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对“起事”倒是筹备已久，行动计划很是到位。他们一到丰台，驻丰台站的铁甲车队第6中队队长段春泽就起身相迎，因为他们早就暗中联系好，是一伙的。
除了外合之外，北平城里还有“内应”，就是潘毓桂、张璧这些人。据说，白坚武在丰台一下火车，就是先用电话跟潘张联系的。
随后，停在丰台的2列铁甲车便转头向北平开去，并鸣炮为号（“开炮十余发”），城内外形势一时大为紧张。
这时候，由于黄郛和何应钦都不在任上，北平军分会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临时打理，政整会则由王克敏暂时负责。
鲍王二人手上不直接掌握一兵一卒，又没有黄何那样的气度，听到这样的突发事件，顿时把脸都吓白了。
这时候担任北平卫戍任务是东北军。
鲍王一商量，还是得让时任北平卫戍司令的王树常出来招架。怕打电话说不清楚，两个人赶紧往王树常家里跑。偏偏王克敏视力不好，人称“王瞎子”，黑灯瞎火看不见，加上惊慌失措，竟然一头撞到门框上去，把眼睛都碰伤了。
王树常见情况紧急，赶紧宣布全城戒严，同时四面调兵救驾。
段春泽的铁甲车眼看着已经到城门口了，可是却发现开不进来。原来在得知有人要攻城的消息后，北平公安局所属的保安队就第一个出动，把铁轨给扒掉了一段。
在王树常的调遣下，除驻北平的铁甲车队、保安队出城外，驻城外的东北军缪澄流师也赶来对“正义自治军”进行截击。
所谓“正义自治军”，不过是白坚武临时拼凑出来的一帮杂碎，也就靠着段春泽的2列铁甲车壮壮胆，一看到铁甲车没法前进，四周围又全是对方的人，立时慌了神，调头就跑。
最后白坚武走脱，段春泽被抓住枪毙了。
北平虽然保住，但鲍文樾心里却仍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因为这些东北军迟早都还是要撤走的，而且就最近的事，万一白坚武再卷图重来，或者日本人直接乘虚而入，到时候可怎么办呢。
就在他彷徨无计的时候，有军分会委员身份的萧振瀛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如果需要防守力量的话，我们29军愿当此任。
鲍文樾一听喜上眉梢。长城抗战，29军一战成名，绝对是一支劲旅，正求之而不得啊。
萧振瀛得到鲍文樾的点头同意后，立即打电话通知29军军部。宋哲元也感到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便在第一时间把冯治安师派了过去。
随后，29军进入北平，正好填充了中央军和东北军撤走后留下的力量真空。
京津两地由是人心大定。
（637）

作者：活活山　回复日期：2010-05-13　04:29:07
老关：
可惜郭将军终究和自己的学生是两种性格，吵架还不解恨，一路举着愤青的大旗就和自己的老板干上了。
少了这个生命中的贵人兼导师，小孙从此就难了--小孙应是小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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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笔误。抱歉。

我个人的一点意见：
1、本帖为文史随笔，没有强迫任何人阅读、考试、拿证的权利，任何人可以看，也可以不看，但要说还有洗脑一类的功能，作者实在没有这么强大，帖子也不担负此职能。
2、胡适先生有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每天喜欢看大家的留言，天涯有识者众多，常使人很受教益。但我也不讳言，我很讨厌攻击、谩骂以及乱扣帽子，因为里面太多的是缺乏深入思考的偏见和大而无当。
3、有的兄弟可能不爱看这类型的，其实其它类型的文章到处都是，本文与之相比，实在浅陋，甚至都不值您的一驳，建议弃之不看，去看自己喜欢的。说这话并无恶意，因为老关自己看书，也是有选择的。
4、大家都知道，这个帖子出过些事。既出过事，我也不怕事。之所以喜欢天涯这块宝地，实在是这里知音众多，谈天说地心旷神怡。5、我说过，公道自在人心。我与这里的很多朋友虽从未谋过一面，但毫无疑问都有共同的兴趣和讨论话题。在这里一天，没有别的奢望，就是希望能给我们一方清静的天地，自然，作为楼主，我亦有责任来一道维护这块天地。那么，如果您跟我们不一样，请给我们一点清静，也省得耗费您的精力。谢谢。

29军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本来他们以为北平没有了中国军队的驻扎，自己在华北的舞台上从此可以恣意妄为了，没有想到会生生地闯出一个硬派小生出来。
由于全无准备，他们一时又找不出什么借口阻止29军，不让后者进华北，于是“华北工作”只能“吱”地一声来了个急刹车。
从日本军部当时的心态上来看，除了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外，并不完全排斥地方军队占据华北，关键就看这个地方军头能不能被他们所控制和利用，以帮助其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对宋哲元，日本参谋本部的评价是：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人是老西北军的，应该属于反蒋系统，不过，他在长城抗战以及主政察哈尔时期的态度又表明，他实际上并不完全顺从于我，因此可能同时是一个反日人物。
反蒋，自然是好的。可是他也反日，那可怎么办呢？
结论是不要紧。
因为我们日本太强大了，以后还会越来越强，宋某在反蒋方面一定会感到“寂寞”的，这时候他要想称雄一方的话，就不得不投靠我们了（“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
“第二次张北事件”的谈判不就是一个明证吗？可见，宋哲元是完全可以“改造”过来的。
正是鉴于这一认识，日本人对29军“贸然”进入北平的行动基本上是听之任之，没有做出什么明显的威胁动作。
29军这回名利双收，算是立了一功。
不过宋哲元本人很清楚，军队尤其是地方军队的动向，老蒋是最在意的。他虽然人在西南，你可不能当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宋哲元既然据有了北平，自然也希望老蒋能给个正式的“说法”。
听到29军进入北平的消息，老蒋既喜且忧。
此前他的义兄黄郛已向他建议：对日政策必须改变，打仗看来是真的避免不了了，我们内部要加快作战准备。
黄郛在对日思路上一贯是沉得住气的，他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如此激烈，显然与日本变本加厉，接连在北方挑起事端有关。
日人梨本佑平，出身于新闻记者，这个人的思想倾向是偏左翼的，也就是说有时是肯帮着我们讲讲话的。他说当年黄郛曾经当着他的面流过泪——
你知道你们的酒井隆和高桥坦是多么野蛮吗，他们拿着刀对准我们的何应钦将军，让后者答应他们的苛刻条件。
中国将军也重体面，要礼仪，宁受其辱？！
黄郛的话，再次震憾了老蒋。
备战这个事，其实老蒋早就在做了，可以从2年前的长城抗战算起。
“一二八”淞沪会战后虽然已有所准备，但当时接 局的结果，还是使人产生了一个错觉，误以为双方的战力应在伯仲之间，即使日军战力比我们强，也强得有限。直到长城这里一开打，才知道不得了，三十万打五万，六比一，还被人家打得一个劲地往后退，两国实力之悬殊简直超乎想像。
再不好好准备，别说“雪此奇耻”了，再蒙上几个“耻”都几乎是一定的。
因此长城抗战结束后不久，老蒋就在南京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以日本为假想敌，把修筑国防工事和训练部队摆在了首要位置。
（638）

可老蒋那时候的重点还在“安内”上面，这活交给谁干呢？
人还是有的，一南一北，北边是最听话的刘峙，负责构筑黄河北岸防线，南边则是和他的义兄一样任劳任怨的“老劳模”朱培德，时任军委会参谋总长，后者负责构筑宁沪杭防线。
朱培德原属滇军系统，不算老蒋的嫡系，但他却是老蒋一生之中最信得过的人之一。老蒋曾按照自己的标准把周围的谋臣将相分了个档次，有的品德好，所谓“贤”，比如张静江，有的才气高，是为“才”，比如杨永泰。然而，能在德才兼备中位居首位的，却是朱培德。这个评价是连老蒋的义兄黄郛、军师杨永泰都及不上的，可知朱培德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
朱在军中的职位和作用，实际还在何应钦之上，但却少有人知，原因就在于他除了修国防工事外，还一直默默承担着老蒋给他的另一个秘密任务——整军备战，想不低调都不行，所以“世不见其赫赫之功”。
黄郛在华北坚持了2年，朱培德就在后面整整忙了2年，但直至中央军撤出北平，这活还刚刚理出个头绪来。
老蒋很着急，他希望有人能再帮他在华北顶上一把，但同时他也深知，即使这时候黄郛能拖着病体再次北上，在无军事实力支撑的情况下，也定然是于事无补，因为日本人早已不认这个了。
万能的上帝，请给我启示，谁才是救星。
祷告完之后，他打开“上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上面写着：29军！
老蒋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宋哲元一直声称“拟长期休养”，不肯亲自来见，这个态度难道是偶然的吗？
只要细细一想，就知道其中大有意味。如果看不出这一点，老蒋这么多年的内战就算是白打了。
现在名为拱卫北平，最后却可能造成“南蒋北宋”，与中央并肩而立的局面。
显然，让29军掌控华北，并不是老蒋想要得到的最佳答案。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在中央军撤离华北前后，老蒋曾让时任湖北省 的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接洽，试图让对方确认，华北交涉也必须纳入与中央直接交涉这一轨道上来，然而事与愿违，如今华北的形势早非“河北事件”前可比，因此交涉毫无结果。
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希望宋哲元能在对日问题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老蒋非常希望知道宋哲元的真实想法，也恨不得剖开肚子，让宋哲元知道一下自己的“真情实意”。
必须有人牵线搭桥。
可是上回演戏演砸了，差点把个萧振瀛也赔了进去，乃至于对方都不怎么好再来见他了。如今再依靠谁呢。
刚刚在“秦土协定”后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的秦德纯。
（639）

于是老蒋就借着让秦德纯来庐山进行汇报的机会，跟秦德纯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
毫无疑问，谈话不可能回避秦德纯的过失。
但是如前所述，老蒋并没有责怪他，而是把责任都揽在了“中央”身上。不仅如此，他对29军主动进入北平，支撑华北危局还大加称赞。
在这次谈话中，老蒋告诉秦德纯一个“心中的秘密”：日本人现在的目标就是华北，打是肯定要打，只是我们没准备好，一时还打不了。我现在把令牌交给你们军长宋哲元，让他在华北帮我“维持”，而且“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
老蒋最后叮嘱秦德纯，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一个宋哲元知，绝不能向其他局外人泄漏（“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按照老蒋的用意，他是想通过这种“推诚相见”的态度和办法，来感召秦德纯，使之影响和改变宋的态度。但从后来事态的进展来看，这个目的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原因就在于秦德纯不像萧振瀛，他缺乏后者所具备的那种魄力和担当，大部分时间都畏首畏尾，看“主公”的脸色行事，如此怎能成就大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8月28日，老蒋在重新回京主政后，正式发布命令：宋哲元接替王树常为平津卫戍司令。
换一种说法就是，东北军在华北的势力从此真正扫地以尽，代之而起的是29军，且得到了中央的正名。
王树常事前一无所知，事后当然很不高兴，但大家争权夺利，靠的还是实力说话，因此他纵使不满，也自知已无回天之力，只得随东北军一道撤出平津。
在华北诸侯前四强（山西阎锡山、北平宋哲元、山东韩复榘、保定商震）中，此时的宋哲元在实力上已足以与阎锡山比肩了。
“华北工作”的第二任负责人多田骏到任后，认为他要重点搞定的就是以上这四个人。
不是吗，宋阎韩商，都是纯实力派，有人有枪有地盘，虽然分开来还没有能跟中央单挑的实力，但合一块却并不缺乏与之对峙的资本。
于是多田骏就对他们喊：小朋友们，如果现在让你们“与满洲紧紧握手”，在华北建立一个“不仰承南京中央政府鼻息的新中立政权”，大家说好不好？
你们放心，不要怕“和蒋介石有磨擦”，我们日本一定会予以“充分支持”的。
“小朋友们”鼓掌欢呼，都说好，而且表情绝对真挚。他们同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绝不排日，不仅不排日，还很友好哩，甚至对于“满洲国”这个小弟弟都可以顺手帮上一把。
四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拍了胸脯：对建“新政权”这件事，只要他们另外三个人赞成，我绝无二话，一定“充分合作”。
多田骏简直要乐晕了。“华北工作”很好搞嘛，有什么难度？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四诸侯”答应得很好，但实际没有一个人行动。
（640）

作者：yokiabc　回复日期：2010-05-14　00:33:20

关兄, 你知道800壮士还有一位杨养正老人在世的么 ? 目前800壮士就他一人了。

今天我去看他了。老人精神很委顿， 但一问起他守四行的经过， 和之后逃脱的细节， 立即抬起头， 来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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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妹妹与历史靠得很近

作者：nfs700921　回复日期：2010-05-13　22:24:30
关兄：看抗战资料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将共产党的战报公布的战果除以2，得到的大致是共产党部队自身损失情况，例如百团大战，说毙伤日伪军3.5万余人,除以2后与八路军的实际伤亡1.8万人大致相当;冀中五一反扫荡战报说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除以2后与八路军实际伤亡5千余人大致相当.而将日军的战报公布的战果除以20,大致能得到日军自身损失情况,再拿五一大扫荡为例,日军称八路军遗尸9千余具,将这个数字除以20,得出的数字约为450-500,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大约是日军的实际战死人数,再加上负伤人数,我估计日军大约伤亡1500-2000之间,与八路军的损失比约为1:2.5—1:3.5,不知您是否同意.，国民党所提供的资料比较混乱，难以得出什么结论。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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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态度，会更多地提及日军战报，当然也很难说一定准确，但相对当时中日实际战力对比，可能还是要客观一些。

请假条
今明两天有事，暂停更新。
另，老关偶出语，可能有不慎伤人之处，但本心无恶意，只是随感而发，敬祈见谅！

一圈转下来，多田骏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等于是做无用功。
这四个人都可以算是民国名利场上百炼成精的老狐狸了，虽说打仗不一定打得过日本人，但论忽悠的本事，多田骏没准还得朝他们磕头认师父呢。
反正一句话，我不得罪你，咱客客气气，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什么“新政权”，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敢第一个上去碰这个高压线的。
秘密拉拢不行，多田骏就开始公开喊话。
他自己弄了本小册子，题名为：对华之基本观念。
在这本小册子里，多田骏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建立“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体”的旗号。
如果是自己在家编书那肯定是没意思的，多田骏选择了把它放到“网上”——请平津的日本新闻记者吃饭，一边吃，一边发小册子。
这次几乎就是倚着他家大门口，扯开喉咙朝大街上喊了：“华北五省”，你们快自治吧，“华北人民”，你们快“自救”吧。
多田骏认为，他这招很高明：“巨头们”不敢出来搞“新政权”，恐怕还是怕我们日本不出手相助吧，那我现在把事情说得这么明白，你们总不该再犹豫了。
没有想到他这一手弄巧成拙，目标实在太过明显，引起了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提出交涉。
这一下日本军部和外务省措手不及，只好把责任都推到多田骏身上，说这本册子都是他一个人弄出来玩玩的小玩艺，纯属自娱自乐，完全当不得真（“个人所交付参考之小印刷物”）。
多田骏哑了火，把另外一个日本人乐坏了。此人就是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
天津驻屯军看来还是不行，看我的吧。
一向抱着得过且过心理的南次郎这次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他手下的那个土肥原现在很给他争气，“内蒙工作”干得那叫一个漂亮。
南次郎要把土肥原派到华北来。多田骏却不甘心让关东军抢功——不需要你们关东军派人来，天津驻屯军自己就能够搞定。
南次郎暗笑，都已经输一局了，嘴巴却还犟着，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他回答多田骏：我派人是有理由的。
你那个建立“新政权”的想法很好，不过里面应该有我们关东军的要求才完整嘛，另外我把土肥原派过来，也是帮你，是为了“密切两军的联系”。
这土肥原，你千万别以为是送给你的啊，我才不舍得呢，那是借的！
不管多田骏多么不情愿，土肥原还是以“协助多田”的名义到了天津。他一来，“华北工作”的负责人自然易手。
与多田骏相比，土肥原毫无疑问是日本特务里面的高手。
他听多田骏一讲，就知道这哥们其实一直在辛辛苦苦地做着无用功，如此推进“华北工作”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究竟怎样推进，一时之间，他自己也没有多少胜算。毕竟倒在这条道上的人太多了，从“老伙计”板垣到多田骏，莫不如此。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土肥原顺着多田骏的那条线索，发散了一下思维：四个人会推托，那么两个两个怎么样呢，而且我要让他们当着对方的面说。
（641）

他首先把宋哲元和商震弄到一起，希望他们能携起手来“建设新政权”。
你们一个属老西北军系统，一个属原晋绥军系列，中原大战时不就联合起来跟中央对着干了吗，现在为什么不能重续旧梦呢？
宋哲元和商震两个人，你望望我，我瞧瞧你，除了干笑还是干笑，然后就争先恐后地开始“挤兑”对方了：这事干得过，你先来，然后我再上。
这二位就跟在讲中国传统相声一样，胡扯了半天，土肥原愣是一句想听的话也没能听到。
既然老西北军的没法跟原晋绥军的“合作”到一块，那把鲁军的拖过来试试怎么样呢？要知道他们以前可都是属老西北军的，“隔阂”应该少一些吧。
于是，土肥原又把宋哲元和韩复榘拉到一块，谈的内容一样，而结果竟也惊人的相似：不管你使什么法子，始终没有人肯第一个往笼子里钻。
经历过失败之后，对吾国风土人情并不生疏的土肥原忽然恍然大悟：中国人要做什么事，最喜欢“随大流”，所以“合作”这事一定要先弄一个人在前面，再让别人照着做，而且不能公开拉拢，必须私下密谋，“单个交流”。
由此，他决定通过抽丝剥茧的办法来打开“华北工作”的僵局。
具体办法是，先在宋阎韩商之外树一个典型，以这个人为“华北工作”建立基地，然后再在宋阎韩商里选一个人，把他与“典型”结合起来，最后一步才是把另外三个人包括进去。
土肥原找的这个“典型”，名叫殷汝耕。
如假包换的纯正汉奸出场了。
殷汝耕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老婆是日本人，家里生活也全部日化，他本人也属于典型的“哈日”一族，就是觉得日本什么都好，什么都能，哪怕自己趴下身子给人家做奴才也不觉得屈才的那种。
这厮还有个理论，称得上是标准的汉奸理论。
他说，日本不过是一个岛国，你看看，这才多长时间，就成了“世界上一等强国”，而我们中国呢，说是说泱泱大国，革命也革了几十年，结果还是一团糟，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们自己干是不行的，得让老外领着咱们干，而与其让英美这些白人老外领着干，又不如让“同文同种”的日本老外领着干。
干脆，让昭和天皇到北京来登基吧，这样我们不用奋斗，就直接进入了一等强国，难道不好吗。
什么，你说这是亡国论，以前蒙古人进北京，满人入关，可不都是这样的吗？（“史有前例，我岂谰言”）
当然了，殷某人在真正发迹之前，并不敢公开放出如此不要脸的谬论，只是喝酒的时候私下吹吹牛皮而已。
“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他在上海市政府做参事，因为日语不错，又熟悉日方情况，曾参加过战后谈判。可是仗打完了，相识的唐有壬升了外交部次长，他却还是原地踏步走——仍然是个“没什么事可参”的参事。
殷汝耕认为他有功未得赏，是国家对他不起，因此大怒，终于喊出了那句早就积压在心底的汉奸口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642）

这位对做奴才情有独钟的兄弟，个人品德自然是谈不上。他在沪期间也是吃喝嫖赌，整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时间长了，欠了别人一屁股债。
他要躲债，便让唐有壬举荐他到北平政整会去做事。据说黄郛并不喜欢殷汝耕，但一者当时对日谈判的干员缺乏，二者对方又是出自外交部次长的力荐，便让他来政整会做了个参议。
殷汝耕虽然品德极其恶劣，不过能力多少还是有点的，公平地说，他在对日谈判中也确实出过些力，因此后来被南京行政院任命为通县区行政督察专员。
冀东作为非武装区，除有隶属河北省政府的保安警察队负责治安外，还在通县和唐山专设了两个专员公署实施行政管理，其中通县的专员就是殷汝耕。
黄郛在时，殷汝耕只不过是只小泥鳅，纵算有心也蹦不出多高的浪花，等到黄郛一走，华北局面波谲云诡，这姓殷的就开始不安分了。
土肥原是吃什么饭的，他一眼就看出，殷汝耕是个“真正的亲日派”，说服他下水不成问题。
果然，土肥原一上门，没用多大力气，后者立马就“归顺了皇军”。
“收伏”殷汝耕后，土肥原信心大增，转而在宋阎韩商四人中物色人选。
看来看去，他看上了宋哲元。
宋哲元之所以能够“荣幸入选”，是因为他其时掌控北平，此地为华北重镇，又直接毗邻“满洲国”，相对于华北其它地方更有“价值”。
土肥原还有一个用意，也可以说是个幻梦，那就是一旦宋哲元也下了水，就可以与冀东的殷汝耕联成一道，到时建立一个新的“华北国”。对“华北工作”而言，此举“最为理想”。
说干就干，兴致勃勃的土肥原当即给关东军司令部报了一份“务期必成”的工作计划。在计划中，他说一定要把“宋哲元工作”搞出了个头绪来。
时间：最迟在11月中旬。
可是“宋哲元工作”的难度却大大超出了土肥原的想像。
土肥原写工作计划的时候是9月份，他在北平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即由宋哲元脱离南京实行“自治”。
声明在先，一旦“自治”，少不得由日本进行“援助”。
宋哲元说好，非常好。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下文。
土肥原知道对方又在重复跟多田玩过的那套“八面玲珑的手腕”了。
觉得“自治”难度高，整个盘子拿不下来，那我就一刀一刀往细里切。
10月份。土肥原转赴天津，一连抡过来三刀。
第一刀要在政治上切块：凡是南京方面任命的官员，你们要一慨让他们滚蛋。
第二刀要在军事上开口：我们日本在华北驻兵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
第三刀要在经济上试刃：我们帮你筑路开矿，你们要修改天津海关税则，便宜我们，打击英美。
宋哲元知道这三刀的厉害，他让秦德纯替他作答。
秦德纯吃过土肥原的亏，对这个日本土匪深恶痛绝。他把土肥原的三刀接住，然后又掷了回去——
经济上的那些嘛，可以讨论，不过我们是地方政府，无法自专，必须“呈中央核示”，打个报告让领导批准。
政治军事就不一样了，事情太大，关系到国家主权，那是连谈都不要谈了。
土肥原一听，经济可以讨论，那就有门啊。先从这里找个泉眼。
（643）

他便开始拿“经济合作”来缠宋哲元。
29军高层从“秦土协定”中得到了教训，哪里肯直接应招。见秦德纯一时应付不了，宋哲元就把最擅长此道的萧振瀛推了出来。
对着土肥原，萧振瀛直截了当地揭了“经济合作”的真面目：什么合作，你那明明是侵略嘛，怎么可以办呢？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讲话这么“坦率”，等于见面还没问好，就先扒了他的裤子，脸腾地就红了。
敢“侮辱”我，找死。
土肥原马上拔出枪对准了萧振瀛，想吓吓对方。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文士”模样的萧振瀛竟然也立即拔出枪，丝毫不差地对准了他的脑袋。
萧振瀛表现得比土肥原的气势还要盛，火还要大：想单挑吗，到外面去练，今天不干死你，我就不活了（“汝欲决斗耶，可出室外决，不死不休”）。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会来真的，连你死我活的一套都拿了出来，连忙乖乖地把枪收了起来，同时又换上了一副笑脸：开个玩笑嘛，不要紧张。
再看萧振瀛，脸上也立刻堆满了笑：家伙，我也是跟你开玩笑呢，难道咱们不是好朋友吗？！
接下来的日子里，萧振瀛真的跟土肥原做起了“哥们”，跟他称兄道弟，亲热的不行，甚至还把有自己题款的字画送给土肥原作纪念。
但“友情”归“友情”，到了谈判桌上，一说到实质性的东西，萧振瀛马上就会变脸，没有一点客气的。
土肥原这个老特务也不禁发出感慨：萧振瀛真是“胆大如斗”。
跟萧振瀛这样的人打交道，土肥原的确没有什么脾气。因为对方就跟个弹簧一样，要紧可以紧，要松可以松，既风雨不透，又让你发不得火，找不到空子。
连着两个月，土肥原都未能在宋哲元身上打开缺口，他的“华北工作”也因此无法向前推进半步，一时间大为懊恼。
就像开展竞赛一样，对“宋阎韩商”，日本人一直在拼着命拉，老蒋这边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如果套用战国策，土肥原用的是连横，而老蒋就只剩下了合纵一条路可走。
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在日人的挑唆利诱之下，“宋阎韩商”会倚“暴秦”（现在是暴日）之力，联合起来对抗中央，甚至形成当年中原大战时的局面。
那样做的结果，闭着眼睛就能想到：大家一齐完蛋，而日人则坐收渔翁之利。
中原大战时起头的是谁？
自然是阎老西。
要是他再来起这个头，那就不得了。
因此老蒋在“宋阎韩商”这一板块上首选的敲击点，与土肥原不同，他没有直击宋哲元，而是找了阎锡山。
（644）

就在土肥原甩他那“要你命三刀”的时候，名义上是要到南京去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蒋介石，却绕了一个大弯，跑太原去了。
到太原自然是为了要见“伯川大哥”。
在中原大战前的“削藩策”中，老蒋的首席军师杨永泰曾告诉他，要对付阎老西，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打政治战，也就是给以政治地位，用封官许愿来笼络住对方。
老蒋这次仍然沿用这种办法，亲口向老阎承诺：如果你能把大伙都撮合到一块，不是带着头反我，而是带着头拥护中央的话，我就让你在北方做大哥，把华北的外交和财政权都交给你。
老阎是个乖巧人，岂有不笑纳之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老蒋昔日的死对头——老阎和老冯都应邀出席了会议，不仅自己来了，他们还联名发电报给两广的陈济棠和李宗仁，让对方也来南京。
阎锡山此举无疑让老蒋大受鼓舞。
能够表现得如此“态度光明，意志坚定”，那就说明老阎再不会搅到“华北自治”那个是非圈里去了（“可断定其决不为日方威胁利诱所能屈也”）。
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内却出了一件令老蒋始料不及的大事。
按照规矩，全会开幕式结束后，有一个中央委员合影的环节。一干人等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已摆好了pose，就等一个人来，可是在千呼万唤之后，那个最重要的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此人当然就是老蒋。
对没有参加合影，老蒋自己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因为他在门口见到了一个日本人，其人鬼头鬼脑，似乎就是候着他来的，这使他一下子起了疑心，便不肯再去拍照留念了。
另一个解释，是说会场秩序混乱让他没了“与众同乐”的雅兴。
老蒋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由于大家都不遵守纪律，交头接耳，以致会场秩序一团糟，他为此很生气（“场所情形纷乱，心更痛戚”）。
国家都这个样子了，你们还这么自由随便，让老外看见了成何体统，难怪日本人要一个劲地欺侮我们了（“启敌国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
其实国民党就那个样，从它创立开始，一贯如此，属于有名的自由散漫的党，并非今天才开始“乱”，同时老蒋自己也看得过于认真了一点，毕竟与会代表都来自天南地北，平时难得见上一面，聊个家常，客套两句，似乎也谈不上多么“有辱国体”。
再说那个老蒋偶遇的日本人，从事后来看，亦不过是个想找老蒋掏点料的新闻记者而已，鬼头鬼脑云云，纯属老蒋一个人的臆想。
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老蒋此时眼中的“纷乱”倒可能更多地出自于他内心的“纷乱”——还在烦华北那些事呢，这也导致他看到日本人就产生出本能的不安。
有了这两条原因，老蒋遂不顾大家的情绪，宣布“罢影”了。所谓无组织无纪律，那也就是说说别人的，轮到他自己则另当别论。
不过这却救了他一命。
（645）

摄影结束后，一个让人惊心动魄，为之胆寒的场面出现了。
有人突然跃出，朝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会场立时大乱，平时惯能吹牛皮的“党国要员们”个个脸如死灰，抱头鼠蹿。
张静江因为腿脚不便，是坐在椅子上拍照的，当时就随椅子朝后翻了过去，倒在地上，恍若死状。孔祥熙倒是跑得贼快，三两下就奔出门，然后一头钻到汽车底下去了。事后他要钻出来，却由于长得太胖，怎么也出不去，只好喊其他人拖，拉来扯去，把身上的袖子都撒破了。
你还别说这几位狼狈，他们毕竟是力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当时的实际情形是，人几乎都跑光了，连警察也一个不剩。
幸好剌客的枪里只有三颗子弹，又幸好现场还有两个勇敢的人。
与会代表张继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并不像个很有胆略的人，但危急时刻是他留下来，并从背后将剌客紧紧抱住。
紧随其后的是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这时候已经回国了。他是军人出身，也曾经练过武，而且再次回国后，由于戒除了毒瘾，身体也得到了恢复，再次见到他的人，都说少帅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郎了（“健肥于昔，判若两人”）。
就在张继快支持不住的时候，他跑上去一个扫膛腿，就把剌客给扫倒在地。
汪精卫的侍卫长尚在现场，此时才清醒过来，立即掏枪对剌客连发数弹。
说时迟，那时快，这都是几秒钟之间发生的事。等到老蒋闻讯赶到现场时，汪精卫已经倒在地上，血流满面。
老汪虽身受重伤，脑子却还清醒得很，他肯定想过谁会对他下此毒手。
谁呢？
非老蒋莫属。
早不来，晚不来，现在人倒了，你来了。
看到老蒋，老汪只挣得一句：“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接下来就开始喘一口，歇一阵地问老蒋：我都到这种地步了，自分必死无疑，你看咱两人还能拿着旧船票，登上同一条破船吗（“能否恢复，能否谅解昔时误会为言”）？
这分明是在往死里逼老蒋啊。
老蒋那么稳重矜持的一个人，也被逼哭了，陪着老汪流眼泪（“心滋悲戚，对泣无语”）。
老汪哭，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委屈。
以我在国民党内这样高的地位和身份，对内，事事听命于你，你说东，我不敢往西，你道左，我不敢至右，对外，替你应付日本人，骂名由我一手包揽，可以说，对内对外全都不曾亏欠你。可就这样，你还是放不过我，嫌我碍你路，竟然用子弹给我送来了最后的消息。
老蒋哭，当然是因为觉得自己实在太冤枉。
怎么就那么巧呢，我正好不在，正好你就倒了。我说我跟这事没牵连，愣没一个人相信，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摆明了就是要赖我身上了。这真真叫人百口莫辨啊。
老蒋现在甚至情愿子弹打在自己身上，那样心情还会好受一些（“此次之弹如穿入于我心身，则我心安乐必比甚何等事快也”）。
等到医生把汪精卫送走，老蒋的恶梦却还没结束。
（646）

在剌客开枪的时候，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就站在一旁，亲身目睹丈夫惨状，大受剌激。
陈璧君素有“母老虎”之称，大庭光众之下，就直接冲进老蒋的办公室，说你不要我们家老汪干，可以说嘛，我们不干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下此毒手，除掉他呢？
老蒋被汪氏夫妇这么一哭一闹，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
好不容易把陈璧君给弄走，老蒋立即把CC系的陈立夫叫来，限期7天破案。
陈立夫当然不能自己破案，他靠的是徐恩曾。这个徐恩曾就是后来中统的实际负责人，当时的名气比戴笠要大得多，“四一二”后的国共特工大战，这位仁兄堪称我党的最强有力对手，顾顺章就是被他抓住并变节的。
由于被擒剌客孙凤海（化名孙凤鸣）临死都不肯交待内情，此案一度成了桩无头案，但最后仍被徐恩曾的手下干将王思诚发现了蛛丝马迹。
在限期只剩2天时，徐恩曾和戴笠同时动手收网，将主要涉案人员大部拘捕，这才使剌汪案大白于天下。
原来剌客不是一个，而是五个，他们最初要剌的目标也并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
牵头的叫华克之，以下包括孙凤海等一干好汉，都没有什么固定职业，属于典型的社会底层人士。他们彼此一见倾心，租了座阁楼，打上地铺，天天蹲在铺上声讨当局的不抵抗行为。讲到激愤处，每每涕泗横流，不能自已。
最后几个人得出结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这是春秋时的一个典故。庆父者，鲁国权臣也，把个鲁国搞得一团糟，连旁边的齐国人都知道了，说要是庆父这家伙不完蛋，那鲁国的灾难就没完没了。
显然，蒋介石就是那个“庆父”。
这个结论，福建事变后避居香港的李济深和陈铭枢完全赞成。
于是，华克之等人出力，李陈出钱，一个暗杀行动便成形了，名谓：博浪行动。
华克之等人想像着，要依靠一名大力士，躲在黄河边的博浪沙，然后扔一只60斤的大铁锤过去，把现代的“秦始皇”给撂倒。
大力士是现成的，就是孙凤海本人，他在19路军当过排长，枪法精熟。
与力士不同的是，孙凤海用的武器不是铁锤，而是一支左轮手枪。
整个行动安排极为周密：先在南京像模像样地搞一个通讯社，然而找机会混入新闻记者中进行谋剌。
孙凤海先前曾两次跟踪到老蒋，不料后者的警惕性也真的跟当年的赢政没有两样，就是让他找不到一点下手的机会。
到这次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前，李陈给的钱已经快用完了，对博浪行动而言，也就只能破釜沉舟，做最后一搏了。
（647）

本来要干掉的还是老蒋，偏偏老蒋没现身，剌蒋不成，孙凤海便只好转而剌汪。
反正都是“卖国贼”，剌蒋剌汪应该效果差不离。
孙凤海者，恍若当年战国的名剌客荆珂穿越到了民国。
从受命出击那一刻起，他根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事后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只鸦片烟泡，是其准备自杀用的。
张学良是现场目击证人，连他都说，孙凤海绝对“够一个刺客”的标准。三枪连放，沉着镇静，不稍犹疑。若不是事前选取的子弹弹头有问题（个头和力量都太小），汪精卫流血五步，身死当场没有任何问题。饶是如此，这一枪伤仍然成了对方若干多年后毙命的主因。
若干多年后，汪氏早已成了吾国头号大汉奸，多少仁人志士赴汤蹈火欲取其性命而不得，最后歪打正着，还是由孙英雄留下的枪伤解决了问题，可谓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孙凤海因伤被抓后，尚存一气，然而始终不愿吐露真情。
不管审讯人员问他什么问题，皆不答。
当问到是谁主使他来剌杀时，只回以一句：我之所以要来刺杀，凭依的只是我自己的良心! 因为我不想亡国。
最后让医生来套他的话，说你就要死了，总要有人给你收尸，让你家里人来吧？
——我家里没有人。
那你老婆呢？
——我干这个还要老婆吗？！
当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在剌汪案没取得进展之前，老蒋犹如生活在地狱中一般，不管他如何解释，大家仍然用防贼一样的眼光看着他，就怕他一不爽，照样子派一个剌客把自己给干掉。
那些日子，陈璧君也不给老蒋安生日子过，屡屡上门吵闹着要老蒋把凶手和“黑后台”给交出来。
外面是日人压，内部是“党人”逼，使老蒋一下子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何党国不幸，而使余犹当此任也”）。
到他宣布限期破案的第6天，忽然传来消息，破案了！
老蒋一时之间竟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信疑参半”）。
不可能吧，我是不是在做梦。
第7天，更确切的细节一一报来，证明：不是做梦。
老蒋捂着胸口坐了下来。
他终于解放了。
剌客原来要暗杀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老蒋，可是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暗杀成功，这不是老天帮忙又是什么。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否极泰来的老蒋很快迎来了“后福”：一个月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大，基本成了蒋系人马的天下，汪派纷纷靠边站。
恢复名誉的老蒋又重建了信心。
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他的“上帝”早已设计好的桥段，为的就是要试一下自己能不能挑得起眼前和未来的重担（“是天父之试余信念究为何如乎？”）。
他相信，以前剌客要剌杀自己，却不能成功，都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神采奕奕”——见到真命天子了，所以“不忍下手，而反生敬畏”。
你要是不认真学习一下老蒋的日记，都不知道这位老兄曾经自恋到什么程度。
当然，这也是他给自个鼓劲，或者说施以心理暗示的一个不二法门。
国内这么多反对派，我都应付厥如，小日本究竟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倭寇其如余何也”）？
他卷起袖子，再入角斗场。
（648）

作者：煮酒看书　回复日期：2010-05-18　18:06:58

若干多年后，似乎是：若干年后 或　多年后

否极泰来的老蒋很快迎来了“后福”：一个月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大，基本成了蒋系人马的天下，汪派纷纷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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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怎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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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民国二十四日（1935年）11月6日，老蒋主动给处于土肥原威逼利诱之下的宋哲元送去一个利好消息：将秦德纯调至北平任市长，留下的察省 一职，由萧振瀛接任。
至此，北平的军政大权，不管是在名义还是事实上，都统统归了29军。
尽管如此，老蒋仍不放心。他派参谋部次长熊斌坐飞机直飞华北。
熊斌一个个找谈话，从宋哲元，到韩复榘，再到商震，西瓜芝麻一箩筐，连控制青岛的“小巨头”沈鸿烈都没放过。
谈话的内容就是一个，介绍蒋阎见面的经过。
老阎肯定不会随日本人，而且他对华北很关心（“对华北全局自甚关切”），那意思就是准备推老阎为华北之首，让大家向他看齐。
老蒋又通过熊斌，授华北诸将以对日之策。
其一，要团结。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日本人就是再坏，也难以钻到空子（“华北各主官团结坚忍，则彼即无所用其技矣”）。
其二，不要怕。只要我手里有权，就决不会放弃华北，会做你们的坚强后盾（“在中央一日，必对华北负其全责，决不使华北各同志独任其难”）。
前有老阎做榜样，拉，后有老蒋鼓着劲，推。宋韩商的态度立即起了明显变化。
就在熊斌找宋哲元谈话的第二天，北平发生了宣介溪被捕事件。
宣介溪是国民党派驻29军的政训处长，而所谓政训处，又是蓝衣社进入华北时的发明。一开始，地方大佬们对这些“政工人员”都保持着一定的敌意和距离，深怕他们是老蒋派来对自己部队进行瓦解或渗透的。29军高层起初也是这么一个认识，宣介溪到职都快一个月了，连宋哲元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宣介溪想想这不是个办法，就给宋哲元写了封信，说你无论如何跟我见一次面，如果你听完我的话，还是觉得我有威胁，那我就自己打道回府。
宋哲元收到信后，便带上秦德纯和赵登禹，跟宣介溪一块谈。
宣介溪说，我真不是来搞什么小动作的，我准备着手做的工作，就是根据“委员长”的要求，来帮助29军“维持”局面，抵御日本人。
能做什么，绝不能做什么，我是完全分得清楚的。
宋哲元也是一个爽快人，见对方直抒胸臆，对其没有威胁，随即转忧为喜，拉着宣介溪的手要请他吃饭，并同意政训处人员派驻29军各师各团。
这些“政工人员”在29军中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和宣介溪说的那样，在部队中宣讲统一抗战的道理。如此一来，自然令日本人大为恼火。
日军宪兵队忽然动手，把宣介溪绑架了起来。
把你们蓝衣社的秘密，还有留在华北的中央工作人员名单，你们的任务，都交待出来。
不说，那就到宪兵队的牢房里去尝尝苦头。
台前动手的是日本宪兵，台后操纵的却是土肥原。
他这一手就叫做一石二鸟：一方面把中央在华北的残余力量剔剔干净，另一方面，试探一下宋哲元的态度。
（649）

按照土肥原最初的设想，地方派系对中央的渗透一般都是排斥和反感的，宋哲元当然也不例外，对宣介溪被捕事件只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他想错了。
宋哲元得知消息后，马上就发了火，把桌子拍得嘭嘭响，说让日本宪兵队限时放人。
不放？
那我自己来，搜查平津特务机关。
如果还是找不到人怎么办？容易，以牙还牙即可。
把平津所有的日本人都抓起来，连日侨也不放过，我不信他们不着急不慌神。
发完火，宋哲元就让秦德纯去跟日方交涉，同时传令各部队做好准备：有必要的话，先在廊坊把铁路和公路都破坏掉，让天津驻屯军进不来。
此前对于日方提出的要求，宋哲元即使拒绝，也一般采取“婉拒”的方式，然而这次异乎异常地表现了强硬一面，令土肥原吃惊不小，只得让宪兵把宣介溪放了出来。
但土肥原并不只是退，他趁“白银风潮”的契机，又往前进了一步。
所谓“白银风潮”，跟币制改革其实是同义词。
中国的对日抗战，事实上是经过全面而认真的准备的。除军事备战外，不太为人所知的还有精神和经济的准备——新生活运动与币制改革。
对于老蒋首倡的“新生活运动”，我看到过的很多评价都对此不以为然。几年后，老蒋自己也认为“新生活运动”搞的“非常失败”，基本上什么都没弄成。
然而就老蒋当时的出发点，是把这一“运动”作为抗战的精神支柱来认同的。
老蒋本人对日本的心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觉得日本人尤其是军人政客做事的方式特别不上路，十分讨厌，另一方面又对这个还没中国四川一省大的小国所显现出来的国民精神啧啧称赞。
老蒋经常给他的黄埔学生讲自己在日本当实习兵时的一段经历。
寒冬蜡月，天冷得受不了，但是谁也不允许呆在屋子里，到哪里去呢，到户外马棚子里去。干什么？用草给军马擦身子。马擦热了，人浑身也热了。
老蒋说，这就是一种精神，有这种精神，所以日本人老是打胜仗。你们没有这种精神，所以老是吃败仗。
训完了学生，又去训国民。
还是拿他的留日经历做例子：
兄弟在日本的时候，经常看到车上，路边，大人小孩捧一本书看。
什么书这么好看呢？
告诉你们，既不是肥皂剧也不是连环画，里面讲的都是王阳明他老人家说过的话——“致良知”！
老蒋终于把日本的这种精神给提炼出来了，仔细一看，却原来还是从我们家里搬过去的宝贝。
有“中国讲史第一人”之称的黎东方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王阳明，整个大明朝将跟元朝一样，在思想上处于一片空白。正是这个罕见的全能性大儒，在他个人的奋斗生涯中，发现自己身上竟然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只要把它发挥出来，施之于“行”，则修身治国平天下，皆易如反掌耳。
在老蒋看来，这本来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武器，咱们不用，给他们拿去当枪作炮，反过来还把我们给打败了。
显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我们也要“致良知”，这就成了老蒋发起“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
（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