人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发现中国人也这么能打仗，并概括参战中国士兵有三个特点，即铁足、夜眼、神仙腹。
铁足，就是脚板子硬，所谓行军不怕远征难，日军用汽车、轮船装了跑，他们就靠两条腿，累得七荤八素，倒在阵地工事上照样瞄准射击。夜眼，就是会走夜路，长于且敢于夜战。神仙腹，不是说他们有弥勒佛的大肚子，而是说他们不吃饭也能打仗。
其实这后两样都是让鬼子给逼的。白天有日机和大炮轰炸，打起来也不痛快，那就不如晚上干仗了，毕竟只要顾地面这一头。同样道理，前线官兵只能吃两餐，即拂晓前日军的飞机大炮开工前吃一顿，然后就得等天黑，这些孙子收工后才能再补吃一顿。
这些特点，强悍的西北军也曾一一具备。
可惜后者在内战（中原大战）中就打没了。真是可惜。当然了，章老在这里点名的（冯）、不点名的（蒋阎汪等诸位）都批评了。
（264）

吃了晚饭后睡一大觉，结果发现自己没能完成穿越的光荣任务，所以又回来发帖了。对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