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他派特使到达长春，通过各种关系，与关东军司令部进行秘密接触。
按照黄郛的交待，这位特使告诉对方，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整会，虽然是中央所派，外面打的也是中央的旗帜，但里面没几个是地道的国民党员，连黄郛本人都是无党派的。一旦由黄郛主持华北政局，还会继续吸收“对日友好人士”进来，以后绝不会有敌视关东军的情况发生。
关东军方面一边点头，一边又提出疑问：那这样的话，你们政府会对这个政整会支持吗？
特使说，支持啊，怎么会不支持。
你知道黄郛的义弟是谁吗？蒋介石！政府和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况且，黄郛和行政院长汪先生也是好朋友。有这两个巨头撑着，华北还有哪个组织可能强过我们。
听到这里，关东军高层的心情可以用如释重负和心花怒放来形容。
由于那个恨铁不成钢的板垣的胡搞，关东军本来想另建伪政权的打算已经完全落空了，华北的水没按照预想的那样被搅混，武藤一度非常失落。
再找人时间上也来不及了，对于武藤来说，按照参谋本部的要求与中方停战谈和，也只不过是临时敷衍之举，实际上心里仍然很不痛快。不客气地说，在武藤的心里面，希望谈判最好能破裂的念头都有，那样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占领华北，多爽啊。
没想到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一看，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极可能就是那个自己以前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人。
你看，与国民党无关，却又得到政府巨头的支持，亲日，亲满，几乎我们原先设想的所有软硬条件都具备，有的还超出了预期。试问，以今日之华北，还能找到比他们更好的班子吗？
武藤甚至感到庆幸，亏得那个不争气的板垣自己打了退堂鼓，要不然他最后鼓捣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破玩意呢。
至此，关东军对于停战协定的期望值就简单多了，那就是把这个“可爱”的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扶上去即可。
与此同时，黄郛的担心却极有可能变成现实。
自从跟黄郛说出了那番话后，中山书记官自己也被自己的“伟大设想”激动得晚上觉也睡不好，当即发出电报，向国内的内田外相进行了汇报。
可以被称之为投机专家的内田接到电报后，顿时眼前一亮，犹如发现新大陆一样立刻紧抓不放。
他和中山、永津这些人一样，都认为要借这个机会狠狠地敲中国一笔竹杠，现在中山开出了价码，他认为还不够，必须把承认“满洲国”这一条加上去。
不过，内田也并非笨人，他也知道明着要中国人承认伪满是不现实的。
那就另辟蹊径。
自从“满洲国”建立后，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关内关外一直既不通车，也不通邮。照理，从两边实际需要出发，确实有商议解决的必要，但内田却在里面藏了坏心眼，执意要夹带私货。
他咬文嚼字了半天，弄出了一句话，叫做“除去政整会管辖区域与满洲国领域之间交通的一切障碍”。
你可别小看这句话，因为里面包含着一个很恶毒的意图，那就是如果中方一旦接受，就等于默认了伪满的合法性。
（545）

内田认为，这些东西光嘴上说说还不行，一定要形成文字，也就是说，除了停战协定外，应该单独再搞一份政治协定出来，并借助关东军的武力威胁，逼中国人在上面签字。
计议已定，这家伙马上忙乎开了，他一方面跟参谋本部联系，要求在停战谈判时，把这个所谓的“外务省提案”作为捆绑的政治协定加进去，另一方面，电告北平公使馆，让他们想办法和关东军联系，看能不能参加当天的谈判。
费这么大劲，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耻高气扬的关东军的眼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有过政府的位置，更惶论一个小小的外务省了。
黄郛在稳住关东军后，也在通过各种关系尝试让日本政府在这节骨眼上采取缓和态度。
在上海时就被黄郛打动的有吉明公使首先出马，这位先生为了说服内田继续力挺黄郛，不惜拍了一份长得离谱的电报回国。
有吉对内田说，黄郛很不容易，我亲自跟他谈过话，看得出他是真心想解决问题，改善两国关系的，而且他也确实得到了蒋汪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但你不要以为这样他就可以承认“满洲国”，能够签你们弄出来的那个政治协定。不可能的，你们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把他逼下去，而黄郛一下台，华北事态将一片混乱，到时候我们即使占领了，也是控制不住局面的。
这番话真可谓是苦口婆心，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忍不住说了，其急切和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当然了，有吉也不是真心帮我们中国人考虑，他的出发点和关东军想的其实没什么两样，那就是希望尽快缔结停战协定，以便黄郛这个“好人”，通过他的政整会“自动自发”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说到底都是一帮货真价实的坏人，只不过捉摸出的坏招不一样而已。
有吉能说服内田吗？或者说，内田这个上司能接受下级的劝告吗？
对于黄郛来说，这是一个无法事前知晓答案的未知数，而政治外交跟战争攻伐一样，未知就意味着前面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开始停战谈判，因为关东军的底牌他已经初步摸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久，越对中方不利，可谓刻不容缓。
但此时的黄郛却陷入了一个进退不得的困境，让他陷入这一困境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自己人。
舆论压力自不待言，听说要进行停战谈判，斥其为“亲日派头子”、“大汉奸”的言论不绝于耳，但黄郛已处之泰然，暗杀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受不了。我不看报，不上街，把佛家入静的功夫都拿出来，总行了吧。
让黄郛最被动的恰是蒋汪的态度。
（546）

对于黄郛未经请示，先斩后奏这件事，因为前面表过态要“共负责任”，两个当家老大表面上都还能做到自揽责任，说“事巳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可是他们对停战谈判都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停战可以，但不能见诸文字。
黄郛看到指示后，几欲拿脑袋去撞墙：你连个字都不愿意签，那日本人也不呆不傻，在占据完全压倒优势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肯停战呢？！
汪精卫自己也觉得这个要求太难为人，所以随后又补充说，万不得已，文字就文字吧，但只能限于军事，不能够涉及政治。
他最在意“不能签定承认伪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因此一再让黄郛等人盯紧点，在谈判时不能让日本人钻了空子，出现此类“疑似文句”。
黄郛不得不给他讲明白，到目前为止（以后就难说了），双方参与谈判的都是军事长官派出的军人代表，他们的资格不足以代表国家，不会有涉及国家领土完整的政治问题出现。
至于“疑似文句”，黄郛表示一定“时时防范”。
汪精卫这里还好一点，毕竟在这之前，是他代表政府先拍过胸脯要担责任的，那边老蒋可就不一样了，口口声声都是义正辞严，大道理一套又一套，别人完全驳他不倒的。
老蒋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现在跟日本人是在停战，而不是议和，界限要分清楚。
如果要见诸文字的话，跟他们签协议，对方在条款上肯定会有“种种难堪之苛求”，说不定什么东三省啊，热河啊，都会夹在里面，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着他的道，结果等于是承认割让东北和热河了，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干呢？！
最后，老蒋做了一个退一万步的假设：真要签协议了，最多也不能超过去年《淞沪停战协定》的条件。
按老蒋的意思，淞沪停战，无论怎样，日本人总算是退出去了，我们虽然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也没捞着什么赔偿（当然了，你又没打赢），可是对方也没得着我们什么。现在不一样啊，东三省和热河就被他们捏在手上呢，所以现在要签协议也可以，让他们把这些地方再退出来！
什么，不干？
加强城防设备，跟他们打到底，打到他们老实为止（“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滞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谅解也”）。
老蒋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甚至提到他有一个不可须臾忘记的“最高无上之决心”，那就是绝不让日本人在华北得到一点便宜。
捏着老蒋发来的电报，倒算着转瞬即逝的谈判日子，黄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算看出来了，老蒋的电报，起码包含着两层意思。
第一层，对黄郛未经报告，征得其许可，就和日方商议的事仍不能释怀，换言之，也就是对黄郛不能充分信任。
黄郛对此当然有理由表达不满。用他的话来说，既然老蒋你硬要我“肩此重任”，就必须给以“同等信用”。
面对这个义弟的不信任，黄郛也只得拍起了胸脯，保证自己“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至误国”。
第二层，老蒋不是在认认真真地跟他商讨策略，而是“专为表面激励之词”，通篇都像在做秀，大敌当前，大祸即至，还要摆出一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爱国领袖”形象出来。
（547）

黄郛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谈判议和这件事非常敏感，只要老蒋缩一缩脑袋，他就可能要像济南一案那样当替罪羊了，最后不仅事情办不好，还要饱受指摘。眼前的事实就明摆着，今后的人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电文，就会认为，你老蒋是好人，我黄郛是坏人（“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因此，他这次终于忍不住了，当即提出，如果老蒋还要让他在华北支撑危局，一定要真实地遵守当初兄弟结义时“甘苦来时要共尝”的约定，不能把什么苦都推给别人，让他人来替自己顶缸。
情急之下，他还直接揭了老蒋“最高无上之决心”的底：那个决心还是日军侵入热河时，你在南昌动身北上时下的，如果你的“最高决心”这么管用，战局还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吗？
黄郛这是真急了，的确有些“神经剌乱，急不择言”。对方好歹是领袖，即使是兄弟，也不能把人家扒得这么精光嘛。
说老蒋有做秀的嫌疑，这是难免的，站在他那个位置，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他的真实想法。
在他看来，日军眼下已经胜券在握，兵临城下，他们会选择主动和我们停战吗？
绝不可能！
与汪精卫相比，老蒋很早就谙熟这样一个道理，即“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因此，不管黄郛怎么给他分析，他都坚持不相信“倭寇有休战诚意”。
他认为，所谓停战，不过是一传说！那是吓吓我们的，让我们自动撤退，然后日本人就可以不花一点本钱，唾手而得北平。
小伎俩而已嘛，以为我看不出来？
说起来，这也怪不得老蒋。天皇、政府与关东军并不是一码事，这个秘密连当时中国一流的外交家都不是很清楚，更惶论蒋汪了，这与国联外交失败前，中国外交政策侧重于对英美，而不是对日有一定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重视研究日本，就能了解吗？也不尽然。
说到底，这世上很多东西，大低都属于潜规则的内容，如果你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表面到表面，是永远无法领悟的。
此中关节，黄郛却早已看透，而且他还认为日本内部的这种矛盾，正是中方可利用之处。
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所谓生死时速，盖不为过。
见黄郛把兄弟誓言都拿了出来，老蒋受到了很大震撼，遂连日在庐山举行最高国防会议，探讨对策，同时向黄郛叹苦经，表示“甘苦共尝”的约定不敢忘记，自己如此慎重，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日本人“生性最狡”，怕上他们的当，而我们自己内部又“复杂万端”，不能不做到“统筹兼顾”。
关键时候，一个人的到来，把大家都解放了出来。
（548）

此人就是黄绍竑。
对于未经允许先斩后奏，可能得不到中央真正“谅解”的情况，华北主事的三个人都想到了，早在黄郛为正式谈判做着积极准备的时候，黄绍竑就已先期出发，搭车到庐山去进行专门汇报。
黄绍竑也知道此行责任之重，因此一路上不敢稍有停留。
5月25日下午4点，黄绍竑离开北平。
下午6点，到天津。见到河北省 于学忠，胡乱吃了一口晚饭，由于学忠安排，换专车南下。
午夜，到达济南。事先约好山东省 韩复榘，只谈了二十分钟话后，韩复榘马上明白此行不同寻常，下达命令，不仅要专车，而且要专线，即专门辟出一条铁路线，让这条线路上的所有其它车辆一律停下，给黄绍竑的专车让路。
5月26日下午2点，到达南京浦口。从出发开始算，一共经历了22个小时。
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动车组或者磁悬浮，能够跑这么快，已经是创纪录了。
南京到南昌，要坐飞机，不过不巧的很，没有班次了。这真是急死人的事，可也没办法。
第二天坐的是军用飞机，下午3点到达江西庐山的牯岭，一众文武官员早就虚席以待！
真人跟电报到底不一样，等黄绍竑当场把前方的实际情形一说，连先前声音嚷得最高的人也不言语了。
满朝文官终于认识到，如果不签停战协定，将面临三个恶果——
你要守，凭现有力量和国防设施，不光北平城守不住，华北甚至更多地方的丢失也只是一眨眼的事（“其结果平、津亦难保守，更难保其不沿黄河、长江流域以侵略中原”）；
你不谈，自有人谈，假以时日，日本在华北再树一个傀儡政权出来并非难事（“彼时日人必助叛逆，组织又一傀儡政府”）；
你放弃，自己倒霉，有人说日本人占领平津后，由于一片混乱会束手无策，事实上我们更加没有办法，时局将会更加艰难（“平、津有失，粮糈无着，后果堪忧”，“足制我死命”）。
看到听报告的人几乎都被说服了，老蒋也暗自松了口气，当着众人的面，就给下了定语：你们（黄郛、何应钦、黄绍竑）处理得对。
但是，老蒋自己，其实还是心有不甘。
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确证一下北平究竟能不能守住。
后者明确答复：守不住！
同时，他也要求老蒋像当年“一二八”会战时一样，在战局不利时，尽快下定停战交涉的决心，以免遭受更大损失（“与淞沪停战，同一万不得已之办法”）。
听到黄绍竑和何应钦都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老蒋明白黄郛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说的全是真话。
随后老蒋就给黄郛发来急电，告知“众意均已谅解”，只要“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你们就去签吧。
这一天是5月30日，关东军规定的事限早已超过，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到达庐山的黄绍竑自言，他一汇报完情况，得到老蒋的首肯，就觉得放下了千斤重担。
这副担子，留在北平的黄郛却挑越越重。因为同一时间，日本外务省和北平公使馆也在加班加点。很多日本人都是天生的工作狂，在这方面，他们是一点不比我们差的。
可是，内田递给参谋本部的“外务省提案”并没有得到最快的响应。
（549）

参谋本部的衙门固然很大，不过关东军的架势一向也不小，现在又打了胜仗，能不看他们脸色再行事吗？你外务省搞一个什么提案，马上就要让我把这东西布置下去，武藤也要肯干啊。
不过这次他们好歹还是给了外务省面子，向北平公使馆的中山书记官发出邀请，准许他列席停战谈判会场。
黄郛在探听到这一消息后，知道不是个好兆头，赶紧再派人到北平公使馆，把对关东军说的那一套又反复说了多遍，希望对方能放弃提出政治协定，但中山已经打定主意要狠捞一票了，根本不予理踩。
正式的停战谈判马上就要开始，而黄郛已经用尽了他能想出的所有办法，结果怎样，只有听天由命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举行正式的停战谈判。
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部厅长熊斌中将，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
双方的姿态当然是不一样的，从谈判代表的军阶就可以看出来，本身就不对等，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你打了败仗呢。
冈村一副战胜者的腔调，那是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他当时可能完全预想不到，十二年后，他也会作为一个屈辱的战败者，垂首弯腰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冈村准备了一个停战协定草案，并且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熊斌愣了一下，也拿出一份中方拟定的停战协定草案，可是冈村连看也不看，就扔在了一边。
要签，这签我们这一份。
现在是上午9点，再给你们3个小时考虑时间，到11点以前必须作出答复。
怎样答复，非常简单，yes或者no。
停战协定跟永津当初代表关东军提出来的条件差不多，即中国军队必须撒到停战线以南以西，随后关东军自动撤到长城一线，原被其占领的河北十九县由中国方面重新接收，但不能驻军，只能以保安队警察来维持治安。
这实际上就是关东军通过“弹性用兵”的方式，在长城以南设置了一个100公里缓冲带。
熊斌不断地与其他代表商榷，一共五个条款，几个人睁大着眼睛，一遍遍地“咬”过去，确保不会出现承认伪满和割让东北热河这样的绝对禁忌。
还好，没有发现可以被对方抓住把柄的地方。
他们也想跟日方讨价还价，可战败者哪有还价的资格和权利。冈村愣是板着个臭脸，别说一步，半步都不让。
熬到10点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看到已无任何转旋余地，不得不颤抖着手，在日方提案上落笔，签字。
日后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塘沽停战协定》至此尘埃落定。
但是最让大家担心的政治协定却一直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在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黄郛的出手终于收到了奇效——关东军根本就没让代表外务省的中山到场。
（550）

自从武藤、冈村等关东军高层接触黄郛派出的特使后，他们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华北交给这个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是找对了人，用不着再节外生枝。
没错，参谋本部是打过招呼，说外务省有个什么政治协定想一道签，还要派人列席谈判会场，可是我们得问一问，这场仗究竟是谁打赢的？荣誉又应该归给谁？
我们关东军死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大的力，光荣和梦想都是属于我们的。停战谈判，那是多神圣的事啊，怎么能让就靠张嘴吃饭的所谓“外务省官员”来搅和呢？门都没有！
当中山和永津等人气喘吁吁地赶到谈判现场时，停战协定早已签完了。毫无疑问，中山自然是要跌足长叹的：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
冈村一分钟前还神气十足，颇为自己刚刚表现出来的“酷劲”而得意，一分钟后，等他翻完中山带来的那个提案，一样懊悔得不得了，觉得失去了一个狠斩中国一刀的大好机会。可是表面上他还不能说出来，只好安慰中山：别伤心，以后还有机会。
然而伤心总是难免的。事实上，中山带来的“外务省提案”，部分内容与两年后日本“华北分离运动”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中方当时签定了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协定，不仅等于从文字上默认了伪满，整个华北也就都交给了日本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做出别的选择，但在军事协定和政治协定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拒签政治协定，就等于拒签了军事协定，如此，又走到关东军继续进兵，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一体沦丧的老路上去了。
可以说，黄郛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把日本对华北的侵入整整推迟了两年，相应也使中国得到了两年的喘息备战时间：停战协定签定仅一个月后，南京政府的秘密备战就迅速启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个人始终殚精竭虑，身负重压而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四处奔走，晚上12点还不能休息，以致“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矣”。
如此不要命的折腾，换来的却是协定签定后铺天盖地的斥骂和非议。
有人认为报上刊载的《塘沽停战协定》条款并非全文，怀疑另有附件或幕后约定：日本人怎么会那么好说话呢，眼看仗都打赢了，结果说退兵就退兵，肯定是黄郛这些“卖国贼”跟他们私下有过什么勾结，背地里不知又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
这算好的。还有人说，你们签这个协定什么意思，我们的东北四省还想不想要了，为什么不在上面加上一条，让日本人把抢我们的地方全还回来呢。以长城为界，不就等于承认那是伪满的“国界”了吗？
对黄郛来说，这些尽为意料中事。
其实他本来只是一个局外人，如果他愿意，还可以一直做这样的局外人。
（551）

他原本跟打仗扯不上边，长城抗战打响时他尚在莫干山上，所谓“山居六载不问世事”，等到仗都快打输了，他才临时救急，能做的也只是“凭三寸口，以理智论述利害”，之所以“舍一己之清闲，尽个人之绵力”，是希望能签一个稍稍对中国人有利的城下之盟。
有言论称黄郛是奔着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才北上的。他只能报之以一笑，坦承自己“上无父母，下无子嗣”，除国家观念外，绝无半点政治欲望或升官发财的念头。
置身于种种非议之中，沈亦云也不无怨尤地说，以言政策（外交政策），这本该是政府，或者说是外交部的事，以言责任，那得算在北平军分会头上——军人打仗打输了才谈得上责任二字，而她的丈夫，只不过是与政府互为“表里”，一唱一和，以分担国家责任罢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17日，北平政整会正式成立，黄郛就职。由于新闻记者均不得进入会场，因此消息未见诸任何报端。
搞得这么神秘，是因为当天政整会在商定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冯玉祥刚刚提出的几条意见。
中原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可称得上是“道同命不同”，一起反蒋又一起落败，但老阎有得混，老冯却没得混了。
原因是老阎预先就做了保本的打算，山西这个地盘基本上是保住了。虽然傅作义、商震等军队强人都借机谋求自立，但党政军的一套班子总体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且仍然唯他阎锡山一人马首是瞻。
老冯呢，陕西老家没了，就是等到他重新当上“中央委员”后，也依旧没有能恢复往昔的荣光。
怪也怪老冯以前做家长时，实在太过严厉。老西北军被打散后，原先的很多弟子都躲着他，自立门户的自立门户，跑单帮的跑单帮，没人再愿意跟着他干了。
不过我们曾经说过，对于中国军人来说，抗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个机遇，冯玉祥也看到了。
老冯是从老北洋时代过来的，同段祺瑞、吴佩孚等人一样，你可以指摘他身上任何一个缺点，但惟独精忠报国这一条不能不信服。
一个从小听着岳飞全传过来的人，民族道义那是一定要讲的，鬼子也是一定要打的，在这方面，冯玉祥和他的那帮29军弟子一样，容不得半点含糊。
早在孙科主政南京时，为了给自己的政府加重砝码，广邀革命元老进京议事。在他的盛邀之下，老冯便从泰山来到了京城。“一二八”淞沪会战打响后，老冯热血沸腾，当即在军委会上提了一个议案，要求“派兵收复东北失地”。这一议案当然是好，孙科大笔一挥，予以通过。可惜此类议案提的人太多了，通过的也太多了，但从未有过一点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等到孙科下台，蒋汪执政，老冯只要一看到老蒋这个昔日的政敌在上面指手划脚就来气，遂称病离京——对于失去兵权的人来说，生病是用不着装的，只要打声招呼就行了，没人拦你。
谁知回到泰山后，原先的“读书环境”却没了。
（552）

泰山属哪里？属山东地界。
山东又归谁管？韩复榘。
其实韩复榘本人倒并不想开罪冯老爷子。“儒将”嘛，难道起码的尊师之道还不懂。无奈老蒋对冯玉祥这个他过去的政敌不放心，要求韩复榘务必加强对冯的“保护”。
老蒋苦苦相逼，韩复榘也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把冯玉祥的卫队团缴械解散掉，另外派了一营人马来“保护”他。
老冯何等样人，如何猜不透其中玄机，当时就气坏了。但是反过来想想，他又奈何这个姓韩的不得，毕竟人家如今是一省父母官，而他自己却成了其治下的一介平民，再想让对方去门口给你站两三个小时或跪下来求你，那是绝对的天方夜潭。
泰山反正是不能再呆下去了，上哪里呢？
一打听，昔日得意弟子里面，宋哲元混得不错，还当上了察哈尔省 。上他那去。
就这么着，老冯背起铺盖卷，来到了察哈尔的首府张家口。
老冯离鲁赴察的消息，马上传到了老蒋耳朵里，让他大为叫苦。本来加强“保护”，就是怕老冯有什么异动，没想到他这回真“动”上了，而且去的地方还是张家口——这地儿是老冯当年首创西北军的所在，这让老蒋如何能放得下心。
在关东军发起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前，趁着战局尚算平稳，老蒋便通过何应钦，让黄绍竑和熊斌（一说为高级参谋陶钧）到张家口去一趟，探听一下老冯的虚实，顺便劝劝他，让后者回南京。
这一探下来不得了，黄绍竑发现对方壮志凌云，是要自己拉杆子起来抗日的。
黄绍竑当然有理由认为长城抗战应该是由他和何应钦两个人来主持的，国府正式任命，你老人家跑来凑什么热闹。
本来还想争辨两句，后来一想，自己平时在外面搞宣传的时候也说过，抗战人人有责。话犹在耳，人老冯说说又犯什么法了。何况，那时老冯还是光杆一个，手上没有一兵一卒，黄绍竑估计他翻不出什么大浪来，就拱拱手，打道回府了。
回去跟何应钦一说，何应钦的眼睛却瞪了起来：乖乖龙地冬，这老冯可不是一般人，不能小视啊，没准他真能搞出点花头来呢。
两人刚要再做理会，正好第一次滦东战役打起来了，整个北平军分会都变得手忙脚乱，自然再也没人顾得上理老冯这一茬了。
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等到滦东战役结束，南天门随后也告失守时，老冯已经快要成事了。特别是他一声招呼，昔日部下方振武就立即率“抗日救国军”北上，更引起了何黄二人的警觉。
提起方振武，在早期的西北军中可不是什么小角色。长城抗战中一展身手的萧之楚就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方振武脱离西北军后，因为人事、编遣等原因，对老蒋产生不满，同时他也不甘心一直做一个中央军的“杂牌”，就预谋反蒋。在准备起事前，他给原西北军的老兄弟、宁夏的马鸿逵写了一封亲笔信。不料对方实在很不仗义，竟然把信拿去给老蒋“借阅”了，结果老蒋勃然大怒，就把他扣在了南京汤山，也就是后来关胡汉民的那个地方。
（553）

因为跟胡汉民关在一起，方振武跟着沾了光。在广州方面的一再要求下，老蒋被逼释胡，连带把他给一块释了出来。
一出来，他便积极和过去的部下联系。等到长城抗战烽火一起，方振武去山西找到了老部队，并毁家纾难，把所有家财都拿出来，在这支老部队的基础上创立了“抗日救国军”。
一个人的家财实在有限，拿来支撑一支部队更是杯水车薪。方振武只好伸手向四方讨要。
为了抗日，好多人都给了钱，出了份子，甚至连韩复榘也暗中接济，就是近在咫尺的阎老西一毛不拔。
离开山西前，方振武又一次派人去做老阎的工作。这老阎还真不愧他铁算盘之名，话是说得很漂亮，说北上抗日是好事，我绝对赞成，没有意见。
但是一毛钱，一粒子弹，他也不愿掏出来。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已经很够意思了：你们死皮赖脸在山西这么多年，我也没向你们收过旅馆费，再说，“客军”这么多，都说要北上抗日，都来问我要钱要物，我怎么吃得消？
现在你们要北上了，最好不过，省得我来赶你们。
就在这时，老冯派出的代表找到了方振武，表示希望他到张家口去一道抗日。在历史上，方振武与冯玉祥有过一些矛盾，要不然也不会那么早就脱冯投蒋，所以一开始，他并没打算跟老冯干，还是想继续靠自己的力量把抗日这杆旗打下去。
还未进入河北境内，方振武就派人连夜赶到北平，晋见何应钦，要求能够正式授予他们“抗日救国军”的名义，让其北上抗日。
何应钦一听就皱起了眉头。
方振武从山西拉出来的部队原来是2个师，都是有防区规定的，没他这个军政部长的命令，怎么能说到哪里就到哪里，还有没有王法？再说，这“抗日救国军”是你们自己能封就封的么？
何应钦马上表示，“抗日救国军”这个旗号必须拿掉，部队保留，但不是北上，而应南下。
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方振武本人必须离开部队。
方振武以前是反蒋的，对于何应钦来说，这是最敏感也最应该防备的事。
没谈拢。不管它。方振武领着部队继续前进。
听说“抗日救国军”已经到达河北南部的邯郸后，何应钦赶紧发出命令，扣下火车，命令其在邯郸候命，不得继续前进。
没有火车我还有脚，方振武干脆选择步行，靠着一双光脚板，穿过石家庄，到达河北保定。何应钦见命令不起效果，就派曾与方振武有过一面之交的黄绍竑前去劝阻。
然而方振武没有卖帐：我这是要北上抗日，名正而言顺，凭什么要听你的。
在这之前，他已经给老蒋传了一句话——对于我北上抗日这件事，谁要反对，“铁也要把它砸烂，钢也要把它打扁”。
军队不听自己指挥，在何应钦看来，这就乱套了。他立刻决定，即日起统一军令，所有在河北和察哈尔打着抗日旗号的部队，救国军也好，义勇军也罢，其番号一律取消。当然了，如果觉得自己人马充足，够强的话，也还有机会编成正规军参加长城抗战。
此举摆明就是冲着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去的，他的部队既不充足，也不够强，就只有眼巴巴地等着取消番号了。方振武感到在河北很难立足，于是决定响应冯玉祥的号召，经过古长城内道，到张家口去。
（554）

最后到张家口的，实际只有一个师。因为另外一个师的师长，觉得还是何应钦的话对胃口，在他看来，“抗日”不过是一个名目，不管是让我往南方开，还是要方振武滚蛋，只要我自己有得混就行了。
说起来，他还是方振武曾经最亲密的一个部属，没想到却第一个宣布与方脱离关系，把老领导一脚踢开了。
身处乱世，在利益面前，人格究竟有几斤几两重呢？更惶论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抗日救国”了。
好在，总算带来了几千人。
除“抗日救国军”外，先后来张家口投奔老帅的还有吉鸿昌、高树勋等原西北军旧部。
这时候29军主力已经开赴长城一线，负责留守的是接替刘汝明副军长一职的佟麟阁。他也带着留守部队加入了同盟军。
光他们当然还是远远不够，像吉鸿昌等几个人基本还是只身过来的，属于标准的光杆将军。幸好，何应钦的一个失误，被老冯紧紧抓住了。
那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东北义勇军的番号一体予以取缔。
其实，东北义勇军不是全无战斗力，他们在东北大地上跟关东军斗，还不照样搞得风生水起。只不过，回到关内之后，环境一时大变，以往熟悉的游击战用不上，阵地战又很难与正规部队相提并论。这就跟中原大战时的那些杂牌部队一样，不是真的不行，而是看你会不会用，愿不愿意用。
中规中矩的何应钦显然不是善用这些材料的人，所以在他眼里，这些部队打仗不行，只会滋事，是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的。
可问题并不是取消番号那么简单。东北义勇军接近10万多人，他们总得穿衣吃饭啊。中央不供应，不给编制，他们也只好一窝蜂地涌入了察哈尔。
本来人家是要做个好人的，可是在缺衣缺粮缺人管的情况下，如果不想被冻死饿死，除了做“土匪”，他们还有别的路可选吗？
有的，你们可以跟着我抗日。
老冯向他们挥手一招，顿时应者云集。
有了这些武装，冯玉祥就做好了再举大旗的准备。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抗日同盟军，声势很大，人枪超过10万。史书又称“察冯事件”。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没几天，中日签定《塘沽停战协定》，国内舆论一时大哗，皆以为非。大家的眼光也都聚焦在了这支抗日新军身上。
对同盟军的出现，何应钦十分不安：关东军现在还没撤回长城呢，你们就别再搞事了。
但他暂时还没法对老冯来硬的。
因为讲穿了，就这件事本身而言，说严重很严重，说不严重也不太严重。
一方面，同盟军的成立没有得到过任何上级机构的任命，也没有经过老蒋或何应钦的准许，完全属于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立山头”，加上蒋冯在中原大战时就是死对头，所以情况很严重。
可是另一方面，这在当时又不算什么大事。
那时节，骂骂老蒋，说说老汪，跟中央分庭抗礼，只要你玩得不太过火，不仅不犯法，没准还能搏得几声掌声和喝采哩。再说开去，要说独立，背着中央拉自己的武装，两广做得比察哈尔这里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555）

作为华北军事首脑，他何应钦能下个命令，马上把抗日同盟军取缔掉吗？
不能。人家同盟军拉队伍是要“抗日”的，你中央军都打了败仗，签了那个丢脸的停战协定，难道还不准别人抗一下么？！
何应钦先来了个软招，亲自给老冯发电报，希望后者能够“忍辱负重”，自己解散抗日同盟军。
老冯不予理睬，没有一点肯“忍辱”的打算。
无奈之下，何应钦想到了宋哲元：察哈尔这地儿原来就是你的，现在给人鸠占鹊巢，我不信你不着急。
宋哲元其实很着急，不过是心里面的。
能不急吗？长城抗战结束，29军却无处可去了。
本来以为察哈尔一穷得冒泡的地方，谁都不会惦记，没想到给老爷子做了抗日的基地。抗日当然是好事，可你也不能占我的窝啊，你这让我上哪儿呆去。
可他表面上还不能显露出来。虽然自己已经另立门户，再也不想在冯玉祥手下干了，可对方毕竟曾经是自己的老长官，有培养提携之恩，再说，29军重建的一个立军宗旨就是“忠义”二字，部属很大一部分都是老西北军旧部，表面上大家对老冯都还要毕恭毕敬，这叫“不看僧面看佛面”，一旦对老长官都动起了刀枪，那就叫“欺师灭祖”了，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再“忠义”得起来，所以这个脸无论如何翻不得。
不仅不能翻脸，宋哲元甚至默许了留守的佟麟阁进同盟军的班子——要“忠义”索性就“忠义”到底吧。
见宋哲元似乎一点动静都没有，何应钦火了：你既然不想回去，我就把这个位子给别人，看你还着不着急。
他又另外找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冯钦哉。
何应钦就对他说，你愿不愿去察哈尔，去了这个地盘就是你的。
冯钦哉摇了摇头。
看上去完全是一副不为名利所动的模样，其实后来据何应钦了解，他早就暗中打过“主察”的念头，只是知道宋哲元不好惹，怕没吃到腥反而惹上一身骚，因此不敢轻动。
但是另外一位当时就两眼放出了绿光。
此人就是庞炳勋。庞炳勋也是老西北军旧将，过去因伤瘸了一条腿，因此得了个外号“庞瘸子”。
庞瘸子原来在老西北军的地位并不高，大抵和杨虎城、张自忠等人是一个层次，不过打仗还行。当年韩复榘叛冯投蒋时，他领命截击，与其大战一场，向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韩复榘竟然差点就落了个阴沟里翻船的下场。
中原大战，西北军的大小将领，一个不少，全落了难。庞瘸子眼看形势不妙，就多留了个心眼，避重就轻，没有损耗什么实力，所以他后来东渡黄河去山西时，身后还带了一个师。上了岸后同样凄凄惶惶，衣食无着。所幸虾有虾路，蟹有蟹道，他跟暂代山西军政的徐永昌能够扯上一点旧交，便依靠后者给的残羹冷炙，饥一顿饱一顿地活了下来，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就不用提了。
（556）

等到张学良对晋南西北军旧部进行改编的时候，他先被编为师，又被编为军（40军）。你还别以为瘸子因此时来运转了，其实他那一个军的番号是虚的，到头来还是原来那个师，根本没什么变化，而且驻防的地方是河北的河间，这地方现在是沧州的一个县级市，可想而知要多小就有多小，几乎是没有一点油水可捞。
早在关东军在东北进攻马占山和义勇军的时候，已经面有菜色的40军官兵就嚷嚷着要去抗日。打仗固然会死人，但总比饿死强，没准还能挪个好地呢。于是，庞瘸子便也挤在宋哲元后面，踮着脚跟举起双手，要求张学良把他派到前线去作战。
这帮人的心思，主政华北的少帅岂能不清楚。一个调令，就把他从河北东部的河间调到南部的永年去了，敢情还是一个小县，没比原来强到多少。
等啊等，等到花儿也谢了，总算等来了机会。这就是长城抗战。大家都有机会上场了。
庞炳勋兴冲冲地带着他的40军北上，结果一者实力不济，二者运气太差，他防守的长城关口都很冷僻，基本上是有他没他都一样，人关东军根本就没怎么光顾过。这下好，虽然部队没什么损失，但一直到战役结束，他都两手空空，既没捞着大的战功，也没能像29军那样一战成名。
接下来，当然还是哪来的再回哪儿去。
回家本来应该是个高兴事。但这世上就有永远都说没有爱，整天不想回家的。比如庞瘸子和他的40军。
能不能换个大点的地儿？
可以啊！有人答话了。
何应钦把对冯钦哉说过的话，原样对庞炳勋说了一遍，这一下子就把瘸子的心思给说活了。
作为曾经的老西北军部属，宋哲元、冯钦哉的顾虑，庞炳勋都有，但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换个地儿的诱惑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且慢，你还得再等一等。
何应钦把宋哲元也叫了过来，当着两人的面，问他：同盟军这件事究竟怎么解决？
潜答词就是，你不要以为你不去察哈尔，就没有人去，告诉你，想去的人还多得很。我现在明人不做暗事，直截了当地给你说清楚，不换思想就换人，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
作为常年在军中玩政治博奕游戏的高手，何应钦还是很有套路的，要不然怎么可能官至军政部长呢。
宋哲元一看到庞瘸子那扭扭妮妮、故作羞涩状的样子就什么都明白了。
真狠啊你们。
对于老蒋和何应钦，宋哲元都自知是得罪不起的。别的不说，光29军在中原大战后能发展壮大到现在，如果没有他老蒋在上面进行“关照”，那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现在老冯在张家口这么一闹，摆明蒋何都非常不高兴，到头来没准就迁怒到自己头上了。
事到如今，就是再不想站出来也只能站出来了。
宋哲元随后派代表到张家口，与老冯进行商榷，把自己不得已的苦衷前前后后、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最后提醒老冯，就算我姓宋的不来，还有姓庞的要来难为你，所以能退让就退让一下吧。
（557）

这边宋哲元一有动静，何应钦也即刻让人给老冯通气，表示如果他能撤销同盟军的话，下来后可以去做全国林垦督办，干点实业什么的。
老冯思前想后，答应了，同时他还提了若干条意见，其中就有让宋哲元回察省任 一条，也算很够意思。
北平政整会正式成立后的那一天，重点讨论的议题就是这个：要不要同意冯玉祥的意见。
结果当然是同意。只要老冯能把同盟军撤掉，怎么着都行。
大家都松了口气，看起来事情算是摆平了。北平军分会和政整会令也发布命令，让宋哲元回张家口就任察省 。
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宋哲元都认为事情已经摆平的时候，忽然风云突变。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20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等26名抗日同盟军将领发布通电，宣布同盟军不仅不会撤，还要帮中国人争口气，先收复它几个失地再说。
接着，老冯发出声明，表示自己决不离开张家口，就算不做高官也要抗日到底。
事情发生变化，当然是有些缘由的。
老冯的脾气，想要干起来的事从来没有半途收工的道理。
庞瘸子，一小辈耳，不管是五虎将，还是十三太保，老西北军的哪个排行榜都轮不上这小子，我会怕他？至于什么全国林垦督办，更是扯蛋的事，一个军人就是要带兵打仗，当那么些个文绉绉的官有什么意思，先前别说这个了，“内政部长”怎么样，汪精卫递过来的，看都没看就回掉了！
之前老冯意志不坚，其实是因为他跟同盟军中的另一个顶尖人物方振武闹了点意见。
同盟军成立后，冯玉祥是总司令，方振武却还是“抗日救国军”的总指挥，也就是说冯是老大，方是小弟，这让把全部家财都投进来的方振武多少有些不高兴。同时，“抗日救国军”剩下来的那个师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来到张家口后，由于粮饷都由冯玉祥直拨，他就觉得自己应该直属冯玉祥领导了，换句话说，他要跟方平起平坐，而后者，自然是方振武无法容忍的。
经过这个师长这么一挑拨，冯方的关系马上紧张起来。两人不仅互不见面，闹得最僵时，据说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指挥部都是整天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不是防鬼子，而是防冯玉祥！
不过，方振武一片苦心，抛弃个人的一切来做抗日这件事，自然还是懂得孰轻孰重的。最后，在众人的解劝之下，二人终于捐弃前嫌，谈到了一块。
方振武表示，自己愿听从“冯先生”的指挥，马上到前线去。
冯玉祥也下定决心，不再依守和宋哲元的前约。
见老爷子如此，宋哲元可真没法子了，何应钦派人来逼问，他就干脆托病到北平西山躲了起来。
别跟我再说察哈尔，我生病了，哪也不能去，这总可以了吧。你们自个玩去。
（558）

作者：silentspring　回复日期：2010-04-15　15:07:16
额


今天咋还没更新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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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今天网络出了点问题。10点左右会按老规矩补更一次。

对宋哲元来说，本来躲一躲是万般无奈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没想到何应钦一时间还真拿他没了办法，这让他从中尝到了甜头，自此就变成了“三十六计躲为上”的行家里手，一遇到搞不定，或者没法搞的事，条件反射地马上想到了这一招。
同盟军将领发布通电的第二天，被冯玉祥分别任命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和总指挥的方振武、吉鸿昌就实践诺言，率部出征，挥剑直指察北（察哈尔北部）。
重光蔡后来承认，继侵占东三省后，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就有了进一步拓展“满蒙疆域”的计划，这个计划就叫做“对华北工作”。如果展开来，该计划又可以分为两小项，其中之一是在河北平津的“华北工作”，另一个即为“内蒙工作”。
自热河战役后，所谓的“内蒙工作”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半——包括热河在内的东蒙被划入了“满洲国”领域。下面，他们就要打西蒙的主意了。
察哈尔作为西蒙最北的一个省，首当其冲进入日本人的视线。在长城抗战时，察北一带由孙殿英防守，不过很快就失陷了。随着《塘沽停战协定》的签定，关东军不得不暂时撤离察北，留在这里给他们看家护院的实际是满蒙伪军。
开始几个伪军驻防的小县城都不经打，同盟军又士气正盛，特别是外号人称“吉大胆”的吉鸿昌，每遇战斗激烈时，往往身先士卒，袒臂冲杀，所以这些县城很快就被收复了，直到兵临多伦城下，碰到了李守信。
这个李守信起了个汉名，但实际上是个汉化了的蒙古人。他原来驻守热河门户开鲁，是东北军崔兴武17旅下面的一个团长，属于汤玉麟的部队。
在热河之战还没打响之前，崔兴武和关东军就勾勾搭搭，不清不楚。等到听到关东军要打过来了，日本兵的影子还没看到一个，他就跟汤二虎一样，弄了300辆车，把他的家眷和金银财宝先给拖走要紧，全然顾不上什么抵抗不抵抗，开鲁也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被日本人给“接收”了。
与姓崔的草包比起来，李守信是能打打仗的，著名的嘎达梅林起义就是被这小子给镇压掉的。他为人很有心计，知道拉拢人心。日本特务曾送给他1万多元“机密费”，他都主动掏出来买鞋子发给士兵，因此到后来，部队都听他的，实际上把崔兴武给架空掉了。崔兴武本身就是个守财奴，见此情景，也就索性扔下部队，带着他的万贯家财到“满洲国”做“顺民”去了。
李守信系胡子出身，平时信奉的教条就是有奶便是娘的那一种。他一边败退，一边观察着两边动静，做着首鼠两端的打算。等到长城抗战失败，签了《塘沽停战协定》，他看到日本人得势，马上沿着崔兴武给他打通的那条路，正式投向日本人，使自己成了名正言顺的伪军。
在吉鸿昌的同盟军没打过来之前，多伦有三股伪军，从东北过来的是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其它是新投敌的刘桂棠和李守信。
（559）

多伦号称“塞外明珠”，既是内蒙的寺庙之都，又是商业之都。《乔家大院》、《走西口》里面的天下第一商帮——晋商当时就会聚此处，坐地行商，行一时之盛，那油水自然是多得不得了。三支伪军的头目偏巧都是做胡子出来的，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看到好食就抢，所以马上就翻脸打了起来。其中刘桂棠做胡子时就以杀人如麻著称，外号“刘黑七”，人马也最多，但论打仗，则远远不如李守信，指挥部队冲锋的时候，竟然还使用老掉牙的密集队形，于是第一个被李守信给赶跑了。
接下来的王永清更不是李守信的对手，很快被关东军调走。于是多伦便成了李守信一个人的天下。
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李守信一开始也很是紧张。因为城里的伪军只有6千多，而吉鸿昌统率的先锋部队却超过了1万，吉本人又素有西北军悍将之名，想想城池怎么都不可能守得住。
但这家伙到底是个老兵油子，仔细一听，就听出来了，别看同盟军咋咋乎乎，气势很足，实际上攻城很费劲。
怎么呢？
都是轻武器啊，没有山野炮，连机关枪声音都不怎么能听见。这在平地上对垒还凑合，攻城，那就是开玩笑。
此前，关东军为了帮其守城，专门给李守信配备了十几挺轻重机枪和6万发子弹，尽管不多，但守城已经足够了。
加上那些天正逢草原雨季，城墙异常湿滑，给攻城增加了很大难度。吉鸿昌指挥敢死队几度冒死登城，均未成功。
更糟糕的是，这时候后勤眼看快跟不上了，部队军粮已有匮乏之虞，种种因素凑在一起，顿时使士气大为低落。
对抗日同盟军来说，本来成立时就是“黑户”，得不到政府名正言顺的支持，又不能很快取胜，压力自然就非常大了。
吉鸿昌虽勇，此时亦只能望城兴叹。
如果这时候城里负责防守的是纯关东军，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我的意思是，对付伪军是可以用一些独特法子的。
强攻不成，那就智取。
同盟军里有一个叫姚景川的人，他和李守信手下的一个团长有亲戚关系。在包围多伦之前，吉鸿昌就曾派他潜入城内，去做那个团长的策反工作，但是没有成功。李守信知道这件事，不过他选择了装聋作哑，并没有泄露一点风声给身边监视他的日本顾问。
有门。
在攻城未果后，姚景川再次出马，这次他直奔李守信而去。
实践证明，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说客，不仅需要巧舌如簧，还得有头脑。
姚景川很清楚，李守信守城已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要想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要的是城，不是你这个人。
（560）

作者：生铁罗汉　回复日期：2010-04-15　23:46:24
重光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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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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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重光葵，笔误，多谢。

先恐吓。
姚景川说，苏联已经决定给抗日同盟军发一百万支枪，很快就可以运来——要吹牛不妨吹大点，一百万支枪，苏联的。这武装之后是什么力道，你自己想想吧。
李守信这时候虽然脸上还强装镇定，其实心里已经有些虚了。
说白了，干伪军这行的大多没什么信仰，都是混饭吃的，打仗谁肯拼死拼活呢，更不用说与一支“苏械部队”交锋了。
姚景川就是干这个的，对方装得再像一回事，那翻江倒海的心理活动他又岂能觉察不出。
拐弯抹角不需要了，来单刀直入法吧：把多伦借给我们！
如果前面不做铺垫，你一定会觉得这话实在不可思议，甚至“无理”之至。人家李守信守城守得笃笃定定，他凭什么要把城“借”给你？
很奇怪，李守信既未一脸困惑，也没有拍案而起，而是换了一副生意人的模样和口气：兄弟，请问你们准备借多长时间？
说来说去，还是那“苏联的一百万支枪”把这哥们给镇住了。
姚景川给李守信设计了两条“商借多伦”的可能性，或者说后路。
一条，“一百万支枪”武装到位，我们同盟军就是巨无霸，无敌手，那你还跟着日本人混干吗，直接投“冯先生”做民族英雄，又有面子，又有官做，岂不是好。
再一条，假设我们没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武器，那也说明我们没有能力守住这个城，而你既然能守，攻也应该不在话下呀。
姚景川还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表示可以由他来做这个保人，以后负责把多伦还给李守信。
李守信真信了。
当然，他不是相信什么“保人”。这姚景川何德何能，连老大“冯先生”的话都不一定能算数，他的话岂能轻信。到时候同盟军就是不把多伦还回来，你难道还能真的把这个“借”的秘密公开抖搂出来？要那样的话，城没讨到，日本人倒极有可能第一个找上门。
李守信虽叫“守信”，其实从不守信，要不然还会钻到伪军那个脏窝里面去。
他信的是他自己的判断。
这个就叫脚踏两边船。李守信认为，自己在多伦这里好歹也坚守了一些日子，在日本主子那里已经交待得过去了。听姚景川把同盟军吹得这么强，肯定也不是全无其事，后续的援军不知道有多厉害，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帮着日本人硬撑呢。不如两头讨好，卖个人情给冯玉祥，或许日后还能派大用场呢。
两人计议已定，立刻分头准备。
抗日同盟军依计敲响战鼓，在城外大造声势，给城内形成的印象就是：今天不把城池拿下来，老子饭都不吃了。
李守信则跑去跟他的日本顾问说，不得了，同盟军又上来了数不清的人马，要跟咱们玩命了。
他并没有说自己要撤，反而当着日本人的面大喊“铁血口号”，嚷嚷着要与多伦共存亡，大家活着干，死了算，完蛋就完蛋。
可怜日本顾问脸色刷地就白了。
归根结底，所谓武士道，很大程度上是做给别人看的，并不等于日本人就真的都不怕死。
（561）

这顾问马上跑到自己的房间里，给热河承德的关东军指挥机关猛发电报，要求尽快派兵增援，否则的话，只能放弃多伦后撤了。
李守信已经把形势渲染得很吓人了，他则更进一步，通过“合理想像”，把同盟军如何人多势众，己方如何拼死厮杀的“壮烈场面”夸张了NN倍，添油加醋地尽情描绘了一番。
最后展现出来的，就变成了“十万敌军围多伦”。
接到电报的是关东军在华北的负责人松室孝良少将（陆大第32期），他此时已没有办法再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汇报了，因为后者突然得了重病，正躺在长春的病榻之上奄奄一息。
就在武藤下达命令，发动第二次滦东战役的那一天，他终于如愿拿到了元帅的桂冠。但这顶帽子并没有能在怀里晤多长时间，仅仅一个月后，这位“名将”就翘了辫子。
还是那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松室想来想去的结果是不能增援。
察北并非热河地界，《塘沽停战协定》刚刚签定，关东军如果这个时候就明火执仗地跑进去，无异于自打嘴巴。再说，就算派兵去解围，赶上这种雨季，行军困难，部队也无法按期到达。看电报上的情形，说不定关东军还没到达，多伦就已经不保了。
松室是一个典型的以华制华论者，知道李守信这支伪军部队有点战斗力，要是被同盟军灭掉的话，以后在察北就少了一只会咬人的狗，因此在派不了援兵的情况下，只得同意了日本顾问关于撤退的请求。
收到松室的复电，日本顾问十万火急地送去给李守信看。
李守信来得正好：那咱们还等什么，跑吧。
伪军于是撤出多伦城，一退300里，跑到内蒙赤峰的锥子山去了。
这么着，李守信就把多伦糊里糊涂地“借”给了抗日同盟军。当然，这种“借”属于三国刘备借荆州类型的，日后能不能“还”，不是靠“信用”，而是全凭双方实力说话了。
抗日同盟军成功收复多伦，这在当时轰动了全国，长城抗战失败后之沮丧人心顿时为之一振。冯玉祥和同盟军也都为此声誉鹊起，被国人视为民族英雄
曾经对老西北军表示过惋惜痛心之情的章太炎这次又点评了。他说，我们近代跟老外作战（当然包括日本），不是一个胜仗没打过（比如“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庙行大战），可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似乎永远也打不破的定律。
什么定律？
没法凭打仗从敌人手里面收复失地的定律！
章老不无辛辣地指出，现在这个定律被抗日同盟军给打破了。多伦，虽然那只不过是一个偏处一隅的小县，但被我们收复了，这是“九十余年所未有”的大事。
评点句句见血，掷地有声，实际上代表了塘沽停战后，国民对政府一种“怒其不争”的愤懑和不满。
打日本鬼子，我们还是看同盟军的吧。
大家都希望老冯和他的同盟军能再显一把身手，拿出当年老西北军的精神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把更多的多伦从日伪军手里夺过来。
（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