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磨就干脆给石本封了官=给藏本封了官
打错字了，更正一下

末了，他们还故作高深状地说，虽然没有找到中国宪兵杀人的具体物证，但“可以判定”这些物证已被用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毁掉了。
真是张嘴就来，然而赃还就这样栽在你身上了。
日本外相广田当即要求中国政府限期找人，如果“不表示诚意”， 将不惜派海军陆战队进城搜索。
一时间，古城阴云密布，兵锋似乎随时就会席卷而来。很多居民甚至已提前离家逃难。
怎么办？
全城搜，搜全城，一草一木都不放过，不把这个宝贝藏本找出来，大家就都别过了。
天可怜见，到“失踪”的第5天，总算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上把这个害人精给找到了。
问他为什么要躲在山里面，这位老兄说他本来是想离开城里去自杀的。原因是觉得上司欺负他，连汽车座位都不给他留一个，加上老婆又不体谅，还跟他吵架，就觉得活着没意思了。
可你为什么又没死成呢？
据藏本说，他到紫金山后，听到有豹子叫，就选了一个“以身饲虎”的自杀法，临死前为豹子做点贡献，顺便还有利于环保。
可惜人家豹子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日本人那衰样没胃口，根本就没鸟他，叫了两声就走掉了。
既然找到了大活人，日本外务省自然无话可说。他们回去后也曾企图让藏本“翻供”，不过藏本受我活命恩惠，还有点良心，坚持不肯栽赃，这“供”终究没能翻成。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得以避免，众人都松了口气。负责组织找人的南京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还因此被破格晋升为少将。
据说紫金山附近是没有豹子的，人们判断那只所谓的“豹子”可能是一匹狼。南京人后来说，这匹狼还是蛮“爱国”的，知道什么人能咬，什么人不能咬，咬死中国人，也就死一个中国人，如果咬死日本人，那就不是死一个中国人的事了。
虽为戏谑，却浸透着弱肉强食下一个民族的无奈和悲哀。
黄郛的担心，其实正是当时严酷形势的反映。国都如此，在与日方紧张对峙的华北第一线，又怎能不如履薄冰，步步谨慎。
对黄郛提出的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的这一要求，老蒋没办法拒绝。接下来，开会，激辩，通车案出人意料地得以通过了。
毕竟玩政治的人们多多少少都是有些头脑的。不承认伪满，已经成了国际共识，并不是通一个车就能推翻掉的。仅就这次谈判结果来看，既能解决关内外交通问题，政府又能得到对半收益，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老蒋这时候突然站出来说：不能通车！
他说的是暂时不能通车。原因当然还是害怕社会舆论的压力。
这时江西苏区刚刚爆发了广昌之战，国共双方都在这次大战中伤亡惨重。随着广昌的失守，中央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事实上已不可能。在这节骨眼上，老蒋特别害怕被自己的政敌揪住小辫子，再发生福建事变那样让他无法收拾的局面。
（592）

作者：浪_凡　回复日期：2010-04-26　16:51:05
“屑小”是啥意思？还是“宵小”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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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习惯用这个词。浪_凡兄提出，我查了一下，确如兄所言，应为“宵小”。现予以纠正，很感谢。

那么什么时候通车好呢？
至少到8月底。
前面拖了1个月，现在一下子又要拖2个多月，不是说完全不能拖，问题是拖不下去了。日本人找茬的嘴脸已经非常明显，别说2个月，就是1个月也很难坚持。这在黄郛看来，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办法（“甚非计之得也”）。
黄郛只好让负责谈判的殷同在具体枝节上找毛病，能拖得一时是一时，但他又怕一直这么拖下去的话，不仅日本人可能因此大动干戈，即如国人亦会顿生疑窦，以为谈判代表又有什么“不可告人之隐”，以后再办交涉会更加艰难。
本来谈好的事情，黄郛和政整会却忽然开始王顾左右而言其它，果然引起了日方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黄郛不仅不如原先想像的那样“亲日”，而且似乎在很多事情上也无法拍板决策。
既然你做不了主，那在这里跟我们耗什么时间呢，不是消遣我们吗？不如请你让开，换说话能顶事的人来！
黄郛在北平谈也不是，不谈也不是，只好到南方来找老蒋。
按照黄郛的想法，跟日本人打交道，必须对诊下药才行，适当时候是需要给对方一点小甜头尝尝的。
他曾经对别人讲过一个鲨鱼吞糖的故事。
说他们家乡（浙江绍兴）附近有海。有一天舟行海上，忽然从海里蹿出一条大鲨鱼，张着大嘴要将船一口吞掉。这船上的人可吓坏了，因为从来也没看到过这么凶悍的鲨鱼，于是划着船就跑。
鲨鱼在后面紧追不舍，咫尺之间，眼看着就悬了。
船上仓库里有糖包，人们在慌乱之中，就掷了一袋糖包过去。这鲨鱼接在嘴里，巴嗒巴嗒，真是好味，追赶的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追少缓”）。可是糖不一会就吃完了，马上又追。
没办法，只得继续扔糖包。鲨鱼接在嘴里，吃完再追。如是者三，糖包将尽，船也靠岸了，而鲨鱼仍不肯舍。
不舍的结局就是倒了大霉，被船上的人轻松搞定（“船人因获巨鱼”）。
原因嘛，离岸太近，鲨鱼搁浅了。
黄郛说，现在政府实际上就是让我在这里扔糖包，可是这个办法对掌舵者和撑船者的能力要求都太高了，而且岸边又离得那么远，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最主要的是在我还能划得动的时候，你得给我足够的糖包扔，若是连岸的轮廓线都还没看到，船上的糖包就没了，你让我怎么骗那条鲨鱼？
黄郛南下，就是来跟老蒋要糖包的。
然而老蒋对黄郛的意见和建议却颇不以为然，实际上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让黄郛就那样无条件无代价地干拖下去。
这黄郛也不是石头缝里崩出来的神仙，没有空手套白狼的本事。这种情况下，纵算他再能讲再有手段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于是黄郛第三次提出了辞职。
（593）

两人谈到深夜，估计老蒋当时也有些来火：好了好了，你实在不想去就不去吧。
此话一出，黄郛如蒙大赦，多少天的心思一下子全放了下来。他回寓所后就马上把这一“喜讯”告诉给了夫人沈亦云。
沈亦云同样有喜极而泣的感觉，终于不用再北上去受这种活罪了。
可还没等两口子的高兴劲恢复过来，第二天一大早，老蒋就主动赶过来了，而且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义兄，你什么时候回北平去？
黄郛夫妇顿时傻眼了。
其实昨晚黄郛前脚刚走，老蒋立马就后悔了。
自己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完全是一时兴头上的气话。黄郛如果真的不去的话，环顾满朝文武，纵使愿去，谁又能挑得起留下的这副担子呢。
再回头想想，又觉得黄郛说的有些道理，现在日本人确实还开罪不起，两害相权取其轻，能退让就退让一下吧。
他同意了黄郛的意见，并希望黄郛继续到北平去进行主持。
可是黄郛已经站不起来了，他也实在不想再去受这份煎熬。
见此情景，老蒋急了。
在正规场合，除了必要的演说以外，老蒋其实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人，这里面既有想学他的偶像曾国藩那样厚重沉稳的形象需要，也有他本人的性格因素在里面。可是为了打动自己的义兄，他不得不大开金口，变着法地说好话，要求黄郛无论如何要坚持北上，继续替他收拾和主持华北政局。
黄郛始终不语。
一旁的沈亦云再也忍不住了，这位当年杭州女子敢死队的队长当场质问老蒋：你昨天晚上还答应得好好的，要放过我丈夫，为什么现在要出尔反尔？
老蒋很尴尬，只好陪着笑脸说：我义兄是为国家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他呢？
不说到为国家负责还好，一提到这个话题，沈亦云气不打一处来：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而是地地道道的辱国差使，这种活，你应该让人轮流来做，为什么独独让黄郛一个人去承受呢？！
老蒋自知理夸，一时间被呛得哑口无言，涨红着脸做声不得，好半天才支吾着对黄郛说：你是学过佛的，佛经里有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应该是明白其中深意的吧。
黄郛如遭雷击。
从踏进地狱之门开始，已经不能再轻易回头了。
什么都别说了，我去。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1日，由北平开出的第一列车驶往沈阳，标志着关内外通车实现。
但正如老蒋所料，此举果然引起舆论大动荡。国内外均认为这是继塘沽停战后，中国政府对日本作出的又一次重大妥协与让步。
当天这列车在塘沽以东的一个车站发生爆炸，当场死伤十余人，实际未能到达沈阳。
不管怎样，通车总是通成了，但对于黄郛来说，麻烦还才刚刚开始。
（594）

作者：闹眼子ING　回复日期：2010-04-27　12:43:01
东北义勇军接近10万多人，他们总得穿衣吃饭啊。======================死顶老关。难得见到的好帖子，不顶不行。提个小小的意见：这里要么说接近十万，要么说十多万，如果不好确定，也可以说十万左右，说接近十多万人有点语病。挑点小刺 ，楼主和各位看官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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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同意，属于我行文中的语病。“二马”之类如容易引起歧义，也会在二稿中考虑更正或忽略。

因为“气量很小”的日本人，在欲望方面注定是无止境的，也是不管不顾的。局面越敏感，越紧张，他们在后面反而追得越起劲，就盼着你“一不小心”出点儿事呢。其中，最猖狂的自然是关东军。他们现在腰杆更粗了，希望伪满取得国际承认的要求也更为迫切，而这还跟日本国内的政治风向变动有一定关系。
在日本国内，内阁班子转眼又换了一届。“五相会议”终究没有能挽救首相斋藤实的命运。反对派发起的倒阁运动未有一日停止，最后终于因“帝人事件”而大功告成。
这个所谓“帝人事件”，讲穿了就是个以反贪污为幌子的整人事件，其中涉及大藏省多名高级官员，斋藤内阁不得不以总辞职的方式黯然退场。
斋藤下台前，恰值东乡平八郎去世。临死前，这位日本海军中的传奇人物留下遗言：热心于战争的人，不懂得战争。
另有一句话：凡是经验过战争的恐怖，而仍爱战争者，简直就不是人类！
听上去倒像是骂陆军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东乡的这些话里面究竟包含多少真诚，咱先不去管他，不过至少反映出同是日本军人，海军比陆军还是能多一些节制的，而这一点正是元老西园寺所想要的。
按照西园寺的想法，虽然斋藤实还不能控制住军部，但作为“过渡内阁”，能这样维持一下“现状”已经算是不错了。关键还是不能让军部这只猛兽跑得太远太快，以免弄出乱子来，危害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西园寺希望继任内阁能维系斋藤的政策。
在他的推荐下，原海相冈田启介得以组阁。这位老兄背景跟斋藤差不多，也是一位退役海军大将，而且执政理念都相差无几，时人称之为“斋藤内阁的延伸”。
冈田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如何“维持现状”继续上下功夫，其实也就是向军部让步，千方百计把后者哄住。
军部一看，前后两任首相都是银样蜡枪头，自然是更加得寸进尺，为所欲为，其逼宫之势甚至超过了斋藤时代。
这时候在陆军内部，权力斗争也正逾演逾烈，皇道派开始遭到老对手统制派的坚决反击。
一段时间以来，皇道派一个萝卜一个坑，几乎把军部重要一点的职位都给捞去了。别的不说，陆军两个最重要的实权位子：陆相，荒木占着。参谋本部次长，真崎占着。
这让同样野心勃勃的统制派如何能够甘心，于是整天就想着怎么把荒木等人给揪下去。
机会很快来了。
荒木做皇道派老大做惯了，在内阁讨论事务时也是一副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样子。有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时，他忽然放了一颗卫星，声称要对苏联用兵。
其实讲明白了，他也就是这么当着大家的面吹吹牛而已，并没有真的冲动到想跟老毛子扳手腕。
可是其他“相”们没有完全领会他的意思，竟然对他的话信以为真了，当然觉得此议过于冒险，都不赞同。
我的提议什么时候被否决过，太没面子了。
荒木红着脸回到家，立刻摔桌子打板凳，写了辞职信，准备给内阁一个下马威。在他心目中，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离了他，整个班子都运转不起来，所以想怎么撒骄就怎么撒骄。
未料现在的首相已不是老糊涂的犬养毅了，第一时间就回复：辞职照准。
荒木弄巧成拙，一肚子苦水。
（595）

自己当不了陆相，就想把他的好朋友，同为皇道派的真崎推上去。可是真崎的上级不同意。
这个上级指的是参谋总长载仁亲王。
照理说，参谋本部的事务都是真崎给操心的，载仁又不管事，应该心存感激才对。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实生活中，你见过哪个领导真喜欢盖过自己风头的下级的？
载仁不仅没帮着说好话，还亲自动手，把真崎的提名给划掉了。
当时的统制派大佬是永田铁山中将，这时候已经升到了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看到荒木和真崎都没戏唱了，他迅速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将“越境将军”林铣十郎大将推到了陆相位置。
统制派和皇道派，虽然一个偏右一个偏左，却都是对“革命”情有独钟的。林铣上来后，在对内阁“逼宫”方面表现得竟然比他的前任荒木还要“积进”。
趁着内阁换届，他对冈田首相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对驻满（“满洲国”）机构进行“改革”。
有改革，就必有受益者，这回受益的是被陆军视为最亲最亲儿子的关东军。
原来关东军在东北掌握的主要还是军权，外交和经济属于外务省、拓务省主管。这一所谓“改革”，就是要通过“革”外务省和拓务省的命，把它们在东北的权力全部“改”到关东军手里。
此类“改革”，显然是传统官制不能接受，也是冈田和两省官员不能认同的。
林铣说，你们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辞职，让你们这个内阁组不成，大家都别想干了。
冈田屁股还没坐稳，就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接受要求，要么马上下课走人。
接受。
如此一来，关东军就成了东四省名符其实的皇帝老子。他们也更加有恃无恐，颇有一点甩开政府，靠自己力量让伪满被人承认的意思。
先前不是已经答应你们通车了吗？
那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药引子。接下来的通邮谈判才开始接近核心。
关东军的算盘拨得非常“到位”：说到底，通车只是华北和伪满之间小范围的问题，通邮却不一样，这是覆盖全中国，甚至带有国际性的问题。一家伙要是搞定了，就等于是打破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形势的急剧恶化，使黄郛无法回避通邮谈判，但他此时已明白，日本人找茬的兴趣远在解决实际问题之上，开出的条件只会越来越苛刻，而他实际上又没有“酌情办理”的权力，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吧，华北坚持不住，答应了，舆论又说他过于软弱，不在其位尤谋其政（本该是外交部的事，你乱插什么手）。
究竟怎么办呢？
还是让政府派人来办吧。
（596）

作者：tonytonyboy　回复日期：2010-04-28　08:51:22
顶老关，身体好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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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好了，不好意思，让各位操心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23日，黄郛派出殷同，与冈村宁次、柴山等人在大连进行会谈。
按照黄郛的布置，殷同先念苦经，说黄郛本人不是不想促成通邮，可是这通邮是全国的事，难不成就我们华北与你们东北互寄一张明信片吧。所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按下这件事不提，下面开始“表功”：通车已经实现了，你们也应该在解决华北问题上拿点实际的出来了。
冈村和柴山都沉着脸，装没听见。
第二天继续谈。
殷同把“甜头”放了出来：虽然政整会没有能力单独进行通邮谈判，但是我们已经要求政府派一名代表来北平进行处理了。
冈村一听，欠起了身子。
殷同随即提议，通车通邮之后，塘沽停战协定应该予以废弃了，不能这么没完没了地折腾我们。
冈村一口回绝了殷同的提议。
就算这个让中国人口诛笔伐的协定，他还认为自己已经吃亏在先了呢，如何还能把已吃到嘴里的肥肉再给吐出来。
然而大连会议中方也不是全无成绩，在殷同的力争下，日方在同意取缔“非武装区”内的日本浪人，新编保安队入驻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对于华北特别是滦东来说，如果没有关东军在这些方面的松口，黄郛仍然没有办法进行全盘掌控。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无条件的，而条件还是此次会议没解决的通邮问题。
大连会议后，黄郛再回南方去汇报会议情况和商议将要采取的对策。
这一次，他发现境况比以前更惨，自己已经千夫所指，里外不是人了，基本上是舆论攻，官员骂，真的把他归到汉奸一类去了。骂还不解气，有人开始往他在上海的住宅扔炸弹，然后是写“致汉奸某”的恐吓信，一封接一封。
更让他倍觉寒心的是，老蒋竟然也当他是“讨债”的，看到他就躲，一提交涉的事情就直皱眉头，那情景，仿佛是黄郛自家遇到了什么难事，来要求开后门了。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惟《大公报》等寥寥数家。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到此时，黄郛在精神上已经痛苦到难以自拔的程度，但他仍然坚定地认为自己担负的“辱国差使”是必要的。
在华北，他已彻底看清了日本人的嘴脸，并确信中日最后终不免一战，但作为实力上有极大悬殊的对手，中国比对方更需要时间，拖上一天，国家就可以多增一分国力，一点准备和取胜的把握。
所以，他坚持“不能冒险”。
说实话，老蒋那时候躲着自己的义弟也是没有办法。一则，黄郛在朝野间的“名声”已经开始变得很差，他得保持必要的距离，二则，大家都是为了拖，黄郛拖日本人，他拖黄郛，有什么不对吗？
他希望继续把通邮谈判给拖着，甚至表现一点“强硬”给国人看看。
（597）

老蒋那时候躲着自己的义弟=老蒋那时候躲着自己的义兄
又写错了，最近老是打错字，各位见谅

“吓”也没起到作用，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之后的谈判，日本人再也不用“蒙”和“吓”这一套了，高宗武豁了一把出去，反而在谈判中帮了自己的忙。
接下来就谈通邮的“纯技术问题”。
既然是通邮，那就涉及到办理邮务的机构，而这里面最难的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机构。
中方主张在长城口建立一个专门的商业机构运营邮政，以避免与伪满邮局打交道。这本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可是日本人的目的不在于真正解决问题，而是要在这里面变出花样来，所以他们要求由中“满”双方邮政局出面，而这显然不那么“纯技术”了。
高宗武当然不肯答应。
双方谈判就这样“僵”了下来，而且一“僵”就是两个月。日本人也不是傻瓜，他可不会让你一直这样由“僵”而“拖”，在软硬兼施都没有达到目的情况下，不惜当面向高宗武发出威胁式的摊牌：你说吧，“行”还是“不行”，一句话的事。
高宗武冷静解释了一遍中国的立场，然后明确答复：不行！
日方代表没想到对方如此有种，敢这么“直挺挺”地对他们“说不”，当时就呆住了。随后宣布谈判完全破裂，再没什么可谈的了，然后扬长而去。
谈来谈去竟然谈“崩”了。这个结果让黄郛也没想到。前面高宗武临危不惧，毫不怯场的态度他很赞许，能拖上两个月也可见水平，可是真弄“崩”了又不好了，因为这显然不符合“不能冒险”的交涉原则。
高宗武一出谈判会场，还认为自己今天的表现是成功的，黄郛会因此夸奖他，未曾料想后者摇了摇头，大有不以为然的样子。高宗武顿时来了性子，当即对黄郛说，如果产生后果，责任全由他一个人承担。
那意思，你们是不是都怕了，我不怕。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他旁边的殷同嘀咕了一句：这种谈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们不能因为殷同后来真的成了汉奸，就完全否认他当时代表中方立场且争取国家权益的努力。实际上，从前期他负责的谈判来看，此人称得上是精明无比，仅谈判技巧一项，就远非初出茅庐的高宗武所及。
用黄郛的话来说，大家来进行这些谈判，就是为国家“唱戏”的，仅仅是戏唱得好不好，够不够水平的问题。
可是高宗武并不愿这样理解。自己勇敢地对日本人说出了“不”，不仅得不到同僚的肯定，反而还挨了批评，心里面真是又委屈又窝火。黄郛老前辈的资历和身份在那里，他不能明顶，对殷同就不那么客气了：你不是笑我想当英雄吗？告诉你，我离开南京之前就没想过要做英雄，更不会靠日本人来当铁路管理局局长。
后一句话明着就是讽剌殷同的，亦可见高宗武之年轻和不顾场合的意气用事。
（599）

在这段时间里，日军并没闲着，仅天津驻屯军就举行了两次军事演习，寻衅打架的腔调一览无余。黄郛非常着急，希望作为谈判主角的高宗武能够退让一点，以便重启中日谈判，缓和华北的紧张气氛，但高宗武就是不听他的。由于意见不统一，后者甚至还给汪精卫发了个电报，说黄郛对中央不满，这样的话，他只好收拾行李回南京去了。
此时正好老蒋到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黄郛便希望老蒋能出面劝劝高宗武。老蒋果真两次召开高宗武，不过并没有劝，连责备的话都没有一句。
老蒋待部下的态度是看人打发的。如果你是军人，哪怕是黄埔嫡系的，不管职位军衔有多高，都可能弄得你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据说曾有一位旅长被他召见，尽管做了些准备，见了面后还是紧张到浑身索索发抖，嘴唇机关枪一样突突地抖个一停，连一句完整的话也答不上来。老蒋还纳闷呢，以为可能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对方冻得受不了了，于是便走上去摸了摸他的衣服，用关心的口吻问是不是衣服穿少了。没曾想，不问不要紧，一问这挺大一个人竟然当场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把老蒋自己都闹了个大红脸。
出糗的还不止他一个。另有一位师长，本来老蒋是想升他官的，他自己也做足了功夫，所以见面时基本没出什么纰漏。可是就因为精神放松了那么一点点，出门后一个不小心，差点滑倒在地。老蒋看见了，就说此人沉不住气，不堪大用，从此再也不提升迁的事了，你说惨不惨？
然而如果你是文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老蒋深谙跟文人打交道的秘诀，这些人好的其实就是一个面子，你只要满足他们这个虚荣心，找你麻烦的人就少，否则的话，对方虽然没有枪杆子，那笔杆子和嘴皮子可都不是好惹的。
对高宗武，老蒋也大抵是把他当成一个恃才傲物的秀才对待的。同时，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老蒋处理对日交涉上的矛盾心理，即既不想得罪日本人，又要在国人面前显示自己“强硬”的一面：与黄郛的政整会属于中央派出机构不同，高宗武代表的是外交部，直接就是中央，怎么能不体现一下“国家之正气”呢？
高宗武认为老蒋对他是默许和支持的，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其实老蒋在医院里跟黄郛还有更深一层的谈话。
此次谈话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在察哈尔——29军的地盘，突然发生了张北事件（第一次张北事件）。
张北是张家口北面的一个小县城。这年秋天，日本天津驻屯军包括参谋川口清健等一共八个人，从张家口出发，说是要到从多伦去“旅游”。经过张北时，城门口的29军卫兵要他们接受检查。
在中国人的地界，接受中国人的检查，这本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这几个家伙却愣是一口拒绝，碰都不让卫兵碰一下。卫兵当然也不能让他们这么一走了事，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不休。后来有一个军官过来进行了现场调解，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挥挥手让他们走人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知道日本人都是刺儿头，29军已经不与纠缠，大开方便之门了。可是就算你不想惹事，人家自己也会找上门来，理由就是：你们侮辱了“皇军”。
（600）

作者：冷月孤星雨　回复日期：2010-04-29　15:32:09
老蒋果真两次召开高宗武----->是“召见”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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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一个。

先是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向张北驻军提抗议，接着北平公使馆又直接向宋哲元本人提抗议，层层加码，上纲上线，硬是把芝麻绿豆大一件小事“炒”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后，宋哲元除了派张北驻军的最高指挥官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外，又撤了一个连长的职。
黄郛说过，日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欲望无穷。
什么叫欲望无穷，就是这山看着那山高，快马加鞭，一直要往前赶的。
光这些就够了吗？
不！
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又提一条，那就是29军必须全部退到长城里面去。
幸好这回宋哲元学聪明了。他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得由中央做主。
如此一拖，就把事情给拖黄了。
仅仅履行一下正常的检查手续，就被敲了这么大一个竹杠，老蒋听得暗暗心惊，想体现一下“国家之正气”，其实就是顾一下面子的想法大大动摇。
在询问黄郛，得知通邮谈判已经因破裂而中止时，他也着急起来。
黄郛进言，如果双方一直陷于这种互不接触的状态，于中方最为不利（“久僵终非至计”），并不是说你不跟他往来，不谈下去，他就不会打你的主意。于局部而言，通邮这件事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拖下去，终究是回避不了的。
只有打开僵局，保持对话，我们在华北才能坚持更长的时间（“尤信於大局必有裨益”）。
老蒋终于明白了，面子和现实之间，他只能选一样，而不可能二者得兼。
那就只有让步了。
双方重开谈判，中方不再提建立商业机构的方案了，同意邮务可由双方邮政机关办理，但必须在山海关和古北口各设一个邮务代办所，以避免与伪满邮局直接接触。
这已是中方能答应的最后底线，日本人知道再逼下去也没有用，勉勉强强地答应了。
尽管如此，由于日方居心叵测，到处夹枪带棒，所以谈判的推进仍然十分艰难和缓慢。最后南京政府只好派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亲临北平督阵，高宗武在里面谈一步便和他打一个电话，这才得以把议程谈完。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15日，在双方均未签字的“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中日正式通过通邮协定。至此，通车通邮谈判全部结束。
不久以前，我看到过一位学者关于通邮谈判的论文，其中论及中方的谈判代表表现过于呆板，转圜不够，而日本代表明显“技高一筹”云云。
我以为这有点雾里看花的味道，因为这已不是双方外交家的职业素养问题了。换个情境来看，假如我们也占领了日本的北海道，并有兵锋直指东京的可能，我就不信他有什么办法做到“技高一筹”，真这么有能耐，他们为什么不在同样高手云集的国联会场露上一手，而要弄得一败涂地呢？
文中还谈到，黄郛作为“第三者介入”，影响了主谈代表高宗武的决策。但在我看来，黄郛介入实出于无奈，他是华北政局的主持者，首当其冲的责任就是避免因谈判破裂而危机扩大，乃至影响全盘大局（“所争者小而所失者大，为国家计，绝非至策”）。
高宗武在晚年回忆通邮谈判时，说他和黄郛在观点上确实存在着“太多矛盾”，一老一少经常发生言语冲突，但他仍毫不讳言，黄郛其人“非常爱国”，而且谦和勤奋，在经验和能力上都让他印象深刻。
（601）

在通车通邮谈判中，黄郛为顾全大局，已经做出了一些让步，日本人也通过他们的“技高一筹”，在里面打了很多的“擦边球”，拼着命希望人们能在事实上认定有“满洲国”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但是他们失望了。火车通了，信也可以寄了，然而国际上认“满洲国”的仍然没有多出一个。
与此同时，黄郛却在“所失者大”中的那个“大”上前进了一步，这个“大”，有很大一部分是指华北的团结对外。
当时老蒋正在西南诸省指挥对长征中的红军展开围追堵截，然而由于黄郛坐镇华北，这里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一对盟兄弟经常通过电报以及南下北上的方式商讨对策。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8日，阎锡山的老家山西河边村气氛热烈，因为这里即将迎来一位极其重要的客人——“蒋委员长”，后面括号：夫妇。
老阎自己诚惶诚恐，鞍前马后招呼自不待言，阎老爸患病多年，平时极少出门，这次也硬让家人用椅子抬着，出来“叩见”自己心目中的“万岁爷”。没想到这个“万岁爷”与众不同，未等阎老爸开口，就连称“老伯”，并连着鞠了三个躬，把个“老伯”当场惊得不知所措。
要说这老蒋虽然位高权重，但对于封建礼教的那一套却是极其注重的，他哪知道阎老爸的心理啊：堂堂“天子”哪有给我等小民敬礼鞠躬的事，这不折寿么。后来老头没过多长时间就真的一命归天了，村里迷信的人就都说是让老蒋给“折”的。
阎老爸如此，阎老妈（其实是老阎的后妈）和他媳妇更没好到哪去。她们在私下里，都口口声声称呼宋美龄为“尊贵的王后娘娘”，把后者差点笑死过去。
外行看热闹，内行见门道。老蒋的这次“人情外交”可是用意至深的，那就是要借机观察一下山西的动静，同时拉近与阎锡山的距离，在华北可能面临分裂危机的情况下，首先把这个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给稳住。
虽然前后仅仅在山西呆了三天，但老蒋此行的收获是非常丰厚的，两人开始从中原大战时难以相容的政敌逐渐转变为盟友（哪怕是暂时的）。听听两人通信时用的称呼你就知道了，老蒋称老阎为“伯川大哥”（伯川是阎锡山的字），而老阎却毕恭毕敬，不敢逾越雷池一步，起头永远都是“委座钧鉴”。
徐永昌对老蒋说过的那句话终于要开始兑现了：“（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还会有帮你的时候”。
在“华北群雄”中，阎锡山资历最老，声望最高，说话也最有权威。因此，日本人此前也曾对他进行过多番引诱。
现在老阎跟“委座”一接近，无疑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华北几个大佬顿时都把屁股坐定，不敢再多问窗外事了。
（602）

暗中使力的同时，老蒋也咬着牙狠狠地敲打了一下日本人，希望他们把步步相逼的行为稍稍收敛一下。
只不过这个敲打用的不是枪杆子，而是笔杆子。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一篇刊登于《外交评论》上的文章轰动一时，几乎引起了中日朝野的一致重视和热议。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敌乎？友乎？》，作者署名是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秘书徐道邻，但实际上是由其时正处病中的老蒋口述要点，“文胆”陈布雷执笔写出来的。
文中说如果日本真想灭中国的话，必须有两个“确保”：
第一，在时间上，确保10天之内把中国灭掉。
第二，在地域上，确保占领中国每一寸土地。
否则，咱们的事就永远完不了，我会一直跟你死磕，虽然我没你力气大，必将“大受牺牲”，但也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日本地位甚为危险”）。
狠话说到这里，就是劝日本“化敌为友”，既然你没那么大胃口灭了我，还可能同归于尽，那为什么我们非要弄到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呢？大家好好说话，一块喝茶，一块聊天，做个好邻居好伙伴，不是很好吗？
用当下最时髦的语言来概括，这个就叫合则共赢互利，斗则两败俱伤。
说实话，这些意思我们中国人都能理解，但偏偏日本人理解不了。他们认为要利，只能他一个人得利，说两个人都能得利，这怎么可能呢，世上会有这样的好事吗，骗鬼的吧。
四年后，南京失守。
《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在上海租界内碰到了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的川越茂。
张季鸾对这位“原大使”说：你现在可以说句实话了吧，告诉我，为什么非要把我们逼到这种地步呢，你们会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事已至此，川越也不用再装了，他说了一句话，张季鸾后来又转告给了老蒋。
老蒋听后气得浑身哆嗦，称他在觉得“悲惨不已”的同时，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句话（“终身莫忘”）。
什么话这么恶毒？
听听吧：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
换言之，他要幸福，而这种幸福是一定要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的。
是不是“终身”不一定，但这句话的确让老蒋刻骨铭心，以至于又过了五年，在日本也已陷在大泥潭里爬不出来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又记了一遍。
那意思，怎么样，吃苦头了吧，看看我们谁比谁更惨。
然而往前推个九年，日本人的确都是这样想问题的：我不在你身上讨点便宜，我就吃了亏，进而言之，我不灭你，我就不能生存。
所以任你“陈文胆”再怎么笔走龙蛇，声情并茂，横竖还是不能真正打动他们那自私自利的铁石心肠。
当然，如果说是一点效果没有也不客观。当时日本政界即已猜测这篇文章可能是中国最高层授意之作，其中那两个“确保”让他们感到如果现在操之过急的话，灭掉中国确实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同时，通车通邮的实现，至少让一些吃政治饭的人感到满意，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对“满洲国”的一种默认，“剩下的只不过是面子问题”。
变化首先从那个会阴阳脸的广田开始。这位仁兄一分钟前可以杀气腾腾，一分钟后也一样能装得和蔼可亲。
（603）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广田外相在国会发布外交演说，提出了“最新版”的外交政策，全面阐述了他的“协和外交”。
如果你相信这个版本是真的话，日本此时俨然又成了一个热爱和平、主张非战的“宁馨儿”，对日本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持“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的三不原则，和中国则要做“善邻”，还以貌似诚恳的语言，号召彼此更接近一些哩。
一个月后，广田又对以老蒋私人代表身份访日的王宠惠表示，他在原则上是不反对把在华不平等条约取消掉的，至于驻华日军（包括天津驻屯军）嘛，没问题，以后也可以考虑撤回来。
为了示好，广田甚至将驻华公使馆升格成了驻华大使馆，将外交级别予以提高。种种举动，看上去还真有点从此要把中国人当人看的趋势。
这时在华北勉力支撑的黄郛却已面临油尽灯枯，在心力和体力上都接近难以承受的程度。
另一方面，日本人经过一年多的接触摸底，他们也发现黄郛虽然表面谦和，却并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这人很有主见，先前说不代表“中央”，其实从头到尾，代表的就是中央利益。华北由他主政后，事事都听从南京政府，并为其提供财源和交通支持。一句话，在他的主持下，华北已经越来越“中央化”了（“日认黄是绝对作蒋之缓冲”）。
这个人给我们的只是一点点，得到的却是一大块，良心大大的坏了。
可是既然已经投了注，塘沽停战协定也签了，现在只能寄望于在最大的程度上把本给捞回来了。
通邮谈判一结束，日方就嚷嚷着要继续谈通电报和航空的事了。
此时黄郛认为华北局势已初步稳定，自己的使命临近结束，便有意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不再给其以得寸进尺的借口，遂称病南下，准备从此退隐避入莫干山中。
他前脚到上海，后脚土肥原（时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就跟了过来。
你欠了我们关东军那么一份“大人情”，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快跟我回去吧。
黄郛不为所动，他这时已决意不再北上，因此对土肥原的态度也一反常态地坚决起来——
第一，请君止步（“满洲问题未解决前，日方不应再有侵害中国领土主权行为”）。
第二，请君自重（“改善刺激中日感情之言论行动”）。
第三，请君走好（“以平等精神谋悬案解决，以互惠精神谋经济提携）。
端茶，送客。
土肥原碰了一鼻子灰，耷拉着脑袋回去了。
黄郛在华北应对日本人，并不像外人看起来，光是软弱和妥协那么简单。他自己说，他用的是柔术，而非施以硬拳，取中国传统的柔能克刚之意。
（604）

各位五一快乐！

作者：烈士提刀奋伟名　回复日期：2010-04-30　19:21:35
黄仁宇先生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也有叙及《敌乎？友乎？》和申报张季鸾一节。读此书或可了解当日国民政府之艰辛。
想必关兄也对此书有所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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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先生以研究明史的手法切入民国史，一些观点还是比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