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风而动的闲云　回复日期：2010-02-02　13:53:20
川原自己从左，长濑从右，一左一右，分别攻击公路两侧山地。这时候，日军进攻部队加起来已经有2个大队，相当于中国军队2个团了，从数量上就超过王志军团的一倍。---------------------------
日军的一个大队是乎只相当于一个营吧，因为小队=排、中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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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编制数量，在不同时期并不完全一样，常备师团兵员多，像弘前师团这样的早期部队，大队应该是相当于我们一个团的。到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本扩充部队，其数量就没有这么多了，很多部队确如仁兄如言，大队仅有一个营，而其师团也达不到一个军的标准（按其原来设定，师团决不是一个师，而是应相当于军的，如此类推）。
另，多谢大家厚爱，在下铭记在心，当多多努力。

什么事？
你王军长得留在北古口前线主持大局。
王以哲顿时哑口无言，作声不得。
一旁的关麟征看看这不是办法，于是他提出可以按照这一模式来布阵：张廷枢师在古北口第一线，25师在南关第二线——南关是紧靠古北口的一个小市镇，地形低于古北口长城，历史上就是古北口守军后方所在地。
反正两师靠得很近，就算张廷枢师阵地被突破，25师一个反攻就能把阵地给重新夺回来。
同时，他要求在张政枋师撤离的情况下，作为主帅的王以哲不能走，必须坐镇古北口指挥。
这实际上是一个折中的意见。在我看来，也合情合理。
张政枋师打成这个样子了，撤下去歇歇也说得过去，而张廷枢师你一枪未放，总不好意思到后台去躺着吧，何况还有中央军的主力师背贴背陪着你，怎么着也应该有胆撑两下的。
至于王军长，不期待你发挥什么惊人的指挥艺术了。留在古北口，对张廷枢是一个交待，对东北军官兵，也算是给他们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我想吵架的这两位应该能答应了。
很遗憾，我们大家都错了。
张廷枢和王以哲仍然不同意。
张廷枢对两线据守方案倒也不敢明着推托，但要求关麟征师守一线，他守南关二线。
一线多危险啊，万一日本人的子弹打过来，正好穿心过怎么办。
王以哲则就想甩包袱，最好指挥权什么的都一古脑儿地交掉，哪里肯再留在古北口。
这下好，原来是两个人吵，现在是三个人在吵了。
吵架就跟打拳击擂台赛一样，也有累的时候。中场休息，三方边休息边商量。
吵了这么长时间，杜聿明一直都没有发话。
他没想法？
当然有想法。他的想法是：索性依了他们，我们25师顶到古北口一线去算了。
理由很简单，既然东北军都没心思也没斗志继续守下去了，强扭的瓜不甜，他们就算留下来也未必肯真卖力气。
不如这时候我们直接上去，在古北口以西留一段地方给他们象征性地守一下，他们不用守正面，也就愿意多留两天，然后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无碍大局，用不着去多管。那时候他们面子也有了，彼此不用撕破脸皮，下回见面也好看一些。
这理由说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关麟征理解不了。
关猛就是一梗直脾气，巴顿将军类型的，考虑问题都是从纯军事角度出发，属于直线型，不会绕弯。
就防守古北口而言，两支部队肯定是要比一支部队好，分两线有纵深，一线被突破还有二线，如果像杜聿明所说的，一线中的任何一点被突破，就等于全线被突破了，傻啊。
杜聿明不傻。他是从综合角度考虑的，说俗一点，就是脑子里绕了很多个弯在想问题。
这时候第17军军部还在安徽蚌埠，包括关麟征师在内的古北口各军都要归属北平军委会，也就是张学良指挥，而这时候少帅并未正式下野，总指挥职权当然也没被免掉，你让王以哲为难，让张廷枢没面子，不就等于让少帅和东北军下不了台吗？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抵头不见抬头见，何苦呢。
王以哲和张廷枢要是能帮上大忙也就罢了，又帮不上什么忙，这种情况下就更没必要拖住他们不放了。
说到底，杜聿明和关麟征是两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性格特点完全不一样。
（405）

什么事？
你王军长得留在北古口前线主持大局。
王以哲顿时哑口无言，作声不得。
一旁的关麟征看看这不是办法，于是他提出可以按照这一模式来布阵：张廷枢师在古北口第一线，25师在南关第二线——南关是紧靠古北口的一个小市镇，地形低于古北口长城，历史上就是古北口守军后方所在地。
反正两师靠得很近，就算张廷枢师阵地被突破，25师一个反攻就能把阵地给重新夺回来。
同时，他要求在张政枋师撤离的情况下，作为主帅的王以哲不能走，必须坐镇古北口指挥。
这实际上是一个折中的意见。在我看来，也合情合理。
张政枋师打成这个样子了，撤下去歇歇也说得过去，而张廷枢师你一枪未放，总不好意思到后台去躺着吧，何况还有中央军的主力师背贴背陪着你，怎么着也应该有胆撑两下的。
至于王军长，不期待你发挥什么惊人的指挥艺术了。留在古北口，对张廷枢是一个交待，对东北军官兵，也算是给他们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我想吵架的这两位应该能答应了。
很遗憾，我们大家都错了。
张廷枢和王以哲仍然不同意。
张廷枢对两线据守方案倒也不敢明着推托，但要求关麟征师守一线，他守南关二线。
一线多危险啊，万一日本人的子弹打过来，正好穿心过怎么办。
王以哲则就想甩包袱，最好指挥权什么的都一古脑儿地交掉，哪里肯再留在古北口。
这下好，原来是两个人吵，现在是三个人在吵了。
吵架就跟打拳击擂台赛一样，也有累的时候。中场休息，三方边休息边商量。
吵了这么长时间，杜聿明一直都没有发话。
他没想法？
当然有想法。他的想法是：索性依了他们，我们25师顶到古北口一线去算了。
理由很简单，既然东北军都没心思也没斗志继续守下去了，强扭的瓜不甜，他们就算留下来也未必肯真卖力气。
不如这时候我们直接上去，在古北口以西留一段地方给他们象征性地守一下，他们不用守正面，也就愿意多留两天，然后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无碍大局，用不着去多管。那时候他们面子也有了，彼此不用撕破脸皮，下回见面也好看一些。
这理由说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关麟征理解不了。
关猛就是一梗直脾气，巴顿将军类型的，考虑问题都是从纯军事角度出发，属于直线型，不会绕弯。
就防守古北口而言，两支部队肯定是要比一支部队好，分两线有纵深，一线被突破还有二线，如果像杜聿明所说的，一线中的任何一点被突破，就等于全线被突破了，傻啊。
杜聿明不傻。他是从综合角度考虑的，说俗一点，就是脑子里绕了很多个弯在想问题。
这时候第17军军部还在安徽蚌埠，包括关麟征师在内的古北口各军都要归属北平军委会，也就是张学良指挥，而这时候少帅并未正式下野，总指挥职权当然也没被免掉，你让王以哲为难，让张廷枢没面子，不就等于让少帅和东北军下不了台吗？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抵头不见抬头见，何苦呢。
王以哲和张廷枢要是能帮上大忙也就罢了，又帮不上什么忙，这种情况下就更没必要拖住他们不放了。
说到底，杜聿明和关麟征是两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性格特点完全不一样。
（405）

系统问题，发重了，抱歉

你可以说杜聿明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可是一个太纯粹的军人，似乎在哪里都有点吃不开，无论是中国的关麟征还是美国的老巴顿。
为什么日后我们怎么看，杜聿明都要混得比他的老上司关麟征强，并不是说前者比后者更会打仗，其实功夫在诗外啊。
关麟征既然不同意妥协，这场争执就还得继续下去。
你不让，我不让，吵到天亮也不会吵出什么结果来。
杜聿明只好当起了居中人的角色，劝似乎是没用了，那就骗。
他对张廷枢说，你以为守古北口一线阵地很吃亏吗？否！
首先你得吃准一点，想立马走人肯定是行不通了，那就得留下来。既然留下来，就要选一个好阵地。哪个阵地最好呢？
当然是第一线了。这里的位置多高啊，南关比都不能比，打起仗来感觉不要太好哦，而且你不要以为会让你在这里守十天半个月的，其实也就几天，等25师的所有辎重装备都上来，一准把你换下来。
如果不这样干呢？后果很严重。
你现在就急于换到二线去，那城外的日军也要让啊。他们会趁势爬上来，追着你的屁股打，到时候别说退到二线了，就算想跑回北平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政枋师一路上是怎么撤回来的，你不是不知道吧？
杜聿明骗人有一套，吓人也不外行。
张廷枢的脸色变了。
见好象有门了，杜聿明赶紧跟上一句：这样吧，25师除了在第二线，再加一条——协助你防右翼。
关麟征也知道这样僵持着对大家都不利，便对杜聿明的这个 “擅自让价”点了头。
这样一来，张廷枢就没什么退路了，无奈之下，答应在一线顶两天试试。
一个先搞定。
几个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到了王以哲身上。
王以哲也吃不住劲了，同意亲自坐镇古北口。
3月10日早上4点，这场让人哭笑不得、匪夷所思的闹剧总算结束了。
此时的古北口城下，一个日军也没有。
2个小时后，一路尾追不放的关东军相原大队赶到了一个叫二里塞的地方。此地离古北口城门尚有6里路远。
大队长相原少佐下了车，从这里，他能够清晰地看到古北口所在的蟠龙山。
长城就在眼前。它的上面有一座烽火台，名叫将军楼。
相原面对的其实就是一片古战场。
千百年以来，刀光剑影，铁马金戈，一个异族被打退了，另一个蛮邦又接踵而至。
所以，烽火不熄，警钟长鸣。
卫护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尊严、安全和生存的权利。
相原命令部队下车，迅速占领附近高地。
汽车则开回继续接送后续部队。
7点，日军在高地建立起了炮兵阵地，开始向城内的守军进行试探性炮击。
7点半，从十八盘迂回而至的三宅骑兵联队到达二里塞。
9点，川原旅团主力基本到达二里塞。
3个小时之内，部队集结、阵地构筑、进攻准备一气呵成，如同流水线作业一般精确，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这说明什么？
高度职业化的军队素养。
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差距恐怕不只在武器上。
不过，川原旅团的实际情形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妙。
（406）

由于推进速度过快，再加上无线电通讯出现故障，他们此时已与师团本部失去了联系，而且弹药也有些紧张。
川原此时可以选择留下来等待。但他显然并不愿意这样做。
除了“建功立业”的野心驱使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使他不愿意停下来。
3月10日这一天，在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日本陆军建军节。
他要用攻克长城这一“胜举”，来为自己的军队庆贺。
如果说这时候中国守军的第一反应都是怎样夺路而逃，让自己的伙伴或者战友去顶杠的话，那么他们的对手第一个想到的却是从不同位置，不同角度，不遗余力地发起攻击。
日本人的集体意志和凝聚力在这时候发挥到了极至。
相原不需要等待任何命令，就知道占领高地，掩护主力跟进。
三宅不需要打任何招呼，就会毫不犹豫地听从指挥，让包抄就包抄，让进攻就进攻，哪怕是跳下马来当步兵用也没有半点怨言。
同样，关东军飞行队在与地面部队毫无联系的情况下，也照样主动配合，每小时1次，每次5架，对地面中国守军进行轮番轰炸。
一线的东北军一路被飞机炸着过来的，还稍为好些，二线的25师此前一直在南方作战，飞机都没怎么见到过，更别说有什么防空经验了，自然更惨。
连日本兵究竟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官兵就已经倒下去了一大片，这让关麟征和杜聿明真正见识到了日军立体化作战的威力。
告诉你们，这只是小儿科，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一线的张廷枢心一直悬着，但既然当众表了态，不硬着头皮坚持一下，面子上也真说不过去。
杜聿明说得没错。古北口易守难攻，对于防守而言，地形确实是很有利的。
别的不说，就东西这两座山，左卧虎，右蟠龙，居高临下，谅关东军一时半会也突不进来。
现在张廷枢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题，是川原会把进攻重点放在左中右哪个方向，或者换句话说，哪个方向才是他需要格外留神防御的。
这个题目，自古打仗之人无一能够回避，因为它决定着即将开始的战局走向。在一线指挥的张廷枢也概莫能外（王以哲呆在古北口也就是摆摆的了）。
有一类天才，他们仅凭嗅觉就能知道正确答案。
接下来的是人才，他们依靠经验和才能也可以做出理智判断。
张少爷两类都不是，他是跟着感觉走，想到哪里，把棋子摆到哪里。
右翼，这里他不想费心。
因为按照“三方协议”，关麟征师145团（戴安澜团）负责防守这里的龙峪沟阵地。
他需要考虑一下的是左翼和古北口正面。
前者他安排了635团（白玉麟团）驻守。
白玉麟就是那个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1期，但哪儿也不想去，就愿在这儿混的团长。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张公子对这个团多多少少是很看重的，这也是他唯一舍得下点本钱的地方。
至于古北口正面，不知他作何考虑，或者根本就没想到日军会来此光顾，应景似地安排了一个634团（贺奎团）一部据守这里的蟠龙山制高点和将军楼。
一切搞定，这样守2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407）

不管有没有问题，安全第一，我还是不能离第一线太近。
别说第一线了，张廷枢甚至连第二线也不愿意呆，他带着师部和其他直属部队跑到相对更安全的石匣去了——关麟征师刚刚从这里开赴南关。
下午2点半，川原一声令下，日军展开全线进攻。
他也把部队分成了左中右三路。
不过右翼显然并非其攻击重点。因为在那里川原只派了一个三宅骑兵联队（含2个骑兵中队和1个机枪中队）。
骑兵联队跑起来倒是快，抄个后路也合适，但如果让他们下马进攻敌方阵地，那还不如一个步兵大队更有力道呢。
当然了，川原也没光派骑兵，步兵他也派了。
多少？
2个步兵小队。
右翼不是，难道是左翼？
也不对。
川原仅仅派了第32联队（田中联队）第2大队上阵。
到这里，我想傻瓜都知道川原打的是什么主意了。
古北口关门正面，这才是真正的攻击重心，川原旅团三分之二的兵力都集中此处！
我可以站在很公平公正的立场上说一句，在进攻方面，日本人的能力的确是数一数二的。
没办法，人家在国内天天练的就是这个。
面对长城要塞，川原并没有采用通常的正面强攻手段，而是雇用了一个当地人，从一条隐蔽小道绕过长城，从背后向蟠龙山制高点发起了攻击。
这个“当地人”自然要归属到汉奸一列，不过我想知道而不知道的是，“当地人”如此热衷于当汉奸，帮着日军来打东北军，是否也跟汤大虎在热河当政时搞得民怨沸腾有关。
面对日军大半个旅团的全力攻击，贺奎团就算整团开上来也不一定顶得住，何况只是“一部”。
毫不意外，守军马上就呈崩溃之势。
仅用半个小时，第17联队（长濑联队）就攻占了蟠龙山制高点。
本来这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挽救的。
其时，只要张廷枢跟关麟征联系一下，让自己的主力和南关的25师合力发起反攻，同时右翼的戴安澜团注意向中间靠拢，还是有希望扳回局面的。
遗憾的是，张廷枢并不在一线指挥，对前线情况知之了了，而东北军似乎也没有跟友军密切配合，共同御敌的打算。
大家各打各的，浑不相干。
在当天的右翼龙峪沟战场，与戴安澜团对阵的是三宅骑兵联队，面对戴安澜团这样的强力步兵团，日军要把骑兵当步兵用，自然难以见到效果，所以阵地一直纹丝不动。
但由于不知道其它两个方面，尤其是古北口正面发生的情况，在遭到日军攻击后，关麟征和杜聿明很自然地产生了误判断，认为日军攻击重点在右翼。
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从长山峪过来的大道呈“Z”字形，先经这里，再至关口，而根据日军一贯使用的战术来看，他们最喜欢也最擅长运用包抄迂回。
从右翼突破后形成包抄，可以看成是这一战术的实际运用。
关麟征和杜聿明都不是第一天打仗，于战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属于职业军人才具有的那种灵敏和本能的嗅觉。另外，中日双方也并非首次交手，特别是经过此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中国军人对日军的战略战术已有所了解。
（408）

然而，在对情报不能有效掌握的前提下，你所做的一切判断仍然可能是在猜谜语。
别的谜语猜错不要紧，这个谜语猜不对却是致命的。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据此，关麟征不仅没有让戴安澜团向中间靠拢，反而命令该部主力向右翼集中，并将阵地继续向东延伸至龙峪沟以东500米，从而使其与东北军的结合部更加薄弱。
除杜聿明旅坚守南关二线（25师为两旅四团制）外，关麟征急调作为师预备队的149团（王润波团）集结于古北口东关，进行策应，又从中抽出1个营，警戒司马台长城一线，以防日军从这里抄袭后背。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右翼。
中间没有人补位，亦无人增援，空档越来越大，直至不可收拾。
从古北口正面退却的东北军既未向右翼和南关二线的25师通报这一紧急情况，亦未要求友军“向我靠拢”或予以增援。
退就退了，丢就丢了，有什么了不起。
到下午5点半，日军已完全占领了古北口正面制高点，并将战线推进至长城以南。
晚上，日军把大炮运上了制高点，在其两侧都布置了炮兵阵地。
一招定胜负。至此，战场的主动权已被日军牢牢握在手中。虽然此时日军在两翼都未能取得大的突破，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而后战场的基调将朝着日军希望的方向走。
这一天是日军的节日，川原的节日，不是我们的。
3月11日拂晓，川原一声令下，日军总攻开始。
在步兵冲击前，重炮再次扮演了东北军克星的角色。
左翼白玉麟团在高强度炮击下乱成一团，团长白玉麟当场战死，部分阵地被日军32联队第2大队趁机攻取。
正面，贺奎团（一部？）更是完全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
上午10点，将军楼亦告失陷。
将军楼的失陷，使右翼的戴安澜团立刻陷入困境。日军可以依托附近的高地，居高临下，完全切断他们与二线主力的联系。
不过关键时候，日军方面也掉了一下链子。
川原旅团走得太急，本来就没带多少弹药在身上。昨天下午，今天早上，可着劲这么一使，已经所剩不多。
前面进攻一缓，被日军打得苦不堪言的东北军总算捞到了喘口气的机会。如果此时张廷枢能及时调整部署，把除白玉麟团的两个团也整师压上，或者干脆点，就跟关麟征讲清楚：我顶不住了，你快过来帮忙。
这样的话，仍有反败为胜，甚至夺回关口的机会。
但张廷枢未对此作出任何反应，他只是心痛白玉麟团的损失，然后让副团长代了团长的职务。
关麟征和杜聿明当然还是被闷在鼓里，一门心思只关注着日军是否会从右翼包抄过来。
机会稍纵即逝。
下午2点。
弘前师团师团长西义赶到前线。
从川原手上接过战场指挥权后，西义根据战场变化，着手调整进攻部署，命令把有限的武器弹药和人员集中起来，一路压向南关二线，一路对右翼龙峪沟阵地发动包围攻击。
直到日军前锋进逼南关，关麟征和杜聿明才如梦初醒，发觉大事不好。
（409）

此时，二线部队与一线龙峪沟阵地的联系已被阻断，别说走过去了，连电话线都被炸断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戴安澜团可能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惨遭覆灭的命运。
一个军事主官的决心和意志究竟如何，只有在这时候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
关麟征霍然跃起。
夺回将军楼，援救戴安澜，主将亲征！
自古战场上无必胜之兵，却定有必胜之将，赫赫关猛，名不虚传。
在把防守南关的任务交给杜聿明后，关麟征带着一个特务连，指挥作为预备队的王润波团，从古北口东关杀出，向将军楼发起凌厉攻势。
指挥作战的西义显然也注意到了这股突然杀出的劲敌，立即指挥部队向此集结。
将军楼已被日军牢牢地握在手中，虎口拔牙，难度很大，但关麟征很快发现，只要占领毗邻的一块高地——北山，就可直抵将军楼，同时打通和戴安澜师的联系。
看起来，日军似乎还未完全控制住北山。那还等什么，快上。
不料对手的反应更快，事实上已经有部分日军提前占领了北山。
进攻部队刚刚爬到山腰那块，就再也上不去了——这里日军虽然不多，但火力集中，十几挺机关枪一架，就把你硬生生地挡那儿了。
由于伤亡太大，王润波团一度被赶下山腰，在山脚下动弹不得。
时间早已不在关麟征这一边，他知道久攻不下的后果。
这块高地，必须以性命相争。
得之，戴安澜团得生，失之，后者可能再也无法南归——也就没有日后那个名震异域的海鸥将军了。
于是，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关麟征挥舞着手枪，一马当先，亲自向山上冲去。
卫士们紧随其后。
领导都这么玩命，下面的一干官兵更不能干坐着看风景了，大家一齐嗷嗷叫着蜂拥而上。
黄埔精神在这一刻爆发出了它无可替代的力量：什么叫身先士卒，这就是。
山腰，冲过了。
山头，越来越近。
有3个日本兵发现了关麟征，断定这是支那军的高官——不管站在哪个位置，无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与周边官兵有所不同。
他们立即准备朝这个方向投掷手雷。
不过晚了一步，关麟征身边的一名卫士也看到了这3个敌人，一愣神之下，不假思索地摸出一颗手榴弹，率先投了过去。
手榴弹互掷，向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怎么回事？投出去的手榴弹没有爆炸！
本来已经惊慌大叫的3个鬼子回过神来，一扬手，把自己的手雷甩了过来。
大家都靠得这么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关麟征旁边的几名官兵当场被炸死。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卫士扑上去，用身体掩护了首长。
但关麟征仍然受伤不轻，身上共被炸伤四处，浑身是血。
事后才知道，情急之下，那名卫士竟没有把手榴弹引线拉掉就投了出去，当然不会爆炸。
关麟征一直引此为憾事，以后他训练25师官兵，别的先别说，投手榴弹这一关无论如何不敢马虎。
那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啊。
师长倒了下去，作为先锋官的王润波（黄埔第3期）急了，赶紧组织人员上前抢救包扎。
躺在地上的关麟征对王润波说出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别管我，快占领山头要紧！
王润波当即也和师长一样，带头冲在了最前面。
（410）

3名鬼子被干掉了，山头的大部分日军在王润波团玩命的冲锋中也死伤殆尽。
北山的主人终于换成了中国军队。
这块高地的得失果然相当关键。虽然最终仍无法攻克将军楼，但有了北山这一地利优势，随后赶来增援的几千名日军都被阻于山下，无法再前进一步。
最重要的是，它挽救了戴安澜团，使其摆脱了被包围聚歼的噩运。
为此，关麟征师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除关麟征本人负重伤外，团长王润波也在冲锋过程中以身殉职。
王润波的名字现在听来有些陌生，但当年却很知名。
刘伯承是他进黄埔的推荐人。毕业后因成绩优异，他曾连任三期黄埔教官。在他的诸多学生中，日后涌现出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将星，他就是黄埔第4期的林彪。
直到几年后的“一二九”运动，还有很多学生记得王润波的名字，把他作为当仁不让的抗战英雄来颂扬。
战前，王团长曾给老母修书一封，信中谓：“儿率部北上，誓与古北口共存亡”。不料一语成谶，直叫人扼腕痛惜。
关于他阵亡的经过，有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他丧身于日军武士刀下。我以为并不可信。
倒不是觉得这有损于英雄形象。本来嘛，肉搏厮杀，你砍了我，我宰了你，都属正常，不然就不叫肉搏了，这跟中子弹其实是一码事。
我主要是觉得此说与史实有一定出入。
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军备军制基本照搬照套西方的那一套。明朝时在倭寇中盛行的倭刀（即所谓的武士刀）这时候已被扔到了一边，军队中流行的佩刀是法国式的“P”型指挥刀，样子很拉风，但实际作战时全不济事，而且一般士兵并无资格佩备。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战后没有能找到王润波的完整尸骨。这么大的一个团级军官，即便真的被日军砍死，遗体总还是有的。
根据推测，王润波很有可能牺牲于日军的手雷。
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中国军队喜欢集中使用手榴弹，无论是中央军地方军，还是新四军老八路，莫不如此。
不是因为我们的手榴弹太好，而是因为太糟。如果单个甩出去的话，通常炸开来也只能分成两三瓣，杀伤力极其有限，所以一定要抱团才有威力。
与之相比，日军的手雷就要厉害得多，两颗以上便足以令人粉身碎骨。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冲在最前面的王润波是被日军掷弹筒发出的炮弹打中的。
不管怎样，战场最高指挥官非死即伤，足见当时战斗之惨烈。
关麟征伤情严重，不得不送至北平疗伤，师长一职交由杜聿明代理。
此时我不知道，出师未捷身先伤的“巴顿”会不会为他的固执而后悔，如果早点听杜聿明的话，提前接防古北口一线阵地，战局应不致如此被动。
本来想借张廷枢一把力，力没借到，结果不仅丢了古北口，一个主力团也差点陷进去拔不出来。
事情不止于此，接下来，这位张少爷还有更绝的放在后面。
（411）

就在这天晚上，张廷枢一个招呼没打，带着他的部队撤往北平！
在决定撤离之前，他当然是犹豫过的。
他向北平军分会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前线惨烈的战况。
北平军分会随后复电，表扬他“奋勇作战，迭挫敌锋”。
但对张廷枢来说，这封电报做的只是表面文章，重要的是下面这则电文。
老爸张作相电，中有“相机行事”数语。
这是什么意思？
别问我，我不知道，各人去猜吧。
张廷枢正是看了这则电文后，下定决心：撤！
晚上，悄悄地进行。
他还知道不搞一窝蜂，大家一个个来。先是贺奎团，再是白玉麟团，最后是根本就没怎么打仗的636团（李德明团）。
跟他一起撤下去的，还有早就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总指挥”——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
张廷枢以为他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还是被杜聿明察觉到了。
前面有了教训，再不多留个心眼就如同等死了。
张廷枢这一撤，令杜聿明禁不住倒吸几口冷气。
此时，关麟征师的2个主力团仍在一线与日军处于胶着状态，并非想撤就能撤，一时也无法把防线收缩回来。
右翼不能缩，就得想办法再把空空如也的左翼再撑起来，否则房梁非得塌掉不可。
杜聿明扳着指头数了一下，现在唯一建制还算完整的就只有150团（张汉初团），只有派他们去填补真空了。
最后的一个团146团（梁恺团）一部随其防守正面。
虽然看上去似乎暂时还能应付，但杜聿明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个漏洞和危险性一样大的布局。
第二天日军如果不增兵，或可暂时维持平衡，一旦增兵，必将危矣。
突破阵地，迂回包抄，哪一样都足以制守军于死地，因为现在他手上再无多余兵力可派，既堵不住漏，也解不了围。
的确非常痛苦。可如果你不想同东北军张廷枢师一样不顾一切地逃命，还有比以上更好一点的办法吗？
惟今之计，只能存如下侥幸之念：正好日军已无兵可援，又正好我部援军适时上来。
杜聿明也知道这个念头实现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五十，所以他又硬是挤出了2个连的预备队，加上师部特务连，放在古北口以南到南天门一带的高地上，并在此设立预备阵地。
不为别的，就为了如果全军溃败，这3个宝贝连能起到掩护作用。
其实，发现张廷枢撤退的，不止一个杜聿明，还有他们的对手。
在得到张廷枢师撤退的情报后，深谙战阵的日军高层指挥官均意识到古北口一战已胜券在握。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当天即离开锦州回到长春。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热河拿下了，边境“拱卫”了，中央军的失败也只是早晚的事，还需要他天天守在指挥部等战报吗？
与当年“一二八”会战时，植田、白川几乎一刻不停地紧盯着军事地图，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的场面，已有天壤之别。
西义，川原，你们自己去搞定吧。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12日。
对于长城抗战的指挥系统来说，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少帅张学良黯然下野，何应钦走马上任。
在得知前线情况险恶之后，黄杰师的先头部队已朝古北口急赶。
还有一天，只要一天，他们即能赶到古北口，到那时，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412）

然而这次幸运之神没有选择和杜聿明站一边儿。
中国援军未至，西义却如愿等到了包括野炮兵第8联队（广野炮兵联队）在内的援兵。随着后援辎重的到来，部队紧缺的武器弹药得以全面补充。
对川原旅团来说，久旱之后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甘露了。
他们得到了最需要的东西——800发炮弹，一度因缺乏弹药而只能干瞪眼的日军炮兵阵地得以重新开动杀人机器。
倒霉的事总是聚着堆来的。
日军轰炸机群也在同一时间开始对地面的中国守军进行狂轰滥炸。
前两天，它们不是一个小时一批次地搞过一下吗？那算小来来，挠痒痒的那种，这回要动真格的了。
出动的是关东军飞行队第12大队（轰炸机大队），由它们在空中配合步兵发动总攻击。
如事先所预料的那样，重磅援兵加以立体化的进攻阵型，在短时间内就击穿了杜聿明部署的一线防区。
由于工事阵地几乎全被日军炮火炸毁，正面的梁恺团、连接右翼的王润波团防线均被强行突破。
日军直逼二线南关城墙之下。
守军既要防上面（飞机轰炸），又要防前面（野炮远射），还要防下面（步兵攻城），难度可想而知。
但每个人都知道南关失守，对留在左右翼的兄弟团意味着什么。
拼却一死，以尽天职。
战斗进入白热化。
日军为加强进攻，组织了数支敢死队进行冲锋，然而多被打残，其中有些年头的常建制“骷髅敢死队”更是被打得所剩无几。
进攻部队三度欲图进城，但三度都被击退，场面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前两天的总和，乃至西义在战后的报告中也慨叹此战确为整个长城战役“激战中的激战”。
然而，再强的精神和意志，也无法完全抵销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终究有支持不住的时候。
早上11点半，在经历2个小时的进攻后，南关北侧制高点终于落入敌手。
更险的事发生了。在进入南关后，日军大炮竟然直接对着杜聿明所在的指挥部就开了火。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指挥部在哪里？
也许就像《亮剑》里那样，屋里伸出来一根天线，或者是参谋们进进出出，正好被他们发现了。
炮弹还打得真准，无线电台、电话总机和通讯设备一个不留，全被炸得稀巴烂。
但是总指挥杜聿明却安然无恙。
只能说老天也惜才，它执意要给我们这个多难之邦留下一个能战之将。
可是屋里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烂后，与前后方的联络已经完全中断，自然也没法再进行指挥了。
指挥中枢再不能起到调度全局的作用，如此一来，大家也就只有各安天命，自求多福吧。
前方指挥部被炸翻，杜聿明不得不带领警卫退至关帝庙师部所在地。
日军似乎在他身上安了追踪器，马上也跟了过来。
离师部仅有一百米。
杜聿明急忙组织火力进行阻击。
据说当时杜聿明身边实际只有几个带短枪的参谋、警卫和传令兵，所谓还击也只是虚张声势，如果日军硬往里面冲，是绝对挡不住的。
但巧的是日军此时却又谨慎起来，他们为避免伤亡，不再强行靠近，而是用重机枪把师部大门的正面封死。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就是日军不进来，杜聿明怕是也出不去了。
（413）

我说过，在这兵败如山倒的最后时刻，上苍肯定发现小杜是个材料，以后将派大用场，所以处处留情，不仅没让子弹在他身上找眼，还在指挥部都被轰掉的情况下，愣让其君毫发无损。
这享受的就是英雄大片中绝对主角的待遇和地位啊。
有如此导演，“意外”当然无处不在。
接下来的“意外”更加离奇和及时——日军炮弹“准确”地落在墙角边上，把墙壁炸了个洞，非常“体贴”地给屋里的人打开了一条生之通道。
“准”要“准”在点子上，一直以来，剧本都是这么规定的。
杜聿明和75旅旅长张耀明（连他也沾了小杜的光）一起从洞口钻了出去（或许也可能是爬），撤往古北口以南的预备阵地。
别人就没他这么幸运了。
下午2点，日军完全占领南关，并突进到南关以南高地，将预备阵地和一线、二线守军阵地拦腰斩断。
大厦将倾之下，军心大动，随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崩盘：继杜聿明失去对全局的控制后，各基层长官也先后丧失了对各自部队的有效掌握。
不需要发出命令，大家都知道要往后跑了。
其实就是溃退。
从日军一时还来不及堵住的左右两翼空隙向后溃退。
日军在中间的高地上架起机枪和大炮，疯狂地朝两翼扫射轰击。
后撤部队尸横遍野，从而在两边形成了一个可怖的“死亡走廊”。
此时，站在预备阵地指挥所里的杜聿明已束手无策。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局一步步继续恶化，部属在越过“死亡走廊”时成片倒下。
在这次大溃退中，官兵死伤人数占整个古北口战役的三分之二，以团长身份代73旅旅长的梁恺也受了重伤。
我不能设想小杜这时的心情，毕竟这种设想同样很残酷。
但我要告诉你，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常胜将军，某种意义上，胜利之路就是用过往的失败铺垫而成的。
要成为一位真正的名将，残酷和失败都是必须要经过的一道道关卡。
闯过去，熬过来，只有这样，未来，你才能赢！
兄弟，挺住。
在几乎慌不择路的溃退过程中，仍然不乏勇毅到底的铁血战士。
很多人都知道老八路有一个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但可能未必知晓，在这之前，燕赵大地上就出现过相似的悲壮一幕。
稍为不同的是，壮士不是五个，而是七个。
他们属于戴安澜团的一个班，处于与日军对抗的最前沿。当时前后左右，大家都撤了，但是他们没有撤。
原因很简单：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
这是七个死心眼的人，却也是七个真正的军人。
既然听不到集结号，就必须继续坚守下去。
他们在一个叫做帽儿山的高地上架起一挺机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硬是挡住了百余日军的进攻。
日军的目标是追击溃退的大部队，当然不想在这里“纠缠”过久，问题是不管他们怎么卖力，就是攻不过去。
人在舍生忘死的情况下，所能发挥出来的潜力是无限的。
日本人据此判断帽儿山上起码应有一个战斗力极其强悍的连队在把守，在步兵无法顺利攻克的情况下，只好劝降说好话：哥们，让个道吧，给你们活路。
“七壮士”用手中的枪做了回答。
（414）

不好意思，今天临时有事，下午那一场没更新，按照承诺，一定会补：晚上11点，不见不散，呵呵

最终，日军调用了5架飞机和10门重炮，进行轮番轰炸，这才解决了“挡道”问题。
他们冲上山顶，翻来覆去地搜寻，找到的却只有7具尸体。
巨大的震惊。
日本人一向看不起弱者，但他们对真正的强者还是由衷折服的。战后，他们将这七名士兵的遗体埋葬一处，还立碑修墓以为纪念，碑云：支那七勇士之墓。
在古北口战役中，戴安澜团承受压力应属最重之列，然其损失却并非最剧，应该说，与七勇士在关键时候顽强阻敌，拖住了一部分追敌不无关系。
惟有强团才出强兵，能培养出如此彪悍勇猛之士，戴安澜（黄埔第3期）日后能叱咤滇缅战场应不会让人感到突兀。
此时杜聿明面临着自己从军生涯以来从未有过的绝境。
部队已完全掌控不住，大多数溃退官兵成惊弓之鸟，有的甚至经过南天门时也不敢停留，一头就往后面的石匣跑去。
在预备阵地上，杜聿明手上只有师部特务连和2个连的预备队，拿这一个营的兵力来阻击旅团建制的关东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古北口一败，官兵已经胆寒，如何能战。
南天门，甚至石匣失守，都还是小事，背后的北平危在旦夕才是真正的大事。
明知无济于事，但杜聿明接下来要做的，也就只有硬碰硬了。
能挡得一时是一时吧。
不要担心，我们还是那句话，当命运垂青你的时候，怎么着都是好。
西义在占领南关后竟然就鸣金收兵了。
眼看中央军被彻底打败，作为热河边境（也是日本臆想中的“满洲国”边境）的古北口长城也得到了完全巩固，对武藤有了交代，自然可以放心回家睡觉了。
关东军的心思，杜聿明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不过敌人不追，那就是大好事一件，赶快抓紧时间稳住阵脚，收容部队吧。
同一时间，西线古北口虽败，中线喜峰口却出人意料地给大家来了一个惊喜。
中国武士们出场了。
这就是即将红透中国半边天的29军。
说起来，这帮哥们当初活下来都不容易，犹能取得如许佳绩，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起身给他们鼓个掌先。
在我们追踪29军长城抗战的壮举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支实力快赶上老西北军的劲旅，究竟是如何在中原大战后迅速崛起的。
还记得“一二八”淞沪会战后，章太炎章老的那段酷评吗——“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
想当年，在老西北军全盛时期，它跟中央军都能分庭抗礼，老冯麾下能战之将，能搏之士，犹如过江之鲫，单挑的话，“长技相似”的19路军能不能干得过对方都得两说。
可惜，一场中原大战，曾经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老西北军自此被永远从英雄谱上彻底抹去了。
巨厦訇然倒塌，剩下的只是昨日的残梦，或者是连梦都没有。
当然了，一片废墟之上，除了碎为齑粉的混凝土，腕口粗的钢筋也可以随处见到。
宋哲元无疑就是其中比较粗的那一根。
（415）

中原大战接近尾声时，西归路断，回不了老家了。宋哲元就想从潼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避避风头。可是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的阎老西事前就把渡船都搜罗一空，弄到东岸去了。
事到如今，明知人家不肯收纳，宋哲元也只有硬起头皮给阎锡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让他无论如何拉小弟一把。
老阎来了个装聋作哑，就当他没收到。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晋绥军和西北军虽非夫妻，却也有共同结盟讨蒋的“革命情谊”，只是这“情谊”委实经不得考验，轻轻一碰，就碎得不成样子了。
最后，宋哲元好不容易在河边找到了3条小船。靠着这3条救命船，他带着几个亲兵躲到了山西南部。
大部队当然只能丢在对岸，供中央军收罗了。
以后陆续又有一些被打得四分五裂的部队投了过来，大家都凄凄惶惶，扎着堆取暖。
人不满千，而且还是黑户，身上连个暂住证都没有。
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宋哲元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到太原去，找那个抠门抠到家的阎锡山再谈一谈（这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求一求）。
在这个堪称无望之旅的行程中，离太原越近，他越觉得灰心，终于不想再走下去了。
与其被人家奚落，又办不成事，还不如解甲归田，到天津去当个寓公算了。
不过，在这之前，他一定要见一个人。
见过之后，再无遗憾。
什么人这么重要呢？
不是老帅冯玉祥。
在中原大战时，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个杂牌军的天才领袖——“小孟尝”何成浚。在这之后，又蹦出一个更厉害的，也就是宋哲元在绝望之中非见不可的那个人。
他叫萧振瀛
何成浚善于交朋友，什么人见了都能混个脸熟，他也几乎能在一定范围内摆平任何人，任何事。
这种本事，萧振瀛至少能和他平分秋色。
民国老人谈起萧振瀛，均感慨良多，说你只要跟这个人结识，第一次见面，他马上就能和你混个自来熟，看上去就跟有好多年的交情一样，第二次见面，那就得到彼此“托妻寄子”的地步了，第三次，干脆什么都别说了，直接一个头磕在地上，拜把子认兄弟吧！
你还别不信，人家就有这能耐。据说他家里积累的兰谱（就是结拜兄弟时必备的那个帖子）之多，已经到了“骇人听闻之境”。
在冯玉祥手下，萧振瀛无党无派，而且职务也只是西安军法处的一个处长，但他本人在西北军高层中却人缘极佳，人皆称其为“萧大哥”。
想当年国共闹分裂，老冯也在西安搞清党。虽说他后来跟我党走得较近，不过那时候搞起反共运动来也毫不含糊，一家伙就抓了3千青年，准备都当“共党分子”给杀了。其实这里面好多并不是共产党，后来甚至有成为国民党骨干的，说白了，都是些平时敢说些“救国救民”的话，能够就国家大事发些议论的人。
萧振瀛心里很清楚，这些人不仅没有大罪，而且都可能成为未来国家栋梁。他姓萧的不能做这种自损良材的事。
（416）

想向冯玉祥求情吧，以“冯先生”（冯玉祥）那脾气，说一不二，肯定不会松口，不仅不会松口，没准还会立刻让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拖出去给砍了。
怎么办？
萧振瀛为了这件事，好几天都不回家，独自呆在军法处里一个人转圈（“绕室竟夜”）。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卫队长喊来，让他把监狱里的人放掉。
后者问他放哪些人。答：放16岁以下的。
卫队长刚走出门，他又追上去，咬了咬牙，改口道：放18岁以下的。
卫队长答应一声，再走。萧振瀛再追，这次他干脆定了一条线：20岁以下都放!
3千青年就没几个超过20岁的，于是人呼啦啦都走光了。
这么大的一件事，冯玉祥不可能不知道，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刻处决萧振瀛。
这时候让老冯弄不明白的事情发生了。
奉命执行处决命令的人拒不执行。
这在家长制盛行，向来令行禁止的西北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接下来，老冯的堂下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群人，仔细一看，都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老牌的有宋哲元、马鸿宾、冯治安、门致中，新锐的有张自忠，这些人众口一词，都请求老冯不看僧面看佛面，放萧振瀛一马。
冯玉祥脸色都变了，难道你们想造反不成，我说过的话几时变过？不放！
老冯这个人的性格，在外人看来常有古怪的一面，例如，凡是他认为一定要罚你的，则必罚不可，如果谁要从中说项求情，他不仅不会加以豁免，反而还要罚得更厉害（“加倍重责之”）。
不近人情归不近人情，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也是他铁腕治军，提高自己在军中说一不二的威信的一个重要手段（“以示其绝不能为外界所动也”），否则，难以想像战将云集的西北军会唯他老冯一人马首是瞻。
然而这次绝对是一个例外。因为宋哲元他们很快又请来了更大牌的：张树声、闻承烈。这二位可都是西北军元老级人物，张树声更与冯玉祥是拜把子弟兄。
眼看人情快要大到天了，吃不住劲的老冯只好把萧振瀛放了。
不过从此以后，他们两人就为此结下了梁子，萧振瀛也再未能获得老冯的信任和重用。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中原大战时，萧振瀛不是被排斥在外，而是被予以重用，也许结果就可能大不一样了吧，至少，他是当时西北军中唯一能够团结各路将领，瓦解掉何成浚“糖衣炮弹”攻势的不二人选。
与何成浚相比，萧振瀛虽然在外面很能混，但其个人生活却极为俭朴自律，在民国政坛上堪称异数。
不抽烟，不喝酒，不好女色，甚至连茶也不喝，跟老蒋一样，一杯白开水足矣。
唯一的嗜好，就是吹吹箫笛，最拿手的一个曲目是《苏武牧羊》。
这种人都快接近圣人的水平了，几百年出一个，咱们敬佩可以，真要照着学，还真有点难度。
台湾作家李敖够狂了吧，上下五千年，秦皇到汉武，谁也不被他放在眼里，提起这个萧振瀛，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宋哲元给萧振瀛发了信，可是他也不能确证对方一定会来。
论身份，他现在可不是什么西北军的大佬了，说得不好听，就是一丧家犬，别人躲你还来不及呢。
（417）

可是萧振瀛来了，因为他们是朋友。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宋哲元一下子泪流满面，握着萧振瀛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良久，他才迸出一句：就等你来了，我就想见一见你，然后就启程到天津去。
还剩下千把人，不过已经交给了刘汝明，让他们听天由命吧。
萧振瀛急了。此君急公好义之名真不是虚的，对朋友那是一百个真诚。别人落魄，他比落魄的那个人还要难过。
他赶紧劝宋哲元，虽然老西北军垮了，但事情并未到不能挽救的地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
宋哲元叹了口气，眼下这种局面，人心已散，再把大家捏到一块儿又谈何容易。
反正他宋哲元是没这个本事的。不说别的，眼看就要到太原了，却连见一下阎锡山的勇气都没有，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东山再起呢。
他看着对面的 “萧大哥”：难道你有办法去说动那个阎老西吗？
萧振瀛摇了摇头。
宋哲元一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
那你就别劝我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事已至此，还是让我该上哪上哪去吧。
萧振瀛随后的一句话，却让宋哲元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我虽然没有办法说动阎锡山，却有办法帮你重建一个新的西北军！
说罢，飘然而去。
虽然是在场面上混的，萧振瀛却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尤其在朋友面前，更是言出必行。
事实上，对于重建西北军，他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第一步，需要把弟兄们捏成团。
这在西北军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完成的工作。因为原先的老西北军将领们就是谁也不服谁。互相拆台可以，互相信任？这是个什么东东，没听说过，免谈！
中原大战前，大家还都听冯玉祥一个人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连老冯这块牌子也不好使了。
萧振瀛的意思，是希望以宋哲元为首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他先找到了同在晋南躲避的张自忠。
在跑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里面，数张自忠师的编制最完整，基本没有溃散，共有5千人马。
宋哲元则只有千余人，按照强弱对比，他反过来应该拥戴张自忠才对。
对于重新组队，张自忠是赞成的，但是让宋哲元当老大，他不赞成。
倒不是说他自己非要当这个老大不可，而是认为这把交椅应该是“萧大哥”的。
萧振瀛对他说：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听不听我的。
张自忠马上说，当然听大哥的。
那好，我萧振瀛拥戴宋哲元，因为他有两点够格：威望足以服众，为人足够坦诚（“义高能得士”）。
张自忠是个性格很梗真的人，道理一讲明白，马上豁然开朗，爽快地答应萧振瀛会“服从到底”。
摆平了张自忠，萧振瀛又马不停蹄地一个个去做工作。
西北军的这些人都属于狗急了跳墙，渡过黄河也没得到过阎锡山的允许，来了以后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晋南的各个地方，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人要没点古道热肠，还真的坚持不下来。
都找过了，最后找到了赵登禹。
（418）

萧振瀛原先以为要说服他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按照预想的编制，赵登禹只能排到旅长，而他此前在西北军是师长，还当过老冯的警卫员。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赵登禹什么条件都没提，只给萧振瀛回了一句话：干不干，怎么干，由萧大哥你决定，别说旅长了，你让我做团长营长都行。
看看差不多了，萧振瀛便在山西运城开了一个会，把谈过话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商量。会上，按照萧振瀛的提议，初步决定编成一个军，由宋哲元来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
但是，对萧振瀛来说，内部搞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编一个军那都是自己关在门里想想的，得让别人承认。别人不承认，你就是想编成一个师一个旅也是痴人说梦，前面说的做的都不过是自己关着门过家家。
名分这个东西很重要。
萧振瀛决定跑到京城去搞项目。
这个京城当然指的是南京。
跑项目就得花钱。萧振瀛一摸口袋，一个子都没有。
宋哲元他们可怜巴巴的，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更是帮不上什么忙。
怎么办？
只能借。
萧振瀛跑到太原，找银号借钱。
山西那时候不是现在，当时号称全国最富。太原的银号到处都是，只要你想借，就有银子。
凭着朋友多，路子广，信用好，萧振瀛贷了2万块钱（有说是2千），旅费、打点费就都在这里面了。
到了南京，他想见到的人自然是权倾一时的老蒋。可堂堂元首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必须先从他旁边的人那里着手。
萧振瀛最初想到的人是国舅爷宋子文。
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是最当红的时候，在老蒋那里很吃得开。如果能让他在老蒋那里美言几句，不愁好事不成。
可是这条门路好是好，但是进不去，甚至连宋子文的面都没有办法见着。
宋部长什么人，当年的顶级海龟，不仅仅是喝过洋墨水那么简单，人家喝的还是美国哈佛的洋墨水，平时走路都是鼻孔朝天，一不高兴，连老蒋都不放在眼里。
别人跟他一说萧振瀛求见，他马上问：萧振瀛是谁？他留过英，去过美吗？知道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吗？
哦，都不知道，英语也不会说。那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见！
萧振瀛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敲另一个显贵的门——宋子文的姐夫、老蒋的连襟孔祥熙。
这一敲真的敲开了。
说起来，孔祥熙和西北军还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玉祥尚未脱离直系的时候，孙中山为了策反他革命，就把孔祥熙派到了老冯身边。后来，老冯就真的干起了革命，通过发动北京政变，把老东家直系政府给掀了个底朝天。
北伐以后，老冯成了“四巨头”，孔祥熙和老蒋又是那种关系，两人的往来自然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之前，并不说明孔祥熙对萧振瀛一定留有什么印象，即使以前有照过面，也早就不知抛到哪个九宵云外去了，毕竟对于前者来说，萧振瀛当时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西北军中的一个小人物而已。
但是印象是可以加深的，尤其是当对方拎着厚礼上门的时候。
（419）

和阎锡山一样，孔某人一向被大家封为山西大财主，经商很有才，私下也嫌了很多银子。照理，他这样的人，对身外之物应该是抱很无所谓的态度的。
可你见过谁真正嫌钱多的？何况在民国笔记中，这位孔兄虽然会几句洋泾浜的晋版特色英语，实质却是大俗人一个，与他的小舅子相差不是一星半点。时人甚至认为这位自称的孔子后裔颇似三国时的一个著名人物——那个同样俗不可耐的刘表刘景升。
不过俗人就有俗人的好处，因为跟俗人们打交道，正是萧振瀛的特长。
见面以后，话里话外，萧振瀛都透着这么个意思：虽然我们老西北军已落魄至此，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孔先生今后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的。
一个人会不会说话就是大不一样，孔祥熙听到这里，大受触动。
民国时代，与过往的大宋王朝有相仿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很多武人虽然从根子上说是个大老粗，却极爱附庸风雅，死皮白脸地都要往“儒将”上面凑，在穿戴上盛行不爱武装爱红装，平时军装是根本不穿的，长袍马褂兼瓜皮小帽是其惯常打扮。不同之处则是与宋代士大夫多不屑与武人为伍不同，民国的文人是非常向往和带兵打仗的人有上一腿的（典型的比如汪精卫）。
对于孔祥熙来说，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要。毕竟他不可能像宋子文那样自己拉起一支税警总团来，要想在老蒋这个连襟前面提高身价，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有实力的武将们拉上关系。
不错，如今的西北军是今不如昔了，然而这就跟炒股一样，原始股价格低，以后上涨的空间才大啊。同时，这个股票简直就等于自己免费送上门来的，除了动动嘴，实际根本花不了什么成本。退一万步来讲，即使以后真的涨不上去，变成了垃圾股，他孔某人也用不着急得跳脚。
孔祥熙用他那孔方兄一般的心思，拨拉了两下算盘，觉得这笔买卖实在划算，非常值得一试。
然后他就去跟老蒋敲边鼓去了，敲来敲去，无非让老蒋相信，这个宋哲元虽然在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中多次担当反蒋急前锋，但其实是因为身处老冯帐下，不得不为之的结果，其实他这个人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对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当年还力争过反蒋不如反阎呢。
看着老蒋的脸色缓和下来了，孔祥熙立即给萧振瀛带信：是时候了。
萧振瀛着手拜见老蒋，但不是通过孔祥熙，而是通过另一个政府元老于右任。道理很简单，老蒋为人是很多疑的：你成天在我耳朵边说某个人好，紧跟着又推荐那个人的使者来见我，请问到底是何居心？！
这位于老亦是陕西人氏，与西北军的关系比孔祥熙可深厚多了。更重要的是，他虽称元老，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向无实权，属于老蒋并不十分忌惮却又要给足面子的那种人。
于右任引荐的人，老蒋自然没有不见之理。
（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