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冯自己也很激动，公开通电南京政府，要求取消《塘沽停战协定》，否则同盟军就要自己出兵收复东北四省（包括热河省）了。
话犹在耳，这时候同盟军内部却先出了问题。
自从收复多伦后，日本人大为恼火。日本华北驻屯军武官柴山兼四郎首先向冯玉祥发出抗议。
老冯自然是没理他。
柴山见没有效果，就直接去找他认为的“家长”——坐镇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说中国军队出兵多伦的举动，明显违反了塘沽协定中有关中日双方停战的精神。
可塘沽协定说的是中日两国，同盟军打的是满蒙伪军，跟小日本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柴山振振有词，打狗还要看主人，伪军就是我们家的狗，那是你们想打就打的吗。
何应钦分辩说，同盟军的成立并未得到过北平军分会和政整会的允许，因此他们在察北的军事行动，既非政府授意，我们也很难管得了。
柴山一听十分恼火，当即抛下一句硬邦邦的话，说如果你们真的管不了（抗日同盟军），我们关东军可以过来帮你们一道管。
这话让何应钦出了一身冷汗。
照柴山的意思，关东军没准还真要越过长城，以此为借口乘机侵入察省——人家武藤在签完协定后可是发过声明，说如果中国确实遵守这个协定，关东军马上撤回长城线，否则的话，那是要“断然膺惩”的。
柴山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早在塘沽协定未签署前，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就曾公开扬言，说为了保证“满洲国境”的安全，关东军有进占张家口的必要。
对于日本军人来说，有什么他们不能做，或者不敢做的吗？
此时，无论是为了“政令统一”，还是实施“中央防边计划”，蒋介石和何应钦都不能够容许抗日同盟军再继续存在下去。
所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何应钦在关东军面前虽然力不能逮，但要说到对付自己人，倒也还是有些经验的。
直接动用中央军来攻击“抗日部队”显然是不明智的，别的不说，光老百姓喷来的口水就够你受得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先觉得撑不下去。
抗日同盟军既称“同盟”， 实际上是一个很多军事政治派别的联合体。中间既有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留驻察哈尔的29军后备部队，又有被何应钦取消番号后无处可去的东北义勇军，甚至还有很多中共地下党员——有资料显示，这实际上是西北军历史上第二次与我党合作。
时间一长，内部的矛盾就藏不住了。
东北义勇军的这些头领大多是认“中央”为正宗的，投同盟军是因为“中央”不承认，东北又回不去，一时找不到栖身之所，所以他们并没有铁着心跟着老冯干到底的决心。
等到何应钦通过关系向他们频摇橄榄枝的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不动心了：在同盟军里面，能够称得上老冯“嫡系”的应该是西北军旧部，他们是“外来人口”，只能算是杂牌。
当然了，投靠“中央”也是去做杂牌，但同样是做杂牌，做“中央”的杂牌毕竟还名正言顺，比在同盟军里面吃了上顿没下顿要强多了。
于是很快，冯占海等义勇军头领就或明或暗地“归顺中央”了。在军事力量上，东北义勇军与西北军旧部实为支撑同盟军的两大板块。他们这一动摇，整个同盟军立呈分崩离析之势。
（563）

此时庞炳勋和冯钦哉都同时接到了北平军分会的入察命令。不过这时候庞炳勋已被授命为“察哈尔省剿匪司令”，冯钦哉见已“物有所属”，“主察”看来是肯定没自己的份了，于是马上回绝了何应钦，理由也冠冕堂皇，谓之“三不能打”。
一不能“打”：人家是抗日的，我不能打。
二不能“打”：人家是老领导，我不能打。
三不能“打”——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凑中国人“三”这个吉祥数字，冯钦哉说是因为冯玉祥姓冯，他也姓冯，三百年前都是一家，哪有一家人打一家人的道理。
冯钦哉不愿去，庞炳勋却已经等不及了。这瘸子马上打点好行装，就要率部向张家口进发。
一直“躲”在北平的宋哲元知道不能再“躲”下去了。
“躲”，不是真的怕事，那是为了静观其变，当时局产生了明显变化时，那还是要出来的，要不然收谷子摘桃子的好事就要变成别人的了。
至于什么时候要躲，什么时候能出，全凭当事者掌握火候的功夫，或者说，就看你读三国悟三国到了何种地步。
宋哲元马上授意冯治安，由后者出面，对庞炳勋发出警告：察哈尔是我们29军的地方，没了察哈尔，我们就活不下去。你要是真的敢动察哈尔半点心思，我们就不客气了。
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君（庞炳勋）若打冯（冯玉祥），我必打君。
29军此时在实力上虽已大为损耗，但拿捏一个仅有几千人马的庞炳勋还不在话下，所以此言一出，瘸子立刻被吓了回去。
这边宋哲元又跑过来跟何应钦打招呼，请对方不要再派庞炳勋去察哈尔。
冯玉祥的事，我有办法搞定。
这已经是宋哲元第二次做这种“承诺”了，有没有用不知道，但何应钦心里不爽是肯定的。
我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你不晓得躲在什么地方，现在我都快搞定了，你倒又跑出来说“有办法”了，玩我是不是。
可是对于宋哲元的“请求”，他又不能不同意。原因其实跟庞炳勋的“顾虑”如出一辙，那就是怕拒绝之后真的把对方给惹恼了——29军这时候就驻在北平附近，一哗变起来那还了得。
反正对于他来说，庞炳勋也好，宋哲元也罢，谁进察哈尔都差不多，只要让冯玉祥离开，同盟军解散就一切OK。
得到何应钦准许后，宋哲元马上派人接洽冯玉祥，要他明察时局，停止军事行动。
内外交困之下，冯玉祥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拧到底，绝不妥协，甚至搞到和29军骨肉相残的地步，要么见好就收，保存实力，为今后抗日留一些种子，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也。
见惯历史风云变幻的老冯终于作出妥协，接受何应钦提出的方案，以自己下台，换取让宋哲元和29军回张家口。
但是老冯的一片苦心，方振武和吉鸿昌却不理解，也不同意，坚持既抗日又反蒋：鬼子来，打鬼子；老蒋来，打老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至此，只好各走各路了。
（564）

当时老冯还存了个心眼，下台归下台，但是不离张家口，因为他知道，只要一离开察哈尔，则大事休矣。
然而冯玉祥的用心，老蒋和何应钦又岂能不知，他们交给宋哲元的首要条件，就是冯不下台便罢，要下就下彻底，绝对不允许再留在张家口。这样，在宋哲元到达张家口的第三天，老冯就不得不重新回到泰山脚下继续“读书”去了。
老冯虽走，剩下来的方振武和吉鸿昌却不肯屈服。方振武派人到张家口探宋哲元的口气，提出队伍可以交由29军改编，但条件是要让他留在部队里。
宋哲元就跟老蒋嫉老冯一样，如何能容得方振武这样定时炸弹一样的人物继续留在军中，所以断然拒绝。
方振武自忖无法与宋哲元29军相抗衡，只得率部向东前往长城的独石口。
吉鸿昌本来是想往宁夏去的，因此他的进军方向与方振武背道而驰。但是到宁夏去，必须要经过绥远，而绥远那里有一个很厉害的拦路虎，这就是傅作义。
双方一交手，吉鸿昌自然不是对手，只得折返回来，与方振武殊途同归，都来到了独石口。
这时候，方吉两个人出于对老蒋逼人太甚的愤恨，在决断上出现了一个失误，即把同盟军的进攻方向和重点开始转向蒋何，准备在把北平打下之后再进行抗日。
这个失误，实在是太致命了。
一直以来，何应钦不是没有军事解决同盟军的把握，之所以一直不敢动兵，是因为同盟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恐怕投鼠忌器，受到舆论指责。这下可好，你们不打鬼子打“中央”，算是坐实了“割据自雄”的罪名，对于何应钦来说，就再无任何心理障碍了。
集合到独山口的抗日同盟军势寡力弱，原先多少还有些人数上的优势，此时却连这个优势都没有了，全部老底子加一块，只有两个团不到一点的人马。为了增强力量，他们又昏招迭出，竟然和丢失热河的汤玉麟、从多伦跑出来的刘桂棠结成了一个小同盟。
得知这一消息，连跟方振武熟识的老朋友都大为担心，认为他不应该“逗留边境”，并且“与刘、汤为伍”，这样只会惹祸。
然而此时，方振武和吉鸿昌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南下固是险招，然而却也是他们的“唯一一条出路”。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10日，方振武、吉鸿昌联合刘桂棠和汤玉麟，在赤城整编队伍，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宣布要一边抗日，一边讨“贼”——毫无疑问，这个“贼”非老蒋莫属。
随后，“讨贼军”即向密云、怀柔发起进攻，但里面独缺一个汤玉麟。
一点都不奇怪，这汤二虎是属老狐狸的，盟要结，仗是不肯轻易打的，要说忠义节操，他都不如那个当过伪军的老土匪兼“兵油子”刘黑七。
10天后，“讨贼军”攻占密云、怀柔。
这倒不是说“讨贼军”有多猛，关键是碍于《塘沽停战协定》，政府本来就没有什么军队部署在那两个地方。
中国人内斗，日本人从来都是拍手称快的。他们公开宣布，密云、怀柔是塘沽协定中的“非武装区”，“讨贼军”不得停留，并派飞机进行轰炸。
这样，“讨贼军”只能继续南下，向北平迫近。
（565）

但是到北平近郊就不一样了，何应钦要出狠手了。
其实也不需要他下多重的手。强弱分明，派一个商震就足够应付。
至10月16日，“讨贼军”败相已现，只剩下四五百能战之士。方振武和吉鸿昌决定派代表到北平与何应钦接洽，余部由商震负责改编。这个时候，汤玉麟、刘桂堂赶紧又跑出来发声明，坚决跟“讨贼军”划清界限，并且声称从来没有与方振武联合这码子事——廉耻这两个字，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识。
失败者从来都只有任人宰割的份。老蒋放了吉鸿昌，却不想放过方振武，要求何应钦务必把这个有名的捣乱分子给扣留下来。幸好这时候“潜规则”又起了作用，商震不想得罪方振武包括后面的冯玉祥，私下把方给放跑了。
商震的这个举动并不难理解。民国嘛，今天你是造反派，明天就能成为座上宾，所以做事一定得小心，如果“执行公务”之余还给自己埋下一地雷，那就太不值得了。商震打日本人不行，官场经那是熟得不能再熟，如何能不解其中诀窍。
至此，抗日同盟军完全失败。时人称之为：抗日同盟一百天，轰轰烈烈化灰烟。惜哉。
这边何应钦处理“察冯事件”，那边负责主持北平政务的黄郛则要把停战协定落到实处。
关东军既不呆也不傻，在《塘沽停战协定》中，他们是留有很多陷阱的。
说好要把河北十九县还给中国，但并没有说什么时候还，这里面就有得没完没了地跟你兜圈子了。没错，关东军一大部分是撤到长城一线去了，可那是明的，暗里他们一方面采用耍赖的办法，留下一部分兵力在长城关口附近继续“屯守”，迟迟不予撤兵，另一方面，跟在察北一样，通过扶植伪军的办法，照样控制着“非武装区”。
这位说了，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到伪军那里去拿。伪军有什么了不起，又没什么战斗力，抗日同盟军都可以对付，派几个中央军的师过去还不是立马搞定的事。
且慢，停战协定上白纸黑字规定着，这些地方都是“非武装区”，可以任伪军土匪和他的华北驻屯军横行，就不准你派一个兵过去。
那我总得维持治安啊。不是说了吗，可以派警察。
如果怕警察打不过伪军，我们还可以加强其力量，或者用东北军在天津尝试过的那种方法，直接派一支野战部队上去，外面套个警察皮不就行了。
日本人早就防着你这一招了，协定上特别注明“警察机关不可用剌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你就是派警察上去，如果因为剿除伪军而“剌激”了他们的感情，照样可以说你违反了停战协定。
既拖着不肯给我们，又不让我们自己拿，这就是日人狡诈之所在。说穿了，这些规定虽然只有简单的那么几条，却都是标准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让你转几个圈，还是从起点回到起点，什么也得不到。
黄郛手上除了一个政整会委员长的虚衔外，空空如也，既无军权又无足够的政权，只有靠自己长袖善舞的本事了。
（566）

对于他来说，对外交涉和对内整顿，都刻不容缓。可是眼前乱糟糟的一片，毫无头绪可言，该从何处入手呢？
铁路。
铁路者，现代政治经济之血脉也。控制住铁路，也就等于控制住了连接华北各地的枢纽。然后才能以铁路线为纲，逐步辐射周边地区。
华北铁路，首重者为北宁路（北平至辽宁）。但日本人交到黄郛手里的，只有北平到天津这一段，而且火车连正常通行都还没有保证，因为唯一的一个机车车辆厂在唐山，火车无法进行维护和修理。
要让火车开到唐山也可以，问题是那里是伪军的老巢，伪军会进行骚扰和破坏，甚至直接把火车给你抢了，而黄郛又不可能调一兵一卒去应对伪军。
怎么办呢？
黄郛想到是的借鬼吓鬼。
他告诉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现在夏天到了，有人得到海边去避暑。
谁呢？当然不是我等平民百姓，而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平津的外侨多得是，另外还有各国使馆的老爷们，他们都得到北戴河啊什么的去凉快凉快。
让他们去凉快好了，跟我们天津驻屯军搭什么界呢。
怎么不搭界？你们日本侨民也是外侨嘛。根据辛丑条约，大家坐火车去避暑是一项基本权利，是“不容间阻”的，同时各国都有护路，保卫外侨安全的义务。今年就轮到你们日本了（“是年恰为日本值年”），所以天津驻屯军必须出来，和中方一道维持交通。
都是根据国际公法，没一句忽悠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只有乖乖照做的份。等到火车试开往唐山，该地李际春伪军不仅不敢来滋事，还远远退开，至少离铁路线20里。因为他们看得真切，在一旁护路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碰都不敢碰一下的日本主子。
控制住铁路并保证其安全（“护路无阻”）后，黄郛又即刻派他手下最得力的殷同出马，前去长春，和关东军进行会谈。
殷同在历史上有非常神秘的一面，先前停战协定未签前，秘密赴长春打动关东军的就是此人。
在当时，若论与日人打交道的能力，他的确算是出类拔萃。据说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跟日本人聊天从不用翻译。然而若干年后，他也和华北的很多政客一样，成了伪政权的一员。命运之诡谲与弄人若此！
在这次会谈中，关东军嘴上答应，说等北宁线范围内的所有日军都陆续退到长城线后，就将关内完全交还中方。
但是直到北平至唐山段通车完全正常后，唐山以东至山海关那里，仍然驻扎着许多关东军。关东军的借口是，李际春伪军的编遣尚未完成，他们得帮着“维持地方治安”。
（567）

日本人赖皮的功夫真是天下无双，等到伪军编遣完成，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他们又足足赖了一个多月，才把关内段全都交出来。
拿到整个铁道线路还不算完，经历过两次滦东战役后，铁道线和机车车辆都已残破不堪，且一度只能军用，客货运全停，使华北经济处于凋零状态。
黄郛仍旧起用殷同为铁路管理局局长，后者果然为干吏一员，没用多长时间，就使客货运全部恢复，生产的机车不光能保证自给，还能分拔全国其它干线使用。
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经济即大有起色。扣除支出，政整会得到收入900万元。同时，由关外撤退进来的失业人员，也得到大量安置。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到当年夏季，已是“北方中外人士聚集，屹然为战区中惟一乐土”。
除北宁铁路外，黄郛大力整顿的还有一个平绥铁路（北平至绥远）。如此，一南一北，一东一西，已至少在地域交通和经济上使华北初步恢复元气。
对于黄郛来说，接收和整顿铁路线只是第一步，如果不处置“非武装区”内的伪军，一切成果仍然有化为乌有的可能。
但是伪军，本身就是日本人利用停战协定留下的“以华制华”的棋子，岂是那么容易解决得了的。
凡属乱世，既出英雄，也必产妖孽。
《“高陶事件”始末》的作者陶恒生回忆，香港陷落前有那么几天，日军还未打进来，而英军已撤，结果在处于“力量真空”的情况下，就冒出来不少这类“人妖”，他们几乎是见人就杀，见物就抢，绝不比鬼子好到哪里去，使难民们提前就陷入了水深火热一般的生活。自然，此类货色在日军进占港岛后顺理成章地就成了伪军。
滦东伪军大头目李际春就是这样不折不扣的妖孽。不过他还不是临时冒出来的，已经属于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混饭吃的老油条了。
他原来是东北军的前身即奉军中的一个骑兵军官，后来奉军退往关外，他舍不得平津的花花世界，就索性离开部队，到天津投靠了日本人。还记得关东军出兵锦州前，土肥原策动的那个“天津事变”吗？里面带着一帮天津混混出来搞事，任便衣队队长的就是这小子。
在天津他没能翻出多大的浪头来，随后就受日人指使，到关外去招汉奸，弄了几千人马。热河战役打响前，他被编入关东军弘前师团，曾协助日军进攻过东北军防守的石门寨。
跟“皇军”一起作战，此辈当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日本参谋本部一度很看不上眼，再想到他们出工难出力，不仅无用，还要费钱，就让其在停战协定签定后，担任关东军在滦东地区的警备，不过在这之后就要撤入伪满，由关东军负责解除武装，以免在自家窝里生出什么事端。
对于参谋本部的想法，关东军却不敢苟同，在后者看来，李际春伪军的作用还远未到挤干榨完的时候。事实上，在关东军撤回长城线后，就在内部下达了秘密命令，强调“滦东治安维持”，必须由李际春及“倒戈的中国军队”担当，利用伪军继续维持占领的险恶用心，到此已暴露无遗。
（568）

作者：帕勒斯　回复日期：2010-04-18　21:48:45
华北铁路，首重者为北宁路（北平至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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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路的名字来源是北京到广宁,这个宁不只知辽宁.
到9.18的时候, 这条路的管理权据我所知道还没有归
到国民政府铁道部门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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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铁路应该是从北平到辽宁省会沈阳，可能不是指的广宁。此条可查一下百度对北宁铁路的解释。如兄有其它确凿资料，希能引来共同探讨。

有了主子撑腰，李际春的胆子立刻壮了起来。乘着中国正规军队限于停战协定的规定，无法进入滦东，他就来了个猴子称大王，也在当地树了一杆旗。极具讽剌意义的是，旗号竟然也叫“抗日救国军”，李某自任“总司令”。
这一天，正是北平政整会正式成立并讨论处理“察冯事件”的那个日子。
老汉奸李际春一脸正气状地指着他的大旗：奶奶的，老子现在是抗日部队了，看谁敢打我。
关东军退走后，他便“接收”了地盘。他后来在被收编时，为了讨价还价，还说这是他的“抗日功绩”哩。
关东军所谓“倒戈的中国军队”当然不止李际春一个。
板垣在天津开他的“板坦工作室”时，不是也网罗过几个小喽罗，并搞过两次超级失败的“天津暴动”吗？
这时候他们也跳了出来。其中一个叫郝鹏的，跑到唐山，仿照李际春也树了杆旗，叫做“河北人民自卫联军”，一样当起了“总司令”。 这次弟，真应了“司令如牛毛，土匪遍天下”那句话。
其实原先被关东军特别看中的还有一位，这就是名声已经臭翻天的石友三。这厮被少帅掀翻后，就跟条野狗似的到处东奔西跑，谁给食就跟谁走。在热河战役发起前，日本济南特务机关机关长中野英光（陆大第32期）看上了他，掏出15万工作费，给置办了300支枪，让他潜入滦东“发展”。
石友三虽然寡颜鲜耻，但在汉奸这个行当里，比他更不要脸的多的是，而且他一板一眼，习惯的还是军人作风，讲究军事准备，没有李际春这些人动作快，一来二去，在日本人眼里，这位昔日的“老西北军勇将”就黯然失色，竟然还不如李际春值钱。
打抗日旗号固然有混淆视听的作用，不过听在关东军耳朵里总是不爽。于是，便把李际春、郝鹏、石友三等人捏合起来，搞了一个“华北民众自治联合军”，在唐山和秦皇岛各设两处机关，唐山这里由李际春、郝鹏当家，叫做“自治军”， 秦皇岛则由石友三把持，唤为“安国军”。两处人马总共达到万人，他们平时鱼肉乡里，所谓粮饷“就地自取”，而枪弹则由关东军暗中给予供给。
由于中国军队无法进入，这些汉奸“联合军”便占了便宜，最多时控制河北十九县中的十二个县，等于滦东大部分地区仍无法收复。
这一漏洞，中方并非没有看到。早在《塘沽停战协定》签定时，中方谈判代表熊斌就提出，关东军撤至长城一线后，如果在“撤兵地域”，发生“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即指伪军），怎么办。
冈村当时在协议中给出的答复是：等协定签完再说（“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
停战协定签完，冈村在看完中山、永津等人带来的“政治协定草案”后，当场把肠子都悔青了，叹息自己还是“心太软”，早知道有这东西，一刀下去，把华北这块肥肉当场切下来都有可能。
这时候他就想到了那个“再行处置”。以后不管熊斌怎么找他商量撤退伪军的事，他都一拖再拖，就是不肯解决问题。
（569）

有了冈村在上面使眼色，下面这些大小汉奸伪军马上就心领神会。
停战协定签定后，何应钦也曾尝试清理滦东这些败类。他当时提出，可以将李际春收编为1个独立旅，应该说条件不错了。但李际春却趁机进行扩充，把几千人扩充到了一万人，而且还提出，即使收编后，他也不要到别的地儿去，就呆在唐山。
何应钦当然不能答应，结果他就以此为由，拒不接受收编。郝鹏、石友三们也有样学样，把滦东闹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
冈村一看乐了，说你看你看，就收编这点事，你们都做不好，滦东治安这么差，我们关东军怎么能撤呢，得一块维持治安啊。
很长一段时间，在唐山和秦皇岛一带，到处都是日伪军，中国政府根本无从插足。
何应钦忙了半天，仍然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份本来应该军分会搞定的事，移交给黄郛。
黄郛眼光何等老辣。他一眼就看穿跟伪军打交道没什么用，这帮人不过是些提线木偶而已，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釜底抽薪，直接和他们的幕后主子——关东军进行交涉。
在那次长春会谈时，他除派殷同作为政整会代表出马外，另外还请了军分会代表雷寿荣（此人全面抗战爆发时亦入汪伪政权），又邀上北平公使官的辅佐官永津，四人对四面，大家一起谈。其用意就在于催关东军在伪军问题上表个态。
停战协定上写得很清楚，“非武装区”只能有警察，不能有军队，但是现在里面有这么多“伪军队”，怎么说？是你来“剿”还是我来“剿”。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冈村再能赖皮，也不能不认帐了。
不过这家伙眼珠一转，很快又想到了一个新的花招：移花接木。
伪军是不能再明目张胆地存在下去了，那就让他们去当“警察”嘛，对，“武装警察”，或曰“特种警察”。
在冈村嘴里，这样做完全“合情合理”：李际春帮“皇军”做了这么多事，万一收编后移到别的地方去，你们打击报复他怎么办？为了使他不受到“过去之责任”的影响，所以还是留在当地为宜。
你们不是需要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吗？这是个上好人选啊，如此你们省心，我们也放心。
当然，冈村也知道到这个时候只能丢卒保车，他说的“警察”，是从已有1万人的“自治军”中挑出3到4千的“优良分子”，而不是全部，且从军队到警察，其军事级别无疑也大大降低了。
如果从国防安全角度考虑，黄郛完全有理由对冈村的提议进行拒绝。谁不知道这些“警察”都是换了皮的伪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跳出来当鬼子的“第五纵队”了。
但问题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解决伪军方面除此之外已别无它法。伪军自己是根本就不愿意让你收编的，你自己的军队又不能进去灭掉他，关东军肯做此让步，至少在短时间内可以使这些“隐性伪军”乖乖地退到一边。
要知道，冈村当时说的可是“派遣幕僚从中斡旋”，那意思，不是被黄郛逼到一定地步，他还不愿出来说话呢。
让伪军大模大样地在那里跟你们中国人捣乱，岂不更好。
（570）

冈村一松口，黄郛认为机不可失，赶紧派殷同、雷寿荣，一步不让地与日方接洽伪军编遣事宜。
这就是大连会谈。
对于这样摆明是要编排自己的会议，李际春自然是不愿参加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的“总司令”没得当了。但事已至此，可不是他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的事了，归根结底，一只狗再怎么能吠能叫，还能凶得过它的主子吗？
最后李际春乖乖到场，而且从始至终没有他主宰自个命运的份——决定他命运的是中日代表，是殷同和冈村。
大连会议协商结果，李际春的“自治军”留4千人编成保安警察队，隶属河北省政府，其余6千人解除武装后遣散。
李际春连个警察队长都没捞到，只是给了个面子，说队长人选可由他“推荐任用”。
这让李际春如何肯甘心。不管他愿不愿意，中方代表一个槌落下去，搞定。
李际春哑巴吃黄脸，想找日军哭诉。然而日本人对汉奸走狗一向都是持拿来就用，用完就扔的原则，所谓“皇军”欠李际春“人情”，不过是为了以退为进，保留部分伪军而生造出来的借口而已。
当然，李际春要去找中国人闹，他们也是支持的。甭管怎样，只要你自己有法子弄到好处，也行。
编遣的事木已成舟，无法更改，李际春就在编遣费上说事。本来大连会议确定的编遣费是30万，他就来个狮子大开口，涨到50万。
这笔编遣费可不是凭空说出来的，一共遣散你6千人，合每人50元，已经非常之高了，用黄郛的话来说，是“开中国遣散军队未有之先例”。
黄郛让雷寿荣告诉这姓李的，30万的数字已报南京政府，而且你还不要以为这30万来得容易，因为是开“先例”，都不好出帐，是硬借来的，增到50万，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可能。
经过交涉，结果又给李际春追加了一个“编遣处委员长”的虚职，拿钱把他个人塞到饱，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两个回合下来，黄郛已是精疲力竭。其间甘苦一言难尽。
可是等待他尝的苦，连一半都还不到呢，因为此时华北内部已经产生出新的裂痕。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天生的弊病此时暴露无遗，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当初围绕一个小小的察哈尔，多少人争啊。孙殿英知道吧，这个盗墓贼也打过察哈尔的主意，长城抗战后自说自话，把下面的7个团一下子扩增到40多个，在29军未进入之前，就准备呼拉拉地往察哈尔开了。
据徐永昌回忆，争夺最激烈的时候，就连老阎本人一度也动过“野心”，想出兵“迫冯（冯玉祥）离察”，将察哈尔据为己有。
为此，何应钦伤透了脑筋，在和别人谈及这件事时曾几次忍不住要落泪，说处理这些事情真是难啊，打日本人一个比一个蔫，可是为了争抢一点小小的家产，却你争我夺，都不惜弄到头破血流的地步（“几欲泣下，以为中国无办法”）。
（571）

团结是铁，团结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坚。为什么要把“团结”两个字抬到如此至高无上的地步？就因为从古到今，我们身上最缺这个，而这个偏偏又是最要命的。
如果不团结，会有什么后果呢？
历史上，匈奴曾一度是对我们汉民族威胁最大的一个北方部族，最凶猛的时候，打起汉族军队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把秦帝国和西楚霸王都先后给干灭的汉高祖刘邦，那算强了吧，带着几十万开国精锐之师，竟然被对方围在白登山七天七夜而不得出，后来还是靠陈平走了异族女人的后门，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打不过，只好求和。
可是人家不答应，最后没有办法，狠狠心把公主也搭了进去，希望对方能看在彼此是亲家翁的份上，不要刀兵相见——此即“和亲”的由来。
然而到后来，匈奴不行了。原因之一就是闹了内讧，没怎么和汉军见招呢，他们自己人便四分五裂。
一堆人先降了汉，另一堆人自然独木难支，于是使出缓兵计，跟汉使说，要不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结成亲家，和和气气过日子得了。
做梦的你吧，汉廷儿女是你们配得上的吗？不准！
匈奴人怯了。那我降吧。
也不准！
现如今，你到哪里还能再找到匈奴的影子，它早就沦为了一个历史书上的纯粹名词。
风水轮流转，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心散乱却成了我们的痼疾。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再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在北平的东北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余晋龢，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还当过青岛市公安局局长。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安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所代表的那个“中央”——南京政府。
事情是由下面的由头引起来的：
裁兵减饷。
30万部队打不了人家不足5万的部队（关东军），养这么多人干什么用呢，而且从当时华北实际的民力和财政状况来看，大战之后，也确实难以负担。
然而这个东西又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华北各省巨头，包括察省宋哲元（29军）、河北于学忠（东北军）、山东韩复矩（鲁军）、山西阎锡山（晋军），平时再英雄，都过不了这一关，对此无不牢骚满腹，一肚子不满。他们甚至向黄郛提出，要抛开中央闹革命，实行华北联省自保，并公推黄郛进行主持。
（572）

黄郛只好给他们一个个分析形势，讲清道理：关东军就趴在旁边，这样做不正中他的下怀吗？人家还求之不得呢。
其实，这帮人也知道“联省自保”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要搞得这么激烈，无非还是怕“裁兵减饷”落到自己头上。
所以，吵归吵，闹归闹，该吃饭还吃饭，该睡觉还睡觉。
然而，关东军是不会让你们这么安稳的。这不，冈村宁次又来了。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占大便宜吃大亏，不占小便宜吃小亏的为人宗旨，冈村认为他又吃亏了。本来按照《塘沽停战协定》设定的陷阱，他以为黄郛是绕不过去的，河北十九县最后还得被关东军牢牢掌控。但事与愿违，几道关黄郛都闯过去了，华北政局也渐渐趋向平稳。这可不是关东军愿意的啊。
通过前面这几件事，冈村也看出来了，黄郛并不是协定签定前所认为的那种“容易搞定”的人。
他不是国民党却胜似国民党，说的话，做的事，全是向着“中央”的，根本看不出对关东军“友好”在什么地方。同时其人信念坚定，手段高明，在具体策略上都能做到有进有退，还特别善于从关键环节入手把握问题的要害。
碰到对手了。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吃。停战协定签也签了，冈村只能重新找茬。
继长春、大连会谈后的第三次中日会谈开始了，这就是北平会谈。会议的名称，由日方定名，叫做停战协定之善后处理。
冈村在这次会议上咄咄逼人，完全是一副吃亏后一定要吃补点什么的架势。
黄郛要求日方交还长城各关口，完全撤退“非武装区”内的关东军，同时提出三项要求——
其一，不干政。要求关东军在其暂驻区（指长城一线）内不得干预当地行政。
其二，不进入。无华北当局同意，关东军不得再开入接收区域。
其三，不涉足。为完成察东及多伦的接收（当时多伦已被李守信伪军再次攻克），关东军应允许华北当局“自由剿匪”。
前两项要求，冈村为了表示“缓和”，都同意了。对于第三项，他则采取了拖的方法，说是要回长春请示关东军司令部后才能答复（其实根本就没打算实行）。
到这时候为止，冈村运用的都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办法。不太紧要或暂时不想染指的，他一笔带过，不肯答应的，含糊应付。
最关键的在后面。
对于交还长城关口这一项，冈村死活不答应。给出的理由就是，关内外交通堵塞，如果不优先解决恢复交通问题，就谈不上完全撤军和把关口归还中国。
从事后来看，冈村阴险就阴险在这里。所谓恢复交通一议，是他从中山、永津带来的那份“政治协定”上得到的启发。如果论专利权，还应该算在内田外相头上。由此开始，一个更大陷阱开始延伸出来。
（573）

当时伪满正值成立“二周年”，可是在国际上还是跟个孤魂野鬼一样，压根就得不到承认。日本厚着脸皮自己认了一下亲，在这之后，就没人应声了。倒是美国发了个通告，号召世界各国都不要予以承认。接着，英国也发了一个毒誓，说是它这辈子也不会承认这个来历不明的所谓“国家”。
真气人啊。
说这话的当然是日本。
就在英国发毒誓后，好不容易有第二个国家承认了。这就是南美的萨尔瓦多。
我们现在的新闻上很少有提到这个国家的名字，那时候也一样。在国际上有多大份量，大家自己想去吧。
日本做着梦都在念叨：你们就承认一下吧。
冈村提出的恢复交通谈判，解决实际问题不过是个幌子，真实目的，就是企图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直接或至少是间接地对伪满予以承认。
黄郛感到谈了半天，只是争到几个表面的承诺，而没有把长城关口给要回来，愧对国人（“欲为国家多争尺寸之地而未能”）。
参与谈判的几个人到很晚都睡不着觉，感到在无任何实力支撑的情况下，这样的谈判实在是非人所堪，不由得黯然神伤（“彷徨午夜，相对凄其”）。
可以想见，置身于我们这样一个耻感极强，甚至有些过分敏感的民族，对谈判的人来说，其背后不但不会有支持，反而一定会有无穷无尽的压力和责难。
从达成塘沽停战，到中日会商通车通邮，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极少有真正出于国家利益立场考虑问题的。
以地域而论，两广的胡陈（胡汉民、陈济棠）和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离得远，战火也影响不到他们，所以反对最烈，华北的各地方派系有切身利益，因此至少保持默认态度（当然公开立场仍是反对，不然怎么“爱国”）。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极奇特的“地方越远调子越高”的现象。
以性质而言，两广反蒋，胡汉民就揪住老蒋不放，老蒋赞成的，他就反对，反过来，老蒋反对的，他必赞成。平时自栩的老成谋国、公忠体国之类，都早就被这些“党国要人”、“革命元老”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黄郛深知这一点。他曾经评论过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特点，可谓一语中的——
日本气量很小，力气很大，而欲望无穷。我们的国人呢，眼光很短，调子很高，而基本上肩头都不负责任。
我不知道当年黄郛是抱着怎样一种沉痛和悲凉的心情说这一番话的。我只知道，我自己在刚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的确给我以很大的震撼。
哀吾民族之不幸，更悲吾民族之缺憾，百年以降，谁能拯之者。
（574）

从长春会谈开始，三次会谈，黄郛都采取了绝对低调的做法，要求悄悄地谈，尽可能不要走漏一点风声，以免被舆论所牵制。会议过程、结果以及谈判代表采取的措施手段，也都一一详报政府决定。乃至于到最后，我们能见到的都是一个个会谈记录，没有对日方的书面答复，也没有换文。
饶是如此，舆论在探知后仍不肯放过，就觉得这几个人都偷偷摸摸地在做着“卖国勾当”。尤其第三次北平会谈，因为涉及到恢复交通，即通车通邮一节，更被指责为是变相地承认伪满。
伪满现在闹得那么欢腾，都是你们这些人给“卖”的！
黄郛十分无奈。因为他既无实力去“取消伪国（伪满洲国）之存在”，更不可能凭口舌“阻止伪国之进行”。
自然这些指责声中，少不了暗藏的政治角斗，而这就更让人无语了：国家正身处大难之中，犹能如此意气用事乎？
对黄郛这些人的“声讨”，就一直徘徊在两个极端：如果权利失去了，这叫“存心卖国”，如果争取到了点权利，又狐疑万分，认为谈判的人本应是万能的——你们为什么不把东四省全都给要回来呢？！
让人最感无助的，是孤独。由于黄郛身处敏感之境，有时令正忙于对红军进行围剿的老蒋都有意无意地保持和他的距离。这让黄郛很是伤心，感叹“中国政治场中，为公谊而尽指臂之助者，甚为罕有”。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黄郛第一次提出了辞职，向行政院长汪精卫。
真要辞职，汪精卫又不答应了。
什么官位都有人抢，惟独你那位子没人抢。你不担当，谁来担当？
于是回电要他继续顶下去，不管环境多恶劣，“亦所不避”。
黄郛向汪精卫请辞，而不是向他的义弟老蒋请辞，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者此时已经忙得脚不着地，难以再顾及他了。
除了红军这个心腹之患，老蒋这回又多了个心事：福建事变（简称闽变）爆发了。
闽变的主角是驻守福建的19路军，指挥者是蒋光鼐和蔡廷锴，但实际的幕后策划却另有其人。
进入福建后，蒋光鼐任福建省 ，蔡廷锴除担任19路军总指挥外，另被升为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后者跟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一样，一手统管福建全省军政，与之相比，蒋光鼐的职务和地位反而降到了次席。
老蒋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即将开始前，再次加封其为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如果你知道当时的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是老蒋最看重的陈诚，你就会明白这个职务意味着什么了。
此时的蔡廷锴可谓恩宠集于一身，但他并不快乐。
老蒋扔出的馅饼“只是看上去很美”，其实毒在其中，细细分析，至少藏有两计。
（575）

其一：反间计。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19路军向有三位一体之称。其中，陈铭枢抓政治，蒋光鼐管运筹，蔡廷锴主督战。陈铭枢早就与老蒋翻了脸，由老蒋的人变成了坚决而彻底的反蒋派。他的态度变化直接影响到蒋蔡两位小弟，乃至19路军对老蒋的态度。
对后面这一情况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老蒋不可能毫无察觉和提防。不过知道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19路军是民间口耳相传的“抗日部队”、“民族英雄”，这个荣誉在当年相当于免死金牌，那是轻易打不得的。同时，这支部队又具有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在“一二八”会战前，就是第三次“围剿”中少数几个能与红军主力走上两三个回合的国民党军队。从这个角度上说，你想打也不一定就能打得了。
既打不得，又打不了。怎么办呢？
老蒋的办法是捧。
史上杀人的办法很多，刀子能杀人，捧亦能杀人，而且可以杀人于无形，都不带见血的。
“一二八”会战结束后，大家都归功于19路军，风头远远盖过一同参战的第5军。从事后来看，这种舆论导向实有老蒋有意为之的因素在里面。
第5军是老蒋的嫡系中央军，死的人，建的功，都不比19路军少，为什么老蒋要把大半功劳都分给“外人”呢？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老蒋的思想境界已经高到可以胳膊肘往外拐的地步了。这个就叫捧杀，让你们乐呵乐呵，然后为我所用。包括将蒋蔡封官加爵，授之以福建地方，都是希望给他们打一针兴奋剂，让19路军为其进攻红军卖点力气。
不过这招一上来就没怎么见效。“三位一体”的牢固度超过老蒋的想像。据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老兵回忆，到会战的后期，官兵中就已经响彻着反蒋口号了。驻守福建之后，全军上下对与红军对垒也并不积极。
正是由于看到“普遍的捧”未起到大的作用，老蒋就决定“重点的捧”，这个“重点”，指的就是蔡廷锴。
在十九路军中，虽然蒋光鼐一直是蔡廷锴的上司，老领导，然而论军中威望和指挥作战的能力，蔡要远胜于蒋。“一二八”淞沪会战，也是由蔡廷锴一手指挥的。
国民党军队中最讲资历，如果蒋光鼐这人气量小一点，就会认为这个小蔡是有意想抢表现：功劳是大家的，凭什么出风头的时候，你老挡在我前面，究竟是何居心？
历史上在这个方面倒霉，甚至掉脑壳的事可不老少，最可悲的是有的人临到闭眼都不知道自己栽在了哪个上面。
现在老蒋又让蔡廷锴更进一步，爬到了蒋光鼐头上。那蒋光鼐胸怀再宽广，可能也忍受不下去了。
好说话一点的，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甚至回家睡大觉，让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自个折腾去吧。阴险一点的，那就时时刻刻想着要耍点小动作，使个绊子，找个机会教训教训你了。
老蒋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这场自己一手导演出来的好戏，他认为蒋蔡二人必然会弄到无法收场的地步，到时候他就可以来收渔翁之利了。
可是他失望了。
（576）

蒋蔡和好如初，并无半点罅隙。特别是蒋光鼐，不是胸怀宽广的问题，那是胸襟大如海，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不仅力劝蔡廷锴就职，转居自己的领导，而且继续和这位老伙伴相濡以沫，荣辱与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什么叫铁哥们，那是你这么点小伎俩能拆开的吗？
反间不成，另有一计，曰：借刀杀人。
此时广东的陈济棠被委任为南路军总司令，而蔡廷锴是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加上掌握福建军政大权，实际地位已与两广平起平坐。按照老蒋的意思，最好福建能够跟两广针尖对麦芒，你们打起来才好哩。到时我来拉个架，说句话什么的，你们全得听我的。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蔡廷锴能“知恩图报”，带着19路军给他做“剿共先锋”。
然而老蒋真是太小看蔡廷锴了。人家虽然年轻，却不等于没有心眼。
和两广特别是广东闹矛盾，无异于在自己后方放把火，愚蠢至极。蔡廷锴此前三度去广州，观察陈济棠和胡汉民的态度。发现他们就是想搞半独立，对“中央”既不敢完全扯破脸皮，内心里又不愿服从。至于19路军进入福建，他们也不反对。因为知道蔡廷锴暗地里也是反蒋的，如果老蒋对付广东，福建起码可做一面屏障。一句话，我不打你，你不打我，大家相安无事，则万事大吉矣。
广东的陈胡如此，广西的李白也一样。彼此猜度到对方心思后，三方便在广州偷偷地签了三省联防草约，一个合纵连横，共同提防老蒋的体系就这样形成了。
跟两广搞好关系相对容易，一提到红军头就大了。
19路军不是没有和红军交过手，蔡廷锴深知，红军之战略战术与能征惯战，远在己方之上。如果真的与红军为敌，那是自取灭亡。同时19路军官兵在参加过“一二八”会战后，普遍不肯再进行内战，更不愿与红军作战。可是另一方面，老蒋也不傻，给你们这么多好处，就是指望帮他打红军的。你们“抗旨不遵”，莫非想“造反”不成？那是非灭你不可的。
“剿”红军没前途，不“剿”老蒋又不答应，蔡廷锴便采取了内部巩固实力，外部消极应付的办法。
福建闽西曾是红军驻扎的地方，蔡廷锴和蒋光鼐合计，为什么农民都拥护红军呢，毫无疑问是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得到了农民拥护。于是他们也加以效仿，并且在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中找到了理论依据，进行土地重新分配。与红军政策不一样的是，他们只“分田地”，并不“打土豪”。但就算是这样，也得到了福建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欢迎和支持。与此同时，蔡廷锴还在19路军中对以黄埔毕业生为主的亲蒋分子进行了整肃和清理，制止了军中的分化倾向。
在与红军作战方面，蔡廷锴一开始的运气不错。由于此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由闽西转向江西作战，福建只有一些苏区的守备部队，也未再对19路军防区发动大的进攻。这时候蔡廷锴的日子算是比较好过，只要让前线对着红军放几记空枪，大家都唱唱戏，不用来真把式。老蒋问起来，也容易得很。在国民党军队里，对着上面说说慌，吹吹牛，也是常有的事。老蒋又不能亲自到福建来，没法知道真实战况，三下两下就能糊弄过去。
（577）

但是随着江西战场越打越激烈，这个法子开始慢慢行不通了。老蒋多精的人，他这回直接把你的兵抽过去，而且限定日期，不去不行。蔡廷锴实在顶不住，只好把区寿年师派过去。自然了，临走时还要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一番：无法是做做样子就行，你千万别来真的啊。
战场毕竟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做做样子”的区寿年遇到了彭德怀，后者统率的红三军团战力何等强劲，区寿年马上就吃了败仗，退到后面来了。老蒋这时候多少看出19路军是有点出工不出力的意思，于是大为光火，不断对蔡廷锴施加压力。
老蒋骂骂也就罢了，反正既然不想赔本，就不能指望这老头子会对你有什么好脸色。问题是这时候红三军团继续东征，对19路军控制的闽西地盘构成了直接威胁。蔡廷锴手忙脚乱，几乎把19路军和原来福建的其它杂牌部队全部动员起来，才勉强遏制住红军东进之势。
蔡廷锴想想这样不行，最后得便宜的还是老蒋，便打算和红军联系，双方谋和。
通过一番暗中接触后，19路军终于和红军签订了临时性军事休战和划界协定。蔡廷锴原本想和红军谈判共同抗日反蒋，订立攻守同盟的大计，但当时毛泽东已经靠边站，苏区主政的实际是李德、博古这些对国情不甚了了，只知纸上谈兵的人，他们不相信19路军有此诚意，无形中就把这一极好的设想给放弃掉了。
对蔡廷锴、蒋光鼐来说，这一结果虽不是最好的，但可以接受。一段时间里，尽管江西那边打得热火朝天，福建边境却基本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人的出现，使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此人就是陈铭枢。自从与老蒋翻脸后，他到国外转悠了半年，又回来了，并且回来后念念不忘的就是两个字：反蒋，反蒋，还是反蒋。
让政敌出国“散心”，原本是老蒋经常使用的一个招数。但这招其实并不是很灵，对方“散”了半天“步”，往往都是越“散”心里越窝火。钱花完了，回国后照样跟他对着干。
第19路军是陈铭枢一手带出来的，虽然后来不在军中直接任职，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回国后即号召19路军进行倒蒋抗日，而且决心很大——
先联合两广。
广东不肯，就拉广西。
广西不上，单干也得干。
蔡廷锴当时就对此表示不赞成。倒不是不想反蒋，而是觉得时机未到，贸然行动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果然，在联络两广后，那两边都觉得风险太大，迟迟不予表态。
看到两广的态度，蔡廷锴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像两广那样形成半独立状态，让老蒋想吃也下不了嘴。
蒋光鼐开始也是接受蔡廷锴意见的。不过他与陈铭枢之间的个人关系更为接近，三言两语，很快就被这位原来的老上级打动了，反过来劝蔡廷锴不应顾虑太多。
（578）

这时候的蒋光鼐尽管名义上已经成为蔡廷锴的下属，但此下属非彼下属，说的话分量是不一样的。加之经过陈铭枢在军中一顿穿梭演说，大部分将领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再对此提议表示反对。实际上闽变到此已刹不住车，不是蔡廷锴一人能够左右的了。
闽变从提议到正式发动，时间非常仓促。蔡廷锴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即使起事，也应拖上两个月再动。
这个意见是很有些先见之明的。他摸透了老蒋的心思，后者只要手上有一点余力，是绝不会容许两广一直这样半独立下去的。到时这两个地方一与“中央”闹掰，你不拉他们，他们也会反过来拉你。这样，反蒋抗日的把握性更大。
同时，当时的19路军也不具备马上打大仗的准备，基本上要钱没钱，要士气没士气，要武器没武器，蔡廷锴认为这仗很难打赢。
可是陈铭枢的想法就不那么单纯了。因为在这之前，老蒋一再拉拢蔡廷锴，他见后者又一再犹豫，生怕对方动了心，一个不好真的被老蒋顺手拉过去，所以极力主张晚动手不如早动手，甚至说出了如果大家不同意尽快举事的话，就索性把他绑去南京请功这样的话。
此言一出，众人再无退路。蔡廷锴只有选择妥协，然而一出来就私下对身边的人说：19路军，成也陈铭枢，败也陈铭枢，都是他拉出来的部队，就算是败也只能随它去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22日，各方反蒋代表齐聚福州，当天就拉起大旗，成立革命政府，所有国民党员宣布脱党，把年号和党国旗也都改掉了。当然，他们能依赖的军事力量，仍然只有19路军。
陈铭枢决心这么大，是他认为老蒋起码有三难。
一难缺人助。这么多年来，老蒋一会儿搞你，一会儿搞他，变着法地“削藩”，整治自己的政敌，得罪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再加上强大的红军，人都不助他，安能再得天助？
二难缺兵丁。老蒋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都在江西进行第五次“围剿”，杂牌又不听他的，估计抽不出兵力来福建。
三难缺力量。退一步说，就算老蒋真能抽出人来和我们对打，那他也打不过19路军。我们19路军是淞沪战场上的抗日英雄，一个师能打对方两个师，加上旁边还有红军帮忙，焉有不胜之理。
听上去，似乎句句在理，无懈可击，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还只是理论上的可能，要变成现实，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而在这方面，福建政府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刚刚听到闽变消息的时候，老蒋受到的打击之大确实难以言喻。据说在那几天里，他经常一个人“终日彷徨，莫知所措”，嘴里翻来覆去嘀咕的就两个字：糟了！糟了！
老蒋半生戎马，遇到的大风大浪可谓数不胜数，但能把他弄到这种失常的地步，应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
他怕的，正是陈铭枢想到的。
（579）

此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关键时期，经数月厮杀，红军终未能突破碉堡封锁线，不得不转入阵地防御。老蒋判断，19路军既然已和红军有协定，后者肯定会趁势进行大举反攻。到时候，如果南方的两广，北方的阎冯，旧仇新怨，大家都一窝蜂上来的话，其规模甚至超过当年的中原大战，纵使他老蒋生出三头六臂也难以招架。
不过最让他害怕的场景并没有发生。
没错，两广确实与老蒋不对头，但这种矛盾再深，在他们看来，还算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陈济棠打政治牌，靠胡汉民，胡汉民是党国元老，他还认为老蒋不是国民党的正宗，是“叛徒”呢。广东的李白也差不多，平时都以“中山信徒”自居。你现在连党国旗都不要了，那让这帮人以后还靠什么混？所以陈济棠不仅不愿意合作，反过来还撒毁了原先同福建的盟约，对边境进行封锁，乃至令蔡廷锴发出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慨。
其他人的情况都差不多。实际上，闽变从初起到结束，都未有一省通电支持，连一向对19路军呵护有加的华侨这次都少有人呼应声援。
红军方面，继忽视蔡廷锴主动要求联合反蒋抗日的要求后，本来还可以迎来打破“围剿”的第二次机会。
当时已经靠边站的毛泽东就提出了最让老蒋发怵的大反攻建议，他主张红军主力应抓住机会，向无堡垒阵地的浙江突进，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并借此对南京政府的核心要地形成威胁。
然而那个负责军事的李德实在有够烂。他在把握战机和运筹帷幄方面，跟我们 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开始是不动（“江西红军亦无反攻迹象”），后来动了，却是把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在无重武器配合的条件下，继续去啃那些个乌龟壳一样的碉堡。
本来已几乎被逼得无路可走的老蒋绝处逢生，意识到形势并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严重，遂大松了口气，并下断语：敌人（指福建政府和19路军）孤立无援，闽变不足平矣。
陈铭枢的运气实在很差，他的所有算计由于缺乏事前认真的准备，使“谋定而后动”变成了“先动而后谋”，结果美好的设想跟现实一碰撞，全部倒了过来。
既然你们都不出手，老蒋就得以出手了。他从江西战场上一下子抽出10个师，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中央军精锐，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哪个都不是好惹的。最后老蒋为了毕其功于一役，甚至把在淞沪会战中跟19路军并肩打过仗，尚担负着警卫京师之责的两个近卫师都调了过来。
相比之下，19路军反而缺兵少将。他们到福建后，虽然主力已扩充为4个师，加上收编的其它地方杂牌，总兵力达到了7万多，但较为分散，加上广东的陈济棠翻了脸，已无后方之区分，只得四面设防，兵力看上去更为薄弱。
重压之下，其弊病也一一暴露出来。
（580）

便条：
明天白天有事，先把早上的提前贴出来，其它的我尽量晚上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