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兄弟是服部旅团的一个下级军官，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而且文笔着实不错，跟那个著名的东史郎都有得一拼。当然了，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写日记，除了要有雅兴外，也得有时间——石桥的八字很不错，被分配在了预备队，玩命的事不到非常时刻用不着他去，所以时常能得着空趴下来涂涂抹抹。
据他在日记中说，到3月14日这一天，他们竟然没了粮食，连晚饭都吃不上。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前线与后方已经脱节了。
在此之前，不会发生这一问题。为什么？因为那时日军的大队部就建立在老婆山后侧的白台子，后勤供应非常便利。
但在连遭夜袭，特别是11日的那次大规模夜袭后，服部旅团已不敢再把大本营和后方基地放在距离前线如此近的地方。
在哪里呢？在喜峰口外的宽城和都山。
这样一来，断个半天粮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同时，由于害怕29军再次发动类似的偷袭行动，截断其后路，日军在进攻时也是瞻前顾后，一步三回头，再也没有了开始时的那种“大军一到，玉石俱焚”的派头。
让服部料想不到的是，这些还仅仅是他表面上需要上为那个可怕的晚上所付出的代价。
事实上，29军已经从服部那里捡到了无价之宝。
那就是大刀队在白台子缴获的日军作战图。
图上，日军的进攻箭头清晰地指向了一个地方——长城罗文峪。
这个罗文峪指的其实是两个关口，一个是罗文峪关，另一个是附近的山楂峪。长城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呈45度角凹进来，因此这两个关口离29军军部所在地遵化可以用近在咫尺来形容，相距不到20里，骑兵半日即可到达。
罗文峪离喜峰口却有100里，此地若失，喜峰口将腹背受敌。再进一步，遵化若失，整个中线、东线守军将被切断后路，华北防线势必倾刻崩盘。
在战术安排上，弘前师团师团长西义采取了有缝就钻的灵活策略，即乘29军主力在喜峰口被服部旅团吸引住的机会，集中承德的第4旅团（铃木旅团），准备一举突破罗文峪。
当时，由于喜峰口作战激烈，众人的目光也确实都聚焦到了那里，谁也没想到日军对长城地形如此熟悉（看看他们绘的中国地图就知道了），会对不那么惹人注意的罗文峪切上一刀，而先前据守这两个关口的，仅有冯治安师的一个营（轩继瀛营）！
一旦成功实施，这无疑将是日军包抄战术的又一个经典，不由人不惊出一身冷汗。
攻方确实高明，守方也确实险到极至。
从军事角度上说，喜峰口打得再精彩，也只不过是得与失的问题，而罗文峪对29军乃至整个滦东部队（包括晋绥军和东北军）却生死攸关。
如果不是拿到这份作战图，大家不仅都白干了，而且还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看到这里，包括我这样的门外汉也许都要按捺不住了：还等什么，快把部队都调过去啊。
宋哲元不是门外汉，他不敢轻动。
（449）

长城那么长，兵就这么多，如果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谁敢孤注一掷，把筹码都提前堆到一个地方去？
顾了这头，其它各头势必要有所削弱。万一在白台子上捡到的这张地图是疑兵之计，等你把人马都调到一个对方其实并不想动的罗文峪，他却趁机打你别的软肋，如之奈何？
到时候，没准哭都没地方哭去。
因此，这个情报必须得到实地的验证。
宋哲元通知罗文峪外尚未撤入关内的地方政府和民众，一旦察觉承德日军有南下动向，随时组织南撤，并向29军总指挥部报告相关情况。
3月14日，宋哲元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承德以南的兴隆县县长打来的。后者告诉他，承德日军有步骑联合部队大约3000多人，已于昨天晚上到达了鹰手营子大道。
鹰手营子大道离兴隆县北面不远，这位县长正加紧安排难民南撤入关。
宋哲元立即把这股日军与作战地图联系了起来。
虽然日军南攻罗文峪的可能性仍然不是百分之百，但必须有所行动了。
宋哲元最先想到的是动用近卫军——原属张自忠师，现为遵化城防部队的祁光远团，他从里面拨出2个手枪连，由一名指挥部的参谋带队，增防罗文峪，归属轩继瀛指挥。
这两个手枪连实际就是29军中专属的大刀队，每人都是选出来的抡大刀的好手，标准装备为：大刀一把，手枪一支，手榴弹若干。打起仗来还是非常生猛的。
到了晚上，日军要打罗文峪的主意这个企图已经基本上铁板钉钉了——其先头部队已到达兴隆县半壁山。
到这时候，就再不能有所犹豫了。
宋哲元立即发出命令，急调暂2师（刘汝明师）赴罗文峪防守。
但是心里仍然七上八下，没有把握。
因为刘汝明这个师是暂编师，听起来是师的编制，其实只有一旅两团（旅长为李金田），还不满员，装备也不咋的。
不行，还得添人手。
第一个命令发出不到半个小时，宋哲元再调冯治安师第219团（刘景山团）增援罗文峪。
星夜急驰，越快越好。
宋哲元坐了一会，又站了起来。
刘景山团离这里并不近，就算再拼着命跑，一时半会也到不了罗文峪。
远水难解近渴，再想想看，还有没有什么近水可用。
能用的当然还是自己的遵化城防部队。
罗文峪倘若不保，遵化还能守得住吗？
干脆，把遵化城防部队都拉上去。
城防司令祁光远操起家伙，领着他那个已被抽走2个手枪连的团，奔着罗文峪就去了。
当然，遵化也不能真的不顾。宋哲元转而命令张自忠师第224团（董升堂团）向遵化东侧的四十里铺集中，以拱守指挥部。
这一抽一调尽得筹划之妙：那边祁光远快跑，救了罗文峪的急（对罗文峪来说确实是雪中送炭），这边董升堂就算来得慢点也没关系了。
到这时候，宋哲元真的是山穷水尽，无兵可调了。
（450）

其实还是有很多部队没派上用场的，比如东北军。
从冷口撤下来的沈克师此时就缩在遵化以西的蓟县以东，该师还有一支规模不小的骑兵部队——骑兵第5旅（李福和骑兵旅）一直游弋在罗文峪关口之外。
再不济的资源也总是资源，所以宋哲元也曾经动过一点这方面的脑筋，不过最后证明都是无用功。
他先是让刘汝明与李福和取得联系，要求双方互为策应。
策应是谈不上的，因为李福和刚刚得到承德日军出动的消息，第一时间就率部朝西面跑掉了，连通知也没通知29军一声。要不是兴隆县当地民众及时报告，宋哲元还被蒙在鼓里，差点就要像古北口的关麟征那样被这些家伙活活坑上一把了。
到需要增援罗文峪的时候，北平军分会下令沈克师进至兴隆，以便和29军一起夹击南下日军——不知道沈克是怎么认识这一上级命令的，反正直到罗文峪之战临近尾声，也没见他的影子。
鬼子这边。
在热河和长城战役中，除了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日军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无疑就是西义中将。其人洞察形势之精细，掌握战机之敏捷，拍案决策之果断，即使在日本一流将官中也是佼佼者。
不过在罗文峪这里，眼见着就要吃瘪了。怪谁呢，只能怪服部这老小子，那么重要，可以说要人性命的地图，你应该用个保险柜锁起来嘛。
太不小心了，回去打他屁股。
不知道服部是真的怕被打屁股还是担心丢面子，反正遗失地图的事，他从头至尾压根就没跟西义沟通过。因此之故，西义在承德发令箭的那一刻还以为罗文峪的中国守军毫无防备哩。
对罗文峪，他是志在必得。
拿着令箭启程的除铃木旅团的两个主力联队外，还有在古北口起过一定作用的三宅骑兵联队。伪军虽然历来都不怎么太中用，但这次也把他们算上了，计有内蒙、朝鲜伪军2个旅。这样一来，就超过了万人。
就在喜峰口的服部旅团陷于困顿的时候，铃木旅团悄悄离开了承德。
脚步是够轻了，奈何人家已经知道你的鬼心思了，所以再轻也没用。
3月16日，天还没亮透，作为日军先锋的三宅骑兵联队就拍马赶到了罗文峪关口前的三岔口。
进入这些地方，大都为山路，马是不能骑的，只能下来，牵着走。
在长城战役中，日军就充分利用骑兵马快的特点抢山头，夺城池，占先机。比如喜峰口的老婆山高地就是这样落入敌手的。
不过罗文峪这里又有所不同，因为守军是29军，不是整天五迷三倒的东北军。
这些大刀客平时睡觉都竖着两耳朵，还能让你占了这个便宜？
三岔口很快就响起了枪声。
当然不是日军打的，而是潜伏哨们起了作用。
罗文峪守将轩继瀛早就提前做了准备。他专门在部队里挑了些干练的，换件衣服，到三岔口附近去扮农民——这叫潜伏移动哨，俟日军一靠近便报警。
西北军里面的人，基本都是苦出身，客串个农民角色那是连妆都不用化的。
（451）

在山路上，日军骑兵根本发挥不出任何优势，因为他们一只手要牵着东洋马（跑掉的话岂不是做不成骑兵了），另一只手也不知道究竟是该拿刀还是拿枪，现在又暴露了身份，犹如本来想偷偷摸摸在人家室内行窃的贼头，忽然发现房间里灯火通明，那场面别提有多尴尬了。
更糟的是，他们想退还退不出去，因为正好进入三宅口守军的射程范围，所以这迎面第一板斧就被砍了个稀里哗啦。
遵化城的祁光远团这时早已赶到，轩继瀛和他一商量，把人马分成两拨，一拨分守罗文峪旁边的山楂峪，一拨由祁光远亲自率领，从侧面绕到日军背后——看来，29军是真正在喜峰口尝到了甜头，无论什么时候都知道走曲线绕行的好处了。
三宅骑兵联队在山下刚刚把马拴好，喘了口气，正准备再攻三岔口，忽听得背后枪声大作，竟然是中国军队包围过来了。
攻守方立刻转换。日军骑兵这才意识到，对手原来早有准备，心里不由暗暗叫苦。
一路上，骑兵联队打马挥鞭，把后面的步兵抛得远远的，本意是要独揽首功的。那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步兵走得越慢越好，等他们上来，没准自己的太阳旗都已经插在长城上了。现在则只好一边咬牙死扛，一边念叨着，希望后面的步兵再跑快点，赶紧过来给他救急。
可是倒霉系天定，半点不由人。步兵们还真的优哉游哉，在三宅联队苦撑整整5个小时后，大部队才姗姗来迟。这时候，可怜的骑兵们都快虚脱了。
看到自己的骑兵受了欺负，步兵自然火透，呀呀叫着就杀了过来。日军人多势众，加上三岔口工事简易，29军只能且战且退，进入长城内进行防守。
到这时候为止，罗文峪正面争夺战才算真正开始。
骑兵不能成事，就要看炮兵的了。这次日军带来了数十门野山炮，一家伙都推上来，朝着城墙狂轰滥炸。
大炮这玩意，一个重要用途就是音响视觉效果特别好。若是平常人，光听听声音两腿就得抖个不停，更别说猛烈炮火对城防的破坏了（“砖石横飞，摧残无遗”），你要没点意志力根本扛不过去。
29军官兵一来本性顽强，二来事前就知道守住罗文峪关乎全军身家性命（“为形势上所必守”），所以不管受多少损失，都不肯稍有退却。
围绕被打得残破不堪的长城，双方你争我夺，各不相让，战斗一度达到沸点，29军“牺牲之惨”，甚至“比喜峰口战役有过之无不及”——一眨眼的工夫，700多人倒在了长城上。
照这么打下去，这一团一营就得全部报销掉了，罗文峪自然也只能付于敌手。
真的快撑不住了，幸好后援来了。
危急时刻，被授予罗文峪一战总指挥的刘汝明亲赴火线，跟他一道来的，是旅长李金田（当然也是他唯一的旅长）率领的两个团：李曾志团、陈禄德团。
别看才2个团，刘汝明一个师的全部家当可都在这里了。
（452）

宋哲元在部署罗文峪防守时，不停地调兵，能抽的都给抽过来了，但他始终没有忽略一点——
兵固然重要，将更是关键。
守罗文峪，他挑中了刘汝明。
29军领导集体的八兄弟之中，要论彼此之长，进攻要数张自忠，防守当属刘汝明，一矛一盾，相得益彰。
刘汝明在西北军中被称为“呆子”，其实一点不呆，还很有心计。他能跻身“西北五虎”，就是因为打仗很“滑头”：其指挥作战不以进攻称雄，而以善守著称，是个任何时候都知道怎么保本的主。
这个特点，狂飙突进、乘胜追击、形势大好时，你看不出有什么独到之处，没准还会不屑地来一句：不就是会死守在窝里，外加逃跑时腿脚利索了一点吗？
瞧不起是吧，等到你老本折个净光，欲哭无泪时，就会明白个中之妙了。
人生在世，不可能永远顺利。打仗也是如此。
就象下棋一样，遇上倒霉的时候，手上能多剩一个炮，一个马，哪怕是一个卒都是好的。
还有机会翻本不是。
而且我告诉你，要做到这一点，不比进攻容易，甚至更难。
刘汝明早年间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趴在长城里面挡住了直奉联军的进攻。等到实在守不住了，大家都往后跑，他又跑得最快——这哥们跑路时，比谁的脑子都好使，他把什么辎重车辆和笨重物品一古脑全扔了，腾出骡马，由士兵轮流骑着跑。
你两只脚，当然比不上人家六只脚（四只马脚加两只人脚），速度是你的三倍还不止。
结果到了集结地一看，刘汝明最早报到，人员也流失得最少。
仗打到后面，别人都是越打越少，他虽然也没多出来，但从没伤过元气。结果等到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他就带着手下这批骑着骡马的兵，成功地化解了杨虎城西安之围——这就是保本的好处，眼瞅着翻本了不是。
打完仗，冯玉祥发给刘汝明一大奖状，表扬他“孤军当南口之险，走马解西安之围”。
显然，这能耐，又要在长城上复制一次了。
在这里，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刘汝明除自己的部队外，还有其它非直属部队供其调遣。
我们看到，在关东军中，指挥官调动或指挥非直属部队是不成问题的。比如服部就可以指挥与其没有隶属关系的三宅骑兵联队，而后者也无条件地听从他的征调。
然而这在中国军队中却是个很大的问题。好象谁的兵就是谁下的崽，别人是动也动不得的。不光地方军如此，中央军有时也差不多，而好些事坏就坏在这上面。
当年的29军内部在这方面可以做到让大家都感到脸红心跳。
宋哲元一个电话打到下面的师长旅长甚至连长那里，立刻就OK。
抱团致胜，试问天下谁敌手？
接下来，就看刘呆子的表现了。
在这一生死存亡时刻，被宋哲元寄予厚望的刘汝明能不负所托吗？
效果立竿成影。
刘汝明在长城上一现身，军心立刻为之一振。跟刘师长在一块，守，守得住，跑，跑得脱，还怕什么。
这就叫强心剂。
（453）

当然，他带来的那两个团也不是白给的。
打到晚上9点，本想一鼓作气拿下罗文峪的日军步兵也终于软下来，“三而竭”了。
不过经过一个晚上，鬼子们又有了新的思路。
拿不下罗文峪，就直接攻山楂峪。后者还在罗文峪西面，打下那里，等于把罗文峪也都给包了。
越想越兴奋，不由佩服起自己的应变能力来了。
既如此，那就干吧。
老规矩，必要的花招还是要使的：罗文峪照攻，但主要兵力放在相距罗文峪口仅5里路的山楂峪，这个就叫声东击西。
一开始，连刘汝明都没识破。
相对于罗文峪，山楂峪是小关口，他仅在那里部署了一个营（刘福祥营）。
铃木旅团在山楂峪使出了日军常用的“要你命三招”。
第一招，用炮打。
不是泛泛轰击，而是集中一点，意欲打开长城之缺口，同时为下一步进攻营造气氛。
第二招，步兵冲。
成百上千日伪军向缺口处涌入，就是挤，也得挤进来。
第三招，天上炸。
这是最后一招，因为挤不进来，就只好招呼轰炸机出动，进行低旋轰炸和射击了。
三招用完，日军还是站在原地，一块长城砖也没捞到。
可恼哇。
情急之下，又额外想了一招：用烟幕弹。
利用烟幕弹为掩护，悄悄地派部队摸到守军阵地的左前方高地上去。
这帮小子大概认为，烟幕弹一放，对手就看不到他们了。没想到的是，别人固然看不清你，可你也同时看不清对方了，而且你这烟幕弹一放，就等于告诉29军：我要玩阴的了。
那刘福祥也打了多年的仗，是个老兵，如何猜不透鬼子的这点小伎俩。
放烟幕弹正好，还免得你又是炮轰，又是枪打的。
刘福祥立刻派了一个连建制的预备队上去，同样以烟幕为掩护，爬到高地上，对着日军就是一顿猛砍。
在付出较大伤亡（连长中弹阵亡）后，高地失而复得。
这一早上，铃木旅团就算白干了。他们索性假戏真做，又在罗文峪这边撒起了野。
从中午开始，日军就闭着眼睛打炮，转眼之间就甩过去500余发炮弹，好像炮弹都不要钱似的。
这本钱可真够大的，炮弹密度把好端端一座山都掀得不成了样子（“山谷为之变形”）。
山犹如此，人何以堪？
刘汝明能“堪”。
如果这几下就吃不消，那还叫善守之将？
日军大炮叫得欢的时候，他早就带着1个团（李曾志团）、1个特务营手枪连（实际上也就是专属大刀队）走了。
没跑远，就趴在山口两边，看着你打炮。
炮兵闹腾够了，自然就要派步兵上了。毕竟打炮不是目的，占领阵地才是目的。
经过刚才那番狂风暴雨，对方阵地上一枪未放，似乎已经彻底歇菜了。
看来，只要接收一下，履行个手续就可以pass。
日军遂分成四路纵队，大模大样地上山来了。
刘汝明一声不响，看着他们往山上爬。
难道准备放弃阵地了？
答案很快揭晓。
相距200米，突然发作。
一个人蹭地一下从地上率先跃起，舞着刀就朝日军砍了过去。
正是刘汝明自己。
（454）

虽然可能没有赵登禹那么凶悍，不过人家毕竟也是靠刀混饭吃的，那刀法自然也差不到哪去。
还有什么榜样比自己的长官更好，于是，一众猛男没一个怯场的。远的炸（用手榴弹），近的剁（用大砍刀），一时间，气势锐不可挡（“杀声震天，血光满地”）。
按照29军在喜峰口大夜袭前定下的规矩，生擒和砍死日军都是有奖金的，不过赏格不一样，前者比后者更值钱，两个死鬼子才低得上一个活鬼子。
按照一般的经济学原理，抓活的，当然要比死的上算。
但是整个罗文峪之战，鬼子脑袋倒有不少，活的却不多。倒不是日军又耍酷，给你来个宁死不降什么的。事实上，在大刀制造的血淋淋效果面前（“肢体异处，鲜血四溅”），再骄悍的日本兵也得原形毕露，没几个敢再逞英雄。据说在刀口之下，还有真鬼子为了不被砍头，装朝鲜兵跪地求饶的哩。
实在躲不过去，也就只能做死狗状，用手遮住耳朵，闭住眼睛等死（“掩耳闭目”），嘴里还要念几声“爸爸”——好奇怪，别人这时候都是叫妈的嘛。
罗文峪的29军对抓俘虏没兴趣！
碰着死，沾着亡，100块大洋固然好，但是太费事，不如一刀痛快。我再多抡几刀，没准还不止这个数呢。
碰上这些大白天出没的杀人无常，自命凶狂的日军这下也没了脾气，只好撒开丫子往后跑了。
武士道悍不过真正的铁血。给人印象一向有进无退的日军也开始溃退了，而且一退起来就不可收拾。
先是退出了中国守军的阵地前沿，接着又退出了自己的山头阵地，一个不小心，连他们引以为豪的炮兵阵地也丢了。
还没完，得继续。
铃木偷鸡不着蚀把米，不得不拉起数道防线，以阻止对手近乎疯狂的攻势。
然而在已经杀上了瘾的29军官兵眼里，防线根本挡不住他们，几乎一撕即破。
下午2点，冲破第一道防线。
一个小时后，第二道防线又土崩瓦解。
本来还要再往前面冲，但山楂峪那边顶不住了。
刘福祥营损失惨重，阵地亦几得几失。
其实能坚挺到现在，已属大不易，如果不是他们吸引了日军相当多的兵力，罗文峪这边也不可能打得这么爽。
刘汝明只好缓一下，派李金田率李曾志团过去帮忙。
这样一来，右翼突进就变成了两翼齐飞。
晚上7点，日军全线后撤。
这一天，应该算是刘汝明得了便宜。
可他还放松不下来。
不把山楂峪那里的鬼子再赶远一点，迟早是个威胁。
助长刘汝明这一想法的，当然还有长城内外沉沉的夜幕——这么好的环境，不搞两部恐怖片出来，如何对得起自己。
一声令下，祁光远团的王合春营被抽出，担当午夜杀手的重任。
喜峰口夜袭队是11点出发，他们是12点，从山楂峪准时潜行出关。但与前者相比，这次行动的难度系数已大大加码。
说来说去，还不都是给喜峰口夜袭给闹的。从那以后，日军都变成了“怕黑的男人”，他们根本不敢在山楂峪下面宿营，非得隔老远，相距五六座山才能放心地安营扎寨。
然而这就安全了吗？NO。
（455）

军营里面，人均一个“铁围脖”套着。军营外面，严严实实地围上几道铁丝网，上面挂满小铜铃，为的就是有人穿过铁丝网时可以听得见。
弄到这份上，就差把自己装到密闭舱里去了。此时的日军，与先前开赴热河以及初到长城脚下时目空一切、耻高气扬的架势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
躲得远远，藏得严严，可就这样，29军的刀客们还是执着地要打他们脑袋的主意。你说找谁说理去？
大刀就是硬道理。
王合春带领猛士们翻山越岭，不仅追到了日军的宿营地，而且直接闯进了营房。
什么铁丝网、小铜铃、铁围脖，骗骗自己可以，拿来保命就太不靠谱了。
我们要你三更死，谁能留人到五更，纳命来吧。
5个小时，500颗人头落地。平均每小时以百颗计，效率甚至超过了喜峰口大夜袭。
这回大刀队的队员们没有随身带着口袋，事实上他们也不用带口袋，因为包括营长王合春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在随后激烈的战斗中以身殉国，一个营最后只回来70多个人。
战至拂晓，山楂峪正面守军也同时发动反攻，给日军以很大杀伤（“死尸山积”），将其远远逼退。
这次夜袭成功对刘汝明来说，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为固守罗文峪提供了预备队。
因为就在这一同时，铃木旅团也对罗文峪发动了“夜袭”。
当然，同是夜袭，成色大不一样。日本人那边并没有他们吹嘘的“忍者”、“武士”之类的好手，可以钻个地缝或者挖个地道进入城墙。他们所谓的“夜袭”其实是以夜色为掩护，集中兵力，对罗文峪发动突袭。
这跟在山楂峪高地上放烟幕弹的效果差不多。29军可不怵这个。武林高手嘛，夜晚就是他们的天下，还怕你这个。
刘汝明仍然是老办法。离着远，我就用手榴弹和机关枪对付你，离近了，直接拿快刀招呼。
日军昨天被砍怕了，一看到黑暗中刀光闪闪就心里发毛，没打几下就直接退了回去。
你还别说当兵的怕死，你不怕死，自己把脑袋伸过去试试？
只好等，等天亮。
天一亮，不用人冲了，他们用飞机大炮。
这次吸取教训，炮口不光朝着阵地轰，山口两边也不能放过。
让你再给我躲猫猫。
守军阵地果然被火力压制住了。日军步兵蜂拥而上。
可以勇往直前了。因为炮火已经过了一遍，再不用担心左右两边会忽然冒出凶神恶煞砍人了。
左右自然是没有问题，但背后有问题。
山楂峪那边消除心腹之患后，李金田率李曾志团又杀了回来，他们用30挺机枪为掩护，向三岔口敌军阵地发起不间断的冲锋。
如果昨晚不成功进行夜袭，别说抽人过来帮忙了，山楂峪自己能不能保住都成问题。
善守之将，名不虚传。
一听后面有了大动静，向罗文峪进攻的日军部队军心大乱。罗文峪正面守军趁势冲出阵地，一阵掩杀，将敌兵逼退。
实际在施行“围魏救赵”之术的李金田见关口之困已解，也急急收兵回营。
大白天的都是在耗时间，毕竟那是人家的世面。
我们也等，等天黑。
（456）

今天很抱歉，因为有事晚了，我在11点过后会补一个更新出来。

夜黑黑，心慌慌，日军现在也有了黑夜恐惧症，一到晚上就发抖。为此，他们甚至喜欢上了赶夜工，乒乒乓乓打到晚上10点还不愿意回营睡觉。
不给加班费我也干，不管怎样，总比躺床上掉脑袋强吧。
可日本人也不是铁人，白天折腾了一天，到了晚上还不让合眼怎么行。
得想个万全之策，堵住对方摸黑夜袭的口子。
能堵的全给我堵上。
不管罗文峪还是山楂峪，都派人盯着，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报警。
管你防得再怎么严，对于刘汝明来说，他能拿出来的必杀技，始终还是那两个字：夜袭，夜袭，还是夜袭。
你没准备我要袭，有准备了，我还是得袭。
天一黑，李金田又带着一个团出来摸营了。
他们既不走罗文峪，也不走山楂峪，走的是山楂峪西边的沙宝峪。
长城这么长，你还能挡得住我偷袭你？认命吧。
这回，日军睡觉的地方更远。李金田率部连翻7个山头，才接近其宿营地。
他们从左边摸上去，正要下手，周围忽然响起了哒哒的机枪声。被发现了！
为了能睡个安稳觉，日军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铁丝网、小铜铃、铁围脖既然都不济事，索性在营地两翼建立了机枪阵地。机枪手们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就一门心思地等着对方的夜袭部队出现。
果然出现了。
不仅左翼的在打，右翼的也被吸引过来，大家都朝着李金田他们出现的方位扑过去。
看起来刘汝明组织的这次夜袭要失败了——如果你不继续往下面看的话。
右翼不是空下来了吗？
自有人填补——刘汝明安排的另一支夜袭部队：祁光远团。
他们是从右边几乎同时摸上来的，乘日军注意力分散的机会，兵分两路，一路从背后抄袭日军机枪阵地，一路摸进鬼子大营，嘁里咔嚓，砍了个痛快。
至此，日军后方已是阵脚大乱。
刘汝明抓住机会，立即统率三军，前后夹击，发动全线反攻。
这是一个血肉搏杀的夜晚（“血战终夜”），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晚上。
日伪军（包括蒙朝伪军）一个晚上的伤亡就超过千人。
在29军的回忆录中，对此战用了“完全击溃”四个字。
当天，铃木旅团就被迫退出罗文峪以北10里之外，并已基本失去了正面攻击能力。
第二天，只是派了个便衣队到山楂峪前晃荡了几下。等到守军操着刀过来要砍时，掉头就跑了。
29军连着几个晚上进行夜袭，确实也累得不行，所以也没追多远，否则的话，又是人头一堆。
3月20日，日军又回到了出发时的原点——兴隆县半壁山，再也不敢轻易去碰那个要掉脑袋的所在了。
为了拿下罗文峪，西义准备了万人部队，但实际参战的只有6000余人，其他的还没出承德就被吓回去了。
参战的又折一半，3000死鬼中，有一多半是无头之鬼，你说惨不惨。
较之于喜峰口一战，罗文峪份量更重。在喜峰口，29军的夜袭还只是牛刀小试，算是隔三岔五地用大刀给日军送一点见面礼，而到了罗文峪，就不是隔三岔五了，那是“大宝天天见”，每天晚上要来点“意外惊喜”的。日军方面已经算是防得够周到了，可该被砍还是要被砍，毫无办法。
（457）

在士气方面，29军也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据说在激战中，有一个士兵子弹打光了，被几个鬼子在后面追。他跑着跑着，马失前蹄，被一块砖头给绊倒了。
够倒霉的吧。可人运气来了，就愣是不一样。他摔倒后，伸手一摸，没摸到砖头，却是一把大刀。估计是前面哪位仁兄夺了三八式或机枪之类的好东西，随手扔掉的——如果可以让我们自己选，枪总还是比刀好。
这下定心了。手里摸着那把大刀，索性装作伤重倒地。等后面的鬼子赶到，翻身跃起，兜头就劈。劈完了一数，不多不少，一共4个。
然后呢，扛着缴获的武器把营归，回自家阵地去了。
罗文峪之战结束，举国上下犹如突然之间拾到了黄金。
我说的这个黄金就是对于抗战的信心和希望。
自热河失陷以来，前线几乎天天都是坏消息，好象没一天不打败仗。总算，晋绥军在冷口打了一个日军的先头小股部队，这就算遏制住颓势，爆冷门，创奇迹了。
但一小胜后，马上就是大败——连开始最有希望的中央军都在古北口遭遇败绩，若不是关东军未再予以穷追猛打，怕是连身后的北平都拱卫不住了。
中央军不行，29军也许更不济事。在发动喜峰口夜袭之前，看上去，他们的前景甚至连古北口还不如。宋哲元的那封“不求有功，只求能撑”的手谕，虽为激励三军，却也已经再明白不过地表露了某种程度上的“不自信”。
在此情况下，如果说人心还能保持不沮，那就太抬举大家了。
谁都认为，翻本是没指望了。
但是经历过喜峰口、罗文峪那几个激动人心的晚上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一支装备奇差，有如中世纪军队的地方部队竟然一鸣惊人，举着大刀片，把枪械精良的鬼子杀得人仰马翻，先后使服部旅团、铃木旅团这样的关东军精锐在关口停滞不前，其超常发挥，不能不令人震惊。
这时候，中国民众的表情无疑只剩下了一种——仰视英雄，而这个英雄，无疑就是抗战中的黑马：29军和宋哲元。
29军一战成名，其新西北军之赫赫声势，亦于斯为盛。可以说，他们已经如愿以偿，站到了一年前19路军所能到达的那个历史顶峰。
至于宋哲元，当时报界就有南蔡（蔡廷楷）北宋（宋哲元）的说法。更有人把宋哲元称为“民族英雄之再生”，是“东亚军人公认之战神”。
宋英雄自己也感觉甚佳，罗文峪之战一结束，就赴北平发表了演说：大炮吓不倒我们，鬼子是纸老虎。只要用我们29军的“夜战近战策略”，就是有再好的武器，他们也得抓瞎（“敌之大炮一切武器无所逞其能”）。
话未说完，场下听众已是欢呼声一片。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你是英雄，仗又打赢了，牛皮就是吹得稍微大一点，大家还是认为你太谦虚。
诸位也许已经看出来了。我对宋英雄的演说是持有一点保留意见的。简单来说，“大炮无用论”若用来对外激励士气，振奋民心则未尝不可，但如果我们自己内部还真信了，那就又掉入了另一个可怕的误区。
（458）

两年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对此有一段精彩评述，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人因为写白话文觉得不习惯，又提倡复兴文言文，这跟明知道“机关枪是利器”，却因为“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最后只能“梦想大刀队成事”没有什么两样。
这里有必要再额外评论一下29军的品牌logo——大刀。
民国记者曹聚仁曾记述，参加“一二八”淞沪会战的19路军服装灰黯，脚穿草鞋，下雨了连个雨披也没有，不过他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只斗笠，这也成为他们给外界最“新鲜的标帜”，乃至战役结束后很长时间，上海市民和外国记者仍然记得那个其貌不扬却顽强善战的“广东斗笠军”。
到长城抗战，29军的大刀已与19路军的斗笠齐名，谓之“粤南的斗笠，西北的大刀”。
其实，对于29军来说，他们使用大刀纯为不得己，就跟广仔们没雨披只能用斗笠一样。如果他们手上提着的都是捷克式或三八式，估计谁也不会再劳神抽身背后的刀片子。
因为现代战争，并不是三侠五义的市场。
日本兵的拼剌技术够好了吧，到了后来，老美和苏联红军照样能把他们打得稀里哗啦。倒不是说后者的剌刀玩得更好，恰恰相反，人家根本就不钻研这门学问，高鼻子蓝眼睛们练更容易也更高效的：射击像下雨一样的自动步枪和冲锋枪。
你这里可以把加减乘除口诀表背得滚瓜烂熟，但未必干得过“九九八十一”都要打一下格登的老外。对方门清得很，拿一个计算器过来，也许揿区区一两个键就可以秒杀了你！
即使大刀对剌刀的纯粹肉搏战，也要看双方的步法和技术。仅就武器而论，剌刀的直线距离相较于大刀的曲线运动，其效率和杀伤力可能还要更高一些。因此，一个技术纯熟的日本兵，在用剌刀对峙大刀时并不一定处于下风。
这在29军大刀队的实战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在白刃搏斗中，抛开一个砍对方十几个的高手不谈（这样的猛人毕竟不能代表全部），双方的伤亡比率基本上都差不多，甚至我们还要高于对手。
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对大刀的认识就是，大刀一举，砍瓜切菜，杀小鬼子不要太容易哦。
我认为，这与其时宣传上的推波助澜有关，同时与我们传统文化潜意识也密不可分。
吴思先生曾这样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它揭示了我们中国人最热衷的那种武侠幻想。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某种程度上，29军大刀队也寄托了中国人对于拯危济困的武侠世界的终极幻想。
在需要大侠的时候，大侠出现了。
寄托在这个大侠梦上面的，有若干年后的《大刀进行曲》，还有民众捐赠的礼物——到前线慰问的广东女子师范的女学生们特地带来清一色亮闪闪的大刀，点一下，一共99把。
（459）

当时报纸舆论对“威武大刀”的宣传不遗余力，确实有“炒作”且过度之嫌。那架势似乎只要长城守军人手一把钢刀，就不仅仅是守住长城，而是要越过长城去，立马把热河和东北三省全给收复了。更有甚者，还有人提出，要举着大刀，直捣黄龙府，到东京去“和诸君痛饮耳”。
什么机枪呀，大炮呀，坦克呀，能砍的全给他砍掉。我们就只要带一口袋过去，回来时口袋里装的全是黑溜溜的鬼子脑袋。然后往一被砍倒的装甲车旁边一站，拎一口大刀，不要太上照哦。
实际情形当然不是这样。
相较于文化界名人，亲历战事的军政要人看得更为清楚。一直协助何应钦指挥作战的黄绍竑每次接见后方民众慰问代表时，都要对他们反复宣传：古北口那边打得如何激烈，25师的师长关麟征都打到负伤下场了。但不管你讲得如何口干舌噪，愣是没人听他的，也没人信，一转屁股，他们又跑到29军那里去了（当然，最乏人搭理的还是东北军）。
其实当时长城抗战最激烈的战场确实在北古口，那里的日军堪称真正的精兵，火炮力量显然也要远超中线和东线。黄绍竑想来想去，觉得是报纸把大刀队宣传得太过了。据说他后来曾向《申报》的老板史量才提过意见，认为他们“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是在演出当年粉饰义和团的老把戏。
你们这么吹，是不是想让大家都觉得，有把大刀在手就能刀枪不入，跟日本人干仗也就能所向披靡了？
史量才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倒是想吹点新的（指中央军的胜绩），你有吗？
没有。那不就结了，没新的，我们就只好吹点旧的了。
其实，话里话外，史老板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要真有料，我会不登吗？
此时的古北口战场的确是没什么“料”。
就在喜峰口和罗文峪的29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风光无限的时候，杜聿明却在古北口的南天门预备阵地上黯然神伤。
这个世上，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到现在为止，25师（关麟征师）已元气大伤，达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经三昼夜激战，特别是经历12日大溃退后，全师伤亡竟达4000余人，差不多占了这个师的三分之一强，其中最惨的是149团（王润波团），3000人打到只剩下5个人，也就是说整整一个主力团都被打没了。
显然，再让他们支撑已是十分勉强，契需强援换防。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12日，一个重要人物到达前线。
我们在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大家都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一个人。他不仅坐的位置居中，在当时将官们的心中也确实称得上是真正的核心。
很多年后，戴安澜在缅甸伤重弥留之时，仍念念不忘要以自己的功来抵他的“过”——后者在桂南战役中因指挥不力被撤职降级。
这个人不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他叫徐庭瑶（保定军校第3期），此时任临时组建的第17军军长。
虽是临时搭建的班子，但班子下面的大小喽罗几乎全是他过去的部下，由此也可见委任者用心之良苦。
他是戴安澜的老长官，是杜聿明的老长官，是郑洞国的老长官，可以说，当时中央军中相当一批能征善战的将佐均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460）

说起来，人才这个东西还真有点像种庄稼，肥料施下去了，眼看着一茬一茬地出来，但究竟哪一茬收成更好，有时候全凭天意。徐庭瑶毕业的保定军校第3期步兵科就称得上一个名符其实的“老虎班”，收获的谷粒以饱满者居多：除徐庭瑶外，还有“一二八”会战中的最高指挥官蔡廷锴、张治中，桂系三巨头中的白崇禧、黄绍竑。
在这批了不得的同学当中，徐庭瑶指挥作战的特点可用三个字来形容：技术流。
其打法追求细腻，不是打完一仗就算完，而是时时注意总结和归纳。别人打完仗，睡觉的睡觉，逛街的逛街，惟有他喜欢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捉摸，捉摸完了就写书，还不是那种空对空的扯淡书，而是真材实料的操作手册和论文。他的这种风格和习惯也影响到自己的部下，比如杜聿明、戴安澜、郑洞国，追根溯源，这些人都属于技术派的，相信坦克战车比光着膀子挥刀猛砍更有效果。也正是这群人，后来以徐庭瑶为首，组建了中央军中最早的机械化部队。
跟东北军师以上军官都要隔着前线几百里路遥控指挥不一样，中央军里一般没有敢这样闭门造车的。徐庭瑶身为军长，跑得比小兵还要快，黄杰师刚刚离开北平，他人已经到了密云。
到密云后马上给退守南天门的杜聿明打电话，了解部队状况。
很快，黄杰（黄埔1期）就接到徐庭瑶下达的命令：加快前进速度，接替25师防务。
在参加长城抗战的各师当中，黄杰师兵员最多，除了像关麟征师那样，有2旅4团外，还外加一个补充团，计17000人左右。不过，在武器上他们并不比后者强上多少。在火力配备上，黄杰师原来有重机关枪（配有重机枪连），却没有更适用的轻机关枪，到了北平后，他们才刚刚从军火库里领到，不料领到后更尴尬——都不会用。
没有其它办法，只有请人现教现学，学了再用。
接到命令后，黄杰师先头部队第4旅（郑洞国旅）行军速度骤然加快。
对于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旅长的郑洞国（黄埔1期）只要看一看一路往后飞奔的东北军溃兵就知道了，那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有些糟。
仿佛觉得气氛还不够吓人，又忽然冒出一位仁兄补充道：不是有些糟，是糟得很。
这位兄弟不是别人，是郑洞国的黄埔一期同学严武，这时候正在黄绍竑的参谋团里当少将高参。
正所谓同学不同命。虽然是一期出来的，严高参却基本上没怎么到前线去闻过销烟味道。他进黄埔，是由顾祝同、钱大钧这两个资深教官联名保荐的，一毕业，别人都扛着枪到前线拼命去了，他老兄却被派到苏联留学，回来后就进了委员长侍从室当参谋，这么一转眼，没几年肩上的牌子就换成了少将。
太过分了！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包括严武的黄埔同学，郑洞国当然也不例外。
老子们拼死拼活，多少回都差点在战场上翘辫子，一身伤疤，好不容易才混到旅长。你一枪没放过，眼睛一睁一闭就成了少将，这算什么事。
（461）

其实当了少将的严同学也委屈得很。别看已经是少将了，那得看什么地方。在资历军阶一个比一个大的参谋团，他也不过就是个“小严”而已，要不然，“到前线去观察”这个苦差事，怎么也轮不到他。
而且这位高参的运气十分欠佳，等他快到古北口的时候，正赶上25师大溃退，那场面着实难看，让人越看越心慌，越看越没有底气，只好匆匆地跑了回来。
碰到正准备带兵上前线的老同学，免不了要再添油加醋一般，把前线的状况说得更糟一些，甚至劝郑洞国不用上去了，去了也没用，前线已无救矣——当然是言不由衷，谁都知道郑洞国军令在身，就算前线是火坑，他也得往里面跳。但不这样说，就没法解释：怎么别人往前，你往后。
严武没想到的是，等他说了这番话后，郑洞国把胸脯一挺，头一昂，跑得更起劲了。
你严武要是把前线说得风平浪静倒也罢了，现在咋呼得这么厉害，姓郑的倒偏要去见识见识，所谓刀山火海爷敢闯是也。
在心里面，郑洞国又把严武给鄙夷了几把：别看你在苏联踱过金，大阵仗面前，还不照样会吓得尿裤子。
什么少将，笑话！
等郑洞国赶到密云，徐老爷子早就不在那里了。他已提前赶到石匣镇，并把第17军军部设在那里，而石匣距古北口也仅有三十里地。
再跑，至3月12日午夜过后，终于到达石匣。郑洞国气也顾不上顺一口，便跑去拜见老长官。
见了徐庭瑶以后，郑洞国才知道，严武的话并不完全在唬老同学，前线的情况确实是糟，糟得很。
徐庭瑶一看到老部下，连客气两个字也没说，就命令郑洞国马上赶赴南天门，把杜聿明和25师给换下来，因为后者已经完全支撑不住了。
天亮以前，必须完成接防！
啥话也别说了，跑吧。
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
3个小时后，郑洞国到达南天门。
第25师代理师长杜聿明总算是看到亲人了。都是一期同学，没什么好计较的，所以接防工作完成得十分顺利。
此时的战场形势对中国军队来说相当不利。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物，此人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光头将军”刘玉章（黄埔4期），不过那时与郑洞国等人比起来，还是小卒子一个——旅下面是团，团下面是营，他是营长。
作为基层军官，他看到的情况可能更客观一点。据他描述，郑洞国旅在向南天门急进的过程中其实是很狼狈的。由于是南方部队，一下子很难适应北方冷空气，加上又累又饿，一路上有许多人掉队（“落伍者络绎于途”）。
很多营到达南天门时，连一半人还没有。他那个营算是不错，也只到了500来人。
接防阵地后，刘玉章也是累得够呛。但他作为一营长官，自然不敢懈怠，只能先出去转一圈再说。
巡视完后，他原本想坐在山坡上喘口气，不料竟睡了过去，而且一睡就是几个小时，醒来时天已拂晓。
睡没有关系，但睡的环境却着实令人瞪目——外面风大得很（“朔风凛冽”），天又这么冷。
除了佩服光头体魄超乎异常的强健，特别扛得住外，不得不说这“强行军”的确是够“强”的。
（462）

营长如此，普通士兵更不要说了。
刘玉章本人亦心有余悸：如果日军在这个时候发起连续攻击，部队几乎是肯定扛不住的。
郑洞国当然也知道形势的严峻。
可不是说过了吗，前面就算是一座火坑，他也得往里面跳。
不过让大家都深感庆幸的是，古北口的日军却并未接着对南天门阵地发起进攻。西线无战事，一直延续至黄杰师师部和第6旅（罗奇旅）随后赶来。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一阶段的战事再认真盘点一下就会发现，日军在“巩固边防”上已经占有主动地位。
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自3月中旬以来，三条线的主要关口大半都已掌握在了关东军手中。
西线的古北口，由川原旅团所占领。
中线的喜峰口，至少是服部旅团和29军相互对峙。
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长城三大关口，只有西线的冷口可以说仍在我手。
黄光华在击溃米山支队，拿下冷口关后，一直不敢掉以轻心。
毫无疑问，即将面对的肯定将是比米山先遣支队更强的敌手，如何轻松得起来。
我不会下围棋，但我知道围棋棋手在下完棋后一般都有一个必经程序，那就是复盘。
此时黄光华也在“复盘”，不仅“复”自己的盘，也在“复”对方的盘。
米山先遣支队为什么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溃退下去？
轻敌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技术性因素是它缺乏坚固工事。如果工事足够坚固的话，至少可以把其火力优势发挥出来。
不可否认，在做这番思考时，黄光华那种特有的“工兵思维”一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是，在日军尚未重新发起进攻之前，他做了两件事：挖和搭。
挖是挖战壕。地面的冻土和石头硬梆梆，用小锄子小铲子都难以搞定。不过黄光华到底是工兵出身的师长，马上就想到了用铁镐。没铁镐怎么办？到矿厂里去弄啊。一家伙就扛来了1万把，一人一把还嫌多。
铁镐也不行，只能用一两天，到第三天就磨成了铁棒槌。没事，找铁匠，阵地上就升起炉子，磨了就去打，打了再来磨，循环往复，确保使用。
搭是搭工事。黄师长的脑子是真好使，难怪一个工兵科的也能做到师长。这次他仍旧想到了矿厂。矿井里不是有支撑煤窑坑道的木头吗？现成的，都搬来，打鬼子嘛，没办法，只能就地取材了。
差不多忙完了，关东军后续大部队也就到了。
来的是服部旅团。
服部不是把喜峰口和冷口都承包下来了吗？他的原定计划是先打喜峰口，再打冷口，这样按着顺序下来。不料喜峰口那里的29军十分坚挺，虽然拿下了一个老婆山高地，但要想再往前面推一推已经委实很难（29军的绕攻夜袭是很碜人的）。这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跳过喜峰口，指着冷口能帮他创造奇迹了。
在冷口这里负责进攻的是服部旅团的另外一部分，一共两个大队：第25联队第2大队（鲶江大队）和第28联队第2大队（米山大队）。后者是原来的米山特遣支队的主体，此前已经吃过黄光华的亏了。
3月19日，也就是铃木旅团在罗文峪受挫的第二天，服部旅团开始在冷口碰运气了。
（463）

在到一个青龙县的地方时，他们和中国军队遭遇上了。
这是隶属黄光华师第715团（林作桢团）的一支小股侦察部队。当时林作桢团驻扎于冷口以北十里的肖营子，为察明日军动向，便派了侦察队过来打探消息。
双方这么一照面，都吃了一惊。日军走在前面的也是先头小部队，大家一般高，谁也不示弱，于是小块头便和小块头打了起来。
这么打了两天，到3月21日，日军南下部队越聚越多，已经大大超过侦察队人数。侦察队这才知道对手来者不善，只得且战且退，掉头撤往肖营子。
第二天凌晨，集结肖营子的700多名关东军向林作桢团坚守的马道沟阵地发起进攻。
事实证明，在惊涛骇浪面前，最顶用的不是壮怀激烈的口号，也不是手拉着手的人海，而是坚固的壁垒。
当天日军使尽了吃奶的劲，就是冲不垮冷口关的表面阵地。鲶江和米山两个人加一块，牙都快硌出血来了，也难以啃动“工兵师长”精心打造的工事。
林作桢团的意志力也堪称坚强。在这一天当中，由于日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马道沟阵地曾一度陷落。但林作桢马上就组织反攻，一直打到晚上12点，连续两次反击，硬是把阵地又夺了回来。
当时29军在喜峰口和罗文峪已经打出了名气，他们那套扬长避短的绕攻战法曾一度使日军抓狂。这一点，作为晋绥军的黄光华也想到了。
就在林作桢团坚守阵地的时候，他从另外2个团中各抽出一个营，组成绕攻队，准备对日军实施两翼包抄。同时，他还跟林作桢说好，一旦绕攻队得手，后者就从正面发起进攻。
这基本是照搬了刘汝明在罗文峪大反攻那晚的经验，可谓是看到就学，拿来就用。
不过话又说回来。战术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其本身，而在于运用者。就比如一个简单的伏击，学问就非常大，各人用法各有千秋，用的好的可以以少胜多，全歼对方，用的孬的，被人家打个反包围都有可能。
绕攻也是如此，你别看29军左一绕，右一绕，那也是有些经验，且动过点脑筋的。在这方面，要做得和他们一样好，还真不容易。
29军的绕攻，一般都是晚上11点或12点的时候发起。黄光华派出的这支绕攻队出发前，大概没有充分考虑山地崎岖等客观因素和条件，结果部队走得太慢，直到凌晨5点左右才到达指定位置。
这样一来，就不是夜袭，而是明袭了。更糟的是，正好赶上日军轰炸机也开始上班。天上的，地下的，都发现了他们。
突袭变成了混战，效果大打折扣。
有的人遇上这种事，首先不是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而是怪所借鉴的人原本使用的战术就不高明。幸好黄光华不是这种人。第一次没搞好，第二次他就知道总结经验了。
3月25日，黄光华再祭绕攻大法，重新组织了一个由林作桢领衔的绕攻队。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成功了。
绕攻队从萧家营子东侧高地绕过去，突入敌营。3个小时后，日军阵脚大乱，终被击退。
至此，黄光华师“出乎意外的顽强”使服部旅团感到以现有兵力很难攻克冷口，遂停止进攻，等待增援。
（464）

冷口是保住了，但连接右翼的界岭口、义院口却丢了。
说起来也不奇怪，因为如今扼守那里的正是原来丢失冷口关的万福麟军缪澄流师，而他们的对手是关东军混成第33旅团（中柯混成旅团）。
中柯混成旅团的战斗力，那肯定比一个米山先遣支队又要高出不少，缪澄流当然更挡不住，很快就把这两个关口都交出去了。
至此，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认为，该拿到的基本全拿到了（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义院口），想偷鸡的也没能偷成，加上己方军队已相当疲惫，需要休整，因此他下令暂时停止进攻，转而对已占领的关口进行防御巩固。
你不打我，我也没力量打你，但气氛一点也轻松不下来。
3月23日，乘着战事相对趋于平静，老蒋秘密来到北平。第二天，他在北平军分会办公地点，召集各方面高级将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本为探讨战局，然而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它却决定了一个人后半生的大部分命运。
当时的国内军事界，有“两个半”军事家的说法。“半个”是指小诸葛白崇禧，而能称得上“一个”的，分别是指蒋百里和杨杰。
大家都知道白崇禧打仗确实有一套，至于蒋百里和杨杰，了解的人就不是很多了。不久前，还有一个听说过蒋百里名字的朋友特地来问我：你知道他打过哪些仗吗？
我老实承认：不知道。
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蒋百里在军事上的成就。当然，如果我们能在他们军事家的头衔中间多加两个字就更容易让人看得明白了，那就是“理论”。
没错，说军事理论家更为贴切。
杨杰就是这样一个与蒋百里齐名的军事理论家。他曾担任过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在国防建设和军事教育上均有相当建树。
一开始，杨杰跟老蒋是跟得很紧的，也颇受后者器重。在中原大战等诸多战事中，他都给老蒋出谋划策，参谋当得很见水平。到长城抗战前，他已升任国民政府参谋部次长。
不过话又说回来，理论有一套，并不表明实践操作同样在行；参谋当得好，也并不等于做负责人就能够完全称职。大家都知道的，三国马谡就是一个例子，让他做一个参谋甚好，如果让他在街亭那里独当一面，就等于是害了他。
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下杨杰担任过校长的中央陆军大学（陆大）。
在中国军事名校中，陆大不能忽略，但一直以来，大家似乎又都对它不是很了解，原因大概还在于这座学校出来的人才远远不及保定和黄埔。倒不是说老蒋这些军政要人对其不重视。正好相反，很重视，因为实际上陆大和黄埔一样，也算是老蒋的亲儿子，而且是北伐成功后才带起来（当然也有从别人那里抱过来养的嫌疑，毕竟该校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
当时有陆大资历，在进阶方面，并不比黄埔差多少。很多人本身已是军官，可是为了给自己踱层金，以利今后更快地升迁，也肯暂时离开军队，去它那里拿张毕业证。
可是陆大办学很难说是成功的。它的宗旨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但显然达不到保定军校那样的高度，而往下去，又比不上黄埔的简练实用。
作为中央军的嫡系将领，陈诚就对陆大生颇不待见，至于理由，我们上学时就会背了——理论不能联系实际。
按史料记载，这里面还不是一点事实依据都没有。
（465）

陈诚的“土木系”下面有一个79军，军长是夏楚中（黄埔1期）。第二次淞沪会战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去陆大踱完金回来的吕姓兄弟回部队，夏楚中就让他当旅长。
既然拿了文凭，就得给大家汇报一下学习成果，吕旅长不知道是套用了陆大教案上的哪一条理论，在根本没有认真调查分析的情况下，就下令他的那个旅冲上去和小鬼子死拼。
勇则勇矣，结果却是要多惨有多惨，只一个晚上，他那一旅四个营就一个不剩，全拼光了。
此情此景，把个夏军长心疼得差点没背过气去。自此，他就认为去过陆大的人脑袋都学僵化掉了，只会纸上谈兵，根本不懂实用战术，从此也再没敢重用过任何“陆大学子”。
当然了，学生不行，不等于校长就一定有错，更何况陆大也不是一个能打仗的都没出过。比如卫立煌就是陆大第一期的。
那么杨校长自己有没有“理论不联系实际”的毛病呢？
这么说的人好象不多，但何应钦绝对应该算一个，他就一直认为杨杰眼高手低，言过其实，所以私下称他是“杨大炮”。与之相佐证的是白崇禧的说法，据这位“半”个军事家说，杨杰确实有学问，照着张地图，没一会儿，就能把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写出来，这功夫当时没几个人能及得上。不过他的缺点也同样突出，那就是过于急功近利，行军打仗时往往喜欢信口开河，夸大其辞。
长城抗战打响后，老蒋让杨杰以参谋部次长的身份，兼任中央军第17军所在的第8军团军团长、古北口方面总指挥，那是很寄予了一点期望的。
不料，“杨大炮”真正独当一面后，开头第一炮就哑火了。
古北口失守，虽说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但杨杰没能充分发挥其总指挥的作用是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作战时，基本上看不到杨杰的影子（在后方规划理论？），古北口前线就是关麟征师和东北军在那里独自作战，各打各的，最后稀里糊涂都败下阵来。
老蒋这个人心机是很深的。表面上，他并没把古北口失利的责任归到杨杰头上，但你要说他心里真的不感到失望也是不可能的。
也许，从那一刻起，杨杰并非主官之才这一印像已经初步在老蒋的心里有所萌芽了。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糟糕的是，很快老蒋对杨杰的人品也产生了怀疑。
缘于杨杰在军事会议上的过激表现。
上次古北口失守，杨杰自然也感到脸上无光，同时隐隐约约中大概也能察觉到老蒋对他的失望之情。
别人可能还无所谓，放在他这样一个“著名军事家”身上实在有些让人受不了。
正好这次老蒋来北平，杨杰便准备好好地打一个翻身仗。在会上，他语出惊人，要把长城抗战从守势转为攻势。
如何攻呢，就是要诱敌深入。
具体策略，是让黄杰师从南天门后撤到密云县以东，待日军尾追进来后，再在两侧配备2个军，同时出击，如此可一举歼灭日军主力。
在杨杰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策。“两个半军事家”嘛，不给大伙亮点绝的还行？
但等他说完，与会众人皆面面相觑。
（466）

29军的宋哲元在公开演说中声称，可以通过“夜战近战策略”搞定日本人，那也就是当着群众的面说说而已。现在大家关起门来讨论战局，就不能再玩虚的了——“夜战近战策略”要是真的这么灵，喜峰口还不全是29军的天下了。
这倒不是说杨杰的计不好，计是很好，但实行起来根本不可能。在座诸位都跟日军真刀实枪地交过手，关东军的战力如何，我们自己有多少料水，都一清二楚。两侧配的那2个军，如果是中央军或与29军相当的部队或许还能勉强一试，你把东北军放上去试试，别说2个军了，就是3、4个军，也没法歼灭日军主力。相反，更可能被对方一顿死揍，不仅“歼”不了人家，还会蚀掉老本，把平津直接给交代了。
大家都知道“诱敌深入”行不通，但谁也不愿意站出来点破，只好任凭杨杰在那里“发炮”。
说起比较虚的“妙计”时，杨杰很带劲，但具体到实际，他又强调北古口前线（现在是南天门前线了）相当困难，必须增援。
接着，“大炮”又着力渲染了一下自己负责的前线是如何“相当困难”的，包括日军大批涌入，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形。
这里面有一大半当然都是“军事家”关着门自己在房间里“合理想像”出来的。
到这时候为止，杨杰还不知道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老蒋难得到北平来，前线也没去过，你要是一对一地给他汇报工作，吹点牛或许还没问题。现在旁边坐着一个何应钦，他天天看前方战报，南天门那里究竟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从职务上说，何应钦又是杨杰的上级。当着老蒋的面，他自然不能认同部下的这种说法，于是当场就提出异议：南天门战事很激烈吗？不可能吧。据我所知，整个长城防线现在可都没有什么激烈战事。
其实何应钦还算是一个比较温和宽厚的长官，话里面也留了台阶可下。这时候杨杰如果打个哈哈，支吾一下也就混过去了。可他那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来了一句：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怎么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当然是很激烈了！
这下好，你信誓旦旦，大爽特爽了，可把别人给逼到绝路上去了。
假设杨杰的话是真的，那何应钦的问题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连你自己的下级都不如吗。
虽是两人之间的争执，老蒋可一直在瞪着眼看呢：整个华北战局都交给你何应钦指挥，却连战场的基本情况都不知道，你究竟吃的什么饭，当的什么心？
为了证明自己，何应钦一改老实厚道人的本色，当下就让人打电话给前线的徐廷瑶，询问南天门前线的情况。
毫无任何悬念，徐廷瑶的回答是：前线很平静。
杨杰顿时“满面通红，一言不发”。
不久，老蒋下令，撤销杨杰军团长及古北口总指挥职务。
据当事人黄绍竑后来回忆，杨杰与老蒋真正分道扬镳，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会议结束后，老蒋单独从前线把徐庭瑶叫到北平，问长问短，其实大意就一个：29军在喜峰口干得不错，打出了威风，你们是中央军，是嫡系，可不能给我丢脸。
杨杰走后，古北口总指挥自然就变成了徐庭瑶。
一个电话，算是暂时解除了老蒋对何应钦的信任危机。
（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