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埔一期生中，刘戡向以争强好胜著称。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一个萧乾（不是当作家的那位）。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正值苏区红军鼎盛之时，没几支部队敢跟红军硬碰硬，独有这个萧乾不避不走，带1个师（第11师）与主力红军5个军团相抗，最后当然是顶不住，一个师三分之二的人都被打没了。不过他这个已经是创奇迹了，当年中央军整师整师被红军吃掉的都不在少数，更何况以一对五，能跑回来就算有本事的了。然而萧乾一回去就辞了职，原因是打了败仗，他实在“受不了”。
刘戡也有如此“恃勇骄傲”的性格。在他心里，自然是认为自己在这三个师中是最好的，然而现实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中央阵地让黄杰师守着，甭管怎么说，人家都守了那么久，就是南天门战役开始后，黄杰蹲在这里的时间也要长得多，可是落到自己手里，几个工事的方位都还没搞熟呢，就给弄丢了，这算怎么个事。
等着瞧，咱们重新来过。
刘戡憋着一口气，在大小开岭忙前忙后，准备跟川原再见高低。
南天门战役打完，第17军从军长徐庭瑶到刘戡等师级长官，再到普通官兵，可以说没一个满意的。事情明摆着，虽然口口声声说日本人也被打死了“5000”，但谁都清楚，这里面水分是很大的。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真的打死了这么多鬼子，最为关键的南天门不也丢了么，你还能说这一仗不惨吗。
然而有一个人很满意，还不是普通人。
谁？
南京的老蒋。
在南天门丢掉的那一天（4月28日），老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此役或足以挫寇氛而振革命士气乎也”。
毫无疑问，老蒋的情绪这么好，南天门那个“杀敌5000”的战果和兴隆之战获一小胜是其重要的兴奋点。比之于29军、晋绥军、东北军这些杂牌军队，自己的嫡系人马总算是可以交代过去了，起码没有一触即溃，这不还在南天门那里跟日军缠斗着吗（当然是“南天门以南”了）。
同时，他这时候又多出了一个希望，那就是中日秘密谈判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
时过境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虽然还在执行当中，但那个交涉的对象已经既非国联，也非英美等第三国，而变成直接与日本打交道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国联。至此，国联就再也靠不着了。要命的是，就在那一天，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却下达了向滦东进攻的预备作战命令，华北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国联交涉”的路断了，华北战场又很难有取胜的可能，老蒋只得尝试通过各种渠道与美、英、法等列强大佬碰头，希望它们能出面调停一下。但很不幸，人怕凶，鬼怕恶，这句话真的一点不错。国与国之间其实也是如此。
（501）

外交部长罗文干是“一二八”事变爆发当天履任的，他对列强的这种“势利眼”看得最为清楚。据他说，在战役进行当中，只要轮到中国军队在前面打胜仗，英法大使馆就会不停地打来电话，约他过去谈一谈（也就是要求居中调停），态度不知道有多好，感觉倍有面子。相反，日军占了优势，那就得你去求别人了，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傻呆呆地在人家大使馆里坐等, 等个个把钟头, 都不带理你的！
长城抗战打到现在，战况不言而喻。别说让你等了，列强们干脆把自家大门都关了起来。因为这毕竟不是日英同盟那个时代了，就算是西方大佬们，也已看出眼前的东瀛早非吴下阿蒙，而是彻彻底底地长成了一只不听约束的亚洲恶虎，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惹得起的。于是，这些国家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没一个愿意这个时候跑出来自找晦气的。
英国更好，堂堂“日不落帝国”，看到日本关东军如此凶猛，竟然还看起了日本人的脸色，不仅不帮中国人说话，还低声下气地提出想组团到东北去和日本共同“开发资源”，当即被日本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
如此一来，“第三国交涉”的道路就被堵死了。剩下来的只有从先前中国最不愿意的“直接交涉”这条路上想想办法。
在与日本直接交涉，或者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谈和的问题上，当时的党政军两巨头蒋汪是意见一致的，不过出发点却有非常微妙的差异。
为什么说蒋汪呢，因为后面那个汪又回来了。
自从和张学良闹翻辞职后，汪精卫先去上海，随后就以赴欧洲养病为名出了国。当时，热河战役刚刚结束，面对如此北方大省在短期内全部沦陷的事实，人们又想起了老汪下课前的预言，结果在舆论偏向上使他优势尽显，国民党内也出现了一片要求他回国主政的呼声。
见自己声价涨了上去，久经宦海的老汪自然很是得意，趁势开出价码，声称张学良必须辞职，否则他就不回来了。
等到张学良正式通电下野，汪精卫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就高高兴兴地回来继续当他的行政院长。不过，人是回来了，思想却变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汪精卫是“卖国贼”，汪派就是投降派。可是大部分人可能并不了解的是，其实原先的老汪还属于标准的“主战派”，说起如何跟日本人干仗，那也是一套又一套，蛮像那么一回事。当然，这正符合民国时候的特点，即武人多喜论政，文人更爱谈兵。老汪枪把子都没摸过，更没上过战场，可是最初也和普通国民一样，开口闭口就是要打一下再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会战，甚至到热河战役前，他都坚定地认为可以与日一战。
在民国政坛上，汪氏给人的印象就是“变色龙”，其政策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高忽低，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他刚开始在国民党内是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言必称联俄联共，那句著名的口号“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就是他第一个喊出来的，可是宁汉分立后不久，眼见共产党失势，没多大一会，他就又摇身一变成了最坚决的右派，对共产党喊打喊杀，势不两立。又比如，蒋汪胡三国大战，汪胡本来是联盟，然而在他看到蒋介石有可能东山再起后，却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就果断地抛开了胡汉民，与老蒋站到了一边儿。
（502）

不好意思诸位，早上的没有更新，会晚上补回来。以后均循此例。

汪精卫的这种多变特性，一方面，固然是其适应政坛风云变化，最大程度上获取政治利益的策略选择，但另一方面，也跟其既偏软却又易于冲动的性格有关，某些时候，甚至可用一句“墙头草，见风倒”来形容。
即使在回国复职之前，老汪仍然认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其要旨还在于坚决抵抗，因为“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他也深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的道理。可是回了国，亲眼见到与“一二八”会战时已迥然不同的战争局势后，他的立场马上就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从主战向主和转变。
汪精卫当然不会去前线，了解前线战况的方式是通过战报。
这是一份第17军从南天门前线发来的战报。
引起老汪注意的不是上面“杀敌5000”的渲染和描述，而是他发现那里真实的战况，其实与他原来的想像相去甚远。
原来华北不是上海，华北战场也不是当年的淞沪战场，这里有的是日军上次没拿出来或未充分使用过的长管重炮和坦克。
战报中称，南天门一线工事经一个多月时间的精心打造，本来预计可以守至少2个月，然而被日军重炮一轰，不到10天（实际为一周，7天），就连工事带泥巴，全给炸翻了，甚至有“连人带枪，全被淹没”的事发生。
自此在汪精卫脑海里一直翻腾着的，就是战报中那句触目惊心的话：“人来的是阵阵的炮弹，我去的是一堆堆的血肉！”
不在一个层次啊，这仗可如何打法呢。
这还只是从书面得到的间接印象，很快就有到过前线的人跑回来告诉他：现实更加可怕。
汪派骨干陈公博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苦笑录》，其中记载了他当年作为实业部长，在长城抗战中后期到华北慰问劳军时的所见所闻。
他倒没有亲眼看到日军炮弹如何厉害，而是发现平津似乎早已换了主人，战役尚未结束，日军却俨然已经成了这里的胜利者。
在北平，尽管已宣布全城戒严，但驻在当地的日本军官却可以拿着通行证，来去自由。
这还不算什么，毕竟当时中日并未绝交，就算戒严了，日本公使馆的武官们说他们呆在屋里不习惯，需要出去转转，你也得给他们发通行证。
让陈公博感到最不可理解的是天津卫。
当时担负天津守备任务的是东北军大将于学忠。他要往滦东输送部队和军用物资，就必须通过天津西面的塘沽。按理说这是绝对的军事机密，可是塘沽驻扎着日本华北驻屯军，他们的宪兵每天站在车站前，拿着本子做记录，部队来往的番号和数量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到滦东情况不妙的时候，于学忠为了加强防守，在天津周围建造了几道防御工事，结果给天津租界里的日本人（当然也是华北驻屯军）知道了。这帮家伙提出来，他们一定得进去“参观”一下——理由？我们皇军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于学忠屡次推托，最后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只能让几个参谋陪着日本人去“参观”。
在当时的陈公博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
进攻，添多少兵人家了如指掌，防守，连建个工事都毫无秘密可言。这难道就是报上连篇累牍宣传的“正在不断打胜仗”的华北前线吗？
于是，陈公博真的只能“苦笑”了。
（503）

作者：yokiabc　回复日期：2010-03-27　16:05:34


关兄 请查收邮件。



希望能有小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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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非常感谢。杨兄等多年致力于关心扶助抗日老兵工作，功莫大焉，在此亦深表敬意。

今晚10点左右补一次更新

实际上，这时候国民党大员中有“无法抵抗”想法的已不在少数，只不过以汪为首而已。
与汪精卫相比，老蒋并非是“怕”，而是另有打算。
蒋汪胡，当年国民党内的三个顶级强人（或曰三个冤家），各有各的性格特色。胡汉民爱钻死胡同，一点开不得玩笑。汪精卫是能言善辨，舌头上面能生莲花，但往往心口不一，很容易改变主意。老蒋给人的印象则是“威”，喜怒不形于色，口才也谈不上好，然而几乎没有一个部下不怕他的。据说当年晋见他的将领中，有的因为紧张万分，竟然内衣湿透，还有的当面应付过去了，临走时却由于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冒出众目睽睽之下滑倒在地的糗事。
我不知在哪里还曾看到过一则关于老蒋的秩事，说某次他的座机在空中遇险，众皆失色。然而蒋始终镇定自若，就象没事人一样，继续在座位上看书，直到警报解除。当然，你要说这是做秀也可以，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如此做秀，一般人恐怕还是难以做到的。
这样的人，又是枪林弹雨里面过来的，很难设想他会如汪精卫那样，被对手“阵阵的炮弹”所震慑。毕竟，对他来说，“死人的事”是常有的，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实际上，自四月中旬滦东第一次大溃败后，蒋介石就想方设法，准备调集尽可能多的部队，以组织何应钦当初部署的第三防区。
先后接到征调令的共有4个师，包括李生达第72师、梁冠英第32师、上官云相第47师、冯钦哉第42师。
但这并不表明老蒋认为这一局他能赢。
华北前线的战况进行得究竟怎样，打仗打了大半辈子的老蒋怎么可能比没当过一天兵的老汪更糊涂呢。他也知道就算是大力宣传的29军，也只是在勉力支撑而已，长城防线终究是挡不住关东军攻势的，华北战事基本败局已定，滦东一线的首次崩溃、南天门失守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
另一方面，在两广不仅不愿意帮他在江西战场上担责，甚至还可能抄袭其后路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孤注一掷，再从江西调出精兵北上与日军决战。要知道，当时的中央红军正处于历史上最强悍的时期，吃掉老蒋中央军的个把师都只如儿戏一般。罗文峪战役结束后仅仅2天时间，老蒋所倚重的嫡系的嫡系，也可以说是中央军中精锐的精锐——陈诚第11师（即猛人萧乾指挥的那个师）就在江西战场上被红军近乎全歼，与11师同遭厄运的还有另外2个主力师。陈诚闻讯当即引咎辞职，对中央苏区的所谓第四次围剿至此也以完败而告终。老蒋受打击之重无以复加，私下哀叹不已，称“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你只要看看老蒋准备充实华北第三防区的那4个师的成色就知道了：李生达是晋绥军的，那是托了阎锡山的面子从山西“商借”的；梁冠英原来是冯玉祥的部队，后来投过来的，标准的杂牌军；冯钦哉是杨虎城的部下，也戴着杂牌的帽子。这里面就只有一个上官云相，好歹是从浙江调来的中央军。
（504）

说来说去，这时候的老蒋，实在是很难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打已经变成了没有办法，而且十分勉强，最好是能让他重新回到原来“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路上去，这样他才能多多少少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
当然了，这都是私底下的肚皮官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老蒋可不是这样的，那是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不死不休的抗日意志的。
罗文峪战役一结束，他就亲自在河北保定接见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29军的首脑人物，并予以盛情款待。言谈间，他像个追星族一样，对拿大刀砍鬼子脑袋的“八卦”十分感兴趣，问这问那，乐得跟什么似的（“神情欢愉，面有喜色”）。
就连南天门打成那个惨样，他不是还认为可以“挫寇氛而振革命士气”吗？
其实啊，这都是做给老百姓看的。因为老蒋非常清楚，如果公开承认现阶段打不过日本人，要跟“小日本”谈和的话，就等于是像“九一八”后那样，把自己放到火上去烤，而这种蠢事，他蒋某人是绝不会再去干了。
当时的国内舆论，别说谈和了，只要不在一线的，几乎没多少人认为长城抗战会输，还以为我们在前线都干得很漂亮呢——不是还有说要举着大刀杀到东京去的吗？
退一步说，就算不漂亮，咱都得跟小鬼子拼个鱼死网破，哪怕打烂一个华北都在所不惜。这个观点不是光老百姓有，连外交部都是这么想的。
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啊。在这方面，老蒋深谙“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道理。长城抗战打到一半，他和汪精卫两人都已在暗中策划“直接交涉”了。
“交涉”不可能他们两个亲自去，何况张口闭口“要把长城抗战进行到底”的老蒋还得避嫌，所以得找口风紧，能办事的。
照理，办外交应该由外交部出面。但当时的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对此实行根本性抵制，既使在日本退出国联，同时又找不到第三国调解的情况下，他依然公开发表谈话，表示绝不会就中日问题进行直接交涉。
这位兄弟可不是这么说说而已，他真是这么做的。
“一二八”会战期间的中日谈判，为什么中国政府出面的始终是一个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就因为外交部的老大罗文干反对谈判，他认为没什么好谈的，要干就干到底，打到日本把东北归还给我们为止。
老蒋喊他去商量外交事宜，他不敢当面直接顶撞老蒋，就冲着一旁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发飚：你都不出兵去打，还让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
何应钦秉性温和，不擅骂仗，一时间被他呛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老蒋则只有低头沉默不语。
罗文干肯高高兴兴地去办外交，就只有一个时候，那就是第5军和19路军打了胜仗，老外主动给他打电话邀他去的时候。
可这样让人赏心悦目的机会能有多少？何况此一时彼一时，现在长城抗战的局面早非淞沪会战时能比。
（505）

到长城抗战的中后期，胜仗几乎全是人家的，败仗全是我们的。
要说这位罗兄，外交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他是英国牛津大学荣誉班毕业的，并获得过法律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时年不满二十岁的罗文干曾在全英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当时震动英伦三岛——英国人不可能不惊讶，打个比方，这就好象我们现在举行全国汉语演说大赛，结果亚军竟然是英国老外，那你也得把眼睛给瞪圆了，不能不怀疑这老外的真实国籍和身份。
不过，罗文干的能力再强，一口伦敦音再标准，到中日需要“直接交涉”时也全无用处。说到底，他和国内的宋子文，国外的顾维钧一样，属于外交部原来的正宗——英美派是也，平时打交道的都是英美外交家，而日本人的思维和做法跟英美人完全是两码事，英美派对此既不了解，也不擅长，就更不用说坐下来谈了。
除了罗文干为首的英美派，当时外交部能出面跟日本人交涉的外交人才寥寥无几。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高宗武，此时尚未进入外交部。
罗文干的部长位子没法动，他本人又说服不了（这位连请外国使节调停都认为丢面子，拖着不肯去做），那就只有绕开外交部，另想它法了。
当时遍视朝野，除外交部外，有资历有能力办这件事的也有好几个，但在全国抗日声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这几位都不愿出头。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别的事情或尚可一试，惟卷入这个是非旋涡，则不是声名扫地，就可能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怎么办呢？
老汪向来是有激情没办法，办法只能靠老蒋继续去想。
既要熟悉日本那边的情况，又要被日本人认可，既要有能力，又要有资历，既要敢参与谈判，又要有点能替他老蒋背黑锅、跳火坑的精神，一时半会，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
难啊。
想来想去，老蒋终于想到一位，他决定请这个人出山。不同以往的是，这个即将出来替他背黑锅的人，是他的结义兄弟，而这个兄弟，并不是随随便便递个兰谱过去就算数的那种，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那样的“场面兄弟”更不是一码事。
好几年前，我到浙江莫干山去旅游，曾经在一处别墅群的旁边吃饭。那座别墅群的建筑风格十分特别，问过导游，才知道是一座民国建筑群，国共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这里面，有我们的共和国 ，自然也有老蒋——就好象庐山那样，能用于避暑的好地方就那么几个，所以大家伙只好扎堆了。
我说过，既然是旅行团，一般都与个人兴趣无缘。包括我在内的一行人像例行公事一样地被导游牵着，在山里面转了几圈，瞻仰了一下铸剑界的劳模夫妻干将莫邪后就打道回府了。至于那座建筑群，再也无人理会或者问起。
往往细节的精彩，就这样从我们手掌间缓缓流过去了。
（506）

我现在知道，莫干山的别墅主人，不光有老蒋，还有他的义兄，那个似乎早已被历史尘埃所完全掩没的人——黄郛。他住过的房子，叫做白云山馆。
如同干将旁边有一个莫邪一样，黄郛旁边也有一位神仙眷侣，她叫沈亦云，而白云山馆实际取自夫妻两人姓名中各一字（黄郛字膺白）。
如果熟悉民国史，你就会知道，这位沈夫人亦是当年难得的奇女子。
张鸣先生在《历史的底稿》中，曾提到过民国有一个“巾帼英雄”——唐群英。她是鉴湖女侠秋瑾的死党，辛亥革命时期，曾加入杭州女子敢死队，风光一时无二，而这支女子敢死队的队长即为沈亦云。
唐群英为什么这么有名，因为她和另一个女子敢死队的“虎将”沈佩贞曾经一道扇过宋教仁的巴掌，还砸过报馆，闹过参议院，三天两头能登上报纸头条。
与这两位相比，沈亦云要安静得多，也没有什么出格之举。但她的很多见解远远超出了所谓妇人之见的框范，为当时一般的政客文人所不及。
她说，民国说到底，其实不过是被两部小说所支配。北方的袁世凯读的是《三国演义》，就知道耍奸谋弄权术，而南方的革命党人读的却是《水浒传》，一不满朝廷便揭竿而起，患难时兄弟结义，稍弄出些眉目却又马上互相猜疑。
沈亦云的话没有错，当年在她带领下排满争女权的女英雄们后来尽入此间窠臼。唐群英泯然众人，而沈佩贞则干脆到袁大总统下面混了个差事，在民国新闻中也慢慢地蜕变成了类似芙蓉姐姐一样的人物。
两本书一个民国，一切都如同春梦一般，曾经的革命理想，已经了无痕迹。在看穿这一切后，她便和她的夫婿黄郛隐居莫干山中，从此轻易不愿过问政事，并拒绝和热衷于内战的一切人士来往。
这个沈夫人，我总把她设想为《射雕英雄传》中黄蓉那样的女子，秀外慧中，绝顶聪明，能洞察世间一切，同时又能轻轻放下，不亦奇哉。
然而这一对神仙人物却终究没能和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们隐退江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应义弟老蒋之召，黄郛还是下山了，从此，他以病弱之躯担天大之责，最后累死方休，身后却毁誉参半，莫衷一是。
想当年，老蒋和陈其美（又名陈英士）、黄郛在上海桃园三结义，陈黄为兄，蒋为弟。老蒋还特铸剑两把，分赠二位兄长，上刻“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当时黄郛做梦也不会想到，此后他竟然真的要帮着这个义弟尝“甘苦”并一直尝到死。
年轻时候的老蒋曾声称，如果让他大哥陈其美办党，二哥黄郛办政，他自己搞军事，则天下可大定矣。
黄郛的夫人沈亦云说得真是一点没错，民国人物大致都是这样看问题的：兄弟几个分分工，跟料理家务一样，就把“天下”给盘下来了。
这样的“理想”当然永远不可能实现，老大陈其美死得最早，老蒋还没真正发迹时就被袁世凯给剌死了，失去了帮他尝“甘苦”的机会。
（507）

老二黄郛也是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曾在北洋政府做过摄政内阁总理，政治和外交经验都很丰富。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被复出后的老蒋委任为南京政府第一位外交部长。
他是民国“改订新约运动”的最早发起者，所谓“改订新约”，其实就是王正廷“革命外交”政策的前身。但是很快，他就中了招。一个济南惨案，全国民怨鼎沸，老蒋到处拉人顶过，权衡半天，还是决定拿自己的义兄开刀，实施“丢马保车”的办法，把黄郛的外交部长职务给免掉了。
济南惨案发生时，黄郛又是发电报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又是要求国联制裁，还尝试找各国列强进行调解。外交上能用的手段他都用了，到头来却招来一片骂声，似乎他才是该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实在是冤枉至极，却又无处可以申诉。
人还在，心却死了一大半。
他和夫人沈亦云决意隐居山中，潜心学佛，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此间，包括老蒋在内，多次邀其重新到政府内担当要职，都被他婉言谢绝。
然而这次，他拿着老蒋发来的电报却踌躇起来，拿起又放下。
老蒋对他这位义兄的个性可以说了如指掌，早在热河战役打响之前便不停顿地给莫干山中的黄郛发电报。在这些电报中，他并没有直接提出要黄郛出山助他，而是将其和驻日公使蒋作宾的往返电文抄录给对方看。
这都是当时中央一等一的顶级机密。老蒋这么做，除了不把义兄当外人以外，就是要让黄郛了解华北形势的危急程度，同时将他的疑惑摆到黄郛面前：究竟该如何处理华北问题。
蒋大使是主张对日直接交涉的，在日期间曾尝试与日本政要进行接触，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外长罗文干的坚决反对，只好被迫中止。
当时正是国联交涉的紧要关头，蒋介石虽然暗里支持蒋作宾，希望给自己留个后手，但表面上他对内对外都不敢这么说，而是断然否认有关他支持直接交涉的说法，斥之为“谣传”。
华北问题如何处理，老蒋肚子里也有一份答案，但他偏要装出一副懵懂未解的样子，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的义兄。
黄郛的心被完全搅乱了，他不得不放下佛经，陷入思考：怎么办？
他第一次给老蒋复电，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黄郛认为，华北问题与东北问题完全不同，后者或可等待，前者却决不可等，在军事用兵、国联干涉、它国调停等各种手段都用尽的情况下，万不得已，必须进行直接对日交涉。
因为东北以前向称关外，“素为中央势力所不及”，钱税均不交付中央，与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并没有后来人们想像的那么密切，因而可以暂时以不承认为敷衍，等待国联或者其它机会再行收复。
华北平津你丢掉试试看，那就意味着中国丢掉了一个工业原料的主要产区，绝大部分铁路，占全国第二的关税收入（指天津），足以覆盖北方，影响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指北平）。
如此，国家今后还有何机会可恢复元气？所以华北“决非东北可比”，得失相当关键，只要稍有办法，就要积极尝试同日本人交涉，以达到停战保全华北平津的目的。
老蒋被说得频频点头，对，太对了，可是你也知道现在这种环境和条件，直接交涉，我找不到人干啊。
话挑明了，路留给了黄郛选择。
（508）

作者：zgynwyy　回复日期：2010-03-28　20:00:36
一直在追老关的文章，看的很过瘾。
不过过了年之后，不知道是自己长大了，看问题出问题了，还是老关的笔锋有问题，感觉投降论调很高啊。
不管怎么样，国民党的战斗力已经在内战的时候在共产党面前得到充分证明了，即使有一两个敢打敢拼的，基本都归于二愣子一类的。
说到底，是利益分配的问题，我人民的军队才应运而生吧。
------年轻人的一点点浅见。虽然目前的状况有点悲观，但是曾经的光荣应该没人怀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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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看具体历史条件，不能抽象地这么认为。当年的老八路和新四军还不是后来的解放军，单打独斗不可能取得抗战胜利，否则也就没有后来的“五一大扫荡”了。我以为，抗战应从全民族角度来看，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一致对外。
有关于某某论调，我希望大家能够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心平气和地想问题。国人最重口号，但有很多时候，对外也是要讲政治策略的，不是只有闭着眼睛往前冲才叫“爱国”，必要的坚忍备战也是需要的。我想说的是，如果当时华北不能保全，给以中国抗战的足够备战时间和条件，我们恐怕是很难坚持到美国参战彻底改变抗战局面的那一天的，更不用说还要打8年了。

一条路，继续在山中悠闲安逸地生活下去，此时的黄郛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并不好，既不太能出去实际也不需要出去，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也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
但老蒋无疑希望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这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实在太多。
同时过往的教训，也再明白不过地提示他：这可能是一个比办济南外交时更大更深的一座火坑。
黄郛夜不能寐，思虑再三，迟迟做不了决定。等听到古北口既失，长城一线风声鹤唳，他终于站了起来。
下山。即便真的不可为之，也要故且一试。
消息传出，知道内情的亲戚们皆来劝阻。
大家一致得出的结论，就是黄郛肯定在山里念佛把脑子给念坏了。
傻瓜都知道，这次出山，只会有过，不会有功，眼前不是可能不可能，而是明摆着就是一个深得没底的大火坑。
史册上记载的此类例子还少吗？远的不说，近代的李鸿章，去订一个《马关条约》，被日本剌客的子弹打得血染官袍，情急之下竟不惜利用此伤与日人在签定条约时讨价还价。结果怎么样，仍然惹来一世骂名。在国人眼中，签个条约甚至比甲午海战的失败责任还要大！
那李鸿章说起来，毕竟还是负责任的国相，官位在身，难辞其咎。你黄郛这算怎么回事呢，这种差使，别人躲还来不及（包括那些本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中央大员们），你却硬要睁着眼睛往火坑里面跳！
为做官享福吗？以前让你去你不去，偏挑这种时候，真是脑子秀逗了。
为兄弟情分吗？你顾及，别人未必顾及，事情万一搞砸，还不是一样会把你推出去当替罪羊。
黄郛沉默了一会，长长地叹了口气：这些难道我不知道吗？我很清楚的，可是现在国家到了这种紧迫的地步，我能够只为自己考虑吗？（“我岂不及此？第国事危迫，覆巢之下，宁又完卵！”）
我相信，只要上天真的眷顾我，是一定能够帮国家把这件事情办成的（“天若恋予，当不虚负此行也”）。
这一次，沈亦云坚定地支持了自己的丈夫，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如果套用老蒋的句式来说，黄郛此行责任重大，“非仅为弟，更兼为国”。尽管她的妹妹和妹夫都为之不解，认为大姐“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袒姐丈”，但沈亦云仍然一“偏”到底，随黄郛下山，且从始至终，均相伴左右。
未来之路绝非坦途，必荆棘丛生，泥泞满地，黄郛深知这一点，因此下山后行事时时处处都非常谨慎小心。
首站，他来到上海，找的第一个人是日本公使馆驻沪代办、武官辅佐官根本博（陆大34期）。
有的人可能以为老蒋把黄郛请下山，是由于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其实并不是这样。
黄郛与日本的渊源，只是早年在那里留过学（就是老蒋呆过的那个振武学校），又在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实习过一段时间，所谓认识人，也仅限于东瀛的一些思想自由人士，而且都谈不上深交。
（509）

下了山后，他同样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找谁好，就连见个根本博，都得带上自己的名片。
那么根本博为什么肯与他接触呢？
一直以来，黄郛都有一个很特别之处，那就是他虽然属于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但却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即使应老蒋所请，短期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时，他的身份也还是非国民党员。实际上，他从未真正进入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权力中枢。
作为一个当时尚无官职在身的民间人士，又不是国民党员，双方谈起来可不涉及根本政策，彼此进退的余地自然就要大上许多。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驻华公使是有吉明。他跟前任重光葵一样，在对华政策上算是比较清醒一点的人，主张见好就收，抢了热河后就赶紧回家点钱，因此跟天皇裕仁的想法颇有契合之处。
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也认为有必要跟中国政府“直接交涉”一下，可是罗文干主持的中国外交部却不愿意给他这个面子，再看看中国民间的舆论，也是喊打喊杀，没一个肯善罢甘休的，便又只好把这件事给放下了。
现在出来一个黄郛，此人过往在中国政坛的声誉一向很好，尤其据说很守信，从不干“忽友忽敌”、“朝三暮四”的事。
你还别说，虽然日本政客自己的名声在外面糟得可以，却很在意别人的信用，时时刻刻都惟恐对手也同他们一样搞欺诈这一套。
简单来说，黄郛之所以能担当交涉之责，并不是他跟日本政府有什么很深厚的关系或瓜葛，而是在那个特定时期，他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与相安”的不二人选。
经过一系列的互相试探，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19日，双方终于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黄郛特地把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张群叫上，和根本博面对面一块谈。
这次见面，虽然只是就中日局势泛泛而谈，并未涉及华北停战问题。但于中日实现“直接交涉”而言，却已算是一个破冰之旅。特别是在此前，关东军通过发动滦东战役，第一次尽取滦东，中方劣势尽显，长城一线的平衡局面被完全打破，能在此时开始接触，对老蒋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有意思的是，正好这一天裕仁接见真崎，提到了关东军“违旨”越过长城作战的事，随后武藤便不得不把部队撤往长城一线。
但随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华北局面瞬息数变，武藤很快又通过“内部关系”拿到了天皇准许其入关作战的旨意，随即发起南天门战役。
现在看来，老蒋在日记上写下的那句话，实在有很多自我安慰兼安慰他人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他心里是实实在在很清楚的：南天门战役败了，还败得很惨，如今的长城防线，除中线喜峰口日军兵力不强，29军又有两下子，所以尚能一守外，东西线均成了“楼脆脆”。
（510）

现在既然黄郛已帮他同日本人建立了秘密的沟通渠道，那就要赶紧利用。
这回出马的不是黄郛，而是军政部次长陈仪。
如果说黄郛与根本博开的还是普通的民间茶话会的话，以军政部大员身份出场的陈仪就要进入正题了，那就是希望赶快启动停战谈判。
4月27日，陈仪和根本博见面，前者提出中日双方是否有停战谈和的可能。
当时南天门中央阵地还未失守，但关东军司令部却已通过侦察机得到了岛村大队在兴隆被围困的消息。
“皇军”此时“军容正盛”，根本博当然不好意思明说要中国军队给他撤退或者解围，只好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暗示陈仪：只要你们从南天门后撤，同时解除对兴隆日军的包围，停战就有希望。
陈仪回去，马上跟北平的何应钦进行联系，看他的态度。
何应钦没说什么，转过身就让南天门的刘戡继续加强防守，兴隆的萧之楚继续加强进攻。
如果我们守的守住了，攻的攻下了，凭什么要停。
但是到4月29日，情况不对了，守的没守住，攻的也没能攻得下来。
南天门方面，刘戡师把中央阵地给丢了，只好撤到以南的预备阵地。
兴隆方面，密云道路在第27军主力参与防守后，倒是固若金汤，再也不怕日军抄袭了，但兴隆县署却始终攻不下来。
有人说，这是何应钦把主力调走的结果，但事实上，后来参与围攻县署的仍有2个步兵团和1个山炮连。光从兵力上来看，他们要远远超过县署里面的日军，但问题是这时候的岛村残部既无枪弹匮乏之忧，又退无可退，绝望之中迸发出的能量也着实不容小觑。面对这种情形，如果我们一味硬攻，便都只能白白牺牲于日军枪口之下了。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围而不打，困死他们。
但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个条件也在丧失。日军三路援兵越来越近，特别是南天门战役结束后，正面的川原旅团和在承德看家的铃木旅团都可以腾出手支援了。
事到如今，围困县署的那2团1连再不撤，就得被人家围起来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应钦赶紧命令萧之楚把兴隆的留守部队撤至墙子路一线，加固工事，以防日军援兵集结后发动进攻。
果然，一眨眼的工夫，不仅原先安排好的援兵如期而至，包括铃木旅团谷义联队在内的第二批援兵也到了兴隆。
如果晚撤一会的话，鹿死谁手，还真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
何应钦下达撤围命令后，就告诉上海的陈仪：南天门退了，兴隆撤了，你快去跟日本人讲条件吧。
于是，陈仪又找到根本博，告诉他，你提的条件我们这边都答应了，可以开始停战谈判了。
根本博也不傻，他发了个电报给关东军司令部，核对情况是否属实。
武藤一接到电报就来了气。
如果兴隆撤围还有那么一点影子的话，南天门那边算怎么回事，是他们让给我们的吗？否，是我们关东军自己打下来的！他们不让也得让。
（511）

这时候，由于关东军撤出了滦东，中国东线部队又重新越过滦河，暂时“收复”了滦东大部地区。
因此，武藤提出，要我停下来不打也可以，但条件不是那个早已过时的南天门。只有中国军队西线退到密云，中线退到遵化以西的平谷、玉田，东线退到滦河西岸，大家才有得谈。
根本博收到武藤的回电后，如此这般跟陈仪一说。陈仪把话又带回来，大家一商量，都觉得日本人既然如此表态，那就是有商有量的意思，这样我们进可与之再打，退可与之谈判，华北应保无虞。
老蒋当时所认为的秘密谈判所出现的“曙光”就是指的这束“光”。
可是这束“光”并没能维持多久，确切地说，仅仅3天。
关东军在南天门一停下来，那个做特务不行，对打仗却热情有加的板垣又跳了出来。他人在天津，耳朵却伸到了上海。根本博与陈仪谈话的内容都被他知道了，于是急得大叫，并立即给武藤发了个电报过去。
这次当然又是拿他的“华北策反”说事。
据板垣说，他负责的华北反蒋活动已处于“饱和状态”，就等“点火”的机会了。
这种关键时候，你们却要停战议和，在前线“欲行妥协”，实在是“荒唐无稽”得不行。
末了，这位兄弟还旧事重提，不无抱怨地指出，以前关东军从滦东撤退的时候，就曾经造成“反蒋意志沮丧”的严重后果。现在南天门打赢了，同志们的士气才刚刚鼓起来，这回你们要是又准备歇摊不干的话，那后果可就更加严重了。
让板垣没想到的是，武藤在接到板垣的电报后，却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激动，还挺反感。
滦东那档子事不提也就罢了，提了就让他生气：你以前不是说“宋哲元预定4月21日在平发难”吗，我打南天门，就是为了配合他“发难”的，但他现在人呢？
武藤把两份电报摆一起，一份是根本博的，一份是板垣的。
听根本博的吧，不甘心，听板垣的吧，又觉得不靠谱，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两天之后，他收到了第三份电报，这份电报却使他眼前一亮。
这是北平的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永津佐比重（陆大32期）发来的。他的态度很明确：此时停战绝对不合时宜。
照永津的说法，何应钦虽在华北接替张学良主持军政，但并不能真正做到对各派军队协调一致，地方与中央仍有相当大的矛盾，现在只要大军在外面一逼一压，其内部一乱，我们就可以从中做文章了。
武藤何等老谋深算，他马上领会了永津的用意。
鉴于板垣在他心中的份量已经大大降低，前者提出的那个“谋略为主，武力为辅”的计策自然也相应贬值。
太笼统，太不知所云了，只有永津说得对，就是要谈和，也要迫他们和，就是要内变，也需要施以必要的外压（“外以迫和为主，内以策动为从”）。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3日，武藤下令，关东军越进关内，全线进攻！
（512）

关于萧振瀛及29军的几点说明
兼答carina_chu　专业批伍猫等兄：
1、29军的历史的确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对相关人物的评价。我从有利于统一抗战这一角度，对萧振瀛是持肯定态度的。当然也是一家之言，绝无强加之念。
2、既涉史，所引申事例基本都有出处。像carina_chu兄提到的几处资料我都有，但我采用的主要是涉及到主角的。比如萧振瀛在建立29军上面，“是二十九军缔造者”，这是何基沣说过的。又比如萧振瀛并非在军事谋划上一无所长，在王希圣回忆录中，他就说“若无萧仙阁先生其总参议任内宏谋硕划，折冲樽俎，势难至此”。
3、实际上，萧振瀛这样的人物出现在民国并不奇怪，他们都相当于三国时候郭嘉那样的谋士。如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就是如此。同时，置身于他们那个时代，又不同于以往。他们一边要为“主公”（在萧振瀛就是29军团体）效力，另一方面，还面对着团结御外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我特别指出萧振瀛是东北人，有这个意味在里面。他们也是很矛盾的。但最后仍然以国家为重，团体为次，我认为这是他们作出的正确选择。
4、正由于上述原因，在史料上对萧振瀛的评价有时是极其相反的。这里采用的只是作者一家之言，并不完全参照萧振瀛本人的自传。
5、有关于38师没有多涉及。其实帖中主要是围绕喜峰口和罗文峪两次战役来写的。都是29军的功劳，应该不分彼此。
6、老关对张自忠绝无成见，可以说他是抗战英雄中罕有的一个例子，是真正的英雄。但我以为，英雄身上实际上也是有矛盾的。张自忠后来能那么忘我，缘于他看穿了很多东西，后来我会详细说到。
7、能看出来，carina_chu兄对29军史料是很熟悉的。我个人除了对民国史的兴趣之外，亦一无成见，非常高兴能引出这个话题与诸兄探讨。

随着华北战场干戈再起，老蒋眼前关于停战谈判的“曙光”又一次熄灭了，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前方胜无把握，后方交涉无门的窘境。
此时的北平上空，早已是阴云密布。
自从老蒋秘密来北平开过那次军事会议后，何应钦和黄绍竑就常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说起来还香艳得很——北平的一个交际花家里。
大家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龌龊，我可以打包票，他们两位虽然不一定能做到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但关键时候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尤其是何应钦，据民国时候的笔记上说，别看这位老兄在战场上号令三军，威风八面，其实在家里有“季常癖”。
何谓季常癖？我讲个典故你就知道了。
北宋年间，有个叫陈慥的人，他跟苏东坡等人是好朋友，众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兵论武吹大牛。吹到极至处，陈慥忘乎所以，拍着胸脯，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不料吹着吹着忘了时间，连外面的天是不是已经黑下来也不记得看了（“谈空说法夜不眠”），结果就有人在隔壁房间捶墙头骂山门了，而且还骂得很凶。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位陈先生，早已是面无人色，浑身颤抖，连手杖都吓得掉在了地上，眼神傻呆呆的，直如死人一般（“拄杖落地心茫然”）。
快撤，刚才还气宇轩昂、指点江山的一帮人顿作鸟兽散。
搅局的这位就是陈慥的老婆，而陈慥字季常。
和其他宾客一样落荒而逃的苏东坡，对陈慥老婆的凶悍和陈慥的可怜神态记忆犹新，回来后就给分别冠名，一谓“河东狮吼”，一谓“季常之癖”。
苏东坡是名人，但名人也爱八卦，不同的是，名人八卦出来的东西更易出名。在这里，苏名人无意中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秘密：谁说旧社会只有妇女才深受压迫，受压迫的多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我们尊敬的何部长不幸忝居其中，而且他的“季常癖”着实非常严重。
知道他当时有一个什么外号吗？
全国怕老婆会会长。
据说其家风之严，甚至堪与明朝的戚继光比肩。
这么一个人，你就是借他一百零一个胆，也不敢在外面胡来。
那这位要说了，前方打得死去活来，形势如此紧张，他们两个军政首脑，偏偏整天钻一交际花家里，究竟意欲何为？
答曰：办军国大事呢。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何黄两个人真是这么干的。他们就在交际花家的客厅里，跟东北军的，29军的，晋绥军的，方方面面的代表打交道，联络感情，商量问题。
因为老蒋的军事会议一开完，两人就明白了，接下来的重点，不是怎么指挥打仗，而是怎么把大家拉到一起，团结起来，以确保内部先不出问题。
乱由内起，患由自出，这个道理他们比谁都懂，何况华北这个地方本来就错综复杂，在中原大战之前，中央的势力从未能够企及，中原大战之后，实际上也没能伸得进来。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聚会的场合放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那是由民国时候特定的氛围决定的。我可以告诉诸位，这就是那时最上档次的社交场合。要谈感情，拉关系，这里比办公室有效得多。
（513）

确保华北稳定，除了“内结骨肉之恩”外，还要外托军事之利。
后面这一点比较难，因为从南天门和冷口滦东传来的战报一天比一天难看，也一天比一天让人心情沉重。
怎么办呢？
何黄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字：做秀！
摆点样子给大家看，让外界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悠闲，多么的放松，也间接地透露出前线的战况是多么的理想。
说干就干。
两人先是去打高尔夫。
不过这东西不太符合军人的习惯和喜好，也不易传达出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所以很快就不玩了，转向打猎。
打猎好，只是地方难找。偌大一个北京城，人很多，能打敢打的野兽却没有多少。或许以前郊区里很多，但打了这么多天仗，也早就被吓跑了。
实在没法，两人只好跑到颐和园，去打了几只野天鹅。没想到的是，被他们开了几枪后，原本成百上千的野天鹅就都飞走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本来想展现一下大敌当前仍气定神闲的英姿，不料英姿没摆好，却破坏了生态平衡，真是晦气到家了。
这些野天鹅大概也知道北平今非昔比，从此将面临刀兵之祸，所以才一去不复返了吧。
随着前线节节失利，何黄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何应钦下令北平全城戒严，但正如陈公博在《苦笑录》中所说的那样，再戒，也戒不了城里那些飞扬跋扈的日本武官。
日本武官在北平城里横冲直撞，哨兵当然要盘问和干涉。一来二去，把这些家伙问烦了。其中一个竟然带着全副武装的日本护兵，跑到居仁堂，当着面威胁何应钦，声称如果不“礼貌地对待”他，后果会很严重。
何一谦谦君子，从来没有想到过堂堂外交人员会是这样一副德性，简直跟强盗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知道现在前线作战不利，远不是能够惹事生非的时候，因此压下火气，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一面解释道歉，一面要求驻城官兵以后尽可能不要惹这些人。
前面无法支撑，后面援兵不继，何黄日日如坐针毡，哪里还能再顾及日本武官们的过分言行。
局外人如陈公博者，又岂知当局者之难哉。
但至少南京的老蒋是知道的，而且他已断定仅靠何黄二人，已撑不住华北局面了。
早在陈仪在上海与根本博初步接触时，南京政府方面就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酝酿协助或者接替何黄的人选。
当时出台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起用已居上海的段祺瑞，第二方案是起用山西的阎锡山，第三方案就是起用刚刚出山的黄郛。
老蒋采纳了第三方案，实际上这也是他早已在心中敲定的一个方案。
段祺瑞一北洋老翁，年纪一大把，如何能让他出来主持这么繁重艰难的使命，而且这趟差不比寻常，非常敏感，也是素重名节的段所不一定能接受的。
至于阎锡山，你把华北大权交给他，他倒一定很乐意，问题是对内，其它山头派系不一定服他，对外，他有国民党员的身份，官方色彩太浓，日本人又容易挑剌。
最好的人选还是义兄黄郛。
（514）

对老蒋的这一决定，素来拿不定主意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也眼前一亮，立即表示全力支持。
就在5月3日关东军再次下达攻击令的这一天，南京政府宣布即将成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北平政整会），任命黄郛为该会委员长，代表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华北政务及对日交涉。
把黄郛请出来，最初的目的是要通过他，绕过“榆木脑袋”似的外交部，同日本进行“直接交涉”，为什么现在又要让他主管政务呢？
不是老蒋偏私，想捡个肥缺给自己兄弟，而是这活在当时没人愿干。
因为大家都清楚，作为华北政务负责人，以后的很大一块任务就是要应付日本人，这应付起来可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而至少是一年两年，是个人都得被折腾死。
不说别的，一个北平市市长的乌纱帽，老蒋送了半天都没能送得出去。起先他要黄绍竑来兼任，可对方只愿打打零工和短工，不愿服这种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苦役”。
没办法，再找丁文江。
丁文江是地质学家，不过他在研究地质结构之余，却对“文人论政”有特别的喜好，曾经写过“假如我是张学良”、“假如我是蒋介石”等雷人文章，对这些军政巨头和风云人物评头论足，指指点点，在当时的华北知识界名躁一时，风头直逼胡适。
现在真的蒋介石找上门来了。
我说你也不要假如不假如了，直接让你做北平市市长，肩起“张学良、蒋介石”都为之发怵的责任，让你尽情地过把瘾，怎么样？
丁文江一听扭头就跑。
科学家会武术，流氓都挡不住，可我不会武术，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一网撒下去，一个上当的没有。老蒋只好把这份苦差事又交给了他那任劳任怨的义兄。原本他还希望黄郛来个一肩挑，把华北的党政军务全部接过去，但黄郛很明白分寸所在，明确自己并非国民党员，不能管党务，且何应钦已负责军务，所以只接受了政务的任命。
黄郛当然知道即将面对的这副担子有多重，一个华北政务，一个与日谈判，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都是能要人命的差使。尤其是后者，自从武藤给了底之后，根本博就咬死不放，表示如果中方不答应关东军要求的停战线，所谓停战谈判连门都没有。但另一方面，这时候的老蒋和何应钦都还对刚刚展开的华北战事或多或少抱有一点希翼，他们认为应该维持原状，不能再往后退了。
夹在中间的黄郛左右两难，加上南方舆论对谈和反应强烈，他只好先停在上海不动，等北方有了消息再说。
其实在内心里，他何尝不愿意听到或者看到奇迹的发生呢。
可是奇迹，真的会从天而降吗？
武藤这次下令出击，不比以往，是下了点狠心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给华北中国守军以“铁锤的打击”，彻底挫败对手“挑战的意志”。
（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