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察觉到宋哲元对萧振瀛已有猜忌心理，便故意对宋哲元暗示：你想知道萧振瀛究竟是忠于你，还是忠于老蒋吗？
宋哲元不吱声。
齐燮元的声音越变越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究竟拥蒋还是倒蒋。
这个测试的机会很快就到了。
对于反蒋，外面有日人怂恿，里面还有国人相邀。桂系不停顿地派说客到华北，约宋韩一道造老蒋的反。
眼见得反蒋已快成气候，宋哲元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他电召萧振瀛赴北平“相商要事”。
在萧振瀛到来之前，29军高层已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该“反”。宋哲元也希望能从“首席谋士”兼“二把手”的口中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干吧。
可是萧振瀛仍然是那句：“何故至此”——为什么我们非要反蒋呢？
宋哲元忍住性子。
你说不让日本人派顾问，他们现在也答应不派了，就只提供武器和钱粮，难道这也不行？
两广那边都在准备讨蒋，就连我们旁边的韩复榘，据我所知，也在着手准备。
时不我待啊，兄弟，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不同意反蒋了。
萧振瀛还是坚持原来的说法：拥蒋抗日，是唯一前途。
如果29军参与内战，我就死在大家面前（“余首当自裁以谢国人”）。
宋哲元再也忍不住了。
好啊，齐燮元说得真是一点没错，看来你还是忠于老蒋啊，一试就试出来了。
他气呼呼地对萧振瀛说：我是29军的军长，除了你不听我的话，谁还敢不听（“汝不我听，孰敢不听”）。
难怪了，有人说你不听我的，就听那个姓蒋的。
此时29军将领都在场。
宋哲元话音刚落，众人的眼神就都聚焦到了萧振瀛身上。
萧振瀛未料宋哲元会出此言，一时惊骇莫名。
此时此地，还有什么能帮自己辨白吗？
只有一死，“以全弟兄之义”。
萧振瀛拔出手枪，要给自己来一下。
宋哲元没想到对方会动真格的，赶紧上前一步，把手枪夺下。
事情弄到这一步，萧振瀛完全没有想到。他哭了，是那种感觉受了冤屈，痛心疾首的哭，也是一种半真半假，不得已而为之的哭。
因为他已被宋哲元逼得没有退路。宋哲元的那句话无异于是在指责他不忠不义。
对宋，只听老蒋不听“主公”，自然是不忠。
对其他兄弟，背叛“团体”做“叛徒”，胳膊肘往外拐，那更是要人神共愤的。
他萧振瀛出入江湖，口若悬河，纵横南北，凭的不就是忠义二字吗。
所以他一定得“以死明志”，倘若不成，也一定得哭，而且得大哭。
这个眼泪，他本来是给土肥原们预备的，可是面对内部重重的怀疑和倾轧，不流，行吗？
宋哲元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的话的确过重了一些，毕竟对方曾经竭力拥戴过他，如无萧振瀛，何以有他今天这样的地位。
好吧，明天继续研究。
（673）

对不起各位，来得迟了些。在外没有电脑，也无法上网，感谢大家在我不在时帮我顶了这么久。
我会在10点和11点再各更新两次。

第二天，宋哲元转换了一下策略，打起了“爱国牌”。
宋哲元说，现在外患危急，我们再不从众讨蒋，必将“身死国灭”。
萧振瀛第一个站起发言，又是不同意。
你都说了，外患危急，怎么还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呢，要这样的话，倒真的可能“身死国灭”，那才会“为天下笑”。
迫不得已，萧振瀛吐露了“秘密”：老蒋是肯定要与日一战的，这个决策中央早就定了下来。
因此我们要救国，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拥蒋抗日。否则，“将羞见祖宗于地下”。
他越说越伤心，越说越委屈，眼泪又落了下来。
萧振瀛讲出的“秘密”，老蒋曾当着面对秦德纯说过，这一下触动了秦德纯的心思，站出来刚想说些什么，又哽咽着说不下去了（“言不能出”）。
底下诸将，有的是被萧振瀛的话所打动，有的则是从兄弟情分上同情萧振瀛，意见开始都倾向于萧的一边。但他们又不能公开驳宋哲元的面子，于是也只好跟着哭起来。
一时间，挺大一间会议室，几乎变成了幼稚园。大男人们一个个返老还童，哭哭啼啼。
会开不下去了。宋哲元的眉头皱成一堆：行了行了，都别哭，这件事改天再说吧。
实际上，他很清楚，由自己出头，“反蒋自雄”、“武力统一”就此泡汤了。
依靠萧振瀛，老蒋已经成功地把松室掀起的第三波“华北自治”高潮打掉了一半。
松室心里“纠结”得要命，眼看大计将成，没想到姓萧的会从中作梗，“活生生”地就把好事给搅黄了。
看来这个萧振瀛确实是帝国在华北利益的死敌，不把他赶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好在萧宋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缝，剩下的就是再添两把火。
松室要借宋驱萧。
在日本人的暗中运作下，有关于萧振瀛的谣言一时间铺天盖地。
宋哲元听到的是：别看你贵为“委员长”。其实外面只知有萧，不知有宋。千万当心大权旁落啊，要知道这个姓萧的靠着有老蒋做后台，野心可大得很，将来“恐不可制”。
能拿出来作为“佐证”的一个事例就是：萧振瀛在29军，不光和师长拜把兄弟，连一般旅长他都要结纳。
其实萧振瀛本来就以善打交道出名，这也是人家的长项，先前宋哲元并不为意，甚至认为这是帮自己巩固军心的一个办法。
然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宋哲元看来，萧振瀛无疑是处心积虑在抓军权——如果29军的将领尽被他姓萧的收为兄弟，那这支军队就真的要跟着他走了。
流言亦可杀人，就这么貌似简单的一句话，已经把萧振瀛推到悬崖边上去了。
（674）

还有呢。
有人又给宋哲元送上“私房话”：萧振瀛给他老娘作寿，比你老人家为母作寿的规格还高呢，排场大得很。这还有没有一点“为臣之心”，他究竟想干什么？
宋哲元对萧振瀛的看法和成见越来越深，尽快“解决”这位“潜在之敌”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
但是，他一直下不了手。
不光是感情，还有实利使然。
在八兄弟之中，萧振瀛其实并无军权，说穿了，他就靠一张嘴吃饭。真正能让宋哲元感到威胁的，尚另有其人——
曾经的“二头儿”张自忠。
29军未建立之前，张自忠的实力就比宋哲元强，在此之后，前者也牢牢地掌握着部队，而他的那个师又称得上是29军中最强悍的一个师。
靠拿枪起家的人，最怕的还是拿枪的。宋哲元不是没有想过办法。他想的办法就是拉“呆子”刘汝明，把后者作为自己的“嫡系”——“国防费分配”，刘汝明拿到手的钱比其他三个师长凭空多出10万，不是没缘由的。
可是这仍然挡不住张自忠的强势。
两次商议“从众反蒋”，张自忠虽未明说，但他跟着萧振瀛“大哭”，毫无疑义就是一种宣示。这也是宋哲元最终只能选择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还是看张自忠的态度。
张自忠本来是站在萧振瀛这一边的，不过一件事情使他改变了看法，开始站到了萧振瀛的对立面。
当然还是因为利益。
早在晋东练兵的时候，为了不使底下的带兵之将产生纠纷，“军师”萧振瀛征得“主公”宋哲元的同意，对四个带兵之将如何“分果果”有过约定，那就是得按老顺序“排排座”。
今后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的功劳有多大，都得按“张冯赵刘”依次来，从大到小，谁也不许插队。
开始因为总的家底不厚，就算多也多不出多少，四人对此都没什么异议。可是到北平后就不一样了，要说“多”，那就不是多出一点点，立刻会造成彼此实力的很大差距，这样就没人肯让了。
29军要扩军，除了向中央要编制要装备要军饷外，还准备扩大原来的四个主力步兵师。
最初的方案是每个师编为6个团。冯赵刘都没意见，张却有点意见。
按照老规矩，我应该比你们三个编的多，不是编6个，而是应该多出2个，编8个！
冯赵刘当然不高兴。2个团，如果换成当年长城抗战时的黄光华师，都可以弄一个缩编师了。
可是他们自己又不愿意做这个恶人。一想，萧振瀛是当年“分果果”规则的制定者，应该让他来说。
于是刘汝明找到萧振瀛，说张自忠这样做太过分了，我们都有想法。你是“军师”，应该帮我们向“主公”提出来。
萧振瀛便在宋哲元召集的师长会议上，提出了四个师应当同样编制的主张。
宋哲元本来就不愿看到张自忠因此坐大，自然乐得点头应允。
张自忠失望之余，十分愤怒。
（675）

怒宋也怒萧，而且更怒萧。
当初，让我做“二头儿”的是你，制定“分果果”规则的也是你，到头来，原来不过是拿我开心罢了。
自此，想驱萧的名单中，除宋之外，又多出了一个张。
聪明如萧振瀛，对此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但对于这种来自于结义弟兄的算计，除了感到痛心之至外，他又能如何呢。
说白了，在中国这个“兄弟之国”，“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成为了一个铁律。所谓兄弟，不管曾经如何山盟海誓，情比天真，最后大抵都要走上这条路。
对29军的内讧，松室乐还乐不过来呢。他一个眼色递过去，汉奸便衣队便在天津东车站附近炸掉了一段铁路。
松室找上门来，提出萧振瀛对铁路被毁负有责任，必须离开华北。
宋哲元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萧振瀛从与会者的眼神和表情中都能看出来，他已经被无情地抛弃了。
这个“团体”已经不再需要他，不再需要他的谋略，他的口才，他的人缘。
好吧，我辞职。
宋哲元说，要不这样，你来当河北省 吧。
天津市长都不给干， 让给你当？这话简直假得没边了。萧振瀛即便再糊涂，也听得出宋哲元是言不由衷，所以赶紧推辞了。
宋哲元转而表示，可以让萧振瀛在北平帮他整理军政要务。
这个听着还算有些靠谱。宋哲元手再辣，也不至于把曾经的弟兄从头到脚剥剥光，不然给人看上去就太不“忠义”了，总得让人过渡一下吧。
萧振瀛提出来，自己下也就下了，天津市长的位置可以留给张自忠（算是顺水人情），但是希望在刘汝明当察哈尔省 的同时，让冯治安主冀。
曾经好得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如今已经泾渭分明，就军事实力而论，一共可分三拨：
第一拨，宋哲元和刘汝明。
第二拨，张自忠自己。
第三拨，冯治安和赵登禹。
萧振瀛早就知道宋张互有提防之心，冯治安两不搭界，可作为“第三方势力”，从中起到平衡作用。
大家做兄弟做到这个份上，真不知让人该笑还是该哭了。
涉及最要命的军权，宋哲元对此既未点头也未摇头。
照例，形式主义还是要过一过的。
打了辞职报告上去，老蒋自然是不批。可这已不是他能说的算了。
南京政府迅速派代表至北平。商议的结果，萧振瀛辞职，暂时移住北平香山，算是帮宋哲元“整理军政要务”。
老蒋之所以一定要派代表过来，除了希望挽回萧振瀛的命运外（虽然他也明知不可能），还带来一个情报，那就是日方已有暗杀萧振瀛的计划。
北平本身就是一个日本人纵横出没的地方，萧振瀛一时要走也走不了，难道在家里坐以待毙？
有人保护他。
冯治安派了一个营过来，在香山周围布防。
现在别说日本人，连只苍蝇都不能随随便便飞进来了。
安全没有问题，但已不能自由来去，所以这段山居生活对萧振瀛来说，实在有够郁闷。
这时候宋哲元打电话来了，让他过去商议“军政”。
（676）

去了以后才知道，“天下之势”，或者说清楚一点，是反蒋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和变化。
原先两广能挂起来的第一块牌子是胡汉民。这老头子办党务的确有一套，他着手在西南建立了一个新的国民党，并打出了“抗日、剿共、倒蒋”三大口号，以与南京的蒋汪分庭抗礼。
口号虽有三个，其实前两个都是陪衬，嘴里喊喊的：抗日，两广离华北还远得很，这里连鬼子兵都见不到一个；剿共，红军早就长征到陕北去了，而且此时力量已经比较弱小，对两广能有什么威胁？
第三个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
可是胡汉民知道，现在不是中原大战之前了，就算把两广加一块，也没有能力把蒋顺顺当当地赶下台。
如此，何时才能完成“倒蒋”的宏图大业呢？
单靠自己反正很难，只有找外援。
按照胡汉民的本意，他是准备找英美帮忙的，打出来的旗号就是“抗日倒蒋”，但收效甚微。
人家老蒋代表的政府是国际承认的，两广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帮你们倒“中央”呢。
英美不想帮忙，有人却着急上火地敲着门要来“帮忙”。
当然是日本人。
他们的对华策略，一言以蔽之：对黄河流域用“抢”，对长江流域用“吓”，对珠江流域用“骗”。
所谓黄河流域指的是华北，长江流域指的是南京，珠江流域指的就是两广。
从宁粤对立开始，土肥原、松井石根（陆大第18期）等人就曾多次“访问”两广，与胡陈李白等人进行频繁接触。
在看到“抗日倒蒋”起不到应有效果之后，两广便开始悄悄地把旗号换成了“联日制蒋”。
虽说他们做得很秘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连山西的徐永昌都知道了。他通过各种消息渠道得知，两广都在向日本“接洽借款”，过去所谓的“西南抗日”，如今早成画皮。
最后的结论是：“（两广）言抗日”，不过是倒蒋的借口罢了。
这位老兄当的是身在山西，心怀天下，他连两广弄到的具体好处都有详细目录：“日已接济广西枪八千支，子弹二百万，飞机四架，此外，尚拟借给款项若干”。
广西如此，广东自然也不会落后。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两广“联日”不过是手段，胡汉民们事实上从未有过真正与日“合作”之心，那么多日械武器后来也被两广反过来用于了抗战。
对此，胡汉民说得很明白：那小日本是准备全面侵华的，它为什么独独对我们两广这么好呢？（“诚以矮子久蓄志侵吞整个中国，何独爱于西南”）
地球人都知道，当然是怀着贼心了。
同时，在两广与南京的实力对比上，他也心中有数，知道“以区区之两省之力”，难以“抵抗全国之兵”。
眼下，只能一边接受日本人送过来的“善意”，壮大自身实力，一边搞搞“外交”，也就是打打嘴仗和笔仗，轻易玩不得真格的。
可是，天不假年，胡汉民忽然得了脑溢血，一口气没接上来，追随先行者去了。这一下，陈济棠可抓了瞎。
（677）

因为他既不懂党务，也不通“外交”，以前完全依赖于胡汉民。后者这么一走，等于把他的灵魂也带走了，在具体政略上顿时乱了方寸，以致昏招迭出。
胡老驾鹤，却把另外一个人乐坏了。
此人自然是老蒋。
这下解决西南有望了。
蒋陈各怀心思，彼此都想看一看对方的花花肠子长什么样。
陈济棠自己不便出面，就把他的一个哥哥陈维周派到南京拜见老蒋，摸一摸情况。
老蒋好吃好喝好招待，同时告诉这位陈哥哥：这次准备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你们广东能否出头呢，中央可以从旁协助。
陈维周回来如此一说，把个陈济棠惊得差点跳了起来。
不是说打广西吗，他跳个什么劲？
唇亡齿寒啊。今天打了广西，难道明天不会打广东吗，要知道，这些年的“联日反蒋”，可都是两广联手一道干的。老蒋既放不过李白，会独独饶过我陈某吗？
太可怕了。
一个念头闪电般地从脑海中滑过：要不，先发制人？
实力悬殊，胡汉民在世时都没想过。
但不动又如何知道动不得呢。归根结底，事情成败与否，还得看天意。
陈济棠很相信“天意”。
他自己没法直接跟老天沟通，中介人是他的大哥陈维周。陈大哥言之凿凿：贤弟，干得过。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借到了“准真龙天子”的风水。
历数近代帝王，几乎跟两广都沾不着什么边，只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是个例外，人家差一点就上位了。陈维周专程去广东花县看过，对“天王”家的祖坟进行了一番研究。
不看则可，一看就大声叫好，说这洪氏祖坟上空“祥云笼罩”，气宇不凡，不正是传说中的“活龙口”吗，难怪后代子孙要出“活龙”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活龙”最后还没蹦达到北京城，就变成“死龙”了呢？
陈维周又从坟地的高度上得到了解释：那是由于太高了一些，如果能往下移一点，就正在“穴”中。
发现这个“天机”之后，陈维周欣喜若狂，马上找到洪家后代，希望能把这块坟地给买下来。
人家当然不肯，祖宗安居的地儿，是能随便动的吗，万一坏了“地气”可怎么办？
不过到洪秀全的后代，那家境早就寥落的不行。陈维周两句话一吓，再用大把的银子一诱，对方也就动心了。
陈维周回去，把“好消息”跟陈济棠一说，兄弟两个乐得跟什么似的，当下就把老娘的棺材弄出来，运到“活龙口”，按“正宗穴位”入了土。
看起来，陈家不出一个“真龙天子”都不行了，而这无疑要应在陈济棠自己身上。
可是“真龙”只能有一个，就怕其它“龙”来抢。
陈济棠最惧的“龙”是老蒋。
（678）

他问他哥哥：你去过京城一趟，以你之见，那老蒋气运如何？
陈维周眼珠子一翻，几个手指头搓吧搓吧，忽然喜上眉梢：仅从面相上看，他老蒋今年必有大难。
这个“难”，我们不给他造，还有谁会造？
陈济棠到底比他哥沉得住气。别急别急，前面移风水看面相，都是我们兄弟俩自个操持操持的，最好再找个外面有“道行”的人来算算。
身边别的都缺，就有“道行”的不缺。卜了一卦，卦语云：机不可失。
兄弟，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快起事吧！
陈济棠这下有信心了。
干吧。
与陈济棠有一样想法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二位跟老蒋更有深仇大恨，“削藩”之前，桂系势力遍及全国，甚至压过老蒋，可一个蒋桂之战，就被打下了云层。虽然后来又在广西重新创业，但已从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派别下滑到了纯地方派系，境况一落千丈。
天下，难道就是他老蒋一个人的吗，做梦！
要出师，就得有名。当然不能说是要“倒蒋”，而应冠名为“抗日”——老蒋不抗日，所以我们西南要自己“北上抗日”，再次“北伐”，进军武汉。
陈济棠的打算是，拿下武汉，建立临时政府，像宁汉分立时那样，和南京政府进行对峙。
如果老蒋敢乱说乱动，那就直捣黄龙府，打到南京去。
李宗仁更是雄心万壮。想当年，孙传芳在南京怎么样，不可一世，舍我其谁，结果还不是被北伐军给灭了，而北伐军的主力之一，就是我们桂军。
知道决定孙传芳失败命运的龙潭战役吧，那是白崇禧亲自指挥的。现在我们李白再来指挥两场这样的漂亮仗，又有何难哉？
两人说着兴奋，一拍即合。
两广一起头，那些跟老蒋有仇的主很快聚拢过来，避居香港的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成群结队来到广东。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以一份“六一宣言”开始。虽然满篇都是敦促南京政府“从事抗战”的漂亮语言，隐含在背后的却是那一句——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其实，两广的“抗日宣言”发多了，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不予说破而已。
可是这次不一样，他们要用兵了。
在准备出兵之前，陈济棠还像模像样地在内部搞了一个小型的“宣誓仪式”。
我们平常能看到的各种各样仪式并不少，但陈先生策划的这个“仪式”不能不看，因为实在太像一些港片中的特定场景了。
做一皮装假人，上面写三字：蒋介石。这就算是老蒋的替身。
然后陈济棠一个个报军官名字，叫到者起立，对着陈本人和“老蒋替身”，念一通“反蒋拥陈”，否则“必遭天谴”的誓言。
精彩的在后面。
念完誓言，还必须举起一把木剑，冲到“替身”面前，哗哗哗，连劈三剑。
虽然这种场合很容易让人发笑，但没人敢笑。
陈济棠就在旁边监督着呢，就看你们发誓的时候，样子虔诚不虔诚，砍“老蒋”的时候，是不是用上了全身气力。
（679）

全部“考验”完，陈济棠点了头。如此，这个既不同于黑社会，又不全像迷信活动的“仪式”才告结束。
砍完假人，马上就要北上砍真人去了。
这时候两广在华北的游说更加频繁起来，游说的重点就两个：宋哲元和韩复榘。
这是因为原先的几个北方大佬暂时都自顾不暇，你就是跟他们说了也是白说：
东北军自从退出华北后，就由重新回国后的张学良率领，调至陕甘，与杨虎城的第17路军一道进攻陕北红军。这时候的张杨还没有真正做好与老蒋翻脸，甚至发动“兵谏”的准备。
阎锡山因为“一河之隔”的红军渡过黄河东征，急得手忙脚乱，感到实在顶不住时，甚至不惜打破山西闭关自守的老规矩，主动请求中央军入晋，来帮他共同对抗红军。此时别说反蒋了，他还得求蒋呢。
商震到了河南，旁边就是刘峙的中央军，更加不敢乱说乱动。
说客登门，宋哲元反蒋的心又收不住了。
现在我不做头，有人做头了，我参加一下，从中分一杯羹总可以吧。
韩复榘发来邀请，要与他会个面。
去。
反正现在萧振瀛等于被关了起来，也没人能拦得了他。
两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先中立，装和事佬，看看情况，然后再加入讨蒋阵营。
他们于是联名给老蒋和两广分别发了一份电报，说你们讲归讲，千万不要动手啊（“停止军事行动，开诚相济”）。
话是挺好，但老蒋却从中听出了一番别样的味道。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我是中央，两广是地方，一上一下，给你们俩这么一劝，倒好像中央和地方可以平起平座了，真是荒唐（“殊属不当”）。
老蒋的脸色马上就不好看了。
宋哲元还没吃到羊肉，就先惹了一身臊，又气又急。
到这时候，他便把萧振瀛给喊了过去。
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朝参谋长张樾亭发了一通脾气，让后者到南京出趟差。
去干什么呢？
弄了个选择题给蒋老大填：A、（我）投降（日本）；B、（我）死；C、（我）走。
从A到B到C，反正都不是什么好选项。
把自己摆到如此难堪的地步，当然是为了向老蒋示威。
那你“示”好了，何必把萧振瀛叫过来呢？
其实都是做给萧振瀛看的，因为现在的宋哲元在心思被老蒋完全猜透后，已经进退唯谷。
他需要萧振瀛来帮他解围。
当初，宋哲元要让萧振瀛暂留北平，除了顾及双方的面子，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萧作为自己与蒋打交道的砝码，以便继续与对方进行讨价还价——令人悲哀的地方也恰在此处，宋哲元已经完全把萧振瀛当作老蒋的人了。
如今轮到他来求萧振瀛，可你要让他拉下脸来说软话，那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才有了上面这一场戏。
张樾亭一走，戏段转场，秦德纯上来跑龙套了。
秦萧共事时间久，宋哲元认为让秦在场，气氛可以不致过分尴尬。
宋哲元的意思，现在情况很紧急了，你萧振瀛愿不愿意替我到老蒋那里给说合说合，或者还有什么良策可以挽救不利局面。
（680）

先前，萧振瀛已经得知宋韩会晤并且联名发电报的事，再看看宋哲元那样子，真是“紧急”无疑了。此情此景，不仅没让他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快意，反而感到特别伤感。
我不是说过吗，拥蒋反蒋，犹如天堂地狱，决于一念之间。我们要保住华北，只能拥蒋抗日。
宋哲元默不作声。
在这位曾经的兄长，自己苦心辅佐过的“主公”面前，萧振瀛掏了心窝子。
当年我们刚刚进入北平的时候，有人说我帮你是为了投降日本人。听到这个传言后，我母亲连着两个月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弟弟也写了信来骂我。后来他们才知道我萧某是何等样人，决不致做这等苟且之事。
现在如果我们棋错一着，真的中了日人奸计，如何对得起他们。
说着说着，萧振瀛触景生情，流下泪来。宋哲元也落了泪。
可是眼前的局面如何收场呢？
当然还是要由萧振瀛出来应付。
秦德纯对萧振瀛说，这些天两广和山东代表一直来找“主公”，特别是韩复榘派来的特使，唤作梁漱溟的，特别起劲，大概就是想让我们参加“反蒋”行动。
萧振瀛断然表示：我来挡住这些家伙（“余当制止之”）。
他先对宋府看门的交待好：只要看到这些代表来，一律不予通报，更不许对方踏进门槛一步。
先让此辈吃吃闭门羹，杀杀锐气。
然后萧振瀛找到一个梁漱溟的熟人，请对方吃饭。
三杯两盏之后，他假装无意地说了一句：韩复榘那小子，一向是个军阀，做点事根本不上路子，我们都很恨他，决不容许其反蒋叛乱。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这个熟人一回去，第一时间就把谈话内容“泄露”给了梁漱溟。
梁漱溟连宋哲元的面都没见着，正在纳闷呢，一听还有这种“内幕”，当下连北平都不敢多呆了，赶紧跑回山东。
韩复榘一听，怎么着，原来宋哲元跟老蒋是一伙的啊。
他还骗我说他要和我一道“反蒋”呢，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诱人上当的阴谋。
好险，亏得及早发现。
韩复榘立刻先下手为强，发了个电报给老蒋，说前面和宋哲元的那份联名电完全是宋一个人的意见。
我是没办法，才在上面署了个名，你老人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同意他的主张。
过了两天，这份电报奇迹般地跑到了宋哲元的桌上。
怎么去的，大家自己猜吧，反正电报自个也不会长出翅膀来。
在这之前，宋哲元对参与反蒋多多少少还抱有幻想，即使把萧振瀛喊来，也只是为了给自己在老蒋那里打掩护，起到麻痹南京政府的目的。私底下，他仍然准备时机一到，就和韩复榘共同“起事”。
现在这份韩复榘发给老蒋的电报，着着实实地给他脸上来了一下，让他知道所谓的“反蒋联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此后，无论是广西代表来访，还是陈济棠亲自打电报来问，宋哲元都再也不回复了。
实际上至此之后，他再未轻易提过“反蒋”二字。
（681）

宋哲元消停了，有人却不想消停。
比如那个一直在“孤单地寻找我的家”的庞炳勋。
这瘸子其时也在北平，晚上便跑过来找萧振瀛，旁敲侧击，说有件大事，你为什么瞒着兄弟，不肯相告呢。
萧振瀛很奇怪，我有什么事不告诉你啊？
庞炳勋嘿嘿地笑了两声，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
拿过来一看，却是：宋倒蒋独立。
看出来了，这位是唯恐天下不乱，想混水摸鱼的。
萧振瀛当即矢口否认。等对方走后，他想来想去不放心，特地托人带信给老蒋：华北这里，宋韩虽已暂时揠旗息鼓，但并不表示可以万事大吉，想乘虚而入的仍然不乏其人。
因此之故，对两广“决不可用兵”，能政治解决就政治解决，否则的话，华北的情形还很难说，到时中央可能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
由于萧振瀛的再次出手，第三波“华北自治”高潮至此已完全烟消云散，松室忙了半天，仍然只能无功而返。
然而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在萧振瀛帮助宋哲元摆平内忧外患后，后者却反而加重了对萧振瀛的疑虑。
很奇怪吗？一点不奇怪。
一直以来，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秦德纯。
如果把宋哲元比作刘备的话，萧秦二人大致可算作是卧龙和凤雏，尤其萧振瀛，很多29军的老人都把他视为是军中当仁不让的“诸葛亮”。
《三国演义》对卧龙和凤雏的真实关系毫不避讳，那就是凤雏常欲与卧龙争功。推荐他们俩的水镜先生说得没错，二者之中，得一可安天下。不过我还可以帮他老先生补上后面一句：若是得两，天下就要打架了
庞统尚且难容孔明，何况总是被萧振瀛压着一头的秦德纯。偏偏秦萧二人性格完全相反，一个“工于心计”，一个“豪放大略”，一个“阴柔”，一个“刚烈”。在平时的相处中，萧基本上是不提防秦的，有什么话都会当着他的面讲，然而秦德纯却并非如此，最后通过他传到宋哲元耳中的，往往都是对萧振瀛的不利之辞。
当时对萧振瀛的形象具有极大杀伤力，也使宋哲元对萧产生极度反感的一件事，便是萧振瀛为母祝寿，坊间传闻他的排场竟然超过宋的数倍，此事宋哲元始终耿耿于怀。
但据西北军元老闻承烈向人透露，其实这是秦德纯在其中大做了文章。
闻老久历人事风霜，一双老眼果然是雪亮透彻。
另外诸如“萧在军中，手头很大，跟将领们拜把子，拉关系”，以及萧振瀛“言过其实”等流言，除了松室、齐燮元之流不停煽风点火外，也同样少不了秦德纯的一份“功劳”。
作为自家兄弟，秦德纯的话自然更容易为宋哲元所相信和接受。
结果就是如此：萧振瀛的事情办得越成功，对“同殿称臣”的秦德纯的威胁就越大，特别在萧“失宠”之后，秦更不容许萧有翻身的机会。
在国人性格深处，某些丑陋总是一再重复。
翻翻史书，其实我们从来都不缺智慧，只是这些智慧大多不是被放在治国理政，抗御外侮上，而是被大量地用在了给自己人下绊子上。
此非千古以来之悲耶！
（682）

萧振瀛有功不得赏，更不得用，真真假假为他抱屈的人就来了。
新任天津市长张自忠亲自来到香山，陪着萧振瀛一住就是五天。
五天里，张自忠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宋哲元做得太过分了，我看不过去。等着，两个月之后，我要不让他滚蛋，就不姓张。
萧振瀛哭笑不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武人都喜欢学着政客搞计谋了。你张自忠的这一手，我会看不出来吗。无非就是要利用我萧振瀛，达到对付宋哲元的目的。
吃萧振瀛这碗饭的，要在春秋战国时那都是标准的纵横家，一般人在他们面前比划这个，纯属班门弄斧。
当着张自忠的面，却还不能这么说，萧振瀛只能拿早已过时的“兄弟大义”来推托。
大家都是兄弟，不能这样。为了国事，为了义气，我“甘愿牺牲”。
见萧振瀛“死不改悔”，张自忠又去“串连”另一拨，也就是冯治安、赵登禹那些人。
这些人跟萧振瀛的关系更铁。大家都聚到萧振瀛这里，吵吵着要推他为首，举兵倒宋。
萧振瀛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万万使不得。
不是说没有力量倒宋。事实上，当时萧振瀛只要愿意，倒宋是很有把握的。除了张冯赵之外，29军的骑兵部队都是原来的东北义勇军，那是当初萧振瀛招抚过来的，又是他的家乡子弟兵，只要他登高一呼，自会应者云集。那样的话，宋哲元手里仅凭一个刘汝明是抵挡不住的。
可是如此一来，29军内部骨肉相残不去说它，更会引狼入室，使华北丧于日人之手，而这是萧振瀛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
看到继续留在华北处境尴尬，萧振瀛便以去京开会为由，向宋哲元辞行。临行之前，他流露出想留在南京的想法。可是宋哲元却马上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不行，你不能留中央，甚至不能留在国内，只能出国。
潜台词就是，我无法用你，别人包括老蒋也不可用。
这宋哲元毕竟是武人出身，他的胸襟和气量比“铁算盘”阎老西还差得很远很远。
在山西军政系统中，阎锡山和他属下的徐永昌向有隔阂和矛盾，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徐永昌既“胸怀天下”，有时自然会有意无意地“帮”着中央说话，这让老阎很不满。徐永昌感到长久下去不是办法，便不想再呆在山西。正好老蒋倒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大才，有意招纳，就出面请他去南京担当要职。
老阎开始很不乐意，不过接着一盘算，反正自己留着也不能用，何不就此做个顺水人情，这样今后“朝中”还可以多一张熟面孔呢。于是痛痛快快地放了人。
阎徐尽管分手，却并未因此反目成仇，后者甚至一度成为蒋阎之间的缓冲，不能不说老阎为人处事确有其高明之处。
宋哲元不是阎老西，他无论如何扭不过这个弯。
（683）

此时的萧振瀛痛苦至极。也许他在内心里还曾寄望过宋哲元能挽留他，未曾料想对方不仅无此表示，还非要逐他出国不可。
29军，心血所铸成，到头来自己却被第一个鸟尽弓藏，扫地出门。这就是一切有功之臣的必然结局吗？
也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无论欢笑还是眼泪，到最后或许全都会失去。
确实是我该走的时候了（“是余将行矣”）。
临行之前，萧振瀛唯一放不下的还是这支军队和华北之安危，尤其“举兵倒宋”一说令他后怕，所以他要最后给宋哲元留一个安邦之策。
你把军队交给冯治安负责吧，只有作这样的布置，纵算离去我也能心安。
萧振瀛这一安排有其机巧所在：一方面以冯制张，另一方面，通过把冯往上抬一抬，亦可打消他参与“造反”的念头。
宋哲元此时对张冯“躁动不安”亦有所耳闻，而且他也知道萧振瀛这么说并未搀杂多少私心，全是为他着想，因此郑重地点了点头：都听你的（“悉由汝安排”）。
萧振瀛很欣慰，这样就好，我们毕竟兄弟一场，如此我就放心了（“可自慰矣”）。
终于又听到了一声“兄弟”。
可是如今不是兄弟惜别，而是兄弟相逼，相逼之甚，竟不能容对方在海内有尺寸栖身之所。两人从此只能形同陌路，咫尺天涯。
还能记得八拜结交时的山盟海誓吗？还能记得29军初创时虽然艰苦卓绝，但你帮我扶，同甘共苦的情景吗？还能记得一个曾是心腹手足（萧振瀛），一个曾是长兄骨肉（宋哲元）吗？
一切都是飞花，一切都是流水，一切都会成空，一切都不能作片刻的挽留。
奈何，奈何。
最后时刻，萧振瀛再次进言宋哲元：29军诸将，可令张自忠在前，刘汝明殿后，冯治安居中，如此应变，可保无忧。
好了，我想说的都说完了。望各自珍重，大家好自为之吧。
言毕，萧振瀛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不由泣不成声，一旁的宋哲元亦倍感伤心，呜呜地痛哭起来。
哭，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第一次，然而以这次最悲痛，最真实，最震撼人心。
说离别，离别就在眼前。他们二人都不会想到，等到重新聚首见面的时候，世界已变得让他们自己都不可想象。
29军的很多老兵，特别是骑兵师的人后来都说，萧振瀛如果不走，听从张冯赵的话，是“可以改变历史的”，那样的话，华北和29军就会是另外一种处境了。因此，他们“到今天”都认为，萧振瀛的离开，是他本人“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然而伤心人总是别有怀抱，在那个时候，当事者又能有多少更好的选择呢。
萧振瀛虽走，但他留下的“锦囊”还是受到了宋哲元的重视。
（684）

刘汝明力量一般，张自忠若即若离，启用冯冶安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想到松室策动的“华北自治”高潮再次陷于失败，华北的这些日本人正不知有多恼火，宋哲元决定请他们吃顿饭，以缓冲双方的紧张气氛。
当天的东道主一方，除了宋哲元这个“主公”以及“谋士”秦德纯外，排第三位的就是冯治安。
日本方面，为首的是松室孝良和天津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陆大第27期）。
宴非好宴，虽然叫做中日联欢会，宋哲元和松室的开场白也都是你好我好的套话，但情形却渐渐有些不对劲了。
一个日本军官率先借酒耍疯，跳到桌上咿咿唔唔地唱起了歌。
这家伙一做榜样，另外两个小军官也依葫芦画瓢，爬上桌子扯起了破嗓，旁若无人的神情，仿佛这里是他们自家的卡拉OK厅一般。
东方民族都是很讲礼仪的。礼在外面，理却在里面。主未言，客先动，那就叫不讲理。
面对属下的“不讲理”，坐在上首位的松室和河边都装作没看见，说都不说一声。
砸场子的来了。
旅长何基沣见状，也站到桌子上，放开喉咙高歌一曲：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中国军官都回过神来，立即报之以震天响的掌声和喝采，一下子把小鬼子的浪人小调给压了下去。
第一回合没占到便宜，马上又有日本军官登桌继续“放歌”。
中方走马换将，另外一个旅长李文田上。
不给你来清词慢调，咱来国粹——京剧。
这一嗓子吼起来不要紧，粗犷有力，让小鬼子听完了一身汗，跟蒸桑拿似的，别提多痛快了。
光唱歌玩不过，日本人就上两，一个唱歌，一个跳舞，想把场子给扳回来。
用不着“主公”示意，冯冶安就悄悄地走到董升堂、李致远两个旅长的桌前，跟他们小声耳语了几句。
董李会意，双双起身站立，为众人表演拳法。
董升堂的拳术注重实战性，系29军中常见的博击术，硬弓硬马，直来直去，打得呼呼生风，而李致远的招式则偏重于观赏性，尽管不甚实用，却煞是好看。
他们这一上场，立即吸引了大家的眼光，一舞一唱那二位没人理踩了。
连着三个回合都没占到上风。日本军官们开始躁动起来，一个小子哗地一声拔出来了军刀。
现代版的“鸿门宴”开始进入了高潮。
《史记》中对相似的场景有一个精彩的说明：“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鬼子拿着把刀在酒席宴前挥来舞去，感觉自己很有型。
一人独舞岂不寂寞，我来也。
董升堂临时不知从哪里抄出一把大刀，也当着日本人的面横切竖劈起来。
这都不算什么。李致远让人专程送来柳叶刀一把，刷刷舞动。
柳叶刀是中国武术中的特色武器，状似柳叶，却寒光闪闪，杀气逼人，很快就把周围的日本军官都给震住，看傻了。
什么是真正的武术家，见识了吧。
（685）

日本军官们又妒又恨，便都围上来敬酒，要试李致远的酒量。
李致远武术好，酒量却不行，一喝就多。可是这种场合，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于是来者不拒，咕咕嘟嘟灌下去，觉得不行了，就跑到后面吐掉，吐完了再到前面喝。
武斗不行，日本人就想文攻。
东瀛历史就那么久，地方也就那么小，能有多少自己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拿得出手的还是我们的汉字。
由于早有准备，有附庸风雅的就上来抖了两手鸟字，他们以为对方大多出自戎马，打拳舞刀在行，一笔字一定拿不出手。
孰料当天另有高人。
谁？
应邀出席的吴佩孚吴大帅。
吴佩孚是前清秀才，有名的“儒将”，他上来龙飞凤舞，一个满场惊艳的书法条幅就展现在众人眼前。
没话说了。
正面的拱不动，日本人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他们的看家本领：玩阴的。
日本军官们借酒遮脸，竟然冲上前席，将宋哲元和秦德纯高高举起。
这帮孙子，狗急跳墙了。
29军的旅长们毫不相让，他们吆喝一声，也如法炮制 ，冲上来抓住河边，把他举了起来。
什么游戏最好玩，见过蹦床没？
河边就那样被抛起来，接住，然后再抛，要不是冯冶安从旁劝阻，河边的那两根骨头都要被拆拆送人了。
受了罪，河边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连连说，这样的联欢形式好，“互相亲善”嘛。
社交场合吃了亏，“华北自治”又难以顺利推进，日本人决定加重军事施压的份量。
扮演这一角色的是天津驻屯军。
其它国家的此类派遣军都砍的砍，撤的撤，唯有这支部队却不断上升级别，增大体量。仅仅一年之中，不光司令官由少将改为中将，其总兵力也由500人上升到了16000人，整整扩充了30倍不止。
现在他们认为，即使不依赖关外的关东军，自己也可以出来闹闹事了。
冲突就从“鸿门宴”上大丢了脸面的河边开始。
他的步兵旅团有一个大队驻在北平南郊的丰台车站东侧。丰台这个地方十分重要，南来北往的火车都要经过这里，因此中日双方谁都不敢忽视。相隔这个日军大队不足400米，也就是一里路不到，就有冯治安师的一个营。
这么近的距离，相当于教室里趴在一张桌子上的同桌，三百六十五天，要说你的左胳膊一定不会碰到他的右胳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某天，29军的士兵沿着铁路线遛马，没想到突然开来一辆火车，又正好火车呜地一声鸣了一下汽笛，顿时就把几匹军马给吓坏了，其中一匹张皇失措，慌不择路，竟然一头蹿进了日军营房。
鬼子们都是些什么人，一看到凭空多出匹马，立刻就把那马给扣住了，当中国士兵来寻马时，不仅矢口否认，还气势汹汹地打伤了人。
无非就是一匹马，加上没有证据，29军也只好自认晦气，算送给他们。没有想到，日本人却得寸进尺，白抢了我们的马，竟然还想要“配套设施”。
（686）

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朝鲜籍的日本人，第二天就闯进29军营部的马厩，说那马厩姓日，系被中方强占。然后这日本人就不管不顾地大嚷起来。
都是早已排好的戏，跟着上来十几名鬼子兵，不分青红皂红，举起棍棒就打。
要玩武术，29军岂肯相让，他们也操起家伙迎头痛击。
日本人少不了被打个鼻青脸肿，于是便有了抗议，抗议29军的“暴行”，并要求后者撤出丰台。
交涉这东西，宋哲元并不擅于此道。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套用先前处理张北事件的办法：道歉，赔钱。
可是他也知道丰台在军事防御上的份量，因此拒绝撤兵。
通过这件事，河边和他的天津驻屯军尝到了甜头：原来滋事如此容易，对手又如此软弱，那为何不再接再励呢。
连模式都是固定的。
那就是找个流氓混到29军军营里去，哪怕是被“武术家们”痛扁一顿，也可以顺势找到寻衅的理由。
日本的流氓很好找，所谓的无业浪人满大街都是，听说有这么“光荣的使命”等着他，只要忍受点皮肉之苦，就能“为国家和军队作贡献”，马上就来了精神。
犹如是第一次事件的重放：一个日本浪人疯子一样跑进丰台军营，然后闹事，然后被扁，然后抗议。
对于日本人的赖皮，宋哲元实在无法可想，仍然只好照着第一次的答复来：道歉应该，赔钱可以，“惩办”一下打人者也不是不能做到，唯独撤兵不行。
然而此时此刻，仅仅道歉和赔钱早已不能满足日本军人们的欲望了，他们要的就是29军撤出战略要地。
两次“丰台事件”，前前后后都跟两次“张北事件”有相似之处，中方不是说非要跟对手刀兵相见不可，我们缺，只是缺一个靠智慧就足以击退日方企图的谋略高手。要知道，仅仅有选择的退让，永远阻遏不了东瀛狂人们贪欲的恶性膨胀。
还是老话说得好，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里就看出萧振瀛的价值所在了。
其实，对于萧被迫离开华北，远走海外这个现实，连老蒋都不能接受，但也无可奈何。
萧振瀛让人带信，说对两广“决不可用兵”，其实老蒋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而且他现在的兵实在是很不够用。
一直以来，日本的“北方工作”从未有一刻停顿，即使这边松一松，那边也一定会紧一紧，反正不让你喘一口气。这不，“华北工作”还没停下来，“内蒙工作”又像推土机一样往前隆隆开进了。
对于“内蒙工作”，日本人除了亲自出面进行讹诈外，主要采用以华制华的办法，即依赖“德王的政治和李守信的军事”。
（687）

德王本是与热河接壤的内蒙锡林郭勒盟的一个副盟长。盟长不是他，是索王，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策划“满蒙独立”，最初竭力要拉拢的也是索王。
索王毕竟经历的时事多，他派人一打听，说是日本人厉害得很，如果跟这些人合作，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因此就没上当。
与索王相比，德王年纪轻，天天做着梦都想掌权，而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想靠自己爬上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靠谁呢。靠南京政府？
老蒋对于这个后起的少壮派倒很是看重，但却始终存有戒心，既担心他像外蒙一样闹独立，又怕他投日，所以迟迟不肯授以实权，更不愿意帮他扩充军事实力。
靠两广？
胡汉民送了一堆签名、赠品和一封表示支持的信，可除了这些，就什么都没有了。
转来转去，要想发达，还得靠日本人。
德王有意，日人有心。
关东军的一帮阴谋高手，从松室孝良，到土肥原，最后到田中隆吉，都变着法地来撺掇德王：人家溥仪都能建“满洲国”，你脑子也不比他笨，成吉思汗的后代嘛，当然还要更为英武一些，去吧，收回你的“蒙古故土”，也建立一个轰轰烈烈的“蒙古国”。
在经历“张北事件”、“第二次张北事件”后，李守信伪蒙军一马当先，跟在日本人后面，赶走了29军，轻而易举地就控制察东。
德王有“政治”，李守信有“军事”，背后又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日本主子，于是一拍即合，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
德李二人，就是日本人继“满洲国”后推出的又一批当家小丑。
拿下察哈尔就算了吗，当然不是，如何这么容易满足，那也就不叫日本人了。
他们一不作二不休，看上了绥远。
但是绥远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在这里，此人就是傅作义。
傅作义早在长城抗战时就让日本人见识了一下什么叫善守，因此他们在“攻”之前，还是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板垣、多田骏、松室，又都一窝蜂地跑到绥远，意思是让傅作义也步溥仪和德王的后尘，创造性地搞一个“绥远国”。
要是老傅不答应呢，很简单，“把他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哪来的往哪去，那架势真是要多狠有多狠。
继察哈尔之后，绥远周边也狼烟四起，危机重重。
时刻关注着日军动向的老蒋不会不明了日本人的用心。早在这年春天，当阎锡山恳求他出兵山西时，他就一口应承下来，并且一下子就抽出了中央军5个师入晋，其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既要对付东征红军，又要防备日伪军进入绥远和山西。
当时老阎还希望老蒋能派更多的部队进入绥远，但后者却迟迟未动手，原因是老蒋作出判断，日本该动手了——不是对山西动，而是对苏联动。
（688）

蒋阎二人，一个能控制国民党中央，另一个却只能做做山西的“土皇帝”，缘于两人站的角度和看问题的眼光就有很大不同。老阎看到日本人一个劲地朝绥远和山西拱过来，着急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老蒋却看到，日本人着急着西进，似乎还大有深意。
他们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反赤”，打苏联吗，这是不是要通过绥远，形成对苏联的包围之势呢？
那位说了，咱们不是决定“联苏制日”，而且已经跟苏联人讲好，要签约了吗，怎么又动“苏日混战”的歪歪念头了。
无它，形势又变了。
本来中苏是要举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约谈判了，笔墨纸砚都准备得好好的，可就在这时候，斯大林干了一件很不友好的事情。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12日，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一份协议，叫做《苏蒙互助协议》，有效期十年。
互助协议与互不侵犯协约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差别，但区别可不小。如果是互不侵犯，就等于大家相安无事，我有困难，你有条件就帮帮我，而如果是互助就不一样了，一旦有第三方打我，不管具不具备条件，你都必须帮我打他。
外蒙当时虽已实质性独立，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如此一来，就变成了如果你不允许他独立，出个兵啊什么的，苏联就会帮着外蒙一道打我们。至少十年内都是如此！
中方当然大为不满，提出抗议。
可是苏方也有说法。他们对老蒋真真假假地应付“广田三原则”的态度想不通。
如果答应，那就说明你和日本站一块，在外蒙“共同防赤”，是要合起来“侵犯”我的，那我还跟你搞什么“互不侵犯”。如果不答应，你就要坚决一点，断然拒绝，可是我却看到你们外交部还在跟日本人进行“广田三原则”的谈判。
搞不清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所以咱们一时也没法谈合作。
“联苏制日”既然搁浅，老蒋不得不再次回到“藉日制苏”上，即诱日西进，让日本去打苏联。
阎锡山仅仅把绥远看作是地盘，老蒋却把这里看作是日本对苏作战的必经要道。
他们要到外蒙去，你得让给他一条道嘛。
老阎希望老蒋派人马去绥远设防，老蒋却推托说就算中央军去了也无济于事。
绥远一带，尽为一望无际的草原，连工事都建不了，日军要是真的大举来攻，我们是防不住的。
那么怎么办，难道放弃？
非也。
假如是“小敌来扰”，也就是伪蒙军那帮小兔崽子来捣乱，没什么客气的，“迎头歼灭之”，打得他们一个不剩。
但如果是“大敌正式来攻”，换言之，就是日军大举出动，则另当别论。
我们把守据点就可以，而且不用每个据点都守，看着那些最重要的就行了。
打个比方，仿佛竹篮入水，只要篮把子还被我们牢牢抓在手里，有再多的水都可以让它自己漏掉，这就叫做“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这个篮把子得提多久呢，老蒋说，三个月，只要固守据点三个月，则“事无不成”。
（689）

看来老蒋的气质越来越象牛鼻子老道了，莫非他自己也能做出“锦囊”？
老蒋的“锦囊妙计”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赌日军之所以进攻绥远，不是奔着绥远来的，而是朝着外蒙去的。
不久之前，大家对于《苏蒙互助协议》的签定都很气愤。老蒋却从“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中得到了启发，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看啊，日本也想得到外蒙，但现在只要他一碰外蒙，苏联人肯定不会置之不理，到时候，日也争外蒙，苏也争外蒙，一个“狭隘横暴”，一个“狡诈疑忌”，是肯定要演出一场狗咬狗的好戏出来的（“倭势西进愈力，则俄取攻势亦愈速”）。
因此，对于绥远，不能全部放弃，但也不能处处设防，应取其中——把日军通向外蒙的路留出来就OK。
老蒋又开始想美事了。
日本人要是在外蒙跟苏联打起来，我正好在他背后，若是暗地里助“俄”给他一刀，他能受得了吗？
所以他得求我。
老蒋的眼前浮现出日本那可怜巴巴的神情：行行好，帮帮我们吧。
真是让人兴奋啊，你也有今天。
老蒋兴致勃勃地继续想像着，他们会拿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呢？
最希望能把东北还给我，那样的话，我就豁出去，不跟苏联，而是跟日本签互不侵犯条约。
当然，老蒋也不是一个只会做白日梦的空想家。他同时做了一个更坏的打算，那就是日本人一时还舍不得把东北吐出来。不过至少下面这个条件，他们是一定肯先让出来的——废除《塘沽停战协定》，冀东、察东的所谓“非武装区”也相应撤消。
如此，我就可怜可怜他们，允许在“日苏之战”时给他们提供一些“资源之接济”。
那样的话，以条件易条件，要我跟你们签约就别想了，说不定我会去偷偷地跟苏联人签。到战争分出胜负，你们日本残了（这几乎是必然的），东北，甚至台湾，我照样可以收回来。
可是，老蒋的这个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日本仍然不愿意轻易去与苏联“硬碰硬”，你占外蒙，我就夺内蒙，似乎分工还分得挺好，没有一点要打起来的意思。
更让老蒋坐卧不安的是，日本人甚至都不用亲自动手，他们通过操纵中国人就能部分或全部达到目的。
在察北，德王为了“蒙古建国”，已经在敲锣打鼓，闹得不亦乐乎。
在冀鲁，一个“两广事变”，就看出宋韩二将心怀叵测，随时有脱离中央闹独立的倾向。尤其是萧振瀛被迫出走后，老蒋更是时时担心宋哲元把持不住自己，会叛己投日。
这时候要是让德王继续放纵下去，盘踞绥察，无疑是鼓励宋韩的“变天之志”，彻底动摇华北的军心民心。
绥远，看来不守还不行。
（690）

公告
因为琐事较多，老是打岔，所以每天的更新我可能会适当提前。早上8点左右。中午12点左右，晚上6点左右。没办法，时间不是自己的，只能做此调整。当然，如果事前无告假，又未按时更新，也一定会争取在事后补上。