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9）这一段始终传不上来，终于明白，可能又是有个敏感词。中间有一个词本来很正常的，大概是被系统当成了少儿不宜语言，最后将该段拆分为二，又去掉这个词后，才传上来。

何应钦对秦萧二人坦言，自己到北平来，并无任何夺权之念，只要宋哲元能在这里挡住日本人，完全可依照出发前拟定的原则，建立政委会，推宋哲元为首。
事到如今，萧振瀛也只有实话实说了，他告诉何应钦，自己“主公”的要求还不仅限于此。
何应钦吃了一惊，那他还要什么？
希望能够让我们掌控津冀（天津和河北）。
何应钦愣住了。
原来这才是全部症结所在，宋哲元不光是怕他何某人抢权，还要进一步把别人的地盘都收入自己囊中。
太过分了吧。
随何应钦一同北来的陈仪马上问萧振瀛，外界说日本人也支持宋哲元在华北当头，那他是不是真的跟日方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
萧振瀛矢口否认有这样的事。他说，自己一直盯着，绝对不会允许29军内出现这样的情况。
同时表明自己的心迹：我萧某出自东北，与日本人势不两立。如果我整天想的不是挽救华北，收复家乡（东四省），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回去见父老儿孙？
说着说着，他还流了眼泪，把自己的信誉抬了出来：“蒋委员长”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
在“拥宋主冀”的整个过程中，萧振瀛的心理确实是极其复杂的。
站在他的立场和角度，倘若华北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做头，你不可能要求他去拥护“宋阎韩商”中除宋以外的任何一位，其中也包括与29军完全没有瓜葛的阎锡山。同样，如果要选一支部队出来控制华北，他也当仁不让地会把29军推上去，就像当初东奔西跑，费尽周折去老蒋、张学良那里做说客一样，一切都是为了29军。
在他看来，29军是其事业所系。某种程度上，包括他和秦德纯在内的29军高层，对宋哲元来谋取29军利益的最大化的做法，当时都是赞成，或至少是默认的。
可是在“逆取到手”后，又决不能做汉奸，不仅不能做，还要把抵御日本人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
萧振瀛曾经从29军的角度出发，对人进行剖析：如果你真躺到日本人的怀里去，那是要遗臭万年的，子孙后代都要跟着挨骂，而且一旦做了汉奸，别以为日子好过，事实上会更加难过。
为什么呢？
日本人会看不起你，认为你贱，可以“任意狎侮”，到时你将穷于应付，里外不是人。
所以只可表面应付，决不能真当汉奸。
对于“中央”，我们在“自治”之前当然要跟他斗，但如果他把你要的都给了你，就不能再窝里斗了。因为只有背靠“中央”这棵大树，我们才有真正的实力对日本人做到寸不不让。
萧振瀛的这一谋略，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与其叫真汉奸出来卖国，莫不如29军出头控制冀察”。
倒过来理解，就是29军控制冀察后，一定不会做“真汉奸”，也一定不会卖国。
何应钦听罢点了点头，好吧，这件事我请示了再给你们回音。
把事情给老蒋一说，后者半天没吭气。
（659）

上面这个就能传了，好歹被我研究出来了。汗。

把津冀都交给29军，宋哲元就成了华北绝对的number one，在“宋阎韩商”中独占鳌头，到时候他如果真要跟中央对着干，是完全有资本的。
不行。
何应钦劝他，现在大敌当前，必须先使内部一致，然后才谈得上对外。现在授大权于宋，实际上也是把华北责任交给了对方，而且萧振瀛也当着面承诺了：既受国恩，当以死报。
用现代语言形容，这就叫责任与义务相匹配。
老蒋甚费思量。
此前中央军在南京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并不完全是演戏给华北巨头和日本人看，借机检验宁沪杭国防工事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两年了，那里搞得怎么样呢。
检验的结果是并不让老蒋满意。
工事是弄得大致有个模样了，可是如果拿长城抗战时的标准来看，还是顶不住日军的炮弹，而且看起来跟我们自己的防御武器还不怎么太匹配。
这时候，原先在蒋唐战争中和老蒋作对的唐生智、蒋百里都已投在他麾下，唐蒋虽不以实际战阵见长，但一个出身保定军校第一期，另一个是保定军校校长，师生二人在宏观战略上都要较当时的一般战将为高。
老蒋请蒋百里帮他制订第一期国防计划，派唐生智去组织演习和继续构筑工事，并让后者注意改进，以免工事到时“分歧不能实用”。至于朱培德，则集中精力抓整军备战。
显然，各方面的军事准备都还欠着火候。此时要是耐不住性子，最大的可能就是前功尽弃。
老蒋叹了口气，终于下定决心：也罢，退而求其次，就照你说的办——商震可以安排他辞职，到河南去，把河北让给宋哲元。
何应钦回来把方案跟萧振瀛一讲，后者一转述，宋哲元也不是个糊涂蛋，知道这已是中央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马上点了头，答应下来。
他让萧振瀛去问一下日本人，这个方案行不行，算不算“自治”成功了。
萧振瀛拿着方案来到天津，问多田骏与土肥原能不能就此收手。
看了方案，土肥原却还不愿意善罢甘休，仍想提出更多苛刻的要求。但这时候他收到了东京发来的训令。
广田告诉他，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政委会就是咱们费尽工夫想要的那个华北自治机构，同时英美都在那里瞪着眼睛看，还是见好就收吧。
想到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土肥原这才点了头。
把一切都交托出去，何应钦在华北已无事可做，真正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只能打道回府了。
临行送别的那一天，宋哲元终于出现了，两人见面客套了两句后，彼此就再也无话可说。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切已尽在不言之中。
（660）

成立政委会的风声一传出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华北各界舆论的强烈反对，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一个星期之后，北平又经历了同样规模的示威游行，使得这个半独立政权的“开张之喜”不得不一再延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18日，政委会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华北又恢复到了以前地方派系拥兵自守的局面，只是姓张的换成了姓宋的而已。
对于政委会，中日双方有不同的解释。中方始终认为它是自己任命的地方机构，还是属于中央的，最主要的是，当初坚持的保住华北领土主权的最低限度总算是达到了。
但是老蒋仍然忧心忡忡，这种担心甚至超过了张学良主政华北时期。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宋还是张，他们所控制的华北，就实质而言，都是半独立的地方政权，但张学良身负国仇家恨，倒向日本人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而且他跟老蒋的亲密程度，也是宋哲元所不能比的。仅此一点，就能让老蒋放心。
这个宋哲元可不一样，那是一个根本拉不住线的风筝。你下命令让他南下，他可以动都不动，“拒绝内调”，且“不肯相商”，到了后来，竟然采取了联日制蒋，通过日本人的力量来向中央要地盘索权力的办法，乃至形成华北唯他一家独大的局面。
成立政委会，让华北“倒退”到部分自治，已是老蒋对日本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或者用黄郛的话来说，是扔给海上之鲨的最大也是最后一块糖包。这是底线，越过这条底线，“和平”就到了“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就到了“最后关头”，到那时，不想打也得打了。
一定得在29军高层中找一位可靠之人。
这时候的宋哲元，已经完成了从武人到政客的转型，他要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可是打了这么多年仗，实际并没有什么从政的经验和能力，连句见水平的场面话也说不利索。他跟日本人打交道，主要靠的还是秦德纯和萧振瀛。
秦萧二人，又以萧振瀛计高一筹。同时后者因使29军进入北平以及“拥宋主冀”之功，再次得到了宋哲元和其它“团体”成员的信任。实际上，此时他在29军中的影响力已仅次于宋哲元，居于张自忠等诸人之上。
显然，在仅仅靠宋哲元“维持”把握不大，秦德纯又影响力有限的情况下，萧振瀛正是老蒋需要的那个人。
“国士报之”话犹在耳，现在是真正需要你“报答”的时候了。
在政委会成立前一个星期，老蒋除任命宋哲元为河北省政府 外，特授萧振瀛以天津巿长一职。
与这个委任状一起的，还有老蒋专门让人送来的一封信。
信中，他称萧振瀛为“兄”。信的内容洋洋洒洒有好几千字，但概括起来，托“兄”的就两件事：
其一，不要让29军掉转枪口反我（“全军动向，关乎大局”）；
其二，要29军全力以赴对日（“谓努力与日周旋，在维护主权之下，为我国备战尽力争取时间”）。
在这封私密信件中，老蒋还没忘记借宋哲元来敲打几句：宋哲元不听我的话，反而热衷于跟日本人联系，因此“实甚堪忧”。
那意思，你可不能跟着他学，而是要把这种不好的倾向帮我扭转过来。
（661）

萧振瀛在回复中一边辩解，说宋哲元这次谋取“自治”完全是被汪精卫逼的，属于万不得已，绝对不是冲着你老蒋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生气，一边发誓，我们29军都是爱国之士，虽然知道“来日方艰”，但今后一定会用生命来维护部队的荣誉，以便“永葆忠贞”。
“永葆忠贞”，可不是说说这么容易，那是要用行动来证明的。
最重要的是你得在华北顶住日本人，不能让它像“满洲国”一样滑到“完全自治”里面去。
萧振瀛把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打交道的经过重新过了一下电，终于捉摸出了一个道道，叫做：以经济对经济，以口号对口号，以苦撑抢时间。
说的更形象一点，就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
话，不妨软一点，事，却要硬一些。具体来说，就是对日本人说一套，做一套，不把他当人看。
那这位要说了，日本人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把他们逼急了，真动起刀枪来怎么办？
实在没有办法，那咱就跟他比划好了，不管成败，总能得个抗日英雄的美名，难道不好吗。再说，29军现在据有河北平津，部队可以继续扩充，变得兵强马壮，真动起手来，怎么就知道一定顶不住呢？
以萧氏之能，在当时实是应付日本人的最佳人选。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黄郛之后，正是由于他在华北巧于运作，我们终于又可以拖上一年半载了。
甫一上阵，就先打经济战。
土肥原提出来要修路开矿，还要合作成立天津电力公司。
名字很好听，叫做经济提携。
萧振瀛就笑着说，老朋友，你是不是又想跟我搞“经济合作”呢。
土肥原说那当然，我们之间什么交情，我一定要帮你。
萧振瀛说，既然是合作，那就得平等。提携提携，是你伸手把我提上去，我们怎么可能平等呢。
看来时机还不成熟，等我够上你能“提”我的资格再说吧。
土肥原当然不能让他就这么跑掉，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他问萧振瀛：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萧振瀛哑然失笑，咱们这么要好，我连这个还会不知道吗。
土肥原却一点笑意没有，反而做一脸深沉状：不，你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知道。
我就是传说中日本武士——
的后代。
萧振瀛饶有兴致：哦，不错。
土肥原来劲了。
我们大日本武士有一个规矩。
那就是：一旦失败将切腹自杀。
现在你不肯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没有办法回去交代，只有履行武士道精神，朝自己肚子上划十字了。
萧振瀛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土兄，其实一直以来，我也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呢？
我立志要成为一个中国的武士，而我们中国武士的精神就是：不成功便成仁。
说着话，萧振瀛刷地从身上拔出手枪，大叫道：要是我接受了你的条件，我就失败了，只有自杀一途。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会说出这样的话，倒反而愣住了，赶紧劝萧振瀛把枪放下。
这回轮到萧振瀛来劲了。
（662）

为什么要放呢？不能放。
你不让我自杀，那咱们就来“他杀”。你开枪打我，我也开枪打你。记住，你的枪法一定要准一些才好。
现在我来数数，一，二，三……
土肥原魂飞魄散，忙陪不是，打圆场：事情不致如此，不致如此，我们可以慢慢再商量。
可以“慢慢商量”就好，萧振瀛收回了枪。
接下来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又把土肥原给彻底雷倒了。
萧振瀛哭了，而且还是大哭。
搂住土肥原，眼泪鼻涕擦了他一身——
土兄，你怎知道萧某之苦楚哦。
“商量”条件，变成了萧振瀛漫无边际，滔滔不绝的“诉苦会”。
此后，只要土肥原一提到他的那些条件，萧振瀛二话不说，就是大哭，哭得昏天黑地，哭得鬼愁神悲，哭得对面的土肥原呆若木鸡。
当时很多人都看出来了，萧振瀛在这里套用的是“三国故事”，刘皇叔曾经用过的那一招。
大家看三国，可能觉得刘备很窝囊，什么都不会，文不能提笔，武不能上阵，就会哭。
可你知道吗，人家那江山就是哭出来的。不会哭，或不肯哭的能人多了，最后却都心甘情愿，排着队跟他干，而且一个比一个忠心，你还能再小看这一哭吗。
正是：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想做强人就得去多流眼泪。
土肥原作为“中国通”，哪能不知道这点典故，可知道又能如何，你还能当着面指责这位悲中从来的“老朋友”是假哭不成？
其实萧振瀛心里明镜似的，想发财也不能找日本人帮忙，等到路修成了，矿开好了，电送来了，华北这地儿也就变成他家的了。
要搞经济，我自己来。
苛捐杂税多，那就减免掉，一下子推出74项豁免捐税条款。
要帮城里人致富，那就办皇会（一种大型祭祀活动，类似于现在的文化招商，地方乡绅和商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要让乡下人有好收成，那就把农田水利都兴修起来。
反正就是不能让你们日本人从中搀和。
这是明争，还有暗斗。
河北是产棉大省，原料既供应国内，也供应日本。
日本人就打起来了垄断收购市场的主意，想借此压低棉花价格。
你想得倒美。
萧振瀛献计，让宋哲元给棉农发放货款，让他们撑着：你不抬高收购价，我就不卖给你！
几下子一来，日本人就吃不住劲了，他那棉纺织厂总得开机生产啊。
除了掏钱服输，再无二话。
见私下搞不定萧振瀛，土肥原就提出来进行正式谈判。因为29军派出的谈判代表是秦德纯，他觉得这个胜算大。
的确，由于在“秦土协定”中失了手，秦德纯心理阴影很大，非常害怕上谈判桌。
萧振瀛说，你别怕，我给你撑着，保险没事。
谈着谈着，谈不下去了，或是土肥原强迫秦德纯接受他的要求，或是秦德纯一时找不到什么好词进行回绝，这时候就轮到萧振瀛上了。
（663）

他一上来，不说别的，就是对“老朋友”土肥原的响应——没错，讲得好，十分的好。
究竟好在哪？
谁知道去！
可我就是爱听，而且“拥护”。
萧振瀛的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反正我又不是正式的谈判代表，怎么胡说都行，就当消遣消遣你吧。
等他废话完了，秦德纯也休息够了，接茬再上，给土肥原打疲劳战。
此即以口号对口号。实际上就是秦萧二人唱双簧，一硬一软，一拍一档，把土肥原弄得云里雾里，搞不清对方的真实状况和态度，而萧振瀛也就达到了“相敷衍拖拉之”的目的。
这种谈判多了，原来胖墩墩的土肥原就真的有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危险了。
秦德纯有些担心。他对萧振瀛说，你老是用这种法子骗这家伙，时间长了，恐怕不是办法（“势难持久”）。日本人到时要是真的“图穷匕首现”，那可怎么办。
萧振瀛笑了笑，既然要“以苦撑抢时间”，就得如此，反正撑得一日是一日，抢得一时算一时，我们就这么给他拖着。
你还千万别小看了这一招，就指着它为国家作贡献呢。
事实证明，秦德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日本人的“匕首”终于出现了，不过主人不是土肥原，而是另有其人。
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通知秦德纯，板垣征四郎将来天津，到时要与宋哲元和萧振瀛见个面。
如今的板垣早已今非昔比。当年这哥们由于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没有成绩，结果挂了一个“参谋本部特派员”的虚衔，跑到国外去转了两圈。没想到重回关东军司令部后却否极泰来，竟然无功受禄，接替回国的冈村宁次，当上了关东军副参谋长。
看来“九一八”的光环还真能受用一辈子啊。
自己的老伙伴土肥原在“华北工作”中取得成绩，终于实现了“冀鲁自治”，板垣为之欢欣鼓舞，现在遇到坎过不去，他又开始着急起来。
要不，还是我亲自来试试。
连关东军副参谋长都出动了，宋哲元免不了有些紧张，赶紧向身边的“军师”讨计。
萧振瀛很镇定。
不用慌，板垣这家伙估计还是来探路的（“将有异动而需判断也”），他屁股后面绝不会真的跟来一大群鬼子兵。
他的对策是，先让“主公”宋哲元亲自跟板垣接触，摸清对方的路数再说（“听其言，测其意”）。
板垣来了。
先请他吃饭。吃完饭，按照事先的约定，秦萧一抹嘴，双双撤场。
屋里就剩下了宋哲元和板垣两个人。
板垣君，有什么心里话，你就照直对我说吧，反正也没外人，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板垣一路上想了很多的歪点子，翻来覆去考虑怎么把“那话儿”表达出来，想得脑袋都疼了。他根本没想到宋哲元会如此爽快，这么痛痛快快地就急着要跟自己“交心”了。
那我还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664）

“冀鲁自治”——应为“冀省自治”

当下，板垣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要华北完全独立，以及举兵反蒋这些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哲元。
宋哲元听完后却未做任何表示。
天太晚了，早点将息吧。我们明天再聊。
毫无疑问，板垣做了一晚的好梦。
第二天，萧振瀛来了，也请板垣吃饭。
呵呵，这好事，那真是一桩接着一桩，嘴巴都没有闲着的时候。
板垣所不知道的是，他马上就要开始做恶梦了。
“厚黑教主”李宗吾在“偏锋诡道”中言，厚黑之法，当以厚在前，黑则继之，如此可尽收全功。萧振瀛若在川中，真可继教主之衣钵矣。
他给宋哲元安排的角色就是“厚”，厚着脸皮把对方的心里话都掏出来，然后厚着脸皮装聋作哑，就当没听见一样。
现在板垣的所思所想，都已看得清清楚楚，接下来萧振瀛就要自己扮演“黑”，给板垣拍拍惊堂木，看他会如何反应（“听其言，观其意”）。
酒席宴前，照中国人的规矩，萧振瀛请对方首先来说道说道。板垣这个“中国通”自然也要入乡随俗，假意推辞一番。
好，你既然假客气，那客随主便，我就先说吧。
萧振瀛话一出口，板垣就呆住了。
他说的是：日本长久不了。
要是在公开场合，板垣没准就得跳起来：你敢如此冒犯我们大日本帝国，疯了不成。
可这是在人家家里，他是客人，板垣就是再有气，也只能放在肚子里，还得装作很认真很谦虚的样子继续听对方编排下去。
萧振瀛胸有成竹：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中日两国，要是真正平等合作，双雄出击，全世界都不在我们话下。
可是你们日本想不到这么远，真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你们的想法，就是想打中国的主意，然而这是“舍远图而近私利”。试问，中国就这么好弄吗？非也。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振瀛的眼睛逼视着板垣的眼睛，那意思，精彩地方就要到了，快鼓掌啊。
板垣很无奈，只好强装笑脸，点了点头，算是认同。
萧振瀛继续发挥，开始上猛药了。
“贵国”嘴上说得是好听，今天亲善，明天合作，可事实如何呢？
“今日掠一城，明日削一地”！
告诉你板垣君，这样做很危险啊。
你还千万别听错了，我说的不是我们危险，而是你们危险。
我们中国“巍巍大国”，有四万万人，地方又这么大，进可攻，退可守，“岂容轻侮”。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危险，还安全得很。
萧振瀛瞄了一眼板垣，这兄弟仍在强作镇定，但脸上的某几根筋已经一跳一跳的了。
我还没说完呢——
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边上虎视眈眈。我们争来夺去，他“必收渔人之利”，到时候，啧啧，你们日本真可怜哪。
我相信，现在有一句话足可以概括板垣的心情，那就是：出离愤怒。
敢情我们日本就这么软蛋，给你和苏联老毛子两个如此扯吧扯吧当点心是吧？
没等板垣发作，萧振瀛却话锋一转，又描绘起了另外一个“远景”：中日如果能“真正”合作会怎么样。
（665）

作者：plapla87　回复日期：2010-05-26　08:49:22
"你还能当着面指责这位悲中从来的“老朋友”是假哭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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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该是"悲从中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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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捉虫

按照“山人”的估计，欧洲战场肯定要打起来，而且我告诉你，很快，“不出三年”。那些洋鬼子们一打，苏联能不参战吗？
那时节就热闹了，等他们“疲惫不堪之时”，我们就来个合作。往北边，你打西伯利亚，我打贝加尔湖，然后会师乌拉山，把个苏联像蛋糕一样分分掉。往南边，你打菲律宾，我打缅甸，“解放亚洲被殖民各地”。
你看，这样多好，你可以继续做你称霸全球的美梦，“执世界牛耳”，而我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帮你的忙，岂不爽哉。
一番海阔天空，无远弗届的老牛吹下来，把个板垣吹得一愣一愣的，都晕了。
其实萧振瀛不过是再次复制了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的片断：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
那所谓天下，不过是我们两个操持操持的。
板垣当然不会上当，在他眼里，中国包括华北，仅仅是他砧板上的一块肉，怎么可能跟你一道来“煮酒”呢。
但是表面上，他还得做出“亲善”的样子，不能当着面就说出“一块肉”之类的话。
板垣能做的，就是言不由衷地称赞：“萧先生立论精僻”。
坐了半天，板垣一无所得，只能在下面乖乖地当学生，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
该他讲了。
本来是想说“华北独立”的，但被萧振瀛在前面一堵，不得不硬生生地从喉咙里倒咽回去。
那就说说反蒋的那些事吧。
可是看萧振瀛那架势，还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出来。板垣只得换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口气，反过来问萧振瀛：你们的“蒋委员长”在中国的地位如何？
萧振瀛毫不犹豫，斩钉截铁：他是“领袖”，是“核心”！
板垣再也无话可说了。
他的气势已经完全被对方压住，纵使吃了败仗，也还得向对方敬酒，说上两句“萧先生气壮山河”的话。
“萧先生气壮山河”的结果，就是把“板先生”给气跑了。
领导总是更有水平，大家一向都这么认为，可是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
板垣还不如土肥原呢。
虽然都是靠嘴吃饭，但板垣和土肥原这两师兄弟证明都不是萧振瀛的对手，从他身上也讨不着半点便宜，这使恨不得华北一步变天的日本政府更加浮躁起来。
此时的东京上空，除了浮躁，还写满了另外两个字，叫做：杀气。
一个“相泽事件”，虽然只摘了永田一颗脑袋，却把广大的皇道派都唤醒了：只有杀光那些居庙堂之高的昏庸之辈，我们皇道派才有出头之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6日，21名尉级军官分别率领第1师团（东京师团）、近卫师团所属联队的1474名士兵，向首相府等元老重臣居住的官邸扑去。
应该指出的是，这既非演习，也非演戏，而是赤裸裸的造反。
除了天皇，他们准备将高官们杀得一个不剩。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二二六”兵变。
（666）

在这场令人震惊的兵变中，首相冈田命大，被人藏进密室，留得一条小命。
等他抖抖索索地爬出来一看：万幸！
都死了。
那什么内大臣啊，藏相啊，教育总监啊，都被打成了筛子，并砍下脑壳作为纪念。
陆相倒是被叛军留了下来。原因是林铣十郎已因“相泽事件”责任问题而辞职，现在的陆相是川岛义之（陆大第20期），不是皇道派的主要目标。
叛军把川岛抓住，训了他一顿，然后让他进皇宫去报告天皇：天亮了，我们帮你把奸臣都给干掉了。
裕仁一听吓坏了，也急坏了，这下子再也不能装作不理国政了。他赶紧让川岛去告诉叛军，让士兵速归营房，别再闹了。
这些当兵的却已经欲罢不能。你想啊，既然是近卫师团，平时是难得有仗打的，整天价就是那样规规矩矩，实际上是傻呆呆地坐在军营里，哪里想过，有朝一日可以放心大胆地出去杀人，而且杀的还都是一顶一的大人物。
我的妈呀，实在是太剌激了。
川岛说，天皇有令，让你们回家去。
他们把眼一瞪；这是假命令，我们才不听呢。
天皇的命令也不灵了。一时间，裕仁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照这个样子，这帮鸟人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可能啊。
据时任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回忆，当时的裕仁惶惶不安，每隔半小时就要把他喊过去，问问外面情况怎么样了，叛军是不是打过来了。
现在怎么办呢？
只有先稳住对方再说。
陆相川岛写了封告示，告诉叛军，天皇已经知道你们的想法了，你们这么“清君侧”是为国家着想，是正义的（“承认诸子之行动”）。
趁着叛军神魂颠倒，又以东京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戒严令。
戒严自然不是冲着叛军去的，而是冲着莫虚有的“赤色分子”去的。
叛军本来就是一群无头苍蝇，除了知道杀人和做大官，什么都不懂，还真的傻乎乎地跑到警备司令部给他们划定的“戒严区”站岗去了。
本来东京城外还有大批援军，但听到城里秩序居然还挺好，就迟疑着没进来，正好被奉调赶到的政府军部队拦住。
2天后，在获知一切准备就绪后，裕仁天皇突然向参谋次长杉山元下令：坚决镇压。
到此时，这个日本皇帝才真正剥除了他先前“无为而治”的面纱，显示出其凶悍强势的一面。
叛军这才知道上了天皇的大当，可是已经晚了。
在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些军官提出，要不我们自己抹脖子行不行。
裕仁说，不行。
他的目的已不止是清除两个叛军头目了。
事后对“二二六”兵变的审判，实际上已不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审判，因为有判无审——不准公开，不准辩护，不得上诉，就是要你死。
在这次兵变中，据说每个参与士兵怀里都放一本书，叫做《日本改造法案》。
书的作者叫做北一辉，皇道派把他当作“精神教父”一样加以推崇。
在被判处死刑的十九人中，北一辉赫然在列。
（667）

在杀人之后，又抓人。
皇道派的两个老大——荒木和真崎尽管都已不在大任之上，只是弄个军事参议官当当，但仍然被追究责任。荒木连参议官都没得做了，真崎更好，还被关进了大牢。
除此之外，一帮“废物点心”也跟着倒了血霉：“原陆相”川岛、“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原侍从武官长”本庄繁都被扫地出门，当垃圾一样编入了预备役。
站起来一看，场上又清洁溜溜了。
还好，天可怜见，除侥幸活命的冈田因咎辞职外（估计他也不敢再干了），总算给天皇留下两打工的：西园寺和外相广田。
西园寺的命是真硬。每回暗杀啦，兵变啦，都说要干掉他，可每回又都干不掉，这人真成精了，老妖精的精。
让西园寺再拿一份内阁名单上来吧。
西园寺本来是想提近卫文磨的，可这小子眼见得流了这么多血，哪里还敢上来，赶紧推托说自己身体不好，贵体欠恙，无论如何不肯上当。
那就让广田干吧，反正也就剩他一个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三月五日，广田奉命组阁。
要组阁，必须弄一个陆相出来。广田选中的是寺内寿一（陆大21期）。
可是参谋本部却不放人，寺内自己也提出：过来可以，但我们以后得有所作为，必须“全军一致”，再也不能“妥协后退”了。
广田急着要组班子，哪里敢跟参谋本部犟嘴，连忙抛出两个“积极”的政策口号：庶政一新、高度国防，以示对寺内的响应，这才把对方招了过来。
广田内阁看看一帮子人，其实大权都操控在寺内一人之手，故又称“寺内内阁”。
寺内一上任就开始进行“肃军”。
所谓“肃军”，最引人注目的政策有两项。
一为重新恢复现役陆相制，也就是说以后陆相的位置，不准用什么预备役的来充数了，要用，就得用现役的，而要用现役军官，就必须从参谋本部中派。
至于派不派，都在我一句话，我要不派，对不起，内阁你就等着倒台吧。
二为建立准战时体制，把那些“大陆派”、“中国通”统统派到陆军部和参谋本部中来。
这帮人大家也知道了，都是些做梦都想着如何把中国一口吞到肚子里去的家伙。
看到“华北工作”停那里了，马上走马换将，改个方子试试手气。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7日，土肥原奉调回国，继任者是原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
早在热河开展“内蒙工作”的时候，松室就是一个以华治华的行家里手。移师华北之后，他又把这一经验照搬了过来，并利用中方的内部矛盾，全部打上了“反间计”的标签。
随着他的到来，第三波“华北自治”高潮席卷而至。
它的核心就是：离间蒋宋，使中国出现新的南北分治。
这其实是土肥原和板垣怂恿宋哲元反蒋的继续。
（668）

在萧振瀛的坚持下，宋哲元在“反蒋”这个问题上一直还是把持得住的，特别是从板垣那里，他也了解到这其实是日方为了使“华北独立”所制定的一个分化策略。但知道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宋哲元“反蒋”的心思缘出于29军的扩军。
要扩军，就得有军费。
打一报告到南京，要求增加编制和军费。
当时29军下面共有张冯刘赵4个步兵师，另加骑兵1师2旅，在编制上已经超得不能再超了，别说地方部队，就算是中央军，也没这么多的。
再看军费，29军已升到甲种军。这么说吧，如果丙种军一年能拿到10万，乙种军就可以拿到15万，而甲种军则可以获得20万。到顶了。
很显然，报告是很难pass的——如果这样的报告都能通过，其他人还要不要过了。
通不过是吧，宋哲元二话不说，发个命令，把华北的关税、盐税、统税，还有铁路邮电，原本要缴中央的钱，统统截留下来。
干什么？
做我的军费。
真是无法无天了，但你还就拿他没辙。
何应钦只好把29军驻南京的代表约过来，让他去做做宋哲元的工作：扩充军队可以商量，经费不够可以研究，但随随便便截留国家税收就不好了。
事情一直闹到老蒋那里。
老蒋也没有其它办法，便把那个南京代表喊过去，告诉他：宋哲元在华北替中央守着江山，这个我心里有数。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因此这种做法（指截留税款）我是可以谅解的。扩军和经费的事，可以商量着办，中央会全力支持。
有这句话，宋哲元便又派张樾亭到南京“具体商量”。
何应钦已经看过29军的扩军计划，上面说要扩编8个团。
既然老蒋都同意了，他便准备点头。
可是张樾亭说：且慢。
现在价涨了，不是8个团，而是8个团和8个旅。
何应钦的嘴巴张着，好半天合不拢。
才多大一会啊，怎么涨上来这么多。
张樾亭按照宋哲元的交待，给他算起了帐：29军原来有4个师，不足4万人，就算再加8个团，每个团满找满算2千人，总共6万人不到。
这点人够用吗？
关东军你知道有多少，他们能开进山海关的，少说点也有3个军，一个军算4万人，那也有12万。
咱们先不说武器装备了，光人数就差了一半，怎么打啊。
我们现在要再弄8个保安旅，3万多人，这样加起来，也才10万人，跟人家还差着2万哩。
这张樾亭可真会说话，弄来弄去，倒好象还便宜了何应钦——本来应该再问你要2万人枪的。
最后议定下来，8个团的装备和军费由中央负责，至于8个保安旅，中央实在没能力负担，改为给名义自筹经费的方式解决。
张樾亭南京之行大获全胜，回到北平后就升任29军参谋长。
要钱要枪既然这么容易，那就继续要下去。
（669）

过了两个月，张樾亭又到南京。
这次做得更过分，要求把好另外8个保安旅的装备和军饷也发下来。
本来不是说自筹吗？
老蒋把张樾亭找过去，问了问平津的情况，得知29军那段时间还干得不坏，没有在土肥原和板垣的威逼利诱下后退。
好样儿的。于是大笔一挥：同意。
反正都是用来作抗战准备的，要得多一点也无妨。
张樾亭几乎满载而归：枪炮除外，另外每月得到军费补助80万！
此外还同意宋哲元的武器进口计划，并发给专门护照——拿着护照，宋哲元光步枪就买了1万支。
按照何应钦的想法，光人多枪多还不够，国防工事也很重要。当时南方的宁沪杭、北方的黄河一线都在加紧构筑工事，他就希望宋哲元也能尽快着手做这件事。
宋哲元便让新任参谋长张樾亭弄方案。方案送到南京后，何应钦一看，不错，就这么办。
首期就拨下50万，让宋哲元先把工事修起来。
宋哲元拿到这笔钱后，却把它做为奖金给分了：刘汝明20万，张冯赵各10万。
大家各自往兜里一揣，真正的国防工事连动都没去动一下。
南京政府的迁就以及备战上的几乎一求百应，不仅没让宋哲元感动，反而使他觉得中央“软弱可欺”，特别好骗，渐渐地就萌动了反蒋的念头。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最高兴的无疑是日本人：中国人又要内斗了，我们快来添把火。
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找到宋哲元，说我要帮你。
帮你编机械化师。多少？
30万。
再派日本教官和顾问，协助你训练军队。
有多少人呢？
720人。
所有武器和钱都不要你掏一个腰包，全部由我们来。
宋哲元眼睛都瞪圆了，天上掉馅饼了，还有这种好事。
转念一想，赶紧收敛心神：唉，我要这么多人枪干什么呢，又不打仗。
多田骏截住他的话头：为什么不打，给你武器就是让你打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宋委员长”有天子之资，所以你决不能浪费，应该去“武力统一中国”。
如果你准备这么去做，我们日本不仅提供武器和教练，还会直接派“皇军”进行配合作战。
宋哲元心动了。
自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做华北的老大哪有做全国的老大威风。
多田骏的这番话只不过是松室抛出的一个饵，试探宋哲元的动静，在发现对方意有所动后，他便亲自出马了。
有一次，松室竟然和宋哲元连着密谈三天。
在谈话中，他提到了一个过往的风云人物——张作霖。
松室说，以前的张大帅你知道吧，他那时候在东北的情况就跟你如今在华北的样子差不多。
张大帅是靠什么发达的呢？不用说，就是和我们日本合作。
后来怎么样，你也清楚，他打到北京，“统一中国”了。
现在让我们帮你一把，也给你圆这样一个梦，好不好？
话说到这个份上，宋哲元内心的激烈斗争可想而知。
（670）

作者：虎贲羽林　回复日期：2010-05-28　10:51:53
等待老关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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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因为临时有事。早上的更新发的晚了一些。

松室除了单刀直入外，还同时把平津的汉奸文人都动员起来，对宋哲元实行迂回包围战术。
对“培养”后面的这帮人，日本人是着实化过一番心思的。
土肥原在主持日本华北特务机关时，就特别重视“结纳文化人”，而且他还总结出一个套路。
如果你本身就亲日，那他对你也“亲”，可是不敬，也就是把你当条可资利用的狗。主人对狗还用得着敬礼巴结吗？
可要是你持反日立场，他倒会主动上来腆着脸拍你马屁。
他在平津拉拢“二张”，就是这一套路的演绎。
一张，是指张季鸾。他是当时在报界影响很大的《大公报》主笔（即总编）。张季鸾的社论秉持文人论政的观点，时有抨击日人侵华的言论，然而土肥原不仅不生气，竟然还以对方的“铁杆粉丝”自居。
张季鸾写的社论，土肥原每天都要读，不光读，还经常通过各种渠道给作者带信，说今天你写的文章我看了，简直太捧了，就算我土肥原也是佩服得不行啊（“某日某论高明，即土肥原亦五体投地”）。
知道张季鸾这个“偶像”过生日，“土粉丝”会用专机从张季鸾的家乡陕西运来土特产，甚至会花大价钱买来其时还很稀罕的秦腔唱片给对方祝寿。
另外一个“张”是张恨水。
张恨水是写言情小说的，不过他有一部小说《啼笑因缘续集》，里面曾提到长城抗战打鬼子的事。照理，这样的作家，日本人是不会喜欢的。但土肥原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托人托关系，弄了两本书要张恨水给他“签名”，俨然又要做言情作家的“粉丝”了。
当然，二张都没有鸟他。张季鸾从未放弃过自己原有的立场，张恨水索性把《啼笑因缘续集》“送”给土肥原，然后避祸南下了。
但毕竟还是有一些缺乏气节的文人经不住土肥原“礼贤下士”的诱惑，尽入其觳中。
到松室接替土肥原时，后者已帮他打好了基础：汉奸们可以组成连排规模了。
这些人以吃饭、打牌为借口，整天围在宋哲元周围，给他吹风，让他鼓起勇气来，听日本人的话，“以武力称雄天下”。
宋哲元虽然表面上转了型，究其实质，不过还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智慧和远见的武人。渐渐地，他的心眼儿就完全活转开了。
可是光他自己动心还不行，必须“聚义亭”的兄弟都赞成才好，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如今实际的“二把手”、“军师”萧振瀛。
萧振瀛坚决反对。
现在天下大势不比从前，是做民族英雄的时代，再在自己家里称王夺霸是不得人心的。这不过是日本人用的奸计而已。
宋哲元颇不以为然：你是东北人，先前张作霖不也跟日本人合作，才入主中原的吗。
萧振瀛一听急了。
“主公”此言大谬矣。依萧某看来，张作霖何曾真心跟日本人搞过合作？
日本人岂图不打招呼地搞“轨外行动”，他就派兵把日本领事馆给包围了起来；逼着他答应修铁路，他就自己加班加点筑铁路，有好几条还与日本计划修筑的线路成“平行线”。
就这样，一时间日本人还拿他没办法，这才是英雄之举啊。
现在日本“所谓助我”，不过是要我们做石敬塘、吴三桂。如果我们还真的听信他们的话，其下场必与石、吴无异。
（671）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振瀛已经把事情摆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那意思，如果你宋哲元执意如此，那你就是民国版的“石敬塘、吴三桂”。
宋哲元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不由脱口而出：这些都是他们自愿给的，我又没求着他们。
这是想方设法地要把双方的话题从“汉奸”这个方面往外引。
萧振瀛却异常执着：那你说，这700个教官和顾问，还有日军从旁协助，算怎么回事，到时候我们29军又算什么？日军的附庸？炮灰？
最后他不惜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如果你硬要如此，不仅全国会反对，29军将士也不会答应。
宋哲元闻言色变。
因为后面那句话是他格外在意的。
事实上，日本人在酝酿“离间蒋宋”的同时，还暗藏了一个另一个更恶毒的阴谋——
离间萧宋。
从土肥原离开华北的那一刻起，萧振瀛就已经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成了他们眼中最大的危险人物。松室很清楚，要想在土肥原的基础上干出“成绩”来，搬掉萧振瀛这块大石头是首要之选。
多田骏在跟宋哲元谈话时，就附带了一个条件：你身边的那个萧振瀛是奸细，是老蒋放在29中的代理。这个人必须将他弄出华北。
松室说的更是直白：萧振瀛就是要跟你争权，我帮助你“天下争雄”，关乎你的前途。你如果越做越大，萧振瀛一定会感到有威胁，所以我敢断定，他不会同意这个方案的。
那些汉奸文人更没少在宋哲元旁边说萧振瀛的坏话，无非是指萧振瀛有野心，想夺权篡位而已。
宋哲元表面上说，怎么可能呢，萧振瀛是我的兄弟啊，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萧，余之兄弟手足也，虽骨肉未能过之”）。
可这样的话听多了，心里也不由犯起了嘀咕，不过碍于萧振瀛此时在29军中的地位，知道就算想把萧赶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一再说“容从长计议”。
现在听萧振瀛论及“29军将士也不会答应”，这是什么意思，难道29军会跟你姓萧的走不曾？
宋哲元自此就犯下了一个心病，但他虽是武人，却并不是一个粗人，何况萧振瀛说的话也确实有些道理，他便把这件事给暂时搁下了。
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开了头，就不可能结束。
不久，又有人吹风了。这个人叫齐燮元。
齐燮元早期也是在北洋军阀里面混的，失势后就成了“亲日派”，在华北的一众汉奸中很是醒目，同时他也是通过“方城战”，向宋哲元不停鼓吹“反蒋，武力统一中国”的常客。
日本人非常希望能把齐燮元塞进政委会，但一直遭到萧振瀛的强烈反对，未料宋哲元却在萧振瀛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让齐燮元当政委会委员。
萧振瀛得知后，马上向宋哲元“冒死直谏”，指出日本人最高兴齐燮元“入阁”，而且这家伙一向都是个成天把“反蒋”放在嘴上，希图自利的小人，此举无异于“开门揖盗”。
宋哲元一句“我已许之矣”，便把事情搪塞了过去。
最后齐燮元终究还是没能当成委员。这家伙对萧振瀛当然是又嫉又恨，而小人一旦行动起来，手脚也总是不慢。
（672）

告假
不好意思，又得向大家请假了。远行，需一周时间，大概就是从现在到下周六这段，网上都没法更新了。
对大家的厚爱无以为报，只能聊聊最近我的一些感想：
1、其实我是很喜欢看大家“顶”的留言的，都是来给老关捧场的，绝对只有高兴的份。说好的，诚惶诚恐，说不好的，亦多切中肯綮之语（当然，老关有时也会觉得不服气，脸红脖子粗地辩解两句，事后又后悔，呵呵）。就象某位兄弟说的，只要不影响大家看帖，这里讨论是完全自由的。
2、留言中见水平的很多。记得有一位朋友，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让我印象很深。因为他实际上看出了作者的部分意图所在（比如书中的“英雄史观”）。余我心有戚戚焉。其它哪怕是争论的留言，更新前后也必看，都能多多少少得到一些教益。
3、我在写书时没有把人物看得跟自己距离很远。有一些人物，我是寄托了感情的。钱穆先生说过，古人中有真名士，与国外杰出人物相比，毫不逊色。信哉斯言。有时也想，我们中国要多一些这样的人才好。他们太稀罕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也确实太需要他们了。
4、作者有自己的历史观，写此书就是站在整个民族利益的立场考虑的。如果没有这些考虑，书中的有些人物就不会显得那么可贵。同时，作者也在思考，传统与我们是怎样息息相关，并影响历史的选择的。

顺便答复几个留言：
1、lao胡子——老胡兄，我用的是五笔。文章自己也校对，但看几遍有时也看不出错字来，实在惭愧。
2、何日再逍遥——批评是很中肯的。事实上，我对本书的开篇并不满意，在重新整理时做了较大修改。逍遥兄提到的几个方面都有强调。若有幸出书，大家会看到这个新的版本。在那两周时间里，我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史料，改动了很多地方。包括江桥之战也重新回炉，原因就是我看到了相对更权威的资料。
3、anwenyan110——出书的事其实去年年底就定下来了。但我也知道此书并非一般的历史书，可能会多一些环节吧，所以现在也耐心了，反正出不出都是要写的。是不是，呵呵。至于完整电子书，网易军事可能会配合纸质书一道有专栏。我知道的就这些了。非常感谢你和其他朋友对我的鼎力支持和信任，在此一并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