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军事家”不起作用，只能靠老管家守大门了。他给以何应钦为首的北平军分会布置了任务，要他们一定要靠现有兵力“竭力抵抗”——给你们讲明了，指望再增加援军是不现实的。
北平军分会现在由两个部长当着家。军政部长何应钦以代理委员长之职主抓军事，内政部长黄绍竑以参谋长之职在协助军事的同时，主抓政治。
黄绍竑的后面还有一个从南京带来的参谋团，里面就包括郑洞国那个咋咋唬唬的老同学严武。
这个黄绍竑颇不简单，他曾经是桂系的第三号强人，李宗仁、白崇禧过来就是他了。但是后来在中原大战时，由于追究失败责任的问题，跟前二位闹翻了，结果跟着老蒋做了小弟。
民国的军人，就好象宋朝崇拜儒将一样，一说谁为“儒将”，即身价倍增。不过由于去清末不远，里面确实也有一些人的国学功底很深。老记者曹聚仁回忆他采访淞沪战役时，碰到过一位参谋长，侃起宋明理学来竟然头头是道，连一般读书人都知之不详的“鹅湖之会”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实际上，当时的程潜、罗卓英等人都善写旧体诗，黄绍竑不写诗，但会写词，而且据内行评判，已具有相当水准，端的是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将才。因此之故，老蒋对他还是很赏识的。
早在热河之战后期，他和何应钦就被老蒋双双派往北平，其中黄绍竑一去后就被点名担任北平军分会的参谋长。
一开始，他听说仅仅是去给张学良做一个参谋长，还很不情愿。
你要我一个中央的户部尚书去给地方诸侯当幕僚，也太丢份了吧。
但这东西不能明说，革命不分先后，哪里还能再论什么贵贱。
按照规矩（也算是一种潜规则吧），领导派职务给你，就是不想干，也得给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先。黄绍竑给出的理由，一是与少帅不熟，不好共事；二是自己所长在政而不在军，怕误事。
老蒋什么人，黄绍竑肚子里那几根肠子，他还会理不清楚。一句话就打消了对方的顾虑：“北平军分会仍然是（属）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
那意思，你还跟着我干，而不是跟着诸侯干，一点都不丢面子。
随后，老蒋又添了一句：何应钦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可以协助他。
何应钦是军政部长，如今也到北平“屈就”来了。听到这一节，黄绍竑终于答应北上，并在何应钦主持北平军分会后与其结成了一对军政搭档。
自从老蒋在北平军事会议上定下调子后，这对搭档就知道今后的日子难过了。不给援军，还要能“竭力抵抗”，就是要勒紧裤腰带省着用，撑得一日是一日。
两人赶紧商量，看用什么办法能“省着点花”。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缩短防线。
当时东北军第57军（何柱国军）在山海关附近的石门寨担任防守。随着界岭口和义院口的失陷，它就像退潮后落在沙滩上的贝壳那样，实际上孤悬在外面了。
何应钦和黄绍竑都认为这样比较担风险：无论是冷口还是喜峰口被日军突破，何柱国的后路都会被截断。与其如此，还不如提前把何柱国军撤到后面来。
（468）

北平军分会随即命令何柱国，除第115师（姚东藩师）和骑兵第3师（王奇峰师）留守石门寨外，其他主力全部撤至滦河西岸。
应该说，此举不失为高明。虽然防线有所收缩，但撤至滦河西岸后，一来可以破坏滦河铁桥，以此为险加以固守，二来可以与冷口方面的商震军互为倚重，增强彼此的防御力量。
然而事情非常蹊跷，军分会头天发布命令，第二天北平的日本报纸就把消息登了出来。
这样一来，北平新闻界舆论大哗。这个消息军方连我们也蒙在鼓里，日本人却先知道了，难道说是日本人让军分会这么做的？
你们是不是退让了，妥协了，投降了？
何应钦也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只好不停地跟记者做解释，打太极，声明这次军事调动纯粹是“战略因素”，而无半点“政治上的关系”。
事后分析，泄密的原因无外乎两条：一是出了内奸，二是密码泄漏了（当然还是有内奸）。
北平有汉奸特务，其实这个事早就有人提醒他们了。
提醒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此前秘密抵达北平的老蒋。老蒋在召集军事会议的前一天深夜，就把何应钦和黄绍竑叫到他那里，告诉两人，根据可靠情报，老牌“中国通”、原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板垣已被日本军部任命为天津特务机关长，并正在平津四处物色内奸，以便配合日军南下。
当时两人听了都大为紧张。因为“九一八”事变的缘故，板垣早就“名声”在外，大家都知道这厮跟土肥原一样是个大祸害，现在长城外面的日军攻得正紧，如果内部再被他这么搞一下，没准就要出大乱子了。
见此情景，老蒋赶紧安慰他们，还没你们想像得那么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板垣到天津先找了段祺瑞和吴佩孚，结果两人都拒绝了。段祺瑞还被老蒋接回了南方。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板垣忙了半天，什么也没能捞到。
其实当初日本军部对板垣还是寄予厚望的。
他们希望板垣这个策动“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的“大功臣”，能够再玩一把漂亮的，在关东军对热河作战时，利用中国国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来个混水摸鱼，策动华北“自治”，复制一个和“满洲国”差不多的“华北国”出来。
如此，则可在不越出裕仁天皇划定的“满洲国”圈圈的基础上，建立缓和地带，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想法是不错，关键是得找一个和溥仪一样的落毛凤凰出来。
对此，板垣起初踌躇满志。以他“中国通”的经验，觉得这样的人选并不难找。起码有两种人可以入选，一是以前有过点名气，后来过了气又想东山再起的。这样的人，天津巷子里应该一抓一大把，都是以前当过“总理”、“司令”、“督军”，如今灰溜溜地在平房里做寓公的。你说要再建个新政府，而且给官给票子，还让他们当头，他们会不干？绝不可能。
二是跟老蒋不是一块儿的，而这又可以分为好几种。板垣为此专门做了归纳，大致有三，曰：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不管哪个派，只要你们跟姓蒋的不在一条船上就好办。我现在把华北交给你，帮助你把老蒋和中央的势力挤出去，你肯定求之不得啊。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落实要紧。
（469）

板垣做了个计划，上交军部——做计划跟报送研究课题一样，可以解决经费问题。
军部批下来了：相信你，一定行。
有了经费，板垣就忙开了。天津卫住的那几个大腕，像老蒋提到的段祺瑞、吴佩孚这些人，能找的都去找了，邀饭局，说好话，亮票子，无所不用其极。
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任他使尽浑身解数，这些人里面没一个肯上钩的。
有的是突然身体欠佳，怎么敲他门也不肯开。有的当着板垣的面倒是客客气气，也答应可以考虑考虑，但考虑来考虑去，就无限期地这么“考”下去了。
可怜板垣要来了经费，却捧着一大堆钱和官帽送不出去，把他给急的。
不可能啊，以前我给他们当顾问的时候，比这少得多的钱，小得多的帽子，还不是看见他们两眼直放绿光，什么要求和条件都可以答应。如今这是怎么了？
要说板垣、土肥原这些所谓的“中国通”，“通”来“通”去，其实也就是“通”了几句附庸风雅的中国话和几张中国地图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岂是他们这些一脑子门功利思想的小痞子能真正“通”的了的。
吴佩孚这些人，虽然受的教育有多有少，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也有褒有贬，但在他们身上，都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挥之不去的影子。
张鸣先生在《历史的底稿》中曾用相当的篇幅，指出过包括私塾教育在内的传统教育对中国人思想行为的积极影响。对老先生的这一看法，我深以为然。事实上，国人的耻感文化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这种教育。像吴佩孚这些“老北洋”（也包括已被老蒋接回南方的段祺瑞），不管他们在国内怎么争得你死我活，脑子里都有一个思想根深蒂固，那就是如果想在社会上做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就不能做汉奸。
拿吴佩孚来说，其人向来是以关云长、岳鹏举自命的。人家在江湖上混，打的就是这招牌，这是他最起码的人生底线。试问，义薄云天的关羽可能真的投降曹操吗，还我河山的岳飞会去给金兵拎鞋提包吗，想都不用想的事。
听到这里，何应钦和黄绍竑对视一眼，彼此都松了口气。
一场虚惊嘛。
只不过——
老蒋话锋一转，就像善于在关键环节吊人胃口的说书人一样，又提到了一个人，他叫张敬尧。
说起这个张敬尧，那也是民国年间地地道道的一个名人，不过是一个做坏事做出名的人。
在青年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有一篇很有名的檄文，这就是《驱张敬尧电》。
毛泽东落笔时三十岁不到，正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纪，文章也写得煞是漂亮。在这篇电文中，被他“粪土”了一把的“万户侯”就是正做着湖南督军的张敬尧。
张敬尧的劣迹，可与热河的汤玉麟并称，用 的话说就是“暴戾酷虐，已成惯技”，属于重磅打造的极品坏人。
（470）

这个坏人正好被已在“猎头行业”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板垣给看到了。
由于平津的“一流人物”谁都不上钩，板垣一时间骑虎难下，不知如何是好。毕竟牛皮已经吹在前面了。你说我前面计划还不成熟，暂缓执行，那军部也要让啊。
想来想去，只能退而求其次。大腕不行，那就找“二腕”、“三腕”吧。
于是他就相中了张敬尧。
一般来讲，极品坏人对名节的顾虑要少得多，甚至没有，对实际利益的考虑才是最主要的。
张敬尧当即就接受了板垣的30万，表示愿意参加伪满州国政府，并密谋在天津进行暴动，配合关东军，一举占领平津。
老蒋可真会说故事，给他这么山重水复地一讲，何黄二人脸色又变了。这怎么办，难不成我们还得专门组织一支部队去除奸？
除奸当然是必要的，不过就不劳二位了。
老蒋颇为得意地告诉他俩，这事已交给日后有“特工王”之称的戴笠去办了。
现在，军情的外泄，再一次对那晚的谈话内容进行了验证，同时也表明平津的内部局势已经更趋复杂。板垣怎么说也算个大特务，又是“中国通”，虽然可能网罗大鱼困难一点，但安插安插小内奸，刺探刺探军事情报，在他应该并不困难。
两人深感必须多留个心眼。不过眼下正是打仗的紧要关头，不可能像《风声》中那样挨个查“老鬼”，只能避和防。
避的事他们老早就做了。原来北平军分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东北军留下来的班底。比较让大家心里没底的是参谋处的处长，因为这位仁兄的背景跟熙洽很相似，也是前清显贵的后人，而且同样去日本留过学，上过军校。
在有怀疑，但是没证据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回避。于是重新设置了一个作战处，由徐祖贻（保定军校第3期）担任处长，与参谋处一同办公和处理事务。
除了避，还要防。当时防的人物里面就有孙殿英。
孙殿英原来是跟着老冯混的。中原大战后，也跑到山西来落了单。不知道是不是沾了29军的光，在29军被张学良收编的同时，他也被收编成了41军，总算没有把作为发家本钱的枪杆子给丢掉。
孙殿英的部队人不少，比29军还多，有3万多人。长城抗战开始后，何应钦本来希望他利用多伦以东的山地地形，对日军进行牵制，以减轻长城正面的防守压力。谁知这厮人多不济事，盗墓有一手，打仗却不行，武藤只用了一个茂木骑兵旅团，就把他赶到多伦以南的沽源去了。
退就退吧，毕竟东北军也在大面积溃退。你不可能要求大家都像29军那样猛吧。问题是孙殿英军的纪律很坏，沿途不是偷就是抢，惹得民间怨声四起。渐渐地，就有人说孙殿英早就通了敌，跟日伪有勾结，日本人碰都没碰他一下就跑了。
何应钦听到传言后，马上命令扣发孙殿英的军饷和给养。
当时，板垣拉拢北洋军阀的老头子们而不得，开始与孙殿英等“二腕”、“三腕”接触的消息已时有耳闻。因此，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
何应钦的这一手，可把孙殿英给愁坏了。没钱没粮，他和手下的兵吃什么呀。
（471）

好在他在北平有一个办事处，便通过办事处处长，找到黄绍竑，说自己根本没有投敌这码子事，希望能把扣发的钱粮补给他。
黄绍竑这时候就相当于何应钦的“政委”。听“政委”这么一说，何应钦也犯起了踌躇，因为不知是真是假，如果孙殿英真的像外界说的那样，还照发他钱粮，说得难听一点，那可就是资敌了。
但如果是假的呢，逼急了，就等于把孙殿英推到日伪那边去了，而且还得用一支部队专门去对付他。
得派一个人去探探虚实。
如果不去，事情就得不到迅速的解决和处理，整个局面都会变得更加被动。去吧，你还不能派一官小的，非得能立马拍板的才行。
“政委”黄绍竑决定亲自走一趟。
说实话，能做出这一决定，还是得有点胆识的。假设孙殿英果真投敌，以他那样不择手段的人（皇上祖坟都扒了，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干），是极可能做出绑架或杀人之举的。历朝历代，这种事情多了，说不定人家还正愁没有好的投名状呢，你这样的一品大员自投罗网，岂不正好给他染红顶子。
孙殿英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军分会的二把手，自然大喜过望。
接下来应该给我派发钱粮了吧？
钱粮有，不过你先得把事情讲清楚。
那些对他不利的传言，不用黄绍竑开口，孙殿英自己就拎得很清楚，当然要一个个分辩。
说我不凭险据守？那里的险根本就算不上险好吧。的确是有些山，不过那可不是南方的山，又不长草，而且山势很平，日本人的飞机坦克一冲，我们就顶不住了。
至于说我没看到日本人就跑了，纯粹造谣。
为了证明自己曾经努力过，只是力不能逮，孙殿英还带着黄绍竑去参观了一下伤兵。
要是黄绍竑是个像严武那样的小年轻，也许就要被他给糊弄过去了。奈何人家黄参谋长出来混的时间不比孙殿英短，做桂系强人的时候，下面这样的情况也不知见过凡几。哪是这么容易就能被蒙住的。
我让你去多伦不是去旅游的。喜峰口、罗文峪的山未必比多伦的山更险峻，人家能打，怎么就你不能打？
伤兵？哼哼。我怎么知道你们是怎么伤的，难道抢东西的时候就不可能伤着？
见黄绍竑眉毛都不动一下，孙殿英知道遇上老江湖，真神仙了。人家也是内行，不是那么好骗的，再不把底牌亮出来，以后就等着挨饿吧你。
其实，多伦的山是险是平，伤兵是真是假，都不是黄绍竑此行所要了解的重点。说白了，他希望孙殿英澄清的无非就一件事：你到底有没有通敌。
最后的机会。
孙殿英差点要哭出来了：我冤哪。
军纪太坏我承认——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是给缺乏给养闹的。你别看地图上的多伦面积很大，好象不错。其实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地广人稀，而且到处都是荒漠。你说我这3万人没吃没喝，一切都要自力更生，能不抢点偷点吗（军纪不好的人大抵都是这样厚着脸皮振振有词的）。
不过，投靠日伪这件事，绝对不可能有。
（472）

作者：yokiabc　回复日期：2010-03-03　17:43:19

关兄,之前说的那些回忆的文章过几日我先扫描给你吧, 希望有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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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

为什么？
当年，我可是把溥仪的祖坟都给挖了。现在他正做着“满洲国”的“执政”，我就是有这心去投他，他会容得下我吗？我这不是把自家脑袋往刀口上送吗？
终于，这句话让黄绍竑得到了他最需要得到的答案。
对孙殿英这样的人来说，民族大义之类都不是很可靠，只有对实际利益得失的算计才能让他自觉地领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或者说，什么敢做，什么不敢做。
与溥仪结下的这个天大梁子，正是孙殿英不可能通敌的最大软肋。
有这就好办了。
黄绍竑当即同意补发孙殿英40万军饷和4万袋面粉。
后者咧开嘴乐了。
还别高兴得太早。钱粮照给，但活也少不了。
光防一个沽源就行了吗，不行。
独石口归你了，镇岭口归你了，这一带往东往北都是你的了。
给养有了，自然你也不能再去骚扰老百姓了，好好打仗，别的都不要再胡思乱想。
这要放在以前，孙殿英非得跳起来不可。守独石口那些地方可都是傅作义的活，怎么凭白无故都让我来干了。可现在他已跳不起来了。说句上不了台面的话，如今连自己下面的小把把都被对方握在手上了（你自己都承认了，走伪满的路是自掘坟墓），想撒娇也撒不了，而不好好干的话，断了你的工资和口粮，你就只有等死一途。
黄绍竑此行不仅摆平了孙殿英，更重要的是，为后来拱卫平津多出了一个重要的棋子——傅作义军（第35军，长城抗战时临时番号为59军）。
北平军分会在调整布局，关东军司令部方面也没闲着。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中线和东线日军均感到了兵力不足的问题，喜峰口大夜袭的当夜，服部旅团就向关东军司令部请求紧急增援。
当时武藤能动用的兵力，就是已驻赤峰的熊本师团。但鉴于多伦的孙殿英军在旁边晃来晃去，怕他们抄袭自己后路，武藤一直不敢把熊本师团抽出来。直到孙殿英退至沽源，赤峰周边已无卧榻之忧，武藤这才命令熊本师团（包括其配属的独立守备队一部）南下，其赤峰防务转由茂木骑兵旅团及伪军担任。
从3月23日开始，熊本师团开始陆陆续续抵达冷口以北。4天后，武藤就下达了预备作战命令。
他的目标，并不仅仅局限于攻占一个冷口，而是要以冷口为突破口，越过长城，拿下整个滦东，因此他在备战上格外有耐心。4月1日，熊本师团齐集肖营子北部，实际已具备一举而克的能力，但他们并未马上行动，而是进行了必要的攻击准备。
这一准备，就是8天。
在此期间，弘前师团和服部旅团突然分别向南天门、喜峰口发起攻击，但用的是炮，而非人。
如果你对日军战法有一定了解，很容易就会得出结论，这是他们在发动进攻之前的一个惯用手法：声东击西。
前方风声鹤唳，原本平静的战局陡然发生变化，需要对奕者拿出新的决断。
（473）

何应钦选择的是见招应招。
除命29军继续加强喜峰口防守外，将手上最后的王牌摆至南天门第一线。
所谓的王牌一共两张。
一张是炮兵。这是中央军的独立炮兵部队，共有两团一营，虽说跟日军比还有不小差距，但起码人家有的野战炮和重迫击炮，我们也有了。这就意味着，他轰你，你也可以轰他了。
另一张是第17军的3个师中唯一的德械师：刘戡师。
这个师和“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那两个京都近卫师（87师和88师）差不多，士兵都装备着一色儿的德制自动步枪。
原先黄杰师的右翼是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毫无疑问，这是南天门防线的最大软肋所在。何应钦拿刘戡师跟他们做了调换，让后者到滦河至冷口一线布防去了。
同时调防的还有光头刘玉章所在的那一个团。不过两天后他们又被徐庭瑶要了回来。
徐庭瑶在此时显现出来了他指挥作战上的细腻和用心。
他把刘玉章所在团要回来的目的，就是安排他们到南天门后方的大小开岭去构筑预备阵地。
预备阵地前后共筑6道，就是这6道阵地，后来成了第17军在战局不利时的救命稻草。
未雨绸缪，进退有据，方能为帅！
南天门这里没有问题，包括冷口在内的滦东当然就有问题了。
何应钦的应对，正合武藤的心意。
他现在需要的就是对方的失误，因为所谓破绽，就是在对手的失误中才能找到的。
何应钦认为关东军在古北口至少拥有一个师团的兵力（指弘前师团），一旦真的发动进攻，南天门防线将面临巨大压力，但事实并非如此。
铃木旅团始终未到古北口，在罗文峪吃瘪后，便退回承德，就地转入防御。这是因为在承德后面，就是日军作为大后方的赤峰，而负责赤峰防御的仅为一个骑兵旅团和部分伪军，这是武藤在发动滦东攻势之前，最让他放心不下的。
也就是说，在古北口负责防守的，始终只有川原旅团和他的配属部队。
到进入滦东战役准备期时，川原旅团又被大抽血一次，其主力中的长濑联队2个大队，配属的三宅骑兵联队全部、广野炮兵联队1个大队都被调走了，实际剩下来的只有4个步兵大队和2个炮兵大队。
古北口炮击，纯属虚张声势，和喜峰口那里一样，并无任何进攻意图。
如果我们当时对武藤的心思就能摸清摸透，在调兵遣将上是不是能够多一些选择性，而战局也不致会变得如此被动呢？
例如，我们可以抽调精兵到滦东甚至冷口一线，稳固那里的防守。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局面也许会变得更糟。
日军声东击西的战术并不是第一次使用，但几乎是屡用屡验，这与日军的机动化能力和配合作战效率有相当大的关系。
纵使你识破他的计策又能怎么样。
那他索性把进攻重点就直接转向南天门，而接下来的情景可能更令你大吃一惊——
（474）

熊本师团坐着汽车到古北口，很快。
已调至滦东的刘戡师（假设的话）根本是跑不过对方的，也许没等他们到南天门，那里已被日军攻陷了。
所以这对中方指挥官来说，其实是一个二难选择，选哪样都难以改变战局，只能说是相对好一些罢了。
相对而言，何应钦的决断还稳妥一些。
按照正常判断，滦东地方那么大，离平津也有一段距离，晋绥军和东北军的大部分又都在那里，应不致短时间内就会陷落，这样，他还有充裕时间部署防线。南天门则不然，这里一出纰漏，后面的平津马上就面临威胁，那是连补救都来不及了。
如果拿中日双方最高指挥官相比，何应钦就相当于一个修修补补的裁缝，长城防线上哪个地方少了颗纽扣，破了个洞，他就想方设法去补一下，注重的是“点”，而武藤的视野却要宽广得多，他重视的始终是“面”。
这倒并不完全是指挥官高明与否决定的。何应钦只能在“点”上做文章，是因为他其实掌握不了“面”。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中，除了中央军以外，对29军、晋绥军、东北军这些地方部队，名义上的最高长官何应钦在指挥上都难以真正做到调度自如，得心应手（甚至中央军里也有不服他管的）。相反，他的对手却能做到指哪打哪，随心所欲，其指挥效率确非中国军队所能比肩。
在8天的准备期内，除熊本师团、服部旅团一部外，武藤又从界岭口和义院口抽调了中柯混成旅团的一部分兵力。
在武藤看来，只有把五指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也才能完成其囊括滦东的计划。
日军在做进攻准备，冷口的黄光华在干什么呢。
答曰：听天由命。
按照北平军分会对防区的划分，黄光华师正面防线达100多里，但他能用的部队一直也就那3个团以及从军分会“借”来的1个野炮连。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这时候的黄光华在兵力配置上已经相当捉襟见肘了。除林作桢团在肖营子外，另外一个主力团717团（蒋纪珂团）被他放在冷口本阵地，而补充团则安在左翼与29军的接合部位。如此一排，3个团马上就不见了。可还得有预备队啊，最后只好从补充团再抽1个营出来，与野炮连合在一起，这才把预备队勉强凑齐。
就这么点米，真够难为人的。
当然了，这样一来，别说捏成拳头了，五个指头伸过去，还有几个位置空着呢。任谁都能看出这样的防守漏洞实在太大。
黄光华当然也知道。内心里，他也希望商震能像29军那样全力以赴，把其它2个师也都派过来，果如此，冷口防守才有把握。但看样子，老长官并不情愿这样做，自己又不敢当面提。怎么办呢？
他想到一个人——自己的参谋长石彦懋（保定军校第8期）。
石彦懋与商震是河北同乡，而且私底下两人还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商震对他也很给面子。因此平时黄光华不敢或不愿说的话，都会让这个参谋长来捅破。
这次，“得罪上级”的活又交给了石彦懋。
（475）

石彦懋是个有心人，知道就算“放炮”也得找个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某天商震到冷口前线来视察。趁着视察休息的间隙，石彦懋便有意无意地向他汇报冷口的布防情况。因为不是正式场合，商震的表现欲也上来了，开始对部下的布防指点起来：我刚才都看了，你们那个不行，全部是一线式配置，要是让小鬼子突破一点，全线即破。
应该怎么配置呢？
商震说：要有纵深，同时要多安排一些据点堡垒。
说得太好了。
石彦懋带头鼓掌。
就在领导飘飘然的时候，他开始“放炮”了。
石参谋长打了个比喻。
现在假设您交给我一个活：纺棉花，要求是把棉花织成布。
但这活我干不了。
为什么？
因为您拿给我的料就只有一条线的料，所以就算我有通天的本事，也没法完成这一任务。
中招了。
不用再说下去，商震已经明白石彦懋是什么意思了。
想不钻到部下设的套套里去，能采取的办法只有继续顺着自己的路子走。
商震不仅假装根本不懂石彦懋打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还一本正经地要求他们按照自己刚才的“指示精神和要求”，对原来的部署作出变更。
似乎他还觉得冷口的守军已经绰绰有余，为了进一步体现“人性化”，让石彦懋尽快制定一个办法，安排部队进行轮休。
全天候值勤人都嫌不够，还要轮休？石彦懋真有些啼笑皆非。
话说到这里，商震的意思实际已经表达出来了。换成是黄光华，就得立刻住嘴。
毕竟领导也要面子，也得有台阶可下嘛。
石彦懋勇于“放炮”的精神还真不是虚的。他不依不饶，索性打破天窗说亮话，直截了当地问商震：军长，我们在这里是要真打，还是摆摆样子的？
当着众人的面，商震脸都涨红了，表现相当激动：谁说我们不是真打？！
好，是你自己要钻到套套里来的，不能怪我哦。
商震激动，石彦懋不激动。他还是慢条斯里：我知道是真打。可是为什么我们把2个主力师都远远地放在后面，不拿出来呢？
他这话一说，商震就明白又上当了。
没办法，摊上这样古灵精怪却又胆大包天的部下也真够受的，可商震还真不能拿他怎么样，因为石彦懋本人就是商震自己亲自请过来的。
须知，礼贤下士，从谏如流，不仅可作为美德，很多时候也是一种不能忽视的重要摆设。
对石彦懋，商震骂也骂不得，讲也讲不过，只能对天打哈哈：今天怎么没下雨？哦，我们正在晒太阳呢。
过后，商震好歹还是对黄光华吐了一句实话：人家（指参加长城抗战的其它部队）都在摆，咱们也就摆摆吧。
2个师不肯拉上来，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大家都在摆”。
对于像商震这样的地方军头们，你要当着他们的面说“民为邦本”，几乎没人信（尽管嘴上也会念念有词），但你要告诉他们“兵为将本”，没一个敢不信。
记得张鸣先生曾这样评价过民国时期的将帅们：如果他们是孙悟空，部队就是他们手中的金箍棒，如果他们是贾宝玉，部队就是他们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一旦丢掉，就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476）

今天电脑有点问题，一直没能发上来。抱歉。

当初阎老西小里小气，还没出手就想着要保本，结果最后差点把老本都丢得一干二净。现在轮到他曾经的部下了。长城抗战一结束，有人就巴巴地送上一副对联，把商震与宋哲元齐名，不过是拿来给人家做反衬用的：大刀宋明轩（宋哲元字明轩），长腿商启予（商震字启予）。
其实商震后来的日子也没好多少去。等到抗战全面爆发时，竟然把跟自己的人都给混没了，与29军张自忠等人在军界炙手可热，如日中天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毕竟老蒋一本帐也清楚得很，你要是给他偷懒放刁，这帐迟早都得找你算。
还是萧振瀛说的好：如果守着这点本钱，不敢下注，早晚必将被淘汰。
所幸商震虽然没了军队，却在另外一个领域找到了自己的新天地——干外交，而且干得不错，在盟军里很吃香（年轻时学过英语，亏他还记得），甚至做到了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跟着老蒋风风光光地参加过开罗会议，着实羡杀个人。
时人评价商震，说他确实跳巢得当，因为他“处事圆滑，善炫善耀之术，实远在善战之上”。如此看来，这位商某人还真的是入错了行。大概外交这个行当，锱铢必较，斗小心眼，拨小算盘，更适合于他。扩大开去，阎老西要是转行去当外交官，没准也不比顾维钧他们差哩。
连石彦懋出马都失败了，黄光华知道增加兵力的想法是彻底没戏了。
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大家只能幻想，幻想熊本师团一时半会还不会打过来。
幻想很快破灭。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9日，日军准备就绪，熊本师团随即向冷口发起进攻。
林作桢团立刻在肖营子陷入苦战。
如果这时候黄光华有充足兵力——商震另外2个师里面至少有1个师可以给他做预备队，都不致于让林作桢如此作难。他可以派预备队从日军侧翼出击，虽不能说一定占有优势，但帮着工事里面的守军撑上一把总是可以的。
奈何他只有一个营的预备队（那个宝贝一样的野炮连还是“借”来的，轻易不敢使用），自己冷口主阵地也频频告急（人少补不过来，所以防线上有好些漏洞，乃至把零星日军也漏了进来），都不知敢先去帮谁好。
对林作桢来说，这一天打得太难受了，因为日军实在太多，就算工事再坚固，他再能拼命，也于事无补。
咬牙苦捱到第二天晚上（真是不容易），日军再次向前线增加了2千兵力，林作桢团终于再也支持不住了。
此前颇受称道的马道沟阵地倒了下去。
日军鱼贯而入。
他们连导游都不用找，跟着溃退的林作桢团就追过来，并一举占领蒋纪珂团防守阵地的左翼。
这回，连冷口主阵地的半边也没了。
黄光华情急之下，立刻组织反击。
先以林作桢团撤下来的1个营为主，再配上蒋纪珂团的2个连，欲收回阵地。
但此时林作桢团官兵连撑两日，已疯惫不堪，气力用尽，所以这次尝试很快失败。
再抽补充团。却不料补充团阵地前沿也都是鬼子，他们犹如泥菩萨过河，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能再抽出人来。
至于预备队，帮你帮他，早就没人了。
四面楚歌之下，黄光华师开始陷入恐慌。到这时候，后方得知消息的商震才真正着急起来。
他舍得派部队增援了。
可是已经晚了。
（477）

4月11日，黄光华不得不命令全师放弃冷口，向滦河西岸撤退。
让黄光华和石彦懋都想不到的是，亡命之路上挡他们的不是日军——后者战略目的明确，打哪里不打哪里皆有一定之规，占领冷口后，未对黄光华师进行更深入的追击包围。
挡他们的另有其人。
两人坐着一辆卡车往后撤，到一个叫做兰若院的地方时，由于地面浮沙很深，车子陷了进去，怎么开也开不走。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附近高地上忽然枪声大作，而且都是奔他们来的。
日军不可能跑到咱们前面去，因此可以判断是增援上来的友军。
但友军怎么可能打自己人呢。一合计，明白了，原因是石彦懋穿了一件黄呢大衣，而这是日军的标准装束（后来林彪就因为穿了这身黄皮才挨了晋绥军的枪）。快别再耍帅了，赶紧脱下来吧。
可是高地上的兄弟似乎打上了瘾，这边石彦懋把衣服都脱了，那边还照样放枪。一行人没有办法，只好把陷在沙里的汽车抛下（本来估计众人推上一把应该能动弹），改骑马走。
高地的“友军”算是没得救了，连他们骑马也照打不误（吃鸦片了？精神这么好）。为了避免误伤，黄光华随即下令，部队别走它途。
可危险还是过不去。
等撤到一条河边的时候，发现河上的桥都被烧掉了，而占领对面阵地的竟然还是“友军”。
幸亏那条河还不深，大家卷起裤腿，赤着脚也能过。
过了河才知道，这些神经过敏的“友军”原来就是商震派到冷口来增援的部队，一共2个师，一点都不少——早干什么去了你们都，这时候来瞎添乱。
得亏熊本师团没跟在屁股后面猛追，否则黄光华就得被“前后夹击”，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关东军近2个师团南下，何柱国放在石门寨的那2个师自然也顶不住，他后面的那些东北军部队更顶不住，所以很快，石门寨丢了，秦皇岛丢了，昌黎丢了，至4月17日，整个滦东地区被关东军完全占领。
4月9日发动进攻，至4月17日结束，只要8天。
准备战役8天，结束战役也只要8天，看似巧合，实际却是武藤指挥和关东军协同配合作战能力的反映。
与之相比，我们的部队的确是太菜了一点。
至此，作为长城防线之一翼的东线完了。
现在，以一条滦河为界，西岸集聚了从滦东地区溃退过来的晋绥军和东北军，他们扎一堆，统由商震指挥，重设防线。
这些人里面，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翁照垣。时任东北军117师师长，如今跟王以哲等挤一块。
他不是19路军的吗，怎么跑东北军来了？
这话说来就有些长了，翁照垣之所以在19路军里面呆不住（这支英雄部队其时正处于历史上声誉日隆的时期），跟他的性格有关，也有军队里派系斗争的因素。
英雄嘛，大凡都是有些特点的（落普通人身上那就叫缺点了），咱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太深根究底了。反正“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老翁就跑南洋去了（后来做生意有一手，不知道是不是与经常跑南洋有关）。然后听到山海关失守，马上就回了国，去见张学良。见了面就问他要兵，准备上前线打鬼子去，一点没把少帅当外人的意思。
（478）

要说老翁先前说少帅的坏话也不老少（就是背后考证少帅是否不中用的少爷那类话），只不过他自己恐怕早就忘掉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说了就忘，忘了再说，管天管地，管不住嘴巴，为此得罪人是家常便饭。
让他没想到的是，少帅马上一口应允，还专门派了一个师给他。
毕竟是沪战的抗日英雄嘛，又正在用人之际，请还请不到呢。至于说过一些不好听的，少帅当着面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倒不是说这人的肚量真的大得没边，而是那个时候正值少帅倒霉，估计身前身后说他坏话的人实在太多了，数也数不过来，自然也不会对某个人过于计较了。
翁照垣兴冲冲地就带着兵上了前线。
可是他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此兵非彼兵，东北军不是他带惯了的19路军。那是要军纪没军纪，要战斗力没战斗力。
日军发动滦东战役时，他正在冷口以南的迁安和卢龙驻防。冷口那里一失陷，他率部迎击，才与日军打了一仗（其实可能就是对着面放了几枪），就再也打不下去了。原因是旁边的友军都在退，想不退都不行，而且你还得动作快，稍慢一点，就会发现前后左右的友军都没影了，尽是敌军。
这仗还怎么打法。只好跟着退。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其实反过来也一样，三军无能，照样可以把那个将活活气死，哪怕你是曾经的战斗英雄。
老翁仗没打着，还坏了名声，真是窝囊透顶，于是没多久就又挂冠而去了。
商震带着这些堪称残兵败将的部队（当然他自己的晋绥军还是勉强能打一打的），守着一个称不上天险的滦河，真也是度日如年。
毫无疑问，关东军要想突破滦河防线，并没有那么难。
不过这时奇迹发生了。
关东军在未受到任何攻击，且胜券在握的情况下，竟然主动撤退了，而且哪里来的往哪里去——又撤到长城沿线去了。
此情此景，不要说商震，连何应钦也摸不着头脑。
武藤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其实不是武藤爱搞名堂，如果照他的意思，他是要打到滦河这边来的。
后撤那是别人的意思。
谁？
裕仁天皇。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19日，裕仁接见参谋次长真崎，忽然提出一个问题：关东军的步子是不是迈得也太大了一点，好象捞过界了。
真崎闻言一惊：陛下何出此言？
裕仁笑了，嘿嘿，还瞒我呢，当我深居宫中，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告诉你，皇帝也是有亲戚，有朋友的。
裕仁单打直入：我让你们打下一个热河就行了，不要再进关，你们怎么不听话，有人说关东军已经进入中国河北境内了，有没有这回事？
真崎一头汗，知道这事已经穿帮，再也遮掩不住了。
不听天皇的话那就是“抗命”，这个责任他可担不起。
从宫中出来，他赶快给武藤捎话，让后者悠着点，擅自入关的事天皇已经知道了，快撤回去吧。
武藤毕竟不是那些张牙舞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少壮派军人，一听天皇都发话了，自然也不敢坚持，于是就向入关部队下达了撤军命令。
但这次主动叫停并没有能够维持太长时间。
（479）

昨天少了一次更新，按规矩今天会补上，因此晚上拟更新两次，大致在7点和10点。

两天后，也就是4月21日清晨，日军再次炮击南天门。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真的是川原旅团发动地面进攻的前奏。
当时包括徐庭瑶等高级将领在内，都认为此次攻击是日军对此前第17军大规模夜袭战的报复。
事情还得往回说。
正当4月11日冷口频频告急的时候，何应钦除了加紧往滦河调兵，准备在那里重建防线外，也在同一时间向徐庭瑶下达了一道命令。
这是一道作战命令，但有两个特点。
一是出击部队不要多（“酌派一旅以下”），二是不要走正面（“由古北口两侧向敌袭击”）。
用意跟武藤下令古北口炮击一样，属于战术性牵制，所以规模都不大。区别只在于武藤是为了掩护其滦东作战，而何应钦则是要想方设法减轻包括冷口在内的滦东守军压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关东军为进行滦东作战，几乎所有主力都扑到了长城一线，其热河后防极其空虚，赤峰仅一个骑兵旅团驻守，如能组织力量抄袭其后方，断其归路，轻者可减滦东之围，重者可以给他们来了反包围，化被动为主动。
这的确是一个转守为攻的奇着。但问题是，奇着必须有奇将来下，而何应钦并非适当人选。
一个人的性格如何，有时候也决定着他的思维和行动到底能够走多远。
人说曾国藩善于用兵。其实他打了一辈子仗，对自己的评价是很悲观也很实事求是的：行军本非余所长。
说高深点，是他有大智但缺奇谋，说实在点，就是还不够坏，脑子里圣人书读多了，有些僵化，缺乏一点必要的发散性思维（“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何应钦虽然是正规军校的高材生，黄埔军校总教头，讲起理论来一套又一套，但论急智奇谋，却还远不如他教过的一些学生。
何氏用兵，敦厚有余，谋奇不足，这也是长城战后一些论者对其垢病所在。
当然，在当时的民国将领中，何应钦已经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要不然老蒋不会对他如此倚重。只不过此才非彼才，那是人才的才，而不是奇才的才，属于名将的初级阶段。后面这个荣誉称号，要等若干年，薛岳这些人冒出来的时候才能真正名至实归。
何应钦指挥作战之谨慎，跟老蒋一直崇敬的曾国藩倒真的相差不多，明明有两个师可用（关麟征师整补后做预备队），真正愿意拿出来投入进攻的却只有一个旅都不到，实际上还是以守为主。
不过进攻的方式有些特别。
即使不说，我们也知道，这就是29军常用的绕攻。
自从宋哲元在喜峰口和罗文峪打出名气后，原先并不怎么让大家看重的这种打法一夜之间身价倍增，几乎要成为一切战术之神了。作为受正规战教育出来的何应钦、黄绍竑们虽然表面上还装得很不以为然，但运筹谋划时却已经不知不觉在朝那个方向走了。
在何应钦的命令中，除了没明说你们得晚上悄悄地干，基本就是29军那里搬来的完整套路。
（480）

但这种打法在南天门前线其实早就试验过了。
作为中央军中“技术流”的鼻祖，前线总指挥徐庭瑶当然是有两下子的。
利用滦东战役前的那段相对平静期，他一口气做了三件事：修公路，架电线，固工事。看似平常，实际上他的这种作战思路在当时来讲是很有些前卫的。
修公路，是要保证“物流”畅通。长城抗战始终，虽然制空权一直掌握在日军手中，但前线军需供应从未中断，大量军火弹药和粮秣物资，通过包括汽车在内的各种运输工具，源源不断地从平津运往密云，并通过这个中转站发往最前线。
架电线，是要保证“信息流”快捷。据白崇禧回忆，当时虽有无线电台，但很重，得四个人抬，往往部队到了，电台还没到。更差劲是大多属长波无线，信号很差，极易误事（连先前的川原旅团都出过故障），这当然是电话通讯无法比拟的。
固工事，那就更重要了。别的不说，杜聿明在南关前设置的防线，可不就是被川原的那800发炮弹轰垮的。
鉴于日军长管火炮的厉害，徐庭瑶亲自监督，在南天门构筑阵地工事，同时在里面还修筑了交通沟，便于己方炮兵可以自由往来。应该说，这次筑的工事要比南关好的多，基本能做到纵深有度，以确保炸了前面还有后面，炸了左边还有右边，绝不是排成一条线，一轰就完蛋的那一种。
关东军发动滦东战役前，川原为了配合作战，不是往南天门这边放过炮吗？
飞过来的炮弹成千上万，但从事后来看，仅破坏了“一连之工事”，掩体内的中方部队也未有多少人员上的损伤，这个就叫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不过话又说回来，老是这样蒙着头被人打总是件让人憋气的事。
徐庭瑶想想不甘心，就自己效法喜峰口的29军，也组织别动队，配以短枪和手榴弹，迂回日军侧后进行绕袭。
由于规模较小，这种绕袭大多属于麻雀战性质，无非是打打伏击，放放冷枪，撂倒几个就跑。
战果不大，但给日军造成的“麻烦”却不小，弄得他们在自家院子里溜达都不得不提心吊胆，惟恐一不小心中了路边飞来的流弹。
这种事如果让29军或者晋绥军等地方部队来干，日本人也许只会捏捏鼻子，偏偏跑出来的是中央军。这让他们颇为恼火。
你们也干这个？
日本有家报纸为此还专门登了篇文章，说中国军队现在真够“阴险”的，连克鲁泡特金战术都用上了。
克鲁泡特金（一译为苦鲁巴金）是日俄战争时的俄国将军，这兄弟比较擅长于正面防守，侧翼骚扰的战术，给日本人印象很深，故以此名。
事情都登报了，自然瞒不住北平的何应钦。
当时何应钦听了直摇头，看上去对此举很不以为然，还带话给徐庭瑶，说你们这样不行，不光明正大嘛，而且容易招致古北口日军的报复。
谁也不会想到，没过多久，他自己却对“克鲁泡特金战术”感起了兴趣。
其实说到底，能够占足便宜的事谁会真不乐意干呢。
（481）

徐庭瑶在接到何应钦的电令后，把别动队由一个改成了两——新上来的刘戡师也组织一个。
出击时间就定于当晚8点。
毕竟是中央军，打绕袭夜袭战还是不太在行啊。
你别看29军玩这个顺溜，人家可都是这方面的专家，里面的花样和窍门也着实不少。
无论是赵登禹还是刘汝明，搞夜袭都得等到深更半夜，这就叫“月黑风高夜”。那时候对方正睡得迷迷糊糊，像个猪猡，你一刀剁下去才能有着有落。
从两个师别动队的组成来看，黄杰师动用的仍然是原来的那个别动队，官兵主要来自一个补充营。刘戡师的人员也差不多。反正都没有把当家的精兵拿出来。要知道，29军大刀队成员可都是个顶个挑出来的好汉。
两支队伍的区别，真不光是有没有大刀这么简单。
当然，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夜袭绕袭这些“小战术”在不同特点部队心中的份量。29军武器简陋，又都处在紧要关头，不用心去做，连自己都不能保全，相反，第17军条件就要好得多，平时练的也主要是阵地战，所以就算是偶尔客串夜袭，心里也有搂一把就走的想法，效果自然就大不一样了。
老牌特工陈恭澍回忆，有一次他组织的除奸行动意外失败。戴老板（戴笠）事后给他总结教训，就指出陈恭澍的行动败在他始终想“死里求生”，而缺乏“必死之心”。别看都是“死”，但有没有给自己预留退路，那效果还真不一样。
果然，黄杰师别动队刚接近日军营盘边缘，就被他们发现了。这时候11点还不到，人家精神头好着呢。
袭击战变成了阵地战，别动队不过是一个补充营，攻击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只好早早地就撤下来，等于什么都没捞到。
倒是正面配合的一个营表现还略强一点，毕竟是主力营，与日军拉扯了整整一夜才鸣金收兵。
与黄杰师别动队相比，刘戡师别动队又要好上一点。他们甚至绕到了古北口北面，破坏了承德至古北口的公路，一度使日军古北口的接济为之断绝。
仅就战绩而言，这次所谓的大规模夜袭战实在不值一提，所以也没能真正起到牵制日军或减轻滦东压力的作用。
时隔10天，日军还要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进行报复，真是够小肚鸡肠的。
其实“报复说”只是中国人这么想，真正的原因是此时关东军向长城内发动进攻的禁令已经解除。
日军拿下滦东后，突然一下子又后撤到长城一线，把一个人急坏了。
谁？
四处拉人又四处碰壁的板垣征四郎。
老蒋说得没错，这哥们真称得上是“史上最差劲猎头”。当初忽悠军部，从陆军省拿到了300万日元的经费后，他就跑到天津去主持所谓“板垣工作”，即在平津进行策反，以便使华北“准满洲国化”。
可是这项工作进行得十分不顺，忙乎了半天，只网住了一个张敬尧。钱倒是没花多少，一共才25万（按老蒋的情报是30万，不知道是不是姓张的自抬身价），可一分钱一分货，你拿到军部或者关东军那里去问问，张敬尧谓谁，根本就没几个人认识，没准还以为是天津哪个旮旯里掏出来的小流氓呢，所以在张敬尧没正式“起事”之前，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把这事给抖搂出来。
（482）

板垣在外面干得一塌糊涂，家里面的人可并不知道。由于板垣先前是靠“九一八”扬名立万的“民族英雄”，连身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都对他分外看重。板垣提了一个“谋略为主，作战为辅”的计策，老头子就连连点头，视之为克敌制胜的灵丹妙药。
说穿了，此时关东军在长城一线的作战，都是在跟着板垣的指挥棒走。武藤不惜违背天皇“旨意”，偷偷越过长城来发动滦东战役，其动机也是为了配合“板垣工作”。因为板垣说了，只要关东军把滦东拿下，就可以为他在华北策动的“叛乱分子们”创造一块可靠的“根据地”。
就在4月18日那天，当板垣听到关东军果真举兵突破冷口，占领滦东的消息时，高兴得拍手大叫，马上就给武藤发了个电报。在电报中他毫不犹豫地扯了个弥天大谎，说“宋哲元预定4月21日在平发难”，要求关东军高歌猛进，助其一举成功。
我说板垣，你攀谁，也不能去攀人家老宋呀，宋哲元现在是中国国内当仁不让的民族英雄，有“南蔡北宋”的名号，怎么可能再跟着你跑路做汉奸？
也不知道这个板垣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许是他哪天做梦做到形似宋哲元的人士收了他钱了吧。
要说这人吧，就是不能出名，一出名别人就以为你无所不能。板垣不是说完全没有才，还是有点歪才的，不过主要是打仗方面的才，而且他本人确实也对打仗更感兴趣，听到关东军打到滦东来就激动得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表现狂兴奋，恨不得自己能亲身参与，而在别人认为他应该干好的份内工作——特务工作方面，那是连他的同事土肥原都大大不如的。
这位可能要说了，板垣不是搞过“九一八”、“满洲国”，还因此出名了吗？那得看跟谁搭档。“九一八”靠的是石原，“满洲国”则是土肥原在前面给他把路铺好了。真正算他挑起来的也就一个“一二八”，但真正在那边煽风点火的，又不是他，而是田中和川岛芳子这些人。
板垣自己的份内活干不好，对别人的要求却很高。关东军出乎意料地从滦东撤退后，他为此大光其火，即刻给关东军司令部发了个急电，质问军队为什么后撤：说好“宋哲元”3天后就要起事了，你们是不相信还是怎么着，你们这么一撤不要紧，我的整个华北策反计划就要泡汤了，到时候，别怪兄弟我无能，实在是你们自己不上劲啊。
接到板垣的电报，武藤坐不住了。
是啊，宋哲元“4月21日”就要“发难”了，在这节骨眼上，关东军怎么能不配合呢，要那样的话，岂不是让板垣君做出的全部“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吗。
配合，一定要配合。
但是这次不比以往，天皇对参谋本部已经告诫过了，再想再瞒着他偷偷摸摸地进关作战，显然是做不到的。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派人去做天皇的思想工作。
被他委以重任的，是小矶参谋长。
小矶当天就赶往东京去托关系找人。
当然不是一般人，那得是实实在在有些分量的。
（483）

参谋本部的真崎次长算一个。可是自从被天皇“突袭”一把后，再让他贸然帮着说话就太为难人家了。
所幸还有敢帮着关东军出头的，此人就是皇道派的总舵手——陆相荒木。
荒木建议小矶改改思路：
你得研究天皇陛下的心理，愿意派关东军去占领热河的，根本就不在乎让你们再占领关内。天皇所担心的是，这样过猛过快的话，容易引起英美鬼畜们的干涉，反不利于“满洲国”的长治久安，所以你们一定要围绕着满洲国做文章。我们打动天皇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准确但求最有效！
天皇说不扩大就不扩大啦？扩大与不扩大，是相对而言的嘛。你得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给他分析，天时也就是打仗的时间拖得越长，长城各关隘越难巩固，而要想速战速决，就必须在地利以及人和上放开手脚，即不限制关东军活动区域，不压制关东军作战的积极性和热情。
如此，“满洲国”的长治久安才能真正做到一劳永逸。
真不愧是陆军大佬，一席话说得小矶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领导就是比咱高明啊。
一个在长城沿线“弹性用兵”的关内作战方案就这样出台了，并随即奏报天皇裕仁。
看到这一方案，裕仁频频点头。
既然如此，早说嘛，你们的良苦用心，朕这算明白了。那你们就去“弹”一下吧。
从天皇那里拿到允许入关作战的圣旨后，武藤大喜过望。
鉴于天皇曾经要求停止滦东战事，为了顾及皇帝金口玉言的面子，这次武藤决定先从中央军驻守的南天门入手，一方面消除古北口的威胁，彻底击溃驻守南天门的第17军，另一方面积极响应“宋哲元举事”——进攻南天门的时间（4月21日），就是这么给定出来的
在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正式攻击命令时，川原所拥有的兵力除了那4个步兵大队和2个炮兵大队外，另有1个临时重炮中队和工兵第8大队（小泉大队），虽然仍然不满员，但他打仗的积极性很高。
早就看对面的支那军不顺眼了，还三天两头变着法来偷袭我，这回看好吧你们。
古北口一役的成功，使川原自信心大增，表现在外面就是狂得不得了。
古北口算难打了吧，只不过用了三天。南天门还不如古北口险呢，我相信，连三天都不需要！
在他眼里，双方似乎已经调了个个，自己手里掌握着2个师，而对手倒只有4个团（日军大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团）。
当然了，具体到作战指挥上，川原并非是个无头脑的莽夫。
要进攻南天门阵地，必须知道重点在哪里。
对此，他是深有体会的。古北口一战，首先拿下了一个将军楼高地，便足以控制全局。这次也要选类似的点。
这个点叫做八道楼子。
为什么叫八道楼子呢？
因为上面有八个碉楼。一个高地上弄八个碉堡，一听就知道是个险地。
的确，此处位于南天门左翼，不仅远远高出中间和右翼，而且还可以俯瞰北面的古北口镇。它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喜峰口那里的老婆山，得之能占便宜，失之就要吃亏。
八道楼子，必夺之地。
（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