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脱离19路军很长时间，他没有想到，这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部队在精神状态上已出现了不小的变化。官兵们在外面飘飘荡荡很多年，过惯了苦日子。自从有了福建这个地盘后，从中高级军官开始就有了居功自傲，只想成家立业，而不愿再吃苦受累的想法和风气。下级官兵则在上海参加过抗战之后，便对参加内战产生了厌倦情绪。打日本人没二话说，一提是打自己同胞，精神头就不是那么足了。
现在摆在面前的事实就是，哪怕是一对一地扳手腕，老蒋入闽部队都不比19路军弱。
看到老蒋真下了狠心，摆出了重兵压境的架势，揭竿造反的几个好汉不得不坐下来重新商讨对策。
毫无疑问，全面设防是行不通了，只能集中兵力于某一区域。
蔡廷锴认为应聚力于闽北。理由是这里过来的是一支杂牌部队，如能聚而歼之，可以振奋部队士气，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
与蔡廷锴主攻不同，蒋光鼐主守。
杂牌固然好打，但杂牌之后却都是正牌。如果过早地在与杂牌交锋中损耗实力，等到与张治中、卫立煌们交锋可怎么办呢？
所以他认为，应将主力摆到或西或东的位置。西即闽西，19路军在那里搞过分田分地，颇得民心，同时可以背靠苏区，作长久支持。否则的话，还可以进入闽东，从那里直击老蒋守备空虚的浙东。
浙江是老蒋故宅所在，又紧邻宁沪杭，这一击肯定会打得老蒋措手不及，搅乱其全盘作战计划。
从军事角度来看，应该说，两个人的意见都很有见的。蔡廷锴是学了红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高招。蒋光鼐进兵浙东也同样颇有红军避实就虚，出其不意的特点，与毛泽东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惜的是，这时主宰福建政府的已不是会打仗的军事将领，而是陈铭枢等一班形而上的“长衫客”（即指政客）。
他们说，蔡廷锴的招数太冒险，蒋光鼐东进的想法也一样。至于那个退兵闽西的方案，又太消极了。这仗还没怎么开打，你们就退啊退的，还像不像一支革命队伍？
否定来否定去，觉得力保福州比较妥当。
刚刚建立的革命政府的“首府”嘛，怎么可以丢失呢，只要保住了这里，革命就有希望，未来才有光明。
怎么个有希望和光明，却没有人深入论述，都觉得这是根本不用辩驳的道理。
大家最后决定：弃闽北，守福州。
一个性命攸关的选择错了，就意味着败局已定。
在中央苏区，李德、博古也有一个“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理论，说起来同样头头是道，振振有辞，但结果又都是输得一样的惨。
战争归根结底是靠打出来的，而不是靠嘴讲出来的。
陈铭枢原来打仗其实并不差，在北伐时代，他和张发奎并列为“铁军”第四军的两只虎，而且指挥作战素来镇定自若，风头甚至盖过了张发奎。可是不知道是不是从政后这位老兄的脑子进了水，在指挥上简直判若两人，出的招没一个不烂的。
（581）

作者：plapla87　回复日期：2010-04-24　10:13:20


作者：关河五十州　回复日期：2010-04-22　23:35:08
便条：
明天白天有事，先把早上的提前贴出来，其它的我尽量晚上补。


作者：关河五十州　回复日期：2010-04-22　23: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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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关罕见的跳票了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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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在外面跑，一拖就一天，刚刚才回来。我今明两天会把未放上去的5次更新全部补上。今天晚上更2次，第二次在9点半左右。明天补更3次。

很快，福州就失守了，19路军不得不且战且退。
本来福州政府还有最后一线得救的机会，但条件是中央红军主力能与19路军联合作战。
中共党史记载，当时周恩来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要求派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侧击进入福建的国民党部队，如此既可消灭敌有生力量，又可援救福建政府。
红三军团有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指挥，能攻，红五军团号称“铁流后卫”，善守。这两支强力军团如能助19路军一臂之力，后来战局当大为不同。
无奈历史没有假设，当时的中共中央正是“左”得离谱的时候，周公这么好的计策当即被李德、博古否决。他们认为福建政府也是“反革命政府”，后者不过是想利用红军给他们反蒋而已，我们怎么能上当呢？都是“反动派”嘛，应该让他们自己去狗咬狗！
要说李德这位红老外不仅指挥打仗不咋的，政治看来也是不通的，他哪里知道中国唇亡齿寒的道理呢：老蒋这只“狗”迟早还是要回过头来咬你的。
果不其然，等福建政府被镇压，进入福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马上组成东路军，转而全力进攻中央苏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13日，福建政府瓦解，闽变基本宣告失败。此时距革命政府成立仅仅才两个月时间。包括陈铭枢、蒋光鼐在内的几乎所有原福建政府要员都逃往了香港，只有蔡廷锴始终不肯离开部队一步，坚持带着部队南撤，希翼能够虎口脱险。
危急时刻，19路军依旧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其后卫部队在掩护大队撤离的过程中，尤能进行反扑，而且“其势锐不可当”。让尾追于后的敌军都叹为观止。
这个“敌军”不是别人，正是长城抗战中同样以悍勇著称的刘戡！
除了刘戡，紧盯不放的还有一个宋希濂，那个“一二八”会战时把重迫击炮都慷慨地借给19路军的勇将。
这些猛人都聚着堆追着19路军打，连蔡廷锴的汽车都一度被伏兵击毁，情况十分危急，以致陷入了后有追兵，前有陷阱的困难境地——广东的陈济棠出于种种原因考虑，虽未直接出兵堵截，但暗中早就对19路军的人员和枪械垂涎三尺。他希望趁火打劫，予以收编，所以断然不会放19路军轻易进入粤境躲避的。
一支“长技”与老西北军十分相似的抗日英雄部队，难道真的就要这样在内战中“散亡”了吗？
蔡廷锴为了给19路军保留最后一点种子，不得不委曲求全，自己离开部队，同时派副参谋长范汉杰（黄埔第1期）去厦门找蒋鼎文商洽，说明在蒋蔡都已离队的情况下，能否对19路军进行和平改编。
出于反蒋和地方派系的原因，19路军的广东将领总体而言对黄埔系是非常排斥的，但范汉杰却是个例外，信任虽然谈不上，但始终没人能动得了他。
（582）

作者：纳兰静书　回复日期：2010-04-24　11:07:11
一直在追如果这是宋史。
前两日偶然看到关兄大文，很是喜欢，还没追完，冒昧提个小小的建议，关兄能不能把事件发生的年代日期多多注明下，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有代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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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叙事均按民国纪年标注日期。

到这里，我有理由认为，范汉杰可能也是《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范班长”原型之一。倒不是说他们两人都姓范，而是双方履历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范汉杰入黄埔军校时，已经靠近三十岁了，这在当年的黄埔生中属于为数不多的“大龄青年”。这还不算奇，奇就奇在范汉杰的身份非常特殊。
跨入黄埔军校大门时，范兄就有军衔，而且军衔不低——上校，也就是说是旅团级高干了！
然后他就跟“老范”一样，再从零起步，一点一滴地从班排长开始干。由于他的实战经验远超其他黄埔同学，所以升迁速度非常之快，仅用3年时间就以令人上眩的速度升为了师长。这个师长还不是一般的师长，是浙江警备师师长。在老蒋家乡当师长，那是开玩笑的吗。
你问“老范”怎么会跑到19路军里面来？你得知道原先19路军可是老蒋的非嫡系的嫡系，从陈铭枢、蒋光鼐，到蔡廷锴，都是跟过老蒋的，谁会想到有翻脸开打的一天呢。
范汉杰在19路军中之所以还能确保无事，除了因为他是广东籍，且在参加北伐时与一些广东将领有渊源外，主要还归功于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职业军人，基本不过问政治。饶是如此，“老范”在19路军中的日子也不好过，从蒋蔡开始，大家就都防他，怕他跟老蒋暗通款曲，等到闽变开始，却又身不由己地成了黄埔系中的“反叛将领”，真是两头受夹板气。
虽然身为19路军的副参谋长，范汉杰其实就是个摆设，什么也干不了。等到叫救命的时候，大家才想起了他。
因为蒋鼎文曾在黄埔军校做过学生队的区队长，与范汉杰有师生关系，所以让他去找蒋鼎文疏通还是蛮有些道理的。可惜老范运气不佳，等他到厦门的时候，福州已经失陷，蒋鼎文去了福州。他只好急急匆匆再往福州赶，不过等他到福州的时候，和平解决这件事已经由别人给摆平了。
在刘戡即将对19路军发起新的攻击之前，他忽然感到难以下手。
刘戡也在长城打过鬼子，所谓惺惺相惜，他在跟19路军交过手后，感到对方不愧是沪战英雄，果然是条好汉。由此，他也生出了疑惑：在日寇环伺之下，我们这两支部队有必要在内部拼到你死我活吗？
他给自己的上司卫立煌打了个电话，提出能否对19路军残部予以收编。
当时由于老蒋顾及老巢安危（得亏红军和19路军只是想到没有做到，未趁势抄他的后路），已将两个近卫师中的88师（孙元良师）调回南京，87师（王敬久师）则须留在福州担任警备。这2个强力师一不在，进攻部队力量马上就受到了削弱。卫立煌同时还考虑19路军已到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定会抵死相拼，虽然灭掉对方问题不大，可是俗话说得好“困兽莫斗”，己方亦要受不小损失，所以他立即对刘戡的建议表示赞同。
建议不错，但是派谁去呢，弄不好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583）

令人上眩的速度=令人目眩的速度。
自己更正一个笔误。

一个人自告奋勇，愿负其任。
此人是刘戡手下的一个参谋处长，叫符昭骞。
符昭骞是海南文昌人，跟宋氏一家是同乡。他毕业于陆大第九期，我们在前面说过，这个杨杰主持过的军校，出的能独当一面的军事干才实在不是很多，不过参谋倒是不少。符昭骞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在抗战中干的最多的职位也是参谋长。
海南那时属于广东，在籍贯上与19路军官兵较亲近一些。同时说客通常所需要的心明眼亮，反应快捷，符昭骞也具备。不说别的，在南天门作战时，刘戡因为丢掉阵地，急得要抹脖子自杀，就是这位仁兄给拦下并劝服的。在此之前，他也已经有过单枪匹马深入对方阵营劝降的经历和经验。
不过这次出马却一波三折，绝对算是他人生中最惊险的经历之一。
开始事情很顺利。符昭骞先找到了19路军中的一个同乡，又通过后者的关系，联系到了19路军的重要将领张炎。
此时蔡廷锴已离开军队，一时军中群龙无首，从张炎到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实际都不想再打下去了。在张炎的主持下，他们与符昭骞见面，表示能够认同团结抗战——要打就打日本人，打自己人确实是没什么意思。
事情看来要搞定了，没想到一个电话却使形势立刻急转直下。
这个电话是区寿年接的。回来后他怒容满面，等他把电话的内容一说，其他人也炸了窝。
蒋鼎文的部队竟然还在继续进攻19路军！
在场众人都把目光扫向了符昭骞，不是一般的扫，是机关枪的那种“扫”。
一边谈，还要一边打，这说客的身份可就比较值得怀疑了。何况符昭骞随身未带什么证明材料（毕竟是秘密的事，未成功前怕是连卫立煌本人也不敢留下任何文字给别人去抓自己的小辫子），而且改编谋和是大事，以符昭骞一个上校参谋处长的级别，也不由得让人开始怀疑他能否做得了主。
会不会是派来忽悠我们的呢，先涣散我们的斗志，然后再灭我们？
区寿年立即命人把符昭骞就地扣押，其实就是拿来做“人质”。说实话，要不是19路军已濒临绝境，当时砍他头都有可能，说客之风险即在此处，所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很多时候只是说说而已，何况这是两军，不是两国。
符昭骞倒抽一口冷气，什么都想到了，却没想到蒙在鼓里的蒋鼎文还在那边使力气。国民党军队里讲究职务和资历，卫立煌至多跟蒋鼎文平起平坐，他可没这个资格事先命令对方暂时停火。
倒霉的符昭骞没完成使命，却被对方关了起来，不过仍然允许他继续与卫立煌联系。现在最棘手的问题还在于改编的事情只经过卫立煌本人同意，别说蒋鼎文了，连老蒋都不清楚。不管是19路军高层还是外界，一旦知道这一真相，事情非得黄掉不可。
得想一个办法。
（584）

作者：在那都是潜水　回复日期：2010-04-24　23:39:50
顶一个。敢问一句，老关同学是何专业，从事哪一类工作呢?每天坚持不懈，可是真不容易啊！要保重身体，稳定工作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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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关心。只要大家喜欢看，在下应尽力而为。
以下更新是准备这样安排的：
1点，2点，3点，4点。各更1次，把缺的全部补齐。

大家都知道二战的时候，美军曾使用印第安方言作为密码，并专雇一批印第安人做为“风语者”。能听懂英语的日本人虽然不少，却没有人能听懂这种独特的土著方言，结果便抓了瞎。
符昭骞在和本部联系时，特意找了一个郑姓团副通话。论地位，郑团副本不可能与此类大事沾边，但妙就妙在他也是符昭骞的海南同乡。两人讲起海南话来，连旁边19路军的官兵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郑团副其实就是起了一个传声筒的作用。
符昭骞让他转告卫立煌，事情本来已快成功了，却被蒋鼎文突然插进来给搅黄了。唯今之计，只有直达天听，报告老蒋并通过后者进行协调了。
老蒋此时已亲临福建，听到汇报后第一时间就下达命令，准予改编，并让蒋鼎文停火。
枪声一停下来，符昭骞在19路军将领心目中的印象马上就不一样了。大家又把他请出来，并派出正式代表去卫立煌处进行谈判。
此次改编，19路军原领导层几乎全部被洗了盘。师旅团长多由老蒋信得过的闽粤籍黄埔系军官担任，到了最后，甚至营连长这样的基层将校亦被黄埔生一体撤换。实际上，本来意义的19路军至此完全消失，其基干部队“中央化”，反过来又回归到了老蒋的嫡系。
好不容易把闽变扑灭下去，老蒋的位子总算又可以坐稳了。不过他很快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华北通车通邮。
对于这件事，老蒋十分头大。
本来，关内外的通车通邮确有其实际需要，尤其是东北很多人家都是通过“闯关东”从河北山东移民过去的，关内家属甚多，在交通通信都完全堵塞的情况下，此举实有碍民生。可是一旦真的通车通邮，这里面传达出来的政治信号就太敏感了，而中国人对此一向又是非常看重和忌讳的。
在此之前，顾维钧已代表中国在国联大会上对东四省被强占一事作出正式表态，即“两个决不”：决不承认！决不同意！
国联对“两个决不”完全支持，也自始至终把伪满关在国联乃至国际大家庭之外，连对方发行的邮票都不予承认。
对此，日本恨得要命。反正也不入国联了，中国你也打不过我，那就给你们来招更绝的——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1日，索性依了溥仪，正式将伪满改为帝制，溥仪也在日本人剌刀下又一次走上了他的所谓“玉床”。
估计老蒋这时候也挺后悔的，要是早点把这个小皇帝哄好，也许他就不会被倭夷利用，以致误入歧途了。不过如今也只有面对现实：由政府发一公告，宣布要惩办“伪皇帝”，就算是在国人面前应付过去了。
公告发布刚过一个礼拜，该惩的人没惩到，关东军却已经在长城各口树立“满洲国界碑”了。
你不承认没关系，我自己承认，自己树“碑”，你能奈我何？
（585）

这个时候，老蒋当然有一千个理由认为通车通邮这事最好拖着不办。
但那是因为老蒋身在南方，可以装作对华北的事充耳不闻的缘故。
在北平的黄郛却没有办法拖。
此时关东军的态度越来越趋于强硬，甚至摆出了随时还会再进兵华北的架势。
老蒋不吱声，关东军却已经在旁边磨刀了，这让黄郛十分为难，他亲自到南方去面见老蒋，请示究竟该怎么办。与此同时，他再次向老蒋请辞，表示华北对外交涉艰难，非议又颇多，自己难堪其任。
老蒋哪能让他下来啊。
兄弟，我知道你很辛苦，可是咱们不是说过了吗——“甘苦来时要共尝”。你不要怕外界议论，一定要坚持，要顶住。
至于与日本人打交道的那件事，不难办嘛，我们可以一起坐下来商量。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11日，老蒋把行政院长汪精卫也喊过来，和黄郛一起开会，最后还是决定把通车通邮这事，交给黄郛“酌情办理”，这就算给了他一把可以独断的尚方宝剑。
两天后，日方又来逼宫了，一天之内，北宁铁路各站的日本兵明显增多，华北形势也骤然紧张。不过他们这次没有把通车通邮一道提出来，而是要求先进行通车谈判。
黄郛用电报向老蒋请示。老蒋的答复是，就照上次说的办法，让他看情况“酌情办理”。
那这么大的事，要不要在中央政治会议上通一下呢。
老蒋挥挥手，这种大气候下，怎么可能在会议上通得过呢，与其提了也不能过，还不如不提呢。
“尚方宝剑”是干什么用的，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黄郛权衡了一下利弊，认为谈判既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太早了，恐怕日方趁机漫天要价。太迟了，日方又要来横的，而且有可能把更为复杂而棘手的通邮问题一道提出来。
那就再等一个月吧。
黄郛和老蒋都沉得住气，唯独汪精卫坐不住了。这哥们真的是在长城之战后被吓破了胆，简直畏日人如虎，惟恐因此开罪对方，一直发电报来催黄郛，尽速启动谈判，免得拖下去“愈久愈糟”。
一个月过去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14日，中、日、伪满三方在山海关正式举行通车谈判。
为什么要把伪满弄进来呢？
这是谈判关内外通车。它不进来，这事情没法谈啊。
经过谈判，最后确定由中日双方共组一个火车公司，资金各半，赔了赚了也各一半，总经理、副经理大家轮着派。每天由北平和奉天各对开一列车。
应该说，如果纯粹从经济角度看，中方并没吃亏。可问题是有政治影响啊。
消息一传到关内，大家马上不干了。各种唾沫星子如刀似剑一样地甩了过来。
这回先招架不住的不是黄郛，而是老蒋。
所谓不要怕外界议论云云，那都是拿来哄他的义兄的，内心里，他其实比谁都更在乎这种议论，因为这可关乎他的“领袖形象”和在政界的地位啊，而且这时恰好日本外务省发表的一份声明在国内外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586）

身体有点不舒服，余下的2次更新，我可能会放到晚上来继续。

作者：闹眼子ING　回复日期：2010-04-25　14:28:00
冯占海之所以能与马占山并称“二马”，手上当然是有牌的==================================================================与楼主商榷 二马就是制冯 不该是他们的“合称”。头次冒泡泡，和大伙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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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义勇军时代，冯占海与马占山确有“二马”之称，事见冯占海一曾经部下的回忆录。当然这可能有借马占山名义，抬高冯占海的意图。与韬略和成就而论，冯占海应该远不及马占山。在国民党圈子里，有很多人称冯玉祥为“二马”，实有贬他的成分在里面，公开场合是不这么叫的，都是暗指。

这是一份足以表明当时日本外交政策的对外声明，史称“天羽声明”。
现在的日本外相早已不是那个最会做秀的内田康哉了。这个老家伙干了一堆坏事后，终于以年纪太大为由下去了，代替他的是原任驻苏大使的广田弘毅。
与内田凶神恶煞，惟恐别人看不出他是恶人的嘴脸相比，广田很多时间都是笑嘻嘻的，而且提出过一个“三不原则”，即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
大家先别松口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广田并不比“假军人”内田好到哪里去。
在日本外交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说要做到外交官，就必须在相貌、语言、门第这三项中至少有一项达到优秀。
道理还是有些道理。比如说那个海军里的野村吉三郎，打仗时没搞出什么名堂，但因为长得玉树临风，后来就转业到美国当大使去了。又比如同样担任过驻苏大使的佐藤尚武，虽然论语言功底，只能在颜惠庆、顾维钧他们后面给拎拎包，可是在他们日本国内就算好的了。
世界这么大，例外总是有。如果说到这位广田先生，三项能打个及格就恭喜他了。讲外语，那个犬养毅的女婿芳泽谦吉够烂了吧，可人家起码还不用翻译，广田做外交官，是走到哪里都要带翻译，没翻译简直没法跟别人沟通。至于什么相貌、门第，更是落第书生，长期居于排行榜中的后三甲。
你还不要瞧不起他，广田另有一个一般人比不上的特长，那就是脸皮奇厚，这是他的立身之本。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广田刚刚中学毕业，就听到了日本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而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的“坏消息”。他当时就怒了，想想这帮干外交的真是有多混蛋就有多混蛋，好不容易打来的一个肥地儿，就这样被“葬送”掉了。他那时原本准备去上士官学校的，一跺脚不去了，决定改考高中做外交官。
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份类似于“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声明贴出去，对当局者进行了一番“炮打”。不过仅仅做到这一步，那就不叫广田。
前面说过，广田的门第不咋的，这就意味着家里不富裕。上学，生活，玩乐，什么都得用钱，可口袋里偏偏又没有钱，那怎么办呢？
找冤大头去。
他找的不是别人，正是被他用“大字报”痛骂过的“奸相”陆奥宗光。此时后者已经告老还乡，成了一个平民，正躺在床上作奄奄一息状。广田就坐在他床边，一本正经地跟他探讨起“东洋问题”，其实无非是拿陆奥“忍辱负重”且“不堪回首”的往事来剌激他。可怜老头喉咙里就剩一口气了，哪受得了这个啊。听说广田要到中国去“学习考察”，赶紧就让人拿出一包钱给他，把这要命的小祖宗打发走掉了事。
广田拎着一包钱，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就走掉了。
（587）

今晚9点、11点把缺的两次补上。

然后到日本外相换成小村寿太郎的时候，广田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又缺钱了。
小村当时还在任上，日俄战争也还没开始打起来，别说敲竹杠了，人家肯不肯见你都是个问题。
但通过上次的经历，广田的脸皮已经厚出甜头，也厚出经验来了。
见不到小村，可以找其他人，比如广田的同乡——外交部政务司司长山座园次郎。
听说一个老乡要拜见自己，而且还是帝国大学的学生，山座起了好奇之心，便答应出外看看。
一见面，二话不说，广田就直奔主题：给钱！
为了以示与抢劫敲诈勒索犯相区别，他把当年讹陆老头的理由又搬了出来，并顺应当时日俄之间气氛紧张的新形势，说是要趁暑假去调查一下“俄国对满洲的政策”，如此就需要有路上的“旅费”。
山座看出对方并不是神经有什么问题，心想今天遇到小混混了，不由得对自己答应出来见面大为懊悔。可是既然已经出来了，这样转身就走毕竟不妥，于是便随口敷衍他：给“旅费”当然可以，但没有先例啊。
这明明是人家不愿做冤大头的托词，但此时脸皮已经足够厚的广田却紧咬不放——你说没有先例是吧，有啊，陆奥外相就给过……
后面这句话把山座给震住了。
陆奥宗光之名，在日本外交界如雷贯耳，山座想不出自己心目中的“超级偶像”会有什么理由把钱白白地送给眼前这傻小子，脑子里自然而然地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他跟陆奥宗光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结果不是。
听广田把前后经过这么一说，山座被逗得哈哈大笑，转念一想，连陆奥这样的人都送给他钱，说明这小子还真的有点意思，那我为什么不借名人的光，也出个名呢，反正只要有名目，公家报销，又不用花我自个的钱。
于是山座大笔一挥，也真的送了他一包钱。
这回由于拿的是公家的钱，广田不敢造次，最后还真的去朝鲜和满洲转了一圈，回来后写了份报告书交给山座了帐。
因为广田有此“奇能”，连贵为外相的小村都听说了，并自叹不如，把他作为人才看待。
广田以后做外交官，基本上保持了他的这一“风格”：桌上的文书是懒得看的，业务也不高兴去钻研，平时最热衷的就是侃大山吹老牛，所谓“纵论天下大势”是也。
可他就这么吹着吹着，仕途竟然越吹越好，远远超过了他的同乡山座，由一个外务省的三等秘书一直做到了外交部长，然后又爬上了首相的宝座。当然再往后就不好玩了——在东京审判时被作为甲级战犯给绞了。
广田进内阁继任外相，正是首相斋藤无比苦恼的时候。元老西园寺当初推斋藤出来组阁，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他这个前海军大将能够控制住陆军。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根本控制不住，同时组阁这么久，还是“政绩”寥寥，除了承认“满洲国”，退出国联之外，没干出什么像样的活，所以被人戏称为“怠工内阁”。
（588）

谢谢大家关心！似乎是偶感风寒，不过睡了两觉就好了。看来，睡觉是治病的最好良药，此言不虚。还是老胡兄说得对，身体是自己的，一不舒服，既读不成书，也码不了字，确实须常注意常锻炼，亦与大家共勉。
11点再更新一次。

为了能表现得更积极一点，斋藤颇动了番脑筋，他在内阁中搞了一个小发明，叫做五相会议，又称“内阁中的内阁”，办法就是把首相、藏相、外相、陆相、海相这五个人召集到一块，由少数人来决定核心政策，希望以这样的高效率迅速取得“政绩”上的“突破”。
作为“突破”之一，就是新外相广田提出的“协和外交”。
以前内田不是搞“焦土外交”（或曰军服外交）吗，结果把人都得罪光了，国际上失分严重。广田的这个“协和外交”是换了一副面孔，装出亲善的样子，宣称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各主要国家改善关系，他的那个“三不原则”即为此类。
不过讲穿了，也就是前面暂时吃饱了，现在想消化一下，所以暂时要跟你们拉拉手。
内田出来表演，属于硬派老生类型的，天天只会绷着张臭脸装酷，广田要比他的前任高明多了，因为他的本钱是一张天生的厚脸皮，所以称得上内外兼修，软硬功都十分擅长。
一开始他也准备沿用内田的“铁面”，原因是他发现中国越来越“不乖”了。
老蒋在表面启用黄郛和日本虚与委蛇，进行直接交涉的同时，并没有全然放弃以往以英美为主的国际外交。
想要列强们对日本进行经济封锁，或者牺牲本国利益去大打出手，在那时都犹如天方夜潭，但你只要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挠着他们的痒痒处，从中借上一把力还是有可能的。
德国人有军火，仓库里这玩意多得就是，但是最缺战略物资——钨砂，而当时英美都不肯卖给他，我们正好有钨砂，就用这个跟他换武器。
美国人有钱，可以找他货款，仅仅一个由宋子文负责搞定的“棉麦借款合同”，就涉及5000万美元借款的大单子。
还有国联，这个“前联合国”虽然无力对日本进行制裁，但经过顾维钧们不断的公关，已开始设立专门机构，准备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兴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好象是吹进广田眼睛里的沙子，让他十二分的不爽：你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想等长好肌肉来对付我啊。
他马上行动，连续3次给驻华公使馆发电报，要求设法对国际援华活动进行阻挠。然而别人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或者一个愿给，一个愿收，都是两厢情愿的事，中国的这些日本领事们手就是伸得再长，毕竟也不能强人所难。
当时国联驻华代表在中国考察后，已经制定了援助中国经济十年计划，准备带回国联进行讨论。广田听说后，急得一蹦三尺高，非得从中作梗不行。可是日本早就声明退出国联了，人家国际社会现在就是高兴扶助中国，你又不是国联成员了，又能怎么样？
我不管，我就要发声明，我威胁，我恐吓你们。
在广田的授意下，由外务省情报部长、发言人天羽英二出面发表的“天羽声明”被抛了出来。
（589）

在这份声明中，除了继续指责中国在搞“以夷制夷”这一套外，还很雷人地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因为这是扰乱“东亚和平与秩序”的行动，日本对此是绝不会“默视不顾”的。
那么，“东亚和平与秩序”应该由谁来维护呢？声明用不容质疑的口吻告诉大家：我们日本人。
声明出笼，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虽然没有一个西方列强愿意真的跟这个东亚疯子刀兵相见，可这话听在耳朵里实在太剌耳了。
难道我们跟中国做点生意，喝杯茶，聊个天都不可以了吗？须知中国并不是朝鲜，不是你的“保护国”。
声明发出后，以贵族院议长身份出访美国的近卫文磨马上就遭到了质疑：是不是以后我们欧美人没有你们日本外务省的许可，就不能去中国了？
近卫闹了个大红脸，尴尬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看到国际社会不仅没被吓住，还超级愤怒，差点就要酿成“国际风波”了，广田这才发现自己干了一件傻事，又赶紧跑出来灭火。
对“天羽声明”，他是这么解释的：因为日本跟中国靠得实在太近了，要是中国着了火，我们就比较紧张。
言外之意，这份声明是精神太“紧张”情况下的无意之失。
当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驻日使节的面，广田把什么都推得一干二净，好象世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天羽声明”这么一码子事。
可“天羽声明”不是嘴上说说的，那是一个字一个字印在纸上的，这个你也否认？
否认。广田充分发挥他的厚脸功力，让外务省的人加班加点，把声明译成英文，然后逐一发给各国政府——这个才是正版，请大家以此为准。
自然，声明中所有的“火爆言词”都已被修饰一新，你现在就是拿放大镜也找不出半句“过激之辞”了。
真乃神人也。
列强这道关算过了，但日本对华的真面目也被世人看穿了，本因“协和外交”已有所缓和的中日关系再次走向危险边缘。
可想而知，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作为一国军政首脑，老蒋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让国人看出自己的“软弱”。
于是，在黄郛需要他力撑的时候，老蒋就很不义气地选择了急闪。对于原先的承诺，他竟然装成完全没那么一回事，对谈判结果也“不予认可”了。
老蒋闪开，所有责难和唾骂便都投到了黄郛一个人身上。
心，真是悲凉到了极点。
但这时黄郛已顾不得再与老蒋计较。既然老蒋不肯再担责任，他要求开中央政治会议，由大家一道来分担责任。只要政府有了意见，成与否，都能给日本个正式说法。否则再延误下去，“必生其他枝节”。
事实上，当时日本已在大肆“横生枝节”了。除了关东军增兵长城一线，以及风传日人将支持汉奸在天津发动暴乱外，连远在南方的京城也差点出事。
这就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初发生的“藏本”失踪事件。
（590）

作者：lzgadsl　回复日期：2010-04-26　08:32:56
作者：冷月孤星雨　回复日期：2010-04-26　08:22:16
德国人有军火，仓库里这玩意多得“就”是--->多了一个“就”字，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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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可将此句再读几遍，就字加进来也不多，口语中也有这样说的。

不过长城抗战的的时候，德国人仓库里的军火还谈不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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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兄之见。

“藏本”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一个普通职员，全名藏本英明。有一天深夜，他突然失踪了。
这事要放在现在，咱理都不用理，去警察局报案都是他们自个的事。可那时候不一样。这不是小事，是大事，不光对日本人，更对中国人。
与“九一八”时候相比，日本发动事变的借口已经越来越“与时俱进”了。炸铁路好玩是好玩，但很麻烦，而且那毕竟是自家营运的铁路，哪怕是留个疤都觉得心疼。如今，他们时兴玩“失踪”。
早在关东军策划进攻热河之前，他们就找到一个。当时“失踪”的人叫石本权四郎，被东北义勇军抓去处决掉了。石本原来是关东军的一个嘱托（即联络官），官职并不大，可是日方却硬要对这件事大加炒作，不仅为石本举行了一个“盛大无可再加的葬仪”，甚至连天皇御前大臣、关东军司令部都送来花圈和挽联，那样子，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死了一个日本人。
由“石本事件”开始，关东军就步步逼近关内，直到侵占热河。
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日本人就有意无意地希望有人“失踪”，然后他们就能趁势闹事，从中国人身上狠捞一票。
这次也一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是须磨弥吉郎，据说此君长得很像土肥原，而做起事来却比后者更露骨更屑小。
在对华态度上，须磨与北平公使馆的中山、永津是一路货色，无事也要闹三分，何况还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马上行动起来，带着领事馆的一帮人，一面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交涉”，一面策动日本报纸对该事件进行“猛炒”。
光说是一般职员，引不起别人的重视，须磨就干脆给石本封了官，称之为“副领事”，并且说藏本一定已经死在中国人手里了。
谁杀的呢？
没法去扯东北义勇军，就一口咬定是南京的中国宪兵干的。
这事传到日本国内，其报纸舆论马上根据须磨的说法，像编故事一样进行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演绎。
出现在日本人眼中的南京，简直就是一个坑害他们国民的大火坑（“对于日本官兵之压迫，非常识之至”）：每一个日本人，进得其中，不管你的官都大，均有宪兵检查，并进行“身体之侮辱”。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有便衣侦探对你进行一对一跟踪哩，连打个电话都要被窍听。
对于藏本的“失踪”，日本的“柯南”们充分发挥出无远弗届的想像能力，对“犯罪现场”进行了“还原”：
藏本晚上走出领事馆，突然，从其背后闪出一穿中山装之巨汉（注意，一定要说穿中山装，而不能说是穿和服或者打赤膊），此人将藏本打昏在地，然后就把他绑去杀害了。
可你怎么知道这“巨汉”就是中国宪兵呢？
这就得靠点“名侦探”才具备的独特思维了：袭击是“有充分计划的行为”，一般劫匪玩不来，根据“大致推定”，只可能是宪兵所为。
（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