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时，他已完全看穿了中国守军的薄弱点，柿子先朝软的捏，因此一出手就从东线开始。对于他来说，这么做还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关东军第一次从滦东撤出后，中国军队又回来了，并一直推进到北戴河一带，这就叫做“对皇军的挑衅”。
反正理由都是他自个编的，怎么说都可以。
为此，他这次着重加强了东线力量，配合熊本师团作战的，除服部旅团外，还有专门从东北抽调过来的宇都宫师团第28旅团（干贺旅团）。
中国滦东守军本已失去长城险关，在平原上更无法抵御，所以没几下子，刚刚“收复”的失地就又丢了。
熊本师团5月7日完成全部作战准备，正式向滦东发动进攻，仅用两天时间，就使中日两军再次恢复到了隔滦河对峙的状态。
南天门这边，弘前师团一看熊本师团的人这么有种，顿时也气焰大盛，马上行动起来。
5月10日，天还没亮，弘前师团就出动了。
川原上次是靠什么拿下南天门的？夜袭。
师团长西义指挥时，照搬照套，又伸脚踏进了同一块水塘。
他出动了500人，在火炮支援下，向南天门以南的预备阵地发动了一次试探性进攻。
没搞定。
刘戡的“气焰”也很盛，蹩足了劲准备把场子扳回来，德造枪械一齐上，结结实实揍了他们一下。
不过，我已经说了，这是试探。因为厉害的在后面。
紧跟着，川原旅团、铃木旅团各出一个主力联队，兵力增加10倍，重拳出击，带着风声呼地一下就抡了过来。
这次进攻，日军一反常态，拿出了一副人生不混出头就决不甘心的狠劲出来，摆着密集队形，光着个脑袋拼命朝阵地冲。
如果仅仅是排着队往枪口上撞，那叫傻蛋，有多少都不够咱们机枪扫的，但他们除了有飞机大炮外，还有一件致胜利器，那就是在南天门战役中屡试不爽的坦克。
冲锋的时候，鬼子兵都躲在坦克后面，我们的德国毛瑟和捷克机枪再好，也只能打在钢板上，而他们却可以猛不丁地跳出来把我们给撂倒。
刘戡师2个团固守，但在日军的人海战术加钢铁打击下，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打残了。
还有1个团，再上。
打到下午，只剩下三分之一，两个军事主官：团长受重伤，副团长当场战死。
刘戡已经杀红了眼。在没有预备队可派的情况下，干脆把身边的卫生兵、辎重兵、炊事兵这些平常用不着打仗的“杂役兵”都组织起来，带着他们往前冲，指望能收复失地，但此时败局已定，任凭你再勇也无济于事了。
笔架山阵地陷落，已失去作战能力的刘戡师后退10里，进入了下一道预备阵地。
得亏徐庭瑶的预备阵地筑了整整6道，要不然还真不够使的。
在日军夜袭中再次败北的刘戡悲愤难当，如果说上次是没有准备，这次算是准备充分了，但仍然是一天解决问题。
他拔出手枪，指向自己的脑袋。
（516）

对于真正有荣誉感和自尊心的军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怎么努力也扳不回龙头。
我这个还叫德械师呢，仗打成这样，以后有何面目再苟活人世？
刘戡的参谋长早就注意到了师长精神恍惚，大概要寻死的人事前多多少少都是有点预兆的，因此早有预防，和其他人一起，一把将刘戡手里的枪抢了过去。
接下来当然得劝。虽然俗话说得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我们中国的老俗话太多了，正的反的都有，这不还另有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
经大家如此一哄，刘戡想想也对，自己的一百多斤留着还能再打鬼子，这才不寻死觅活地闹腾了。
难题又抛给了第17军军长徐庭瑶，刘戡师眼看不能再打了，得换人。
所谓换人，有什么人可换？无非还是把三个师再重新倒腾一遍。
徐庭瑶一看各师情况，最早残掉的关麟征师此时正在北平郊区休整，黄杰师则正在往密云这边行军，本来也是要进行休整的。
休整补充计划提前结束，通知两师：前线十万火急，全部回援。
晚上，郑洞国在走夜路。
他们这个旅落在后面，可歪打正着，最早接到指挥部的鸡毛信。
二话不说，拔足飞奔。
匆匆忙忙赶到阵地，把早已歪的歪，倒的倒的刘戡师换下来，气还没匀上一口，弘前师团就追过来了。
这是5月11日的中午，郑洞国带着刚刚还在急行军，其实也很疲惫的2千之众，抵挡日军5千人马，打了几个小时后，眼看又要顶不住了。
此时罗奇旅还没跟上来，郑洞国同样面临着没有预备队可派的窘境。
拼了。
郑洞国奋身而起，甩掉上身军装，穿一件白衬衫，挥舞着手枪，带着身边最后的一个特务排，哇哇叫着冲到了第一线。
这个镜头虽然很是励志，但也太容易招子弹了。不过还好，郑洞国比关麟征的运气要好多了，子弹穿来穿去没穿到身上来，而且很快，此举的积极效应也出来了，所谓兵随将转，郑洞国这一发狠，官兵人人奋勇，一场血战，总算又熬到了天黑。
如是者连斗两天，弘前师团晚上袭，白天攻，像吃了龟鳖丸似的，精神好得不得了，而且兵力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强。
黄杰师和关麟征师这时先后回援到位，一左一右，然而仍然挡不住日军的凌厉攻势，没别的办法，只能且战且退。
先退7里，再退6里，又两道预备阵地没了。
至此，作为预备阵地核心的大小开岭已被日军完全控制。
战斗进入了第四道预备阵地：石匣。
徐庭瑶发现日军这次进展之所以如此神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坦克部队发挥了作用，因此专门在石匣部署了炮兵阵地，用以进行压制。
这支炮兵部队的骨干力量是独立炮兵第4团，团长为孔庆桂。
孔庆桂是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的，对炮兵这一行堪称专家能手，连当时一般的黄埔将领都对他很是尊敬，称之为“孔老师”。后来抗战全面爆发，进入保卫大四川的最紧张时期，孔庆桂在六战区做炮兵指挥官，干得相当出彩，甚至把宜昌的日军飞机场都给轰掉了，弄得日机一度都没法飞重庆去空袭。
有了这位专家在前面指导，中国炮的准头好多了，日军的推进速度也不得不慢下来。
（517）

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我们的炮兵在石匣不停地打炮，咱们连前面那两天都可能坚持不了了。
等到步兵一退入石匣，炮兵阵地离日军近了，当然也离危险更近了。
中国炮已成日军心腹之患，非铲除不可。
在百武俊吉大尉的指挥下，日军战车第一中队也用上了夜袭这一招，他们利用92式重型装甲车速度快疾的特点，绕过步兵，突然对左侧突前的炮兵阵地进行了突袭。
炮兵自身没有多少防卫能力，在敌坦克的冲击下损失惨重。炮兵第4团第9连全体尽没，拥有的4门野炮悉被摧毁。
右侧的中国炮兵阵地也噩运连连，虽然未遭坦克的突袭，却因专心炮击，位置基本未变动，结果给对方的炮兵给盯上了，咣嚓咣嚓一顿打，野炮也立马瘫下去3门。
可怜我们的炮兵部队一共也没几门炮，剩下的又要顾头又要顾脚，既防坦克更防大炮，当然打得不爽了。
趁这机会，日军坦克摇头摆尾，又神气上了。
到5月13日中午，吃力最多的左侧黄杰师的防线已大为动摇。
徐庭瑶预感到第4道也守不住了，急命杜聿明，从其部队中分出一个旅向左后侧称动，以便在黄杰师背后8里处的第5道预备阵地设防，将前者接应出来。
调整很快，可是没有日军进攻的速度快。
杜聿明的这个旅还没完全进入阵地，越打越亢奋的百武俊吉，就带着他的坦克中队，穿过石匣，直接对该阵地发动攻击！
由于伤亡剧增，当夜，两师不得不放弃石匣和第5道阵地，继续后撤。
这时候整整六道预备阵地，只剩下了最后一道——密云以北的九松山预备阵地。
经历前面五度守关后，第17军继南天门战役后再遭重创，伤亡达4000余人，一半的部队打没了。
五道预备阵地战斗之激烈，还有一个人可以作证。
此人就是我们前面屡次提到的光头刘玉章。
这位老兄所在团不是被徐庭瑶要回来修预备阵地的吗？阵地修完后，他们这个团就守在预备阵地上，任务有一半是做督战队，防止有怕死的溜后面去。
结果刘玉章第一个看到的是刘戡师。
刘光头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看看他的自传就知道了），现实生活中却是个名符其实的火爆脾气。在他看来，谁退都行，刘戡师不能退，因为他们先前“服装整齐，武器精良”，德械师嘛，怎么能如此不经打呢。
依他的性子，最好是当众把刘戡本人也给拦住了，然后断喝一声：给我上去打鬼子！
那你倒看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刘戡师人形都快打没了，而且是奉命撤下去的，你冲他着什么急，发什么火啊。
果然，刘戡师到底还是和他的老部队黄杰师换了防，郑洞国顶上。
别埋怨了，跟着一起打吧。
亲身这么一打，光头不再说怪话了，原来鬼子是真的太凶猛，难怪连德械师都扛不住。
（518）

据刘玉章自己说，他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嘴里就没闲过，除了喊口号，振奋士气外，就是不断地向团长呼叫增援。
团长很够意思，果真不断地给他添援兵。
第一天，增了2 个连。第二天，又增了2 个连。
增到最后，团长一看，就剩下自个这个光杆团长了。
可刘玉章还在要人。
团长实在无兵可派，只好向兄弟部队求救，从那里又拉来2个连，给了这个很牛的营长。
刘光头那里还有一个迫击炮连，加一块，前后共有11个连，都给他这么一个营长指挥，简直创纪录了。
两天之后，除了迫击炮连长位置稍居后，还安然无恙外，10个连长非死即伤，没一个完整的。
要增援的部队卖力，自己就得先豁得出去。刘玉章本营的一个排长跑回来向他报告，说自己的一个排都打完了，如今就剩了他一个。
光头把眼睛一瞪：那你不是还站在我面前吧，去，打完为止！
本来打仗这么疯狂，疯到死都是有可能的（窃以为叫他刘疯子似乎更确切一些），高潮时候，鬼子打了一黑枪，他右臂中弹，从山坡上滚落，血流满身。
团长闻讯后，一面令刘玉章继续带伤指挥，一面找其他营长前去接替。
听到前面10个连长全倒了，连刘玉章都挂了彩，那被点名前去接替的营长腿都软了。
团指挥所离前线没多少路，可这位仁兄硬是走了5个多小时，直到战场上枪声已经渐渐沉寂，才姗姗来迟。
光头固然猛不可当，但也足见其时战场之惨烈，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现在又轮到何应钦发愁了。
第17军三个师伤的伤，残的残，再不调到后面去补充，根本就没有力气跟小鬼子玩了
侧背还有一个萧之楚，把他拉上去吧。于是，第26军星夜换防九松山阵地。
九松山后，就是密云，也就是到了先前日本人提出，而老蒋和何应钦都觉得“要价”太高的那个停战线。
那么，这条线现在还有效吗？
何应钦很想知道，因此他急电上海，让黄郛再探一探日本人的口风。
这些日子里，黄郛在干什么呢？
其实他一天都没有闲着。在宣布即将成立北平政整会的第二天，他就通过根本博，见到了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本人。
对黄郛出线，有吉明是很高兴的。
在这之前，他甚至已答应黄郛的要求，对日本在中国的报纸媒体发布新闻统制令，要求凡围绕北平政整会的事情可以报道，但不得在评论中出现诸如“中国政府态度缓和”、“这是直接交涉的第一步”一类明显剌激中国外交部和民众的字眼。
黄郛同样知道有吉明的心思，因此，在这次会面中，他流露出了一旦北上主持政务，会跟日本“有话好好说”的意思。对于有吉明至为关心的满洲问题，黄郛不答是，也不答否，只是说这个事情双方到时可以再谈。
对于这个表态，有吉明相当在意，别说以前了，就现在，对于坐下来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满洲等问题，中国外交部都从未松过口。
黄郛虽然不代表外交部，但毕竟已是中国政府正式任命的华北政务负责人，王命在身，且向来说到做到，在有吉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突破。
要谈，就要跟这样的人谈，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打出手。
（519）

作者：生铁罗汉　回复日期：2010-04-01　20:19:47
你姓王的说得倒好听，弱旅顶了3天，似乎很了不起，那你倒是看看前面有多少鬼子，现在有多少鬼子。眼下关东军在城外都聚成堆了，让我1个师（实际上是1个旅）打他1个师团，有没有搞错！
张政枋师是你的老部队，那112师还是我的命根子呢。
他毫不客气地对王以哲说：如果你带着112师撤下去，那我也不会留在古北口做“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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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兄，31页王以哲、张廷枢争论篇番号应为：
“他毫不客气地对王以哲说：如果你带着107师撤下去，那我也不会留在古北口做“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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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确为笔误，多谢

说实话，对于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以战逼和的方式，有吉明本人是相当不认同的。他认为这样蛮干，只会把中国逼到不惜与之同归于尽的地步，最后搞得华北一地鸡毛，不可收拾，反而影响“满洲国”的“国境”安全和日本的既得利益。
和黄郛见过面后，有吉明抑制不住兴奋，当下就给自己的上级领导——外相内田发电报，说了黄郛一大堆好话，建议外务省对黄郛予以全力支持。
日本外务省对国民政府派员北上主持政务这件事，起先是很不乐意的，原因是以前的华北政权由东北军掌握，自从张学良下野后，名义上处于空白，而日本政府一直心怀叵测，他们从对华分而治之的目的出发，宁愿华北与中央对立，由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或至少地方独立政权控制，以便于他们可以从中操控和挑唆。
有吉明这一吹风，使内田的态度出现了松动：虽然都是中央任命的，但此“员”非彼“员”，既然你说黄郛这人比较上路，那就让他来吧，我们不反对。
日本政府笑脸相迎，黄郛却不笑，也不走。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表示一下。
他问根本博：是不是我们的军队按照你们设定的停战线，撤到密云，你们就可以停止进攻了？
根本博有了前面跟陈仪交涉的经验，怕再有变化，就去问关东军，让他们拿一个权威的说法出来。
武藤随口答了一句：支那军队只要退到我们炮兵打不到的地方就可以了（“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
黄郛一估算，密云应该算在“炮程不及之地”，因此，在何应钦来询问时，他便按照这个说法进行回复。
战事不利，何应钦已没有多少可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听说原定的停战线仍然有效，马上就表示同意，并敦促黄郛尽快北上。
看到停战已有可能，何应钦又催得甚急，5月15日，黄郛终于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从此，他踏上了一条真正的艰险之途。
尽管国联干涉和第三国调停，在当时都已频于绝望，但在越炒越热的国内舆论环境之下，和日本人发生直接交涉甚至停战谈判，仍然是相当一部分国人所不能认同的。
一些“爱国团体”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敢参加中日谈判，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给挂了，那可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 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露，一接到家里，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中央有什么解困的办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中央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办法，他一定坚决服从。
此时的华北战场形势，比黄郛原来在上海预想的还要糟得多，简直可以说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520）

在收到黄郛从上海发来的回电后，何应钦认为与日本已经交涉成功，就着手将部队撤到密云以南的怀柔。
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撤，不是还有一个萧之楚第26军和最后一道预备阵地吗，为什么不跟日本鬼子再拼一把？
那拼完怎么办，莫非平津就不守了。何应钦的算盘是，一方面按照停战条件，可保证日军不再穷追不放，另一方面怀柔北部也有山地，在防守上并不是全无凭恃。
5月15日当天，徐庭瑶在接到何应钦关于撤退的命令后，开始有组织地撤退部队。随着萧之楚第26军最后撤离九松山，南天门以及南天门以南的六道预备阵地，至此全部失守。
部队的撤退总是伴随着浓浓的悲情。在大部分物资转运密云后侧的怀柔后，尚有几百袋大米来不及运走。
此时，怀柔城里的大部分老百姓都已逃离，为了不把粮食留下资敌，第17军负责断后的部队准备一把火全部烧掉。
浇了煤油正准备点火，有个看庙的老道跑来，双膝跪下，要求当兵的不要烧。
因为城里还有几个死也不愿离家的老人，万一点起火没法控制，他们也没有能力救火，人遭殃还是小事，可密云城也许从此就要毁掉了。
是啊，仗打输了，可是留下来的人还要活着，逃走的人还可能再回来，这座城市还需要继续延续它古老的生命，给他们留一点希望吧。
部队最终没有点火。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人道，战争越残酷，越显其珍贵。
两个多月的时间，第17军（也包括部分东北军官兵）的忠骨遍于古北口和南天门附近，因部队匆匆撤离，根本来不及掩埋，又是一位出家人站了出来，他是一位看庙的老和尚。
这位法师带着徒弟们以及当地乡亲，捡拾烈士遗骨，从远处背来好土（本地多石少土），遂建成一墓，这就是著名的“肉丘坟”。
据说夜深人静之时，附近村民常能从这里听到喊杀之声不绝如缕，又说后来曾有一队日军晚上经过此处，竟绕坟一夜无法走出，或曰鬼迷路，最后不得不跪下磕头后才得以回营。
对这些说法，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尽管我并不迷信。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不亦壮哉。
作为整体的古北口战役虽然失败了，但精神不灭，徐庭瑶和他的一班弟子们从此卧薪尝胆，徐图自强，若干年后，从他们中间，不仅走出了一批抗倭名将，还诞生了中国数得着的机械化铁甲兵团。
也许耳边还会响起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爸爸的草鞋》。
我以前只把它当成单纯的校园歌曲，其实不是，因为第17军的官兵当年正是这样穿着破烂的草鞋，夜泊青纱帐，天明山海关（泛指长城关口），不断“启航”的。
虽然后来他们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承受了太多的“半世纪漂泊的沧桑”，然而我敢断定，“山海关”永是他们梦中最值得追忆的所在。
（521）

撤出密云后，何应钦转而以北平为中心，重新部署防守阵形。
第17军大部分屯守怀柔、顺义一线，进行休整和补充，独抽出刘戡师担任北平城防任务。
这些部队皆为疲惫残破之师，实际无法立即投入作战。
幸好还有一个棋子。
这就是黄绍竑先前通过“又骗又吓”的方式，把孙殿英顶上去，从而换过来的傅作义第35军。
傅作义从独石口脱身出来后，一直蹲守在怀柔西南的昌平，此时奉命东移顺义——他和萧之楚一前一后，作为北平之屏障，萧之楚负责防守怀柔北面山地，他则防守顺义牛栏山。
既然自己已经撤到了停战线外面，何应钦理所当然地认为日军也应按照约定停止进攻。
当时的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分三个地方，上海和北平都各有一个公使馆，天津则有一个总领事馆。
何应钦便派原任南京政府参谋部厅长的熊斌去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找到辅佐官永津，表示已按日方要求将部队撤到密云以南，希望对方也能按照承诺，通知关东军停战。
所谓停战的口头约定，是上海公使馆的根本博、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与黄郛共同说好的，此时黄郛尚在赴天津的路上，有没有这回事，永津只要发个电报给根本博或者武藤，确认一下就知道了。但这家伙真不是个东西，他看出中国军队已处于全面颓势，才不管你们有没有什么口头约定呢，马上就给武藤发了一个相反意思的电文，告诉他，现在中国军队真的不行了，不乘这个时候来个“宜将剩勇追穷寇”还等什么。
武藤现在很听这个永津的话，而且他自己对脱口而出的那个停战线也后悔不已，觉得又吃亏了。
计划不如变化快，如今他所谓的“炮程不及之地”，可再也不是什么密云了，而是北平。在他看来，密云本来我伸手一捞就能捞到的，要你们撤什么撤。
正好永津给他来了这份电报，他也就顺水推舟，揣着明白装糊涂，命令部队马不停蹄，继续向前推进。
欲壑难填，得寸进尺，言而无信，忒不地道，即使你把这些词汇统统都搬出来，用来形容日本人，仍然会觉得不够用，也难怪他们自己学了汉字，还要再创日文。
武藤这时看到西线守军虽然主动撤退，但并非溃退，且步步为营，很有章法，判断其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便转而从东线策动进攻。
东线和中线现在如何？
比西线还要惨得多。
早在第17军苦苦支撑第二道预备阵地的时候，滦河防线就已经被熊本师团击破了。
当时，日军从滦河上游的迁安出发，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王以哲第67军的结合部位一穿而过，其主力绕至喜峰口侧后，对29军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第29军匆忙御敌，两面抵挡，顾左顾不了右，顾前顾不了后，坚持到5月15日，不得不向西撤退。
在武藤再次发出进军令后，本来已稍事停息的熊本师团又继续开始追击，而仅仅两天的时间，两军情形又大不相同，基本表现为：狠的更狠，差的更差，直至各自的极点。
（522）

请假条：
明天有事，可能无法更新。

在熊本师团方面，依旧一团杀气，如狼似虎，而中国守军，却已是军心动摇，战斗意志大不如前。
这正是失败的前兆，是信心崩溃的标志。每个久经战阵的军人都能察觉得出来，因为它就刻在每一个精疲力竭且频临绝望的士兵脸上。
至此，滦西也和滦东，和当初的古北口大溃退一样，出现了可怕的大崩盘情景：各军纷纷后撤，已组织不起任何有效的抵抗。熊本师团有如在行军散步，一天之内，就尽取遵化、丰润一线。
平津以东顿时门户大开。
此时何应钦正组织北平防御，黄绍竑就决定亲赴天津，以部署津东（即天津以东）防御。
在路上，黄绍竑看到了一股又一股的难民潮，一问，都是从津东逃过来的，而且逃离的原因着实把他给雷倒了：老百姓要避的还不是打过来的日本鬼子，而是从滦东溃退而来的部分东北军。
从难民嘴里，他还听到了东北军溃兵说的一句脏话，据说就是这句话把老百姓都吓跑了。原话我就不说了，因为实在很不文明，黄绍竑当时也没整明白，是老百姓给他解释的，大概就是一个民女都不能放过的意思。敢情鬼子还没有三光，他们要先三光了。
其实当初随少帅入关时的东北军尽为其精锐，虽说外战未必能占到多少优势，但国内打打也还可以，要不然西北军和晋绥军也不会吃他们的亏。然而人的精神和意志是最容易被消蚀的，他们在平津繁华地这才呆了几年，不仅作战能力一落千丈，军纪也颓唐到了下作的地步，难怪要连地方杂牌部队都看他们不起了。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有极少数东北义勇军中的害群之马搀杂于内，他们原本就是胡子一类的土匪，未经严格整训和改造，部队正常作战时尚能维持，一旦溃败就难免原形毕露，做出害民扰民的事来。
黄绍竑的心立刻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见多识广，知道战败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出现这样兵败如山倒的残破局面。
等他赶到天津城，准备与防守宁河、宝坻一线的东北军联系时，才发现竟然无法联系。
原因是东北军预先在那里根本就没有构筑什么象样的阵地，只是临时征了一些民工，随便挖了点壕沟而已。
你要他们学徐庭瑶，正正经经地拉几条电话线，怎么可能？
没有电话，也没有通信兵过来，前线的确切状况，连于学忠都糊里糊涂。
兵不堪用，民心大失，杂乱无章，混乱不堪，如此情景，连神仙见了都未必有办法，更别说一个单枪匹马的光杆指挥官了。
黄绍竑只得打马回营，到了北平就对何应钦说：津东看来是守不住了。
听了黄绍竑的话，何应钦也是眉头紧锁，不过直到这时为止，他犹不甘心，因为他认为津东一线仍有人可用。
但是这个希翼很快就化为了泡影。
在随后召开的北平军分会军事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大部分将领都对目前的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而只能以小时计。凄惶之态，溢于言表。
对这些，何应钦早有预料，他现在只关心一个人的表态。
29军的宋哲元。
（523）

作者：煮茶闲聊　回复日期：2010-04-03　17:41:17
关兄能否在发文章时上传点简单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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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知道有些地点大家不是弄得很清楚，但相关地图基本没有，我自己也缺乏绘图方面的技能。这里解释一下滦东和滦西，它是由河北的一条滦河划界的，东面的叫滦东，西面的叫滦西。这个现在可能不大提了。我本来想按冀东冀西来分，但这样又与历史原貌不合。如果有兴趣和时间，大家可以对照着“google地图”看一下。那个上面是比较精确的，容易形成一个地理概念。

大难临头，所有地方部队都可以瘫下去，但只要29军还能站在那里，津东仍有保障的可能。
让他没想到的是，如今连宋英雄也扛不住了。
宋哲元说，他的部队没比大家伙好哪里去，抵抗亦只能以小时计。
没错，29军刚开到喜峰口的时候，仗确实打得漂亮，人也精神，但经过这么长时间，部队打的又都是实实在在的硬仗和苦仗，战斗骨干损失太多，且得不到补充和休整，部队已疲弱不堪，特别是滦河溃败之后，士气更是一撅不振，现在甚至到了指挥不动的境地。
“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这就是宋哲元对自己部队的评价。
听他说完，众人都傻了。
出人意料的倒是冷口作战时颇受非议的商震32军。大概是先前保了本（2个师没上阵），溃退时竟然独立支持了一天，堪为各部队战绩之冠！
会议一开完，何应钦的心也一沉到底。
谁能挽救危局？先找政府。
一份份加急电报发往南京，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危急，危急，危急！
收到电报，老蒋大为紧张，额头上的青筋都快暴出来了。
虽然他曾把解决华北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义兄黄郛身上，但同样做了两手准备。
四月底，在原来征调四路兵马的基础上，他又把主意打在了“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功臣、视作宝贝一般的样板部队——首都近卫师第87师和88师身上。
本来想把第88师整师调上来的，后来改成从两师各抽一个旅，作为总预备队。
现在事急了，得赶紧催，前面4个师，后面2个旅，你们快点！
来是一定会来的，不过快不了。至5月上旬，冯钦哉第42师才到达北京通州，总预备队驻防河北保定——在何应钦呼叫救兵的时候，他们还在路上赶得气喘吁吁呢，没办法，我们的机动效率向来如此。
有一点何应钦很清楚，在援兵到达之前，他必须守住北平，否则这些增援部队对扭转战局来说都无异于杯水车薪，毫无意义。
那么靠自己的力量，北平能守住吗？
起初，何应钦认为能。
在他看来，就算天津已无法可想，至少北平还是能守一守的。毕竟这么多人马，再疲再弱，也不等于家养的Hello Kitty，只要拿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来，依凭北平城墙及外围工事之险，再支持两天，等待老蒋的援兵到达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他没有考虑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时候，仗打到这个份上，各军早已是信心大失，这个信心里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包含着对最高指挥官的信心。
现在强调客观原因，说日军力量多强多强都不济事了，大家只看主观的，你有没有指挥好。什么黄埔军校总教官、军政部长、北伐名将，在败仗面前，说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都没用。
将帅的威信是在战争中树立的，这句话没错，但不全，应该是——将帅的威信是在胜仗中树立的。
（524）

何况这些军队，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原来都跟你何应钦没有什么瓜葛。赢了好说，输了，谁听你的？
开始是地方军不听调动，你让他往左，他偏往右，你让他往右，他偏往左。
军事会议上，何应钦为了部署北平防守，指示宋哲元：你把部队集中到北平东首的通县去。可是宋哲元认为不对，我应该到北平东南的廊坊去嘛，日军攻下天津后，肯定会从那个地方打过来。这个我比你懂。
何应钦愣了愣，又命令傅作义，你们集中到北平北面的高丽营去。没想到同样碰了软钉子，傅作义说，其实我最好撤到北平西南的长辛店去，然后哪里出现状况，我就打到哪里，可收万全之效。
敢情全都是高人，算了，你们来指挥我吧。
当初少帅的苦恼，如今也转给了何应钦，只不过一前一后而已。
对何应钦来说，最痛苦之处远不仅限于此。
刘戡师负责北平城防，要督修城防工事，结果北平的日本人也跟天津一样，非要缠着看不可。刘戡不让，说谁要看，就给他一枪。
这个事情给何应钦知道了，他怕刘戡真的开枪伤人，把停战谈和的路给彻底堵死，就让人带话给刘戡，叫他不要乱来。
没想到刘戡不卖帐，当下就带着自己的参谋长去找何应钦，颇有点上门兴师问罪的味道。
何向来有儒将之名，对部下也都很宽厚，对着怒气冲冲的刘戡，起先也没发作，而是耐心地跟他讲，日本人一定要看你就让他看吧，但是绝对不要开枪。
何应钦大概的意思是，你可以领着他们看，至于他们能看到什么，或者不能看到什么，一切均可以自行掌握。
应付办法跟天津的于学忠其实是一样的。
可是刘戡似乎根本不愿意给长官台阶下，坚持说：绝不可能！
“日本人一定要看，我就以死相拼。”
就是这句话，把何应钦给惹火了，说的话也就很不客气：这时候倒来劲了，那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呢，非要跑到北平来死？
这位何部长可能是真急了，千不该万不该，你怎么能提这个茬呢。要知道，古北口（实际是南天门）一役是刘戡的死穴，人家是为之气得要自杀过的，当着第三者的面（注意，还有一个参谋长在旁边），揭这种伤疤，不是要他的命吗？
果然，刘戡不听犹可，一听腾地就跳了起来。如果说前面“以死相拼”之类还有点在领导面前撒撒骄的意思的话，这回他可是真被剌激得要抓狂了。
当下就听得他啪地一拍桌子，由于用力太足，桌上的茶杯都翻掉了，水洒了一地。
刘戡涨红着脸大叫：北平不是我要来的，是你命令我来的，我不怕死，也从来没有怕死过。
末了，还觉得不够份量，反击得不够有力，又补充一句：你允许日本人看工事，这是汉奸做法，我坚决反对！
不得了，给领导上纲上线了，被斥之为“汉奸做法”的何应钦当场愣在那里，一时半会都没回过神来。
（525）

部下的部下（中间还隔着一个徐庭瑶）竟然拍着桌子骂长官，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事，这是真的吗？！
好半天，他才哆嗦着嘴唇，问刘戡：假如现在你是北平军分会的代委员长（国家的军政部长都不提了），我是你手下的一名师长，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你，你做何感想？
其实刘戡也就是一火暴性子，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一拍完桌子，马上就知道自己做得确实太过分了。
你这不是欺领导忠厚又是什么。
对面换了蒋校长，你耍这种态度，马上把你拖出去剁剁碎喂狼狗都有可能。
可是当着自己参谋长的面，刘戡又不甘心服软，何应钦一说话，他也没敢再回嘴，立刻低着头溜掉了。
这件事让何应钦非常伤心，他深感大势已去，堂堂军政部长，北平军事首脑，非但指挥不动地方军，连中央军里的一个小小师长都可以随便朝自己发飚了，这个北平还如何守法。
自己守，守不住，指望援军，又远水解不了近渴，看来还是得找黄郛。
后者在天津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何应钦喊到了北平。
黄郛抵达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约见报界，提出中日可以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商讨一个“和平解决办法”。他的用意，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北平的惶惶人心，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向日本人喊话，借此打开进行“直接交涉”的通道。
然而，一个外交部突然取得的“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继续向国联告状（尽管无效）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走调停之路，但是英美都不愿做这个“恶人”，最后美国被缠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才答应给个声援。
5月19日，即黄郛抵达北平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宋子文联合发表一份公报。公报要求日本在华北的“敌对行动”，应当“立即停止”。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剂强力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需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是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的“积极派”又占了上风，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直接交涉，面对面谈，背着我们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毫无诚意。
外务省的老大内田随即也动摇了。
我们应该知道内田骨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进入内阁当外相开始，就是个有名的投机上瘾的货色，“军服外交”也好，焦土外交也罢，说穿了都是在做戏给他的国民看。
热衷于做戏的人往往都是不爱干实事的，内田也是如此。有吉明主张与黄郛进行直接谈判，他没有理由表示反对，也就点点头，但实际上在他的内心里，更认可的并不是政府与政府之间通过谈判光明正大地解决问题，而是看军部和关东军的脸色办事：不管你们是想军事进攻，还是暗地里“搞搞新意思”，反正不得罪你们，让大家都说我“爱国”，我就成功了。
（526）

等到黄郛真的北上了，双方就要准备坐下来停战谈判的时候，他脑子里忽然激灵一下，想到，这可不好，现在军队打赢了，我却公开支持和谈，轻者影响仕途，重者就可能得罪军方或民众哇，被划进“非国民”行列都有可能。
正好美国发表公报，外务省和军队反对停战谈判的声音都很激烈，这小子就趁势来了个装聋作哑，把接洽黄郛的事扔给了北平公使馆。
北平公使馆原来有两个头，大头是驻华公使有吉明，他常驻上海，北平基本上是不来的，二头是参事官矢野真，此时同样不在北平，真正管事的是一等书记官中山详一。
中山书记官想要“建功立业”的心理跟他下面的永津差不多，都是喊打喊杀类型的。某种程度上，永津的思路就是他的思路，永津的做法也就是他想要的做法。因此，这哥们索性也玩失踪，让永津这个有陆军背景的辅佐官在那里上蹿下跳做了主。
永津拿着那份公报，干脆让黄郛吃了闭门羹。
日方态度的骤变，让黄郛始料不及，慨叹“既往工作尽付流水”，政整会“已无工作余地”。
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天津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500名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麻烦的，更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只会使华北形势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600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一大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的担保之一——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政府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它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也成了问题。
既无钱又找不到关系的黄郛，自言到北平后的这些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像（“危疑震撼．不可言喻”）。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和何应钦一起天天开会，和蒋汪频发电报，商讨对策，以致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迫。
关东军在武藤的指挥下，离北平越来越近。外围守军一路后退，萧之楚26军毕竟实力有限，没能挡得往弘前师团的攻势，被迫从怀柔撤出，剩下傅作义35军直接面对日军的冲击。
至5月22日，日军北到顺义，东到通州，南到香河，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其中，顺义附近的弘前师团，距北平仅仅只有五十里路。
（527）

这一天，关东军飞行队飞临北平上空，他们飞得很低，连机身上的日徽标志和驾驶员都看得一清二楚，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北平城里尚无防空警报，9架日机呜呜地飞过北平上空，事先一点预警没有。何应钦和黄绍竑都是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才从居仁堂里跑出来的，可是因为没有防空洞之类的掩体，情急之下，只好像小朋友躲猫猫一样钻到院子里的假山山洞里去。
北平城里有几门高射炮，便对空放了几下，没打着日机，却把英美使馆的外交官召来了。这些人怕得要命，责怪中国人说：飞机不是没投弹吗，你们这么干，日军会报复的，真扔几颗下来，谁受得了啊。
不过也不是所有老外都这么怕事，有一个老外此前跟日军作战的激情就比谁都高。
这位不是别人，是老蒋聘请的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尔（另译魏采尔或费而采）。
那时候的德国顾问很有意思，都不是由政府出面请的，而是由老蒋以个人名义雇来的高级打工仔，或称洋教头。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财，他们替东家干起活来都极富敬业精神，十分卖力。
“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佛采尔听说把第5军，特别是第87、88两个师都调上去打，而且还有相当伤亡，急得差点跟军政部长何应钦拼命。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近卫师是他一手一脚训练出来的，那是准备日后给他打造德械军团做种子用的，里面哪怕是一个小兵都碰不得，更别说死那么多人了。
德国顾问不仅帮老蒋训练德械部队，作战的时候也参与部署和谋划，但在这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并不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么大。
倒不是洋教头们有水分，事实上，这些人原来在德国军界都拥有非常高的资历。佛采尔本人就曾担任过德国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作战处长，后者被奉为德国军神，是一战时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问题是德国顾问一般来中国的时间都很短，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军队的实际状况不了解，还以为是他们国内呢，不知道指挥室的情况和部队的实际状况往往脱节严重。
再高明的战略战术，底下的人太菜或者不配合，上面的意图也难以实现。就好象我们现在的那几个“国脚”，你就是把希丁克、卡佩罗这些“神奇教练”全召过来，都未必能有多大起色。
这个道理中国人都很清楚，所以杨杰“杨大炮”当初把他的“妙计”刚刚端到桌子上来时，众人就都偷偷地笑了。
根本行不通嘛，蒙老外还差不多。
你别说，佛采尔就被“蒙”住了。在防守宁河、宝坻一线的东北军再次被日军击溃后，佛采尔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根据情报判断，日军主力还没有上来，相反，东北军的番号却非常之多，也就是说，己方数量远远超过对手，怎么会守不住呢，他不明白，就来问黄绍竑。
（528）

昨天少更新了一次，10点左右补上。

黄绍竑去天津看过，津东失守在他看来完全是预料之中的事，能守得往那才叫奇了怪了。但失守的原因都是中国人才能意会的东西，就是讲给佛采尔听，他也不一定会懂。于是，黄绍竑只好学着老外的样子，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奉告。
不过到5月22日这一天，连佛采尔不懂也得懂了，因为当他一如往常地到居仁堂北平军分会上班时（你得佩服德国人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发现墙上一片空白——作战计划和地图都已被揭下来，屋子里一片忙乱，大家已经在做撤退的准备了。
白天突然而至的日机虽未投弹，亦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久经战阵的何应钦意识到，这些飞机可能就是侦察机。以日军的作战规律来看，飞机侦察、大炮轰击、步兵进攻，都是连在一块儿的，也就是说，日军兵临城下将是咫尺之间的事。
不管愿不愿意，北平保卫战看来是一定要打了。
当天，黄绍竑仍像往常一样，对城防进行了一番巡视，到晚上8点才回到居仁堂，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铺盖卷已经被人捆好了。
何应钦作出决定，将前方所有部队集中北平周边进行布防，并紧急任命徐庭瑶为北平城防司令，统一指挥城防作战。同时，将包括北平军分会、政整会在内的军政各机关撤到长辛店以南，从那里再转赴保定。
包括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等人先撤，他和黄郛、黄绍竑等几个负主要责任的人最后一批撤。
时间是晚上11点，坐火车，乘夜离开北平。
但就在即将动身撤离的最后一刻，黄郛给何应钦带来了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日方的口风突然变了，双方还有停战谈判的可能。
其实黄郛得到这一消息也很意外。
这天早上，他和往常一样，七点钟就走出门，去处理撤退前的相关政务。
中午十二点，有人给黄郛的寓所打来电话，铃声非常急促。
电话是他的夫人沈亦云接的，对方打来电话的叫李择一，也是政整会重要成员，负责直接与日方联系。
李择一要找黄郛接电话，事情就那么巧，沈亦云刚想回答不在家，就听到了丈夫的脚步声，赶紧让李择一稍等，然后把话筒交给了黄郛。
在电话中，李择一显得非常紧张和神秘，要求黄郛赶快跟他到一个地方去，而且身边不准带任何一个人。
黄郛听罢，放下话筒，“返身即出”。
两人来到了一个叫丁香胡同的地方，这里是日本海军武官宿舍。把李择一约出来的人，是北平公使馆海军武官辅佐官藤原喜代间。
走进藤原的宿舍，黄郛惊讶地看到，北平公使官的两个重要角色都在那里正襟危坐：书记官中山详一、陆军武官辅佐官永津。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场面，当然是因为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
（529）

日本参谋本部真崎次长因为“越界进攻”的事被天皇训过，所以对此格外敏感，随着关东军攻至平津附近，已经远远超出了“弹性用兵”方案的范围。这让他觉得应该有所收敛，正好外务省转来了与黄郛“直接交涉”，进行停战谈判的意见，遂让他产生了未尝不可一试的想法。
实际上到5月18日，即黄郛抵达北平的当天，参谋本部已经下达了《华北停战指导要领》，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的当事人，由永津在关东军指导下负责和黄郛进行谈判。
但是第二天美国的公报却让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都大为光火，决定暂时对谈判渠道进行“冷处理”。同时，就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来看，他们实行“以战逼和”，要逼和的虽然是南京中央政府，但真正想扶植的却是傀儡或地方“反蒋”政权。这时候武藤又想到了那个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板垣君。
自从上次板垣声称他的华北反蒋活动已处于“饱和状态”后，给关东军的电报就没断过，而且每次都说他又取得了新的“成就”，不是这里要“发难”，就是那里要“自治”，看上去他的“火种”已经快撒遍华北平津的每个角落了。
板垣这么敬业，不由得让武藤对他的态度有了转变，甚至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真的错怪或者误解这位同志了。
于是，他便发了一个急电给板垣，告诉他，关东军已经在准备谈判停战了，时不我待，你可以从“地下”转到“地上”，开始内变“点火”了。
本来板垣是该点火了，虽然是把小得不能再小，说起来让他自个都得脸红的火，不过有总聊胜于无，这就是他手里的那个“宝贝张”（张敬尧）。
可让板垣始料不及的是，此时他在特务这个行当遇到了一个比他不知道要牛多少倍的牛人——戴笠，后者手一挥，蓝衣社闪电出击，老奸贼没来得及现身就给做掉了。
至于什么成立伪政权啊，发动暴动啊，提都不用再提了。
关键时候哑了火，武藤又一个劲地在催问，板垣急得抓耳挠腮，恨不得马上拿根绳子去上吊。
人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眼看“二腕”、“三腕”都没了，板垣病急乱投医，索性仿制当年土肥原搞的天津事变，把石友三的旧部等几个落魂得不能再落魄的过气“小腕”都拉过来，弄了一个“华北人民联合自卫军”的破旗，就准备搞暴动了。
看来，这个板垣不管怎么弄，还真的就只会玩玩枪，哪怕那是一支破枪。
在联合公报发表的前一天晚上，板垣的这支破枪就准备在天津“起事”了，目标是除掉于学忠。可惜参与“起事”的人胆子实在太小，连天津混混都不如，一看到街上来了警察就缩了回去，结果计划不得不临时中止。
你们要中止，板垣不让啊，这哥们被武藤在后面逼债，眼睛都红了。
给我上，无论如何得“暴动”一下给关东军看看。
（530）

第二天晚上，果然又“暴”了，不过是把他们自己给报销掉了。纯粹一群饭桶，天津警察搞定他们都绰绰有余。
“起义”失败后，已经完全失去方寸的板垣只好乱来了，于是今天请人发发“独立宣言”，明天让人上街贴贴“牛皮藓”，后天到自家公使馆门口搞搞破坏……
这些东西都属于小儿把戏，顶多到小报的娱乐版凑个热闹，于时局毫无作用，最主要的是也得花钱，而在这之前，军部给的银子早就被板垣花得差不多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平津金粉之地，胡吃海喝，哪样不得破费啊。
等到身上真的一文不名的时候，板垣无法交待，只得向武藤坦白自己其实什么都没能搞定。
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板垣把没搞定的原因，都归类到客观情况上去，说自己弄错了，真的弄错了，原来以为华北有这么多“反蒋派”，“起事”应有深厚基础，但没想到这些“反蒋派”并不等于就是“亲日派”，而就算是“亲日派”也没多少人真敢站出来反中央，闹分裂。
武藤收到电报后，鼻子都气歪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亏我还把你当个人物呢，原来所谓的“成绩”全是拿来哄我这个老头子的啊。真是竖子不足与谋。
他赶紧把这一“突发情况”电告参谋本部，后者也很是无奈，谁让自己派出去的“地下工作者”不争气的呢。真崎次长旋即转令板垣，把那些不顶用的“内变工作”都停下来，直接尝试与中方展开正面接洽。
事已至此，面子问题还是得摆在第一位。关东军当然不能自己站出来要求停战，得通过第三方。武藤找的还是永津，把停战条件交给他，让他去与中方谈。同时，关东军也奉令做好作战准备，一旦条件得不到满足，即对北平发动总攻。
永津先前把人家拒之门外，现在反过来要主动与对方谈，也得找台阶下，于是便让原本跟这件事八竿子打不着的同事藤原帮他联络李择一，而且接洽地点特意选在了谁都不会注意的海军武官宿舍。
这次见面，不是说停战谈判的事，而是提停战条件。
武藤起初给永津的停战条件，只是一道停战线，说中国军队只要撤到这条线的以西和以南，关东军便不再越线追击。如果今后保证不再越线“挑衅”，日军可以自动撤回长城一带。
实际上当时这条停战线的以北以东已经大部分为日军所占领，武藤这么说，只不过是为了给停战摆点威风而已，但是这让永津很不爽。
我们都赢了，这点条件不是便宜支那人吗？
他提起笔，刷刷地加了两条，除扩大停战线范围外，又着重添上一句，即中国方面必须派出军事全权代表向关东军“主动要求”停战，如此方可启动后面的停战谈判。
黄郛从永津手里拿到这份停战条件后表示，他个人无权同意，需回去请示商议。
永津眼睛一瞪：晚上2点以前必须给我们答复。否则的话，哼哼——我们关东军将会于凌晨拂晓向北平发动大举进攻。
（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