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重入莫干山后，包括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都几次来电，催其北返，以便重新主持华北政局，但黄郛告诉他们，自己能做的基本做完了（“地方交涉已十完八九”），现在最重要的是防止日本找借口在华北攫取更多利益，因此对日问题，不应再通过他和政整会的面目出现，而应由中央正式与之交涉（“枢纽全在中央”）。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继续北上的话，只有害无益。
其实黄郛南下还有另外一层很难说得出口的原因。
那就是由于黄郛代表了中央在华北的存在，所以当时华北各地方派系也都开始“驱黄”，宁愿黄郛早点从自己眼前消失掉。
要他消失的理由，一边说黄郛“亲日”，一边又说他在华北主持“无办法”。
徐永昌在山西很有发言权，持论也较为公平。他曾以亲眼所及，说多年前见到黄郛时，后者“气宇何等闲静”，可是主政华北以来，却“时见其忧弱之态”。
就是以这样的“忧弱之态”，黄郛仍然拼着命在与各方“作努力谈话”。这使徐永昌发出感慨：人还是得注意保养身体啊（“人之宜修亦宜养如此”。）
饶是这样，这位徐大人却免不了也要“跟风炒作”，时不时地会来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风凉语言，不是说黄郛“似不能久”，就是要他“洁身恬退”。
最让黄郛感到尴尬的还是有人竟然挑唆他和何应钦的关系。
凭心而论，在对内对外的策略做法上，黄何二人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平时的磕磕碰碰都是有的，特别是在内部人事任免上，黄郛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某些自己别有用心的人，偏在背后说黄郛“别有用心”，是在争权。
照他们的狭隘想法，一山不容二虎，你黄郛跟何应钦难道不应该在权斗中决出一个胜负来吗？
何应钦亦是一难得的真君子，这么多年军政部长当下来，从来也没见他在军中自己拉出一个山头或者派别出来。他当然不会偏听轻信，来有意与黄郛为难。但显然，这些话听多了，当事双方的心里谁都不会好受。
唉，田园将芜胡不归，何况已背负一身伤痛。
毕竟，早不是仗剑走天涯的年纪，也早没有了年少时的争锋意气。
于是，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再次被轻轻放下。你属于这里，属于这片幽静的山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耕读齐家。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为造福乡梓勉尽薄力（创办“莫干小学”以及成立“莫干蚕桑合作社”）。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但他终究还是要经常向北眺望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平静的河流下面总是暗潮汹涌，貌似中日关系已经出现缓和的华北，仍然潜伏着重重危机。
祷告，希望不要出事。
还是出事了，而且一出就是两起，让刚刚从黄郛手里拿过接力棒的何应钦措手不及。
（605）

一件就是所谓的孙玉勤事件。
长城抗战时，宋哲元曾从关外一个县城得到情报，成功地组织了罗文峪之战。尔后，萧之楚也在那里取得了几乎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战绩。
这个地方就是兴隆。
现在的兴隆已经成了敌占区。日本人亲眼所见，此地像锦西那样，很多人家都藏着枪支，而且还曾给中国军队通风报信，都是名符其实的“刁民”。
先把枪收上来再说（“铳器回收政策”）。
每家每户都要把枪支缴上去，延误一点时间，即以土匪论处，马上“剿”你。
当时兴隆人都说，这是要把对付朝鲜人的办法用在我们身上了。
日本人怎么对待朝鲜人？
先是几家共用一把菜刀，然后，就让你享受一定的“待遇”，比如说我上马之前，你得给我跪下来，以便我踩在你身上上去。
什么，你觉得屈辱，想反抗？拿什么反抗，我让你找把菜刀都费劲。
现在，轮到我们当这样的亡国奴了。
见识过29军大刀的人们不愿当亡国奴，他们选择了揭竿而起。
《十三省》里面有十三个弟兄，兴隆一家伙出来十八个，领头的就是孙永勤。
在乡民的回忆中，孙永勤有着如今国家男篮中锋才有的身高，站立起来有2米高，加上皮肤黝黑，被称为“黑脸门神”。
另一份资料上说他手长过膝，力气很大，骑白马，使双枪，且行侠仗义，是一个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中国罗宾汉形象，估计如果上水泊梁山，也能排到头几把交椅里面去。
十八个好汉一个头磕到地，相约有四：见贼就杀、有死无降、爱护百姓、精忠报国。
诚哉斯言。他们是好汉，不会忽悠，不会虚伪，也不会做怪，说的到，做的到。
孙永勤当过护家防匪的民团团长，知道与日军实力上的悬殊差距，因此拉起杆子后，就采用了山大王们常用的那种办法，在山里跟鬼子绕圈子，打游击。
这正是关东军最头疼的一种打法。
追，追不上。围，围不住。堵，堵不了。最后连关东军司令部都惊动了，称其为“山耗子”。
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从这座山钻到那座山，一个热河省绕几个回合，不仅未被“剿”灭，人还越打越多，从原来的18人渐渐地发展到千人武装。
日本人看看“剿”不了，就想“招安”他们。
可孙永勤不吃这一套，说好有死无降的，怎么能变卦。
大家都看出来了，孙永勤的游击战术和勇猛精神，是符合我党作战特点的。这样的好同志，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到孙永勤举义后期，他实际已与遵化的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他的参谋长关元有即为秘密地下党员，其部亦更名为抗日救国军，号称“天下第一军”，人马扩大到5千之众。
对抗日救国军的发展壮大，关东军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既不受招，那就只能继续“剿”下去。
（606）

作者：煮酒看书　回复日期：2010-05-01　09:35:03
天涯劳模颁奖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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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不敢当。其实是要告个假的。今明两天想歇一下。 ：）

请假条


5月1日至2日暂停更新！

此时弘前第8师团已被调回国内，负责驻防热河的是第7师团（旭川师团）。师团长杉原美代太郎中将为“围剿”孙永勤拟定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那就是实行三面合围，把抗日救国军赶到长城线，然后来个“瓮中捉鳖”。
当时抗日救国军出动800人马，正在进攻承德附近的敌据点。杉原没有沿用以前的办法，派日军过来“赶”，而是另外从察哈尔调来李守信伪军，配合部分日军进行解围。
与此同时，在他的指挥下，旭川师团兵分三路，从西、北、东三面进行反包围。
一张大网随即铺开。
在日本陆军17个常备师团中，旭川师团也属于战斗力比较强的老部队，长城战役时的服部旅团就是从该师团抽调出来的。后来的日苏诺门罕之战，旭川师团还是绝对的主力。偏巧这个时候，孙永勤本人又受了枪伤，未能直接到第一线进行指挥，所以部队不仅在战斗中损失严重，而且因失去时机，也没有了继续进入山中打游击的可能。
眼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放下枪，要么入关。
有人建议化整为零，等这个风头过了，大家从头再来。想法是很好，但问题是关东军不可能让你这么方便地散到各家各户去的，更何况散易聚难，再集中这么多人马与鬼子干就不是说说的事情了，加上这时候部队枪弹也出现了困难，因此思前想后，孙永勤还是决定入关。
杉原已经在南面张开了口袋。
他原来预计抗日救国军可能会通过罗文峪闯关。这里原来由遵化保安队负责防务，日军就通知保安队，要他们暂时移交防务，同时退出长城以南25里地，以免发生“误会”，但保安队说25里已经到遵化以南去了，我们是遵化的保安队，“保安”的却不是遵化，这算怎么回事，因此要退也可以，只能退15里。日本人一心想着怎么消灭抗日救国军，也没法跟他们多“计较”，只好点头同意。
孙永勤是游击大王，过长城对他来说并不太难。他分出一部分兵力，左右一晃，日军就以为抗日救国军可能改变南下方向，要从西边入关了，就把部队从罗文峪撤出来，转往西边。结果乘着罗文峪关口空虚，无人设防，孙永勤率领千人部队，一下子就钻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进入长城以南的毛山。
对于这一切，遵化保安队无动于衷，就像没看到一样。
再次让孙永勤逃脱，关东军气急败坏，他们通知驻北平大使馆，要后者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大使馆新任陆军武官辅佐官高桥坦（陆大38期）咚咚咚地跑到北平军分会，递了一个照会过来，说你们遵化地方“庇护”孙永勤，这是要负责任的。
孙永勤现在因为你们的“庇护”，逃到长城以南来了，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派兵进入遵化，“以期彻底消灭之”。
北平军分会回复：孙永勤跑过来不要紧，我们负责“堵剿”，就不要你们日军代劳了，以免引起“人心不安”。
日本人这个照会其实不过是个官样文章。你不让他进来，他照进。
（607）

关东军把中方的答复往旁边一扔，气势汹汹地就进了关，并要求中方进行“配合”。
遵化县的县长先被叫过去，要他下令保安队“讨伐”抗日救国军。县长当着日本人的面不敢多说什么，回去后自然也不会真的去“讨伐”。按照日方后来的“指控”，他甚至还对抗日救国军进行了暗中接济。
日军又来催。
还是不能动身，理由是保安队防守的是15里以外的地方，毛山不在这一范围，所以鞭长莫及，爱莫能助。
根据当时的报道，孙永勤部队入关后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即宣布他们“爱护百姓”的宗旨：决不骚扰乡民，所用粮食完全自备自带。
可是部队在出关时毕竟行动仓促，不可能带很多粮食在身上，所以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这时日军已在北面配置了大量兵力，重新出关不可能了。孙永勤马上改变主意，决定率部越过“非武装区”，到河北平津去投奔中国正规军队。
然而晚了一步。
眼瞅着遵化保安队听之任之，不肯动手打自己人，日军捋起袖子自己干了。24小时一过，他们就乘着车，冒雨越过保安队防区，直接向毛山发起了进攻。
毛山和喜峰口、古北口那里的山差不多，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什么树木，鬼子一个炮弹扔过来，躲都没地方躲。
最后的时刻到了。
孙永勤由于不能走路，便让人用椅子把他抬上山顶，在山上指挥部队与四面围攻的日军作殊死战。他曾命令参谋长关元有在自己的掩护下冲出去，但后者也端的是条汉子，当即拒绝了这一逃生机会。二人一起战死，同时牺牲的有300多壮士，只有少部分人得以突围。
当年结义的十八个弟兄，在这一天多数殉难，然他们“有死无降，精忠报国”的精神，令对手也惊叹不已。据说在战斗结束后，日军曾专门列队向孙永勤、关元有的遗体致以敬礼。
孙永勤事件一出，让华北的一个超级恶棍嗅出了味道，意识到搞花头的好机会到了。
此人便是时任天津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陆大28期）。酒井是日本军人中非常典型的那种“兽类军人”，什么都不懂，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杀人放火抢东西。先前的“济南惨案”算是他的第一个杰作，后来攻占香港前后最热衷的娱乐活动也就是一项——奢杀。
与酒井相比，他的上司梅津美治郎中将（陆大23期军刀组首席）则是一个相对纯粹一点的陆军军官。梅津脑子比较好使，做卷子应付考试很有一套，在他那一届陆大生中，连永田铁山都被挤到次席去了。当年，他还跟着“军神”乃木希典打过仗立过功。从表面上看，他对酒井的那套歪歪心思，旁门左道还是很有些“不屑”的。
说梅津不想在中国人身上占便宜，那是假的，但他想到和会做的主要还是通过比较“正规”的方式来推进“华北工作”。高宗武回忆，他在华北见到的梅津待人“既亲切又斯文”，简直像个日本“儒将”，而且后者曾当面表示，只要让他当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一天，就决不容许华北出现新的意外情况。何应钦对梅津的印像也不算坏，说他尚算一个“规矩人”。
（608）

奢杀=屠杀。
打错了字，特予纠正。

在1935年的华北，梅津大致相当于“九一八”前的本庄繁，可他身边的人就不一样了。那酒井和做武官的高桥几乎就是板垣和石原的极端进化版。不过与石原工于算计不同的是，这两个家伙属恶棍类型，既无才也没脑，像两只红着眼睛的野狗，什么外交规则和基本礼仪压根就当它们不存在，能想到的就是狂吠着朝目标直扑过去。
一直以来，酒井都认为自己的上级太“软弱”了，同时他对华北出现中日和解的气氛也由衷反感。
你们都“全面亲善”了，我们还怎么混，何时才能出头？
不行的话只有抛开领导自己动手了。
酒井准备复制一下传说中的“九一八”，自己过一下民族英雄的瘾。
机会来了。正好梅津要出差到长春去和陆相林铣会面。临走时，酒井假装漫不经心地打了一个擦边球。
那什么，不是刚出了一个孙永勤事件吗，听说支那当局有包庇纵容行为，我们作为华北皇军，为维持治安，是不是应该“小小的”，“轻微的”给他们一个警告呢。
梅津拿好了行李，拎着包就要走人，没有时间好好考虑，他想想酒井的话还是蛮“得体”和“善解人意”的，既然是轻微警告，有什么不行。
可以，完全可以。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酒井刚要出发，正准备去好好地讹一下中国人，又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
这就是胡白被剌案。
胡白是指两个人，胡为《国权报》社长胡恩溥，而白则是《振报》社长白榆桓。
这两个人都是中国人，他们死了，跟你们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日本人说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因为这两人平时在论调上都比较亲日，是帮着我们说话的，现在他们被杀了，当然要替他们做主。
原来是两个汉奸文人。
平津金粉之地，当时出的软骨头文人比较多，其症结大多就在岳飞所指出的“贪财”“怕死”四个字上，这些能被称为“汉奸文人”的都倒在这上面：或由贪财而下水，或因惧战而动摇。
为了引诱他们，日本人也从中做了不少“细活”。比如胡白所在的报社，就都拿日本军部给的津贴。
两个人中，尤为可叹者为白榆桓。这兄弟早期也是革命党人，和孙中山、黄兴他们是一拨的，天天捉摸的事就是怎样剌杀清庭要员。未料他最后也被别人用这种方式干掉了，而且死后的声名比那些他曾经切齿痛恨过的满清王公还要不堪和狼狈得多。
对酒井来说，那些天幸运真是一个接一个，胡白事件来得太及时了。他想都没想，马上把矛头对准了蓝衣社。
早在长城抗战时，老蒋不是很得意地告诉何黄二人，他对于日本特务活动已经有办法了吗？
他的办法就是启用蓝衣社渗入华北。
在国民党内拥蒋的几个派系中，杨永泰的新政学系被称为老蒋雇来的保姆家佣，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CC系只能当个管家，而所谓的嫡亲儿子，则是这个蓝衣社。
（609）

为什么说他们是老蒋的嫡亲儿子呢？
因为里面的人清一色都是黄埔系的，而且以前四期为主，在老蒋看来，都是宝贝中的宝贝。
蓝衣社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力行社（取三民主义要力行之意）。之所以被外界唤作蓝衣社，据说是因为社内干部都穿蓝色军装的缘故。
如果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这个组织里面的哥们有些类似于当年到德国考察后弄出二叶会的那些日本陆大生。他们身穿蓝衣，就有效仿纳粹黑衫党的意思。
此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德国青年党卫军那股雄纠纠、气昂昂的神气让这些愤青类型的黄埔军人大为心仪。
我们也要这么干，不如此，如何肃贪，如何抗日，如何解决中国内外部乱七八糟、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大堆问题。
老蒋从德国进口军事顾问和武器，而在蓝衣社党徒的眼里，德国人身上的那种铁血精神比物质还要值钱得多。
应该说，老蒋对蓝衣社的态度称得上是又爱又恨，一方面他确实需要这批学生去给他冲锋陷阵打江山，另一方面，也知道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很难驾驭，一个不小心就会像脱缰的野马那样，给他招惹出种种是非。
早在何应钦接替张学良担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时，为使华北进一步“中央化”，并为抗战造势，老蒋就指令蓝衣社以“华北抗日宣传总队”的名义进入北平，从而建立起了蓝衣社的外围组织：北平复兴社和华北军务会政训处。
复兴社的活是动嘴皮——每天派14个分队到部队学校以及公共场所，跟大家讲要统一抗战，否则就得被日本人各个击破，云云。
政训处的活是拉关系——今天拍拍宋哲元，说你那个大刀队长城抗战时真是帅呆了；明天吹吹东北军，说张学良与老蒋是兄弟手足，是并肩领袖，总之确保这些巨头们没有反意。
除这些“面上工作”以外，对付汉奸、剌探情报的任务主要由戴笠任处长的蓝衣社特务处负责。
那时候的戴老板在蓝衣社里还只能算一个小卒子，连蓝衣社 “十三太保”都不是，但已经显示出了他在特工领域内几乎无人能及的潜质。
戴笠在前面帮老蒋完美地解决了张敬尧，差不多弄得板垣无路可走，已初步得到了老蒋的赏识，不过那是在华北还未被日军占领之前。之后他仍然干得相当漂亮，可一不小心却差点因此惹下大祸。
当年胡、白是在日租界被杀手干掉的，而且一前一后，几无任何线索可寻。酒井之所以一口咬定是蓝衣社干掉的，他凭的不是证据，而是“直觉”，也就是他天天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些拿着抗日传单的“蓝衣服军人”。
你有“直觉”，别人也有。天津驻屯军里就有参谋认为两人是被酒井先找人做掉，然后故意栽赃给国民党蓝衣社的。
几十年来这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610）

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一些昔日机密已不成其为机密，蓝衣社旧人才揭开了谜底：胡白案是戴笠所为。
戴笠此次出手，恐怕事先并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如此借题发挥。毕竟那个年头即使政敌之间搞暗杀都是常有的事，今天我整你，明天你整我，等于玩玩游戏，不亦乐乎。何况死的是中国人，在日租界，又是一件没人能破的来无踪去无影的无头案。
可是酒井不着急，他只需要用一种比较古老的侦破技术。
其名：莫须有。
有了把柄握在手里，酒井信心十足，马上就动手给参谋本部发去密电，并列出了计划向中方开出的“菜单”——
撤两个人：河北省 于学忠、南京政府驻北平宪兵团团长蒋孝先（黄埔第1期）。
撤两个单位：军分会政训处、蓝衣社。
这时候参谋本部次长是杉山元（陆大第22期），真崎已被改派去做教育总监了。
杉山元早在陆大就被他的同学称为“傻瓜元”，整天糊里糊涂的，做事没有什么原则性。他能挤上次长的位置，完全是拜“皇道派”和“统制派”内斗所赐，这些人斗来斗去，聪明的都靠边站了，就把他这个傻瓜给拎了上来。
杉山元和梅津的关系很好，不过在两人关系中，更主动一点的却是作为上级的杉山元。虽然梅津的职位没他高，陆大资历也低一届，但人家是军刀组首席，他跟梅津站在一起，就好像留级生和高考状元站在一起一样，只有洗耳恭听的份，所以一般梅津打来的报告他都认为没有问题。
这次也不例外，他拿着酒井的密电翻了翻，认为是梅津的意思，但因为事关重大，也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干脆，含含糊糊混过去吧。
于是回复：那你向支那提一提这个“建议”。
按字面的意思，既然是建议，那人家就是可以爱听不听了。酒井才不管呢，他只要杉山元表个态就可以了。建议也罢，威胁也好，反正都是我来操作的。上面有人罩着就行。
最重要的是，有杉山元的这个答复，梅津回来时如果问起，他就有得交待了。
酒井很清楚，他要跟中方打交道，靠的将不是外交技巧，而是武力威胁，但是天津驻屯军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底气”。
当时的天津驻屯军全部加起来也超不过2千人，在天津本部的，仅5百人不到一点。这时候的平津附近，却有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不下6万人，想吓人都缺砝码。
那就去弄张虎皮过来吧。
酒井马上向关东军求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关东军却对他持“不合作态度”。
（611）

关东军在武藤信义时代达到了顶峰，按照武藤在热河和长城战役中创下的“辉煌武功”，他不仅可以获得元帅徽章，还非常有可能在陆军中成为绝对的“偶像”，然后“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无奈人算不如天算，早早就断了气。接他位置的是“福将”菱刈隆，菱刈隆之后就是老混混南次郎。
我们上次提到南次郎，还是他在给若榇内阁打工当陆相的时候。这么多年过去，差不多一起出道的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们都退休了，后辈冈村宁次等人也开始冒出了尖尖角，这老家伙却还能在官场上春风得意，让你不服气都不行。
能始终高位得坐，骏马得骑，南次郎靠的不是别的，一个字：混，展开来讲就是谁也不得罪，“难得糊涂”。
天津驻屯军要求援，想想看，这事要做成了，功劳是梅津的，要办砸了，自己却难逃干系。这事能干吗？当然不能干。更何况南次郎一贯的人生准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让他多动一个手指头都不高兴，更不用说还要派兵去“犯险”了。
酒井从关东军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兵没有，连代表也不能派，不过可以给予“无形之支持”。
相信我，我在用精神做你的动力，对，一直往前走，熔化在蓝天里吧……
酒井再生气，却也不敢对着关东军发脾气，最后抱着脑袋一合计，忽然眼前柳暗花明：真的虎皮借不来，那我就自己搞个山寨的嘛。
他要找人冒充“关东军代表”了。
人很容易找，做梦都想搏出位的青年军官有的是。比如北平大使馆里的高桥。让他扮“关东军代表”都不用化妆，因为以往关东军和中方谈判，很多时候也是由大使馆的武官出面的。
两个家伙就这样手拉着手跑到居仁堂来找何应钦兴师问罪了。
高桥首先发飙，向何应钦提出“质问”：早就知道你们笑里藏刀，口蜜腹剑，背地里一直在捉摸抗日，果然如此。
何应钦还没反应过来，两人就亮出“假身份证”，酒井说他代表天津驻屯军，高桥说他代表关东军，此行是专为“孙永勤事件”和“胡白被刺案”来进行交涉的。
来头这么大，何应钦心里一紧，不得不小心应付了。
酒井接茬上，连珠炮似地开始了攻击。
先罢于学忠。
为什么呢？
在孙永勤事件中，河北遵化县对孙永勤“姑息养奸”。这是违反塘沽协定的。
谁为这件事负责，当然是河北的一省之长于学忠。
下面再讲胡白案。
酒井说他已经查明了，胡白案就是蓝衣社所为。
那就听你的，撤掉蓝衣社。可是酒井说，这还不够，得把天津市的市长也撤掉。
酒井为此还让何应钦去查查当年的《辛丑条约》，说那上面写的明明白白，只要租界里的人被证明是中方“害死”的，就可以用“弹压治罪权”来进行治罪。
其实《辛丑条约》上提是提到过这么一句，但所谓的“死人”必须是“八国联军”所属国的人，而不是任意一个死人。胡白并没入日籍，因此理由实在牵强。
何应钦听了半天，耐着性子问酒井，你说这些事情中方有责，有证据吗？
酒井哪有什么证据，只好信口胡编。
（612）

作者：小于770126　回复日期：2010-05-04　16:22:38
撤两个单位：军分会政训处、蓝衣社。这两单位在情理之中，
撤两个人：河北省 于学忠、南京政府驻北平宪兵团团长蒋孝先（黄埔第1期）。为何撤这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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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两案负责

作者：robert0921　回复日期：2010-05-04　14:19:17
指出老关一个小错误，陆相林铣十郎（はやし せんじゅうろう），应该是姓林（はやし），名铣十郎（せんじゅうろう），而不是姓林铣，简称林铣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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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他说孙永勤战死后，日军检查尸体，发现了一张蒋何共同签署的委任状。
“委任状”在哪里，问他要。
没带来。
那胡白案呢？
酒井已经被问急了。
何应钦想缓和一下气氛，让人端上茶点，孰料眼前的这两个家伙果然属于“兽类”，根本不通人间情理。
他们把茶点往旁边一拨，谁要喝你的东西！
然而刷地一下抽出军刀，对准了何应钦。
你说——
蓝衣社宣传抗日，又是特务组织，不是这些人干的，又会是谁？证据，用不着，辩论，那更是浪费时间。反正一句话，就是你们唆使蓝衣社做的坏事。这是不容动摇、无可辩驳的事实。
何应钦性格温和，属于正人君子一类的，非常讲究待人接物。一时间，被两个小混混又讹又骗又吓，弄得满头大汗（“倭寇蛮横，非理可喻”）。
正所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酒井一看，原来你跟我们不是一路啊，这就好办了。直接亮清单吧。
开给参谋本部的“清单”上，一共只撤两个人、两个单位，不过那也就是骗骗“傻瓜元”的，酒井给何应钦看的单子叫做“一锅端”——什么国民党党部、中央军、宪兵、蓝衣社，全给我撤走，反正华北就是不能再留下一点“中央”的气味儿。
何应钦开始以为只是撤两个职务而已，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这么大，顿时眉头紧锁，再也不说话了。
见对方不答应，酒井赶紧又用上一招，那就是武力恐吓，而且语不惊人死不休，哪一句最吓人他用哪一句。
第一句：如果你不全盘接受，那么一旦发生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这样的“惨剧”也不是不可能的。
何应钦是有头脑的，不然如何能够做到全国军政部长。这一句吓不住他。可接下来这句就不一样了。
第二句：你们蒋介石持的是“双重政策”，谁会看不出来呢。你们不是老问我们究竟要做朋友还是做敌人吗，这要让蒋介石本人来回答，他别指望脚踏两只船，又拉英美，又忽悠我们，做梦！
末了，酒井还一本正经地宣布：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都一致认为，蒋介石没有与我们日本亲善友好的足够诚意。
就是这句话，让何应钦大惊失色。
蒋介石当时是一国军事首脑，不是谁都可以指名道姓，说蒋某人如何如何的。这就跟指着日本人的鼻子，告诉他：你们裕仁特不地道。一个意思。
在何应钦看来，这无异于日方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一番狠话撂下，见何应钦脸色都变了，酒井和高桥赶快拍屁股走路。因为再呆下去他们怕露马脚，暴露自己其实并不是什么“代表”的真相。
这就是发生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的“河北事件”的开端，被史学界称为“国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613）

在酒井下“通牒”的第二天，天津驻屯军便闻风而动，张牙舞爪地跑到河北省政府公署附近，来回溜了两圈，算作示威。
紧随其后的是关东军，出兵虽然有难度，但发篇声明却是顺水人情，抬手就来：天津驻屯军的做法，我们十分支持，完全支持。
面对空前紧张起来的华北局势，南京的汪精卫除了翻来覆去念叨：额滴个神啊，就只会急得在房间里打转转。
蒋汪蒋汪，“蒋”在哪里呢？
他在西南，正忙着“剿共”呢。
这时候由于罗文干辞职，汪精卫自己兼任了外长，但这位仁兄平时夸夸其谈虽有一套，论起办法来却没有多少。
能想到的法子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驻日大使去找日本外务省交涉。
可是广田一听到这个事，便好象跟他浑不搭界一样，马上就一退老远，连连摆手：别的事可以商量，这事我可管不了，那是军队负责的，你找军队吧。
然而，陆军省也早就发了声明，说“河北事件”最好还是由当地驻军解决比较好。
一推再推，转了个圈，竟然又都集中到那个假冒的“代表”酒井那里去了。
外务省选择回避与此时日本国内的大气候有一定关系。
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半年开始，东瀛三岛就刮起了一股旋风，名字叫做“国体明征运动”。
它的斗争矛头是冲着“天皇机关说”去的。
以前的日本学术界，曾有过一个广泛共识，认为统帅权应属于国家，天皇只不过是作为代表来行使这个权利，这就是“天皇机关说”的由来。
尽管这个所谓的“共识”仅仅存在于学术圈子，在圈子以外早就名存实亡，但毕竟还有那么一个范围的人予以坚持和认可。
但是经过“国体明征运动”，“天皇机关说”被彻底打入死牢。日本犹如进行了一次“无血政变”，以“天皇机关说”为依据的仅剩的一点立宪思想被扫地一空。天皇的权威得以无限提升，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军队也被推到了一个无人敢得罪的地位。
就像大白天捡到金子，天皇自然是乐在其中，任由军队在外面胡作非为。
裕仁起初在听到华北事件频发时就明白，这里面中国人一点责任都没有，完全都是他下面的军人们挑的事。不过他并没有像当年长城战役时训真崎那样，对华北军人的“非法行动”说上哪怕一句半句。
责任竟然被推到了侍从武官长身上。
据说是这个武官长“规劝”的：国家大事要由内阁处理，天皇不应“干政”。
“陛下”于是就不再言语，转过身玩他的考证去了——这位老兄业余是个生物学发烧友。
令人无语的是，在“河北事件”尘埃落定，日本赚了个盆满钵满后，这时候裕仁又出来了，他在接受中国呈递的国书时，还假模假式地对自己不能制止华北军人的所作所为，含含糊糊地表示了那么一点歉意。
用意不外乎是向外界表明，那些坏事都不是我干的，我还是个好人，只不过不能劝阻手下罢了。
高，实在是高。
（614）

其实大家都明白，“内阁处理”云云都是假的。冈田内阁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虽侥幸未倒台，但早已是战战兢兢，哪里还敢再对军部说半个不字。
而陆军省的理由，则与中方一直未在华北交涉上完成地方向中央转换有关。
地方交涉迟早要出问题，这点黄郛早就想到了。在“河北事件”没有发生前，他就坚持“枢纽全在中央”，撤消派出机构，由中日两国恢复外交常态，进行直接交涉。
因为华北的对手不是一般的对手：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那是两匹野马，整天变着法都想找点事出来。
相对于它们，日本政府包括陆军省毕竟还要相对克制一些，也能在其内部对军队起到一些牵制作用。
可是一段时间以来，汪精卫却过于迷信广田的“协和外交”，一味只知道打压国内的“反日情绪”，以为退让即可换得两国关系的好转。这种驼鸟思路为他后来“和平救国”埋下了种子。
在黄郛南下后，他以为华北暂时的风平浪静，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妥协的结果，所以连必要的防范和外交策略的转换都没有去做，乃至于情急时竟然遇到了连外交对手都找不到的窘境（“至对手方，亦寻不著”）。
于是，没办法的汪精卫只好交给何应钦一个办法：你自个看着办吧（“令何应钦主持应付”）。
此时何应钦面对的可选项并不是很多，“最后通牒”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头顶。
要想避战，看来只有一招了——丢卒保车。
何应钦咬咬牙，首先让两个人辞了职。
一个是曾扩情（黄埔第1期），一个是蒋孝先，前者是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后者是宪兵团团长。跟在他们后面的那两个机构：政训处和宪兵团自然也不能幸免，解散的解散，撤掉的撤掉。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方做出这些让步，事情就应该到此结束，那样中央的势力仍能驻足华北。
日本军部一直在观察动静。
在从驻华使馆获悉中国作出让步后，他们决定由陆军省出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参谋次长杉山元、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陆相林铣十郎，日本陆军中说话最有份量的三个大佬都聚齐了。参谋本部的与会人员中，除了“傻瓜元”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实力派、统制派“盟主”，时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
会议上这帮人自然都要发表高论，哇啦哇啦地嚼了一通舌头后，汇集到一点：“河北事件”是否可以适可而止了。
杉山元说：不行。
这位老兄本来对酒井竟敢“矫诏”办事尚有那么一点想法。后来一瞧，怎么着，还真弄出一点眉目来了。看来后生可畏啊。那么何不穷追到底，把“华北工作”再做出些成绩来呢。
可光他说不行没用。因为这时候日本的军界，是统制派的天下。
（615）

得听统制派老大的。
永田一语定调：平息事态吧。
那意思就是，好了，支那人出血已经出的够多了。为今之计，还是先把这些好处消化掉再说。
他弄了一个“必要项”，一个“希望项”。
已经得到的好处，全部放进“必要项”。
酒井提出的其它七七八八要求，都被扫进“希望项”。
既然是希望，那就不是必定要做到的，得看中国人有没有这个“自觉性”。
不是说永田不想再捞好处，而是怕好戏被酒井这冒失鬼给演砸了，弄出一个无法收场的结果出来。
在内心里，他其实还是想再投机一把，看看运气的，因此再次交涉的人选，仍然是那个酒井。这在无形中，倒给酒井原来假冒伪劣的身份正了名。
为了确保酒井不出“岔子”，军部还特地派中国课课长喜多诚一大佐（陆大第31期）前去天津进行“监督”。
说监督是假，帮忙才是真。
这厮立功的心比酒井还急。他人一到天津，就把日本驻上海大使馆副武官矶谷廉介（陆大第27期）找来“共商大计”。
几个人在一起议论一番之后，就拿起笔，刷刷刷，把“希望”全改成了“必要”，并在后面添了个时间：限6月12日。
这样一来，真成最后警告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9日，酒井、高桥再次走进居仁堂。
几天不见，这两个家伙的小胸脯已经挺到天花板那么高了。
原因当然是因为身份变了：如今我俩可是正宗代表了。
何应钦知道来者不善，赶紧把这些天自己免了谁的职，停了哪个团体的活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酒井。
可是酒井并不要听这些。
都是已经做了的嘛，我要那些你还没做的。
党部和军队什么时候撤？
何应钦心里一震，知道怕什么来什么了。前面请辞的，免职的，解散的，撤退的，其实都不是核心的东西。
核心的就是一项：保持党部和军队。这是主权的象征。
可是酒井已经懒得跟眼前这位“好好先生”烦了，他扔下那份所谓的协定，扭头就走。
临走时留下一句话，看好了，“限6月12日”前答复。
得不到答复，后果自己想去吧。
何应钦情知事关重大，他无法做这样的一个主，便向蒋汪分别去电请示。
酒井当天摆了一个“不怒自威”的造型，自己很是得意，出了门就一再跟别人吹嘘：看我的，不用打仗就能捞到满把的好处（“可望不经流血而有成就”）。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内部在闻听消息后却立刻炸了窝。
第一个意识到情况严重的是参谋总长载仁亲王。
这位亲王不是真的不管事，而是看什么时候管。如以狡黠和手腕论，跟那个自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天皇裕仁并无二致。
弄来弄去，几个负责交涉的，竟然把军部颁下的协定都能给改掉。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如此一来，是不是连我的命令也能更改了。
不得了，想变天啊。
（616）

他立刻给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发去电报，要求他：“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
与此同时，对关东军重申，除非得到天皇敕令，否则不得踏进长城以南半步。谁要违反，大逆罪论处。
就这样，他还不放心，怕关东军像以往那样阳奉阴违，装作没收到电报，又让北平使馆武官通过电话，直接向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口述一遍。
梅津接到电报后，顿时大光其火，对着酒井劈头盖脸发了通脾气。
你把参谋总长都给得罪了，以后还想不想混了。
酒井这下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顿时面如死火：本想立功受奖的，没曾想一辈子都得倒霉在这上头了。
可是关键时候，有人救了他的命。
何应钦自从发出电报后，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回音。
老蒋的电报先到：不能撤军。
在当时的国民党要人中，要论眼光犀利，非蒋莫属。他一眼就看出，中央军南移是核心问题。其它或可商量，唯独这一件，绝对没门（“应坚决拒绝，决难接受”）！
他告诉何应钦，你不要以为中央军南移，就万事大吉了。
不是这样的。
中央军南移之后，不仅不能摆脱困境，以后还将更加麻烦（“不特不能消弭祸患，反增棘手之理由”）。
老蒋知道汪精卫意志软弱，怕他在这一节骨眼上动摇，又专门发去一份电报，特地强调，如果中央军撤退，只会给我们的反对派找到借口（“两广更有辞可借”），舆论也不会答应（“民众大失信仰”）。
可是汪精卫并不这么想。
他和南京一帮留守的人已经乱了方寸，在老蒋一时无法来京的情况下，开会研究，认为只要日军不明着进占平津，中央军撤就撤吧，这样总比“重开战祸为害较轻”。
会议通过之后，汪精卫随即电告何应钦：撤军。
两份电报，蒋说不撤，汪说撤，这让何应钦也踌躇起来。他判断了一下形势，认为如果己方一无准备，万一日军真的开了火，打也打不了，守也守不住（“战守皆自为难”）。
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撤军稳妥。
一来这毕竟是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正式决定，二来，他也注意到，只要不留书面协议给日方，不被他们抓到把柄，等到力量一强，军队还是可以再开进来的。
于是，他把汪的那份拿了起来——
“撤退无异议”。
天上下雨了，幸运雨。
已快要频临绝境的酒井在得到这一“惊天喜讯”后，眼泪都要下来了，可是嘴里还在装腔作势地嚷着：我们的舰队，航空队，都没走，都在那里等着呢，你们说了不算，全部撤掉才算。
刚刚还急得脖子上青筋暴突的梅津喜出望外。
太神奇了，连兵都不要派一个啊，就建此奇功（“得全面受诺，堪殊庆幸”）。
拍拍酒井的肩膀，竖起大拇指：你小子真有种。
酒井此时却又撒起骄来。
为了“帝国利益”，我不得不违背军令。现在请惩罚我吧。不过我这样死了也甘心了，当眼睛闭上的那一刻，大家务必注意一个小细节，那就是我的脸上始终是笑着的（“虽在九泉亦自含笑”）。
面对这样一个大活宝，谁还舍得再砍他脑袋。
（617）

载仁亲王早就不响了，又装作不理政的样子，转过脸玩他的书画去了。
杉山元次长则仰天大呼：天啦，这么有功劳的一个军人，我们能惩罚他吗？
东瀛三岛举国狂欢，又一个“民族英雄”似乎要从鸡蛋壳里跳出来了。
汪精卫和何应钦此时却都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几个宵小牵着鼻子走了一圈。
一出手就赚了个盆满钵满，酒井和高桥一时乐得连道都走不动了。
何应钦答应撤军等条件，只是口头承诺，当时并未有书面签字，这两家伙便准备乘胜追击，再去扒拉一点什么下来。
高桥把所有条件弄成一份觉书，交到何应钦手里，让后者照抄一份后盖个章送还给他。那神气，好象他这个小小的武官，已经可以和中国将军平起平坐了。
何应钦十分生气，同时事前大家也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不得做书面答复，因此，他又让人把觉书退回，告诉对方：你的要求，我已“自动实行”，用不着再签字盖章了。
知道高桥还要没完没了地来纠缠，何应钦干脆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13日，他以报告事件交涉过程为由，匆匆离开北平回到南京。
可是高桥阴魂不散，仍然跟只苍蝇一样地在屁股后面嗡嗡直叫。
你觉得我高攀了你，那这样，我代表梅津，由军分会办公厅主任代表你，把觉书改成备忘录，咱们会签一下。
何应钦不理他。
这样不行，那我就干脆坐地上哭：呜呜，这是军部下达的命令，如果完不成任务，我要被打屁股的（“如不能实现，无法复命”）。
何应钦干脆背过身去。
还不行？高桥马上一骨碌又从地上爬起来，擦干眼泪，换了副可怜的神情：要不我就豁出去一把，备忘录都不要你们签了，给我一张纸头，让我回去好交差，这总可以了吧。
从头到脚，都是日本人特有的招数：寡颜鲜耻，死缠烂打，就希望你脸皮稍为薄一点，着他的道。
实在被这小人弄烦了。经汪精卫同意，何应钦只得写了张便条，算是把高桥打发走了。
便条的大致意思是：酒井提的那些个事，早就自动给办好了。
就这么一张小小的便条，既无签字也没盖章，竟然就成了日本人一口咬定的“何梅协定”，后来在华北问题上一直抓住不放，喋喋不休，非要“导呀导”，指望从这里面“导出一条小毛驴”来。
二战结束后，梅津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亲口承认，所谓“何梅协定”子虚乌有，只是嘴上讲讲的，没有像《塘沽停战协定》那样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曾参与此事的矶谷也在私下里说，其实哪里有什么“何梅协定”啊，都是军方这么宣传的，弄得跟真的一样。
为了这个“何梅协定”，何应钦一辈子饱受指责，甚至被视为“亲日派”。
但对于何应钦来说，后面这顶帽子实在戴得过于勉强。
（618）

举个例子，因为“马关条约”，外界都说李鸿章媚日，其实一般人可能并不知道，这老头子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原因很简单，他的半生清誉和功名都毁在了东瀛人手里，如何还能再“亲”得起来。
恨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民国笔记《春冰室合集》记载，李鸿章曾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在，他终生不会再踏入日本一步（“文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
“马关条约”签定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归国，途中要经过日本横滨。日本人已经在岸上把食宿都弄好了，“以上宾之礼待之”，随从也都规劝：咱不跟他们见面，就上去呆一晚。
可他就是不愿动一动，宁愿在船上过夜。
等到换乘轮船，中间需要用小船过渡，他眼睛尖，一看，怎么是日本船，打死不上。
船主无法，只好在两只船中间搭一块木板。
李鸿章时年已经75岁，身体也不好，可他就宁愿自己一步一步地从木板上走过去，而木板之下就是波涛起伏的大海（“始履之以至彼船”）。
治军理政的得失姑且不论，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说他亲日媚日，真不知从何说起。
何应钦的情况其实差不多。
曾北上参加过谈判的高宗武就为何应钦喊冤，说“何氏之厌恶日本”，恐怕还在任何人之上。
事情办得好不好，水平高不高，那是一回事，但媚不媚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况且当时何应钦也没有办法，黄郛走后，他是华北的唯一负责人，“不但任劳，而且任怨”，所以最后倒霉的事就都顺理成章地归到他一人头上去了。
不管怎么说，当初永津等人处心积虑要加进去的“政治协定”，在事隔2年后，终于得以初步实现了。第17军被迫取消番号，和其它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一起撤出北平。
在撤离前，黄杰请部下们吃饭。吃饭的时候，黄杰说，今天请兄弟们来，就是喝杯告别酒，此番别离，真不知何时才能故地重游。
言毕，泪不能禁。
说是吃饭，大家都没吃饭的心情，相对无语，默坐半天后自行离开。
郑洞国后来回忆，撤退那天，官兵在操场上抱头痛哭，当时情景，“至今难忘”。
在“河北事件”爆发后，黄郛焦急万分。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他知道就算自己再次北上，也难以解决问题，而在京的几位又显得张皇失措，束手无策（“仅赖京中各位，恐未能负此重荷”），因此他一直以在野之身，发电报到四川行营，希望老蒋能回京主持大局。
可是鸡毛信发过去，老蒋的答复却是千篇一律：这边还没有部署好，我来不了（“弟一时不能离川”）。
真要命啊。
其实老蒋并不是真的就忙到连回趟南京都没时间了，他不回来有他的道理。
（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